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苏轼
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
欲向钱塘访圆泽，[34]葛洪川畔待秋深。
〔注〕
[34] 圆泽：唐人袁郊《甘泽谣》载，李源与僧圆观友善，圆观与源约定，待他死后十二年，在杭州天竺寺相见。十二年后，源到寺前，有一牧童唱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太平广记》三八七亦作圆观。但苏轼后删节《甘泽谣》成《僧圆泽传》，则作圆泽，想必有所本。
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因议新法和王安石不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十一月到任。次年末，因事到秀州（今浙江嘉兴），过永乐乡，游报本禅院，遇到一个四川同乡在那儿住持，名叫文及，苏轼写了一首诗，题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说：“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熙宁六年十一月，苏轼赴常州赈饥，又过秀州，夜过永乐，至报本禅院，这时文及已卧病退院，苏轼又做一首《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次年五月赈饥事毕回杭，再至报本禅院，文及已圆寂，因而又写了这首悼诗。
这首诗对前二首诗来说，是总束两人的几次会面。首句写上次见面时文及的病容使人吃惊，次句写今天来文及已死。“初惊”、“旋觉”两句使人觉得来如飘风骤雨，纯出意外。“鹤瘦”、“云归”指病和死，非常切合和尚的身份。（唐末五代诗僧贯休不受钱镠改诗的无理要求，就说：“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不可识”、“无处寻”，读之有空虚无常之感，正显出悼念僧人不同于世俗的特点。三四两句是有名的巧对。“三过门间”、“一弹指顷”、“老病死”、“去来今”，扣紧佛家术语和两人交往的事实。第一句讲两人交往。佛家以生老病死为四苦，这样写，从自己说，是感慨世事无常；对文及说，似有解脱意。佛家以“去来今”为三世，这里暗伏结语来世因缘的意思在内。这两句是流水对，语气直下。如果全用这样的方式，诗易流于滑易。五六句就作一顿挫，“存亡惯见”，重在“惯”字，见亡应流泪，却接以“浑无泪”三字，语特沉重。由文及的圆寂推向已逝的师友，作者的诗集中，在这几年写了不少挽诗。“存亡”二字着眼于“亡”。见亡而泪如泉涌，固然可以表示悲感之深，而泪泉已竭、无可再流则更为沉重，或许是因为习以为常而麻木无泪，心头的沉重更甚于有泪如雨，作者重在此点。作者与文及的交往是因同乡而起，联系他写的第一首，更易体会“尚有心”的含意。见同乡死于他乡，见亲朋日渐凋谢，更加深对乡井的怀念，感到归耕无日。这“尚有心”三字又和结语引用《甘泽谣》的故事相联系。
结尾两句，前人夸为用典极切，是和尚与儒生的公案。用圆泽比文及，既赞美他道行高，和第二首“病不开堂道益尊”相应；又有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所以这个结尾，前人特别乐于称道。这样正好为三首诗作一总结。赵克宜评说：“意沉着而语流美，七律佳境。”这是搔着痒处的，因为它一气呵成，前四句倾泻而出，后四句如纪昀所评，是“曲折顿挫”。特别是五六一联意极沉着而笔却飞动，引出尾联，使人有语尽而情意无尽之感。
（周本淳）
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
苏轼
推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
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
尚书清节衣冠后，处士风流水石间。
一笑相逢那易得，数诗狂语不须删。
路转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
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谁分上下池。
黑黍黄粱初熟后，朱柑绿橘半甜时。
人生此乐须天赋，莫遣儿曹取次知。
诗写于熙宁七年（1074）杭州通判任上，时诗人年三十九。“西菩寺”一作“西菩提寺”。寺在於潜（今浙江临安）西的西菩山，始建于唐天祐年间，宋时易名为“明智寺”。毛令，於潜县令毛国华。方尉，於潜县尉方武。是年苏轼因察看蝗灾，过於潜，八月二十七日与毛、方二人同游西菩寺，作此二诗。
苏轼生性爱好登山临水，对祖国山河具有浓厚的兴致。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更加纵情于山水之间，以领略人生的另一种乐趣。这组七律，即既写其游山玩水之乐，又抒其心中感慨。
第一首前二联诗人的万端感慨已涌现于笔端了。诗人自熙宁四年十一月到杭州任，至此时已届三年。三年来，虽与知州陈述古唱酬往还，交谊颇深，但仍遭人排挤，故曰：“推挤不去已三年。”仕途既艰，则该稍敛锋芒。熙宁初，因为诗人数次上书论新法不便于民，退而亦多与宾客讥诮时政，其表兄文同就极不以为然，故在他出为杭州通判时，就有《送行诗》相赠：“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可是诗人不听，继续不断作诗讥刺新政，诸如《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不一而足。所以诗人自己也觉得好笑：这就怪不得连那鱼鸟也要嘲笑我的顽固不化了。首联诗人慨叹自己实在过于“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见《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劄子》），便也怨不得自己不能“放归江北路”了。江北路，指回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之路，汴京在长江以北，故云。诗人杭州之任，虽属自愿请行，但也形同放逐（那是由于政敌的攻击，不使安于朝廷），因道：放逐南来，既未蒙赐环，我也就乐得任性逍遥，这可是天教我“看尽浙西山”了。浙西，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浙西有州六：润、常、苏、杭、湖、秀，这一带是山明水秀之区，真够诗人尽兴游赏的了。颔联在达观之言的后面，强抑着内心的愤懑。
诗人为首，一行三人，迤逦而行，尽管感慨丛生，然而去游寺，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故而下面二联便转笔写同游者，写他自己随兴赋诗的心情。尚书，指曹魏尚书仆射毛玠。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故太祖（曹操）尝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志·毛玠传》）衣冠，指士大夫阶级。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此处则指唐末诗人方干。干字雄飞，终身不仕，隐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鉴湖之滨，以渔钓为乐，时号“逸士”（义同“处士”）。颈联先赞美县令毛国华是有清风亮节的毛尚书之后（这是赞美之词，实际上毛国华并非毛玠后人），又将县尉方武比作“风流水石间”的处士方干。同游者既都是清流雅望之士，诗人自然觉得十分难得：“一笑相逢那易得”，由不得他不兴致勃勃起来。诗人兴来必要赋诗，又自以为“数诗狂语不须删”———这几句诗乃我率真狂放的本色之言，不必过于认真，推敲删改。
其时三人已来到了寺前，故第二首方始入题写游寺。一二联描写寺景。首联概写。众人驻足观赏，故曰“足未移”，而脚下之路却逶迤盘陀，早已绕过了西菩山腰，因说“路转山腰”。这时，对大自然的奇妙美景一向有敏锐观察力的诗人，于俯仰之间，已经发现了西菩寺内、外的奇景：“水清石瘦便能奇。”颔联便分写水、石奇境。《於潜图经》云：“寺前有东西两山，或有云晦，遥望如岭焉”，《咸淳临安志》曰：“明智寺中，有清凉池、明月池”，寺景所奇便在此二山、二池上。诗人如此描写：先承“石瘦”写两山：“白云自占东西岭。”两峰屹然，直插云霄，白云浪涌，时掩峰顶，其情景便仿佛是那白云自己占据了东、西二岭。又承“水清”写二池：“明月谁分上下池。”天已向晚，一轮明月早已钻出了云缝，它一视同仁，不分上下，使两池共婵娟，而池水清澈，漾出了一双月影。在这两联中，诗人将他诗家的眼光所捕捉到的景物特点，以奇特的想象和灵动的笔致，加以渲染，便使那客观景物染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情态逼真，奇趣横生，生动地展现了西菩寺的无限奇妙风光。
颈联的描写，又变换了手法。诗人在游目庭院、田野时，看见了累累秋实：初熟的小米、高粱、半甜（半熟）的柑和橘，就重研丹青，为它们分别抹上了黑、黄、朱、绿四种较实物更为浓艳而鲜明的色彩，绘成了一幅色泽斑斓的秋色图。入胜境而观奇景、美景，诗人的游览之乐于此时便达到了极点，尾联便直说其乐：人生这种登山临水、探奇访胜之乐，是要由老天爷赐给的（言外之意：何况是老天爷特意赐给我的），可千万别让小儿辈们随随便便得知个中消息。方其时，诗人似乎已全然忘却了胸中深藏的许多烦恼了，实则非也。“天赋”已暗兜“天教”，分明有慨；而“莫遣”句，出自《晋书·王羲之传》：“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诗人之意为：自己的探胜幽趣，如果让儿辈们知道，也会遭到非议，使人败兴。虽有这种言外之意在，又妙在比前首更为含蓄。
钱基博曾说：苏轼“好为嘻笑，虽羁愁之文，亦出以嘻笑，萧然物外，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焉”。移来品评此诗情调，也颇切当。然而此乃坡公胸怀使然，他人难以学到。在艺术上，二诗于随意吐属、一气奔放之中，又属对精妙，格律精严，用毛、方二古人之典以切毛令、方尉之姓，毫无着力之痕，堪谓挥洒自如与意匠经营融合无迹的佳构。
（周慧珍）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35]
苏轼
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香。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注〕
[35] 疲苶（nié）：疲倦，劳累。
此二诗是熙宁七年（1074）八、九月间东坡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东坡三十九岁。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於潜县南二十五里。”东坡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熙宁七年，京东旱蝗，“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东坡因捕蝗至於潜，作此二诗寄子由，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第一首写捕蝗所感。首二句写蝗灾严重情况。飞蝗成阵，像弥天塞地的烟雾自西方蜂拥而来，虽秋田急雨，也比不上它那样迅猛、密集。东坡本年十一月到密州任，《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追叙这段情况说：“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其至於潜，又有《戏於潜令毛国华长官》诗云：“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此诗用一“塞”字、“遍”字，极写蝗势之烈。
三四两句痛斥当时官吏蓄意隐瞒灾情，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为。当时京东一带的某些地方官为了献媚执政，美化新法，竟公然隐瞒灾情，虚报“蝗不为灾”，甚至还宣称蝗虫能“为民除草”。诗人对这种鬼蜮行径，义愤填膺，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中用自己亲身见闻，大声疾呼地加以驳斥说：（轼）“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凡三万斛。然吏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虫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诗中“新法清平那有此”二句正是针对这一事实，为民请命，发出的愤怒呼声。诗人用揶揄的口吻说：既然你们矢口否认事实，说什么新法清平，一切都好，蝗虫不但不能为灾，反而会帮助农民除草；但蝗灾却是铁的事实，否认不了；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只能说是我这个倒霉鬼给带来的了！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三四句喷薄而出，如闻其声。
五六句言为吏辛苦，欲诉无门，因而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乌衔肉”用黄霸事。《汉书·黄霸传》说，黄霸为颍川太守，派了一个长年廉吏出外察访，嘱咐他要保密。这个廉吏不敢住宿邮亭，只好在路边弄饭吃，却碰上“乌攫其肉”。这事被人看见，告诉了黄霸。那廉吏察访回来，黄霸一见面就向他慰劳说：“你真辛苦了，在路边弄饭吃，老鸦衔走了你吃的肉！”东坡用此事，言自己此次因捕蝗入山，风餐露宿，深感为吏之苦，欲诉无人，因而很想和子由谈谈；而山川阻隔，寄书无由，这就倍增痛苦了。“犬附书”用陆机事。《晋书·陆机传》记陆机在洛阳，常靠一条骏犬和家里人往来传达书信。二句用事精切，对仗工整，增加了语言表现力量。
七八句又回到捕蝗事上来，说自己虽然满腔义愤，欲诉无人，但仍然想要“理蝗余”，努力做好蝗灾的善后工作，这股傻劲，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了。东坡的可贵处，正是这种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为人民做好事的积极精神。他晚年在写给老朋友李公择的一封信上说：自己“虽怀坎于时，遇时有可尊主泽民者则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一个伟大诗人，是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
第二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自己久不登山，今天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荦确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自己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逢一杯村酒，犹能醉舞淋浪，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时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巇崄，以及眼前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自己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忿懑……这一切，不觉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真是感慨系之矣。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想到今天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不禁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似的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东坡用此事，也和当天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东坡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东坡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自己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东坡在去杭赴密道中寄给子由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今天因捕蝗疲苦这个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不觉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第一首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应该看到，在东坡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不过各有侧重耳。《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东坡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东坡的痛苦所在。当然，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是也要看到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的不利。因此，不能因为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读东坡这两首诗，应更多地着眼于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两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激，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白敦仁）
