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旨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案〕此千古説詩之祖。開口即題「志」字，貫徹始終，中間緯以聲律，末歸重神人以和。詩之體用，盡於是矣。惜其時詩皆不傳，僅聞《擊壤》、《康衢》數歌，然又非詩體。可見古詩逸者尚多，三百篇特其盛焉者耳。
《禮記》：温柔敦厚，《詩》教也。
〔案〕四字亦括盡《詩》旨《詩》教。自古至今，詩體千變萬化，其能外此四字否耶？古人立言，何其簡而賅也！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案〕此聖人教人讀《詩》之法。《詩》不能有正而無邪，三百雖經删正，而其間刺淫諷世與寄託男女之詞，未能盡汰，故恐人誤認爲邪，而以爲口實，特標一言以立之準，庶使學者讀之，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云耳。不料朱子竟以爲邪正兼收，復爲之説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夫《詩》之足以感發人心固已，而其所以能懲創逸志者，不賴有刺淫諷世諸作乎哉？若謂淫奔者而亦收之，是直誨淫而已，安見其懲創人之逸志爲也？夫子本懼後人誤讀《鄭》、《衛》爲淫詩，而後儒偏指《鄭》、《衛》爲夫子所收之淫詩，教人以讀之，雖宣聖其如之何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案〕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之有關國政也久矣。其後列國士大夫出使朝聘，燕享會盟，莫不歌詩作樂，往來贈答，一時風雅互相競尚，且有以是卜人休咎，毫釐不爽者，則《詩》之爲教，豈不益重也哉？是以夫子之言云然。迨戰國競尚游説，而此風遂邈；漢、唐後作者雖多，然皆徒逞才華，藉抒懷抱而已，非皆有關國政也。無怪詩道陵夷，今愈不古若矣。學者誦《詩》，尚當體會聖言，務求聲詩何以與國政相關處，默騐諸心，有得於己，然後見之事爲，與形諸歌咏，自能與古爲一，而聲教因之復振。不然，日誦三百，夫何爲哉？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案〕今人作詩，只從鳥獸草木上用工，何嘗有關君父之大哉？殊知興、觀、群、怨，即從事父事君來。不能事父事君而欲其興、觀、群、怨，吾不知其所可者安在也。聖人一言，固早有以賅其全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案〕二《南》皆房中樂，且其篇什無多，非如《雅》、《頌》鉅觀，所言皆宗廟朝廷大經大法、偉烈豐功，可以擴人識見，長人才思，而何以不爲之即至如面牆而立歟？殊知二《南》所咏，皆夫婦詞，爲人倫始基。古來聖帝明王，其發施事業，莫不肇端宫闈，一室燕寢，即對越帝天時。於此而不知謹其所爲，而欲異日之見諸事業者，能慎始以要終也，其可得耶？故人不能行於家庭之際，即不能行於閭里之間；不能行於閭里之間，即不能行乎邦國之内。謂之正牆面而立也，不亦宜哉？蓋聖賢爲學，身體力行，必有得乎心乃可謂之學，非如後人不過誦習文義，竊取浮詞，供我言論，佐我文章而已。故不爲二《南》則已，欲爲二《南》，必將有以得夫型于式化之端，「温柔敦厚」之旨，體之於心而咏之於口，即以見諸倫常夫婦之間，而皆可以自信其無愧，則始基立矣。始基立而王道聖功皆由此建，猶謂二《南》爲不足爲者，豈理也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案〕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言《詩》，皆曰「三百」，不聞有「三千」説耶？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删詩云耳。夫曰正樂，必《雅》、《頌》諸樂，固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闕失次，夫子從而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於其際也。奈何後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莫不以正樂爲删詩，何不即《論語》諸文而一細讀之耶？
《孟子》：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案〕詩辭與文辭迥異。文辭多明白顯易，故即辭可以得志。詩辭多隱約微婉，不肯明言，或寄託以寓意，或甚言而驚人，皆非其志之所在。若徒泥辭以求，鮮有不害志者。孟子斯言，可謂善讀《詩》矣。然而自古至今，能以己意逆詩人志者，誰哉？
《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壞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案〕此序總論《詩》旨，純駁參半。雖多襲《樂記》語，要自是説《詩》正論，可補《論語》、《虞書》所不及。若云《序》出子夏，此其庶幾。至《小序》，則純乎僞托。故舍彼而録此。唯其中有未盡合者，如「國史明乎得失」一節，誠如朱注所駁；「政有大小」數語，亦爲章氏所指。學者分别觀之可耳。
黄氏櫄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謡，《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
〔案〕詩情原自充滿兩間，無以感之則寂而不動，有以觸之則文而成聲，此可謂善形容《詩》之本體者矣。
歐陽氏修曰：《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案〕此亦運會所關。民雖有作而時不尚，則作如不作也。迨漢後詩道復昌，而風、雅、頌之體竟亡，以至於今，則又何故？
鄭氏樵曰：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
〔案〕《風》、《雅》、《頌》之編，自有次第，不容或紊。而此云聖人初無加損者，蓋祇知風雅頌之所從出，而未識風雅頌之所由名耳。説見鄙人所著《詩無邪太極篇》中，兹不贅。
鄭氏又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驖》、《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説，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録之而不棄也。
〔案〕風雅正變，原不在時世升降，諷刺美惡之間；要亦不外諷刺美惡時世升降之故，唯視乎體之何如耳。鄭氏雖疑及之，而未能知其所以然，亦尚爲舊説所囿故也。
葉氏適曰：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絶於風而可以雅也。
〔案〕《豳·七月》實兼風雅頌三體，蓋記風土、譜農政外，又可以爲祭賽用，故曰頌。《周官》不得其解，妄分爲三，曰豳風、豳雅、豳頌，致啟漢、宋諸儒疑議。葉氏雖知其二，未識其三。豈人之聰明，固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歟？
