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资本的蓄积过程

导　论

一个货币额化为生产手段及劳动力的转化，是当作资本用的价值量所通过的第一段运动。这种运动，是在流通范围，在市场上进行的。第二段运动，即是生产过程。这过程，在生产手段转化为商品，其价值较大于其构成分子的价值时，换言之，转化为商品，其价值等于原垫支资本加剩余价值时，便宣告终结。这种商品，接着必须再投人流通范围，就在那里售卖，并在货币上实现其价值。这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如是不绝的反复更新。像这样不绝通过诸继起阶段的循环，就是资本的流通（Zirkulation des Kapitals）。

蓄积（Akkumulation）的第一条件是，资本家必须售卖其商品，更把售卖商品所得的货币的大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在下面，我们假定资本是以正常的方法，通过其流通过程。至若这种过程的详细分析，则留待本书第二卷。

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即直接由劳动者吸取无给劳动，更把这无给劳动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无疑是这种剩余价值的最初占有者，但决不是最终的所有者。他必须拿剩余价值，和那些在全社会生产上尽了别种机能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等分割。因此，剩余价值要分割为各种不同的部分，归属于各种相异范畴的人，采取利润，利息，商业利益（Handelsgewinn），地租等各别的互相独立的形态。此等转化的剩余价值形态，我们只能留到本书第三卷讨论。

因此，我们以下的说明，在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是照价值售卖，至若资本在流通范围内采取如何的新形态，再生产在这形态下含有如何的具体条件，则不打算论及。另一方面，我们又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家，视为是剩余价值全部的所有者，或视为是一切分赃者的代表。总之，我们对于蓄积，暂只打算由抽象的观点，把它当作直接生产过程上的一个通过点，来考察。

在蓄积发生的限度内，资本家必会售卖他的商品，并把售卖所得的货币再转化为资本。此外，剩余价值分割为种种部分的事实，不会在剩余价值的性质上，也不会在剩余价值当作蓄积要素的必要条件上，引起何等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家，无论自己保留剩余价值多少，让渡他人多少，他总归是剩余价值的最初的占有者。因此，我们说明蓄积时的假定，与现实蓄积上的情形，并没有何等差别。在另一方面，蓄积过程之单纯的基本形态，不免被剩余价值的分割及流通手段的运动弄成暧昧不明；所以，在蓄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上，我们必须暂时把隐蔽那种机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置于度外。

第二十一章　单纯再生产

生产过程，无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是连续的，或周期地不绝地重新通过相同的各阶段。一个社会不能中止消费，也同样的不能中止生产。所以，社会的生产过程，如当作一个连续的关联和无间断的更新的流来观察，便同时是再生产过程（Reproduktionsprozess）。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不论那种社会，如非其生产物的一部分，不绝再转化为生产手段，再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它就不能赓续生产，从而，不能再生产。在其他情形不变的限度内，一个社会在一年的期间内，如不以等量的同种的物件，弥补它消费了的生产手段即劳动工具；原料，及补助材料等，它就不能再生产或保存同一规模的财富。此等物件，必须由年产物量中分离，而重新加人生产过程。由是，年产物中的一定数量，必须属于生产的领域。此一定数量的生产物，最初就决定供生产的消费（Produktire Konsumtion），它们的自然形态，大抵不适于个人的消费（Individuelle Konsumtion）。

如其生产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再生产也同样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下，劳动过程不过是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手段；同样的，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形态之下，劳动过程也不过是再生产垫支价值的一个手段，而这垫支价值，是当作资本，当作自己增殖的价值看待的。一个人所以披有资本家的经济的外装，只不过因为他的货币不绝当作资本用。例如，100镑的垫支货币，今年转化为资本，生出20镑的剩余价值，这一货币额，在明年，在以后诸年度，都必得复演同一的作用。剩余价值，当作垫支资本的周期的附加量，当作过程中的资本（prozessierenden Kapital）之周期的果实，便取得了从资本生出的所得（Revenue）的形态[1]。

假若这所得只不过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周期地取得，周期地耗去，那么，在其他情形不变的限度内，我们就有了单纯再生产（einfache Reproduktion）。这种单纯再生产，虽只是生产过程以同一的规模反复，但这样的反复或继续，却要给予生产过程以若干新的性质，或者说，要消灭孤立生产过程所有的若干外表上的特征。

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的购买，是生产过程的开端；这个开端，每届劳动出卖期满，或经过一定生产期间（一周一月等），即不绝更新。但是劳动者，须待他已经把劳动力支出，已经在商品中，不仅实现了劳动力价值，且实现了剩余价值以后，方才能得到他的给付。因此，他所生产的，不仅是剩余价值，在这场合，我们假定那是充作资本家个人的消费基金（Konsumtionsfond）；并在可变资本（劳动者自己的给付的基金）在工资形态上流回到劳动者手中以前，生产出可变资本。他不断被使用，仅因他不断再生产这种基金。视工资为生产物一个分额的经济学公式（参照第16章第Ⅱ项），就是由此导出的[2]。以工资形态不绝流回到劳动者手中的，是不断由劳动者自己再生产的生产物的一部分。不错，资本家是以货币支付劳动者的商品价值，但这货币不外是劳动生产物的或其一部分的转化形态。当劳动者把生产手段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物时，他以前的生产物的一部分，则在市场上再转化为货币。他本星期或这半年所得的劳动力的给付，是他前星期或前半年的劳动。由货币形态产生的幻想，在我们不考察个个劳动者与个个资本家，而考察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场合，是马上要消灭的。资本家阶级是不绝在货币形态上支付劳动者阶级以支票，使后者能在劳动者阶级所生产，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生产物中，支取一部分。劳动者也不绝把这支票返还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即由这个缘故能在他自己的生产物中，取得那归属于他自己的部分。这种交易，由生产物的商品形态和商品的货币形态所掩蔽了。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Arbeitsfond）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现象形态；那种劳动基金，为劳动者维持自己及生殖所必要，并且，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之下，都得由他们自己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个劳动基金不绝在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态上，流到他手中，因为他自己的生产物，不绝在资本形态上由他手中离开。但劳动基金的这种现象形态，并没有丝毫改变以次的事实，即，资本家垫支于劳动者的，是劳动者自己的对象化的劳动[3]。试以徭役农民为例来说。在一周中，比如他有三天以自己的生产手段，耕作他自己的田园，其他三日，则在地主土地上从事徭役劳动。他虽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但这劳动基金，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形态，那就是它并不是第三者为他的劳动而垫支的支付手段。他对领主的无给的强制劳动，不曾采取自愿的有给劳动的形态。如其有一天，他的田园，家畜，种子，总之，他的生产手段，为领主所占有，在这时以后，他就不得不向领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在其他情形不变的限度内，他依然每周劳动六日，三日为自己，其余三日为领主，不过领主在这场合，要变为支付工资的资本主了。农民这时依旧是把生产手段，当作生产手段消费，而把它们的价值，移转到生产物上。生产物的一定部分，依旧要用在再生产上面。这都与从前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徭役劳动采取工资劳动的形态，则由徭役劳动照先前那样生产并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采取前领主对他垫支的资本的形态。即在今日，劳动基金，仍不过例外的，以资本形态出现在地球上面。但这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是视若无睹的，他们的狭隘的头脑，不能把现象形态，由事物的本体分开[4]。

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我们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流，可变资本才不复是由资本家自有的基金中垫支的价值[5]。但虽然如此，这个过程究须从某时某处开始。所以，依我们上面的立场来说，似乎有这种情形；即，资本家曾在某时期，由某种与他人的无给劳动，无关的原始蓄积（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成为货币所有者，由是，他得以劳动力购买者的资格，出进市场。但无论怎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的连续，即单纯再生产，总会在可变资本，并且在总资本上，引起其他的可惊的变化。

例如，以1000镑资本，周期的（比方说每年）造出200镑剩余价值；如这剩余价值逐年消费掉，则在同一生产过程反复五年之后，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总额，显为5×200即1000镑，与原来垫支的1000镑资本价值相等。如其年年造出的剩余价值，仅是一部分，例如说，仅是一半消费掉，则在这种过程反复十年之后，也会发生同一结果，因为10×100，等于1000镑。要之，以一年间消费的剩余价值，除垫支资本价值，就可知道，原垫支资本，经过几年之后，会为资本家所消费所消灭。那就是，可以得到再生产期间的年数。在资本家设想，他是消费他人的无给劳动的产物，即剩余价值，而照样保存其原资本价值；但他这种想法，不能改变事实。经过一定年数之后，他占有的资本价值，等于他在同一期间没有给与等价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他消费了的价值额，等于原资本价值。不错，他手中保存有一宗额数不变的资本，其中的一部分如建筑物机械等，在营业开始的当时，即已存在。但在这里成为问题的，不是资本之物质的构成要素，而是资本的价值。一个人如因他负有与所有财产相等的债务，而将财产全部用完，他的全部财产，就不过代表他的债务总额。资本家消费其垫支资本的等价时，也是如此。他现有资本的价值，不过代表他未给与代价而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额。他的原资本，没有一个价值原子还存在着。

要之，且把蓄积这件事暂置不论。生产过程的单纯的连续，或单纯再生产，也必然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后，把资本转化为蓄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在原加入生产过程之际，纵令是雇主自身劳动所获得的所有物，也迟早要成为不给等价而占有的价值，成为他人的无给劳动在货币形态或其他形态下的体化物。

我们在第四章讲过，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单靠价值生产及商品流通的存在是不够的。那必须在一方面有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在他方面有价值创造实体的所有者；在一方面有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他方面有那些除劳动力外即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互相当作购买者和售卖者而相互对立。即，劳动生产物与劳动自身的分离，客观的劳动条件与主观的劳动力的分离，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事实上的基础和出发点。

然而，这在最初只不过当作出发点的事实，往后，却依生产过程的单纯继续，即依单纯再生产，当作资本主义生产之特殊结果，不绝更新，不绝永久化了。在一方面，生产过程，不绝使物质的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增殖价值的手段和享受的手段；同时，在另一方面，劳动者则以原来进入生产过程的姿态，不绝由那里出来，他是财富的人格的源泉，但一切为自己致富的手段，都被剥夺去了。因为在他进入生产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已经要由劳动力的出卖，而从他自己分离，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而并合于资本；所以在生产过程进行中，他的劳动必须不断实现在他人的生产物中。又因为生产过程，实即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劳动者的生产物，不但要不绝转化为商品，还要不绝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价值创造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的生活资料，转化为雇用生产者的生产手段[6]。因此，劳动者要不绝生产客观的财富，这财富要当作资本，当作站在他外部，支配他，榨取他的权力。同时，资本家也要不绝生产劳动力，这劳动力被当作由其自身对象化手段及实现手段分离的主观的富源，被当作存在劳动者身体中的抽象的富源，概言之，就是被当作做工资劳动的劳动者[7]。使劳动者这样的不断再生产，这样的永久存在，那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存亡条件。

劳动者的消费有两种方法。先从生产方面说，他依他的劳动，消费生产手段，把它们转化为价值较垫支资本为大的生产物。这是他的生产的消费。这种消费，同时就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消费他的劳动力。在另一方面，劳动者把出卖其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购买生活资料；这是他个人的消费。所以，劳动者的生产的消费，和他的个人的消费，是判然各别的。在生产的消费上，他是当作资本的动力而行动，属于资本的支配；在个人的消费上，他是属于自身支配，在生产过程外部，营着个人的生命机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则是劳动者自身的生存。

在“劳动日”及其他诸章，我们已经知道：劳动者常被迫，把他个人的消费，成为生产过程的附随事项。在那种场合，他是为维持劳动力的运转，而供给自己以生活资料，和供给蒸汽机关以石炭与水与油，没有何等区别。他这时的消费资料，不外是生产手段的消费资料，他个人的消费，直接成了生产的消费。不过，这种现象，好像是一种滥用，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8]。

可是，如其我们不就个个资本家及个个劳动者考察，而就资本家阶级及劳动者阶级考察，又不就个个商品生产过程考察，而把资本家生产过程看作一个流，就其社会范围来考察，问题就要显出不同的姿态了。——资本家以其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而增殖其总资本的价值。那在他是一举两得。他不仅由从劳动者那里获得的东西受到利益，且由他所给于劳动者的东西受到利益。他为交换劳动力而支出的资本，由劳动者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助成现存劳动者的筋肉，神经，骨，脑髓等等的再生产，和新劳动者的供给。所以，劳动者阶级之个人的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含有以次的意味，即当作劳动力的代价，而由资本给与的生活资料，将再转化为可供资本榨取的新劳动力，即生产并再生产资本家必要的生产手段，即劳动者自身。因此，劳动者个人的消费，不问是行于工作场所或工厂等等内部或外部，也不问是行于劳动过程之内部或外部，终不失为资本的生产及再生产的一要素，那正如机械的扫除，不问是进行于劳动过程进行中，抑是进行于劳动过程休止中，都不失为资本生产及再生产的一要素一样。劳动者虽认定他个人的消费，是为他自己，非为资本家，那也不会在问题上发生何等影响。载重动物之进食，在它是以食物归自己享受，但它的消费，仍不失为生产过程上一个必要要素。劳动者阶级的不断生存及再生产，为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资本家可以安心地把这种条件的成就，委之于劳动者自己的保存冲动及生殖冲动。他所要操心的，只是把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尽可能限制于必要的范围。在这点上，他和那些强制劳动者摄取较多营养资料，而非强制其摄取较少营养资料的南阿美利加野人比较，实有霄壤之别[9]。

因此，资本家与其观念代表者即经济学家，都认劳动者个人的消费中，只有那为劳动阶级永久存续，从而为资本消费劳动力所必要的部分，是生产的消费；至若在此以上，劳动者为他自己快乐所消费的部分，则被视为不生产的消费[10]。如其资本的蓄积，未伴随资本对劳动力的消费的增大，而把工资提高了，把劳动者的消费增大了，这追加的资本，将变为不生产的消费[11]。在实际，劳动者的个人的消费，不过再生产了穷乏的个人，所以从劳动者自身看来，是不生产的。但因那种消费，生产了生产他人财富的力，所以从资本家及国家的立场看来，却又是生产的[12]。

因此，从社会的见地看来，劳动者阶级就在直接的劳动过程外部，也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就说他们个人的消费罢，在一定限界内，那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要素。不过，这资本再生产过程自身，要好好安排，不让这些意识的生产工具逃去，因为，它要把他们的生产物，不绝由他们那一极，移向资本的对极。个人的消费，一方面要为他们自身的生存及生殖安排，同时又要安排好，使他们得由生活资料的破坏，不绝再出现于劳动市场。罗马的奴隶，由奴隶所有者系以枷练；工资劳动者则由不可见的绳索，附系于其所有者。他的外表上的独立，是由个别雇主的不断更换，和契约上的法律虚构维持的。

以前，资本在它视为必要的场合，得依强制的法律，对自由劳动者行使所有权。例如，在1815年以前的英国，对于机械制造工人之移往国外，曾以严刑重罚，予以禁止。

劳动者阶级的再生产，同时包含熟练由一代到他一代的移转和蓄积[13]。资本家如何把熟练劳动者阶级的存在，当作是他自己的生产条件，又如何把他们看为是他的可变资本的现实存在，这一层当恐慌威胁劳动者阶级的存在时，是非常明白。南北美战争及伴起的棉花饥慌的结果，兰克夏大多数棉纱工人，都无工可作，那是世所周知的。由是，从劳动者阶级自身，乃至从社会其他阶层间，唤出了一种口号，为要使那些“多余者”（"Ueberflüssigen"）能移往英国殖民地，或移往美国，而嚷叫国家补助或国民自动捐款。当时（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上，曾揭载有前任孟彻斯德商会会长爱德穆德•博德尔（Edmund Potter）的一封信。那封信，曾在下议院中，妥当地，被给予“工厂家宣言”（"Das Manifest der Fabrikanten"）的名称[14]。这里且摘录其中若干文字，那毫不隐饰地，把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表示了。

“据闻，棉业工人的供给，是过多了……恐怕有减缩三分之一的必要。经过这样的减缩，残余的三分之二，庶有健全的需要。……与论……要求移住国外……棉业工厂主，是不愿坐视其劳动供给被移去的。他们说不定要以为那是错误和不当。……假若为移住而发行公债，在那场合，雇主将有权作主张，也许有权抗议。”博德尔说到这里，更继续表示：棉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的由爱尔兰及其他诸农业区域吸收了过剩人口”；其范围如何广大；那在1860年曾如何供给英国输出总额的5/13；并且，如其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扩大，能以每磅六便士的价值供给充足的棉花，在数年之后，这种工业范围，将如何增大等等。他由此更继续说：“恐怕在一年二年三年中，必要的量，就可生产出来。……那时，我想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否？这种机械（他指活的劳动机械）值得费力来保持否？想把这种机械放弃，不是最愚蠢么？我是这样想法。我承认：劳动者不属于他人所有，不是兰克夏州和雇主的所有物。但兰克夏州和雇主的势力，是系于他们身上。他是非一代所能代置的灵性的和训练了的力。就他们所运转的其他机械说，大抵在十二个月之内，就得有利的代置和改善[15]。奖励或容许（！）劳动力移往国外，将如何影响资本家呢？……把劳动者的精华拔去，固定资本将大大减损价值，流动资本将不欲以劣等劳动的不足供给而奋斗了。……据闻，劳动者自己甘愿移住国外。劳动者作此希望，那是极其自然的。……如减少劳动力，把劳动者的工资支出，节省五分之一或五百万镑，由是缩小棉业的范围，请问，劳动者上一阶层的小商人，会受怎样的影响呢？地租以及小屋租金，该受怎样的影响呢？小租地农业者，优裕的独立生活者……乃至地主等，该受怎样的影响呢？输出一国最优良的工厂劳动者，使其最能生产的资本与富的一部分价值消灭，使国民趋于虚弱，想想看，还有比这个，更使国内一切阶级自杀么？……我提议：募集五百万乃至六百万的公债，其期间延至两三年；此公债受棉区管理局所属特别委员会监督，依特殊的法律规则，规定一定的强制劳动，务使被救恤者的道德水准，得由此提高。……放弃最优良的劳动者，并以大规模的国外移住，使全区的资本与价值陷于溃竭，使残余劳动者发生堕落与意气消沉的现象，想想看，对于土地所有者或雇主，还有比这更坏的事体么？”

棉业制造家选定的送话器博德尔，把“机械”（"Maschinerie"）区分为两类；那两者都属于资本家，但一个是在他工厂内部，其他则在夜间与星期日，住在工厂外部的小屋中；一是死的机械，其他是活的机械。死的机械，不仅逐日毁损并低减它价值，且存在于机体中的一部分，有许多还要因技术上的无间断的进步，而不绝趋于废朽，不过这在几个月内，即得有利的，以新的机械来代换。然在活的机械，则正相反，那延续愈长，它累代蓄积的熟练愈多，它就愈加优良。泰晤士报曾这样答复这位棉业大官人：

“爱德穆德•博德尔氏，深为棉制造业者的异常的至上的重要性所感动，以致为要维持这个阶级，并使其职业永久保存，不惜把五十万劳动者，强制的，收押在一大的道德的贫民收容所中。博德尔氏问：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否？我们答：一定的，用一切纯正的手段。博德尔氏再问：机械值得费力来保持否？在这场合，我们的回答就感到踌躇。因为博德尔氏所谓机械，是人这种机械。他曾断言，人这种机械，不得看为绝对的所有物。我们必须表白：我们不以为值得费力去保持人这种机械——即把他们幽闭起来，投以机油，至必要时为止——我们甚且不以那为可能。人这种机械，尽管你施油，尽管你摩擦，一不活动，即将锈烂。加之，如我们所目睹的，这种机械一经任意的开放蒸汽，我们大都市就要陷于破裂和狂乱的状态。劳动者的再生产，也许如博德尔氏所说，须要长期的时间。但若有机械和货币，则工厂主虽多于我们所欲的数目。我们也能为他们找到节俭勤勉而有忍耐心的劳动者，来供给他们。……博德尔氏表示‘在一年二年三年内’，棉花制造业可以复活，因而要求我们不要‘奖励或容许（！）劳动者的国外移住’。他说，劳动者希望移住，是极其自然的，但他却以为，对于这五十万劳动者及其七十万依赖者，国民应当不问他们意向如何，将其幽闭在棉花制造区域。照这样推论下去，他还一定以为，如果他们表示不满，则不惜以暴力抑制之；用布施物维持他们的生存，以等待棉业主人需要他们的机会。……这些主人简直把‘这种劳动力’当作铁，石炭，或棉花一般处理，为了从他们手中救出‘这种劳动力’，现在已经是发动举国大舆论的时候了。”[16]

《泰晤士报》这种社论，不过是富于机智的委婉之言。在事实上，这种“大舆论”（"Grose Offentliche Meinung"）和把工厂劳动者视为工厂动产附属物的博德尔君的见解，是一致的。劳动者的国外移住，遭受禁止了[17]，他们被幽闭在棉业区的“道德的贫民收容所中”，和以前一样，成为兰克夏棉花制造业者的“势力”。

要之，资本主义生产，是由它自身的进行，再生产劳动力与劳动条件之间的分离。它由是把劳动者的榨取条件再生产，把它永久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了生活，必须不断的出卖劳动力；资本家为了致富，也得不断的购买劳动力[18]。资本家与劳动者作为购买者与售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那早已不是偶然的事。生产过程自身的进行，使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出卖者，不绝转投到商品市场，而他的生产物，则不绝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事实上，劳动者在他以自身出卖于资本家以前，已经是属于资本的了。他的经济的隶属性[19]，是由他卖身行为的周期的更新，由个别工资主人的更换，由劳动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发生，但同时又为这些事实所隐蔽[20]。

因此，如把资本家的生产过程，作为再生产过程，就其相互关联的方面来考察，那种过程，就不但生产商品，生产剩余价值，且还要生产并再生产资本关系自身。这种关系的一方为资本家，他方为工资劳动者[21]。

* * *

[1]“消费他人劳动生产物的富有者，只能由交换的行为（商品的购买），获得那种生产物。……所以，他们似乎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准备金用得干干净净的。……但在我们这种社会制度下，所谓财富，早具有一种力，可以靠他人的劳动而自行再生产。……财富，正如同劳动一样，且借着劳动，逐年供给富有者所能消费的果实，不致令富有者变为贫穷。这果实，就是由资本生出的所得。”（西斯蒙第著：《新经济原理》第Ⅰ卷第81页及82页。）

[2]“工资也好，利润也好，都可视为是完成生产物的一部分。”（兰塞著：《财富分配论》爱丁堡1836年刊第142页。）“以薪俸形态归到劳动者手中的生产物之分额。”（詹姆斯•穆勒《经济学要论》法译本，巴黎1823年刊第34页。）

[3]“以资本垫支劳动者的工资，并不要追加何等维持劳动的基金。”（加泽诺夫Cazenove编：马尔萨斯著《经济学诸定义》伦敦1853年刊第22页编者注。）

[4]“工资由资本家垫支的劳动者，就在今日，还没有达到全球劳动者的1/4。”（琼斯Ricurd Jones著：《国民经济学教科学》赫特福1852年刊第36页。）

[5]“制造业劳动者的工资，虽由雇主垫支，那其实并未增加雇主何等费用，因为这种工资的价值，普通会连同利润，在他劳动所转成的对象物之增大的价值中，再形成。”（亚当•斯密著：《国富论》第Ⅱ篇第3章第355页。）

[6]“这就是生产的消费之显著特质。凡属在生产上消费了的，都是资本。它通过这种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著：《经济学要论》第242页。）但詹姆斯•穆勒并未对这显著的特质，作进一步的论究。

[7]“当一种新制造业开始时，多数贫民会由此获得职业，那是确实的，但他们仍旧是贫民；并且，在这种制造业继续经营中，还要造出更多的贫民。”（《羊毛限制输出的理由》伦敦1677年刊第19页。）“租地农业家频作荒谬的主张，说他们在维持贫民，其实，贫民不过被维持在贫乏状态中。”（《最近救贫税增加的理由，又名劳动价格及食粮价格的比较观察》伦敦1777年第31页。）

[8]洛西（Rossi）纵令实在道破了“生产的消费”之秘密，但却不曾极力论究这一点。

[9]“在南美洲矿山工作的劳动者，其工作的坚苦，恐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了；他们每日的工作，是把180磅乃至200磅重的生矿，负在背上，由地下450尺的深处，运至地面。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则是面包和长荳。在他们自己，虽宁愿只吃面包，但知道他们只吃面包，担当不了那样激烈的劳动的雇主，却把他们同马一样地看待，强迫他们兼吃长荳，因为，与面包比较起来，长荳所含的骨土，是多多了。”（利比居Liebig著：《化学及其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第1篇第194页注。）

