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洛克菲勒家族首部且唯一的自传作品。该书突破祖父“不出自传”的家族传统，以第一视角记录家族四代人与美国近代经济、外交发展的关联历程。 全书通过童年经历、教育背景与职业轨迹展开叙述，涵盖作者求学期间师从哈耶克、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学术积淀，以及担任大通银行董事长期间推动美苏对话、参与1973年中美商务破冰合作等历史事件。书中披露与赫鲁晓夫、周恩来等政要的交往细节，并结合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经历提出企业家应将财富创造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理念。回忆录从家族叙事折射出20世纪全球经济格局与权力网络的深层互动。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创作的哲学社会学著作，1930年首次出版，该书基于20世纪初欧洲社会转型背景，探讨大众崛起对传统精英秩序的冲击及其潜在危机。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剖析“大众人”通过技术发展获得社会支配权却缺乏理性涵养，表现为功利短视、轻信政治投机等特征；第二部分扩展至国际层面，提出“大众民族”概念，批判民族主义与权力膨胀对文明的威胁。作者质疑技术赋予的支配资格，呼吁建立制约机制避免公共灾难，同时强调精英应承担伦理责任创造社会价值。书中将精英与大众的有机关系确立为现代性社会哲学主题，通过诊断大众主导社会的病理现象，反映了对技术文明与民主制度下精神危机的深刻思考。

托尔斯泰的《一个受传染的家庭》是一部未完成的早期戏剧，核心围绕 “道德感染” 这一深刻命题展开，以家庭为缩影探讨人性中的恶与救赎。故事聚焦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却因成员间的猜忌、自私与怨恨逐渐 “传染”，最终陷入分崩离析的困境。剧中，细微的矛盾如财产纷争、情感隔阂被不断放大，家庭成员彼此指责、互相伤害，将小分歧演变成无法调和的冲突，就像瘟疫般蔓延至家庭的每个角落。 托尔斯泰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幽暗，揭示出恶意、冷漠与偏执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轻易摧毁亲情与信任的根基。他通过剧情暗示，家庭的崩坏并非源于单一的过错，而是每个成员都参与了 “恶” 的传递与放大，正如道德的美好能相互滋养，人性的缺陷也会彼此侵蚀。尽管作品未完成，但已鲜明展现出托尔斯泰对家庭伦理与人性本质的思考，强调宽容、理解与责任才是抵御 “道德瘟疫” 的关键，为读者留下了关于亲情维系与自我救赎的深层启示。

二幕戏剧，于 1910 年出版。这部剧和《黑暗的势力》等作品一样，聚焦民间生活，还融入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核心围绕酗酒这一社会弊病展开。 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主角是染上酒瘾的农民米哈伊尔，还有他操劳过度的妻子玛莎以及家中的老家长阿库利娜。米哈伊尔的酗酒成瘾让他变得暴躁易怒，这也成了家庭矛盾不断的根源，整个家庭始终被压抑和纷争笼罩。剧情里有个关键情节，一名流浪汉在这个家借宿一晚后，被无端指控偷窃，这一情节既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不公，还让米哈伊尔和妻子玛莎的矛盾彻底爆发。 这部剧以小见大，借这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悲惨境遇，深刻展现出酗酒对底层家庭关系的毁灭性影响，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个人责任与社会环境如何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思考，契合托尔斯泰晚年贴近民间、注重社会伦理说教的创作倾向。

《活尸》创作于托尔斯泰晚年思想激变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其反复思考离家出走问题与家庭矛盾的直接反映。剧本动笔于1889年，历时十年完成，期间托尔斯泰经历了世界观转变，试图通过戏剧形式批判沙皇制度与宗教虚伪。通过主人公费佳·普罗塔索夫因不满婚姻虚伪而离家出走，最终沦为“活尸”的悲剧故事，深刻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社会制度的荒诞与体面阶层的伪善。剧本创作历时十年（1889-1900年），与《光在黑暗中发亮》同为托尔斯泰思想转型期的自传性剧作，集中体现了其对伦理道德、家庭关系及宗教法制的批判。