嚴氏粲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案〕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者，特舉小雅之變者言之耳。若正《小雅》之詞，則未盡然。而欲執是以辨大、小《雅》之分，其可得乎？蓋《小雅》固可兼《風》。《大雅》亦未嘗不可兼《風》。讀者試即《泂酌》、《卷阿》諸詩而細咏之，其體自見。
王氏柏曰：風、雅之别，即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説，有詞氣不同之説，有體製不同之説。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説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説，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説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人不同等説，皆有條而不紊矣。
〔案〕詩之腔調生於詞氣，詞氣生體製，體製不同，故詞氣與腔調亦因之以異。事原一貫，理本相通，豈可執一以辨大、小《雅》之分乎？至時地與人，亦有因是以别者，但不可泥而求之耳。
孔氏穎達曰：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宫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伹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音之得其情也。
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壎篪之類，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所以感人者又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
又曰：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作本乎其志之所存。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千有餘年，古樂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乎？故愚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
〔案〕古人作樂，將以狀萬物之性情，而得諸聲音形容之際者也。雖無聲之詩，尚可以神會而音譜之，況三百五篇之有詞有韻乎？特古樂既亡，後人無復考證得失，時王又不以是爲重，故任其散在兩間而若或亡之耳。倘有應運者出，則即詞以審音，由音以定樂，雖三代制作，不難復見於今。前明吾鄉葛氏中選，精於音律而不逢時，乃著《泰律篇》一書以傳世。始知後世未嘗無人可與共復古樂，但時未至，則亦有待焉耳。
鄭氏樵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黄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説。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
范氏浚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説，率不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論始不明矣。
〔案〕《詩》多言外意，有會心者即此悟彼，無不可以貫通。然唯觀《詩》、學《詩》、引《詩》乃可。若執此以釋《詩》，則又誤矣。蓋觀《詩》、學《詩》、引《詩》，皆斷章以取義，而釋《詩》則務探詩人意旨也，豈可一概論哉？
吕氏祖謙《讀詩記》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甯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仲尼録之，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論語》答顔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删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案〕《溱洧》乃刺淫之作，《桑中》實無題之詩。凡皆所以諷世云耳，非淫奔者比也。蓋鄭、衛之風誠淫，鄭、衛之詩則非淫。何也？夫使鄭風不淫，則《溱洧》無所刺；衛風不淫，則《桑中》何所諷？且《新臺》、《静女》諸詩，非衛淫風之實迹乎？要知其風雖淫，而所收之詩則皆刺淫作，非淫奔詞，不可以不辯也。不然，夫子論樂必曰「放鄭聲」，豈有正樂時又反收淫詞乎？蓋放者，放其聲之淫者耳，非盡鄭聲而悉放之也。使盡鄭聲而悉放之，則《緇衣》好賢、《風雨》懷友諸詩，均在所删之列，何以尚存爲經？此亦明顯易見之事，不知後儒何以嘵嘵不已如是。吕氏雖稍見及於此，而不能明白剖决，止引荀卿中聲之説以證之，則仍是狐疑不定，未有以得乎中也。故又啟朱晦翁反覆辯論，而愈堅其一定不移之心。此葩經一大厄時也，豈不恨哉！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不爲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見於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謡，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不嫌於龎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龎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説，强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龎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吾獨以其理與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一諷百，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虚》、《上林》，猶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
〔案〕晦翁此論，不唯誤讀「鄭聲淫」一語，且《溱洧》、《桑中》二詩，亦並未嘗細咏其詞。《溱洧》之詞曰「惟士與女」，則是非爲己而言也；《桑中》一時而期三人於三地，又豈一人所能爲哉？二詩明，則其他所謂淫奔之詞者，亦無不明矣。且夫子所以必標「無邪」一語爲訓者，正恐其詞之鄰於淫，人或誤認爲淫而淫之，則未免啟人以淫邪之思耳。乃晦翁竟錯會聖言，致啟説詩門户數百年之争，則豈夫子所能逆計哉？
