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说过，自梁、陈以后至于初唐，几百年间文学是沿着一条线进行的，即所谓华靡的“六朝体”。但这条线的进行并不是直的，中间也曾绕过几个弯子，这就是复古的运动。复古的运动在梁“永明体”风行时已发生过一次，《梁书·庚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
单看《梁书》的话，似乎简文帝在反对“永明体”。但细读这书的内容，则简文帝所反对者乃是“反永明体”的人。只看他又说“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便可明白。这班“反永明体”的人，大约都是些村夫子之流，虽有革命之心，而无革命之力，甚至闹出以经典为诗文的笑话，无怪要招简文帝一场讥嘲了。其中裴子野是比较有力量的。他著《雕虫论》以诋当时文风。他自己著作也履行质朴的条件。史称其“承先世史学不尚丽靡之词，尝删沈约《宋书》为《宋略》二十卷，约见而叹曰：‘吾不如也’”。简文又称其诗“了无篇什之美”，可见他作风之一二。
六世纪时，北方民族也曾有复古的运动。《北史·文苑传》：“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当南方文士风花雪月蜂腰鹤膝闹得起劲的时候，北方却在模拟诘屈聱牙的大诰文学，大开时代倒车。隋文帝起自北朝，也具有不喜词华的特性，统一天下后，想革除梁、陈以来弊风，代以朴素的实用文学，甚至不惜用政治力量，干涉文人思想的自由。臣下文表略涉华艳，便送法司治罪。《隋书·文学传序》称：“……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及观李谔论文体轻薄书，可知那时对于美文的扫荡，是如何的雷厉风行。炀帝初习艺文，颇慕梁、陈余习，有“非轻侧”之论。即位后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拟饮马长城窟》，《隋书》称其“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杨素赠播州刺史薛道衡十四首，《北史》称其“词气颖拔，风韵秀上，为一时盛作”，可见臣下也向风了。但隋祚过短，而炀帝之提倡实用文学也不如他父亲的诚意，他后来耽于逸乐，东西游幸，所至流连声伎，大制淫艳篇章，如《春江花月夜》之类。廷臣中如作“空梁落燕泥”的薛道衡，作“庭草无人随意绿”的王胄，都是梁、陈一脉相传的文士。而且六朝以来，中更数百年，文人学士习为华靡之词，积重难返。隋初那一点改革运动，不啻片石投海，当然没有什么显明的影响。唐初四杰又大振六朝之颓波，以华丽的体裁风靡天下，原是自然的结果。
但当四杰风头正健之时，第三次反美文运动又起来了。这就是陈子昂、张九龄二人的工作。
陈子昂（六五九至七〇〇），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武后朝登进士第，官右拾遗。他对于文艺的意见，主张“复古论”，《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唐书》称：“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乃请交。”他的《感遇诗》本是杂诗，与阮籍《咏怀》相似。其中有一己的感慨，有史迹的咏叹，有对于社会风尚的批评，有关于边事的议论。现在随意引二首：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陈子昂《感遇诗》其十九）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陈子昂《感遇诗》其三十七）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知属文。历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卒谥文献。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为李林甫所排斥，而不戚戚怨望，唯文史自娱。其作风与子昂相近，《感遇诗》十二首更与《感怀》一般机杼。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张九龄《感遇诗》其四）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桃李树，此木岂无阴？（张九龄《感遇诗》其七）
他们同派的诗人有东方虬、萧颖士等。陈子昂称虬之诗道：“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这可见虬之诗格颇与子昂同调。萧颖士于文章少许可，独好子昂及卢藏用、富嘉漠之文。颖士的诗，不但力追建安，还仿三百篇格式作《江有枫》《菊荣》《凉雨》《有竹》《江有归舟》，可算是个极端的复古家。
《答靳博士》张九龄
这班人虽反对齐、梁，想另创文艺空气，而他们的目的只是恢复“建安”文学而已，一切著作也就以力追建安为事，所以不能转移一代观听。要知道时代的轮子是向前进的，使它打退转，总是劳而无功。后来李白也提倡“复古”，但他旗子上写的是“复古”，实际却是“创新”，所以成功了。黄子云《野鸿诗的》：“唐初伯玉……诸公独创法局，运雄伟之斤，斫衰靡之习，而使醇风再造，不愧骚雅元勋，所嫌意不加新，而词稍粗率耳。”陈子昂文学革命之失败，正坐这“意不加新”四字。不过开元、天宝（七一三至七五六）四十三年中的文学，完全脱离齐、梁古典主义的束缚，别开如火如荼的浪漫主义的生面，陈子昂、张九龄一班人的劳力是不可埋没的。
《岘佣说诗》：“唐初五言古，犹沿六朝绮靡之习，唯陈子昂、张九龄，直接汉、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复古之功大矣！”沈德潜《说诗晬语》：“射洪（陈）、曲江（张），起衰中立，此为胜、广云。”刘熙载《艺概》：“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人文所肇，岂天运使然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