送春
苏轼
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余晖。
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
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
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
《送春》是苏轼《和子由四首》中的一首。苏辙于熙宁七年（1074）春末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掌书记时，作《次韵刘敏殿丞送春》，苏轼诗就是和这一首的，可称和诗的和诗。但苏轼《和子由四首》并非与原唱作于同时，因为其中的《首夏官舍即事》有“令人却忆湖边事”句，湖指杭州西湖，“忆”字表明作这四首和诗时已不在杭州。苏轼是熙宁七年八九月间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的，十一月到密州任，苏诗旧注本系此诗于熙宁八年密州任上作，是大体可信的。
这是一首七律，律诗的格律已经很严，而次韵诗又多一重限制，不易写好。苏轼诗中的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有人指责他骋才，搞文字游戏。其实，艺术本来就是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表演越自由，越能赢得观众的喝彩。即以此诗为例，苏辙的原唱是：“春去堂堂不复追，空余草木弄晴晖。交游归雁行将尽，踪迹鸣鸠懒不飞。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这当然不失为一首佳作，抒发了伤春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但与苏轼和诗相比，却不能不说略逊一筹。无论就思想深度，还是就艺术水平看，和诗都超过了原唱。
原唱的首联是惜春，和诗的首联却语意双关，既可说是惜春，又可说是伤时，感伤整个“青春”的虚度，内涵丰富得多。出句以反问语气开头，着一“可”字，表示“青春”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比原唱的陈述句“不复追”，语气强烈得多。绊，羁绊。杜甫《曲江》诗有“何用浮名绊此身”句，苏轼反用其意，表示“欲将诗句绊余晖”。诗名虽也是浮名，但诗人已把功名事业一类浮名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除搜句百无功”、“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之意。青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本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但这种雄心壮志早已像春梦一般过去了。他因同王安石的分歧被迫离开朝廷，无法施展抱负，只好以“搜句”来消磨时光。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可见开头两句就感慨万端，有很多潜台词。
颔联紧承首联，进一步写自己的心灰意懒。《唐宋诗醇》说：“‘酒阑’句是赋，‘蜜熟’句是比，对句却从上句生出。”前句直赋其心灰意懒之情，以“惟”字加强语气；后句用一“亦”字，以黄蜂之懒比己之懒。颈联出句写景，遥接首句的伤春，“俱扫尽”的“俱”字说明春色已荡然无存；对句抒情，是“酒阑”句的进一步发挥，说自己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这一句是化用杜牧《题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句意。苏辙原唱颔联是比，颈联是赋，对仗平稳。苏轼和诗中间两联颇富变化，元人方回称其情和景相互交织，虚虚实实，“一轻一重，一来一往”（《瀛奎律髓》卷二十六）；清人纪昀也说：“四句对得奇变，此对面烘托之法。”（《纪评苏诗》）
《法界观》，即《注华严法界观》，唐代杜顺述，宗密注。据苏轼自注，苏辙“近看此书”，而他还“未尝见”，故说“凭君借取”。苏辙原唱以伤春始，以伤春结，和诗尾联的内涵丰富得多，所谓“人间万事非”既包括了个人仕途的失意，也包括了对时局的感喟。而“一洗”二字，更表现出平时感喟甚深，想利用佛教华严宗圆融无碍之说洗却人间一切烦恼。苏辙喜作律诗，并严守格律。苏轼才气横溢，“妙年诗律颇宽，至晚年乃神妙流动”（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六）。此诗尾联上句五仄落脚，下句不作拗救，正是“诗律颇宽”的表现。但读起来并不觉得他未守诗律，反能给人以“神妙流动”之感。
（曾枣庄）
寄刘孝叔
苏轼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谍纷如雨。
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只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空斋卧空甒。
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
吴兴道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从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
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
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
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刘孝叔名述，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熙宁初任侍御史，弹奏王安石“轻易宪度”，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苏轼所谓“白简（弹劾官员的奏章）威犹凛，青山兴已多”（《刘孝叔会虎丘》）即指此事。熙宁七年（1074）苏轼赴密州任途中与刘孝叔等六人会于吴兴，著名词人张先作“六客词”，成为文坛佳话。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苏轼作此诗，对王安石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并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至“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初即位，鉴于宋王朝同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当然是夸张写法；但熙宁七年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熙宁七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可见“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扬子鱼）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聚集。“团未遍”指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指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赋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指手实法，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搜求挑取）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恻怛）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凤将雏》是汉代乐曲名。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自己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比数：相提并论）；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旱蝗相仍，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赋》），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乃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我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我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吗？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遣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厕身渔钓；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簪组）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自己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圜说，去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自己定（逝通誓，表示决心之词）将弃官，到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之大道。或进或退，自己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初祖指初传禅宗至中国的达摩。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自己的指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竽，自然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之州呢？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个人处境既是这样艰难，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叫做“变化不可纪极”，这就叫做“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讼牒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喻任知州，读起来反觉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曾枣庄）
寄吕穆仲寺丞
苏轼
孤山寺下水侵门，每到先看醉墨痕。
楚相未亡谈笑是，中郎不见典刑存。
君先去踏尘埃陌，我亦来寻桑枣村。
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这首诗作于熙宁八年（1075）。这年，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吕仲甫，字穆仲，丞相吕蒙正之孙。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吕任察推。苏轼到密州时，吕入朝做寺丞。寺是朝廷的官署，丞是属官。
开头写作者在杭州时，经常跟吕穆仲一起游览，做诗。孤山寺下，湖水侵门，每次去游，总先看醉中所题的诗。苏轼有《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新诗到中路，令我喜折屐。”“君能从我游，出郭及未黑。”两人是同游同赋，时相过从。次联讲到吕家以及他和吕的关系。“楚相未亡谈笑是”，用楚相孙叔敖的典故。《史记·滑稽列传》：“其（孙叔敖）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汝）无远有所之（往）。’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楚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下面写优孟不愿为相，因孙叔敖为相尽忠，其子穷困负薪。于是庄王封孙叔敖子于寝丘。说“楚相未亡谈笑是”，即看到优孟的谈笑，认为孙叔敖未死。“楚相未亡”一联下作者自注：“杭有伶人善学吕，举措酷似，别后常令作之以为笑。”“楚相未亡”句或指杭的伶人谈笑和吕穆仲一样，但“楚相未亡”指楚相已死，王见优孟才认为楚相未死。吕还活着，不当称“楚相未亡”。而且吕的地位与楚相也不相当。这样讲，“楚相未亡”一联，两句意义相同，成为合掌，诗中的合掌对是应当避免的。因此这句可能还另有含意。吕穆仲是丞相吕蒙正的孙子，吕蒙正的地位同于楚相。《吕氏春秋·异宝》：“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欲封我矣，我不受也。如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这是说楚相未死前对儿子说的话是对的。《宋史·吕蒙正传》：“先是卢多逊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官。”吕蒙正请把低级的官位授给儿子，跟孙叔敖要儿子接受坏的封地，做法相似。这样做都是对的。“楚相未亡”句使人想到吕穆仲祖上的家教。即使“楚相未亡”句表面上是指杭州伶人像吕穆仲，但是还使人想到吕蒙正的话跟楚相未死前的家教相似，这样讲就避免了合掌，就不是用楚相来比吕穆仲了。这联下句：“中郎不见典刑存。”借蔡中郎来比吕。《后汉书·孔融传》：“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指容貌像蔡邕）。’”蔡邕做过左中郎将。这是说，吕穆仲虽不可见，但看到跟他容貌相像的人，也足以慰相念之情了。
三联“君先去踏尘埃陌，我亦来寻桑枣村”，指两人的各奔前程。吕先到京中去做官，“尘埃陌”指京中，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诗：“紫陌红尘拂面来”，称京中的路为“紫陌红尘”。作者到密州去做官，密州是产桑枣的地区。一结联系过去相聚，“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当年同在西湖，现在想来真如一梦，更不要说现在的灰心霜鬓了。唐裴度《洛书即事》：“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熙宁二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触怒安石。三年，王安石的连姻御史知杂谢景温劾奏苏轼回四川居丧时贩运货物入川。经过严格审查，知所劾毫无根据，是诬告。苏轼忍耐着不敢自明。四年，请求外放，通判杭州；七年，调任密州知州。“灰心”是被诬不敢自明的“忍事”所造成。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词：“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按：汉文帝派冯唐持节以魏尚为云中太守，抵御匈奴侵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西北天狼，指西夏）。”苏轼的两鬓变霜，是因忧国而起，因担心西夏的侵扰而起。
纪昀批“楚相”一联，“二句俱是殁后典故，用来欠亲切”。苏轼这一联用典，只求典故可以跟所讲的今事相似即可，不像后人那样多顾忌。比方用蔡邕比吕穆仲，只就虎贲士貌似蔡邕，与伶人貌似吕这点相同，就可借用，不必顾忌蔡邕已死，吕还活着。后人多顾忌，则认为不宜用死人来比活人。纪昀这个批语，只能说明后来顾忌多了，不能说苏轼用典不切。苏轼这首诗的特点，就在用典故比今事。由于他的学问渊博，所以善用典故。这里“楚相”一联，借用孙叔敖比吕蒙正，是贴切的，“中郎”句也贴切，都是明用。“灰心霜鬓”句，用了裴度诗句，是暗用，更富有含意。这首诗显示了苏轼诗在这方面的特点。