朱子又曰：《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凑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黄耈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黄耈」，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禄」。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甯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邪？其他變風諸詩，未必一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亦是好的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説。後世但見《詩序》冠於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説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謂補凑而成，亦有此理。
〔案〕《小序》之謬，誠如公論。但《詩傳》之謬，又有甚乎《序》者，則何以故？此篇本不欲録，以關《序》、《傳》得失，著争始也，故存之。以見葩經不幸，遇此二家，遂成聚訟，豈偶然哉？
朱子又曰：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説，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
〔案〕詩本吟咏性情，不盡譏刺他人，是公所知。然詩多寄託男女，不盡描寫己事，又非公之所識。以故《鄭風》篇篇指爲淫詞，不更將詩人意思盡情説壞耶？
《集傳序》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案〕學《詩》規模大要不出此數語，且有與夫子面牆之訓互相發明者，因亟録之以爲《詩》教準。
馬氏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之辭可略。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喻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其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旨，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觀之，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録淫辭之具乎？且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而作，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愚謂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反得爲温柔敦厚乎？或曰：《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愚以爲史以記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録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説是也。或曰：《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内，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决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如《木瓜》、《采葛》、《遵大路》、《風雨》、《褰裳》、《子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辭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或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今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以爲《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詩乎？至於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意，蓋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强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説也。
〔案〕此駁《集傳》，可謂痛切言之矣。然其回護《序》者，則亦未能分别得失所在，又安足以服文公心哉？要之，《集傳》固失，古《序》亦未嘗不失。欲直此而曲彼，不若兩平視之，舍却《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
章氏潢曰：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集傳》所言二説原文節去不録。皆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鼓動，萬彙無所不被，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土不齊，則各國之風氣不一，故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之音亦不同。天子巡狩列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禮則一焉。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微諷誦諫，託物而不着于物，指事而不滯于事，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意嘗超于言詞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與《樛木》、《螽斯》之三疊；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重復咏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咏歎不已，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正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點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答于衛莊公，全不説出。《猗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點出「展我甥兮」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説出。美中含刺之意，却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此。
