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神经长久平静，乍受外界的大刺激便引起非常的兴奋，甚至陷于错乱的状态。及刺激不断袭来，神经禁受不起，就暂时变成麻木，借以自卫。这样经过多时以后，神经的能力稍稍恢复，又遇着刺激，便又会引起反应。但第二度的反应，来势每比第一度和缓，而且能养成深沉周密的内省功夫，练就对付艰难的能力，所谓“人生的经验”便是这样来的。
开、天长期太平之后，忽然有安禄山之变，一般人们受此意外打击，只觉得惊恐、愤怒、忧愁、悲哀，种种情感，一时并集，发之诗歌也就如万窍怒号，如怒涛鼓荡，表现心灵极度的不平衡，与神经异常的兴奋。后来大乱虽平，宦官、藩镇、外患成为连环表现的喜剧，“司空见惯浑闲事”，不容易再牵动情感了。而且时局日非，救亡无术，诗人们心灰也日甚，不知不觉把以前的激昂慷慨消磨于乌有之乡，都走上啸歌诗酒、盘桓风月的颓废路上去。连杜甫入秦州时也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何况其他诗人呢。大历后十余年诗人们又离开了现实的人生，躲入艺术的小天地里，无非为此。
代宗时是偷安的局面，到德宗时连偷安都不成了。拥有重兵的藩镇如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李希烈自称王号，四出攻掠。兵连祸结，苛税繁兴，民不聊生，人心思乱。其后泾原诸道军奉朱泚为帝，公然叛于辇阙之下，逼得德宗不得不出奔，可算安禄山、吐蕃以后第三次的大祸。后来藩镇分化愈多，朝廷领土一年狭似一年，税赋所入一天少似一天，中央政府威权不过行于数省，其余都在那些“土皇帝”手里了。
宪宗即位后，极力想法裁制藩镇的势力，数年间讨平刘辟、杨惠琳、李锜、王承宗、田兴、吴元济、李师道各强镇。任用裴垍、李藩、李绛、裴度一班贤相，浸成中兴之局，这时政治上很有蓬勃的活气，诗人灰冷的心不觉随之而热，说话的兴趣也因之而浓，诗坛又要涌起一度壮阔的波澜来了。像韩愈便兴高采烈去作他的《元和圣德诗》《平淮西碑》，还想劝皇帝定乐章，告神明，封禅泰山，奏功皇天，借此展施自己润色鸿图的大手笔。但另一派诗人像白居易和元稹等，于瞻眺这缥缈的光荣前途之余，回想过去五六十年的痛苦，察看目前累朝遗留的积弊，觉得未可乐观。于是想借文字之功，来做一番裨益政教的工作，“人生艺术”的呼声便应运而生了。他们同是受杜甫的影响，但比杜甫还进一步。杜甫那些时事诗，是一时刺激的反应，是客观的描写；而元、白一派却是“痛定思痛”的反应，是主观的讽谕。杜甫的态度是消极的，元、白则是积极的，杜甫的思想没有成为系统，元、白则成为系统。所以杜甫仅是个写实艺术家，元、白则为功利主义的艺术家。
白居易（七七二至八四六），字乐天，下邽人，贞元十四年（七九八）进士。补校书郎。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为翰林学士，明年拜左拾遗。以言事贬江州司马，徙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召还京师，明年升主客郎中，与元稹同知制诰。长庆元年（八二一）转中书舍人。复乞外，历苏杭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拜河南尹。开成初（八三六）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八四六）卒，寿七十四。
《晚秋闲居》白居易
他长庆前所作诗手编为五十卷，号《白氏长庆集》，后又加《后集》二十卷、《续后集》五卷，共为七十五卷，凡诗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存七十一卷，三千六百八十八首）以量数言已超轶前代任何诗人了。内容则他自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大三类。（《长庆后集》则唯以“格诗”“律诗”分卷。）
白居易对“讽谕类”的诗，最自看重，平生的力量，可说都尽在这方面。他有与元稹论诗的长信，可说是他的一篇最重要的“文学宣言书”，也是文学史上一篇极有价值的作品。大略说采诗官废，六义始缺之后，由楚、汉至于晋宋、梁陈，所有作品都离开人生，甚至嘲风雪、弄花草，变成一种不足轻重的玩意。“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所以“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全部文学主张可说包括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十四个大字里。
他与元稹合作《策林》七十五篇，主张恢复周代采诗制度，作为采访民意的机关。还有做府试官时所拟《进士策问》《新乐府》中的“采诗官”都是同一用意。有了这种机关，而后他们的讽谕作品始在政治上发生效果，不然也还是“空文”罢了。
他的讽谕诗中最重要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还有《哭孔戡》《寄唐生》《宿紫阁山北村》《凶宅》《梦仙》等一共有一百七十二首。
《新乐府》作于元和四年（八〇九）为左拾遗时。《与元九书》说：“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新乐府》自序则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五十首《新乐府》有关于政治问题的，有关于社会问题的，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有关于阶级问题的。其中固然有的是迂腐的见解，如《法曲》《立部伎》《华原磬》《五弦弹》之刺夷乐乱华夏正声；《驯犀》《蛮子朝》《骠国乐》之反对怀汇远人之道。但如《道州民》《捕蝗》《杜陵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母别子》《太行路》，却都是大胆而有特识的议论。今引《卖炭翁》一首：