（周振甫）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
苏轼
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
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
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
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
老病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
北台，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的北面。神宗熙宁七年（1074），作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十一月到任，正是寒冬季节，这两首诗即作于此时。
第一首写自昏达旦，彻夜雪飘的情景。黄昏时节，淫雨绵绵，入夜后不知不觉转而为雪。作者只觉被褥无一丝暖意，有如水泼在上面，而不知道庭院里已雪积成堆了。“堆盐”，即堆雪。用盐喻雪，出自《世说新语·言语》，后世诗人都喜欢效用，如白居易《对火玩雪诗》：“盈尺白盐寒。”作者“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一联，亦世称咏雪名句，但历来有歧解。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东坡雪诗”条以为，“此所谓‘五更’者，甲夜至戊夜尔。自昏达旦皆若晓色”。据此解，则“五更”应总指分为五更的一整夜。庭院里的雪光反射在帷幔上，明晃晃的，作者因寒冷未能安眠，加上“不知庭院已堆盐”，所以一整夜都迷迷糊糊，误以为天将破晓。直到天色放明，借着雪光，看见了垂挂在房檐下的冰溜子，这才省悟，原来是雨转为雪，所以有这“半夜寒声”。上句写地面上积雪的反光，下句写房檐下雪水凝成的冰溜，都紧扣“雪后”的标题，且又与末二句意思连贯。“扫北台”、“看马耳”，自然是天明以后所为。马耳，山名，在北台的南面，“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水经·潍水注》）。作者扫除积雪，登上北台，观赏雪景，只见一片银白世界，唯有马耳山尖尖的双峰高峭兀立，没有为雪所封。本应首先被雪覆盖的高山顶却“未随埋没”，可见这双峰确实如马耳一般陡直，连雪花也无法驻留其上了。
第二首继写在北台观雪景的所见所感。太阳已升起，虽然昨夜下了一场大雪，但今天却是冬季里难得的一个晴天。往上看，天空中一群乌鸦开始活跃起来，绕着城墙，上下翻飞；低头瞧，小路上渐渐融化的积雪被来往的车辆辗来压去，变成了稀泥，黏糊在车上；放眼望，在阳光照耀下，积雪的原野上屋似玉楼，地如银海，冻得人皮肤起粟，耀得人目眩眼花。这四句皆是白描眼前实景。作者另有《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云：“玉楼已峥嵘。”《雪中过淮谒客》云：“万顷穿银海。”其“玉楼”、“银海”皆系实写。有人以为这里是用道家语“玉楼为肩，银海为目”，实则凿之过深。颈联则表现了作者对农家生计的关切之情。大雪灭蝗，麦子得雪则滋茂，眼前这场大雪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在观赏雪景时，诗人没有忘记这一点。诗人多么希望把自己对来年丰收的希冀和祝愿，把这场瑞雪所引发的种种感受一一用诗表达出来啊！可惜自己既老且病，诗力大不如前，只得空自嗟叹，以吟诵唐元和年间诗人刘叉的《冰柱》诗来自慰了。此时诗人虽年仅三十九，但退出朝廷已三四年，心境不佳可以想见，且古人四十叹老亦为常事，不必坐得太实。
二诗用韵颇有特色。“尖”、“叉”二韵属险韵、窄韵，而作者运用自如，韵与意会，语皆浑成，自然高妙，毫无牵强凑泊之迹。实不愧“才高气雄，下笔前无古人”（《瀛奎律髓》卷二十一）之大手笔也！
（沈时蓉 詹杭伦）
祭常山回小猎
苏轼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诗题一作《习射放鹰》，熙宁八年（1075）作于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任上。是年十月，诗人到郡城南二十里的常山祈雨，回来路上和同官在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举行了一次习射会猎，此诗便是此时豪兴遄飞、挥毫写就的。
首联点题，勾画出了狩猎队伍的气派和场面。青盖，指青盖车，一种安有青色布盖的车子，古代本为王者所用，这里则指州长官所乘之车。知州出猎，侍从很多，故云“点皂旗”。护卫们手持皂旗在车前开道，浩浩荡荡，开向狩猎场所———黄茅冈下。“出长围”，长，自然不仅指长度，也兼指宽度，是说圈出一个大围场。此处为下句“骄马跑空”作了铺垫。
颔联转入猎射场面的描绘。此时广袤的围场内，呼鹰策马，箭镞纷飞，场景定然十分紧张热烈。诗人从全景之中，剪取出最英武的两个场面，加以精细描写。两个场面的主角分别为一马一鹰。马非常马，乃是一匹骄马。骄，不光指其形体之壮健，更指其神采之骏异。空，指马蹄下黄茅冈这个围场，因为其平坦（苏轼同一主题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云：“千骑卷平冈”），兼之开阔广大，所以能听凭骄马纵横驰骋。马儿追逐猎物跑得性起，有时竟能竖起身子，腾踔而立。“骄马跑空立”五字已写得神完意足，形象飞动，尤妙在冠以“弄风”二字。“云从龙，风从虎”，此匹如虎骏马于一驰一骤、一腾一跃之间，扬起阵阵劲风，故而风因马起，马鼓风劲，所以谓之“弄风”。有此一“弄”字，则境界全出矣！鹰亦非凡鹰。此苍鹰“趁兔”———追逐狡兔，竟至于“掠地”而“飞”。掠地，擦地，既足见其训练有素，又具见其凶猛异常。其以“掠地飞”的拏云下攫之势追捕逃兔，不难想象，鹰爪之下，必无完兔。此联写得既警动有势，又状物如在目前，很具画意。至此，不禁使人想到王维《观猎》名句：“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也写鹰写马，意境相似，然其“疾”其“轻”，要通过人的想象才能体味出来，倘用画面很难传达出此中诗意。苏轼却写得形肖神似，任何一个丹青手都可以据此画出生动传神的马、鹰图。相比之下，苏诗就显得更为精警，更富形象性，所以清人何曰愈说他“七律之新警，于唐人外别开生面”（《退庵诗话》卷一），确非溢美之辞。
颈联写罢猎归来的风度神采。翠巘，苍翠的山峰，指常山。经过紧张的围猎，诗人现在一身轻快，不由回过头去眺望方才鏖战之处，但见常山白云缭绕，远远望去，恰似在不断吐出云气。俯视自己，一路归来，火红的枫叶已落满了征衣。二句表现了诗人顾盼自如的神态，而白云、绿岭、红叶，色彩对比鲜明，更增强了诗情中的画意。
至此，诗人还意犹未尽，在尾联中直接倾吐怀抱，一吐豪情。西凉簿，指晋谢艾。白羽，即白色的羽扇，儒将所持。据《晋书·张重华传》：重华据西凉，以主簿谢艾为将军，进军临河，攻麻秋。艾冠白錎踞胡床指麾，大败之。而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边患不时发生，因此他在诗词中，时时抒发自己渴望驰骋疆场的激情。尾联即以谢艾自许，说朝廷如果委予边任，定能麾兵败敌。所以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也说苏轼“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诗一首，题在本州小厅上，除无讥讽外，云：‘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麾’，意取西凉主簿谢艾事。艾本书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轼为将，亦不减谢艾也”。其意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词下阕：“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互相阐发，胸襟抱负如此磊落正大，而当时言官竟强为曲解，把此诗列为讽刺新法之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全诗感情昂扬，气势飞动，对仗工稳，遣词用字尤见功力，如“点”、“出”、“跑”、“立”、“掠”、“飞”、“生”、“满”等字，富于表现力，下得贴切，难以移易；“青”、“皂”、“黄”、“苍”、“白”、“翠”、“红”等字，使所描写的事物色调鲜明，又与诗情十分相合，堪称苏诗七律中的上乘之作。
（周慧珍）
东栏梨花
苏轼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这是《和孔密州五绝》中的第三首。孔密州，即孔宗翰，字周翰，历任将作监主簿，知蕲、密、陕、扬、洪、兖六州，元祐初任司农少卿、刑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滁州，未拜而卒。事见《东都事略》本传。苏轼于熙宁九年（1076）冬罢密州任，孔宗翰继任知州，故称“孔密州”。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到徐州任，作此诗寄孔。
这是一首因梨花盛开而感叹春光易逝、人生如寄的诗篇。首句以“淡白”状梨花，以“深青”状柳叶，不但精确地把握住了春末夏初梨花、柳叶的特征，而且已暗含伤春之感。因为初春柳叶初发时是嫩绿色，梨花已盛开，柳叶已深青，说明春天已一去不返了。
第二句是前句的回复，以“柳絮飞”应“柳深青”，以“花满城”应“梨花淡白”。但读起来并不觉得重复，反而觉得更有情致，伤春之情更浓。这是因为第一句写梨花、柳叶之色，第二句写梨花盛开、柳絮纷飞之状，而回复的句式又加重了抒情色彩。
正因为一二句已暗含伤春之感，因此第三句即以“惆怅”二字开头。“东栏一株雪”即指“东栏梨花”。有的本子作“二株雪”，查慎行说：“二，当作一。”（《初白庵诗评》卷中）明人郎瑛认为，既云“梨花淡白”，又云“一株雪”，重言相犯，主张改“梨花淡白”为“桃花烂熳”。俞樾反驳说：“此真强作解事者！首句‘梨花淡白’即本题也，次句‘花满城’本承‘梨花淡白’而言。若易首句为‘桃花烂熳’，则‘花满城’当属桃花，与‘惆怅东栏一株雪’了不相属，且是咏桃花，非复咏梨花矣。此等议论，大是笑柄。”（《湖楼笔谈》卷五）驳得很痛快，苏轼以“词理精确”见长，不仔细体味苏诗原意而欲妄改，只能留下“笑柄”而已。
末句补足前句，正是“惆怅”的内容。苏轼由梨花的盛开感到人生的短促，充满了“人生如寄”（王文濡《宋元明诗评注》卷四）之感。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载，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每吟一过，必击节叹赏不能已，文潜盖有省于此云”。所谓“有省于此”，或许就是张耒也有“人生如寄”的同样感慨吧！陆游说：“东坡固非窃（杜）牧之诗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潜（张耒）爱之深也？岂别有所谓乎？”陆游所说的“别有所谓”就是洪迈所说的“有省于此”，都是指张耒同苏轼发生了共鸣，尽管关键的两句“是前人已道之句”，仍“击节叹赏不能已”。
苏轼才气横溢，纵横恣肆，他的某些诗确实“伤率、伤慢、伤放、伤露”（《纪评苏诗》卷十六《读孟郊诗》）。而这首诗却涵蕴甚深，有弦外之音，题外之旨。正如《唐宋诗醇》卷三十五所评：“浓至之情，偶于所见发露，绝句中几与刘梦得争衡。”
（曾枣庄）
待月台
苏轼
月与高人本有期，挂檐低户映蛾眉。
只从昨夜十分满，渐觉冰轮出海迟。
这首诗是苏轼《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中的第十首，于熙宁九年（1076）知密州任上作。文与可，字文同，善画竹及山水。他是苏轼的从表兄，二人相交甚厚，经常有诗文往来。文与可守洋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洋县）时，曾寄苏轼《洋州园池三十首》，苏轼皆依题和之。
根据家宜父所编《石室先生年谱》“先生赴洋州，在熙宁八年秋冬之交，至丁巳秋任满还京”的记述，可知文与可守洋州是在熙宁八、九年间，其时正是苏轼被排挤出朝廷之后，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时期。
文与可的《待月》诗的原文是：“城端筑层台，木梢转深路。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诗中写出了诗人对待月台的喜爱以及到待月台赏月时产生的悠然神往、飘然欲仙的心境，引起了东坡的共鸣。
苏轼是继李白之后，甚喜明月并写有大量吟诵明月的诗、文、词的作家，借此寄寓诗人特有的旷达胸怀。正因为苏轼对月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才对别人的咏月诗有着敏锐的感受。他对文与可寄素心与明月的一片深情，十分理解，所以和诗的第一句便说：“月与高人本有期。”不仅视文与可为同调，认为他是高雅之士，而且在苏轼心中，高雅之士都是爱月的，所以才说月与高人早有期约，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挂檐低户映蛾眉”一句，既是眼前之景，心中之情，又是从前人诗句中化来的。南朝鲍照的《玩月城西门廨中》诗有“末映西北墀，娟娟似蛾眉”之句，唐人李咸用也有“挂檐晚雨思山阁”之句。前人诗句一经苏轼点化，不仅意境新颖，而且更加凝练。“挂檐低户映蛾眉”一句说明，由于月的侵檐入户，使月与人显得十分亲近，而娟娟似蛾眉的柔情美态，也就显得更为动人。这看似写景的一笔，却使“月与高人本有期”的内涵更加具体化、形象化了。
诗人观月动情，从月的圆缺上想到人的命运。“只从昨夜十分满，渐觉冰轮出海迟”二句，写出了因满招损的自然规律。满月给人间曾带来无限美景和喜悦之情，然而满即缺之始。诗人久久伫立，眺望远海，等待着迟迟升起的一轮冰月，心中不免泛起淡淡的愁绪。“冰轮”二字写出了月的光洁、纯净，同时也略带清寒之意。此时诗人那官场失势的往事，大概正随着海上徐徐升起的明月而浮现在犹如海波一样动荡不宁的思绪之中了。
诗人以人拟月，借月抒感，把月写得有情有思。这种以人拟物、借物抒怀的高超技法，是苏轼诗的一个显著特征。
（袁行霈 崔承运）
筼筜谷
苏轼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这首诗是苏轼《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中的第二十四首。筼筜，是一种高大的竹子。据《异物志》：“筼筜生水边，长数丈，围尺五、六寸，一节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土人绩以为布。”又《名胜志》载，“筼筜谷，在洋县城西北五里”。文与可官洋州时，曾于谷中筑披云亭，经常游赏其中。苏轼在《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中说：“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余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
文与可的《筼筜谷》诗的原文是：“千舆翠羽盖，万锜绿沈枪。定有葛陂种，不知何处藏。”大意是说，谷中竹林繁茂，俯瞰，犹如千万顶碧翠的车盖；平视，宛似武库架上矗立的万杆长枪。其中定有葛陂湖中化龙的神竹，只是难以找到它藏身之所。葛陂湖，在今河南驻马店新蔡县北，相传后汉汝南人费长房学道十年而归，受师命投竹杖于湖中，化为飞龙，于是百怪不生，水物灵异。文与可的诗写出了筼筜谷茂竹的长势和自己临谷观竹时的欣喜之情，同时寓有以竹托人之意。而苏轼的和诗却不写竹而写笋，写竹笋给文与可生活带来的乐趣和情味，其中也不乏以笋托人之情。
首句“汉川修竹贱如蓬”，开篇就表明自己没有观赏修竹的意思。“贱如蓬”三字，极言竹之众多。竹多笋亦多，隐隐关合第三句，为“清贫”、“馋”作铺垫。当时苏轼在北方的密州，眼前没有茂密的修竹，提笔写竹就不能太实，像文与可诗中“千顶翠盖”、“万杆绿枪”那样的实景，很难从笔下流出。眼前无景，不便杜撰，于是避实就虚，写想象中的情事。所以第二句“斤斧何曾赦箨龙”，笔墨转向了作为美味佳肴的笋箨。箨龙，是笋的别名。《事物异名录·蔬谷·笋》：“竹谱，笋世呼为稚子，又曰稚龙、曰箨龙、曰龙孙。”唐代诗人卢仝《寄男抱孙》诗有“万箨抱龙儿，攒迸溢林薮。……箨龙正称冤，莫杀入汝口”的句子。苏轼此句，从卢仝诗中脱出，却另辟新境，借惜竹之情抒发贤才遭受摧残的感慨，同文与可借竹托人的用意暗合。可诗人并不想在这里过多地借题发挥，以免引起不愉快的回忆，勾出更沉重的心思，于是笔锋一转，唱出了轻松愉快的调子。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渭滨，一作“渭川”。两句大意是说，我猜想得出，由于廉洁而清贫的太守，一定见此野味而嘴馋，乃至想把渭水流域的千亩之竹尽吞胸中。这两句诗，既有羡慕之情，又有赞美之意，同时有戏谑的成分，体现了两位诗人之间亲密的情谊，深刻的了解。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写道：“余诗云：‘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此记与诗可相佐证。
