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固有哲学略述
中国固有哲学的贡献，在于使人有一种生活，此种生活可以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是借用中庸中底一句话。所谓极高明是就一个人的境界说。所谓道中庸是就一个人的行为说。
何谓境界？于此我们须先说，人与禽兽同是动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觉解，禽兽无觉解。或亦可以说，人有较高觉解，禽兽有较低觉解。觉是自觉，解是了解。人作某事而又了解某事是怎样一回事，并且又自觉其是在作怎样一回事底事，此是对于某事有觉解。对于某事有觉解者，某事对于他有意义，意义生于觉解。
人虽都有觉解，但其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可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程度上所有底不同觉解，决定宇宙人生鉴于人所有底不同底意义；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
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分四种，第一种可称自然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或顺其天资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或顺社会习惯而行，“照例行事”。他对于他所行底事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底了解。因此他所行底事，对于他亦没有清楚底意义。他的境界，似乎一个浑沌。
第二种境界，可称为功利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可以万有不同，但其最后底目的，总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的行为，事实上亦可于他人或社会有利或有大利。但他所以有这些行为的动机，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第三种境界，可以称为道德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求一个人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程伊川说：“利与义，只是个公与私也。”求私利是为利，求公利是行义。伊川又说：“公而以人体之谓之仁”。求公利而又带有一种爱的情感谓之仁。
第四种境界称天地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道德境界中底人，了解有社会之全，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天地境界中底人，了解有宇宙之全，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天即所谓宇宙。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所有的行为，对于他都有另一种意义。张横渠《西铭》即所以说明此点。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最后可以“天人合一”。
境界有高低，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须要底觉解的多少说。自然境界最低，功利境界较高，道德境界又较高，天地境界最高。
人所实际享受底世界有小大。其境界低者，其所实际享受底世界小。其境界高者，其所享受底世界大。
境界有久暂。此即是说：人的境界，可有变化。圣人常住于天地境界，贤人常住于道德境界。愚人常住于自然境界，平常人的境界则常有变化。
在自然境界中底人不知有我，在功利境界中底人有我，在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底人无我。
此是就所谓“我”的无私之义说。若就所谓“我”的主宰之义说，则在自然境界中底人不知有我，在功利境界中底人有我，在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中底有“真我”。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是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的“真我”发展的成就。孟子说：“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的“真我”发展的成就。
上所说四种境界中，前二种是出乎自然，后二种是由于学力。
人本是宇宙的一部分，亦本是社会的一部分。本来如是，不过人不觉解之耳。觉解之则可到上所说底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不觉解之则虽有此种事实而无此种境界。《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孟子说：“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圣人之所以高于人者，是他的觉解，是他的境界。他并非于一般人所行底道之外，另有所谓道。
所以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所作底事，亦即是一般人所作底事。程伊川说：“孝弟性命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至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然今时非无孝弟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由之而不知则为凡，由之而知之则为圣。圣人有最高底觉解，而其所行之事，可即是日常底事。此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自此可以说是“知难行易”。最高底了解须学力得到，此可以说是知难。但为圣人并不须作一个人的才力所不能及底事，此可以说是行易。
先秦哲学中最重要之派别为儒墨道三家。墨子注重力行，主张兼爱。其兼爱之说有似于儒家所说之仁。但孟子极非之。盖其兼爱之说，乃自功利主义出发，以为兼爱有利，不兼爱有害。实行兼爱者于其自己有利，不实行兼爱者于其自己有害。其哲学所能与人之境界，是功利境界。墨家之哲学，可以说是不合乎“极高明”之标准。
道家鄙弃仁义，盖有见于道德境界之上尚有天地境界。《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与天地玄同，由有言到无言。其哲学能与人以天地境界。但不知天地境界可即于道德行为中得之。于是有所谓方内方外之分。以人伦日用为方内，以遗世独立为方外。游于方外者谓之畸人。畸人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道家之圣人，是此种畸人。道家之哲学，可以说是不合乎“道中庸”之标准。
道家以为儒家哲学只说到道德境界。其实不然。孔子言其自己修养进步之程序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所至之境界，并不止道德境界。孟子知言养气。论浩然之气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此种境界，是天地境界。孔子之境界是从行礼得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故三十而立，即能行礼也。四十而不惑，即对于礼有了解也。孟子之养气，其方法为“集义”。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集义即行道德也。由行礼集义而得到天地境界，无方内方外之分。此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不过孟子以后儒家大师，如荀子者，不能继续发挥儒家哲学的。此方面，两汉儒家的见解，皆不甚高。不合乎“极高明”的标准。