《友人夜访》白居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秦中吟》自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其中《重赋》写贫民生活：“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又写官库之富厚：“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伤宅》：“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轻肥》：“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都可算得极好的社会主义文学。
我们现在再引他讽谕诗中《宿紫阁山北村》一首，以见那时武人的横暴：
《长门怨》白居易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我们的诗人抱着如火热忱，替这班被压迫的民众喊叫，原想借此造成正当舆论的空气，好达到他“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宗旨，谁知“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于是像他《与元九书》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近来有人评他的讽谕诗，说这类作品的短处，在语气太质直，乏蕴藉之致；而千篇一律的“卒章显其志”的办法，也易引起一部分读者的不快。但白居易在《新乐府》序文里早已替自己留下辩护的地步。况且这类诗是他独创的体裁，正要以质直显露见长，我们何能轻下评论？汪立名引海虞冯班的话，说：“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盖出于《小雅》也。”（汪编《白香山诗集》）读者正须注意这“自创一体，古人无是”八个字。
次则我们要论他的“闲适类”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己所喜欢的。《与元九书》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在诗人中，白居易与陶潜性情可说最相近了。陶潜的胸襟冲和恬淡，但也有咏荆轲的篇什，白居易会作激直的讽谕诗，却也会作悠闲自得的闲适诗。他平生最爱陶潜，曾作效陶体诗十六首，在江州刺史任上有《访陶公旧宅》等诗。他说：“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他又爱韦应物。《自吟拙什因有所怀》：“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题浔阳楼》：“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他的随遇而安，易于满足，都可以看出他和平淡泊的天性。像他的诗：
《自述》白居易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澹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暮读一卷书，会意如嘉话，欣然有所遇，夜深犹独坐。又得琴上趣，安弦有余暇，复多诗中狂，下笔不能罢。唯兹三四事，持用度昼夜，所以阴雨中，经旬不出舍。始悟独往人，心安时亦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三）
《 虱新话》：“山谷尝谓白乐天、柳子厚俱效陶渊明作诗，而惟柳子厚诗为近。然以予观之，子厚语近而气不近，乐天气近而语不近……各得其一。”
他的“感伤诗”编为一百首，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收容在内。其格诗律诗名作极富，不具论。
白居易诗的特点在平易二字，所谓“白俗”，所谓“老妪都解”，与韩愈的险怪立在正相反对的地位。他寄韩愈的诗曾说：“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可见韩派诗人对付他的态度了。但他的诗实较韩派真实，近人情。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这可算是很有见解的批评。
因为诗具平易的特点，所以白居易在当时便成了一个大众诗人。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曾说：“……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之。”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其流传之盛，只有宋代一个凡有井水饮处无不歌的柳永的词可以相比。
但他的诗虽然平易，艺术却并不平易，他《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云：“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其实是自谦的话。《滹南诗话》：“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瓯北诗话》也说他的古体“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惟意所之，辨才无碍，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刘梦得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