[10]詹姆斯•穆勒著：《经济学要论》第238页以下

[11]“假若劳动价格昂腾到资本纵然增加，也不复能增加所用劳动的程度，我就要说，那种资本的增加，仍旧是不生产的消费了的。”（里嘉图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第163页。）

[12]“所谓严格的生产的消费，就是资本家以再生产为目的的财富之消费或破坏（他是指生产手段的消费）……劳动者……从那使用他们的人的立场说，从国家的立场说，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从他自身的立场说，这种说法就不正确了。”（马尔萨斯著：《经济学诸定义》第30页。）

[13]“能够说是被蓄积或被预先准备的唯一物，就是劳动者的熟练。……熟练劳动的蓄积与贮藏，虽然是最关重要的活动，但就大多数劳动者说；这种活动，没有资本也可以实行的。”（汤姆斯•浩治斯金著：《劳动拥护论》第12页13页。）

[14]“这个书简，可以视为是工厂主们的宣言。”（1863年4月27日弗兰特Ferrand在下院“关于棉花匮乏的动议”。）

[15]我们当记得，在通常情形下，当减低工资成为问题时，同一的资本，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声音。在那场合，雇主们会异口同声地宣明（第342页注188）：“工厂劳动者牢牢记着，他们的劳动，实际是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什么，还比这更容易获得；在质的方面，更易受充分的报酬，更易由短期间极少经验者的训练，获得丰富的供给。他们（在三十年内不能代置的）的劳动与熟练，只要有六个月的训练，就可以习得。所以，比较起来，在生产事务上，主人的机械，（据说十二个月内，就能以有利而改善的机械代置），实际要占较为重要的地位”。

[16]《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

[17]“议会对于国外移住，不肯批准一个铜板的支出，它只通过一种法律，使市政党局把劳动者维持在不生不死的状态中，或榨取他们，但不给予标准的工资。然在三年以后的牛疫盛行时期，议会却竟破除惯例，为赔偿腰缠百万的地主们的损害，在一瞬间，可决数百万金的支出。这些地主们的租地农业家，则被视为已由肉价的昂腾，免除了损害。地主们在1866年议会开会当时的牛吼，简直表示非印度人，也可礼拜萨巴拿牛神；非约比特神，也可变为牛。”

[18]“劳动者要求生活资料来生活，企业家要求劳动来谋利。”（西斯蒙第《新经济学原理》第Ⅰ卷，第91页。）

[19]“这种农村的粗杂的隶属形态，可见之于达赫姆州。英国还有若干州的情形，使租地农业家对于农业上的日佣劳动者，还未曾取得无限的所有权。达赫姆州就是这若干州中之一。矿业的存在，使农业上的日佣劳动者，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在这一州的租地农业家，反乎惯例，只租赁那种已经设有工人小屋的田地。那种小屋的租金，是工资的一部分。小屋被称为‘仆舍’（‘hind's houses’），其租赁，含有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被呼为‘拘束’（‘bondage’）。劳动者如在他处就业，须由其女儿或其他的人，代他负担劳役义务。而劳动者自身则被呼为‘隶农’（‘bonds-man’）。这种关系，表示劳动者个人的消费，是怎样由一个全新的方面看，变成为资本的消费（即生产的消费）；这是值得注意的，这种隶农的尿粪，也成为遇事打算的主人，即租地农业家的一笔外快。……租地农业家除他自己的便所外，决不许附近设有便所；他不是舍不得一点点尿粪，但他决不肯放弃他的领主权的任何部分。”（“公共卫生第七报告”1864年第188页。）

[20]我们要记得：就儿童劳动等等而论，就是自己出卖的形式，也不存在的。

[21]“资本以工资劳动为前提，工资劳动以资本为前提。它们互为条件；它们相互唤起。棉花工厂的劳动者，仅仅生产棉制品么？不是的，他还生产资本。他生产价值，那价值被重新应用，来支配他的劳动，并藉那种新的支配，创造新的价值。”（马克思著：《工资劳动与资本》，《新莱因新闻》第266号1849年4月7日）——《新莱因新闻》在上述标题下发表的文章，系我在1847年就该问题对布鲁塞劳动者协会讲演稿的一部分。那个讲演稿的印刷，因二月革命而中途停顿了。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Ⅰ　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的所有法则

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法则

我们以前所讨论的，是剩余价值如何由资本发生；现在则要讨论，资本如何由剩余价值发生。把剩余价值用作资本，或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即我们所谓资本蓄积（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1]

让我们先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考察这种过程。假定一个纺纱业者垫支10,000镑资本，其中4/5，投用在棉花和机械等上面，其余1/5作为工资。它每年生产值12,000镑的棉纱240,000磅。如其剩余价值率为100%，剩余价值就存于40,000磅棉纱的剩余生产物或纯生产物（Nettoprodukt）中，那相当于总生产物（Bruttoprodukt）的1/6。此剩余生产物值2,000镑，依售卖而实现。2,000镑的价值额，就是2,000镑的价值额；我们在这宗货币上，看不出也嗅不到剩余价值的痕迹。当我们以一定的价值为剩余价值时，乃表示这个价值如何来到所有者手中，但对于价值或货币的性质，不引起何等变化。

因此，纺纱业者要在其他情形不变的限度内，把这新追加的2000镑货币额转化为资本，他就会将其中的4/5，购买棉花及其他物件，其余1/5，则垫支在新纺纱工人的购买上。这些劳动者，即用他垫支给他的价值，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这一来，这2,000镑的新资本，将在纺纱厂中尽其机能，且又产出400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本来是以货币形态垫支的。反之，剩余价值在最初却当作总生产物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着。当这总生产物由售卖转化为货币时，资本价值即回复原来的形态；同时，剩余价值则变更其原来的存在方法。在这瞬间以后，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为货币额，它们是由完全相同的方法，再转化为资本。它们都由资本家在商品的购买上支出。有了这样购买来的商品，资本家的商品生产，乃得重新开始，并以更扩大的规模开始。不过，他要购买那些商品，必须那些商品现成在市场上。

他与其他一切资本家，同样把年生产物送到市场，否则他自己的棉纱，将无从流通。不过，这些商品在上市以前，已当作年生产基金（Jährlichen Produktionsfonda）的一部分而存在。而这年生产基金，就是个别资本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间转化成的各种对象物的总额；各个资本家，只不过保有其中一个可除部分。市场的交易，不过是年生产各成分的转换，不过把此等成分，由一个人手中，移转到其他人手中，那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变更所生产的对象物的性质。因此，年生产物总体能在如何方面使用，完全取决于它自身如何构成，而决非取决于它如何流通。

年生产首先须供给以次的一切对象物（使用价值），以补充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成分。把此等部分除去之后所留下的，就是剩余价值所依以存在的纯生产物或剩余生产物。然则这剩余生产物由那些物品构成呢？无疑的，其中包含满足资本家阶级欲求与愿望的诸种物品，此等物品，属于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基金。但如其照这样，把剩余价值毫无残留地消费在享乐上，那就只能有单纯再生产了。

如要蓄积，即有把剩余生产物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之必要。但如非借助于奇迹，能转化为资本的，就限于能使用在劳动过程上的物（即生产手段），和适于劳动者维持生存的物（却生活资料）。其结果，年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必用于追加的生产手段及生活资补的生产上，这些追加的成分，是代置垫支资本后有余的。约言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因为那种价值所依以存在的剩余生产物，已经含有新的资本的物质成分[2]。

但此等成分要在事实上当作资本用，资本家阶级尚需有追加的劳动。如果已使用的劳动者的榨取，不复能在外延的方面或在内包的方面加进，那就不能不采用追加的劳动力。关于这件事体，资本主义生产机械自身，已先有安排了：资本主义生产，会把劳动阶级当作依存于工资的阶级而把他们再生产的；他们通常的工资，不但够确保他们的生存，且够其繁殖种属。劳动者阶级每年供给各种年龄的追加的劳动力，资本仅把这追加的劳动力，与包含在年生产中的追加生产手段，并合起来就行；这样，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所谓蓄积，毕竟不外是资本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单纯再生产的循环，自行改变，拿西斯蒙第的话来说，是变为螺旋形运动[3]。

我们且回头论到上面的例子看。那也不外乎是亚伯拉罕（Abraham）生以撒（Isaac），以撒生雅各（Jacob）的老故事。10,000镑的原资本，产生2,000镑的剩余价值，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产生400镑的新剩余价值。这又再转化为资本，成为第二追加资本，产生80镑的新剩余价值。这样连绵不断地进行着。

这里且把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存而不论。追加资本是参组在原资本中抑是与原资本分离而独营价值增值作用，它是由原来从事蓄积的资本家利用，还是由他转移给他人利用，都不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不要忘记的，就是：在新形成资本之旁，原资本也作继续再生产它自己，且继续生产剩余价值；并且，关于一切蓄积资本，及其所生的追加资本，都可作如是观。

原资本是由10,000镑的垫支所形成。然则，这10,000镑的所有者，究从那里得到这10,000镑呢？政治经济学的代辩者异口同声说，是“借着他自己及其祖先的劳动”[4]。而在实际，也像只有这样假定，可以和商品生产的法则一致。

然就2,000镑的追加资本而论，则大异共趣。这种追加资本的发生过程，我们是正确知道的。它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它的价值没有一个原子不是依存于无给的他人的劳动。并合追加劳动力的生产手段，和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不外是资本家阶级逐年由劳动者阶级强取的贡物，即剩余生产物的构成部分。即使资本家阶级是把这贡物的一部分，依充分的价格，由劳动者阶级购买追加劳动力，以等价交换等价，这也无异征服者用他们从被征服者那里夺取的货币，再向该被征服者购买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使用的，即是生产这种资本的劳动者，那他就不但要继续增殖原资本的价值，还得对他自己过去的劳动生产物，以较大于共所费的劳动去购买。当我们就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全体的交易来观察时，那依然是凭从前所用劳动者的无给劳动，雇用追加的劳动者。资本家也许还用追加资本购买机械，由此驱逐追加资本的生产者即劳动者，而代以若干儿童。但在上面无论那种场合，劳动阶级都是以某一年的剩余劳动，造出翌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5]。这即是所谓由资本造出资本。

第一追加资本2,000镑的蓄积前提，是资本家垫支10,000镑的价值，这10,000镑，则是藉着他的“原始劳动”（"ursprünglichen Arbeit"），属于他的。然第二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则不外第一追加资本2,000镑的预先蓄积，那400镑，不外是这2,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由是，过去的无给劳动的所有权，表现为益益大规模占有活无给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在过去已经蓄积的愈多，他就愈能蓄积。

在构成第一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只是原资本一部分购买劳动力的结果的限度内，那种购买，与商品交换法则一致；从法律的观点来说，那不外是以这两面的事实为前提，即在劳动者方面，是自由处分自身的能力；在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方面，是自由处分自己所有的价值，在第二以下的各个追加资本，只不过是第一追加资本的结果，不过是上述关系的结果的限度内；从而，在每一个交易，都与商品交换法则一致的限度内，如假定资本家常是照现实的价值购买劳动力，劳动者常是照现实的价值出卖劳动力，则基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占有法则（Gesetz der Aneignung）或私有法则，就显然要依它自身的内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它的正相反对。被视为原始操作的等价交换，现在仅在外表上是交换。因为第一，与劳动力交换的资本部分，不过是未给与等价即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第二，这一资本部分，不但要由生产者即劳动者所代置，且须在代置时，加上新的剩余。因此，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交换关系，就不过是一个属于流通过程的外观，不过是与内容全无关系，仅仅使内容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形式而已。其实在内容，是资本家不断用他不给与等价而继续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部分，转换为较大量他人的活的劳动。所有权最初好像是建立在个人自己的劳动上。至少，我们有如此假定之必要，因为，相互对立的，是权利相等的商品所有者，一个人如非他让渡自己的商品，即无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而他这自己的商品，只能说是基于他自己的劳动。可是，到现在，就资本家方面说，所有权竟像是占有他人无给劳动或其生产物的权利，而就劳动者方面说，则表现为，占有本人生产物的不可能了。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成了一种法则的必然的归结，这种法则，好像原来是以二者的合一为前提的[6]。

然而，资本主义的占有方法（Kapitalistische Aneignungsweise），虽好像是在打商品生产根本法则的耳光，但它的出现，决不是由于这种法则的破坏，反之，宁说是由于这种法则的应用。为说明此点，这里不妨对于以资本蓄积为终点的依次的诸阶段，作一简单的追溯。

首先，我们已知道：原来一个价值额转化为资本，完全是依照交换法则而行。交换当事者一方面，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面则购买此劳动力。前者取得其商品的价值，而向后者让渡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让渡劳动。由是，后者借着属于他所有的劳动之助，把同样属于他所有的生产手段，转化为新的生产物。生产物在法律上当然是为他所有。

这个生产物的价值，第一要包含所消费的生产手段的价值。有用的劳动，在消费这个生产手段时，必定会把这个生产手段的价值，移转到新生产物中去。要能出卖，劳动力必须能在它被使用的产业部门，供给有用的劳动。

这个生产物的价值，更含有劳动力价值的等价和一个剩余价值。因为依一日一周等一定期间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必较小于它在同一期间造出的价值。不过，劳动者也曾取得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其使用价值。就这点说，那和其他一切买卖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具有一种供给劳动，造出价值的使用价值，但这事实，不能影响商品生产的一般法则。所以，在工资上面垫支的价值额如其不止于在生产物上再现，还附加一剩余价值而再现，这决不是欺骗卖者的结果（因为卖者取得了他的商品的价值），而是买者消费此商品的结果。

交换的法则，以互相交换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为条件。它又以此等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异为条件。此种法则，于购买品的消费，无何等关系，因为那是要在买卖交易完了之后，才开始的。

原来，货币的资本化，与商品生产的经济法则，乃至于与由此派生的所有权，有最严密的一致。但虽如此，却仍要发生以次的结果。

（1）生产物乃属于资本家，非属于劳动者。

（2）生产物的价值，在垫支资本价值以外，尚含有一个剩余价值，这剩余价值在劳动者要费劳动，在资本家则无所费，但结局也变为资本家的合法的所有。

（3）劳动者继续保持他的劳动力，一找得购买者，就能重新出卖。

单纯再生产，不外是那最初的操作之周期的反复。货币不断重新转化为资本。法则并不因此受到破坏，反之，却会因此得到永久发生作用的机会。“许多连续的交换行为，会使后来的交换行为，仅成为最初的交换行为的代表”（西斯蒙第著：《新经济学原理》第Ⅰ卷第70页）。

可是，我们已讲过，这种单纯再生产，够使这最初操作所具有的性质，即当作个别行为的性质，从根底予以改变，“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一方（劳动者）由新的劳动，年年取得参与这种分配的权利；他方（资本家）则由原来的劳动，事先取得参与这种分配的永久的权利”。（前书第Ⅰ卷第110页111页）但我们知道：长男承继权（Erstgeburt）所成就的奇迹，并不限定在劳动的领域。

单纯再生产纵令由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代替，纵令由蓄积所代替，那也不会在问题上生任何等影响，在前者的场合，资本家消费剩余价值的全部；而在后者的场合他仅消费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把残余的部分，转化为货币，借以证示他的公德。

剩余价值是属于他所有，决非属于其他任何人所有。他把剩余价值垫支在生产上，正如同他初到市场时所作的一样，是由他自己的基金，从事垫支。至若这个基金在这场合是来自劳动者的无给劳动的事实，并不会在问题上引起何等变化。如其劳动者B，是依劳动者A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被雇，在那场合，第一，A供给这种剩余价值，不曾减少他们的商品的正当价值丝毫；第二，这种交易，于B没有何等关系。B所要求的，并且他有权利要求的，只是资本家应当支付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那在双方交受其利：劳动者在成就其劳动之前（即在他的劳动结果实之前），已受得他的劳动的果实（即其他劳动者的无给劳动的果实）的垫支，故有利益；在雇主方面，则因这种劳动者的劳动，具有较大于工资的价值（即生产较大于工资价值的价值），故有利益”（前书第Ⅰ卷第135页）。

真的，我们如其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作一个更新无间的流，来考察；并且，我们如其不就个个资本家，个个劳动者观察，而就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对立的整个劳动者阶级观察，问题会完全改变过来。不过，在这场合，我们要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无关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上，卖者与买者只是相互独立地对立着。他们的相互关系，在他们中间所缔契约满期时，宣告终结。假若这种交易反复进行，那是与从前契约无何等关系的新契约的结果。即令同一卖者与同一买者，继续作同一的交易，也只算是偶然的作用。

因此，如其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领域的交易，依其自身的经济法则来判断，我们就得使各个交换行为，由其前前后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关联分离，而就其自身来考察。买卖是行于个人之间，我们要在买卖之中，探求当作全社会阶级对全社会阶级的关系，那是势所不许的。

现在发生机能的资本，虽曾在过去，通过一序列的周期的再生产和事先的蓄积，但仍常常维持着本来的处女性。在交换法则应用在个别交换行为的限度内，占有方法得丝毫不影响商品生产所赋予的所有权，便成就一个完全的革命。那种所有权，不论在生产物属于生产者自己的初期时代，抑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同样有效；在前一时代，生产物属于生产者自身，生产者以等价交换等价，他致富只能依靠他自身的劳动；但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财富是以不断增进的程度，为那些立在不断占有他人无给劳动地位的人所有。

劳动者一把自身的劳动力当作商品而“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成为无可避免的。自是以后，商品生产变成了普遍的标本的生产形态。自是以后，每件生产物最初就是以售卖的目的而生产，一切生产出来的财富，都要通过流通。商品生产，到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时候，方以强力加于全社会，方始发挥它的一切潜力。如说因为工资劳动的介在，致商品生产变为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如求其纯，就不得发展。商品生产由它自身内在的法则，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商品生产的所有法则，以同一程度，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法则（Gesetze der kapitalistischen Aneignung）[7]。

我们已经讲过：就在单纯再生产的场合，一切垫支资本（不管它原来是如何获得的），都要转化为蓄积的资本，转化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之流上，一切原来垫支的资本，与直接蓄积的资本比较起来，即与转化为资本（不管这资本是在蓄积者手中作用，还是在他人手中作用）的剩余价值或剩余生产物比较起来，常是一个近于消灭的数量（在数学上近于零的数量）。因此，在经济学上，一般都把资本解作是“重新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蓄积的财富[8]”（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所得）；把资本家解作是“剩余生产物的所有者”[9]。也有人以为一切现存资本，都是蓄积的或资本化的利息。惟此所云云，不过是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现，因为利息（Zins），不外是剩余价值的一断片[10]。

Ⅱ　经济学上关于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思想

在进一步研究蓄积或研究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以前，我们须把古典派经济学导来的暧昧之点，予以排除。

资本家为他自身的消费，而以剩余价值一部分购买的商品，不能用作他的生产手段及价值增殖手段，同样的，资本家为满足他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欲望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能算是生产的劳动。因为他用以购买这种商品及劳动的剩余价值，没有转化为资本，而宁是当作所得而消费而支出了。旧来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如黑格尔所切当指明的，是“把他们手中的物品消费掉”，特别是繁其家臣扈从，以示阔绰；像这种倾向，正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反对。这派经济学视为极端重要的，是宣扬资本的蓄积为每个市民的第一义务，并谆谆告诫，如果要行这种蓄积，他就得用一相当部分的所得，去雇用追加的生产劳动者，这种劳动者所生产的，会较大于他们所费的。若把全部所得都消费掉，则无从蓄积。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得与以次的俗见相斗争。那俗见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与货币的贮藏混为一谈的[11]，并幻想：蓄积的财富，就是现有自然形态得免被破坏得免被消费的财富，从而，是未投人流通内的财富。货币由流通排除，即是绝对排除它充作资本的增殖作用。在货币贮藏意味上的商品蓄积，纯然是一种愚行[12]。大量的商品蓄积，宁是流通停滞与过剩生产的结果[13]。像上述的俗见，一方面受了这种现象——即富者在消费基金上蓄积财货而渐渐消费它——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又确实受了别一种现象——库存准备品（Vorrat）的形成——的影响，后者乃一切生产方法的共通现象，我们在分析流通过程时，是要略略述及的。

因此，古典派经济学不以不生产劳动者消费剩余生产物，而以生产劳动者消费剩余生产物，为蓄积过程的特征要素，是非常正确的；但同时，古典派经济学的谬误，却正是由此点出发。使人们习惯把蓄积，仅仅看为是生产劳动者对于剩余生产物的消费把剩余价值资本化，仅仅看为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劳动力的，就是亚当•斯密。我们且听里嘉图说：“我们得承认：一国的生产物，是要全部消费掉的。但此等生产物，究是由再生产其他价值的人消费，抑是由不再生产其他价值的人消费，其间要生出极大的差别。当我们说：把所得节省，使其加入资本活动，那就等于说：加入资本活动的所得部分，是由生产劳动者所消费，而非由不生产劳动者所消费。假定资本是由不消费而增殖，那是再大没有的错误”[14]。里嘉图及其一切继起经济学者，都追随亚当•斯密，主张“这所说的加入资本活动的所得部分，系为生产劳动者所消费”，那是再大没有的错误。依此见解，一切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变为可变资本了。但事实上，这种剩余价值，是与最初垫支的价值，同样分割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样分割为生产手段与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存在于生产过程内部的形态。在这生产过程内部，劳动力自身，是由资本家所消费。生产手段，则通过劳动力的机能（即劳动），而为劳动力所消费。同时，为购买劳动力而支付的货币，要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生活资料，并不是时“生产的劳动”所消费，而由“生产的劳动者”所消费。亚当•斯密由一种根本悖理的分析，达出下面这样的荒谬结论：即，各个资本，虽分割为不变部分与可变部分，但社会资本，却只化为可变资本，只支出在工资的支付上。例如，一个毛织物制造业者，把2000镑转化为资本，假定他用这宗货币的一部分，购买织工，其余部分，购买毛纱及织机等等。但以毛纱及织机卖给他的人，又把卖得的货币的一部分，支给劳动的代价，这种关系，辗转下去，结局，遂致2000镑的全部，都支出在工资的支付上。即为2000镑所代表的生产物全部，都为生产的劳动者所消费。这个议论的全部神髓，就存于把我们由此处导往彼处的“辗转下去”一语中。亚当•斯密恰好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15]。

在我们注意年生产总额的限度内，逐年的再生济过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生产每一部分，都不能不送往商品市场；这就是困难开始的所在。个别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所得的运动，交互错综混淆着，并消失在一般的地位转换——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眩惑我们的视线，并提起待解决的极错宗复杂的问题。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我将把现实的实在关系予以分析。——重农学派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们在“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中，最先尝试把年生产当作是流通的结果，来描写年生产[16]。此外，纯生产物转化为资本的部分概由劳动者阶级消费的亚当•斯密的主张，在为资本家阶级利益的经济学上，自然会被利用的。

Ⅲ　剩余价值分割为资本与所得：节欲说

在前章，我们讨论剩余价值或剩余生产物，只把它看作是资本家个人的消费基金；在本章，我们又只把它看作是蓄积基金。但剩余价值，既不单是前者，也不单是后者，两者兼而有之。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所得（Revenue）而消费[17]，其余部分则当作资本或蓄积。

在一定的剩余价值量中，以上两部分之一方愈小，他一方即愈大。在其他一切情形不变的限度内，这两部分间的比例，可决定蓄积量的大小。但决定这两部分的分割比例的，则是剩余价值的所有者即资本家。换言之，这种分割，是资本家的意想行为。当资本家蓄积其所征取的贡物的一部分时，人们总说那是他所节省的，因为他没有将它消费掉；因为他在尽着资本家的机能，即致富的机能。

资本家在当作人格化的资本的限度内，才有一种历史的价值，才像机智的里赫诺夫斯基（Lichnowsky）所说那样，有“不拘年月的”历史的存在权。并且，只有在这种限度内，他自身暂时存在的必然，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暂时存在的必然中。不过，他既被看为人格化的资本，则促使他行动的动机，就不是使用价格及享乐，而是交换价值及其增殖。他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要求者，无所顾忌的，促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就这样，社会的生产力得以发展，而当作较高级社会形态——即以每个人完全发展自由发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的实在基础的物质生产条件，得以造出。资本家在被看作是人格化的资本的限度内，才值得尊重。他在这种资格上，才具有货币贮藏者那样的绝对的致富冲动。不过，在货币贮藏者，那仅表现为个人的狂想，而在资本家，那却是社会机构的作用，在这个社会机构上，他不过是一种发动的轮罢了。加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达，投在一种产业企业上面的资本，要不断增大。竞争，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内在的法则，当作外部的强制法则，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由是，他要维持其资本，就迫着要不绝扩大其资本，但资本的扩大，非借助于累进的蓄积是不行的。