又曰：《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温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
〔案〕此論風體，精微入妙。近世説《詩》，罕與倫匹。而形容二《南》氣象，尤爲深至。唯以「南」字取義爲「南風」之南爲未當，故節録其辭而不取命名之義。
又曰：雅之義云何？《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論雅之義備是也。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孚；《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爲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芑》，安見其爲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爲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
〔案〕大、小雅正變之分，固因體異。而體之所以異，亦往往由時世升降之故。故論正變不兼時世，言義不備；專以時世，言理未周。若以政之大小爲雅之大小，則陋説也，何足以爲訓。
又曰：頌之義云何？《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吕氏曰：「頌者，美之詞也，無所諷議。」果足以盡頌之義乎？未也。蓋頌有頌之體，其詞則簡，其義味則雋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緜》，均之美太王也；《清廟》、《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桓》與《雅》之《下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蓋雅之詞俱昌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于是乎可識矣。《敬之》、《小毖》，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爲雅可乎哉？《魯》之《有駜》、《泮水》，則近乎風，《閟宫》與《商》之伍篇，則皆近乎雅，而其體則頌也。故謂爲變頌也亦宜。
〔案〕頌有變體，可謂創論，亦實確論也。然而篇中所舉，未盡其義也。蓋《閔予小子》似祝詞，《訪落》、《敬之》、《小毖》似箴銘，《閟宫》不唯似大雅，且開漢賦襃揚先聲。凡此皆頌之變焉者也。若《商頌》伍篇，則頌之源耳。雖非告成功，實祭祀樂，安得謂之爲變耶？
又曰：《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于聲歌咏歎之表。言若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夷其性情，于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游諷詠，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蓋其中間，有言近而指遠者，亦有言隱而指近者。總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也。噫！賜、商可與言《詩》，其成法具在也。否則，「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
〔案〕讀《詩》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是諸儒之所知。讀《詩》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非諸儒所能識。而宋儒則尤甚，動輒以道理論《詩》旨，烏能有合詩人意旨乎？
又曰：《風》首《關雎》，而夫婦之倫正；《小雅》首《鹿鳴》，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頌》首《清廟》，而幽明之感孚。
〔案〕此四始之義，亦諸儒所未道。
又曰：鳶魚飛躍，自後世詩家觀之，不過點綴景物之詞爾。惟子思子一發明之，昭明有融，觸處皆道。乃知於昭陟降，即鳶魚飛躍之真機也。果能小心昭事，不愧屋漏，而夙夜之匪懈焉。則自求多福之道，即于此乎在，而矢音遂歌，亦莫非《大雅》之音矣。孰謂《大雅》終不可作乎？
〔案〕説《詩》當觸處旁通，不可泥於句下。解《詩》必循文會意，乃可得其環中。此自兩道，非可例言。章氏説《詩》，多主言外意。而欲解《詩》者亦悉如之，其可得耶？兹特摘其一義之善者録之，而其餘可想知矣。又其論《大雅》體，多以天人奥藴爲言。夫天人奥藴，《大雅》固多發之，然《泂酌》、《卷阿》與《民勞》諸詩，非唯有類《小雅》，而且類乎變小雅矣。竊意風雅正變，固由人事政績以分大小正變，而其原實由音節以辨體裁，由體裁而分風、雅、頌以及雅之大小與詩之正變焉。蓋《詩》之爲教，聲教也。風、雅、頌雖分三體，而一氣元音實相貫注。由風而雅，由雅而頌，自有一段自然節奏，不可紊亂。如十二律之次第相生，實一氣之鼓盪其間也。觀夫子正樂，不過曰「雅頌各得其所」，則其義亦可知已。
又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即《詩序》「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謂也。凡詩人之咏歌，非質言其事也。每托物表志，感物起興，雖假目前之景以發其悲喜之情，而寓意淵微，有非恒情所能億度之者。況其言雖直而意則婉，亦有婉言中而意則直也。或其言若微而意則顯，亦有顯言中而意甚微者。故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誨言若愬，諷言若譽。要之，一出於性情之正。故孔子謂其可興，可群，可怨，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從政、專對，莫非綱常倫理所關係也。自《三百》後，求詩之可存王迹、厚人倫者，誰歟？
又曰：誦《詩》讀《書》，當論其世。或時所難言，或勢不敢言，每借虚以爲實，託此以形彼。而説《詩》者不悟其意，本婉言也反直言之，本託言也反質言之，本微言也反顯言之。中間凡託爲婦人女子之辭者，即信爲實言，而假游女静女爲比喻者，又皆指爲淫詞，使作者之志意咸晦塞而不達矣。蓋惟不能以意逆志，故不免逐響尋聲，而詩人之旨無復存也，又安望如商、賜告往之來以起予哉？「之」，疑當爲「知」。
