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社开救亡哲学座谈会，讨论（一）“在民族救亡途程中，中国需要何种哲学”，（二）“在民族救亡途程中，哲学家负担何等任务”。同学来约我出席参加，我因已先有别约，故不及去；现在，只略述我对于此二问题的意见。
关于第一问题，我想不是一个哲学家所能回答。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在客观方面说，虽是时代的反映；但在主观方面说，却是那个哲学家所认为唯一的真理。他所以讲它，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道理于救世有用，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道理是唯一的真理。关于这一点，哲学与文学有点相同，因为一个哲学及一个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创作，决不能先出题目。如果有人，先持一种文学上的主义，而欲写某种的文学；这个人一定不是真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决不能成为上乘。一种哲学或文学之能有动人的力量，全靠他的作者的真知真情。这种真知真情不是先有题目之作品中所能有的。所以一个政治家、教育家或宣传家，可以问什么哲学对于什么问题有用，而真的哲学家却只是发挥他所认为之真理。虽然在客观方面说，一时代的哲学家所发挥的真理，对于一时代常有其用，但在主观方面说，一时代的哲学家却并非因其有用而从权假立。如果如此，他就没有动人的力量。
关于第二问题，哲学家的任务，无论在常时或非常时，都要把他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如实发挥出来。
原载《清华周刊》救亡专号，第四十四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36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