所以，在他的行动，只当作资本——在他身上赋有意识和意志的资本——的机能的限度内，他自己的个人的消费，乃是一种劫掠，那对于资本蓄积的劫掠。那正如意大利的复式簿记，把资本家的私人支出，记在资本相反的方向，即记在借方。蓄积征服社会财富的世界，增加了被榨取的人身物质（Menschen material）的分量，同时，并扩大了资本家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统治[18]但原始罪恶在到处横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蓄积与财富的发展，资本家已不复是单单人格化的资本了，他对于他自己的亚当（Adam），具有一种“人情之感”（"mensohliches Rühren"），使他不禁把禁欲的热望，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型的资本家，尽管视个人的消费，为违背职分的罪恶，为蓄积的“抑制”（"Enthaltung"），但近代化的资本家，却以蓄积为享乐冲动之“节制”（"Entsagung"）“啊！在他胸中，寓藏有两个分道扬镳的心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历史的初期——这是每个资本主义暴发户必须个别通过的历史阶段——贪欲与致富冲动，是绝对的支配的情欲。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但造出了一个新的享乐世界，并还由投机（Spekulation）与信用制度（Kreditwesen），开启了突然致富的许多源泉。当一定的发展阶段到达时，世俗豪华，作为富之炫示与获得信用之手段，乃成为“不幸”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已成为资本的场面费用（Repräsentationskosten）的一部分。而且，资本家并不像货币贮藏者那样，货币贮藏者的财富是与他自身的劳动及个人消费的节制为比例，资本家的致富，则与他人劳动力的吸收，和劳动者一切生活享乐的抑制为比例。因此，资本家的骄奢，决不会像放恣的封建君主的骄奢一样，具有天真烂漫的性质，他的骄奢背后，常伏有极不纯洁的贪欲，和忸怩不安的打算；他的骄奢，与他的蓄积一同增大，一方并不一定限制他方。随这种事实的演进，在资本家的突出的胸内，遂展开了蓄积冲动与享乐冲动之浮士德的冲突（faustischer Konflikt）。

亚金（Dr. Aikin）在他1795年出版的书中说：“孟彻斯德的工业，可区分为四期。在第一期，工厂主们为了生活，不得不作激烈的劳动”。他们当时致富，主要是劫夺父母，送子女到他们那里作学徒的父母；学徒的父母给他们以高额的谢金，他们则使学徒饥饿。在另一方面，那时的平均利润低微，要蓄积，须得异常节俭。由是，工厂主过着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且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到了第二期，他们已开始保有少量财产了，但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劳苦工作”。因为，每个奴隶役使者都知道，对劳动的直接榨取，须花费劳动。“他们还是过着以前一样的素朴生活。……迨至第三期，奢侈开始了。国内各地市场，都被派遣有骑马的推销员，以扩大营业。在1690年以前，工业获有资本三千镑四千镑的，几乎是罕见，或者完全没有。然而，从这时起，或略在这时以后，工业家已经蓄积有货币了，他们不建造木造泥粉的房屋，而开始建造近代式的砖砌建筑物了。……就在十八世纪初叶，一个孟彻斯德的工厂主，如以一品脱的外国葡萄酒款待宾客，就将为他的一切邻人所议论和不满”。在机械出现以前，工厂主酒店一夕的费用，决没有超过一杯甜酒六便士和一包烟一便士。直到1758年，新时代开始，我们方才见，“实际从事营业的人们间，有一位有自己的马车的人”出现。到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第四期，营业扩大，奢侈与滥费大大增进”[19]。假若这位善良的亚金，在今日的孟彻斯德复活起来，他将说些什么呢！

蓄积啊！蓄积啊！那是摩西（Moses）及预言者！ “资本蓄积的直接原因是节约，不是劳动；劳动只能供给材料，使节约能达到蓄积的目的”[20]。所以，节约啊！节约啊！把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之尽可能的大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啊！为蓄积而蓄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派经济学就用这个公式来表现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的使命。关于财富的难产，它不稍有幻觉[21]。但在历史的必然之前，悲伤有何用处呢？若在古典派经济学看来，无产阶级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械，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械。它异常真挚地处断资本家的历史的机能。为要祛除资本家胸中享乐冲动与致富冲动的可怕的冲突，马尔萨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鼓吹这样一种分工，即在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担当起蓄积的任务；而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人们，即地主贵族和由国家教会领受俸禄的一干人，则担当起消费的任务。他说，“把支出的情欲与蓄积的情欲分开”，最关重要[22]。早已成为享乐者与通世故者的资本家诸君，大声疾呼了。他们的代言人之一，或里嘉图之一后继者扬言说：马尔萨斯君所以主张须有高率地租和高率赋税，无非为要由不生产的消费者，不绝加产业家以刺激的压力！不错，他是以生产，以日益增大其规模的生产为标榜。但“用这样的方法，其实不会促进生产，却不免予生产以莫大的阻害。而且，让一些人维持着无所事事的生活，而一味磨折那些就性格上说即能由工作收到良好结果的人，也绝对不是十分公正的处置”[23]。从菜汤夺去鲜肉，冀由此刺激产业资本家的蓄积，在他看，是不公正的处置。但把劳动者的工资缩减到最低限度，使其不得不勤勉，则在他看，却是必要的。但关于无给劳动的占有，乃剩余价值之秘密这件事，他并没有隐蔽了。“劳动者方面的需要的增加，要不外表示他们在他们自己生产物中，由自己取去者减少，而把其中一大部分，委之于雇主。若有人说：由消费（劳动者方面）的缩减，会产生充溢现象（市场充溢，生产过剩），我就这样回答：这充溢现象与利润高昂是同一语义”[24]。

这些学者所论争的，是由劳动者那里汲取的赃物，应在产业资本家及游惰地主等人之间，作如何的分割，始于蓄积最有利益；在七月革命之前，这种嚣然的论争，平静下去了。此后不久，都市的无产阶级，在里昂鸣起了革命的警钟；农村的无产阶级，则在英国扬起了赤旗。海峡的此岸，开始散布欧文主义，其彼岸，则广布圣西门主义与傅利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就响起来了。西尼耳（Nassan W. Senior）曾在孟彻斯德作这样的发现，即资本的利润（包含利息），是十二小时劳动日最后一小时无给劳动的产物，恰在这一年前，他还有一个发现问世。他傲然地说：“我把解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辞，换作‘节欲’（Abstinenz）一辞[25]。”这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无比标本！以谄谀的文句，代换经济学上的范畴。此外一无所有。西尼耳说：“当野蛮人造弓时，他诚在进行一种产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说明了以次的事实，即在初期社会状态下，如何并为何没有资本家方面的“节欲”，也制出了劳动手段。“社会愈进步，节欲愈有必要”[26]，这是就那些以占有他人劳动及其生产物为事业的人一方面说的。就这样，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转化为资本家方面的各式各样的节欲行为了。谷物不完全吃掉，一部分留作莳种之用，那即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要让其有发酵的时间，那也是资本家的节欲！[27]资本家在“贷与（！）劳动者以生产工具”时，换言之，在他不把蒸汽机关，棉花，铁道，肥料，牲口等等自己耗费净尽（依庸俗经济学的幼稚说法，即不把“此等物的价值”，在奢侈品及其他消费资料上耗费净尽），却使它们和劳动力合并，使它们当作资本用时，他就要夺去他自己的亚当（Adam）[28]。资本家阶级是如何成就这种事业，那在今日，还成为庸俗经济学执拗不肯宣布的秘密。够了，世界所以还能蹀躞推进者，无非靠护持神（Wischnu）前的这种现代苦行者（即资本家）尚有清真的操守。其实，不仅是蓄积，就是单纯的“资本保存，也须为要克服消费资本的诱惑，而不绝努力”[29]。在这种节制与诱惑之间，救出资本家的，是单纯的人道的命令；此恰如奴隶制度的废止，曾把最近乔治州的奴隶所有者，由这样进退两难的双关论法中救出一样。这个双关论法，是把鞭挞黑奴所得的剩余生产物，全部消费在香槟酒上好呢！抑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奴和土地好呢。

在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下，都不仅出现单纯再生产，并还出现程度不一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渐渐的，生产愈多，消费愈多，从而，转化为生产手段的生产物也愈多。但在生产手段，生产物，乃至生活资料，还不曾采取资本的形态，而与劳动者相对立的限度内，那种过程，不表现为资本的蓄积，不表现出资本家的机能[30]。数年前物故的琼斯——他继马尔萨斯之后，担任赫力布利市东印度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曾就两件重要事实，细密论究这个问题。因为印度的大多数人民，都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生产物，他们的劳动手段与生活资料，决不“采取由所得节省下来的基金的形态”，决不“采取自先行蓄积过程出来的基金的形态”[31]。另一方面，在旧来制度很少受英国统治破坏的诸地，那些非农业的劳动者，都为达官们所直接使用。这些达官们把农业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当作贡物，当作地租，收到自己手中。这生产物的一部分，在自然形态上，为达官们所消费；一部分，则由劳动者之手，转化为达官们消费的奢侈品及其消费资料；同时，其残余部分，则当作自有劳动工具的劳动者的工资。在这场合，虽没有奇异的圣者。忧思俨然的骑士（即“节制的”资本家）介在其间，生产与扩大的再生产依旧进行着。

Ⅳ　除了剩余价值分割为资本与所得的比率，

还有几种情形，决定蓄积的量：劳动力的榨取

程度——劳动的生产力——所用资本与所消费

资本的差额的增大——垫支资本量

如其剩余价值分割为资本和所得的比率不变，蓄积资本的大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位的绝对量。设以80%资本化，20%供消费，则蓄积资本，究为2400镑，抑系1200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究为3000镑，抑系1500镑。这样，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形，也在蓄积量的决定上，发生作用。以下，我想就此等情形，就他们对蓄积可以提供新见地的限度内，作一概括说明。

我们会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是取决于劳动力的榨取程度。经济学异常看重这种事实，有把蓄积速度因劳动生产力发达而得的增进，和蓄积速度因对劳动者榨取加强而得的增进，同一看待[32]。在讨论剩余价值生产的诸章，我们已不绝假定，工资至少与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在实际上，工资是被强制地落在这种价值以下；因为这在实际运动上极关重要，所以我们须在这里略予考察。这种意义上的工资低下，事实上，就是在一定限界之内，把劳动者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蓄积基金。

约翰•穆勒曾说：“工资没有何等生产力。工资是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得与劳动自身同样贡献于商品生产，那正如工具价格不得与工具自身同样贡献于商品生产一样。假若劳动能不依购买而得，工资就会成为多余的”[33]。但是，如果劳动者能依空气而生活，怕也不要用任何的价格去购买他们。所以，劳动者毫无所费的说法，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限界，这个限界虽不绝接近，但却不能达到。资本的不断的倾向，就在把劳动者压向这毫无所费的限界。前面屡屡引述到的十八世纪一位著作家，即《工商业论》的著者，曾宣称：英国之历史的使命，就在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及荷兰的工资水准。这见解，不外曝露潜伏在英国资本主义灵魂中的秘密[34]。他率直地说：“假若我国的贫民（指示劳动者的术语），也奢华地生活起来……劳动自然不得不昂腾。……那时，人们就要考虑到工业劳动者所消费的种种奢侈品，如白兰地，杜松子酒，茶，砂糖，外国水果，强性啤酒，戳印柠檬，鼻烟，香烟等等”[35]。他由诺桑普吞州一位工厂主所选的大文中，引录其侧视天空而发的悲鸣。那是说：“法国劳动，比英国劳动要低廉三分之一。因为法国贫民勤苦劳动，而又甘于粗衣粗食。他们很少吃肉，主要的食物，是面包，水果，植物的茎和根，以及干鱼。在小麦昂贵的时候，还只吃极小量的面包”[36]。那位论文家继续说：“还得补充一点：他们所饮的，多是水，或是稀薄的饮料。所以他们所费的钱极其有限。……我们英国劳动者要做到这个田地，虽极困难，但并非没有实行的可能，因为在法国，在荷兰，是已经这样实行了”[37]。二十年后，有一位列名英国贵族的美国骗子本吉明•汤姆生（Benjamin Thompson即拉姆佛伯爵Count Rumford），也体谅神与人，而采取同一的仁慈倾向。他的‘论文集’，可说是一本食谱，其中列举的，是可以代替劳动者日常高价食物的各种代用品。这位值得惊异的‘哲学家’所特制的食单，是下面这样：“大麦5磅，7 1/2便士；玉蜀黍5磅，6 1/4便士；熏制青鱼3便士，盐1便士，醋1便士，胡椒及野菜2便士，合计所费不过20 3/4便士，可制出供64人吃的汤。如其大麦及玉蜀黍的价格中平……这汤摊归每个人的费用，还可节省到1/4便士，（不到3芬尼）”[38]。惟因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商品的掺假伪造也发达，汤姆生的这种理想，遂归于无用[39]。

由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叶的数十年间，英国租地农业者与地主，励行着绝对的最低工资。他们支付农业劳动者的工资，还在此最低限度以下，其不足额数，则由教区当局以救恤的方式补给。英国田舍绅士们如何努力求工资率的‘合法的’确定，可由下面这个滑稽的例子，指示出来——“当大地主于1795年在斯皮哈姆兰确定劳动者的工资时，他们已用中餐；他们显然以为，劳动者可以不用中餐……据他们确定的是：一块重8磅11盎斯的面包价格，如为1先令，每人的周工资应为3先令；面包价格如腾贵起来，但仍在1先令5便士的限度内，工资可依次增加；若更突破此水准，则工资要比例于面包价格的腾贵而减少；到面包假格达到2先令时，劳动者的营养量，就不得不比以前减少1/5”[40]。彭内特（A. Bennette）是一位大租地农业者，他一身兼充治安裁判官，救贫局管理委员，及工资调节员。1814年，他受贵族院调查委员的审问；“劳动者一日劳动的价值，该有若干是由救贫税补充罢”？他答：“是的，各家族一周间的收入，必须由救贫院补足，使每人有一块8磅11盎斯的面包，和3便士的货币；……照我们看来：每个人一周间的生存，有8磅11盎斯的面包，就够维持。用3便士制衣。如其教区当局觉得以供给衣服为便，则3便士可以不给。这种方法，不仅通行于菲尔特州西部一带，我相信；全国也都通行”[41]。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者，曾这样呐喊“他们（租地农业家）竟在几年之内，把国民中一个可敬的阶级，驱向贫民收容所，使其堕落。……他们妨碍劳动者方面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蓄积，借以增殖他们自己的利得”[42]。在今日，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从而在资本蓄积基金的形成上，直接劫掠劳动者必要消费基金这件事，有莫大的作用。所谓家内劳动，已为我们指示出来了（第13章第8节）。在本篇后面，我们将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更重要的事实。

不拘在那种产业部门，由劳动手段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都须够一定数劳动者（其数依企业规模而定）使用，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资本部分，必须与其所用劳动量，以同一比例增加。现在假定有一个工厂，雇用一百个劳动者，每人劳动八小时，一日共提供八百劳动小时。在这场合，资本家如更要获有四百劳动小时，他可以新雇五十个劳动者。但他加雇劳动者时，他不但要为工资增添资本，且要为劳动工具增添资本。于是，另一个可能方法被采用了，那就是照原雇一百劳动者把每日的劳动时间，由八小时，延至十二小时。在这场合，原有的劳动手段，就够应用了，特其磨损比较迅速罢了。这一来，由劳动力拉长所追加的劳动，就能在不变资本部分无须比例增加的场合，增大蓄积的实体，即增大剩余生产物与剩余价值了。

在采掘工业，例如在采矿业上，原料并不构成垫支资本的一部分。劳动对象并不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如金属，矿物，石炭，石材等等，都是自然的赐物。在这种场合，不变资本殆全由劳动手段构成。此等劳动手段，得从容对付劳动者由昼夜轮班等法所增加的劳动量。然生产物量及其价值，却可在其他一切情形不变的限度内，与劳动量成比例的增加。在那种场合，正如最初一日的生产上一样，将由原始生物形成者，由资本物质要素形成者（即人类与自然），相互协力地活动。就赖以劳动力的伸缩性，蓄积的领域，虽不先行增加不变资本，也可扩大。

在农业上，不在种子及肥料上为追加的垫支，耕地诚然不得扩大。但那种垫支一旦实行之后，那怕是土地上面的纯机械的加工，也会在生产物量上，发生奇异的影响。但当同数劳动者支出较多劳动量时，虽不在劳动手段上为新的资本垫支，土地的肥沃程度也会由此增进的。在这场合，人类对于自然的直接作用，也是不借新资本即可增大蓄积的直接的源泉。

最后，在狭义的工业上，每一度在劳动上为追加的支出，虽必须相应地在原料上为追加的支出，但不一定要在劳动手段上为追加的支出。并且，因制造工业要由采掘工业及农业取得原料和劳动手段，故后者不为追加资本垫支即可造出追加生产物的情形，当然也于前者有利。

概括的结论是：劳动力与土地，为财富的两个本原的创造者；资本并合这两者，因而获得一种伸张力。这种力。允许它把蓄积的要素，扩大到这个限界以外，这个限界，表面上像是由它自身的大小，换言之，表面上像是由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它自身即在其中存在）的价值与量设定的。

资本蓄积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程度。

随着劳动生产力增进，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物量，也相应增大。在剩余价值率没有变化的场合固不必说，即在剩余价值率低落，但其低落程度，较之劳动生产力增进为缓慢的场合，剩余生产物量，也会增加。所以，剩余生产物分割为所得与追加资本的比率如其没有变更，资本家即不减少蓄积基金，也可增大其消费。蓄积基金的比例量，在商品价格低廉，资本家得以减少的消费基金，支配较以前同样多的甚或更多的享乐资料时，还可牺牲消费基金，以行增大。而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在劳动生产力增进时，劳动者便宜的现象，从而剩余价值率增进的现象，即在真实工资昂腾的场合，也会发生真实的工资，决不与劳动生产力以同一比例增进。同一的可变资本价值，得运转较多的劳动力，得运转较多的劳动。同一的不变资本价值，将体现在较多的生产手段中，换言之，即体现在较多的劳动手段，劳动材料及补助材料中，从而，它所供给的生产物形成要素与价值形成要素增加了，所供给的吸收劳动的材料也增加了。所以，追加资本的价值尽管保持原状，甚或减少，蓄积的速度，仍可增进。不但再生产规模在物质方面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还比追加资本的价值，更迅速地增大。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原资本或即经投用在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也有反应作用。机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机械一类劳动手段所构成，那种劳动手段，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才消费得了，并再生产出来，或由同种类的新对象所代置。不过，这种劳动手段，逐年有一部分消灭，逐年有一部分达到其生产机能的终点。那就是说，逐年有一部分，周期地再生产，或周期地为同种类的新物件所代置。假若劳动生产力在这种劳动手段的生产地方，因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增进了，则代置机旧械，工具，器具的，将是更有効，更低廉（参照其能率而言）的机械工具器具等等。所以，我们就把已有劳动手段在细目上的不断改进存而不论，旧的资本，也会在比较更生产的形态上再生产的。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为原料与补助材料，这些材料在一年之内，就要不绝地再生产；并且它们有最大一部分，是逐年为农业所再生产的。所以，如在这方面的生产上采用改进的方法，那对于追加资本和已经在机能中的资本，几乎同时都有影响。每一种化学上的改进，不仅增多有用材料的样数，且会复化已有的有用材料的用途；并在资本增大时，将其投资范围也扩大。不但此也，那同时还指教我们，如何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上的排泄物，返还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这一来，不用预先投下资本，就可以造出新的资本材料。正如单单把劳动力拉得紧张，已经可以增大对于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使资本有一种与机能资本量相独立的伸张力，这种伸张力，同时对于原资本的已经进入更新阶段的部分，发生反应作用。由是，这个资本部分，就把那在它旧形态背后完成的社会进步，无所破费地，并合在它新形态中了。当然，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免要引起机能资本（funktionierender Kapital）一部分的价值减损。这种价值减损，如果在竞争上被痛切地感到了，其主要负担要落在劳动者身上。资本家会增大对于劳动者的榨取，由此弥补他这种损失的。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手段的价值，移转到生产物内。从另一方面说，由一定量劳动推动的生产手段的价值，则与劳动生产力的增加，以同比例增加。所以，就令同一劳动量，不绝以同量新价值加于生产物，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由劳动移转到生产物去的旧资本价值仍然会增加。

举例来说吧。一个英国纺纱工人与一个中国纺纱工人，以同一的强度，同一的劳动时间，从事劳动，他们在一周间各各造出的价值相等。但这种价值虽相等，借强有力的发动机械而劳动的英国人的一周生产物，与仅借纺车而劳动的中国人的一周生产物间，仍要发生莫大的价值差别。英国人用中国人纺一磅棉花的同一时间，纺数百磅棉花。比之中国人，有数百倍的旧价值，被移转在英国人的生产物中，而以新的有用的形态保存着，能重新当作资本而发生机能，并将英国人的生产物的价值膨大起来。恩格斯曾指示我们说：“在1782年中，英国前此三年的全部羊毛收获，都因劳动者的不足，无由加工制作；如其没有新发明的机械来帮同进行纺绩，那些原封未动的羊毛收获，还得继续搁置起来”[43]。已在机械形态中对象化的劳动，自然不会直接促起任何个人出现，但那不但使较少数的劳动者，能由相对较少量的活的劳动的追加，对羊毛为生产的消费，由是附与以新的价值；同时还能在毛绒线及其他形态上，保存旧来的羊毛价值。不但此也，羊毛的扩大再生产，且可由此受到促进和刺激。创造新价值同时又保仔旧价值，那是活劳动的天赋的性质。所以，在生产手段的功能，范围，与价值扩大时，从而，在蓄积因劳动生产力发达而增进时，劳动会把继续增大的资本价值，在不断的新的形态上，予以保存，并使其永久化[44]。但劳动的这种自然力（Naturkraft），会表现为并合劳动的资本的自我保存力（Selbsterhaltungskraft），正如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会表现为资本的特性；资本家对于剩余劳动的不绝占有，会表现为资本的不绝的价值自行增殖一样。商品的一切的价值形态，都表现为货币的形态；同样的，劳动的一切的力，都表现为资本的力。

资本增大，使用资本与消费资本之间的差额，也相伴增大。换言之，如像建筑物，机械，排水管，代劳家畜，乃至各种器具一类的劳动手段，在价值上，在物质上，都会增大起来；它们会在不断反复的生产过程中，长期地或短期地，以其全范围发生机能或成就某种有用的效果。但它们自身是逐渐磨损的，从而，只断片地丧失其价值，从而，只断片地转移其价值于生产物中。它们在一定程度内，不附加其价值于生产物，只当作生产物形成要素（Produktbildner），换言之，它们是全部被使用，但只一部分被消费。在这程度内，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它们就像水，蒸汽，空气，电气一类自然力一样，担任了不要任何代价的劳务。过去劳动为活劳动所捕捉而附与生气时，它的不要任何代价的劳务，会随蓄积规模的扩大而益益增加。

因为过去劳动（vergangne Arbeit）常假装为资本，换言之，即因为A，B，C等等劳动的被动形态，假装为非劳动者X的能动形态，资产阶级和经济学者们，遂都对于过去劳动的劳务，赞不绝口。照苏格兰的天才麦克洛克所说，过去劳动，是应当在利息利润等等形态下，取得特殊报酬的[45]。过去劳动在生产手段形态上所给于活劳动过程之有力的不绝增大的帮助，竟被归功于过去劳动的这种形态（在这种形态下，那种劳动，已当作无给劳动，离开了劳动者自身），那就是资本形态。奴隶所有者不能想到，劳动者自身与其成为奴隶的性质有区别，资本主义生产之实际代理人及其观念代辩者，也想不到，生产手段与其今日所披上的对抗的社会的假装有区别。

劳动力的榨取程度如有一定，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榨取的劳动者数的多寡。而此劳动者数，又以各种不同的比例，与资本量相照应。所以，由累次蓄积而增加的资本愈多，则化分为消费基金与蓄积基金的价值总量也愈大。就这样，资本家一方面尽管过着更逸乐的生活，同时仍可表示其更加“节欲”。最后，生产的一切发条，还会因垫支资本量的愈益增加，生产规模的愈益扩大，而不绝加强其伸展作用的。