这首诗既沉重又轻快。其暗喻和寄托造成了沉重的一面；其戏谑与赞美又使情调变得诙谐而轻松。大手笔作诗，总是舒卷自如，举重若轻，而又内涵丰富，底蕴深厚。
对文与可的《筼筜谷》诗，苏轼的胞弟苏辙也有和诗，曰：“谁言使君贫，已用谷量竹。盈谷万万竿，何曾一竿曲。”（《栾城集·和筼筜谷》）赞美中亦有嬉戏之意，与苏轼此诗可相参阅。
（崔承运 袁行霈）
司马君实独乐园
苏轼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花香袭杖履，竹色侵杯斝。
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
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
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此诗熙宁十年（1077）在徐州作，东坡时年四十二岁。东坡以熙宁九年罢密州任，最初的任命是移知河中府。十年正月初一日离开密州，取道澶、濮间，打算先去汴京。走到陈桥驿，又得到徙知徐州的任命。时不得入国门，只好寓居郊外范镇的东园。范镇于三月间往游嵩洛，带回来司马光为东坡《寄题超然台》的诗。四月二十一日，东坡到徐州任所。五月六日，读到司马光寄来的《独乐园记》，写了这首诗。
独乐园是司马光熙宁六年在洛阳所建的园。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熙宁三年，神宗欲大用司马光，王安石反对，认为这“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司马光也不愿意留在朝廷，神宗任他为枢密副使，他上疏力辞，请求外任。是年九月，出知永兴军，熙宁四年四月，改判西京御史台，来到洛阳。六年，他在洛阳尊贤坊北国子监侧故营地买田二十亩，修造了这个园子，取名独乐园，并写了《独乐园记》和三首《独乐园咏》诗。
司马光给他的园子取名叫“独乐”是有深意的。在《记》文里，他首先说明自己既不同于王公大人之乐，也不同于圣贤之乐，而是像鹪鹩巢林、鼹鼠饮河一样“各尽其分而安之”。又说自己不敢比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所以叫“独乐”。在三首《独乐园咏》诗里，他用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比拟自己，说董仲舒“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说严子陵“三旌岂非贵，不足易其介”；说韩伯休“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为名累”。他对自己无力阻止新法的推行，不得不请求外放，实际上是满腹牢骚而又充满自信的。东坡这首诗针对司马光的这种思想矛盾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其时并未去过洛阳，更没有到过独乐园。
诗的主旨，据东坡《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诗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谓此也。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曰“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云：“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东坡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章。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盖“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自然是司马光《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东坡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你即使高卧不出，而洛社冠盖也会为之倾倒，会云集在你的周围，你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名园者，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耳。“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东坡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庄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他不开。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你现在虽然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由于你的才全德充，众望所归，虽欲逃名，其可得乎？据《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自然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云：“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自己摆进去了。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僇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台诗案》云：“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东坡似的诗人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这个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熙宁党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东坡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东坡前期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白敦仁）
子由将赴南都，与余会宿于逍遥堂，作两绝句，读之殆
不可为怀，因和其诗以自解。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
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
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
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苏轼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
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但令朱雀长金花，此别还同一转车。
五百年间谁复在？会看铜狄两咨嗟。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东坡罢密州任，移知河中府。十年正月，行至济南，在子由家住了一个多月。子由自熙宁六年九月为齐州掌书记，有家在济南，但他本人这时已罢掌书记任，正以上书言事留在东京，兄弟未能相见。二月，东坡至郓州，道出澶、濮间，子由自京师特意赶来相会。兄弟俩自从熙宁四年九月在颍州分别，已经快七年不见面了。子由决定送东坡去河中府上任，二人同行入京，刚走到陈桥驿，东坡又接到新的徙知徐州的任命，不得入国门。他们在东京城外范镇家住了一个多月。四月二十一日，子由陪同东坡来到徐州，两弟兄在徐州相聚一百多天，到了八月间，子由将赴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签判任，与东坡在徐州告别。行前，会宿逍遥堂，子由写了两首绝句留别。（见本书）二诗感情深挚，情调凄婉，东坡所谓“读之殆不可为怀”者。东坡则以雄浑之笔，沉郁之思，写了这两首和诗。东坡兄弟自少即怀用世之志，此时却想到“寻旧约”，想到“退休”，这是和他们当时所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这一点，兄弟二人是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只是子由的诗说得更含蓄，东坡的诗写得更骏快而已。读东坡此二诗，应该抓住这一根本点，这不是一般的伤离惜别之作。
第一首“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言别期渐近，已觉黯然销魂，更加风雨萧萧，助长了这种离情别绪。二句概括了子由诗中惜别之意，着重回答原诗提到的“风雨对床”那一层意思。三、四句“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表面看是推开一步，以相慰藉，实际上是更深入、更沉痛地表达了此时此地的复杂心情。纪昀评云：“宽一步，更沉着”，这是很有道理的。在生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经验：两个朋友、亲人多年不见，岁月催人，容颜易老，一旦邂逅相逢，从外貌上彼此已经不能互相认识，但往往会从声音、神态上还能认出自己的亲人。唐人贺知章“乡音无改鬓毛衰”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东坡此诗，乍看之只不过是说我们虽然离多会少，但究竟还没有弄到相见不相识，只能从语音上辨认自己亲人的程度，所以还是值得互相宽慰的。但实际用意却远不止此。这里他用了一个典故，必须弄清他为什么用典才能弄清诗人的真实意图，才能懂得此诗的精妙之处。《后汉书·党锢传》：“夏馥为党魁”，当党锢祸起，宦官诬陷、收捕党人，党人纷纷亡命的时刻，夏馥也“剪发变形，隐匿姓名，为冶家佣（帮人打铁），亲突烟炭，形貌毁瘁，人无知者。弟静，遇馥不识，闻其言声，乃觉而拜之”。自熙宁变法以来，反对派不断受到贬斥，东坡兄弟也连年外放。这时，王安石已罢相，新党中的某些人更加肆意打击、排斥异己。东坡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处境，不过眼前自己还在徐州任职，子由也新近接到南京留守签判的任命，暂时还算得是比较侥幸的。他用夏馥的典故，既切合兄弟间情事，更重要的，暗示了党派倾轧中的危险处境和忿懑心情。他以尚未沦入夏馥那种可怕境地来宽慰子由，宽慰自己，曲折地表达了对时事的不满。果然，几年之后就发生了乌台诗案，则东坡的忧危之感，不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首即题目所谓“子由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从这一角度来说明“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的意思，以此安慰子由，宽解自己，但言外也同样蕴蓄着对时事的忿懑不平之情。
“朱雀”、“金花”都是道教炼丹书中的术语。施注引阴真君《金液还丹歌》云：“北方正气为河车，东方甲乙成丹砂，两精合养归一体，朱雀调护生金花。”按李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朱鸟张炎威，白虎守本宅。”王琦注引淳于叔通《大丹赋》云：“朱雀翱翔戏兮，飞扬色五采。”俞琰注云：“朱雀，火也。”此诗第一句的大概意思是只要一旦金丹炼成，获得了长生久视之术。“一转车”用贾岛诗“碌碌复碌碌，百年双转毂”的意思，言人生一世，就像车轮旋转那样快速、短暂。一、二句连起来，意谓如果真能长生不死，那么，眼前这数年的分别，真像车轮一转，是非常短暂而快速的，确实算不了什么，值不得惋惜、留恋。
接下去二句“五百年间谁复在？会看铜狄两咨嗟”。承接上文长生久视之意，进一步把问题扩大了，意思加深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五百年间，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今天那些争权夺利、煊赫一时的人，不是早也烟消云散了么？又和他们计较些什么呢？“铜狄”谓铜人，指汉武帝时所铸金人。这里又用了一个典故。《后汉书·方术传》记载，一个叫蓟子训的人，有神仙之术，“后因遁去，不知所止”。多年后，有人在长安东霸城看见他，“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
宋代士大夫多信方士炼丹、养气之说，何薳《春渚纪闻》卷十云：“丹灶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也。”苏辙早年也很注意这种“烧炼之事”，他在《龙川略志》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并说自己“治平末泝峡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本相示，”并在一起讨论“烧炼事”。东坡在与王巩、张方平诸人的信札中也常常提到修炼，在黄州时写的诗中还提到在临皋亭设置别室，专放丹炉。但东坡并不相信有长生不死的人。此诗用“朱雀”、“金花”，只不过借用道书中的语言，借以表达一种诗的意象。诗人从历史长河这一悠久观点来看待眼前短暂的、变动着的一切，包括个人的遭遇，时局的变化。纪昀评此诗云：“此亦刺当日小人营营，终归于尽，而语意浑然不露。”可谓抓住了这首诗的实质。
这两首诗都用了一些典故，以深化诗的意境和内涵，增强诗的形象性、含蓄性和表现力。东坡善于根据表情达意的特定需要，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名言警句或历史事实，发掘典故本身所包含的深广的意蕴，精确、贴切地加以提炼和运用。前代批评家颇有讥评东坡诗好用事的，但这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像这里，特别是像第一首诗，如果不用夏馥这个典故，诗人的复杂心情，是不能在简短的几句诗中表现出来的。
（白敦仁）
韩幹马十四匹
苏轼
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
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
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
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
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
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
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
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
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题画诗，多而且好。七绝如《惠崇春江晚景》和《书李世南所画秋景》都至今传诵。五古如《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纪昀称为“一片神行，化尽刻画之迹”。这首《韩幹马十四匹》则是七古中题画名篇。
韩幹，唐代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相传年少时曾为酒肆雇工，经王维资助学画，与其师曹霸皆以画马著名，杜甫在《丹青引》里曾经提到他。他的《照夜白图》等作品尚存，而苏轼题诗的这幅画，却不复可见。诗题说是“马十四匹”，画中的马，却不止此数。南宋楼钥在《攻媿集·题赵尊道渥洼图序》里说：他看见的这幅渥洼图，乃是李公麟所临韩幹画马图，即苏轼曾为赋诗者。“马实十六，坡诗云‘十四匹’，岂误耶？”楼钥因而题苏轼诗于图后，自己还作了一首“次韵”诗。李公麟临那幅画，自属可信。临本中的马是“十六匹”，也很值得注意。王文诰“据公诗，马十四匹，楼所见并非临本也”的案语，是缺乏根据的。细读苏轼的这首题画诗，就发现那些说“据公诗，马十四匹”的人，漏数了一匹，搞混了一匹，实际上是十六匹，和李公麟所临本相副。
诗题标明马的数目，但如果一匹一匹地叙述，就会像记流水账，流于平冗、琐碎。诗人匠心独运，虽将十六匹马一一摄入诗中，但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变化莫测。先分写，六匹马分为三组。“二马并驱攒八蹄”，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一组。“攒”，聚也。“攒八蹄”，再现了“二马并驱”之时腾空而起的动态。“二马宛颈鬃尾齐”，也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二组。“宛颈”，曲颈也。“鬃尾齐”，谓二马高低相同，修短一致。诗人抓住这两个特点，再现了二马齐步行进的风姿。“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两句各写一马，合起来是一组。“任”，用也。一马在前，用前腿负全身之重而双举后蹄，踢后一匹；后一匹退避，长声嘶鸣。大约是控诉前者无礼。四句诗写了六匹马，一一活现纸上。