创作于1890年，系未完成剧作。通过地主萨伦采夫与家庭的矛盾冲突，展现托尔斯泰晚年家庭危机与精神困境，直接映射其伦理道德意识。剧中“全体走向亮光”的台词呼应《约翰福音》意象，体现托尔斯泰“追光”思想历程。该剧未完成状态（现存四幕）与托尔斯泰82岁出走事件形成文本与现实的互文，出走行为被视作戏剧缺失的终幕。《光在黑暗中发亮》几乎是托尔斯泰本人的人生镜像，将他的所有思考、疑惑和困境都投射其中，而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出走，仿佛就是这部未完剧作的最后一幕。从戏剧本身的艺术性而言，托尔斯泰的剧作获得的褒贬不一，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力量却在今天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部剧本，讽刺喜剧《教育的果实》(1891)是他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同时也是俄罗斯乃至世界古典戏剧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列夫·托尔斯泰的四幕讽刺喜剧《教育的果实》以其辛辣而又犀利的笔锋无情地嘲讽了游手好闲、精神空虚、醉生梦死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将前人尚未直接触及的最尖锐的缺乏土地的贫苦农民问题首次搬上舞台，把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部作品笔调诙谐而又幽默，读来令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因此，前苏联戏剧导演霍赫洛夫认为，它是一部对垂死的沙皇俄国“进行有社会意义的讽刺的剧本”。评论家洛姆诺夫也说，“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实，如此有力地表现贵族地主与被他们掠夺的农民之间阶级利益的冲突的剧作”。列宁则称赞它出色地表达了农民“令人伤心的真情”，并在自己的论著和演说中多次援引“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这旬广为流传的台词，阐述“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托尔斯泰的戏剧《黑暗的势力》以 “一只爪子被网住了，整个鸟儿就算完了” 为隐喻，深刻展现了人性在欲望泥潭中逐步沉沦的悲剧。长工尼基塔本是普通农夫，却在金钱与情欲的诱惑下，陷入了无法挣脱的罪恶漩涡。他与富农的妻子私通，又被贪婪的母亲撺掇，伙同情人毒杀了富农，妄图侵占其家产。为掩盖罪行，他更在逼迫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一步步从被诱惑者沦为主动作恶者。 “网” 既指物质欲望编织的陷阱，也象征着宗法制农村在资本主义侵蚀下的道德崩塌。尼基塔的每一次妥协都让罪恶的网越收越紧，从最初的动摇到后来的麻木，人性被黑暗彻底吞噬。然而，托尔斯泰并未让绝望终结，最终尼基塔在内心煎熬中当众悔罪，以宗教忏悔的方式寻求灵魂救赎。作品通过这一悲剧，既揭露了资本主义势力对传统农村的破坏，也传递了道德觉醒的可能，警示人们一旦触碰罪恶的边缘，若不及时止步，便会被黑暗彻底裹挟，呼应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永恒命题。

托尔斯泰的喜剧《第一个酿酒者，或小鬼怎样将功赎过》围绕诱惑与救赎展开。地狱的农夫小鬼因无法引诱淳朴农夫堕入罪恶，被鬼头惩罚，情急之下想出酿酒的诡计。他化身神秘雇工，接近勤劳善良的农夫，蛊惑对方用丰收的谷物酿酒。起初纯真的农夫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贪婪放纵，村庄也随之陷入混乱 —— 村民们从互助友爱的共同体，沦为沉溺酒瘾、纷争不断的醉汉，家庭失和、邻里反目。小鬼本想借此向上级邀功，却目睹酒精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内心备受煎熬。最终，他意识到自己的恶行给人间带来深重苦难，决心将功赎罪。他揭露了酿酒的危害，帮助村民摆脱酒瘾，重拾劳作与互助的美德，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既完成了自我救赎，也呼应了托尔斯泰对人性向善、抵制诱惑的道德思考，成为一则警示欲望危害、颂扬良知觉醒的寓言。