V　所谓劳动基金

依据前面所说明的，就知所谓资本，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量，它是社会财富中一个可以伸缩的部分，得随剩余价值在所得与追加资本间的分割，不断地一同发生变动。而且，我们还知道，那怕在机能资本量一定不变的场合，并合在那种资本量中的劳动力，科学，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不经人类协力，而由自然提供的一切劳动对象）等等，也会成为它的伸缩能力，而在某种限度内，成为一个与它自身数量无关的作用范围。但在此种研究上，我们把流通过程上的一切情形，把种种使同量资本发生极不同作用程度的情形，存而不论了。而且，因为我们以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为前提，换言之，以社会生产过程一个纯然没有组织的姿态为前提，故关于一切用现有生产手段与劳动力而行的直接的有计划的合理的结合，也都不予注意。古典派经济学，惯把社会的资本，视为有固定効用程度的一个固定量。这种偏见，又为俗物的老祖宗边沁[46]，确立成了一个信条。边沁乃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常识上一位乏味的，炫博的，逞辩的豫言家。他在哲学者中间，如同马丁•塔帕（Martin Tupper）在诗人中间一样。他们两者都只能在英国制造出来[47]。依他的信条，不但生产过程上最普通的现象（即突然伸缩的现象）不能理解，就是蓄积本身，也完全不能理解[48]。边沁自身，乃至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洛克等等，都是在辩护的目的上，利用这个信条；他们特别利用这个信条，冀图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表示为一个固定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也即所谓劳动基金（A rb eitsfond），被杜撰为社会财富中一个判然区别出来的已由自然法则固定了，变动不得的部分。固然，要把社会财富中那当作不变资本的部分，或从其物质方面说，当作生产手段的部分进行运转，一定要有一定量的劳动。这劳动量，也是从工艺学方面决定了的。但发动这劳动量所需的劳动者数，是没有一定的；那随个别劳动力的榨取程度不同，而有种种变化。那种劳动力的价格，也没有一定的，我们至多不过是能为它定下一个极有伸缩的最低限界。这个信条所根据的事实，在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在非劳动者的享乐资料与生产手段之间如何分割，劳动者置的余地；在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如非在幸运的例外的场合，决无权以富者的“所得”为牺牲，而把所谓“劳动基金”扩大[49]。

惟其想把劳动基金之资本主义的限制，描写作劳动基金之社会的自然限制，故不惮作愚笨的反复，这特别可由福塞特教授（Prof. Fawcett）所说而知。他说：“一国的流动资本（Zirkulierende kapital）[50]，即是该国的劳动基金。故要计算各劳动者所得的平均货币工资，只须以劳动者人数，除这个资本就行了[51]。”这无异说：先把现实支付的个别工资加算起来，然后主张；加算所得的总额，是神与自然所恩准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再以劳动者人数，除这个价值总额，使发现各个劳动者平均所得几何。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躲闪方法。福塞特君还曾以同一语调，作以次的陈述：“英国积年蓄积的财富总额，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当作资本，用以维持本国产业，其他部分则输往外国。……投用在本国产业上的，只不过占有这个国家逐年蓄积的财富的一部分，一个不大显著的部分”[52]。这就是说，不给与等价而由英国劳动者那里盗取得的剩余生产物，就有一大部分，不是用在英国本国，而是在外国资本化了。可是，伴随这种输出的追加资本而输出的，还有神与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53]。

* * *

[1]“资本的蓄积；即以所得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著《经济学诸定义》加泽洛夫版第11页。）“所得的资本化。”（马尔萨斯著：《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伦敦，1836年第320页。）

[2]输出贸易，使一国的奢侈品，能转化为生产手段和生活资料，反之，也能使一国的生产手段和生活资料，转化为奢侈品；但这种输出贸易，我们暂且搁在一边。为了摆开种种附随事件的搅扰，而纯粹地理解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商业世界全体看为一国，并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且征服了一切的产业部门。

[3]西斯蒙第对于“所得的资本化”一语，过于满足了，他没有再探究那种作用的物质条件；由是，他对于蓄积的分析，有一个大缺点。

[4]“他的资本的成立，是由于本来的劳动。”（西斯蒙第著《新经济学原理》巴黎版第Ⅰ卷第109页。）

[5]“在资本使用劳动之前，劳动已创出资本了。”（卫克斐尔德著：《英国与美国》伦敦1833年刊第Ⅱ卷第110页。）

[6]资本家所有他人劳动生产物的所有权，虽为“占有法则的严密的归结，但这种法则的根本原则，却反而是劳动者对于他本人的劳动生产物，有排他的所有权”。（舍尔彪利埃Cherbuliez著：《富欤贫欤》巴黎1841年刊第58页。）不过，著者在这里关于这种辩证法的倒转，没有予以正确的说明。

[7]蒲鲁东想由商品生产之永久的所有法则，来废除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他的这种狡猾，是不由我们不叹赏的！

[8]“所谓资本，就是以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蓄积的财富”（马尔萨斯著：《经济学原理》）。“资本……是由所得节蓄下来，并由那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财富构成。”（琼斯著：《经济学导言》伦敦1833年刊第16页。）

[9]“剩余生产物或资本的所有者。”（《国难的原因及其救治——给约翰•罗素爵士的一封信》伦敦1821年刊。）

[10]“节蓄的每个部分都有复利的资本，有这样大的吞并力，以致在所得所由以生的世界上，一切的财富，老早以前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经济学界》杂志1859年7月19日。）

[11]“今日的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认节蓄就是贮藏货币了。如把这种局限的不充分的方法置诸不论，那就国民之富的立场而言，节蓄一语的意义，最好是在节蓄物之利用的差异上去认知，而那种差异性的基础，就是节蓄物所维持的劳动种类，有现实的差异。”（马尔萨斯著：《经济学原理》第38及39页。）

[12]例如，巴尔扎克（Balzac）就是如此，他曾对种种色色的贪欲，作根本的研究，他描述老高利贷业者哥普色克，已经到婚老时期，才由蓄积的商品从事贮藏。

[13]“资本的蓄积……交换的停滞……过剩生产。”（汤玛斯•歌尔白著：《个人之富的原因及其方式之研究》伦敦1841年第14页。）

[14]里嘉图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第3版伦敦第163页注。

[15]约翰•穆勒虽有他的《论理学》，但不曾看破他前辈学者的这种错误分析，这种分析，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也有从纯粹专门者的立场，予以订正之必要的。他到处都以门弟子的笃信心，复述他先师们的思想上的混乱。在这场合，他说：“资本本身，结局都会变成工资；那虽由生产物的售卖而收回，但会再转为工资的”。

[16]在再生产过程的说明上，从而，在蓄积的说明上，亚当•斯密与其前辈学者，特别是重农学派比较，就许多方面说，不但不曾成就何等进步，甚且还退步了。就本文所述的他的幻想而言，他在经济学上遗下的真是荒唐无稽的教理是：商品的价格，系由工资，利润（利息）及地租购成，换言之。即是仅由工资与剩余价值构成。斯托齐（Storch）就是由这个基础出发，他曾这样素朴地自白：“把必须价格，分解为其最单纯的要素，那是不可能的。”（斯托齐著：《经济学教程》圣彼得堡版1815年第1卷第140页注。）把商品的价格，分解为其最单纯的要素，竟不可能，那该是如何美妙的经济科学：关于此点，在本书第2卷第3篇及第3卷第7篇中，当详细论究。

[17]读者会注意到：“所得”一语，有两重意义：其一是指资本周期生产的果实，即剩余价值；其二是指这果实中，由资本家周期消费的部分，或加入其消费基金中的部分。我也是在这两重意义上使用“所得”一语，因为这是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通常的用法一致的。

[18]高利贷业者，是旧式的资本家形态，但这个形态是不断更新的。马丁•路德曾就这种高利贷业者，作极切当的说明：支配欲是致富冲动的一个要素。他说：“异教徒由其理性之光，得达出高利贷业者为四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但我们基督教信徒，却尊敬他们，为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们。……吸尽他人的营养，强夺他人的营养，盗劫他人的营养，那正是犯着使人饿死，使人完全破灭的大杀人罪。高利贷业者就是这种大罪犯。他们应当自上绞首台；如其他们身上存有充分的肉，他们劫夺了多少金钱，就应该有多少的大鸦啄食他。但他们却安闲自适地坐在椅子上。同时，小盗则被缢杀。……小盗带上枷锁，大盗却以黄金丝缟来自炫。……所以，在这世上，除了恶魔，没有再比守财奴和高利贷业者更大的人类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求变为支配一切人类的神。土耳其人，武人，或暴君纵为恶人，仍不得不让人民生活，并且还自承为恶人，为人类之敌。他们有时还会，并且必须对他人给与以若干同情。然在高利贷业者与贪财鬼，他们却会尽其力之所能，使全世界陷于饥饿贫乏的深渊，并由此使一切物，变为己有；他们立在像神一样的地位上，使人永远成为他的隶属。他们穿起华丽的外套，佩着金链指环，拭拭袖口，俨然是高贵的敬神者。……高利贷是一只大怪物，像饿狼一样，它劫掠一切，犹甚于加卡斯，格尔阳或安图斯。他们装模作样，见者以为是虔敬的人物。所以，世人无从知道，被牵回到他洞窟中去的公牛，究往何处去了。但勇敢的赫尔克勒斯，一听见公牛与被囚禁者的叫声，就在悬崖嶙石间，寻找加卡斯，由凶汉手中，解放出公牛来。这所谓加卡斯，就是指那貌似敬虔的高利贷业者，指那盗掠和鲸吞一切物的凶汉。加卡斯不肯承认自己是作恶的人，他以为旁人不能寻到他，因为被牵回洞窟去的公牛，从它的足迹看来，好像已被放出去一样。高利贷业者正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有用，自以为已经把公牛给予世人，其实，公牛全为他一个人撕裂了，吞食了。……如其我们对于拦路劫抢者，杀人者，强盗之流，施以绞刑或杀刑，对于高利贷业者就更应该以车裂，杀戮，咒诅，与斩首等等刑罚，来处置了。”（马丁•路德著：《反对高利贷业者——致僧侣书》）。

[19]约翰•亚金著《孟彻斯德周围三四十英里地方的描述》伦敦1795年第181页，182页下，188页。

[20]亚当•斯密著：《国富论》第Ⅱ篇第3章。

[21]萨伊也说：“富者的节蓄，是以贫者为牺牲。”“罗马的无产者阶级，几乎全是牺牲社会而生活。……但我们大体可以说，……近世社会是由牺牲无产者阶级，夺取无产者阶级的劳动收益而生活。”（西斯蒙第著：《经济学研究》第Ⅰ卷，第24页。）

[22]马尔萨斯著：《经济学原理》第319页320页。

[23]《关于需要性质之原理的研究》第67页。

[24]前书第50页。

[25]西尼耳著：《经济学基本原理》法译本巴黎1836年第38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是一种过于狂妄的主张。“西尼耳君以劳动和节欲这两个名辞，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名辞……。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源泉，不是节欲，只是生产的资本之使用”（加泽诺夫编马尔萨斯《经济学诸定义》注释，第130页编者注），但约翰•穆勒君却一面接受里嘉图的利润说：同时又采用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说”。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那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毫无所知，但对于各种平凡的皮相的矛盾，他却是十分内行的。——第二版加注：不论那种人类的行为，都可认为是它的反对方面的“节欲”。但这种单纯的思考，庸俗经济学家是从未想到的。吃饭是断食的节欲，步行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怠惰的节欲，怠惰是劳动的节欲，诸如此类。此等绅士们，顶好是就斯宾诺莎（Spinoza）“断定即否定”一语，一加考虑！

[26]西尼尔著：《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42页。

[27]“如非期待获得追加的价值……（举例来说），那就没有人，……愿意把他的小麦莳在地下十二个月，愿意把他的葡萄酒放在地窖内若干年，他们都愿意直接消费它们或拿它们立即去换取等价物来消费了。”（斯劳洛伯Scrope著：《经济学》坡特尔Potter编，纽约1841年第331页134页。）

[28]“资本家不把他的生产手段，转化为生活资料奢侈资料，而消费它的价值，却宁愿将它贷与劳动者。在这限度内，他要忍受一种节制的。”摩里拿利G. de Molinari著：《经济学研究》第49页。——这里用‘贷与’这个婉曲的名辞，是依照庸俗经济学者的巧妙方法，其用意，无非要使那些受产业资本家榨取的工资劳动者，和那些榨取劳动，但从贷放资本家那里借取货币的产业资本家，立于同一的地位。

[29]库塞塞努尔著：《论产业企业之理论与实际》第57页。

[30]“各种所得对于国民资本发达的贡献，因各种所得的进步阶段而不同。设有两个国家，如果它们在那种进步上处在相异的地位，各种所得对于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发达的贡献，也就不同。……在社会初期阶段，……利润……和工资及地租相比，是一个不重要的蓄积源泉……迨国民产业能力大有增进时，利润就成为比较重要的蓄积源泉了。”（琼斯著：《国民经济学教科书》第16页21页。）

[31]前书第36页以下。（第四版加注——上面的抄引，定有错误，因为那个文句，是找不出来的——F. E.）

[32]“里嘉图说：‘随着社会发达的阶段不同，资本或劳动使用手段（即劳动榨取手段）的蓄积速度，也有大小的差异。这种蓄积，在一切场合，都一定是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通常在丰饶土地甚多的地方最大’。假若这段话中‘劳动生产力’一语，是指生产物中那归属于亲手生产的人的那微小的一部分，里嘉图所说，就简直是重复，因为残余的生产部分，如果它的所有者高兴，便是资本所由以蓄积的基金。不过，这种事，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多半是不会发生的？”（《经济学上若干名辞的论争》第74页75页。）

[33]约翰•穆勒著：《经济学上的未决问题》伦敦1844年第90页。

[34]《工商业论》伦敦1770年第44页。1866年12月及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揭载了英国矿山主们的感情的流露。其中并曾描写比利时的矿山劳动者的幸福状态，据说，他们只要求并只受得能继续为雇主劳动所绝对必要的生活。比利时劳动者忍受许多困苦，但仍被《泰晤士报》拟为标本劳动者（！）。在1867年2月初：马尔希奴地方的比利时矿山劳动者，以罢工来答复了，但那次罢工，被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了。

[35]前书第44页46页。

[36]这位诺桑普吞州的工厂主，犯了有一个在无限感慨中可以宽恕的欺骗罪。他在表面上是比较英国矿山劳动者的生活和法国矿山劳动者的生活，但其实，他在本文节引的文句内，是描述法国的农业劳动者。这一点，到后来，曾由他的混乱的叙述，露出马脚来了。

[37]前书第70页第71页。第三版注：这种事态，由此后成立的世界市场的竞争，而更进一步了。英国下议院议员斯特卜勒东君（Mr. Stapleton）曾在选举人之前这样演说：“如其中国成为一大工业国，我不知道，欧洲工业劳动者要维持这种竞争，怎样能不降低他们的水准，而与他们的竞争者，立在相同的水准上。”（《泰晤士报》1873年9月3日号。）——今日英国资本企图达到的目标，已经不是欧洲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38]本吉明•汤姆生著：《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全三卷伦敦1796年——1802年第1卷第288页。艾登爵士在其所著《英格兰贫民状态或劳动阶级史中》，曾把卢姆福德伯爵的乞丐汤，极力向贫民收容所的监督人推荐，他并责备地警告英格兰的劳动者，说“在苏格兰，有许多贫民不吃小麦裸麦和肉类，他们吃混有水和盐的燕麦与大麦，接连几个月如此，但还是非常舒适的。”（前书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页。）就在十九世纪，我们还发现同样的“指示”。例如：“极合卫生的混和麦粉，虽为英格兰农业劳动者所拒食……但在教育较为优良的苏格兰，恐怕没有这种偏见。”（巴利Charles H. Parry《现行谷物条例的必需问题》，伦敦1816年第69页。）这位巴利君还这样叹说：今日（1815）年英格兰的劳动者，比之艾登时代（1797）年，是更加堕落了。

[39]据最近国会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掺假问题的报告，在英国，药料品的掺假制造，也不是例外，宁说是当作原则实行的。例如，把由伦敦三十四家药店购来的鸦片分别加以化验，就发现其中有三十一种，混合有罂粟头，麦粉，胶质，粘土，砂等等。丝毫没有包含吗啡元素的，竟不在少数。

[40]纽拿姆（G.B. Newnham）律师著：《评国会二院谷物条例委员会前的供述》伦敦1815年第28页注。

[41]前第19页第20页。

[42]巴利著前书第77页，第69页。地主们以英国之名，进行反雅各宾战争，对于这战争，他们不但没有蒙受何等损失，且还大发其财了。“他们的地租，在十八年间，有增加两倍的，三倍的，四倍的，甚且还有加到六倍的。”（前书第100页101页）

[43]恩格斯著：《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第20页。

[44]古典派经济学，因为对于劳动过程及价值增殖过程没有充分的分析。故不曾适当地把握再生产上的这个最大要素。里嘉图的著作，就是如此。例加他说：生产力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劳动者在工厂中所生产的价值，常是一样”。在此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没有变易的艰度内，这种说法是对的。不过，里嘉图在若干推论上，忽视了一种事实，即劳动生产力一有差异，由同一百万劳动者转化的生产手段量，将大有差异，由是在他们生产物中保存的价值量，从而，由他们供给的生产物的价值，都要发生极大的差异。在这里，我想顺便谈到一点。里嘉图依据上面的例子，想使萨伊明白使用价值（在这场合，他称其为富或物质的富）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但没有成功。萨伊答复他说：“里嘉图说：应用较善方法的同一百万劳动者，不生产较多的价值，只能造出两倍或三倍的富。这种事实，里嘉图认为是经济学上的难关，但若我们把生产看为（也应当看为）是一个交换，这个难关就会消灭的。我们就是在这种交换上，把我们的劳动，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资本，提供生产的劳务，而获碍生产物的。我们就借着这种生产的劳务，而获得世界所提供一切的生产物。所以……在名为生产的交换上，我们由生产的劳务所获得的有用物愈多，我们就愈富，我们的生产的劳动，就愈有价值。”（萨伊著；《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巴黎1820年第168页169页。）萨伊所要说明的“难关”（这“难关”，在他看是存在的，里嘉图则认为不存在），是如下面所述：劳动生产力增进的结果，一定量劳动所造出的使用价值量增大了。但为什么这种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因而增大呢？他自己答；这种难关，一把使用价值称为交换价值，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关联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以劳动和生产手段交换生产物的事，名为生产，则由生产供给的使用价值愈大，我们获得的交换价值也愈多，这是像水一样明白的事实。以为袜例来说，制为者由一日劳动供给的使用价值（为）越是多，则就为而言，他便越是富裕。但萨伊突然觉得，袜的“数量愈大”，其价格（这自然与交换价值无何等关系）就会趋于低落，“因为竞争会强使他们（生产者）照成本提供他们的生产物”。但若资本家依照成本价格出卖商品，他的利润将从何产生呢？不用担心啊！萨伊这样说明了：生产力增进的结果，各个人以同一的等价，以前得袜一双，现在可得袜两双了。因此，萨伊所达到的结论，与他企图反驳的里嘉图的命题，完全一样。他在思考上这样大大努力一番之后，就扬扬得意地，以如次的论调，指点马尔萨斯说：“先生，这确是切当的学说。我相信，不依照这种学说，经济学上的最大难关，特别是，富虽代表价值，但生产物价值减少，国民仍可更加富裕的问题，将无从解决。”（前书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者，关于萨伊《在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中》表现的这一类灵巧手法，曾批评说：“这种矫饰的腔调，拢总说来，就被萨伊先生自诩为自己的学说。他还热心地怂恿马尔萨斯，叫他在赫特福德，像在欧洲大多数地方一样传授。他说：‘如其对于以上的一切命题，发现有何等自相矛盾之点，最好是考察它们所表现的事物。我自信：这些命题，是极为单纯，极合理的’。无疑的，依照这种办法，这些命题会表现为一切别的东西，只不表现为根本的，重要的。”（《需要性质之原理的研究》第116页第110页。）

[45]西耳尼获得了“节欲的工资”这种学说的专利权，但在这以前很久，麦克洛克已获得了“过去劳动的工资”这种学说的专利权了。

[46]主要是参照边沁著：《犯罪及刑罚论》爱梯安奈•德蒙（Eetienne Dnmont）法译本第三版巴黎1826年第2卷第4篇第2章。

[47]杰勒米•边沁，是一种纯粹英国的现象。就把我们德国的哲学者克利斯钦•沃尔夫（Christian Wolf）也包括在一道来说罢，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也没有像这样不足齿数的平凡，竟然这样自我满足地横行阔步。他并不是功利主义的发现者。他不过把爱尔维修（Helveetius）及其他十八世纪法兰西著者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在晦钝的方法上，再生产罢了。例如，要知道什么对于犬有效用，先得研究犬的性质。而这种性质自身，是不能由功利主义推知的。如把这种原理应用到人身上来，想由功利主义来批判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等等，那首先就须研究人性一般，还须研究在各历史时代变化了的人性。但边沁不这样做，竟用他的极干躁的素朴性，把近代的买卖人，特别是英国的买卖人，假定为标准的人。一切对这种标准人极其世界有效用的，则就其自身说，也是有效用的。他还进而用这种标准尺，来评价过去现在与将来。例如，宗教是有效用的，因为刑法在法律名义上制裁的罪过，宗教也曾在宗教的名义上，加以归缔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害贵人们对于马丁•塔帕的欣赏，诸如此类。这位勇士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写作”。他就用上述这类废话，写出了等身的著作。如其我有友人海涅（Heinricn Heine）的勇气，我会把杰勒米君叫做资产阶级愚钝中的天才。

[48]“经济学者惯于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的劳动，视为是有划一的力量或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主张商品为唯一生产动因的人，证明生产决不能扩大，因为扩大生产，以食物，原料，工具等等的预先扩大为必要条件。这其实就是说，任何生产扩大，非有预先的扩大不可，换言之，即生产扩大为不可能。”（培利著：《货币及其变动》第58页70页。）培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评这个信条。

[49]约翰•穆勒在其所著《经济学原理》中说：“真正使人感到疲劳而讨厌的劳动，并不比别的劳动，获得较好的报酬，却几乎一律是获得最不好的报酬……劳动愈讨厌，则他仅获得最低报酬的事实愈加确实。劳苦与收益，不像在公正的社会组织那样，相互成正比例，却是常常成反比例”。为避免误解，且附带一言：像约翰•穆勒一流人物，诚不免有一个缺点，就是一面守着经济学上的伟统信条，一面却具有近世倾向，但若把他们看作是庸俗经济学辩护者一流，却像是太不公平了。

[50]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福塞特著：《英国劳动者的经济地位》伦敦1856年第120页。

[51]这里必须引起读者注意的，就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范畴，首先是由我使用。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内包含的本质的区别，和那由流通过程生出的形式上的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为一谈。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2卷第2篇还要进一步说明的。

[52]福塞特著：前书第122页123页。

[53]我们可以这样说：逐年以移住国外的形式，由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更还有劳动。不过，由国外移住者带出去的家财工具，在本文中是没有说及的。在此等移住者中，大部分都不是劳动者。他们大部分是租地农业家的儿子。逐年以获取利息为目的而输往国外的英国的追加资本，对逐年蓄积的比例，是更大得多。逐年的国外移住，对逐年人口增殖的比例，是更小得多的。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

Ⅰ　在资本构成不变的场合，劳动力的

需要随蓄积而增加

这一章所要研究的，是资本的增大，在劳动者阶级的命运上，有怎样的影响。这种研究上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构成（Die zusammensetzung des kapitals）和这种构成在蓄积过程中所生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有两重意义。从价值方面说，那是由资本分割为不变资本（即生产手段的价值）与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价值，也即工资总额）的比例而定。从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发生机能的物质方面说，一切资本，皆分割为生产手段与活的劳动力。这两者的构成，是取决于所使用的生产手段量，与其使用所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我称前者为资本的价值构成（Wert zusammensetzung），后者为资本的技术构成（die echnische zusammensetzung）。这两种构成之间，存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要表现这种关系，我把这种资本价值构成，即取决于资本技术构成而又反映那种技术构成的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die organische zusammensetzung）。当我们简单说资本构成时，常是指这种有机构成。

在一特定生产部门投下的许多个别资本，其构成多少互有不同。我们由此等资本的个别构成的平均，征知这整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我们又由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的总平均，征知一国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在下面，只好就这种社会资本来说明。

资本的增大，含有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增大。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部分，往往不得不再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追加劳动基金。假定其他一切情形不变，资本构成也不变，从而运转一定量生产手段即不变资本，常须有同一劳动量，在那场合，劳动的需要，和劳动者的生存基金，显然会与资本增加，以同一比例增加；资本的增加愈迅速，这种生存基金的增加，也愈加迅速。因为资本年年生产剩余价值，而这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年年追加到原资本中去；因为这种追加量，随着已在机能中的资本的增大，而年年增加；最后又因蓄积的规模，得在致富冲动的特殊刺激（如新发展的社会需要所展拓的新市场或新投资范围等等）下，单由分割剩余价值（或剩余生产物）为资本与所得的比例的变化，而突然扩增，故资本的蓄积欲望，会超过劳动力或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即劳动者的需要，会超过其供给。这一来，劳动工资就不免要昂腾起来。不错，如上面假定的情形继续不变，工资的昂腾，终于会见诸事实的。因为，被雇劳动者数，一年多过一年，迟早总会达到一个限点，以致蓄积欲望，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从而引起工资的昂腾。关于这种倾向的怨嗟之声，我们在整个十五世纪及十八世纪前半期的英国，是听得惯熟的。固然，工资劳动者的维持与增殖，会由此得到多少有利的场面，但这种场面，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性质，没有何等影响。单纯再生产会不绝再生产资本关系自身，即一方再生产资本家，他方再生产工资劳动者；同样，规模继续扩大的再生产或蓄积，也会再生产规模继续扩大的资本关系，即在一极，再生产更多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其对极，再生产更多的工资劳动者。但劳动力要不绝当作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合于资本，而且不得与资本分离；它对于资本的隶属关系，不过由购买它的个别资本家的更迭变换而被掩蔽。所以，像这样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无非是资本自身再生产的一要素。所以，资本的蓄积，即含有无产者增殖的意味[1]

