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会年会闭会以后，《大公报》记者叫我写一点在此次会中所得的感想。我想第一点应该说的，就是此次到会的人的热心。此次年会，因为筹备时期很短，而且事前也没有公开宣传，所以到会的人并不算很多。不过到会的人都是热心参加。在两天的会期中，会场的精神是一气贯注，对于多数讲演，大家都表现很大的兴趣。就这一点说，这个会是有真精神的，不是形式的。
以前大家讲到新学问的时候，我们所最常遇见的，就是权威主义。某国某大学某教授是这样说的，所以就是这样。在这次年会中，这一类的权威主义已大大的减少了。可见我们的学术界，已经上了独立自主之途，这是最可令人满意的。
此次会议因时间少，论文多，所以未留讨论时间。但是自然引起的讨论，已很不少。在讨论中，大家的精神及态度，都是非常的天真坦白。这也是很可宝贵的。
在这次年会筹备短时间内，竟收到别的地方寄来的不少论文。而且全国性质的中国哲学会，各地方研究哲学的人都表示有组织之必要。此次会中已推出筹备委员十一人，进行组织。将来一定有很好成绩。
综合的看起来，中国的哲学界，是在很快的进步中的。若让其自然发展，将来一定能有很好的成绩。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注重在“让其自然发展”。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我们在历史上看起来，每一种社会，都有他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例如中国秦汉以后的孔子，西洋中世纪的耶稣，近世的卢梭，以及现在苏联的马克斯，都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理论上的靠山，一种社会中的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现在不仅只是各民族竞争生存的世界，而且是各种社会制度竞争生存的世界，所以大家皆感觉到社会制度之理论的根据之重要。
一种社会制度之理论的根据，可以说是必需。但是这个理论，必须让它自然生出来。一代大哲学家的系统，如一代大艺术家之作品一样，都是一代需要之自然的表现。如有一个人说：我要作一种什么主义的文艺。这个人一定不能成为大文学家。大文学家的作品，是他自己的天才，遇当时的需要，而自然生出的。他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至于他所作的是什么主义，乃是历史家批评之词，不是他自己的作文题目。如果自己或他人先出一什么主义的题目，照着去做，那即与小学生练习作文无异，其成绩是可想而知的。哲学亦复如是。
中国的新环境是早已有了，新需要是迫切急了。中国如果要有一种新社会，作这种社会之理论的根据之哲学一定会出来。不过一定是自然地出来。
在大家都感觉到一种社会之理论的根据之重要后，我们不怕大家不重视哲学。我们倒怕大家因过于重视哲学，因急于要一种“新哲学”，而对哲学用“温室唐花”的办法，不让它自然发展。在这大家正在讨论谈经的时候，我引几句经吧。“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我们希望大家对于哲学不要“以为无益而舍之”，但也不要“揠苗”。大家所要做的，即是与哲学以好的环境，让它自然地在中国生长发展。
再者14日《大公报》记我在哲学会的开会词，有“可见当时讲哲学的方法是很原始的”。这是错的。我说的是：“可见当时人对于哲学的见解，与现在不同。”附此声明。
原载1935年4月18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