《苏格兰女王的悲剧:玛丽·斯图亚特传》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的传记作品，全书以16世纪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政治与人生悲剧为主线，展现其在宗教改革与权力斗争交织下的命运沉浮。讲述玛丽·斯图亚特的一生饱受争议。出生6天便继承了苏格兰王位，16岁时获得法国王后、苏格兰女王、英格兰女王三顶王冠，荣耀至极。19岁亲政苏格兰，后因宗教矛盾的激化以及涉嫌参与谋杀亲夫而引起苏格兰贵族的反对。25岁遭废黜逃往英格兰，却被其表亲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囚禁。在长达20年的囚禁后，被判处死刑，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被推上断头台的帝王。

T.S. 艾略特作为 20 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这部合集全面收录其不同时期的经典诗作与相关作品，系统呈现其创作轨迹与思想深度。书中既有《普罗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诗 1920》等早期创作，以细腻笔触捕捉现代人的孤独与精神迷茫；核心篇目《荒原》（1922）以破碎意象、多语言交织与丰富典故，深刻剖析一战后西方社会的精神荒芜，成为时代文化危机的标志性作品。后续《空心人》（1925）延续对精神虚无的刻画，《灰星期三》（1930）融入宗教救赎的思考，《四首四重奏》则以哲思凝练的笔触抵达思想与艺术巅峰。此外，合集还囊括《阿丽尔诗》《未完成的诗》《小诗》《磐石》中的合唱词及《老负鼠的群猫英雄谱》等，既有严肃的精神求索，也不乏轻快灵动的表达，完整展现了艾略特在诗歌形式创新、思想内涵探索上的卓越成就，是理解现代主义诗歌与 20 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的核心文本。

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于1906年1月至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取材于1830年波兰抗俄起义历史事件。作品原型来自民族志学者谢·马克西莫夫《西伯利亚和苦役》中记录的米古尔斯基夫妇的悲剧故事，托尔斯泰在查阅相关史籍后完成创作。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为什么？》围绕主人公伊凡・彼得罗维奇的精神困惑展开。这位平凡的俄国知识分子在生活中遭遇一连串看似无解的境遇：他目睹农民在苦难中麻木劳作，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隐忍；见证上流社会的虚伪应酬，人们在奢华表象下彼此疏离；也亲历亲友在病痛与死亡面前的挣扎，却找不到生命的终极意义。这些场景让他反复叩问 “为什么”—— 为什么苦难与幸福并存，为什么人们在荒诞中依然坚守，为什么生命终究要走向虚无。伊凡在乡间漫游时，与淳朴的农民交谈，从他们坦然接纳命运的态度中看到一种朴素的智慧；在与友人的辩论中，他探讨信仰、道德与生存的关系，却始终无法获得满意答案。托尔斯泰通过伊凡的困惑，将个人的精神求索与对时代、人性的思考交织，既展现了知识分子对生命本质的执着追问，也暗含着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洞察 —— 或许 “为什么” 的答案，就藏在直面困惑、坚守善意的过程中，在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与不确定性里，方能寻得内心的安宁。

托尔斯泰的超短篇，写于1905年，阿廖沙因幼时摔破牛奶罐被母亲打骂，从此被村童戏称为 “破罐”。这个瘦小、长着大鼻子的男孩自幼便承担起家庭重担，六岁放牧、十二岁犁地赶车，终日劳作却始终面带笑容，面对嘲笑与责骂总能默默承受。十九岁时，他顶替入伍的哥哥到城里商人家帮佣，尽管因土气的外表遭商人嫌弃，却以勤恳负责的态度赢得了认可 —— 他天不亮就起身劈柴、喂牲畜、打理家务，被全家上下随意差遣仍毫无怨言，唯一的慰藉是节日里的小额小费。他用积攒的小费买了一件红色毛衣，初次穿上时的惊喜尽显其内心的纯粹与对生活的微薄期待。厨娘是唯一关心他的人，不仅为他留热饭，更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他曾萌生与厨娘结婚的念头，却因权力阶层的干预而落空。在一个冬日，阿廖沙奉命清扫房顶积雪时不慎失足摔落，撞在铁栏杆上重伤卧床。即便浑身剧痛，他仍惦记着主人是否恼火，三天后在茫然的微笑中离世，临终前的惊讶神情，为这个被命运碾压的小人物的短暂一生，留下了无尽怅惘。