对于这种事实，古典派经济学是把握得很牢的；以致亚当•斯密、里嘉图辈，都如前面所说：错误地，把蓄积，与剩余生产物（转化为资本的）全部由生产劳动者消费的事实，即转化为追加劳动者的事实，视为同一。远在1696年，约翰•白拉斯（John Bellers）曾说：“假若一个人有十万英亩土地，十万镑货币，十万头家畜，但却没有一个劳动者，这位富者，还不就是一个劳动者么？因为劳动者能使人富裕，故劳动者愈多，富人也愈多。……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富源”[2]。孟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也在十八世纪之初说：“在所有权确有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可，没有贫民简直不行。贫民没有了，叫谁劳动呢？……对于贫民，是应当使他免于饥饿的，可是不应当让他获有任何值得贮蓄的东西。不管那里，那怕是一个属于最低阶层的人，如果凭他非常的勤勉，节省到不吃的程度，想由此把自己的地位提高，那是谁也不应妨阻他的。不仅此也，无论就社会上各个人说，或就各家族说，节俭都不可否认是最贤明的方法。然而，对一切富裕国家有利的事体，却是最大部分的贫民，从来不懒惰，但常须支用其全部收入。……每天借劳动而营生计的人，除缺乏外，没有何等可以刺激他勤劳的原因。缓和此种缺乏，虽属贤明，若加以治疗，则失之愚笨。能促使劳动者勤勉的唯一手段，就是适度的工资。工资太少，劳动者将依其不同气质，或者变为垂头丧气，或者陷于自暴自弃。但如工资过多，又将使其傲慢而怠惰。……由以上的说明，足征在不许奴隶存在的自由国中，确实的富，乃系于劳动贫民的众多。因为此等贫民，不但是供给海陆军的无限的源泉，并且，没有他们，任何的享乐，却不能存在，一国任何的生产物，都无从利用。要求社会（当然是劳动以外的人的社会）幸福，要使人民安于最贫贱的环境，就得以多数人的贫困与无知为必要条件。知识使欲望加大，使欲望加繁。所欲望者愈少，欲望的满足，也愈容易”[3]。就是这位正直而头脑清晰的孟德维尔，也尚有不会理解的事，那就是，蓄积过程的机构，会在增大资本时，增加劳动贫民的数目。这种劳动贫民，就是所谓工资劳动者，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益益增大的资本之益益增大的增殖力，并由是把自己对于自己的生产物——即人格化为资本家的生产物——的隶属关系，永久化。关于这种隶属关系，艾登勋爵（Sir F. M. Eden）曾在其所著《贫民的状态》或《英国劳动阶级史》中说：“我国的土地自然产物，确实不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如其不是仰赖过去的劳动，我们的衣食住都成问题。至少，社会一部分人必须不辞辛苦地劳动。……其他的人，虽然，不纺绩也不劳作，而支配着产业的生产物，但他们之得免于劳动，只是沾文明和秩序的光。……他们纯然是市民制度（der Bürgerlichen Institutionen）的产物[4]。这样一种制度，承认一个人虽不由自身劳动，也可占有劳动的结果。拥有独立财产的人……他们之获有财富，决非凭他们自己的卓越的能力，几乎全是……靠他人的劳务。使社会中的富有者与劳动分子区别的，并不是因为前者拥有土地或拥有货币，而是因为他们支配着他人的劳动。这个计划（艾登所赞成的计划），将给有产者以支配劳动者的充分的（决非过分的）影响与权力，把那些劳动者安置在非下贱非奴隶的状态中，但安置在安易而宽大的隶属状态中；凡属通晓人间性，通晓人类史的人，都承认这种隶属状态，是劳动者为自身幸福所必要的”[5]。在这里，我得顺便指出，在亚当•斯密的门人中，只有艾登勋爵，曾在十八世纪成就某种重要的功绩[6]。

在上面所假定的对于劳动者最有利益的蓄积条件下，劳动者对于资本的隶从关系，是采取可以容忍的形态，用艾登的话，就是采取“安易而宽大的”形态。资本增大了，这种关系与其说是跟着发生内包益益充实的倾向，宁说是发生外延益益扩大的倾向；换言之，不过资本榨取与支配的范围，随资本自身的增殖及其隶属者数的增加，而益形扩大。在他们自己的但继续不断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生产物中，会有较大一部分，是以支付手段的方式，流回到他们自己手中，使他们得扩大享乐范围，除充用衣类家具等等的消费基金外，还可贮积少额的货币准备。可是，衣食及待遇的改善及家财的增加，不足以废绝奴隶的隶从关系与榨取；同样，工资劳动者的隶从关系与榨取，也自无从由此得到消除。劳动价格随资本蓄积而增腾的现象，实际不过表示劳动者为自己冶造的锁链，已经有这样长这样重，就略微松放一点也无妨而已。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大抵都把主要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性质——忽略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之下，劳动力的购买者，并不是要由他所购买的劳动力者劳务，或其生产物，来满足他个人自身的欲望。他的目的，是在增加自己的资本价值；换言之，在求所生产的商品中，含有他支付代价以上的劳动量，即含有他不用支付代价而得由售卖实现的价值部分。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货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绝对法则。劳动力之所以能够出卖，只由于它能把生产手段当作资本来保存，当作资本来再生产它自己的价值，更以无给劳动，供给追加资本的源泉[7]。所以，不论劳动力的售卖条件是怎样于劳动者有利，其中总包含劳动力不绝再售卖，和一切财富当作资本不绝再生产的必要。前面讲过：工资在其本身性质上，就是以劳动者提供一定量无给劳动为前提。如把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低落那等等事实，搁置不论，则工资的增大，至多不过表示，劳动者所必须提供的无给劳动量减少。这种无给劳动量的减少，决不能达到威胁资本制度本身存在的限度。设不问关于工资率的激烈冲突——在那种冲突中，主人大体上总不失为主人，那是亚当•斯密已经告诉过我们的——则由资本蓄积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昂腾，不外假定下述二事之一：

（1）如不妨碍蓄积的进行，劳动价格得继续昂腾。在这种事实上，没有何等值得惊异的地方。因为亚当•斯密讲过：“利润纵然低减，资本不仅会继续增加，且会较以前遥为急速地增加。……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都较利润大的小资本，增加得更快”。在这种场合，无给劳动的减少，显然不致侵害资本支配的扩大。——（2）劳动价格昂腾，利得的刺激钝减，以致蓄积弛缓。在此种场合，蓄积虽然减退，但同时这蓄积减退的原因，即资本与可供榨取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归于消灭，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把它暂时造出的障碍除去了。由是，劳动的价格，将复低落到与资本价增殖欲相照应的水准，至若此水平，是在工资昂腾以前的标准水平以上，或在其以下，或与其一致，那都没有关系。我们由是知道：在第一场合，并不是劳动力或劳动者人口之绝对的乃至比例的增加之减退，引起资本的过剩，反之，却是资本的增大，引起可供榨取的劳动力的不足，在第二场合也不是劳动力或劳动者人数之绝对的乃至比例的增加之增进，引起资本的不足，反之，却是资本的减少，引起可供榨取的劳动力（或其价格）的过剩。资本蓄积上的这种绝对运动，反映为可供榨取的劳动力的量的相对运动，好像是由劳动力的量的自体运动所产生。以数学上的语辞来说：蓄积量为自变数，工资量为他变数，不能反过来说的。这好比，在产业循环途上的恐慌期中，商品价格的一般低落，表示为相对的货币价值的昂腾；在其繁荣期中，商品价格的一般昂腾，表示为相对的货币价值的低落。于是，属于所谓通货学派（Currency Schule）的人们，乃根据此种事实，得出以次的结论，即：在物价昂腾时，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少；在物价跌落时，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他们这样对于事实的无知和误解[8]，恰好同那些经济学者是难兄难弟，那些经济学者对于以上所说的蓄积现象，在一个场合，认为是工资劳动者过少的结果；在另一场合，则认为是工资劳动者过多的结果。

横在所谓“自然人口法则”（naturlichen Populationsgesetz）根底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法则，得简单地概述如次：资本蓄积与工资率的关系，不外就是化为资本的无给劳动，与运转追加资本所必要的追加劳动的关系。所以，这并非两种相互独立的量（即一方为资本量，他方为劳动者人口数）的关系，而是同一劳动人口的无给劳动与有给劳动的关系。如其由劳动者阶级所供给，由资本家阶级所蓄积的无给劳动量，增加过于迅速，以致它转化为资本，要求异常大的有给劳动的增加，在那场合，工资就要昂腾，在其他一切情形不变的限度内，无给劳动就要依比例减少。但这种减少，一触到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而不复能以常量供给资本的限点，马上就会引起反动。所得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减少，蓄积弛缓，由是，工资昂腾的运动受到阻止。所以，劳动价格的昂腾，将被限制在这限变内，在这限度内，它不单不会抵触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底，且会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由经济学者神秘化为一种自然法则的资本蓄积法则，在实际，不过表述以次的事实；即，劳动榨取程度的减退或劳动价格的昂腾，一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资本关系的不绝的再生产与规模累进扩大的再生产感到威胁，那就会由资本主义蓄积自身的性质，予以排除。在这种生产方法之下，非对象的富，为劳动者的发展欲望而存在，反而是劳动者为既存价值的增殖欲望而存在。所以，在这种生产方法之下，上述那种事实，是无可如何的。人类在宗教上，是受他自己的头脑的产物所支配，在资本主义生产之下，则是受他自己的手的产物所支配[9]。

Ⅱ　在蓄积及伴蓄积而生的累积（Konzentration）

进行中，可变资本部分将相对减少

据经济学者们自己的主张，引起工资腾贵的，既非即有的社会财富量，也非已在运用中的资本量，而只是蓄积的不断增进，和那种增进的速度（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只是这种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阶段，资本虽增加，它的技术构成是不变的。但过程会越过这一个阶段向前进。

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一经固定，在蓄积进行的途上，就必然要达到一个限点，在这个限点上，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蓄积的最有力的杠杆。亚当•斯密曾说：“引起工资腾贵的原因，就是资本的增加，而资本的增加，又有增进劳动生产力，使较少量劳动生产较多量生产物的倾向”。

把土地的肥沃及其他诸种自然条件暂置不论；把独立的个别的生产者的熟练（这与其说是在量上由制作物的多寡来表现，宁说是在质上由制作物的良否来表现），也暂置不论，则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程度，就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以同一劳动力强度，所转化为生产物的生产手段的相对量，来表示。他进行劳动所需的生产手段量，随其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益益加大。但生产手段要扮演两重任务。即某一些生产手段的增大，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的结果；别一些生产手段的增大，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条件。例如，赖有制造业分工与机械采用之故，同一时间可加工好较多量的原料，从而，得以较多量的原料及补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的结果。在另一方面，如像机械，代劳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之量，却成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条件。又累积在建筑物，镕铁炉，运输机关等等方面的生产手段量，也可如此说。但不论是条件抑是结果，当生产手段量与所并合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增大时，这种增大，总归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的表现。所以，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即，与所运转的生产手段量比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换言之，与客观因素量比较而言，主观因素量在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上所生的这种变化（即生产手段量，和给它以生命的劳动力的量比较而言，在不绝增大），会反射到资本的价值构成上，使资本价值的不变部分，牺牲其可变部分而增大。例如，有一种资本，原来是以50%投在生产手段上，以50%投在劳动力上，但后来劳动生产力增进的结果，生产手段占80%，劳动力却只占有20%。不变资本部分与可变资本部分相比而累进增大的法则，已由前述商品价格的比较的分析——不管其所比较的，是同一国民的相异诸经济时代，抑是同一时代的相异诸国民——证明是正确的。总之，价格中有一个要素，只代表所消费的生产手段的价值或不变资本部分，这个要素的相对量，是与蓄积的进行成正比例；价格中还有一个要素，只有关于劳动的给付，或仅代表可变资本部分，这个要素的相对量，则与蓄积的进行成反比例。

不过，可变资本部分与不变资本部分相比的减少，或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只近似地表示资本物质成分的构成的变化。比如，十八世纪初期纺纱业上投下的资本价值，是不变资本部分二分之一，可变资本部分二分之一，而在今日则不变资本部分八分之七，可变资本部分八分之一，但由一定量纺绩劳动在生产上消费的原料量与劳动手段量，今日恐有十八世纪初期几百倍之多。这当中的原由不外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的结果，劳动所消费的生产手段的范围固然扩大了，然与其范围比较，其价值则已减退。这就是说，生产手段的价值，虽然绝对地在增进，但其增进，并不与其范围的扩大成比例。所以，与生产手段量（由不变资本转化）与劳动力量（由可变资本转化）的差额的增进比较，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差额的增进，是小得多的。后者之差，虽与前者之差，在一同增进，但是以较小的程度增进。

可是，蓄积的增进，虽使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量缩小，但决不因此，就说它的绝对量没有增大的可能。假令一个资本价值，原分为不变资本50%，可变资本50%，后来划分为不变资本80%，可变资本20%。在这当中，如其原资本为6,000镑，现在增加到18,000镑，则可变资本也有1/5的增加，即由原来的3,000镑，增加到3,600镑。但要使劳动需要增加20%，从前只须有20%的追加资本，现在却不能不把原资本增大三倍。

在第四篇，我们已经讲过，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达，是以大规模的合作为前提；我们又讲过，只有在那种前提下，劳动的分割与结合，才能组织起来，生产手段才得由大规模的累积而经济；只有在那种前提下，那些在物质方面只适用于共通目的劳动手段（如机械体系），始能出现；巨大的自然力，始能配置于生产之下；生产过程始得转化为科学之技术的应用。在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生产手段属于私人所有，手劳动者或个别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因缺乏独立经营的资力，而将其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在这种基础上，当作前提的大规模的合作，只有依个别资本的增大而实现，或比例于社会生产手段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私有财产的程度而实现。商品生产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形态上，才担当得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以个别商品生产者手中，蓄积有一定量的资本，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由是，我们必须假定：这种蓄积，是发生于手工业向着资本主义经营的推移中。这种蓄积，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历史的结果，宁是它的历史的基础，故可称为原始蓄积（die urspriingliche Akkumulation）。至这种蓄积本身如何产生，我们用不着在此探究，我们只要说它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促进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虽是在这种基础上成长起来，但它们同时又是增进剩余价值或剩余生产物（蓄积的形成要素）的生产的方法。所以，它们又是以资本生产资本的方法，或是增进资本蓄积速度的方法。剩余价值不绝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现在，表现为参加生产过程的资本之量的增大。而这种增大，复又成为生产规模扩大的基础，并与此相伴，成为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方法的基础，成为剩余价值生产加速的方法的基础。所以一定程度的资本蓄积，虽表现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却又反过来，增进资本蓄积的速度。即，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随资本的蓄积增进而发达；同时，资本的蓄积，又随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达而增进。这两个经济因素，相互给与刺激，形成复比例的演进，由是使可变资本部分与不变资本部分相比益益缩小，并引起资本技术构成上的变化。

每一个别资本，都是生产手段的一个或大或小的累积，指挥着一个相应的或大或小的劳动军（Arbeiterarmee）。每一种蓄积，都成为新蓄积的手段。每一种蓄积，都在当作资本用的财富量增大时，使个别资本家手中的财富的累积加大，并由是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的资本的增大，是由于许许多多个别资本的增大。在其他一切情形不变的限度内，诸个别资本及与此相应的生产手段的累积，比例于此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可除部分而增大。同时，原资本的嫩枝，也会与这原资本分立，当作新的独立的资本来发生机能。把其他原因搁置不论，资本家家庭的分家析产，在这点，演有重大的作用。所以，随资本蓄积的增进，资本家数，也有或多或少的增加。这种直接产生于蓄积或与蓄积相一致的累积，有两点特征：第一，在其他情形不变的限度内，社会生产手段在个别资本家手中的累积的增进，为社会财富的增殖程度所限制；第二，固着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社会的资本部分，是划分于多数资本家之间，他们是当作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对立着。因此，蓄积与伴随蓄积的累积，不仅是分散在许多方面；并且，机能资本的增加，都不免要受新资本形成与旧资本分割的妨阻。就因此故，蓄积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手段与劳动支配权的累积之增进，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许多个别资本相互间的反拨。

社会总资本碎分为许多个别资本的分割，或此等碎分部分相互间的反拨，为此等个别资本相互牵引的事实所抵消。但这种互相牵引，并不就指单纯的与蓄积有同一意义的生产手段与劳动支配权的累积，却是指已经形成的诸资本的累积，是个别资本独立性的扬弃，是资本家被资本家剥夺，是多数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这种过程，与前此的过程不同，因为它只以已经存在已经发生机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由是，它的作用范围，不受限制于社会财富的绝对的增加，不受限制于蓄积的绝对的限界。正因为资本在许多人手中丧失，所以能大量把握在一个人手中。这就是狭义的集中（Zentralisation），是和蓄积（Akkumulation）及累积（Konzentration）相区别的。

关于资本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法则，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只简单提示若干事实就行。营业上的竞争，是以商品的廉价来进行。在其他情形不变的限度内，商品的廉价要看劳动生产力如何，而劳动生产力又要看生产规模如何。所以，大资本会打倒小资本。我们还记得：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达的结果，在标准条件下营业所需的个别资本的最低限量，是扩大了。由是，小的资本，就只好挤向那些生产领域，即大工业甫经开始活动，或尚不曾为大工业完全征服的领域。在这类生产领域中，竞争，是与对抗的资本数成正例，与其大小成反比例，而激烈展开的；结局，许多小资本家往往是以惨败而告终。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移到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则归于消灭。我们即把此点暂置不论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达会有一个全新的力量生出来，即信用制度（Kreditwesen）。这种制度，在最初只是偷偷摸摸地为蓄积作一个卑躬屈节的助手；借着不可见的线，把那些以大量或小量分散在社会表面的货币资源，牵引到个别资本家或结合的资本家手中。但不旋踵间，它在竞争战上，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且转化为一个助长资本集中的巨大的社会机构。

竞争与信用，是集中的两个最有力的杠杆；这两者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蓄积，成正比例的发达。加之，蓄积的进步，会把集中的物质即个别资本增加起来；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一方面会造出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又会为巨大的产业企业——这是以预先的资本集中为实现基础的——造出技术的手段。今日个别资本的相互吸引力及其集中倾向，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某种限度内，集中运动的相对的扩展度与强度诚然是由资本家财富的既有量与经济机构的优越所决定，但集中的进展，并不依存于社会财富之积极的量的增大。这正是累积与集中的真正区别，因为累积仅是扩大再生产的另一表现。集中却只要变更既存资本的分配，变更社会资本成分的量的配置，就可发生。在此等场合，资本得由许多人的手中取出，蓄积到一个人手上来，而成为庞大的数量。如就一定的营业部门而论，集中的极限就是以这一部门投下的一切资本，结合而为一个资本[10]。在特定社会中，这种极限，要社会的总资本，集结在一个资本家手中，或集结到一个资本家公司手中，方始达到的。

集中使产业资本家能扩大经营的规模；它在这种活动上，可以补充蓄积的作用。经营规模的扩大，或是蓄积的结果，或是集中的结果；集中的进行，或是借强力的手段而实行合并（在这个场合，若干资本对于其他资本成为压倒的重心，并由是击破其他资本的个别的凝结，而吸收其各各分散的断片），或是通过平坦的道路，将既经存在或在形成中的多数资本，合同设立股份公司。但无论如何，经济上的作用总是一样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产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都会形成一个出发点，从那里，多数人的合作劳动，将有一个更包括的组织；他们的物质的动力，将有更广大的发展，换言之，即照常经营的个别生产过程，将益益转化为社会结合的和科学规制的生产过程。

不过，显而易见是；资本的蓄积，是由环状形态转为螺形再生产而进行着的渐次的增殖，与集中比较，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集中所要求的，不过是变更社会资本成分的量的配置。假若我们必等待若干个别资本家，借蓄积来担当铁道的建筑，恐怕世界到今日还会没有铁道出现。但集中却以股份公司的组织，一反掌间，就把这种事业成就了。由此可知，集中会加速并加大蓄积的作用，同时还加大并加速资本技术构成上的革命，那就是牺牲可变资本而增大不变资本，并由是缩减劳动的相对需要。

由集中而一夜结合拢来的资本量，如同其他资本一样增殖自己，再生产自己，并由是成为社会蓄积之新的有力的杠杆，其不同之点，不过是增殖更加迅速罢了。所以，我们今日一说到社会蓄积的进展，言外就有集中作用包含在里面。

在正常蓄积进行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参照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大体是当作一种媒介物来利用新发明与发现，或利用产业上的一般改良。不过，旧资本一达到相当时期，也要一新其头面与四肢，要脱去其旧的表皮，在一个完全的技术姿态上再生起来；在那种形态上，它也和新追加资本一样，得以较少量的劳动，运转多量的原料与机械。而由此必然发生的劳动需要绝对减少的倾向，当资本在这种更新过程上由集中运动而大量堆集时，自然会变本加厉的。

所以在一方面，与蓄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量相对而言，这种追加资本所吸收的劳动，是愈来愈小；在另一方面，周期以新构成方法再生产的旧资本，也益加要把它以前使用的劳动者驱逐。

Ⅲ　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预备军）之累进的生产

资本的蓄积本来虽只是表现为资本之量的扩大，但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它会通过资本构成上的无间断的质的变化，牺牲可变资本部分来扩大不变资本部分的[11]。

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适应于这个生产方法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是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上的变化等等，不仅与蓄积的进步，或与社会财富的增大，采取一致的步骤。那是以迅速得多的速力，向前进展。因为单纯的蓄积，或社会总资本的绝对扩大，同时还伴有总资本各个别要素的集中；因为追加资本的技术上的变革，同时还伴有原资本的技术的变革。即在蓄积进行中，不变资本部分对可变资本部分的比率，将相伴发生变化。那种比率，如假定原先是1:1，现在次第成为2:1, 3:1, 4:1, 5:1, 7:1等等。随着资本扩大，资本总价值中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将逐渐递减成1/3，1/4，1/5，1/6，1/7；等等，同时转化为生产手段的部分，则在总价值中，逐渐递加成2/3，3/4，4/5，5/6，7/8等等。因为劳动的需要，不是取决于总资本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可变资本量的大小，所以，它不像我们以前假定那样，与总资本为比例的增进，却是随总资本增大而累进地减少。就因为它对于总资本量是相对减少，故总资本量增大，它的减少将愈加速。不错，随着总资本增大，其可变部分，或并合在总资本中的劳动力，也增大，但其增大的比例，是不断递减的。蓄积在一定技术基础上扩大生产的中间时期，是缩短了。为要吸收一定量的追加劳动者，甚且，为要在旧资本不断转变其形态时雇用既经雇用的劳动者，总资本有以累进增加的比例加速其蓄积之必要。但还不只此。这种增大的蓄积与集中，又会成为一个源泉，致引起资本构成上的新变化，并促使可变资本（比之不变资本）加速地趋于减少。可变资本部分的这种加速的相对的减少——它随总资本的加速的增加而生，且较其增加为迅速——在另一方面，是采取这样一种相反的形态，在这形态中，劳动人口之表面的绝对的增殖，常常较劳动者雇用手段（即可变资本）的增加，更为迅速。资本主义的蓄积，会比例于其自身的力量与范围，不断产生相对过剩的超过资本价值增殖平均所需的劳动人口。