在魏晋南北朝一时代中，道家思想复兴，所谓清谈玄学是也。晋人多受其影响。故多以自然与名教为对立，以玄远与俗务为不能并存。此时的玄学，亦不合乎“道中庸”的标准。
在此一时代，佛家思想输入。佛家所作方内方外之分，尤为严格，其分别亦尤大。佛家最高之境界，亦是天地境界。佛家以为人必作与众不同的事，然后可至此种境界。在此种境界中之人所作之事，亦必与众不同。佛家的人，必须出家入山，打坐参禅。所以去人伦日用尤远，所以更不合乎“道中庸”的标准。
又有所谓动静的对立，在方外玩弄一种境界为静，在方内作社会中底事是动。道家的人，心斋坐忘。佛家的人，参禅入定。他们都是于方外玩弄一种境界。但人的生活，无论其方式如何，都不能离开社会。和尚可以出家，但不能出社会。而所谓方外底人，却守静，不作社会上底事。他们的行为，不能成为一种公律，因为如果人皆不作社会上底事，则即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亦不能有和尚，有隐士。这是他们的生活中底一种矛盾。
宋明道学家的工作，是继续发挥先秦儒家哲学之“极高明而道中庸”之一方面。他们批评“二氏”，以为“二氏”是“贤者过之”，“失之于过高”。“二氏”所以是“失之于过高”者，因为他们都要离开人伦日用，作与众不同底事以求一最高境界而有之。他们的说法，是很微妙，但不是很平易。
先秦儒家虽亦说到天地境界，但其所说，不及道家及后来佛家所说之多而详。不过道家佛家，都有上所说底一种矛盾。禅宗所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虽亦圆通，但尚有一间未达。担水砍柴，尚无非妙道，何以事父事君，反不能是妙道？此一转语，便转到道学家。程明道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原无二语。”由此观点看，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即至末见至本。道德底事，对于他亦有超道德底意义。以仁义自限者，其境界固低于天地境界，但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所作底事，亦可只是在道德境界中底人所作底事。由此观点看，则所谓方内方外之分，亦已不存。对于圣人，方内之事，即是方外之事。洒扫应对，即可以尽性至命。
内外的对立，既已不存。动静的对立，亦即消灭。周濂溪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有人以为道学家主静，这是大错底。濂溪的说法，是早期道学家尚未完全化除动静对立的说法。后来的道学家，论学养则不说静而说敬，论境界则不说静而说定。静是与动相对底，定则不是与动相对底。程明道《定性书》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如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安定贯彻动静底，所以与佛家所谓入定之定不同。所谓定者，是常住于天地境界。作事时是如此，不作事时亦是如此。常住于天地境界，而又能酬应事变，此所谓动亦定静亦定。
道学家受佛道二家的影响，接孟子之续，说一最高境界。但此最高境界，不必于人伦日用外求之，亦不必于人伦日用外有之。人各即其在社会中所居之位，作日用底事。于洒扫应对之中，至尽性至命之地。他们的说法，可以说是极其平易，亦可说是极其微妙。道学可以说是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
不过道学家还有未达之处，其未达之处，有几个可说。
（一）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可以只作普通所谓道德底事，但亦不必限于只作普通所谓道德底事。道学家说到“人伦日用”，似乎真是说，只是普通所谓道德底事，如“事父事君”等。至于其余不是普通所谓道德底事，如艺术创作等，他们以为均是“玩物丧志”，似乎不能是与“尽性至命”，“一统底事”。这是道学家所见底不彻底处。道学的末流，成为陈腐迂阔，未始不由于此。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洒扫应对，可以尽性至命。艺术创作，亦可以尽性至命。无觉解则空谈尽性至命亦是玩物丧志，有觉解则艺术创作亦可尽性至命。
我们说，在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中底人，不必作与众不同底事。只是说，有高境界底人，亦是站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作其应所作底事。这不是说，他于作此等事时，只应牢守成规，不可有新奇底创作。无论他的境界是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他都应该在他自己“岗位”上，竭其智能，作其所应该底事。既竭其智能，他亦可有发现创作。
（二）道学家又常将求了解底知识与求报告底知识相混。求了解底知识是形式底知识，求报告底知识是积极底知识。例如知有宇宙是一形式底知识，因为这个知识并不能使人知宇宙中有多少事物及有些甚么事物。知有电之所以为电者（电之理），亦是一形式底知识，因这个知识并不能使人知电是甚么。物理学中讲电，则能予人以关于电底积极知识，关于电底报告。
求了解底知识，可以予人高底境界。在高底境界中底人，对于事之应该作或不应该作，可以“顺应”。但对于事之如何作，则不能“顺应”。对于事之如何作，须靠有积极底知识。道学家因将此二种知识相混，所以似以为有高境界底人，不必求积极底知识，而自然能有之。如知上述有二种知识的分别，则可知宋明道学家的语录中有许多讨论，实是不必要底。例如他们讨论人于用居敬存诚等修养工夫外，名物制度，是否亦要讲求。这一类底问题，是不成问题。如果一个人研究历史，他当然需研究历代的名物制度。如果一个人研究工程，他当然需研究修桥补路。他们如要居敬存诚，应该就在这些工作中居敬存诚。道学家的末流，似乎以为如要居敬存诚，即不能作这些事，或不必要研究这些事。这就是又偏于“极高明”或“静”的方面。所以又引起颜李一派的反动。但是颜李之学，又是偏于道中庸的一面。颜李之学，是道中庸而不极高明。
我们分别求了解底形式知识，与求报告底积极知识。则可知求了解底知识，只能使人有一种高底境界，有高底境界者，仍需求积极底知识。不过其求积极底知识，对于他有不同底意义。
我们说境界，就人的行动说。我们于新理学中说，凡物的存在，都是一动。动息其物即归无有。人必须行动。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
于此可见“行”的重要。说“知难行易”，与说行的重要，并没有不融洽之处。
这是本来如此底，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者，中庸并不是庸俗。对于本来如此底有充分底了解，是“极高明”；不求离开本来如此底而“索隐行怪”，是“道中庸”。
参考书关于中国哲学方面：
《论语》 《孟子》 《墨子》 《老子》 《庄子》 《老子》王弼注 《庄子》郭象注 《四书》朱子注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新理学》
关于西洋哲学方面：
柏拉图《共和国》（商务出版） 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出版） 威柏《西洋哲学史》（徐炳昶译 开明出版） 霍金《哲学之派别》（瞿世英译 开明出版） 孟泰苟《知识之路》（施有忠译 商务出版） 陈筑山《哲学之故乡》（中华出版）
因书籍难得，故只列中文译本。手下无目录，上列书名恐亦有错误。略举以备参考。
原系“中央训练团高级训练班”编印之小册子，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