〔案〕前條見詩人立言，多寄託微婉，故足以感人於無形。後條見後人説《詩》，多膠滯鮮通，詎能得會心於言外。學者不可不反覆以參觀也。
顧氏炎武曰：孔子删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删，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録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録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删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録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傳乎？《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黄氏日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唯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吕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埽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昉《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案〕愚少時讀《詩》，亦嘗爲是論。及後細繹《鄭》、《衛》諸詩，並無所謂淫奔之作，乃敢舍朱《傳》而别尋詩旨。蓋删詩與陳詩不同。陳詩無妨貞淫並見，乃可觀一國之風尚，删詩則將以垂訓萬世，豈可邪正兼收？縱云不没其實，亦不過採一二有關風化作。如《溱洧》之刺淫，《將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諷世，以見一國風俗向來如是足已，何必定採淫奔者所自作之詩以著之經，然後謂之可以觀、可以聽哉？且編詩又與脩史不同。史以紀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録文、武而棄幽、厲；詩則將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曾是淫哇並著而可以移風俗、美教化、厚人倫乎？必不然之事矣。若謂《國風》不入樂，則季札請觀周樂，何以爲之歌《邶》、《鄘》、《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爲之歌《豳》，爲之歌《秦》，爲之歌《魏》，爲之歌《唐》，爲之歌《陳》，自《鄶》以下雖無譏而亦爲之歌耶？不甯惟是，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使不入樂，何以施之燕享？黄氏之言詎可引以爲證？又況正樂與删《詩》，亦微有異。夫子正樂，舉《雅》、《頌》而不及《風》。此或《雅》、《頌》有失而《國風》無缺，或舉其大而細者可該，不然，則二《南》固黄氏之所謂入樂者也，何以不與《雅》、《頌》而並舉之耶？顧氏通儒，亦爲前人所囿如此。總之，讀書未有心得，全憑考據以爲是非，而又不肯四面旁觀，共證得失，故有此弊。
姚氏際恒《詩經通論·序略》曰：自東漢衛宏，始出《詩序》。首唯一語，本之師傳，大抵以簡略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婉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駮，皆不待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説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説》，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説，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已。唯《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本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别觀之，無事凛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衛，且及于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存于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衛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説儼載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致、王守仁、茅坤輩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故而至于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攙入，同于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緬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説《詩》之失在于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喜新譚，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别前説，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甯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真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蠧，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
〔案〕自來説詩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從《序》，非不知其兩有所失也，蓋不能獨抒己見，即不得不借人以爲依歸耳。姚氏起而兩排之，可謂膽識俱優。獨惜其所見未真，往往發其端不能竟其委，迨思意窮盡無可説時，則又故爲高論以欺世而文其短。是其於詩人本義，固未有所發明，亦由於胸中智慧有餘而義理不足故也。然在當時，則固豪傑士矣。若篇中所云以遵《集傳》故而至於廢經，則真庸妄流，豈可同日並語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