《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历史题材短篇杰作，以 19 世纪高加索战争为背景，聚焦车臣部落领袖哈吉穆拉特的传奇人生。作为反抗沙皇统治的部落英雄，哈吉穆拉特骁勇善战、忠诚果敢，却因与部落首领发生权力分歧，又恰逢家人遭敌方囚禁，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为拯救亲人、寻求翻盘之机，他毅然做出惊人抉择 —— 背弃抵抗阵营，投奔沙皇俄国的高加索总督。 在俄方营地，哈吉穆拉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他的刚毅、坦荡与对家人的深情，与沙皇官僚的虚伪、残暴形成鲜明对比。托尔斯泰以冷静的笔触，既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权力的倾轧，也刻画了哈吉穆拉特在绝境中的挣扎与坚守：他始终未放弃拯救家人的初心，也从未真正臣服于沙皇的权威。最终，在试图秘密返回部落的途中，哈吉穆拉特遭俄军伏击，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故事并未将其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 —— 他兼具战士的勇猛与父亲的温情，在忠诚与妥协、抗争与求生之间艰难抉择。托尔斯泰借这一人物，深刻反思了战争的荒谬、权力的腐蚀与人性的复杂，歌颂了个体在强权压迫下坚守尊严与道义的崇高精神，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

《舞会以后》为托尔斯泰1903年所著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以主人公伊凡在舞会上的恋爱故事为线索， 通过舞会上和舞会后两个截然对立的场面描写，深刻的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虚伪、野蛮和黑暗，鞭挞了俄国上流社会的毒辣、冷酷、丑恶，愤怒地控诉了沙俄军官对士兵的残忍与暴虐。

《谢尔盖神父》是托尔斯泰晚年探讨信仰本质与精神救赎的经典短篇，聚焦神职人员的内心挣扎与灵魂觉醒。故事主角谢尔盖神父曾是宫廷中备受尊崇的修士，凭借虔诚的表象和显赫的地位，成为众人敬仰的宗教象征。然而，他的信仰始终停留在形式层面，内心被虚荣、骄傲与对世俗认可的渴望所裹挟，从未真正触及信仰的内核。 一次偶然的契机，谢尔盖目睹了权力的虚伪与宗教仪式的空洞，过往的信仰体系轰然崩塌。为寻求真正的精神寄托，他毅然抛弃宫廷的尊荣，遁入深山隐居，试图以苦行赎罪，挣脱世俗欲望的枷锁。在与世隔绝的岁月里，他经历了孤独的煎熬、诱惑的侵袭与自我怀疑的折磨，从执着于外在的修行形式，逐渐转向对内心善良与爱的探寻。 托尔斯泰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谢尔盖的精神蜕变，通过他与世俗的决裂、与自我的对抗，批判了僵化的宗教形式主义，传递出 “真正的信仰不在于外在的戒律与仪式，而在于内心的向善与对他人的悲悯” 的核心思想。故事结尾，谢尔盖走出深山，以平和包容的心态面对世界，完成了从虚假信仰到真实救赎的蜕变，引人深思。

《主人和雇工》是托尔斯泰聚焦社会阶层与人性本质的短篇佳作，以朴素叙事揭露阶级隔阂下的命运纠葛。故事围绕地主布雷金与雇工尼基塔展开，秋收时节，布雷金为赶在暴雨前收割庄稼，催促尼基塔等雇工连夜劳作。尼基塔家境贫寒，为赚取微薄工钱，不顾身体疲惫与恶劣天气，咬牙坚守在田间。 劳作途中，暴雨突至，狂风裹挟着雨水肆虐，尼基塔在慌乱中试图保护主人的庄稼，却不慎陷入险境。布雷金起初只关心作物损失，对雇工的安危漠不关心，直到目睹尼基塔在风雨中挣扎的惨状，他才被人性的脆弱与坚韧触动，内心的阶级偏见逐渐瓦解。 托尔斯泰通过这场突发的自然危机，让两个身份悬殊的人直面生死考验。尼基塔的忠诚与隐忍、布雷金的自私与觉醒形成鲜明对比，既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也歌颂了底层劳动者的善良与坚韧。故事结尾，布雷金放下主人的傲慢，俯身救助尼基塔，在人性的碰撞中完成了精神的救赎，深刻诠释了 “人人生而平等” 的人文理念，余味悠长。