双马图
———〔唐〕韩幹
接着，诗人迅速掉转笔锋，换韵换意，由写马转到写人，以免呆板。“老髯”二句，忽然插入，出人意外，似乎与题画马的主题无关。方东树就说：“‘老髯’二句一束夹，此为章法。”又说：“夹写中忽入‘老髯’二句议，闲情逸致，文外之文，弦外之音。”他把这两句看作“议”（议论），而不认为是“写”（描写），看作表现了“闲情逸致”的“文外之文”，离开了所画马的本身，这都不符合实际。至于这两句在章法变化上所起的妙用，他当然讲得很中肯；但实际上，其妙用不仅在章法变化。第一，只要弄懂第三组所写的是前马踢后马、后马退避长鸣，就会恍然于“奚官”之所以“顾”，正是由于听到马鸣。一个“顾”字，写出了多少东西！第二，“前身作马通马语”一句，似乎是“议”，但议论这干什么？其实，“前身作马”，是用一种独特的构思，夸张地形容那“奚官”能“通马语”；而“通马语”乃是特意针对“一马却避长鸣嘶”说的。前马踢后马，后马一面退避、一面“鸣嘶”，“奚官”听懂了那“鸣嘶”的含义，自然就对前马提出警告。可见“通马语”所暗示的内容也很丰富。第三，所谓“奚官”，就是养马的役人，在盛唐时代，多由胡人充当。“老髯”一词，用以描写“奚官”的外貌特征，正说明那是个胡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老髯奚官骑且顾”一句中的那个“骑”字，告诉我们“奚官”的胯下还有一匹马。就是说，作者从写马转到写人，而写人还是为了写马：不仅写“奚官”闻马鸣而“顾”马群，而且通过“奚官”所“骑”，写了第七匹马。
以上两句，把画面划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又以“奚官”的“骑且顾”，把两大部分联系起来，颇有“岭断云连”之妙。所谓“连”，就表现在“骑”和“顾”“奚官”所骑，乃十六马中的第七马，它把前六马和后九马连成一气。“奚官”闻第六马长鸣而回顾，表明他原先是朝后看的。为什么朝后看？就因为后面还有九匹马，而且正在渡河。先朝后看，又闻马嘶而回头朝前看，真是瞻前而顾后，整个马群，都纳入他的视野之中了。
接下去，由写人回到写马，而写法又与前四句不同。“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八马饮水，微流吸入唇吻，仿佛发出汩汩的响声。一个“后”字，确定了这八匹与前七匹在画幅上的位置：前七匹，早已过河；这八匹，正在渡河。八马渡河，自然有前有后，于是又分为两组。“前者既济出林鹤”，是说前面的已经渡到岸边，像“出林鹤”那样昂首上岸。“后者欲涉鹤俯啄”，是说后面的正要渡河，像“鹤俯啄”那样低头入水。四句诗，先合后分，共写八马。
“最后一匹马中龙”一句，先叙后议，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周礼·夏官·庾人》云：“马八尺以上为龙。”说这殿后的一匹是“马中龙”，已令人想见其骏伟的英姿。紧接着，又来了个特写镜头：“不嘶不动尾摇风。”“尾摇风”三字，固然十分生动、十分传神；“不嘶不动”四字，尤足以表现此马的神闲气稳、独立不群。别的马，或者已在彼岸驰骋，或者即将上岸；最后面的，也正在渡河。而它却“不嘶不动”，悠闲自若。这是为什么？就因为它是“马中龙”。真所谓“蹄间三丈是徐行”，自然不担心拉下距离。
认为“据公诗马十四匹”的王文诰，既没有发现“奚官”所“骑”的那匹马，又搞混了这“最后一匹”马。他说：“此一匹，即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其实，从句法、章法上看，这“最后一匹”和“后有八匹”是并列的，怎能说它是“八匹之一”？
十六匹马逐一写到，还写了“奚官”，写了河流，却一直未提“韩幹”、也未说“画”。形象如此生动，情景如此逼真，如果始终不说这是韩幹所画，读者就会认为他所写的乃是实境真马。然而题目又标明这是题韩幹画马的诗，通篇不点题，当然不妥。所以接下去便点题。归纳前面所写，自然得出了“韩生画马真是马”的结论。“画马真是马”，这是对韩幹的赞词。而作者既赞韩生，又自赞，公然说“苏子作诗如见画”。读完下两句，才看出作者之所以既赞韩生又自赞，乃是为全诗的结尾作铺垫。韩生善画马，苏子善作画马诗；从画中，从诗中，都可以看到真马，看到“马中龙”。可是，“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世间没有善于相马的伯乐和善于画马的韩幹，连现实中的骏马都无人赏识，又何况画中的马、诗中的马！既然如此，韩生的这画、苏子的这诗，还有谁去看呢？两句诗收尽全篇，感慨无限，意味无穷。
全诗只十六句，却七次换韵，而换韵与换笔、换意相统一，显示了章法上的跳跃跌宕，错落变化。
这首诗的章法，前人多认为取法于韩愈的《画记》。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都这样说。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首诗穷极变化，不可方物，似乎更多的是受了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的启发。
（霍松林）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苏轼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
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
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
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
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苏轼知画善画，他作了大量评画、题画的诗文，本诗是其中的名篇之一。诗中对画未加评骘，只是如《韩幹马十四匹》诗中所说的“苏子作诗如见画”，将画的内容传达给读者，表示了对李思训这幅作品的肯定。
李思训是我国“北宗”山水画的创始人，他是唐朝的宗室，开元间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新、旧《唐书》均有传。他的山水画被称为“李将军山水”。他曾在江都（今属江苏扬州）、益州（州治在今四川成都）做过官，宦程所经，长江风景是他亲身观赏过的，此画即使不是对景写生，画中景色也是经过画家灵敏的眼光取得了印象的，和向壁虚构和对前人山水的临摹不同。诗中所叙的“大孤小孤”，大孤山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南鄱阳湖中，四面洪涛，孤峰挺峙；小孤山在今江西彭泽县北、安徽宿松县东南的大江中，屹立中流。两山遥遥相对。“崖崩”两句，极写山势险峻，乔木苍然，是为画面最惹眼的中心。“客舟”以下四句，写画中小船，直如诗人身在画境之中，忽闻棹歌，不觉船之骤至。更进一步，诗人俨然进入了小舟之中，亲自体会着船在江上低昂浮泛之势。诗人曾有《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一律，其颔联“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和第七句“波平风软望不到”，与这首诗的“沙平”两句，上下只改动了两个字，可见这两句是他舟行时亲身体会而获的得意之句，不觉重又用于这首题画诗上。至此，画面上所见的已完全写毕，照一般题画诗的惯例，应该是发表点评价，或对画上的景物发点感叹了，但苏轼却异军突起地用了一个特别的结束法，引入了有关画中风景的当地民间故事，使诗篇更加余音袅袅。
小孤山状如女子的发髻，故俗名髻山。小孤山又讹音作小姑山，山所在的附近江岸有澎浪矶，民间将“澎浪”谐转为“彭郎”，说彭郎是小姑的夫婿。南唐时，陈致雍曾有请改大姑、小姑庙中妇女神像的奏疏，吴曾《能改斋漫录》载有此事，可见民间流传的神幻故事已定型为一种神祇的祀典。苏轼将江面和湖面喻为“晓镜”，将大小孤山比作在晓镜里梳妆的女子的发髻，正是从民间故事而来。“舟中贾客”两句，与画中“客舟”呼应，遂使画中事物和民间故事融成一体，以当地的民间故事丰富了画境，实际上是对李思训作品的肯定。而这一肯定却不露痕迹，无怪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诗时，称其“神完气足，遒转空妙”。“空妙”的品评，对诗的结尾，可谓恰切之至。
（何满子）
百步洪二首[36]（其一）
苏轼
长洪斗落生跳波，[37]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38]乱石一线争磋磨。
有如兔走鹰隼落，[39]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崄中得乐虽一快，[40]何异水伯夸秋河。[41]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42]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43]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师所呵。[44]
〔注〕
[36] 此诗原序：“王定国访余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时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伫立于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定国既去逾月，复与参寥师放舟洪下，追怀曩游，以为陈迹，喟然而叹。故作二诗，一以遗参寥，一以寄定国，且示颜长道、舒尧文邀同赋云。”王定国，名巩，大名莘县人，工诗，与苏轼交谊颇厚。颜长道，名复，山东人。盼、英、卿，马盼盼、张英英和某卿卿，是当时徐州的歌妓。参寥，僧道潜字，浙江於潜人。舒尧文，舒焕的字，时任徐州教授。
[37] 斗落：同“陡落”。
[38] 水师：水手。绝叫：大声呼叫。凫雁：野鸭。
[39] 隼（sǔn）：一种猛禽。
[40] 崄中：奇险之中，崄同“险”。
[41] 水伯：指河伯。《庄子·秋水》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已。”
[42] 荆棘埋铜驼：晋朝索靖看到天下将乱，曾指洛阳宫门外的铜驼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晋书·索靖传》）
[43] 委蛇（tuó）：长而曲的样子，亦作委佗。
[44] （náo）：争辩声。
百步洪在徐州东南二里。悬流湍急，乱石激涛，最为壮观，今已不存。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者时任徐州知州。诗的前半写舟行洪中的惊险，后半纵谈人生的哲理。
前半一大段开头四句写长洪为乱石所阻激，陡起猛落，急湍跳荡。舟行其间，就像投掷梭子一样，就连经常驾船的熟练水手，也不免大声叫唤，甚至水边的野鸭，也都惊飞起来。一线急流，和乱石互相磋磨，发出撞击的声响。次四句连用妙喻，形容这水波有如狡兔的疾走，鹰隼的猛落，如骏马奔下千丈的险坡，这轻舟如断弦离柱，如飞箭脱手，如飞电之过隙，如荷叶上跳跃的水珠，光怪离奇，势难控制。前两句状水波的猛势，后两句写船在波涛上动荡的情景，真是有声有势，渲染入神。接着以“四山眩转”等四句写船上乘客此时的感受：人们处于轻舟之中，仿佛四面的山峰都在旋转；急风掠过耳边，使人心动神驰。所见的是流沫飞逝，百漩千涡。在这奇险当中，虽说精神为之一快，却料想不到凭着秋水之涨，水伯竟然有如此的威力。“崄中”两句，总结形容水势的前文，转而开展纵谈哲理的后半，是承上启下之笔。
后半一大段，专谈哲理。“我生”以下六句，是由序文中所说人生会晤无常所引起的感慨。首两句是说：人生在世，生命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流逝的，好比逝水一样，在不舍昼夜地澌流着。但人的意念，却可以任意驰骋，能不为空间时间所限制，一转念的瞬息之间，就可以逾过辽远的新罗。“一念逾新罗”是化用佛家语：“新罗在海外，一念已逾。”（见《传灯录》卷二三）又发挥了庄子“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的思想（《庄子·在宥》）。表明生命虽然会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聊乘化以归尽”（《归去来辞》），任听自然去支配；意志倒是可以由人们自己掌握，不为造物所主宰。“纷纷争夺”两句，感叹人们在世间，不少人只知道攘权夺利，好似处在醉梦里一般。然而世事沧桑，变化极快，谁能相信洛阳宫门前的铜驼，竟会埋没在荆棘里面呢？这种世变的反复，看起来比洪水的奔流还要快些，可谁又能理解呢？后两句“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是说觉悟过来，俯仰之间，便像已经越过了千种劫波，就是说失去了许多光阴。千劫，意即长时；“劫”是梵文佛家语“劫波”的省称。再回头看看流水，则依然盘曲如故。就以百步洪而言，也还是安闲自得呢！以上六句是作者对生命、意念和世事的看法，杂糅了佛家道家的思想。
“君看”以下四句：是就行舟洪中的人说的。先说，古人在这百步洪里，也留下了不少遗迹，但是其人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岸边的苍石上，还留有蜂窠一般的篙眼。再说，但如能此心无所住著，自己的思想能够旷达，即便自然界运行得再快，也与我无妨。“住”，即住著，是佛家语，“僵化”的意思。《金刚经》里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诗中采用了这种说法，以示人要自求解脱，不被外物所拘牵。结尾两句：“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师所呵。”总束前文，悠然而止，表明关于人生的哲理，前面已经说了个梗概，至此，各人都该离船上马转向归途了；再多说多辩，参寥禅师是会对人们呵责的呢！诗的这一大段，总起来讲，是解说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人应超脱旷达，不为外物所奴役的道理。诗的结尾，非常幽默，足以显示诗人笔之所至、无所不适的超迈风格。
综观全诗，前半写景，有滩陡涡旋，一波三折之势；后半谈哲理，极飘逸超脱、不为物囿之妙。东坡诗风格上的一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在这首诗中写洪波湍急，在四句中连用七种比喻，各极其态，各逞其妍，笔墨淋漓恣肆，蔚为壮观，千古罕见。谈哲理部分，参入佛家思想，运以庄子文笔，启示人们应掌握自家的意念，力求超越时空的局限，以开脱胸襟求得自由。虽不免混杂一些佛、道的消极因素，但从述真、乐观，不受环境支配这些方面来说，又具有积极的一面。此诗的艺术性，确实是高超的。所谓行气如虹，行神如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可以作为此诗艺术手法的注脚。
（马祖熙）
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
苏轼
杏花飞帘散余春，[45]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46]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47]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注〕
[45] 散余春：一作“报余春”。
[46] 酒薄：一作“薄酒”。
[47] 惟忧：一作“惟愁”。
这首七言古体诗据宋人王十朋注云：“按先生《诗话》云：‘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可知作于徐州任上。又宋人施元之注云：“真迹草书，在武宁宰吴节夫家，今刻于黄州。”
这首诗的题目为“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所以除了写人还要写月、写花、写酒，既把四者糅为一体，又穿插写来，于完美统一中见错落之致。
诗的开头两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开门见山，托出花与月。首句写花，花落春归，点明了时令。次句写月，月色入户，交代了具体时间和地点。两句大意是说，在一个暮春之夜，随风飘落的杏花，飞落在竹帘之上，它的飘落，似乎把春天的景色都给驱散了。而此时，寂寞的月，透过花间，照进庭院，来寻觅幽闲雅静之人。“寻幽人”的“寻”字很有意趣。李白有诗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是主，明月是客，说明诗人意兴极浓，情不自禁地邀月对饮。而在此诗中，明月是主，诗人是客，明月那么多情，居然入户来寻幽人。那么，被邀之人，能不为月的盛情所感，从而高兴地与月赏花对饮吗？