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它的蓄积运动，有时会引起周期的变化，有时会把它的诸种阶段，同时配分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若干生产领域，资本构成的变化，无须有资本绝对量增加，而单纯由累积引起；在其他生产领域，资本之绝对的增加，与其可变资本部分或其所吸收的劳动力之绝对的减少，正相关联；更在其他领域，资本在某一个时候，在它一定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增大，并比例于这种增大，吸收追加的劳动力，在另一个时候，它又变化其有机构成，并减缩其可变资本。然在一切的生产领域，可变资本部分的增加，从而，被雇用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往往总伴有一种强烈的变动，和暂时的过剩人口的生产；这种过剩人口生产，无论是采取较显著的形态（即已雇劳动者被拨斥），抑是采取较不显著但非较不确实的形态，（即追加劳动人口越发难于吸收入通常水道中）那是没有关系[12]。已在机能中的社会资本量及其增加程度增进了，生产规模与其所运转的劳动者人数增进了，此等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发达了，财富一切源泉之流益益广泛而充实了，于是，资本对劳动者的较大的吸引力，也将以较大的规模，与资本对劳动者的较大的反拨力相结合。资本有机构成及其技术形态的变动的迅速程度将会增加，而在同时或交代发生此种变动的生产领域，也必增加。因此，劳动人口一方面成就资本的蓄积，同时却以不绝增大的范围，造出种种手段来，使自己变为相对多余的[13]。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人口法则。事实上，每种特殊的历史生产方法，都有它自己在历史上适用的特殊的人口法则。抽象的人口法则，只存在于不受人类干涉限度内的动植物界。

但是，剩余的劳动人口，是资本主义蓄积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基础上财富发达的必然产物，反之，此种人口过剩，还要为变资本主义蓄积的杠杆，甚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存在条件之一。过剩的人口，形成一个可以自由处理的产业预备军（indstrielleu Reservearmee），它像是由资本出钱养成的一样，绝对隶属于资本。不管人口的现实增加有何等限制，资本总归可以为它价值增殖上的变动需要，产出随时可供它榨取的人类物质（Menschen material）。资本的突然的伸展力，得随蓄积的进展，和与蓄积相伴的劳动生产力的发达，而增长；它的伸展力增长，不仅因为运用中的资本的伸缩性已经加大，不仅因为资本仅在其中形成一可伸缩部分的社会绝对财富已经扩增，也不仅因为信用每次受到特殊刺激，马上会把那种财富的异常大的部分，当作追加资本委于生产支配；除此等等以外，那还因为生产过程自身的技术条件（如机械，运输手段等等），允许把剩余生产物，极迅速地转化为追加的生产手段。随蓄积进展而充溢起来，并得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像疯狂般地，流进那些市场突然开展的旧生产部门，或流进铁道（其需要，系应旧市场的发达而产生）一类的新形成的生产部门。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突然有巨数的人口，在不损害其他生产领域的规模的限度内，在决定的点上，供给出来。这种供给，必须取给于过剩人口的。近代产业所取的特征的途径，就是通过相当活跃，生产繁忙，恐慌，停滞诸阶段，而每十年（其间有时也为诸种小变动所中断）一度地循环。这种循环所以能够成立，就因有过剩人口即产业预备军不断形成，嗣后或大或小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但产业循环的诸种转变，也会提供新的过剩人口，并成为这种过剩人口的最有力的再生产因素。

近代产业的这种特殊途径，在近代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的。即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那也尚没有出现的可能。在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所以，劳动需要的增大，大体与资本的蓄积相照应。与近代的进步比较，那时资本蓄积的进步，已算迟缓了，但它还要在可供榨取的劳动人口的自然限制前，受限制。这种限制，只有借我们后面要述及的强力手段，始能排除的。生产规模之突发的伸展，是生产规模的突然的收缩之前提；后者又唤起前者，但生产规模如没有可供利用的人类物质如没有劳动者数的增加，（在这里，不是指人口的绝对增殖），则决无突发伸展的可能。这种劳动者的增加，是由不绝把劳动者一部分“游离”（"freisetzt"）的单纯过程达成的，是由使被雇劳动者人数减少（比之于增大的生产而减少）的方法达成的。因此，近代产业的全部运动形态，是建立在不绝把一部分劳动人口转化为失业者或半就业者的事实上。信用伸缩的现象，不过是产业循环周期转变的征候，经济学却把它看为是那种周期转变的原因，那足显示它如何浅薄。一度投入一定运动中的天体，常会反复同一的运动；同样的，一度投入上述伸缩运动中的社会的生产，也会不绝反复那种运动。结果反过来变为原因；全过程——它不断再生产它自身的条件——的转变，是采取一个周期性的形态。这种周期性一旦固定了，在经济学眼中，相对过剩人口（即超过资本价值增殖平均所需的人口）的生产，就成了近代产业的生存条件了。

原为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后来曾充英国殖民部官吏的亨利•麦利维尔（H. Marivale）说过：“假如在恐慌的当中，国民像在死里逃生一样，努力把几十万过剩人口，移住国外，那将会引起怎样的结果呢？那结果就是：当劳动需要恢复时，劳动感到不足。人类的生殖虽再迅速，要补充失去了的成年劳动，无论如何，非有一代的期间不可。我们制造业者的利润，大体依赖一种经营力，必须有这种经营力，才能利用需要活泼的机会，以图补偿停滞期所蒙的损失。这种力的取得，只因他支配有机械与筋肉劳动。他必须在手边准备着可供利用的劳动者；他必须能够准照市况的变动，伸缩其操业的活动。不然的话，要想在竞争战场上，维持我国的财富基础，维持我国的优胜地位，恐怕难得做到吧”[14]。就在马尔萨斯，他也认定人口过剩，是近代产业的一个必然；但他之所谓人口过剩，是依据他的窄狭见地，解作是劳动者的绝对人口过剩，而非其相对的人口过剩。他说：“对于结婚持慎重态度的习惯，如相当地通行于劳动者阶级之间，则在一个主要依存于商工业的国家，将受到损害。……从人口的性质上说，如要在有特殊需要的场合对市场供给追加劳动者，势非经过十六年乃至十八年不行。然由蓄积而以所得化为资本的过程，却可以进行得遥为急速。一国劳动基金的增加，常较其人口的增加为迅速”[15]。经济学在这样把相对过剩劳动人口之继续不断的生产，宣示为资本主义蓄积的一个必然以后，更极轻易地以老处女的姿态，在资本家之‘美的理想’（Bean idéal）的腔调下，对那些由追加资本（过剩者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所驱逐的“过剩者”（Ueberzâhligen），发出以次的论调：“我等制造业者，为诸君曲尽所能，来增大诸君生活上必要的资本；诸君必须使诸君的人数，适合于生活资料，以成就其余的任务”[16]。

资本主义的生产，决不以人口自然增殖所供给的可供利用的劳动力之量为满足。它为要自由活动，常要脱离这种自然限制，造成一个产业预备军。

关于此点，我们以上皆假定被雇劳动者人数的增减，与可变资本的增减，完全一致。

但当资本所支配的劳动者数保持原状，甚或减少时，可变资本仍可在如次场合增加起来；即个别劳动者供给较多劳动的场合。由是，那怕劳动价格不变甚或低落，但因比之劳动量的增大，那种低落较为缓慢，故工资仍将提高。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大，乃是劳动增大的指数，而非被雇劳动者数增大的指数。每个资本家都情愿，一定量的劳动，不由较多数的劳动者榨取，而由较少数的劳动者榨取，纵或劳动所费相同乃至较小。因为在使用较多数劳动者的场合，不变资本的投下，须比例于所推动的劳动量而增大，而在使用较少数劳动者的场合，则不变资本的增大，较为缓慢。生产规模愈大，由较少数劳动者榨取同量劳动的动机，也愈加有力，其力量，则随资本的蓄积而益增强。

我们讲过：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达与劳动生产力的发达——同时为蓄积的原因与结果——使资本家得在外延方面或内包方面，扩大对于个别劳动力的榨取，从而，投下同一可变资本，实现较多量的劳动。我们还讲过：资本家是渐次用未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代替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或儿童代替成年的。这一来，他得以同一的资本价值，购买较多的劳动力。

因此，在蓄积的进展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不用雇用较多数的劳动者，然可实现较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一量可变资本，又得以同一量的劳动力，实现较多的劳动；最后，更得由较高级劳动力的驱逐，推动更多的较低级的劳动力。

所以，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劳动者的游离，比较生产过程之技术革命（伴蓄积的发达而生，且为蓄积的发达所促进），要来得迅速得多；且比较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的减少，也要来得迅速得多。假若生产手段，随其范围的加大与作用的加强，而变为更少数劳动者的雇佣手段，这种情形，又不免要因以次的事实，而生变化；那就是，比例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资本家会使劳动供给的增加，比他们对劳动者的需要的增加更迅速。劳动者阶级中，就业者部分的过度劳动，势将促使产业预备军队伍增大；而在反对方面，产业预备军由竞争所加于就业者部分的加大的压力，又强制后者不得不过度劳动，不得不服从资本的支配。由劳动者阶级中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强使其他劳动者陷于游惰，又由其中一部分人的游惰，强使其他劳动者陷于过度劳动，那已成为个别资本家的致富手段[17]。同时且会适应社会蓄积的进展，而以一定规模，加速产业预备军的生产。在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上，这种要素是如何重要，可以英国为例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顶高明的。但如其在明天就把劳动一般限制到合理的程度，并把各种部类的劳动者，就其年别性别，加以适当的配置，则要以现存的劳动者人口，来继续国家现有的规模的生产，是会绝对不足的。那一来，现在“不生产的”劳动者大多数，就不得不转化为“生产的”劳动者了。

就全般而论，工资的一般变动，是专由产业预备军的伸缩而调节，而此产业预备军的伸缩，又与产业循环上的周期转变相符合。所以，工资变动，不是取决于劳动者绝对人口数的变动，而是取决于劳动者阶级分割为现役军与预备军的比例的变动，取决于过剩人口相对数的伸缩，即取决于那种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被游离的程度。佯言劳动的需要与供给，不是为资本的伸缩所规制，不是为资本增殖要求的变动所规制（因而，不是资本伸展，故劳动市场显示相对不足，资本收缩，故劳动市场显示过剩），却是资本的变动，依存于人口数的绝对的变动，那就近代产业及其十年一度的循环及其周期诸阶段（随着蓄积的进展，此等阶段，会由不规则的益益迅速地相互继起的诸种变动，变得错综复杂）而言，倒是一个美好的法则。但劳动市场受资本伸缩的规则，正是经济学者的信条。据他们所说，工资因资本的蓄积而增腾。而这增腾的工资，将刺激劳动人口之更迅速的增殖；这种增殖，又会引起劳动过剩，以致使资本对于劳动的供给，显示相对的不足。在此场合，工资又跌落，并由此得到这个徽章的反面。劳动者人口，会因工资的跌落，而次第减少；这一来，资本再比之劳动者人口，发生过剩现象；或竟如其他诸人所说，工资低落及由此发生的劳动者榨取的增进，将进而促进蓄积的速度，同时，低廉的工资，又会阻止劳动者阶级的增大。到这时，劳动的供给，复不够供应需要，工资于是趋贵，并如是绵绵不断地反复下去。这在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生产看来，实是一种美好的运动方法！在工资腾贵，因而实际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积极增加之前，必须再三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产业战必须在这个时期进行，并决定胜负。

在1849年与1859年之间，英国农业区域的谷物价格虽然下落，劳动工资却有增加（从实际方面考察，那只是名义上的增加）。例如，在菲尔特州，周工资由7先令增到8先令；在多塞特州，则由7先令或8先令增加到9先令等等。这种增加的原因，是农业上的过剩人口，由战争需要，由铁道，工厂，矿山等方面的庞大扩张，引起了异常流出的结果。工资低时，工资虽略有增加，增加的百分比也会显得很高。例如，周工资如果是20先令，由20先令增加到22先令，即是增加10%；但若周工资是7先令，由7先令增至9先令，却就是增加28 4/7%。这就非常好听了。到处的租地农业家，都咆哮起来；《伦敦经济学界》（London Economist）关于这吃不饱饿不死的工资，喋喋不休地十分认真地，说是“一般的实质的增加”[18]。然则农业家该怎么办呢？他们将遵照教理的经济学的头脑，等待优良报酬激起农业劳动者的增加，由是再招致工资的跌落么？不是的。他们是采用了更多的机械；在那瞬间，劳动者又以农业家也感到满意的比例，再显得过多了。这一来，农业上比以前投下了“更多的资本”，而采取更生产的形态了。劳动需要不但相对地减落，并且绝对地减落。

上面这种经济学的虚构，把规制工资一般运动的法则，即规制劳动者阶级（总劳动力）与社会总资本的比例的法则，和劳动人口在各生产领域间的分配的法则，混为一谈了。比如，市场景况良好的结果，其生产领域的蓄积特别活泼，其利润在平均水准以上，追加资本因而流到这种生产领域，在这种情形下，劳动需要自然增大，工资自然增高。由是在此市况良好的生产领域，就要因工资的提高，吸收去劳动人口的较大部分，致使这生产领域的劳动力达到饱和之点，结局，工资或再低落到从前的平均水准，或竟因劳动者流入过多，而低落到此水准以下。这一来，劳动者向着这种产业部门的流入，就不但要停止，甚且要发生逆流现象。在这里，经济学者就自信已经见到：劳动者的绝对增殖，因何与工资的增大相伴，工资的减少，因何与劳动者的绝对增加相伴。但他所见到的，不过是特殊生产领域的劳动市场的局部变动，不过是劳动人口在不同投资领域间的分配随资本要求而变的现象。

在营业沉滞与相当繁荣的时期，产业预备军对现役劳动军，施以压力；当生产过剩与亢进的时期，产业预备军阻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的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律发生作用的背景。它把这法则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绝对适合资本的榨取热与支配欲的限界之内。

论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头来述及经济辩护论上一大伟绩。我们该记得，由于新机械的采用或旧机械的扩张，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成了不变资本，这种活动，原是“拘束”（bindet）资本，“游离”（freisetzt）劳动，而经济的辩护学者（der Okonomische Apologet），却从反对方面，把它解释为为劳动者而游离资本。我们现在已能充分理解这些辩护学者的厚颜无耻了。其实被游离了的，不仅是机械直接驱逐了的劳动者；那些可以补充他们的劳动者，那些在营业依旧基础实行普遍的扩充时可以被吸收的劳动者，都要逢到同一命运。他们现在是被游离了，供寻求用途的新资本自由利用。不管此等资本所吸收的，是这些劳动者抑是其他劳动者，如其此等资本由市场吸去的劳动者人数，恰好与机械驱逐到市场上的劳动者人数相等，它对于一般劳动需要的影响，就等于零了。假若此等资本吸收的劳动者人数较少，过剩者数势将增大；若所吸收的人数较多，则一般劳动需要，也不过依照被雇者数超过“被游离者”数的比例而增加。因此，追加资本所给于一般劳动需要的刺激，无论在以上那种场合，都要为机械驱逐劳动者的事实所中和。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机构是这样安排的：它使资本之绝对的增加，不伴有相应的一般劳动需要的增进。辩护论者称这种事实为贫民所得的报偿，换言之，是被驱逐劳动者编入产业预备军在过渡期中蒙到的穷乏痛苦与死灭的报偿！劳动的需要，并不与资本的增加一致；劳动的供给，也并不与劳动者阶级的增大一致。我们这里不要把它们看为是相互作用的两个独立的力量。骰子是有假的啊！资本同时在双方作用着。它一方面由蓄积增大劳动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由劳动者的“游离”，而增大他们的供给；同时，更在失业者加压力于就业者的限度内，使就业者不得不实现较多的劳动。这一来，劳动的供给，就在某限度内，与劳动者的供给相独立了。在这种基础上，劳动供求律的运动，实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劳动者工作愈加多，为他人生产的富愈是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愈是增进，则他们当作资本价值增殖手段所尽的机能，愈是增加他们的不安程度；当他们自己把自己何由至此的秘密看破时，当他们发觉自己相互竞争的强度，全系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迫程度时，当他们由工会及其他方法，企图在就业者与失业者间，组织计划的协同动作，以打破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这种自然法则所加于他们这一阶级的破坏影响时，资本及其阿谀者即经济学者，立即嚷叫起来，说那侵害了所谓“永远的”“神圣的”供求法则。就业者与失业者间的结合，将会搅乱这种法则的“纯粹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的场合，一旦有相反的情形，妨碍产业预备军的形成，妨碍劳动者阶级绝对隶从资本家阶级时，资本及其平凡的桑差•班萨（Sancho Pansa），却马上就会背叛那“神圣的”供求法则，并要用强制手段来阻止它的作用。

Ⅳ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态，

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

相对的过剩人口，有各种可能的存在形态。凡属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状态中的劳动者，都属于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会依产业循环的阶段的转变，形成周期反复的诸大形态；在恐慌的时候，采取急性形态，在疲滞的时候，采取慢性形态。如果我们现在不要说到这诸种形态，相对过剩人口就常常具有这三种形态，即流动形态，潜伏形态，停滞形态。

近代产业中心，为工厂，制造所，镕矿所，矿山等等，在这些场所，有时劳动者被驱逐，有时劳动者被大量吸收，大体说来，被雇者人数是在增加的。但与生产规模比较，那种增加率却在不断低落。这就是过剩人口所采取的流动形态。

在严格意义的工厂和一切应用机械并相当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作场所中，使用有多数未成年的少年工人。当这些少年工人一达到成年之期，他们在同一产业部门继续工作下去的，只有极少数，其余大部分则定规地解雇出来。此等被解雇者，对于随产业扩大而增加的流动过剩人口，成为一个要素。他们有一部分，跟在流往外国的资本之后，流往外国。其结果，如像在英国，就有女性人口较男性人口的增殖得格外迅速的现象发生。劳动者人数的自然增殖，不够满足资本蓄积的要求，但却经常超过那种要求，那是包含在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要求少年劳动者多，成年劳动者少。于是，一方面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因被分工拘束在特定产业部门而在失业状态中挣扎，同时却又有人诉说劳动者缺乏[19]，这真是一种露骨到无以复加的矛盾。而且，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消费，是异常激烈的，大抵劳动者一到了中年，就多少成为腐朽。他们不转落到失业者队伍中，其地位也会由高级劳动者，降落为下级劳动者。生命最短促的，就是现代大工业上的劳动者。孟彻斯德的保健医官李博士（Dr. Lee）说过，“在孟彻斯德，中等阶级上层的平均死亡年龄，为三十八岁，劳动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为十七岁。前者在利物浦为三十五岁，后者为十五岁。即富裕阶级比之于下层市民，有两倍以上的生命价值”[20]。在这种情形下，这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大，是必须采取这样的形态，即个别份子急速磨灭，而其全体人数则增加。即劳动者一代一代地在急速更迭。（这法则，不适用于全人口中的其他阶级）。这种社会的必要，是由早婚（那是劳动者在现代工业状况下的必然结果）和儿童劳动的榨取（这种榨取，在儿童的生产上附上一个奖金）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侵入农业方面，或者，一在农业方面发生某种限度的影响，农村劳动人口的需要，就要比例于农业所用资本的蓄积的增大，而绝对地减少下来；但这种人口的反拨，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上一样，能由较大的吸引力，得到弥补。其结果，农村劳动者的一部分，要不绝化为都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并窥伺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情况。（这里所谓制造业，是指非农业的产业）[21]。由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这种源泉，乃不断地流动着。但这种向着都市不断流出的事实，是以农村自身不断有潜伏着过剩人口为前提；这种过剩人口的范围，当其大开排出之门时，才显而易见。就因此故，农村劳动者的工资，竟低落到无以复加的限度，他们经常是以一只脚站立在被救恤的贫困的泥坑中。

第三个范畴的相对过剩人口，就是停滞的过剩人口，它所代表的，是现役劳动军中的一部分，但其职业极不规则。它对资本提供了一个贮水池，其中蓄有可供利用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他们这些过剩人口的生活状态，沉到劳动者阶级的平均水准以下。这事实，恰好使他们成为资本榨取的一种广大基础。他们的特征，就是最高限度的劳动时间与最低限度的工资。其主要形态，我们在“家内工业”的项下，已经知道了。他们不绝由大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过剩劳动者，得到补充；特别是由那些没落的产业——如被制造业经营所征服的手工业经营，以及被机械经营所征服的制造业经营——上的过剩劳动者，得到补充。蓄积的范围和强度增大了，过剩人口相应增进；于是他们这种过剩人口的队伍，也有所扩充。但这种过剩人口，同时是劳动者阶级中一个自己再生产与自己永久化的要素，它在劳动者阶级的总增殖上，较之其他诸要素，还占有比例上较大的部分。在实际，与工资量（即与种种劳动者所得而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例的，不仅是出生与死亡之数，同时还有家庭的绝对的人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法则，在野蛮人固不必说，就在文明化的殖民地人民，也将闻而觉其荒谬。我们由此想起了若干种动物的大量生殖了，它们的个体是脆弱的，不绝蒙受牺牲的[22]。

最后，沉淀在相对过剩人口底层部分的，就是那些靠救恤维持生存的人们。把浮浪人，犯罪者，卖淫妇，简言之，即把严格的流荡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撇开来说，这个社会阶层，包含有三个种类。一是有劳动能力者。我们只要把英国被救恤的穷乏统计，作一皮相观察，就可发现以次的事实：即被救恤的贫民数，每随恐慌而增大，每随营业的复兴而减少。二是孤儿与被救恤的儿童。他们是产业预备军的候补者。如在1860年那样的大繁荣时期，他们就被急激地大量地编入现役劳动军中。三是堕落者，零落者，无劳动能力者；他们的主要构成份子，是由分工所淘汰的人们，是超过劳动者标准年龄以上的人们；最后，是产业上的牺牲者，他们的人数随危险机械，矿山，化学工厂等增加而增大，即残废者，疾病者以及寡妇等等。贫困的救恤，乃是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也即是产业预备军的重负。其生产，是相对过剩人口生产上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其存在的必然性，是依存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两者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其财富发达上一个存在条件。贫困的救恤，为资本主义生产上一项虚费（falschen Kosten），但资本家很知道把这项虚费的大部分，从自己肩上，转嫁到劳动者阶级与中等阶级下层肩上去。

社会财富愈大，运用的资本愈大，这种资本增大的范围与能力愈大，无产阶级的绝对数及其劳动生产力愈大，则产业预备军也愈加大。促进资本伸展力发展的原因，会使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发展。所以，产业预备军的相对量，将伴随财富的潜力一同增加。但与现役劳动军比较起来，产业预备军愈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他们的贫困，与他们的劳动痛苦成反比例——也愈大。最后，劳动者阶级中的求乞阶层和产业预备军愈大，官厅正式认为待救恤的贫民，也愈多。这就是资本主义蓄积的绝对的普遍的法则。如同其他一切法则一样，这种法则，也会因种种情形，而在现实运用上有所修正，但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分析此等情形。

经济学大师们，都教劳动者把他们自己的人数，适合于资本价值增殖的要求。这种愚笨，现在是显而易见了。使劳动者人数不绝适合资本价值增殖要求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蓄积的机构。这种适合的开头一语，是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预备军的造出；其结尾一语，是现役劳动军中一个不断扩大的底层陷于贫困，和被救恤的贫困成为一个重负。

社会劳动生产力增进的结果，以累进减少的人力支出，可运转数量不绝增大的生产手段；这个法则，在资本主义（其特征不是在劳动者利用劳动手段，而宁说是劳动手段利用劳动者）的基础上，是如下面这样表现的：劳动生产力愈高，劳动者所加于雇用手段上的压迫愈大，从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他们必须为增加他人之富，为促进资本价值增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愈加不安定。所以，生产手段与劳动生产力较之生产者人口增加得更急速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竟相反地，表现为这样：即劳动者人口较资本价值增殖要求不绝增加得更为迅速。

在本书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增进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切方法，是以个别劳动者为牺牲而进行的；生产发展上的一切手段，都转化为对生产者行使支配和榨取的手段，劳动者由此残废为畸形的人，并转而他们全体则转落为隶属于机械的附件；他们的劳动，被夺去了一切内容，变为单调的痛苦；科学愈在生产上当作独立的力量，归并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就要以同一比例，失去他在劳动过程上的灵性力；他们进行工作的条件被歪曲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服从卑陋而极其可憎的专制；他们的全生涯，转化为劳动时间，其妻儿也被曳引到资本轹杀车轮之下。然而，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方法，同时就是蓄积的方法，而每种蓄积的扩大，都要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发达的手段。所以这里就生出以次的结论，即资本蓄积增进，劳动者所得的工资，不管是高是低，其地位总归要以同一比例趋于恶化。最后，使产业预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常常与蓄积范围和能力相均衡的法则，又把劳动者锁在资本上面，比火神赫芬塔斯所锻炼而枷在巨神普洛麦雪斯身上的枷锁，还要坚牢得多。由于这种法则的作用，贫困的蓄积遂与资本的蓄积相比例。在社会之一极有财富的蓄积，同时在其对极——即在资本形态上生产其生产物的阶级——上，则有穷困，劳动痛苦，奴隶状态，无知，凶暴，及道德堕落等等的蓄积。

资本主义蓄积上的这种内在矛盾[23]，经济学者曾在种种形态上予以提示。但他们的提示，都把这种矛盾和以次诸现象混同了。这诸种现象，虽在某限度内和它类似，然本质相异，而且是属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法的现象。