《魔鬼》是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8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改编自法院侦查员HH弗雷杰里克斯枪杀农妇斯捷潘妮达的真实案件，并融入作者与农妇阿克西妮娅·巴基金娜的早年经历。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叶夫根尼与农妇斯捷潘妮达持续三年的情欲纠葛，以季节更迭映射人物关系演变，通过心理冲突展现理性与欲望的对立。作为托尔斯泰欲望主题代表作之一，该作涵盖情欲与财欲命题，揭示作者对人性隐秘层面的哲学思辨。全书最终以主人公自杀结局，提出“疯狂是人类的常态”这一命题。

《克莱采奏鸣曲》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87-188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受贝多芬同名小提琴奏鸣曲启发完成。该作因涉及敏感题材遭俄国审查限制高价版本发行，美国邮政曾禁止邮寄连载该作品的报纸，西奥多·罗斯福公开批评托尔斯泰为“性变态者” ，《克莱采奏鸣曲》是托尔斯泰最奇特的作品之一，发表于一八九一年，小说讲述“我”在一个火车上亲耳听了一个贵族讲他杀妻的前因后果，揭露了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男女正常关系尤其是爱情婚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所带来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整个场景就是在一列火车上，由众人谈论男女问题引申到一件杀妻案件的来龙去脉，主要以对话方式推动情节发展，因而彻底表现了托尔斯泰那种探索道德与人性的思想性；但这并未抹杀掉文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个性。在娓娓交谈中，那个杀妻的贵族与其妻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在说话中袒露了每个人细腻的性格转变与心理变化，可见，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功底之深厚。

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一篇以马为主角的中篇小说，采用独特的第一人称视角，让名为 “霍尔斯托梅尔” 的骏马讲述自己的一生。它出身名门，幼时在草原上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奔跑于蓝天白云之下，感受着自然的馈赠与生命的纯粹。然而，人类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它被驯服、被买卖，辗转于不同主人之间。有的主人将它视为炫耀的工具，对它百般呵护却也束缚其天性；有的主人则粗暴对待，让它在繁重的劳作中饱受折磨。在漫长的岁月里，霍尔斯托梅尔见证了人类的贪婪、虚荣、残酷与偶尔的温情，以动物的纯粹目光审视着人类社会的荒诞与虚伪。它对自由的渴望从未熄灭，对被剥夺天性的痛苦有着深刻的体悟，最终在衰老与疲惫中走向生命的终点。小说通过骏马的视角，不仅展现了动物的生命历程与情感世界，更蕴含着托尔斯泰对人性、自由、生命价值以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与批判。

《斗牛·猎枪》是日本作家井上靖创作的短篇小说集，由其1940至1950年代作品构成，文集收录《猎枪》《斗牛》《比良山上的石楠花》三篇小说，其中《斗牛》以1949年战后大阪为背景，《比良山上的石楠花》取材于作者岳父足立文大郎的学者形象。《猎枪》以三位角色的书信交织，剖视隐秘情欲与伦理困境；《斗牛》通过报社策划斗牛赛事映射战后日本经济乱象，获芥川文学奖；《比良山上的石楠花》以学者坚守学术理想的故事寄托精神追求。三篇小说分别聚焦个体情感纠葛、社会投机批判与知识者精神坚守，以冷峻叙事展现日本社会转型期的群体心理困境，延续井上靖对人性本质的哲学思考。

《日本纪行》是日本文学家井上靖的旅行随笔集。井上靖一生著作等身，除了小说之外，其余体裁如诗歌、随笔等，亦多有创作。这本书共收录十九篇井上靖在日本各地旅行的随笔：《日本的风景》《美丽的河》《旅情·旅情·旅情》《旅途与人生》《平泉纪行》《穗高的月》《在涸泽》《穗高的月·喜马拉雅的月》《大佐渡小佐渡》《早春的伊豆·骏河》《河的故事》《早春的甲斐·信浓》《京都之春》《塔·樱·上醍醐》《十一面观音之旅》《法隆寺》《汲水与我》《沦陷南纪之海》《佐多岬纪行——老去的站长与年轻的船长》。井上靖一生足迹遍布日本及国外，他的旅行或伴随着工作，或是为写作取材，并非那种仅仅以到另一个地方游山玩水为目的纯粹旅行。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旅行当中，井上靖也擅于将其与日常生活剥离，体会一种在别处的自我的空间，捕捉一丝突如其来的情感的触动。他将其称为“旅情”。“旅情”是井上靖纪行随笔中的一个关键词语，就像一根不知何时何地便会突然拨动的琴弦，将情感的波动拨进读者心里，产生共鸣。是井上靖纪行随笔的灵魂。

