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所读的郭象本《庄子》，共有三十三篇。此三十三篇共分为三类，即内篇、外篇、杂篇。此分类是以什么为标准，是一可研究的问题。
有以所谓理与事之不同，以说明内外篇之所以分者，例如成玄英说：“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他又说：“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庄子疏》序）这个说法在表面上看，似乎很顺理成章，但考其实，则只是一篇空论。
内篇不只是说理，外篇不只是说事，这是很容易看出的。成玄英亦知其然，所以紧跟着上面所引几句话之后，他即马上说：“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据多论耳。”“据多论”也说不通。如《养生主》一篇几乎可以说全是说事，为什么列入内篇？若说《养生主》之说事，不过是举事以说明理，则外篇之举事又何莫不然？“理既幽微，非事莫显。”依成玄英之意，外篇之举事，亦正所以明理。
以所谓事理之不同，说明内外篇之所以分，既不可通，以义理深浅之不同，说明内外篇之所以分，亦不能成立。内篇之中如《人间世》所说全生避害之方法，正《山木》所说“未能免乎累”者。《人间世》只知大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尚不知世亦有，如《山木》所说主人之雁，以不材死者。由此方面言，《山木》至少不比《人间世》浅，何以一列内篇，一列外篇？焦竑说：“外杂篇间有疑其伪者，乃内篇断断乎非蒙庄不能作也。”（《庄子翼》序）此亦是以内篇为深，外篇为浅者。然实则内篇不必深，外篇亦不必浅，如上所举之例。
亦有谓内篇系庄子所自著，外杂篇为弟子所著者。此说若有根据，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说。上所说诸困难，此说俱可解除。本来师不必贤于弟子，外篇有高于内篇，深于内篇者，是不足为奇的。但此说果有何根据呢？以内证言，没有什么可说，若说外篇有记述庄子言行之处，内篇亦何尝没有？何以见内篇特别为庄子所自著？以外证言，在较早的书中，未见有此说。司马迁说到庄子所著书时，只提及《渔父》、《盗跖》、《胠箧》等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而未提及《逍遥游》、《齐物论》等篇，可见在当时没有以《逍遥游》等七篇特别为庄子所自著之说。且郭象《庄子注》于《天下篇》述庄子之学段注云：“庄子通以平意说己，与说众人无异也。”此可见郭象以《天下》为庄子所自著。由此则郭本《庄子》之分内外篇，不是以是否庄子自著为标准。
我们若离开上述等等传说的见解，以观察内外篇之不同，我们可见内篇七篇与其余诸篇惟一之不同，只有一点，即内篇七篇皆另有题目，而其余诸篇，则无有另加的题目，只取篇首之二字或三字为标题。此分别昔人亦注意到，以为这是“内篇理深”的表示，如成玄英所说。但我们上面已经指出内篇并不必深于外篇，所以内篇之有标题，并不表示甚么。
我们可立假设如下。古人著作，对于标题目，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直取篇首之数字为题目，一种是另取数字，隐括全篇主要意思，以为题目。前者如《孟子》所用；后者如《墨子》大部分所用。有人以为另立篇目之办法，比较后起，此亦不定，除非我们敢断定《墨子》的《兼爱》、《非攻》等篇，一定晚于《孟子》。我们现在不管所谓时代问题，我们只说古人著作，对于标题，有这两种办法。著者用哪种办法以为其文标题，似乎除了依照其时或其地之习惯，及其本人之好尚外，别没有其他意义。秦汉以后流传之庄学论文，有有另标题者，有无另标题者；编所谓《庄子》之书者，将有另标题者分为一类，将无另标题者分为一类，前一类称为内篇，后一类称为外篇。
其所以以此分类，并有内外之称者，大约书分内外两部分，汉魏六朝人有此习惯。如“淮南王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汉书·淮南王传》）。在后汉谶纬之学，号称“内学”，章怀太子云：“其事秘密，故称内。”（《后汉书·方术传》注）嗣后佛经亦称内典，佛学亦称内学。内者对外立名，故佛经外之典籍称外书，其学称外学（《高僧传·法雅传》）。葛洪著《抱朴子》分内外篇，“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据《晋书》本传所引《自序》，见《晋书》卷七十二。按郭象不必能见《抱朴子》，不过此可见当时之风气）。盖以为以至道“秘密”，有不可为一般人所了解者，或不可为一般人言者。其论此之文，称为内书，或内篇。其有可为一般人所了解，或可为一般人言之道理、论之之文，则称为外书或外篇。西洋宗教中有所谓exoteric（外）及esoteric（内）之分，正即此义。编所谓《庄子》之书者，欲使《庄子》成为一有系统之整书，故亦分之为内外篇。然求之于诸篇之内容，实未见有何篇应为内或外之理由，但诸篇之形式，实有有另标题与无另标题之分别。于是遂以有另标题者为一类，称之为内，以无另标题者为一类，称之为外。
据此则内外篇之分别，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虽其标准，若说穿了，是很简单的。至于外杂篇之分，大概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所以原来有许多本《庄子》，并无外杂之分。陆德明说：“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经典释文·叙录》）内篇所以众家并同者，以有一客观标准也。马夷初先生说：“众家无杂者，徒分内外，不立杂名耳。非郭本所谓杂篇者，诸家皆无之也。”（《庄子义证序》）知者，陆德明谓崔、向无杂篇，然今郭本杂篇，陆德明音义，有引向、崔说者，可知向、崔本非无此诸篇，不过不名为杂篇耳（郭本之分内、外、杂三部分，亦可谓系受淮南王著书分内、外、中三部分之暗示）。
由今观之，郭本杂篇之中，实有特别浅近者。《天下》一篇，宏博精湛，亦列入杂篇者，盖以之作为庄子之自叙也。汉魏以来，著作家于其书后，往往殿以自序，如司马迁之于《史记》、班固之于《汉书》、王充之于《论衡》等，所谓“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庾信《哀江南赋》）者也。编《庄子》之书者以《天下》可以作为庄子之自序，故以殿《庄子》之全书。
由此言之，今本《庄子》，乃许多庄学论文，依汉魏六朝人对于著作之观念以编成者。经此编定，所谓《庄子》之书，乃有内篇、外篇、杂篇、自序，俨然一系统分明之整个著作。其实此千金之裘，乃集腋所成。非一狐之皮，惟其排列编次则殊见匠心耳。
原载《燕京学报》第二十期，193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