在十八世纪，经济学上有一位名叫奥特士（Ortes）的大著述家，一位威尼斯的僧徒，他就以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对立性，解为社会财富之普遍的自然法则。他说：“一国经济上的利害得失，常彼此维持平衡。若干人的财富上的充盈，正好与他人财富上的不足相抵。少数人的巨富，常与遥为多数人的必要品的绝对缺乏相伴。一国的财富，与其人口相照应，其贫困，则与其富相照应。若干人的勤勉，强使其他的人流于懒惰。贫者惰者，乃是富者勤者的一个必然结果”[24]。约在奥特士表述这种见解的十年后，英国高教会派的新教僧侣汤生德（Townsend），却以粗率的态度，赞美贫困为财富之必然的条件。他说：“由法律来强制劳动，不免要引起过多的烦累，暴戾与叫嚣。……然肚子饿，不单是平和的，恬静的，毫不放松的压迫，并且可以当作刺激勤勉与劳动的最自然的动机，唤起最大的努力。”由是，一切问题，端在使劳动者阶级的饥饿永久化。对于这点，汤生德以为，那特别作用在贫民间的人口原则，已经把事情安排了。“好像依照自然法则贫民在某种限度内就是轻率而缺乏思虑的（好像口中不含着金匙就投生到世上来一样轻率而缺乏思虑）。惟其如此，社会上乃不绝有若干人担当最卑贱，最污浊，最劣等的任务。人类幸福的基金，由是颇有增加，同时，比较优雅的人，不但由是得解苦脱役，……并还有自由，可以不断从事适于自己性向的各种职业。救贫法，有一种倾向，要把这种神与自然所设定的制度的调和，美好，均整，和秩序破坏”[25]。那位威尼斯僧徒，要在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之内，发现基督教慈悲，独身，修道院，布施等等的存在理由，这个新教牧师，就要在同一事实之内，发现一种非难英国救贫法——这给予贫民以享受公家救恤的权利——的口实。斯托齐（Storch）说过：“社会财富的发达，产出了这样一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曲尽最厌倦，最下贱，最可嫌恶的职分，简言之，就是把人生一切不愉快而且卑微的事体，都加担在自己肩上，以便其他诸阶级有闲暇，有晴朗的心境，有品性上的因袭的（至言！）尊严”[26]。他问自己：伴有民众贫困与堕落的这种资本主义文明，与野蛮制度比较起来，究竟有何优点呢？他的唯一答案是：“安全”。西斯蒙第（Sismondi）曾说：“借着产业与科学的进步，每个劳动者每天所能生产的，远较多于他每天所能消费的。但在同时，他的劳动虽生产财富，他如自己把这财富消费掉，那就会使他更不适于劳动了。”据他所说：“假若一切人都须以劳动者的劳苦工作，来购买产业所赍来的一切享乐，人们（即不劳动者）恐怕不会情愿有艺术上的成就，和产业上赍与的一切享乐了。……在今日，努力已与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在劳动之后再休息，而是某些人一直劳动，某些人一直休息。……所以，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大，除增进游惰富者的奢侈与享乐外，不复有何等结果”[27]。在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特•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还残忍地告诉我们：“在贫国，人民都是快适的；而在富国，则他们一般都是贫穷的”[28]。

V　资本蓄积的一般法则的例解

A　由1846年至1866年的英格兰

最近20年，是近世社会中最适于研究资本主义蓄积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宛然像是福尔却那塔斯（fortunatus）的钱袋被发现了。而在一切国家中，英国在这方面会提供我们以典型的实例，因为在世界贸易上，英国是占第一位；资本主义的生产，惟有在英国成就了充分的发达；最后，庸俗经济学的最后退路，又由1846年以降的自由贸易千年国的实现，被截断了。在这20年中，生产上是成就了可惊的进步的，而其中后半期的成就，更大大地驾凌于前半期。这种事实，我们已在第四篇充分提示了。

在最近半世纪，英国人口的绝对增加，虽非常之大，但其相对的增加，或增加的比率，则递有减落。政府户口调查所提供的材料，是如次表。

英格兰与威尔斯每十年人口年增殖的百分率：

1811——1821年 1.533%

1821——1831年 1.446%

1831——1841年 1.326%

1841——1851年 1.216%

1851——1861年 1.414%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财富的增大。关于财富增大之最确实的基础，就是所得税项下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由1853年到1864年间，英国有缴纳所得税义务的利润（租地农业家及其他若干项目的利润，不包含在内）的增加，为50.47%；即一年的平均为4.58%[29]，但同时期的人口增殖，却不过12%左右。有纳税义务的土地租金（房屋，铁道，矿山，渔场等包括在内），由1853年至1864年间增加38%，即一年平均增加3 5/12％。而其中增加最显著的，是如下诸项目[30]。

1853年至1864年的年所得的增加 一年平均增加

房屋 38.60% 3.51%

石坑 84.76% 7.50%

矿山 68.85% 6.26%

制铁所 39.92% 3.63%

渔场 57.37% 5.21%

瓦斯制造所 126.02% 12.25%

铁道 83.29% 7.57%

就1853年至1864年间的每四个年来比较，我们将知道：所得增加的程度，是不断地增进。例如，由利润出来的所得，由1853年至1857年每年增加1.73%，由1857年至1861年每年增加2.74%，由1861年至1864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在一切所得税项下的所得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3,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31]。

资本的蓄积，同时伴有资本的累积与集中。英国政府没有关于英格兰的农业统计（但有关于爱尔兰的），据它由十州任意供给的资料所得的结果，由1851年至1861年间，百英亩以下的租地，计由31,583起，减至26,567起，即其中有5,016起为较大的租地所合并[32]。由1815年至1825年间，应该负担继承税一百万镑以上的动产，完全没有。然在1825年至1855年，此种动产计有八起，而由1856年至1859年六月的四年半中，竟出现了四起[33]。然而，我们一把1864年至1865年的D种所得税利润，（除去租地农业家的利润及其他），加以简单分析，就大可发现资本集中的倾向。但在此要预先提示一点，就是这种所得达到60镑以上，即有课担所得税的义务。英格兰，威尔斯及苏格兰之应课所得税的所得总额，在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579镑[34]。纳税者数，在1864年，为人口总数23,891,009人中的308,416人；在1865年，为人口总数24,127,003人中的332,431人。这两年该种所得的分配，有如次表：

联合王国的石炭产额，1855年为61,463,079吨，值16,113,617镑；1834年为92,787,873吨，值23,197,968镑。生铁产额在1855年为3,318,154吨，值8,045,385镑；在1864年为4,767,951吨，值11,919,877镑。而同国经营的铁道距离，1854年为8,054英里，已缴纳资本达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英里，已缴纳资本达425,719,613镑。此外，同国的输出输入总额，1854年为268,210,159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下表表示输出的变动：

1846年 58,842,377镑

1849年 63,596,052镑

1856年 115,826,948镑

1860年 135,842,817镑

1865年 165,862,402镑

1866年 188,917,563镑[35]

有了这若干实例，我们就不难理解英国户籍司长的胜利的欢叫了，他说：“人口的增殖，固然迅速，但毕竟还不能与产业和财富的发展，取一致的步调”[36]。

我们可再回头论到此种产业的直接运用者，此种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阶级了。格莱斯登（Gladstone）说过：“在人民消费力减少的时候，在劳动者阶级之痛苦及贫困增进的时候，上流阶级之富，却在不断地蓄积，他们习惯上的奢侈与享乐资料，却在不断地增大，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了，这是我国社会状态上的一个最可悲的特色”[37]。这位假装热忱的大臣，曾在1843年7月13日的下院中，这样说过的。在二十年后的1863年4月16日，他在提出预算案的演说中，又这样地表示：“由1842年至1852年间，我国有课税义务的所得，计增加6%……而由1853年至1861年的八年间，如以1853年为标准来计算，又增加了20%!这事实，简直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于相信的可惊程度。……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悉以资产阶级为限。……一定于劳动人民有间接的利益，因为一般消费的商品，由此低廉下来了。富者诚然要更富，贫民也要逐渐减少其贫困程度。但贫困的极限，是否会有所变易，那就未敢断言了”[38]。这该如何使人缩头！如其劳动者阶级依然是贫困，不过比例于他们为有产阶级造出的“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而“减少其贫困程度”，那在相对意义上，就仍不曾对于他们的贫困程度有改变了。如其贫困的极限不减退，那就定然会因财富极限的增进而增进了。至其所主张的生活资料低廉，也非事实，据伦敦孤儿院报告一类的政府统计所示，与1851年至1853年间比较，1860年至1862年那三年中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却宁有腾贵趋势。就此后三年即1863年至1865年而论，肉类，奶油，牛乳，砂糖，盐，石炭以及其他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在不绝涨价[39]。而格莱斯登在1864年4月7日的预算演说，更对于财富的增大，对于由“贫困”而缓和的人民幸福，作抒情式的（Pindarischer）热情赞颂。他谈到被救恤的贫困的“极限”，谈到“工资不曾增加”的诸产业部门，最后并还概论劳动者阶级的幸福说：“人生有十分之九，是在作生存的竞争”[40]。不像格莱斯登那样受政府地位拘束的福塞特（Fawcett）教授，却率直地说：“货币工资曾由这种资本增殖（最近十年间）而增进的事实，我自然不否认，但因许多生活必需品在不断高增价格（他相信那是由于贵金属的价值低落），故这种表面的利益，大体还是失去了。……富者益益加速地富裕起来，而劳动阶级所享受的安适，则不见有何等可以觉察到的进步。……劳动者简直成为他们的债权者即零卖商人的奴隶”[41]。

英国劳动者阶级，究竟在如何的情形下，为有产者造出“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我们已在讨论“劳动日”及“机械”的诸章，提示过了。不过，在那诸章，我们主要是就劳动者尽其社会机能时的情形来考察。为使资本主义的蓄积法则充分明了起见，我们必得注意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外部的状态，即其营养状态与住宅状态。但因篇幅上的限制，这里大体只考虑到工业无产阶级与农业劳动者中的报酬最薄者，他们占有劳动者阶级的大多数。

首先，我想略略述及那些被政府认为应被救恤的人，他们在劳动者中间，是已经失去独立生存条件（劳动力的出卖），靠公家救恤而维系其生命的一部分。依据政府的调查，英格兰[42]的被救恤贫民，在1855年，有851,360人，在1856年，有877,767人，在1865年，有971,433人。而在1863年及1864年，因棉花缺乏，故前者增到1,079,382人，后者为1,014,978人。1866年的恐慌，伦敦受到打击最大，这个世界市场中心，拥有超过苏格兰的人口密度，它在同年度的被救恤的人民，就比1865年增加19.5%，比1864年增加24.4%，而在其进到1867年的前数个月间，其增加趋势，较之前一年度还要显著。但当分析被救恤贫民的统计的时候，有两种事实值得注意。其一是，被救恤贫民的涨落变动，反射着产业循环的周期转变，其二是，阶级斗争，从而，劳动者的阶级意识，愈随资本的蓄积发展起来，关于被救恤贫民的现实人数的政府统计，就愈不免要流于欺骗。例如，最近两年的英国报纸（如《泰晤士报》，《帕尔麦尔报》），曾就虐待被救恤贫民的事实，大声急呼，其实那是自昔已然的旧故事。恩格斯在1844年，曾就完全同一的惨状，曾就完全同一的假道学的“应时文章”所发出的悲鸣，论述过。不过，最近十年的伦敦饿死人数的可惊增加，毫无疑义的要增加劳动者对于贫民收容所（即贫乏惩治所）内的奴隶状态的嫌恶[43]。

B　英国工业劳动阶级中的报酬最微薄的阶层

我们现在要进而论到英国工业劳动阶级中报酬最微薄的阶层。在1862年棉花缺乏的当时，斯密博士（Dr. Smith）曾受枢密院的嘱托，调查兰克夏与彻夏两州之不幸的棉花工人们的营养状态。他依他过去多年的观察，得出以次的结论，即“为避免饥饿病”，平均妇人一日的荣养，至少须包含3,900克冷的炭素，和180克冷的淡素，平均成年男子一日的荣养，至少须包含4,300克冷的炭素和200克冷的淡素。在妇人的荣养素，与两磅优良小麦面包略略相等时，成年男子的，就更要增加九分之一。成年男女一周间的平均营养，至少须有28,600克冷炭素与1,330克冷的淡素。他的这种估计，很奇怪的在事实上予以证明了。即这估计，竟与迫于穷困的棉花工人们的可怜的消费量，恰好一致。在1862年12月，他们一周间的营养量，计为29,211克冷炭素与1,295克冷淡素。

在1863年，英国枢密院命令调查同国劳动者阶级中营养最不良者的贫乏状态，枢密院医官西门博士（Dr. Simon），遂选定这位斯密博士，担当这项任务。他的调查，涉及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劳动者中的绸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以及制鞋工人等等；属于工业劳动者方面的，除织袜工人而外，其余都在都市中工作。但不管是对于那方面的劳动者，他通是选取健康状况最好与境况较优的家族，为他调查上的原则。

他的调查的概括结论，是下面这样：“在被调查的都市劳动者各部类中，淡素平均供给量略略超过绝对最低限度的（即仅免于饥饿病发生的限界的），只有一个；勉强达到那种限度的一个；炭素淡素都感不足的，有两个部类，而其中之一，则不足程度异常厉害。更就调查过的农业劳动者家族而论，有五分之一以上，没有受到最低限度的炭素营养量，有三分之一以上，没有受到最低限度的淡素营养量。而在柏尔克州，牛津州和桑牟塞州三州，淡素营养量的不足，简直成为平均的状态”[44]。在联合王国中，以英格兰王国为最富裕，但在农业劳动者中，则以属于英格兰者为最营养不足[45]。而在此等农业劳动者中间，又主要以妇女及儿童最缺乏营养。因为“成年男子有劳动的必要，也有吃的必要”。至调查过了的都市劳动者的穷困程度，则更为难堪。“他们的营养极坏，以致在他们之间，一定要生出许多有害健康的可惊的穷困”[46]。（这一切是资本家方面的节制！那就是节制着不付劳动者以维持生存所绝对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

下面这个表，把最穷乏时代的棉业劳动者的营养程度，与斯密博士所假定的营养最低量加以比较，可以显示上述都市劳动者诸部类的营养状态[47]。

男 女 一周间的炭素平均量 一周间的淡素平均量

五门都市职业 28,879克冷 1,192克冷

兰克夏的失业劳动者 28,211克冷 1,295克冷

在男女同数的假定下，必须供给

兰克夏州劳动者的最低量 28,600克冷 1,330克冷

在调查过的工业劳动者的诸部类中，绝对没有饮啤酒的，占100分之50（或125分之60），绝对没有饮牛乳的，占100分之28。一个家族一周间的流汁营养物平均量，在女缝工为7盎斯，在织袜工为24 3/4盎斯。完全没有饮到牛乳的人，有一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织工。一周间的面包原料消费额，女缝工为7 3/4磅，鞋匠为11 1/4磅，其余则是在这两者之间。一个成年工人一周间的平均总额，为9.9磅。砂糖（糖汁等）消费额，皮手套工人4盎斯，织袜工人11盎斯，其余则在此两者之间，对于一切部类的成年工人，每人每周的平均总额为8盎斯。一个成年工人一周间消费的乳油（脂肪及其他）平均量，为5盎斯。其肉类（腌肉及其他）平均量，在绸织工为7 1/4盎斯，皮手套工人为18 1/4盎斯，其余则在此两者之间，而各部类的平均总额，则为13.6盎斯。一个成年工人一周间的营养费，有以次的平均数字：绸织工人2先令2 1/4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1/2便士，鞋匠2先令7 3/4便士，织袜工2先令6 1/4便士。马克尔斯斐尔德市的绸织工的平均营养费，且不过1先令8 1/2便士。营养最坏的，是女缝工，绸织工及皮手套工人[48]。

关于这种营养状态，西门博士在他的一般卫生报告中说：“由营养不足而激成而助长的疾病，实多到不能指数，每一个熟悉救贫法下的医疗手续及病院住诊室及来诊室等等的人，都是能够断言的。……但据我看来，关于此点，还要附加一项极关重要的卫生事项。我们要记得：忍受食物的缺乏，有难堪的痛苦；而极厉害的营养缺乏，照例是跟在其他各种各类的缺乏后面产生的。在营养不足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许久，在生理学者企图计算生死攸关的炭素与淡素的最低限量以前许久，劳动者的家庭中，已被夺去一切物质上的安慰了。衣服与燃料，较之食物尤为贫弱；对于酷烈的天气，是没有何等适当的防卫的；而住宅的范围，则局限到了激成疾病或助长疾病的那种程度。家具器皿都没有，那怕就是保守清洁，也感到破费了，或者办不到。如其有勉强维持清洁的自尊心，那种勉强，就等于说是加大饿肚子的痛苦。劳动者的家庭，都是位置在能够以极低廉价格住下的地带；那里普通都谈不到卫生上的取缔，排水哪，污物扫除哪，公共恶害禁制哪，都很少注意；水的供给，是最不充裕，最不清洁的；如在都市中，则光线与空气，都坏极了。像这各方面的卫生上的危险，凡在贫困达到了食物也感到缺乏的地方，殆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把这般恶弊总计起来，那种危及生命的分量，就够可惊了，所以，单是食物缺乏这件事，在其本身，已为一非同小可的事体。……特别是，当我们不以为这种贫困，是起于怠惰应得的惩罚的时候，那就要唤起委实痛苦的反感。要之，问题是劳动者的贫困。而且，就都市劳动者而论，他们仅仅换得了少许食物的劳动，常要延长到可惊的程度。说这种劳动能使劳动者自营生活，那就显然要打一个折扣。……这有名无实的自营生活，究不过是达到被救恤的贫困这一条或长或短的迂回之路罢了[49]。

最勤劳的劳动者部类的饥饿痛苦，与基于资本主义蓄积的富者的奢侈消费（无论那消费是粗率的，抑是考究的）之间，存在有内部的关联，这关联，要认识经济上的法则，才能明了。但关于住宅的状态，则不是如此。生产手段愈集中，劳动者就愈要相应地密集到狭小的场所。凡是不存偏见的观察者，都当承认资本主义的蓄积愈急速，劳动者的住宅状态即愈悲惨。财富发达的结果，会破坏建筑不良区域，以图“改善”街市，建造银行仓库一类大建筑物，并为营业上的交通与奢华的大马车，扩展街道，敷设铁路。这一来，贫民就显然要被驱往更坏更拥挤的角落。在另一方面，住宅租价，又将与其品质成反比例的加高；房屋投机者所利用的贫乏矿山，较婆托西矿山，支费较少而获利更丰这事实，是尽人皆知的。在这场合，资本主义蓄积，从而，资本主义所有关系一般所含的对抗性质，乃异常明显[50]。那怕就是关于劳动者住宅状态的英国政府的报告，也对于“所有及所有权”充满异端派口吻的攻击。产业发达，蓄积增进，都市发展“改良”，同时恶弊也以同一步调而增多。所以，单单为了恐惧上流阶级也难免传染的传染病，在1847年与1864年间，就制定了不下十条的卫生警察上的议会法令；而在利物浦，格拉斯哥及其他诸市，资产阶级且于惊骇之余，通过都市当局，来行使干涉。西门博士在他1865年的报告中说：“我们大体上不妨这样说，英国的恶弊，是未受何等取缔的。”1864年，朱理安•亨德尔博士（Dr. Julian Hunter）曾依枢密院的命令，调查农业劳动者的住宅状态，翌年，又调查都市方面之贫民阶级的住宅状态。他的名噪一时的调查结果，系揭载于《公共卫生第七及第八报告》中。关于农业劳动者的部分，留待后面再说。至关于都市的住宅状态，且先引录西门博士的概述，作为引言。他说：“就职务上说，我虽然要专门保持医术的见地，但站在一般人道立场上，则不容忽视这种恶弊的其他方面。……伴随住宅密集而必然发生的现象，就是一切优点的否定，身体与身体机能的异常不洁的混杂，性的任意裸露，以致使他们不成为人类，而宁为动物。在这种影响之下，无疑是堕落的意味。这种影响作用愈久，就是堕落程度的加深。而在这种可诅咒的环境下生出的儿童，往往不免要受无耻的洗礼（Baptism into infamy）凡属在这种境况下度过生活的人，要期待他将来在其他方面，在以肉体上道德上的清洁为本质之文明的空气中，努力向上，是没有希望的”[51]。

就绝对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密集住宅状态而论，伦敦算是首屈一指。亨德尔博士说：“我觉得有两点显而易见的事：第一是，在伦敦各别拥有一万人的贫民窟，约有二十个。这每个贫民窟的悲惨状态，几比在英国任何地方所见的任何情景，都更悽恻；并且，那差不多完全是起因于房屋设备的不良。第二是，此等贫民窟的房屋密集而颓朽的状态，已远不如二十年前”[52]。“伦敦及纽凯赛某些地区所见的生活，就说是地狱，也非过言”[53]。

伦敦的街市在“改进”中，旧来的道路和房屋在破坏中，工厂在增殖中，人口在显著的流入中，最后，随土地租金增进的房金在昂腾中，所有这些倾向的进展，都会使劳动者阶级中比较优裕的人，小商人以及其他属于中流阶级下层的人，相率转落到同样卑陋而值得咒诅的住宅状态中。“房租腾贵起来，劳动者要租住一间房以上，殆不可能”[54]。在伦敦，殆没有一所房屋，没有许多中间人从中加大它的负担。因为伦敦的土地价格，比之于土地年收入是在逐渐增高，所以，购买土地的人，都是打算以审定价格（即在收用时，由审查官审定的价格），把它再贩卖出去，否则，就是看准附近会兴建某种大企业，由是使土地价格大增特增。其结果，将近满期的租赁契约的买卖，乃一般通行。“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人们，所可期待的，就是为所欲为。换言之，即当他们为房主的时候，尽可能向租房子的人榨取，并尽可能地不使继有房子的人，有所获得”[55]。因为房租是按周支付，这些绅士们是不会冒何等危险的。市内敷设铁道的结果，“我们最近就看到这种光景：伦敦东区的劳动者，都由他们旧来的住宅驱逐出来，他们除了贫民收容所外，没有归宿地方，有些人背负着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在街上彷徨”[56]。贫民收容所已有人满之患，而由议会通过的“改善”，还刚动手。劳动者因其住宅拆毁而被驱逐出来时，并不离开他们旧来的教区，即令离开，也必尽可能地定居在接近的地带。“他们自然要设法住近他们工作场的地方，为了在原地方挤住下去，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只好局限在一间房内……被驱逐出来的人，都住在较以前为贵但却较以前为坏的房屋中。……定住在海岸的劳动者，有一半人……到工作场去，要徒步两英里之远”。这同一海岸，——那会给与外来者以伦敦财富之威压观感——，可视为伦敦方面的人类密集的榜样。在属于这一方面的某教区的人口，据保健官吏的计算，每一亩有581人，虽然那种计算，包括了泰晤士河面积的一半。伦敦一向采行的警察卫生方策，是拆毁无用的房屋，驱逐劳动者，但那种方策，显然只是把劳动者由一个区域，驱向更密集的挤塞的其他区域内。亨德尔博士说：“这全部办法，必得看为不合理的处置，而予以中止。否则就得有效地唤起公众同情（！），使其曲尽那不用夸张也得称为‘国民’义务的义务，那就是对于那些虽无资本自建房屋，却能按期缴纳房租的人，供给住宅”[57]。赞美这种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当土地所有者，房屋所有者，实业家们，因敷设铁道，开拓街道的“改善”，致其所有物被收用时，他们不单要取得充分的代价，并还须对于勉强的“节欲”，依照神与人的法则，慰以莫大的利润。但劳动者却连同他的妻子与什物，被驱逐出来；如其他们成群结队地挤塞到当局指定为绅士生活的区域，他们就要遭受卫生警察上的取缔！