接下来“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二句，是说诗人应明月之邀，揽衣举足，沿阶而下，踱步月光花影之中，欣赏这空明涵漾、似水涵青的神秘月色。这两句空灵婉媚，妙趣横生。诗的上下两句都是先写月光，后写月影。“步月”是月光，“踏花”是月影；“炯如流水”是月光，“涵青”是月影。“炯如流水”，是说月光清澈如水，“炯”字状月光的明亮，如杜甫《法镜寺》：“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涵青”是对月影的形象描绘，似水月光穿过杏花之后，便投下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荡漾着青一般。流动的月光与摇曳的青，使沉静的夜色有了动感，知月惜花的诗人，沐浴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不正好可以一洗尘虑，一涤心胸吗！这两句诗勾画了一个清虚、明静、空灵而缥缈的超凡境界。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两句写花与酒。“长条”与“香雪”都是指花。杜甫《遣兴》诗中有“狂风挽断最长条”之句，白居易《晚春》诗中则说：“百花落如雪。”“花间置酒”两句化用了杜、白诗意，写出了赏花与饮酒的强烈兴致。美酒置于花间，酒香更显浓郁；香花，趁着酒兴观赏，则赏花兴致也就更高。花与酒互相映发。诗人此时的情怀，与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趣迥然不同，不是寂寞孤独，而是兴致勃勃。
“山城”以下四句，前两句写借月待客，突出“爱月”之心。山城偏僻，难得好酒，可是借月待客，则补酒薄之不足。“劝君且吸杯中月”一句，是从白居易《寓龙潭寺》诗“云随飞燕月随杯”中化出，表明诗人对月之爱远远超出了对酒之爱。后两句情绪渐转低沉，见诗人“惜月”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光的流转，悠扬的箫声渐渐停息了，月下花间的几案之上，杯盘已空，诗人不禁忧从中来。此时诗人最忧虑的不是别的，而是月落。这里含着十分复杂的情感，被排挤出朝廷的诗人，虽然此时处境略有好转，但去国之情总不免带来凄清之感，在此山城，唯有明月与诗人长相陪伴。月落西山，诗人情无以堪。
诗的最后两句转写花，不过不是月下之花，而是想象中凋零之花。月落杯空，夜将尽矣，于是对月的哀愁转为对花的怜惜。今夕月下之花如此动人，明朝一阵恶风刮起，便会落英遍地，而满树杏花也就只剩下点点残红。诗中显然寄寓了人生命运的感慨。
这首诗韵味淳厚，声调流美，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首先是物与人的映衬，情与景的融入。人因物而情迁，物因人而生色。首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是一派晚春景色，天上有明媚之月，花下有幽居之人，绮丽之中略带凄清之感。接着“明月入户寻幽人”一句，达到了物我相忘的境界。诗人因情设景，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出神入化。
构思的错落有致、变化自如，使全诗情致显得更浓。开篇两句既写花又写月。三、四句重点写月，其中也有写花之笔。五、六句写花、写酒，但重在写花。七、八句写爱月之深。九、十句写惜月之情。最后两句是虚笔，借花的凋零写惜春之情，并寄有身世之感，寓意更深一层。通观全篇，诗人紧扣诗题，不断变换笔墨，围绕花、月、酒三者，妙趣横生。
诗人笔下的月，不仅是含情脉脉，而且带着一股仙气与诗情。这种仙气与诗情，是诗人超脱飘逸风格的体现，也是诗人热爱自然的心情的流露。
（袁行霈 崔承运）
大风留金山两日
苏轼
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
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
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
细思城市有底忙，却笑蛟龙为谁怒？
无事久留僮仆怪，此风聊得妻孥许。
灊山道人独何事，夜半不眠听粥鼓。
金山，在今江苏镇江西北，据传，唐时裴头陀获金于此，故名。这首诗作于元丰二年（1079）四月，当时苏轼由徐州改知湖州，赴任途中，经过金山时作。
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写“大风”。一二句借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晋书·佛图澄传》：“（石）勒死之年，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佛图澄借铃语言吉凶，苏轼借铃语言风兆。第二句是铃语的内容。颠风即狂风，杜甫有“晓来急雨春风颠”句（《逼侧行赠毕曜》）。三至六句写风势。“朝来”应“明日”，写铃语应验，行文扣得很紧。风无形，故借浪以状风大：白浪打着苍崖，又从苍崖倒射于船上轩窗，像雨点般洒在船上。“打”、“射”、“飞”三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声有形，可触可感。正如汪师韩所说：“轩窗飞雨，写风浪之景，真能状丹青所不能状。”（《苏诗选评笺释》）“轩窗”已写到船，五六句通过集中写船进一步写风势。龙骧，晋龙骧将军王浚受命伐吴，造大船，一船可容二千余人，后因以龙骧称大船。十斗为斛，万斛，形容船的容量特大。从：任，听凭。大船不敢过，小船任掀舞，通过一大一小，极写风浪的险恶。僧惠洪说：“东坡微意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辛酸。’……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纵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渔舟对，大小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者，此类是也。”（《冷斋夜话》卷四）
后六句写人，写他们一行因风浪太大被迫“留金山两日”。七八句写他自己的态度。底：什么。意思是说，赶到湖州去也没有什么事，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蛟龙掀起汹涌的怒涛难不倒我。这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九、十句写妻孥僮仆的态度。他们想快点到湖州，如果“无事久留”，定会受到责怪，现在是因风而留，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两句是写灊山道人的态度。灊山道人即苏轼的好友、诗僧道潜，又叫参寥子。苏轼这次由徐州赴湖州，曾先到南京（今河南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然后才南下，“至高邮，见太虚（秦观）、参寥，遂载与俱”（苏轼《跋秦太虚题名记》）。可见这时参寥也在船上。粥鼓即粥鱼，又叫木鱼，和尚诵经所敲的法器。后两句说，尽管风浪正掀打着船舱，参寥却正专心专意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反映了僧人不以风浪为意的镇定态度。
纪昀说：“金山阻风中，有景有人在。”此诗前半写景，有声有色；后半写人，风趣幽默。“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全诗正表现了苏轼这种随缘自适、不以风浪为怀的神情。
（曾枣庄）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苏轼
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48]留得一钱何足赖！[49]
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50]
人将蚁动作牛斗，[51]我觉风雷真一噫。
闻尘扫尽根性空，[52]不须更枕清流派。[53]
大朴初散失浑沌，[54]六凿相攘更胜坏。[55]
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
君知五蕴皆是贼，[56]人生一病今先差。[57]
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
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
须防额痒出三耳，[58]莫放笔端风雨快。
〔注〕
[48] “借车”句：孟郊《移居》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
[49] “留得”句：杜甫《空囊》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苏轼在这里是翻用其意。
[50] “右臂”句：杜甫《清明》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
[51] “人将”句：《晋书·殷仲堪传》载，仲堪的父亲曾患过一种奇怪的耳病，听到床下的蚂蚁动，以为是牛斗。
[52] “闻尘”句：佛家把眼、耳、鼻、舌、身、意，称为“六根”，又进一步把这些器官的感觉称为“六尘”。譬如耳朵是“根”，听觉（闻）就是“尘”。闻尘扫尽，便是失去听觉，根性空，便是耳朵这个器官等于无用。
[53] “不须”句：这里翻用晋代孙楚“枕流漱石”这句名言。以流水作枕，是为了洗耳。
[54] “大朴”句：《庄子·应帝王》说，倏与忽相遇于浑沌处（“浑沌”也是一个人），倏与忽觉得浑沌没有人们都有的七窍，很是可怜，于是便助人为乐，一天帮浑沌凿一窍。浑沌本是活的，谁知七窍凿完，浑沌便死了。
[55] “六凿”句：《庄子·外物》说，人的喜、怒、哀、乐、爱、恶这六种情感是“六凿”，人有各种情绪存在，便是“六凿相攘”，不得安宁。
[56] 五蕴：佛家把色、受、想、行、识称为“五蕴”。“五蕴皆是贼”和“六凿相攘”意思相同。
[57] 人生一病：指听觉。差：通瘥，病愈。
[58] 额痒出三耳：隋朝传说，有个叫张审通的秀才，夜间睡梦中在冥府任记录。一次，冥官为了奖励他，在他额头上也安上一只耳朵。审通醒来后，觉得额头发痒，转瞬间果真涌出一只耳朵，比原来的听觉更灵。于是一时传为奇事，称他是“三耳秀才”。但是这只耳朵有如鸡冠，顶在额头上，有损美观。（见张君房《脞说》）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这一年，他由徐州改知湖州，三月里动身，四月底到达，此诗即写于途中。到八月，他因讪谤罪下狱，也就是文学史上常提到的“乌台诗案”。这首诗作于“诗案”前夕。当时已是山雨欲来，可作者却并没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他依然沉湎于感情上的冲动，特别是在秦观这样的至交面前（太虚，秦观的号）。
早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时，苏氏兄弟就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中。先是苏辙评论新法，使神宗不悦，于是贬为陈州学官。苏轼更加沉不住气，连写两个详细的奏章，纵论朝廷得失。这样，政争就进一步扩大。诗人自己也知道处境已难，就索性主动请求外调，神宗准许了他。诗人从此过着一种被猜忌的生涯，九年之中，换了四个地方，始而杭州，继而密州和徐州，后来是湖州。
外调之后，诗人更觉委屈，一种愤激情绪，往往在诗词中不择地而出。他的亲友为他担心，在杭州时，表兄文同便在寄给他的诗中作了最直率的规诫，劝他“北客南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但是，诗人这段时间的作品，反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富，大多笔墨恣肆，隐寓讥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乌台诗案”发生。看来，诗人在受到严重打击之前，依然把世途艰险、宦海风波看得太轻了。
此年三月，诗人由徐州改知湖州，他接到朝命，便启程前往，路过松江，遇到秦观，免不了诗酒流连。大概诗人此时听力已减退，所以秦观写了一首诗和他开玩笑。这本是挚友间心灵上的默契，谁知却激发了诗人的诗兴，于是次韵赓和。
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到湖）。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也许对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读者觉得他引这两句杜诗，一定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一气读下来，不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吗？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宋〕苏轼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我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为什么我能这样呢？是因为我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我思想上已一扫而空，我已不必像古人那般“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清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自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该惹下多少“口业”呀！（口业，佛教语，指妄言、恶口、两舌、绮语。这里喻祸从口出。）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有点像是乌台诗案的谶语，实际上诗人何尝能预知！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己有害，幸而现在我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这果真行吗？此心还在，一切努力恐怕终将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哩。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未免“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讽刺，转而为白乐天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读这位大诗人的诗，总不免有此感想。
（潘同寿）
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苏轼
肩舆任所适，遇胜辄流连。
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
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
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
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
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
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
幽寻未云毕，墟落生晚烟。
归来记所历，耿耿清不眠。
道人亦未寝，孤灯同夜禅。
这是一首记游诗，写于元丰二年（1079）的端午节，此时作者刚到湖州不久。同游者还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秦观写有《同子瞻端午日游诸寺》可证。
诗的开头四句，直叙作者乘坐小轿任性而适，遇到胜景便游览一番。或焚香探幽；或品茗开筵，筵席上都是素净之物，以见其是在寺中游览，四句诗紧扣题目中的“遍游诸寺”四字。
“微雨”以下四句，转笔描绘江南五月的自然特色，蒙蒙细雨，时作时停，寺院的小窗，清幽妍丽，四面环山，如坐盆中，山多障日，故少见天日。草木郁郁葱葱，自生自长，苍然一片。苏轼本人对此四句诗很欣赏，自谓“非至吴越，不见此景”（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这四句诗的确捕捉到湖州五月的景物特点。
当诗人登上湖州飞英寺中的飞英塔时，放眼观看大千世界，笔锋陡转，又是一番境界：诗人进一步描绘了阔大的景物。“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二句，写景很有气魄，既写出卞山的山色之佳，又传神地描绘出浮天无岸，烟波浩渺的太湖景象。此二句诗与“微雨”以下四句，都是写景的佳句。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东坡渡江，至仪真，和《游蒋山诗》，寄金陵守王胜之益柔，公（按即王安石）亟取读之，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这就可见王安石对“峰多”两句是如何服膺了。但这两句的意境，又完全出现在《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的写景名句中。“盆山不见日”与“峰多巧障日”差可比肩，“震泽浮云天”比起“江远欲浮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大手笔，写诗要能放能收，且看苏轼这首诗，在达到高峰之后，是如何收束的。他先插入两句议论，以作收束的过渡，对眼前所见的自然美景，发表了评论，说他既欣赏太湖的那种吐吸江湖、无所不容的深沉大度，又喜爱登高眺远，区宇开阔的旷荡。紧接此二句，便以天晚当归作收，却又带出“墟落生晚烟”的晚景来，写景又出一层。最后四句，又写到夜宿寺院的情景，看似累句，实则不然。与道人同对孤灯于古佛同参夜禅的描写，正是这一日游的一部分。