这部小说以俄国农奴制时代为背景，主角波里库什卡是个名声极差的农奴，平日酗酒偷窃、好吃懒做，管家本想借征兵把他赶出村子。但女地主见他拖家带口，又觉得他此前忏悔偷窃时态度真诚，便拒绝了管家的提议，还让他去城里取回一笔巨款以证明对他的信任。 波里库什卡对此十分珍视，路上即便有携款潜逃的念头，也终究克制住了自己。他将装钱的信封藏在帽子衬里，睡觉时都格外小心地护着。可归途中帽子破损，装着 462 银卢布的信封不慎掉落，茫茫大雪里，他拼尽全力搜寻却一无所获。他深知自己本就声名狼藉，丢钱的事说出去没人会相信。面对即将到来的女地主召见，还有村民们必然会有的嘲讽，他陷入了绝境。最终，波里库什卡选择在阁楼自缢，以此逃避无法承担的后果。而在众人发现他尸体的混乱中，他的小婴儿也不幸溺水身亡。小说借这一悲剧，批判了农奴制下底层人的绝境，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性、信任与金钱罪恶的思考。

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主人公奥列宁是个贵族青年，既不上学读书也不担任公职，却混迹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上。 他感到空虚，厌倦了这种生活，以士官生的身份来到高加索，企图忘掉过去的一切。山村里的哥萨克过着自由的生活，他们性格豪放粗犷，对人生抱着一种纯朴的看法，给奥列宁展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和普通的哥萨克交上了朋友，经常跟老叶罗什卡一起打猎、喝酒、聊天。奥列宁甚至爱上了哥萨克少女马莉安卡，想要跟她结婚， 自己也当一个哥萨克，在这里安家立业。但他不能彻底摆脱贵族阶级的偏见和城市文明对他的恶劣影响，因此尽管真心接近这些“大自然之子”，却不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不可能理解哥萨克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标准。正当马莉安卡为一个不幸死亡的哥萨克悲痛欲绝的时候，奥列宁却要求她跟自己谈情说爱，充分暴露了贵族人物的自私自利。他最后不得不离开高加索，重新回到虚伪的贵族世界去。奥列宁的经历表明，贵族人物唯有接近人民，克服自己的阶级偏见，过朴素的原始生活，才能在道德上获得新生。这是“平民化”思想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第一次完整的体现。

《家庭幸福》是托尔斯泰早期的中篇小说，讲述了少女玛莎与年长的学者谢尔盖之间从相爱到婚姻归于平淡的情感历程。玛莎自幼失去父母，在乡村庄园过着宁静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来庄园小住的谢尔盖。成熟稳重的谢尔盖吸引了情窦初开的玛莎，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不顾年龄差距毅然结婚。 婚后初期，他们的生活充满甜蜜，玛莎沉浸在被爱与呵护的幸福中，觉得自己拥有了世间最完美的家庭。但随着时间推移，谢尔盖回归学术研究，投入工作的精力越来越多，对玛莎的关注逐渐减少。玛莎感受到这份变化，从最初的失落、委屈，渐渐变得敏感多疑，她试图挽回往日的亲密，却屡屡陷入争吵与隔阂。 托尔斯泰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刻画了婚姻中爱情从热烈到平淡的自然转变，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玛莎最终明白，家庭幸福并非永恒的激情，而是在琐碎日常中相互包容、彼此理解的默契，是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后依然选择相守的勇气。小说没有激烈的冲突，却于平淡中道出婚姻的真谛，引发人们对家庭幸福本质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