——1935年3月2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人生术者，就是假定人生是为寻求幸福的，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就是“人生术”。
这个问题在学校里是不常谈的，现在学校里所重视的是知识的输入。中国从前的学者，讲这问题的却很多，从前的道学家那种呆板处世，无非在寻求幸福。又《论语》中的孔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都是他们会讲人生术。
人生术很多，今天只讲一个，就是应付情感的方法。情感包括喜、怒、哀、乐，虽然幸福的整个问题不完全在情感上，可是喜怒都于人生有大关系。如《三国》上的三气周瑜，一下子给气死了；《说岳》中的牛皋捉住了金兀术，把金兀术气死，牛皋乐死了；这都是情感的作用。我们怎么对付它，就是现在要讲的。
情感的来源有两派说法：
（一）庄子说人之所以有情感，因为人的知识不够，若有充分的认识，则不会有情感。譬如大风天气，使人出去不方便，在大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情感发生，可是小孩子们不能出去，就会很生气，骂天是混蛋。这因为孩子们没有大人知道的多，所以就较大人受的情感的痛苦多。西人Spinoza的Ethics说，情感是human bondage，若人有完全的知识，就可以把这bondage打破。《庄子·养生主篇》讲此道非常之多，说老子死了，许多人非常悲哀，《庄子》说他们是“遁天背情”，“古者谓之遁天之刑”。他们对于人生性质，没有完全知识，他们不知道死就是生的结果，所以他们受了“遁天之刑”，即是悲哀。庄子是很懂这道理的，他的太太死了，他反鼓盆而歌，惠施曾因此责备他。庄子说：在起初我心亦莫不慨然，但后来想世界上原先压根就没有他的太太，后来忽然有了，有了又没有了，还是和从前一样。人之生死，正如春秋之顺序一样，没有可悲的。庄子之如此，是他以理化情。
（二）情感之生因累于物。王弼等主张人应“应物而无累于物”，说情感是自然的反映，所以不能免除，只要不累于物就够了。《庄子·应帝王》亦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镜之不伤，在其无累于物，但庄子只讲以理化情，对此点未加发挥。宋儒却有很重要的发挥。程明道的《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胜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宋儒解释此理，常举的例子是颜回“不二过”，“不迁怒”，能作到此地步，就是他能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如某人和他的太太打仗了，一生气连茶碗都摔了，就因为他未能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王阳明说：“七情不可有所着。”着即累，即七情不可有所累。讲《大学》“心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他注重在“所”字，一有所忧患忿懥，即是有了对象的累于物了，即有所苦了。如我们看人打别人的嘴巴，我们当时或亦忿懥，但事一过就完了。若有人来打我一个嘴巴，那就不同，我不但现在恨他，甚至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恨，就是因为我的心有所累，我不能廓然大公，有我的存在，不能以人打我就像人打他人的态度处置之。所以人之有所累于物否，完全在于有我与无我的存在。以现在话说，就是客观的态度之有无。廓然大公，的确对于人生幸福有莫大关系，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亦很重要。人常说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就是不能廓然大公，有我之存在，总是战战兢兢，患得患失，结果也许很糟。譬如我们现在在这平地上走，我们什么不想，可是如果路的两旁都是阴沟，就要战惊起来，也许因为这一战惊就糟了，如果还像走平地一样的态度，本可以毫无问题的安然度过。所以大公无私，无我无己，若在道学家的旗牌约束下讲起来，很无味，但实在它们是对人生幸福有关系的。
原载1935年3月3日《北平晨报》
在中国哲学会年会上的开会词
中国之有哲学会年会，以此次为第一次。筹备时间很短，而到会的论文很多。可见大家哲学的兴趣甚好，同时也是各位筹委努力的结果。
中国近二十年来，各方面皆有很大的进步，哲学也有相当的进展。以我个人的经验，民国二年在上海念书，哲学功课很少。就有也只是很少的一二门，如逻辑之类。当教员的只要会英文就行。当时只教Jevons的教本，教员甚至于问judgment一字，在“g”与“m”之间，是否有“e”。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教员答不出，就不敢再来上课。那时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内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我到北京大学后，因为教西洋哲学的周先生死了，不能开班，我才改的中国哲学。许多先生还是以朱子讲性理的方式来讲哲学。如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介石先生，每周四小时，讲了一学期，才到周公。我们问何时才可以讲完，他说：“说完就完，说不完就不完。”可见当时讲哲学的方法是很原始的。后来胡适之先生来北大，才一改旧观。现在我们对于西洋哲学已有充分的知识，如当时发生的关于戴东原等哲学问题的争论，现在是不会有了。
不过，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有进步，同时还要知道，我们的进步还不够。过去对于西洋哲学的介绍太偏于英美方面。从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以至到胡适之先生介绍杜威诸人的哲学，总是以经验主义为主要范围。经验主义在西洋哲学中，并没有占主要地位，理性主义才是西洋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正宗。经验主义及反知识主义仍然是从理性主义来的，是受过理性主义的训练的。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我们并不根本反对经验主义，不过总应当注重理性主义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现在有人说中国需要“新哲学”。完全“新”的哲学恐怕不可能。哲学是靠理想，不如科学之靠工具、实验与技术。理想与工具等的演变，是不相同的。真正的时代哲学，系将过去的思想与当时的事实问题接近，把活的事实问题与思想打成一片，这才是哲学家应有的责任，也就是新哲学的正鹄。中国之所以乱，乃是因为思想与事实没有统一起来。此次哲学会年会开会以后，希望能向这方面发展。
原载1935年4月14日《大公报》
历史演化中之形式与实际(1)
历史中所有之各种社会组织，皆有其类型。各类型皆有其原理原则。如下棋然：围棋有围棋之原理原则，象棋有象棋之原理原则。此各种社会类型之原理原则，皆永恒不变，无论事实上有无此种社会组织，皆无关系。不过历史中何时何地有某种社会组织实现，则有待物质的因缘具足。在此点所谓唯物史观，可以应用。唯物史观中之理性主义成分亦甚大。例如讲唯物史观者常用“必然”、“必然地”等字眼，以为其所讲之命题皆有必然性与普遍性。凡有必然性及普遍性之命题，皆不能专从经验得来，故唯物史观中之理性主义成分甚大。
原载《宇宙旬刊（香港）》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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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会第一次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之摘要。论文全文原题《历史演变之形式与实际》，后编入《南渡集》，改题作《新对话（四）——朱熹与陈同甫在哲学年会中之对话》，本卷不再重复收录。——本版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