这首记游诗，作者在写景上没有固定的观察点，而是用中国传统画的散点透视之法，不断转换观察点，因此所摄取的景物，也是不断变化的，体现出“遇胜辄流连”的漫游特点。诗人的一日游，是按时间顺序而写，显得很自然，率易，但又时见奇峰拔地而起，六句写景佳句，便是奇崛之处，故能错落有致，平中见奇。
（刘文忠）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
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苏轼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从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由于他一直对当时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持反对态度，在一些诗文中又对新法及因新法而显赫的“新进”作了讥刺，于是激怒了的对方，便累章弹劾他“作为诗文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这年八月，苏轼在湖州被逮，押至汴京在御史台狱中四月，审讯他的谏官竭力罗织罪名，多方株连，必欲置他于死地。由于当时一些元老重臣如吴充、范镇等上章营救，以及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出面干预，神宗才下令从轻发落，于这年十二月责授苏轼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在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因和他有诗文往来而受株连的大小官员有张方平、王诜、司马光和他的弟弟苏辙等二十余人。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乌台（御史台）诗案”，赵宋开国以来，因文字批评朝政而被系狱的，苏轼是第一人。《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即是在狱中所写，子由是苏辙的字。
苏辙比苏轼小四岁。兄弟二人，自幼生活在一起，苏轼曾有诗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兄弟情谊，到老不衰。当苏辙听到苏轼被捕的凶讯时，无异是晴天霹雳。他是最了解兄长的人。兄弟二人从政以后，彼此政见一致，苏辙很知道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这时，他正在应天府（北宋的南京，今河南商丘）任判官，立即上书神宗，自诉得到苏轼下狱的消息后，“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得免下狱死为幸……”后来苏轼结案，苏辙果真谪往筠州（今江西高安）为酒监。
苏轼被逮入狱后，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弟弟，他该怎样向弟弟解释和关照呢？
第一首主要是表达对苏辙的怀念。首联：“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这是一种对自己遭受的巨大不幸的号恸之音。诗人想到，由于自己的过错，不仅自身和家庭将遭可怕的灾祸，并且还要连累弟弟和许多朋友，这时他除了祈求圣主的恩赦，忏悔自己的罪过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呢？下一联“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自分必死，想到身后一家都将连累弟弟照顾，更觉心头沉重。事实上这时他在湖州的家室已由苏辙接往商丘同住了。第三联“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是说本来人死以后，到处的青山都可埋葬，但留下弟弟一人，倘逢空山夜雨之时，未免独自伤神，想到这里，真是情何以堪。原来苏轼早年与弟弟在旅驿读书，一次读到唐人韦应物的一首赠人诗“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一联，彼此十分感动，就相约将来入仕后尽早退隐以享受“风雨对床”的闲居之乐。后来苏轼中举后赴凤翔任判官，苏辙从汴京一直送到郑州才分手。苏轼在马上作诗赠弟，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箫瑟”之句。“夜雨”所指就是此昔日约言。可是现在一切都已太晚了。今生已矣，愿结他生未了之缘。“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这是多么深挚的兄弟之情啊。杜甫的挚友郑虔因罪被贬台州司户参军，杜甫饯别赠诗：“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歌唱的是永不背弃的友情；而苏轼在这里歌唱的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之情，深挚感人。
第二首主要是表达对子与妻的思念以及对自己的伤怀。“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这二句描绘出月光下御史台监狱阴森的侧影。汉代御史台多种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见《汉书·朱博传》）。琅珰，指屋檐下系的铃铎。诗人在不眠的寒夜，想到自己在刽子手屠刀的阴影之下，心中充满了惊骇之情。“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心如鹿撞，命运似鸡，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据当时人记载，苏轼被捕时，押送他的狱卒“顾盼狞恶”，入狱时狱卒问他“五代有无誓书铁券？”即祖先有无功勋可以使子孙享受犯罪免死的待遇。这照例是对死囚提出的问题。在狱中，狱吏“诟辱通宵不忍闻”，也就是他在诗的序言中所说“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的实际情况。“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上句思念儿子，说他天庭饱满，逗人喜爱。下句言愧对妻子。牛衣，给牛御寒的草蓑。西汉王章少时贫病交迫，冬夜卧牛衣中，感伤而泣，与妻子诀别，妻子鼓励他不要气馁，努力读书。后来王章官至京兆尹，一次向皇帝上书，弹劾外戚权臣王凤，妻子劝止他，说：“做人要知足，你忘记了牛衣涕泣时么？”王章不听，果然因上书得祸，下狱死（见《汉书·王章传》）。这里苏轼既以王章表示对妻子的愧疚，也以王章的忠义敢言自剖对朝廷的忠诚。最后二句“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作者在这里自注说：“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者累月，故有此句。”当年苏轼由京官外放，首先就到杭州任三年通判（地方副长官），在任期间，大有功德于杭人，因此杭州人民思之不已，为他作道场累月，这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安慰。他说，死了以后，相信杭人一定会把他埋葬在那里，正像当年西汉朱邑在桐乡（今安徽桐城）做官时为邑人做了许多好事，死后葬于桐乡并建祠奉祀一样。
这两首诗是狱中“绝命诗”，出自肺腑，无暇雕琢，而自有感人的力量。苏轼反对新法，这是他认识上的局限。但执政者对持不同意见的对方大兴文字狱，这即使在当时，也被一般人视为不公正。“乌台诗案”给北宋后期的政局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后果，士大夫多以不恤民命，讳言国事，自保身家为得计，以致元祐、绍圣，一反一复，元气大伤，国事终至不可收拾。苏轼这二首诗可说是这一历史悲剧的最生动见证。
（徐树仪）
初到黄州
苏轼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59]
〔注〕
[59] 作者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元丰二年（1079）底，苏轼得脱“乌台诗案”之狱，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并于次年抵达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这首诗，从题目看，可知是苏轼初到之时所作，它表现了诗人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峻生活，内心复杂微妙的感情。
开篇二句，诗人以自嘲的口吻回顾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所撰《墓志铭》）的苏轼，当然不会仅为口腹之欲而干禄，而且他自嘉祐二年（1057）初就科举，便以其惊人才华一直为朝廷重臣所注目，被视为宰相之器。然而，二十余年之后，不但没有“功成名遂”，反而蹉跌至此，无怪诗人自笑老来荒唐。其实他这时才四十六岁，正是壮盛之年。“荒唐”二字，看来轻松诙谐，却内含多少难言的自伤之情。
颔联宕开一笔，描绘初到所见。黄州三面临江，著名的武昌鱼便产于附近；大江两岸青山连绵，秀色可人，素来以产竹著称。宋初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开篇便道“黄冈之地多竹”。苏轼于初到之际，风尘仆仆之中，见江波而思鱼美，望修竹而羡笋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其中“知”、“觉”二字，以想象之辞入实见之景，描写对即将到来的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尤觉意味深长。
苏轼之谪黄州，所领一大串官衔都是虚授之职，并无实权，且是“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形同流放之罪人。故颈联中，诗人以逐客自命，并非夸张愤怼之辞。此联的出句是承接前面两联并更由此转下：既然自己平生一无所成，而黄州鱼美笋香，身为窜逐之人，在此作一名闲散的“员外”散官，（员外，正员之外的官。）又何乐而不为呢？在对句中，更以古今诗人自喻。水曹郎是属于水部的郎官，在以前的诗人中，何逊、张籍以及孟宾于都曾作过水部郎。苏轼借用这种巧合，幽默地说，这种职位好像总是为诗人而设。另外，苏轼本人正是因作诗攻击变法而险遭杀身之祸，最后贬谪黄州。因此，这句自我宽慰的话，不无牢骚之意。“不妨”、“例作”二字，牢骚之中兼带诙谐与放达，很能体现苏轼的个性。
末联则是反话正说，表现出东坡所特有的风格：如绵里藏针，平和中见锋颖，谈笑诙谐之际，令对手情伪毕露、无地自容。宋朝惯例，官吏俸禄，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实物折价抵算，个人拿到这些不切于用的实物之后，只好再折价变卖，因此名义薪俸与实际所得常常相去甚远。苏轼作检校官，按规定要用朝廷造酒后废弃的退酒袋子（即压酒囊）折抵薪俸。故这表面是自惭尸位素餐，实际上却是说，贬官到此，今后将会破费朝廷许多抵作俸禄的“压酒囊”，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勾勒出一种风趣而带讽刺性的喜剧气氛。这既是诗人苦中作乐的自嘲，也是对朝廷权势者的嘲笑。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颇具行云流水之势，但其中的情感内涵却非常丰富，它不仅深刻地刻画出苏轼初到黄州时的复杂矛盾的心绪，而且还由这种心理变化体现出苏轼一贯的人生态度。这就是，无论遭到多大的打击和迫害，始终保持自己乐观超旷的胸襟，决不向命运低首屈服，更不为此摇尾乞怜，而是在自然中发现美，在逆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使生命永远充满活力和笑声。
（胡晓晖）
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
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
苏轼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
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
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
高亭废已久，下有种鱼塘。
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
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
鹳鹤来何处，号鸣满夕阳。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到达黄州贬所，这两首诗是这年春末所作。
“奋厉有当世志”，敢于抨击时政的苏轼，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狱，几乎送命。经过中外臣僚的营救，得保首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他初来乍到黄州，惊魂未定，心灰意冷，杜门闭口，既不拜往迎来，更不谈论时事，常常独自一人钓鱼采药以自娱，信步逍遥以自适：“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定惠院海棠》）本诗也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第一首写雨晴后散步所见之景。一二句写雨晴。“雨过浮萍合”，说明先前的雨下得不小，若是毛毛细雨，就不致把浮萍冲散；也说明是初晴，否则，浮萍早合，就不会引起作者的注意了。“过”、“合”二字，恰切地写出了大雨初晴。任何一个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雨后青蛙叫得特欢，“蛙声满四邻”的“满”字，可谓传神之笔。三四句写春光已失，经过大雨的摧残，海棠花已落尽。苏轼在《定惠院海棠》诗中就说过，海棠虽美，但转瞬就凋谢了：“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海棠真一梦”，就是写海棠花已“纷纷”落尽，像梦一样难寻其踪影。但又何止“海棠真一梦”呢？大家熟知，苏轼在黄州不止一次地感叹“人间如梦”，他的经历不就是一场噩梦吗？因此，用梦来形容海棠的凋谢，浸透了他这时特有的感受。梅子成熟于夏初，“梅子欲尝新”，也说明春天是一去不返了。五六句写自己的孤独。“拄杖闲挑菜”———活画出了他那闲得无聊的神情。“秋千不见人”———他在《蝶恋花》中写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佳人笑声渐失已令人烦恼，何况雨后秋千，根本不见佳人呢！最后两句以牡丹花（木芍药）在春末的独自开放，反衬百花凋零，春光已失。“殷勤木芍药”，赞牡丹情意恳切深厚，就是伤百花的无情。“独自殿余春”，可见他花已尽，在后曰殿，表明牡丹已是最后的花，余春即残春，独自为残春之殿，五字三层，层层充满了“迟暮”（纪昀语）之感。
第二首写“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高亭”即指四望亭，在东坡雪堂南面的高阜上。“种鱼”即养鱼，种鱼塘即题中所说的“鱼池”。高亭久废，不再是供人游赏，而是用来养鱼的地方，一开头就给人以荒凉之感。“暮色千山入”即“暮色入千山”，写天已晚，为“归”作铺垫。“春风百草香”，写春已残，故春风送来的不是花香而是草香。“市桥人寂寂”，应“暮色”句，因天将暮故市桥人散。古寺即乾明寺，“古寺竹苍苍”应“春风”句，因春已残，故再也见不到“杂花满山”，但见苍苍竹木而已。高亭久废，暮色初临，市桥人散，竹木苍苍，都给人以冷落寂静的感觉。最后两句的写法与前一首相似，以鹳鹤号鸣，反衬市桥沉寂。正因为万物俱寂，突然出现的鹳鹤声似乎充满了暮色苍茫的整个天空，听起来更加凄厉。白居易《琵琶行》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句，苏轼这里的艺术效果则相反，是“此时有声胜无声”。《纪评苏诗》说，这两句寓“羁孤”之意。这确是哀号无告的苏轼贬官在这寂寞江城的生动写照。
这两首诗写景如画，景中有情，旨意含蓄，富有韵味。纪昀认为这两首诗，“格在唐宋之间”，第二首“纯乎杜（甫）意，结尤似”。宋诗明快，唐诗蕴藉，杜诗沉郁苍凉。苏轼诗以明快见长，而这两首诗却含蕴丰富，不露不张。不细加咀嚼，很容易当作一般写景诗读过。但稍加品味，就不难发现这些写景词句都浸透着他贬官黄州初期所特有的感伤色彩。第二首更具有杜诗沉郁苍凉的特色，结尾更是杜甫惯用的手法，宕开一层，在更加开阔的画面上抒怀。
（曾枣庄）
正月二十日往歧亭，郡人潘、古、
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苏轼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
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
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
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歧亭在今湖北黄冈麻城西北，苏轼的好友陈慥（季常）隐居于此。苏轼贬官黄州期间，他们经常互访，苏轼这次往歧亭也是为访陈慥。潘、古、郭三人是苏轼到黄州后新结识的友人，潘指潘丙，字彦明，诗人潘大临之叔。古指古耕道，能审音。郭指郭遘，喜为挽歌。他们三人对贬谪中的苏轼帮助颇大。苏轼《东坡八首》之七说：“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古押牙为侠客）孙。家有一亩竹，无时客叩门。我穷旧交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女王城在黄州城东十五里。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赴黄州贬所途中，度春风岭，正是梅花凋谢时候，曾作《梅花二首》；过歧亭，遇故友陈慥。这次去歧亭访陈慥，正好时隔一年，景色依旧，想到去年的凄凉境况，不禁感慨万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
首联写春天来得很快，因“春寒”，仅仅十天不出门，而江边柳树已一片嫩绿。“江柳已摇村”的“摇”字很形象，活画出春风荡漾、江柳轻拂的神态。
颔联进一步描写春景。决决，流水声，卢纶《山店》有“决决溪泉到处闻”之句。冰谷，尚有薄冰的谿谷，柳宗元《晋问》：“雪山冰谷之积，观者胆掉。”谷中尚有冰，说明是早春。早春溪流甚细，故冠以“稍闻”二字，堪称词语精确。青青，新生野草的颜色。没，淹没，覆盖。烧痕，旧草为野火所烧，唯余痕迹。后句说青青新草覆盖了旧有烧痕。冠以“尽放”二字，更显得春意盎然。
颈联写潘、古、郭三人为他饯行。“数亩荒园”即指女王城东禅庄院。“留我住”，“待君温”，写出了三人对苏轼的深厚情谊。而这个地方正是他去年赴黄所经之地，今日友人的情谊，不禁使他回想起一年以前的孤独和凄凉。因此，尾联转以回忆作结。
去年苏轼赴黄途中所作的《梅花二首》，写得非常凄苦，读之，催人泪下。其一云：“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的皪（鲜明貌）的梅花生于草棘，已令人心寒，何况又被“东风”吹落殆尽呢？其二云：“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梅花开于草棘中，无人欣赏，已够无聊了；而又为“东风”摧落，或随飞雪度关山，或随清溪流黄州，自然更令人愁苦。所谓“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即指此。末句化用杜牧《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他现在也是“路上行人”，尾联不止是回忆“去年今日”，也是在写今年今日，真是“含蕴无穷”（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王文诰说得好：“末句暗藏‘路上行人’四字，结住道中。读者徒知赞叹，未见其夺胎之巧也。”（《苏诗编注集成》卷二十一）
这首诗前四句写“往歧亭”途中所见，五六句写女王城饯别，末二句因饯别而联想到去年无人“把酒慰深幽”。看似全诗“于题不甚顾”（冯班语，见《纪批瀛奎律髓》），实际是紧扣题意。写初春之景，景色如画；写友人之情，情意深厚。全诗一气贯注，看似信笔挥洒，实则勾勒甚密，有天机自得之妙。
（曾枣庄）
雪后到乾明寺，遂宿
苏轼
门外山光马亦惊，阶前屐齿我先行。
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
未许牛羊伤至洁，且看鸦雀弄新晴。
更须携被留僧榻，待听摧檐泻竹声。
元丰四年（1081）冬，黄州大雪。苏轼在《书雪》中说：“今年黄州，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苏轼写了好几篇咏雪的诗词，诗如《次韵陈四（慥）雪中赏梅》，词如《满江红·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本篇是其中之一。
这首诗以写景生动见长。首联写“雪后到乾明寺”。温庭筠《侠客行》：“白马夜频惊，三更灞陵雪。”韦庄《和同年韦学士华下途中见寄》：“马惊门外山如活。”第一句即化用温、韦诗意，用“马亦惊”来烘托漫山皆雪，一片银色世界。一开头就给人造成强烈印象，起笔确实不凡：“写山光，真写得出。”（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第二句以“阶前屐齿”写“到乾明寺”，以“我先行”写自己对雪景的酷爱：以先赏为快。
颔联写寺中雪景。风花指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长春苑，皇帝宫苑，历朝多有，尉迟偓《中朝故事》：“长春宫，园林繁茂，花木无所不有，芳菲长如三春节。”不夜城，据《太平寰宇记》载，登州文登县有不夜城，以日出于东，故以不夜为名。一般也用来形容灯火通明的城市，这里指雪光映照，有如白昼。长春苑、不夜城皆指乾明寺。出句写乾明寺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时正严冬，梨花不当开，故置一“误”字。对句写乾明寺月光照于上，雪光映于下，有如不夜城一般，彻夜通明，故云“云月长临不夜城”。
颈联抒发自己对雪景的热爱。苏轼《西江月》：“可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未许”句，用法与此相同，这样至洁至净的银色世界，决不能让牛羊践踏，破坏她的纯洁。“且看”句，是想象雪晴之后，鸦雀戏弄于千树万树梨花间，尤其可人。
尾联写“遂宿”。前句写留宿乾明寺，后句申说留宿的目的是要欣赏大雪融化之景：雪大，融化时的雪水必多，定会发出摧檐泻竹之声。
此诗当然算不上苏轼咏雪诗的最上乘，但也决不像纪昀所批评的那样“俗”、“拙”、“不成语”（《纪评苏诗》卷二十一）。这首诗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写景形象，读了这首诗，好像我们也置身于这一银色世界一样。二是感情真挚，特别是后四句，充分抒发了他对这一至净至洁的雪景的热爱，反映出他的生活情趣。可以看出，他即使在贬所，生活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并不以个人的遭遇介怀。
（曾枣庄）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
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苏轼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60]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注〕
[60] 酽（yán）：味浓。此指酒醇。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正月二十日，对苏轼似乎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从御史狱出来被贬逐去黄州途中，过麻城五关作《梅花》诗二首，正是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其一曰：“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其二曰：“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这两首诗，都在借“半随飞雪度关山”的梅花形象，流露一股淡淡的哀怨凄凉之感。到黄州次年，即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往歧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以此为题，作七律一首，末两句说：“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正是指一年前来黄途中过麻城五关作《梅花》诗时的情景。再过一年，即元丰五年的正月二十日，又写了本诗，颇有乐在此间的味道。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又写了一首类似的诗。上举诸诗表现了诗人身处逆境而能超然旷达并最终执着于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这和他从海南赦归时所说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属同一气质，正是苏轼的高不可及处。
元丰五年写这首诗时，他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垦辟东坡；得郡守徐君猷庇护，访游近地，杂处渔樵。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黄州新交朝夕相从的潘丙、郭遘。上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歧亭访陈慥，潘、郭和另一新交古耕道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去年今日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突然感到的春意，不免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去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当然是这位信使先自东门而入；现在，城居的苏轼一点感觉也没有，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呢？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的吗？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曰：“三、四深警。”人如候鸟，感信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斯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候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感而斯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大约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间。“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似乎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去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相送，春涌心头；今年出郊寻春，又有潘、郭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前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以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61]；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起复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己之是信”[62]，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构隙初起，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确还有还朝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不死而贬去黄州，简直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程一中）
〔注〕
[61] 此说出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误。《招魂》应为屈原自招生魂之作。
[62] 马永卿《元城语录》。
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
苏轼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
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
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
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这首诗作于元丰六年（1083）。苏轼在元丰四年，作《正月二十日往歧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元丰五年，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这年作此诗，仍用前韵。称“复出东门”，指上一次正月二十日出东门寻春，这年再出东门寻春，在寻春里有希望朝廷再起用自己的含意。
这年，苏轼在黄州。苏轼初到黄州，住定惠院，后迁临皋亭，后又筑雪堂，家住临皋。他有《南堂》五首。即写在临皋亭的高陂上筑南堂住家。《南堂》之四：“山家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亩蔬。”这首诗的开头：“乱山环合”，“淮南尽处村”，即指他在黄州的住处。“五亩”可能指临皋的“五亩蔬”。在南堂住家，有山里的千房蜜和田里的五亩蔬，可以逐渐为终老作打算了。为什么想在黄州终老呢？因为朝廷已经不用他了。“九重新扫旧巢痕”，“九重”，宋玉《九辩》：“君之门以九重。”指朝廷。新扫旧巢痕，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解释这一句说：“昔祖宗以三馆（按：本唐代弘文、集贤、史馆三馆，负责藏书、校书、修史等事）养士，储将相材。及元丰官制行（按：王安石改革官制），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李商隐《越燕》之二“安巢复旧痕”为“旧巢痕”所本。这里指出，苏轼此句不仅用事贴切，还把李商隐诗中的用词，运用在自己的诗句里，更显得用词有据。
三联承“终老计”说，“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自己说要终老黄州，岂止跟江边的沙鸥习熟，还觉得来的次数多了，自己钓鱼所坐之石也觉暖了。《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这诗说与鸥鸟已熟，钓石已温，含有甘心退隐，忘掉机心的意思。虽说要终老黄州，但还忘不了朝廷，所以又说：“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长久与东风约定，到了正月里，梅花的香魂先返回去，梅花再一度开放。即希望自己能再回朝廷，神宗能再用他。唐末诗人韩偓《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才。”韩偓被排挤到湖南，想唐昭宗了解他，还能再起。梅花的花朵通体像玉，湖南梅花一冬两次开，第二次开好比魂的返回，意即希望自己再回朝廷。东坡诗的末句即化用韩偓诗意，浑然无迹。王文诰注：“公（苏轼）《历陈仕迹状》云：‘先帝（神宗）复对左右，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臣虽在远，亦具闻之。’此段语意适当其时，正此句之本意所谓‘暗香先返’者也。”暗香指梅，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东风指君，神宗有起用他的意思，故称“与东风约今日”。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起用。
纪昀评：“温雅可诵。”这首诗情意温厚，用思雅正。《宋诗精华录》卷二：“读五、六两句，觉《旄丘》之‘何多日也’，‘何其久也’，殊少含蓄矣。”《诗·邶风·旄丘》：“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小序》说：“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侯不能修方伯连率（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责怪卫侯何以多时不来救黎侯，何以这样久不来。可是苏轼的诗只说自己习惯于这种隐居生活，没有一点责怪的意味，显得更其温柔敦厚。又说“渐成终老计”，好像这是自己的打算，不说被朝臣排挤陷害，只说“九重新扫旧巢痕”，朝廷有新的作为，也很含蓄。他希望能够归朝奉职，这种希望在诗题里只说“复出东门”，含有寻春的意思，这个春天，即“暗香先返玉梅魂”，指梅花在正月里落后再开，比自己在罢斥后能再回朝。“温雅可诵”正是这首诗的特点。
（周振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