在十九世纪之初，英国除伦敦外，没有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都市。超过五万人的，也还只有五个。然至今日，五万人口以上的教市，已有二十八个。“这种转变的结果，不但都市居民有可惊的增加，而旧来闭结一隅的小都市，现也已在其四周环绕起建筑物，而成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与敞阔天空接触余地的中心地带，像这种地带，已不复为富者所眷恋，他们都舍此而迁移到爽心悦目的郊外了。他们留下的房屋，就变为一家分住一室的大住宅；而在一家之中，往往还发现有两三个投宿的人。在这样非为他们建造的，完全不适宜的住宅中，密集着许多人，那定然会造出使成年堕落，使儿童前途破坏的环境”[58]。商工业都市中的资本蓄积愈迅速，可供榨取的人类物质的流入也愈迅速，而为这些流入劳动者即时安排的住宅，也愈加不成样子了。纽凯赛•乌彭•台奈是一个产额不绝增加的煤铁中心区，在住宅地狱一点上，仅次于伦敦。这个市上住在个别房间内的人数，不下三万四千人。在最近，纽凯赛及格兹亥德两处的许多房屋，都依据绝对有害公众的理由，由警察拆毁了。新房屋的建筑，虽是缓缓而行，但营业的进展，却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在1865年，同市大有人满之患。简直没有一间召租的房间。纽凯赛热病院的爱布勒东（Dr. Embleton）医师说：“窒扶斯病的继续与猖獗，最大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密集和其住宅的不清洁，这是毫无疑问的。劳动者所住的房屋，都是位置在闭塞而极不卫生的偏街陋巷，就空地，光线，空气，以及清洁诸点说，简直是最不充足和最不卫生的典型，简直是文明社会的污辱。在他们的房间里，成年男女和小孩，夜间都是混睡在一块。成年男子们，做夜班的和做昼班的，轮流不断地更换，所以被褥没有冷的时候。全房屋的水的供给是不好的，厕所的设备更坏；全都是污秽的，滞闷的，制造恶疫的”[59]。而这种寄寓地方，每周租赁价格，却是由8便士到3先令。亨德尔博士说：“纽凯赛•乌彭•台奈市，包容有我们国民最优美种类的标本，他们常由街道和房屋的外部环境，沉沦到近于野蛮的状态”[60]。

有某些产业都市的住宅状态，今日纵然还过得去，但因资本和劳动起伏不定的结果，明天也许就要变得难堪了。市当局说不定也曾鼓起勇气，努力于这种可怕的恶弊的救治，但那种地方，不旋踵间就有大批的褴褛爱尔兰人或颓废的英格兰的农业劳动者，如蝗虫般的成群蜂涌而来。他们被堆进地窖里，谷仓里，或插入以前过着端正生活的劳动者的房屋里，把那些房屋，转化为三十年战争中的营房一样的寄宿舍，不绝变换其投宿者。例如，布拉德福市就是如此。这个市中的当局，是孜孜于街市的改善的。加之，在1861年，那里还空着1751栋未住人的房屋。然到现在，稳健自由主义者，黑人同情者福尔斯特君（Mr. Forster）近顷爽快欢呼的营业恢复，已经实现了。营业的恢复，自然同时要导来不断波动的“产业军”即“相对过剩人口”之流的盈溢。亨德尔博士由某保险公司代理店所获得的表中[61]，就记载着那些令人战栗的地窖和分租房间，大抵是由一些报酬较优的劳动者所居住。他们表示：如其有较好的住宅，他们是愿意租赁的。在这当中，他们全都变为堕落的褴褛者，变为罹病的人；同时，那位稳健自由主义者，下院议员福尔斯特，却正在为自由贸易的祝福，为布拉德福市的有力的毛绒业者的利润，而奔流着欢喜之泪！布拉德福市有一位救贫医师，名叫贝尔（Dr Bell）的，曾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述及他管区内患热病者的可惊死亡率，是起因于住宅状态。他说：“在一个一千五百立方尺的小地窖中……有十个人居住着。在温生特街，在克林•亚尔•普赖斯，以及在赖斯，有1,450人居住223栋房子，其中有435张床铺，和36个厕所。……这床铺，是指着一卷脏而旧的破布，或一束残屑。平均3.3劳动者，睡一床，其中有五六人睡一床的。据他们告诉我，还有完全不睡床，在光板上，和衣而睡的；男的，女的，结了婚的，未结婚的，通通混在一起。至若此等住宅，有许多是黑暗，潮湿，污秽而发恶臭的穴窟，不适于人类居住，那又无待烦言了。这是病与死所由传播的中心，那些生活在佳适境况下，一任这种毒菌在都市中心区繁殖的人，将身受其害啊”[62]。

就住宅的凄惨景况一点来说，次于伦敦及布拉德福的，就是布利斯托。“在欧洲堪称为最富裕都市之一的布利斯托，充满着赤贫与家庭的悲惨”[63]。

C　流浪劳动者

我们将由此论到那些大抵由农村到都市来就业的劳动者。他们是资本的轻装步兵随资本的需要，不绝转换就业地点，今天在这方面，明天或在那方面。一旦不行军，即张起“野营”。他们这种流浪劳动，大体是利用在排水和建筑方面的各种作业，及烧砖，烧石灰，建筑铁道等方面。在他们的野营附近一带，就有天花，窒扶斯，虎列拉，猩红热一类恶疫的飞往输来[64]。如像在铁道一类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方面，企业者通常是自动为他的劳动军，供给木造小屋或其他类似住宅。那种住宅，毫没有卫生设备，多半是在官宪监视不到的村落，临时架设的。像那样的村落，于企业者最有利益，他们对于劳动者，是把他当作产业兵与租屋人，而从事二重的榨取。那种小屋所包容的穴样的房间，为一间，两间，或三间，其居住者无论为土工或其他劳动者，每周须分别缴纳一先令三先令或四先令的租金[65]。这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行了。据西门博士的报告，在1864年9月，内政大臣格勒勋爵（Sir George Grey）曾由色劳洛克斯教区健康除害委员会主席，接到以次的控告状：“约在十二个月前，这个教区，殆不闻有天花病的存在。在这时期以前不久，由留依雪姆到汤布利基的铁道工程开始了。这个工程的主要部分，是进行于本市邻接地区；因为工程总部是设在本市，多数劳动者就必然要在这里工作。但把此等劳动者全部收容在原有的小屋中，实不可能，于是企业者杰伊君（Mr. Jay）就沿路线若干地点，建筑可以使他们住宿的临时小屋。在此等小屋中，换气设备，排水设备都没有，混杂拥挤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小屋的房间，虽只两间，不管一家有多少人口，都得挤住下来，并还要收容寄宿者。据我们受到的医师的报告，在夜间，这些可怜的人们，还要为了充满不洁的滞水，和由近窗厕所发出的恶臭，而忍着窒息的痛苦。不时住此等小屋参观的一位医师，曾就此种状态，诉之于健康除害委员；他痛述此等住宅状态的不良，并力言不讲求何等卫生方策，将不免发生严重的后果，约在一年前，杰伊君曾允许安置一个小屋，以便收容其所雇劳动者中的传染病患者。在去年7月23日，他提到这种约言。但此后，在他所雇劳动者中，尽管发现了若干天花病患者，并有两名因此死亡了，他还未打算履行他的约言。9月9日，克尔生（Kelson）医师他又以同一临时小屋新发生天花病者的事，向我报告，并指述那些小屋的状态，极其难堪。我还应向足下提述可供参考的一点，就是，这个教区设置有一栋隔离房屋，称为传染病房，专供收容区内染传染病者之用；过去数月来，这个传染病房，接连不断地充满了传染病者。甚且有的家族，竟因天花与热病，而死去五个儿童。本年4月1日至9月1日的五个月间，这个教区因天花病死去的，不下十名之多，其中有四名，是住在这临时小屋中。凡属患天花病的家族，都竭力保守秘密，所以患者的确数，还是无从知道的”[66]。

工作于炭坑及其他矿山的劳动者，是属于英国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类。他们为购获这种优厚工资，所付的代价，我在前面已经述过了[67]。现在只想迅速一瞥其住宅状态。采矿业者不论是矿山所有者，抑是矿山租借者，通常要为他所雇劳动者建设若干小屋。这种小屋和用作燃料的炭，都是“无代价”地给与劳动者，其实，这是物纳工资部分。不住这种小屋的人，每年取得四镑的代价。在矿山地方，矿夫自己，与群集其周围的手工业者，零卖商人所构成的人口，迅速集中起来。土地租金在矿山，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人口一稠密了，就会提高，由是，企业者就在仅可能接近坑口的狭小区域内，建筑够收容劳动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小屋。假若在这附近采掘新坑，或重开旧坑，其杂沓之状，即相应加甚。在小屋的建造上，凡非绝对不可避免的支出，资本家就要从他唯一的重要见地，概予“节欲”。朱理安•亨德尔博士说：“对诺桑蒲吞及杜赫姆两州炭矿工及其他劳动者所供给的住宅，如撇开蒙亩兹州的矿山不说，那恐怕要算在英国所能见到的最坏与最昂贵的标本。……其极端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一间房内收容许多人，就是在窄狭的地段，密集许多小屋，就是水的缺乏，厕所的缺如，以及屋上架屋，或一屋区分为若干层等等。……租屋人简直不是定居者，而像是屯营的殖民团”[68]。斯蒂芬斯博士（Dr. Stevens）说：“我遵照命令，大抵视察过了杜赫姆联合教区各大炭矿村落。……一般的批评，是说那里对于居民的健康，没有讲求何等保护方策。我看，除极少场合外，这全是事实。一切矿工，都是以十二个月为期，‘拘佣’（Bound这个字，与“隶农"Bondage一语，同是导源于农奴制时代）于炭坑租赁者或所有者之下。……假若矿工表示不满，或以何等形式，烦扰了‘监督人’，他们的姓名，将被记下，或附以便笺，到了一年‘拘佣’更新之际，即被解雇。……在我看来，没有那种物纳工资制度（Truck-system），再比这种人口密集地方所行的更坏。矿工有一部分工资，要被强制的接受那位置在恶疫横行的环境之下的住宅的供给。他们自己不能有所作为；无论从那点说，也都无异一个农奴。除雇主外，他是否可由其他的人得到生活的帮助，似有疑问。雇主首先是考虑他的损益表，其结果是颇为确实的。他们所用的水，也常是取给于雇主，无论好坏，都得支付代价，或者多分是由其工资项下扣除”[69]。

当资本和“与论”甚至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对于它课加到劳动者劳动生活与家庭生活上的既危险又屈辱的诸种条件，定会毫不踌蹰的“辩护”说那实在是增殖利润的必要手段。由是它对于工厂危险机械的保护设备，对于矿山等等方面维持换气及安全的诸种必要手段，概行“节欲”，而对于这里论及的矿山劳动者住宅，也是根据同一理由来处理的。枢密院医官西门博士在他呈给政府的报告中说：“矿山企业者辩解这种悲惨房屋设备的理由……谓采掘的矿山，通常是租赁的。因为租赁契约期间短促（炭坑通例为21年），故不值得为劳动者及其周围密集的零卖商人，供给设备完整的住宅。并且，如其他自己关于此点，作宽厚处置，那通常也不免要为地主所破坏，因为为那些地下劳动者，在地面上建立起适当而舒服的房屋，地主就要为此特权，而要求额外的追加地租，以为代偿。这种禁阻（纵非直接的禁阻）的价格，使那些有意建造房屋的人，也不得不同样缩下手来。……这种辩解的价值如何，不是这个报告所要研究的；设适当的房屋设备安置起来，其费用究由地主，租地人，劳动者抑或公众担当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在这场合考察之必要。但不论如何，汇集这诸种报告（亨德尔博士的，斯蒂芬斯的，以及其他的），见到其中所证明的可耻的事实，我们就得提出速谋救济的主张来。……土地所有权的使用，竟是这样的不利于公众。地主首先以矿山所有者的资格，召募产业殖民团到他所有地上从事劳动，然后再以地面所有者的资格，使他召募来的劳动者，不能获有其生活必要不可缺少的适当的住宅。至若租地人，即资本主义采矿业者，他对于这种业务上的分割，并没有金钱上的反对动机。因为他颇知道：后面这个条件，即令达到过分程度，其结果也不是归他自己负担；并且，承受这个负担的劳动者，没有受到能理解卫生权的价值的教育，居宅即令不洁，饮水即令腐浊，也到底不会成为促起罢工的诱因”[70]。

D　恐慌及于劳动者阶级中报酬最优部分的影响

在把论点移到真正农业劳动者以前，我还得就恐慌及于劳动者阶级中报酬最优的部分（即劳动贵族）的影响，作一例示。我们当记得，在产业循环终了期发生的大恐慌之一，是在1857年袭来。而次度循环期间，则是在1866年满期。那次的恐慌，主要是采取金融的性质，因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由棉花饥荒，预示了那个使大量资本，由惯常的投资领域，被驱逐到货币市场的大中心地带。这次恐慌系爆发于1866年五月，而其信号则是伦敦某一大规模银行的破产；接着是无数金融泡沫公司的倒闭。构成伦敦一大产业部门的铁道建造业，也卷入这大瓦解的命运中。属于这个部门的有力经营，不仅曾在诈欺时期中，妄作过剩的生产，并还预想信用也可同样的活泼流动，而接受巨额的定购契约。然至最近，一个可惊的反动发生了，伦敦在这种产业乃至在其他产业方面[71]，迄今（1867年3月末）仍继续在那种反动中。在1867年初，《晨星报》一位通信记者曾视察过贫困之主要的中心地。为要显示劳动处在怎样的状况之下，且从他那详细的报告中，引录以次这一节：“在伦敦东部波蒲拿，米尔华尔，格林维，得卜特福尔来姆豪斯与侃林格•唐等处，至少有一万五千劳动者及其家族，陷在极端贫乏的状态中。他们中间有三千熟练的机械工人；在他们经过了半年穷乏后的今日，始在贫民收容所的围场，锤击铺道用的石子。……我好容易达到了饥饿者群围挤着的贫民收容所（在波蒲拿地方）的入口。……他们是为领受面包券而来，但那时还没有达到发券的时间。那个围场，为一大的方形，一栋敞的茅屋环绕着，几大堆雪，掩覆着中央的铺石。那中间，还有用柳枝篱垣围着的小场所，敞如羊栏，那就是他们在天气较好时劳动的所在。我去视察的那天，因为那些羊栏样的小场所，为雪所覆，不能进去工作，他们就在敞开的茅屋里，忙着锤击铺道石子。每个人都是用一大块铺石做坐位，在覆盖着霜的花岗石上，挥动大槌。他所锤碎的石子，不达到五布奚的容量，不得停止。因为这是他一天限定的工作，这工作做完了，始再获得3便士和伙食津贴的报酬。围场的另一部分，有一栋木造的小屋。当我们推开这小屋之门的时候，看见里面装塞着许多人，他们为了取暖，大家比肩挤凑起来，一面从事造船索的工作，一面则相与议论着：以一定量的食料，看谁能劳动最长的时间。因为他们视劳动的持久，为一种荣誉。在这个贫民收容所中，收容有七千待救恤的劳动者。在六个月乃至八个月前，他们中间有几百人，尚是领受最优厚工资的熟练劳动者。除了这七千人外，还有些用完了贮金，而尚余下少许可典质的物品的人，不愿遽受公众的救恤。若把这些人也收容进来，其总数恐怕要增加一倍。我离开这收容所，就到街上一巡。街上的建筑物，大抵是在波蒲拿所常见的一楼一底的小房屋。我的向导者，是失业委员会的一员。……我首先是视察一个失业了二十七星期的铁工的家庭。我看见他同他的家人坐在一间小的后房里。那间房中，还残下有一点家具，并还有火；因为当天异常寒冷，非升点火，决无法防护他那些赤着脚的小孩们的冻伤。在火前面的木盘上面，放着一些粗麻，他的妻，他的小孩，都用此造成船索，以便向教区领取伙食津贴。他自己每天为取得3便士和一点伙食津贴，则在收容所的碎石场劳动。这天，他从碎石场回来用午餐，他带着阴沉的微笑向我说，我饿极了。他的午餐，只有两片面包，一点猪油，和一杯没有加牛乳的茶。……当我敲他邻家的门的时候，一个中年妇人出来开门，默不作声地把我们引到一间小的后房里。在那里他们一家都在沉默中，注视着很快要消去的火。他们那种人，与他们的那种小屋，都满覆着可惊的落寞与绝望的光景，那使我们决不想再看第二次。那位妇人指着他的小孩们，向我说：‘先生，二十六个星期，毫无所事事，我们所有的钱，我同父亲在景况较好时贮积下来，为了应付不景气时光的所有的20镑，现在全都用光了。请看吧’。他一边几乎是凶悍地说，一边拿出一本存入取出写得清清白白的银行存折，我们由是知道他的小财产，由最初存5先令起，次第增加到20镑；此后则又次第溶消去，仍净存若干镑，若干先令，直至最后一次提款，才把这存折化为一张无价值的白纸。这一家人，每天由收容所供给一次淡薄得可怜的食物。……以次视察的，是原来在造船所工作的一个铁工的家庭。他的妻，饿病了，和衣睡在席上，只在身上盖着一条毛毡，被褥等等都当了。有两个可怜的小孩看护着他，而他们自己却像是和母亲同样需要人看护。十九个星期的被强制的懒惰，使他们陷入了这样的穷境。那个妇人谈及她充满了痛苦的过去的时候，深深叹息着，好像对于将来没有存着任何希望。……甫出这家的门口，一个青年人追上来，一定要我们到他家一看，仿佛我们能够为他作何等帮助似的。一个年轻的妻，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是我在他家里所见的一切。”

就1866年恐慌的余波说，我们从托利党（Tory）新闻，得到以下这样的拔萃。但我们必得记着：那拔萃所涉及的伦敦东部，不单如前所述是铁船建造业中心，并且还是经常领受最低限度以下的报酬的所谓“家内劳动”的中心。“昨天在这个大都会中的一角，目击到令人惊骇的光景。东部方面的几千失业者，虽不曾张起黑旗，在市内成群列队地整步，但其人波已够给吾人以威压之感。让我们回忆起他们那种贫乏状态吧。他们都快要饿死了。那是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总共有四万人，在我们眼前，在这个可惊异的首都的一角，竟在财富之空前的大蓄积的旁边，横着四万之多的哀号无告的饿莩。他们现在侵到市内其他区域了。这些饿到濒死的人们，向我们诉苦，向天哀号；他们从他们悲惨的住宅中，告诉我们说找职业是不可能了，求乞也没有用处。因为有缴纳救贫税义务的人，他们自身也因教区所课加的负担，而驱向要被救恤的贫困的深渊”（标准报1866年4月5日）。

在英国资本家之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称比利时为劳动者的乐园，因为“劳动的自由”或者——结局不外是同一事——“资本的自由”，在比利时没有受工会之专制的妨害，也没有受工厂法的妨害。我们且就比利时的劳动者的“幸福”一说吧。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确没有比已故杜克柏西亚君（Herr Ducpetiaux）更有研究的人，他是比利时监狱署及慈善机关的总监督官，是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试翻阅他所著《比利时劳动阶级之家计》预算（布鲁塞，1855年刊）吧。在这书中，他特别就比利时劳动者的标准家族来叙述。他以极正确的材料，计算这个家族每年的收支，然后再就其荣养状态，与兵士，水夫，囚徒等等，作一比较。这个家族，包括父母及四个子女，共六人，其中“四个人可以终年就业”。假定“这一家之中，没有病人，也没有不能劳动者”，“除了应纳教堂少许席费外，在宗教，道德，知识诸方面，更没有何等支出”，“对于贮蓄银行及养老保险，也不拿出何等费用”，“在奢侈及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支出”。不过，父亲和长男，得抽抽烟，星期日得往酒场走走，其费用每周计为86生丁姆。“把各种不同职业劳动者所取得的工资，加以对照比较，可得出以次的结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成年男子1佛郎56生丁姆，妇人89生丁姆，青年男子56生丁姆，少女55生丁姆。准此计算，一家年收入的最高限度，为1068佛郎……这个家属，假定是一个典型的家属，一切可能的收入都合算起来了，然在事实上，如母亲获得工资，势将引起家政上的管理问题。在那场合，谁主持家内经济呢？谁照料小孩呢？谁准备食事，和担当洗濯缝补等工作呢？这是劳动者每天都感到棘手的问题。”

依据这假定，这一家的预算如次：

一日的工资 三百劳动日的工资

父 1.56佛郎 468.00佛郎

母 0.89 267.00

男儿 0.56 168.00

女儿 0.55 165.00

合计 1068.00

现在，如假定劳动者摄取以次各项的荣养，则这一家的年收入，就表示这样的不足：

“我们由此知道：劳动者家族摄取的荣养，比之水夫兵士固相形见拙，即此之囚徒，也赶不上。由1847年至1849年间，比利时的每个囚徒，一天平均要费63生丁姆。把这个数目与劳动者一日的生计费比较起来，要显出13生丁姆的差额。就囚徒方面说，其费用固须包含管理费监督费等在内，但他们不用拿出房租的事实，足可与此相抵……然则劳动者中的多数人或大多数人，究如何过着俭约生活呢？那是采行一种只有劳动者们自己知道其中秘密的应急策：逐日节减粮食；用黑麦面包代替小麦面包；对于肉，奶油或香料等，或则减少分量，或则完全废止；全家大小挤塞在一两间房内，少年少女不但混睡一块，往往甚且是同枕混睡；关于穿衣，洗濯，清洁资料等，都尽可能地节省；星期日的消遣也停止了；总之，无论就那方面讲，都是忍受着极其痛苦的贫乏。一旦达到这贫困极限时，生活资料稍稍腾贵，或无工可作，或偶患疾病，就要加深其困厄，而招致完全的破灭，债台高筑，赊借无门，只好把衣类或万不可缺少的家具，送往当店。结局，乃请求把全家都登录在被救恤者名簿中”[72]。其实，在这“资本家的乐园”中，生活必需品价格上的些微变化，就要伴起死亡及犯罪件数上的变化！（见《船员工会宣言：‘向前迈进呵，福拉门人！’》布鲁塞，1860年刊第156页）。据政府统计，全比利时共有九十三万家族，其中有九万（包含人口四十五万）富裕者，有选举权者。属于都市及村落的中等阶级下层的家族，为十九万（包含人口一百九十五万），其中一大部分在不绝转落为无产阶级。最后，劳动者的家族，为四十五万（包含人口二百二十五万），其中典型的家族，就是享受着杜克柏西亚君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其中有二十万以上，记在被救恤者名簿中！

E　英格兰的农业无产者

资本主义生产及蓄积的对抗性质，没有其他什么地方比较英国农业（包含饲养家畜业）上表现得更粗暴露骨了，其农业在进步，而其农业劳动者则在退步状态中。我在论及此等农业劳动者之现状以前，且迅速一瞥其过去境况。英国的现代农业，系开始于十八世纪中业。但远在这时以前，就发动了土地所有关系的革命。生产方法的变化就是以这个革命为起点。

亚泽•杨格（Authur Young）虽是一位皮相的思想家，但还不失为正确的观察者，据他在1771年的叙述，当时英国的农业劳动者，较之“他们过着丰裕生活，且能蓄积财富”的十四世纪末的先人，已经演着极可怜的角色[73]，更不用比照“英国都市和农村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了。但我们在这里没有追述到如此久远的过去的必要。在1777年刊行的一部颇有内容的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大规模的租地农业者，几与绅士立于同一的地位，同时可怜的农业劳动者，却肝脑涂地了。只要一比较他们过去四十年的生活，就充分明了他们现在该是如何的不幸。……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业者，联合压迫他们”[74]。以次，同书复详细论证1737年至1777年间真实农业工资，几跌落1/4或25%的情形。理查尔•蒲莱士（Dr. Richard Price）也说：“现代的政策，实于上流阶级更有利益。所以，整个联合王国，迟早将是由上流者与乞丐，或领主们与奴隶所构成。”[75]。

然而，由1770年至1780年间的英国农业劳动者的地位，不论是就荣养住宅上讲，抑是就其自尊心和娱乐上讲，都为此后不复能达到的理想了。把他们的平均工资，以品脱量的小麦来表现，则在1770年至1771年间为90品脱，在艾登时代（1797年），仅65品脱，至1808年，则不过60品脱[76]。

在反雅各宾党战争之际，土地贵族，租地农业者，制造业者，商人，银行业者，股票经纪人，军需品供给者等等，都大发其财了，可这战争结束时的农业劳动者的状态，则如我们前面所述过的那样，一部分由于银行钞票的贬价，一部分由于无关钞票贬价的生活必需品的昂腾，名目工资是增加了。现实工资怎样呢？这里虽没有详细论述现实工资之必要，但其变动，却能由简单的方法证示出来。救贫法及其施行办法，在1795年与1814年无任何差别。至若这种法律如何在农村地方推行，我们是该记得的；那就是，劳动者的工资，仅仅达到维持其生存所必要的名目额，其余则由教区的救恤补充。由租地农业者支给工资，由教区补助工资不足额；我们由这种工资与工资不足额的比率，指示了两件事：一是工资低落到了最低限度以下；一是农业劳动者，该在如何的程度，为工资劳动者与被救恤贫民所合成，即是以如何的程度，转化为教区的农奴。我们且就代表各州平均状态的一州来说吧。在1795年，在诺桑蒲吞州，一周间的平均工资，为7先令8便士，六口一家的年支出总额，为36镑12先令5便士，一年的总收入为29镑18先令，由教区补助的不足额为6镑14先令5便士。然同州在1814年的工资，为12先令2便士，五口一家的年支出总额，为54镑18先令4便士，一年的总收入为36镑2先令，由教区补助的不足额，为18镑6先令4便士[77]。这就是说：1795年的不足额，为工资的四分之一弱，而1814年的不足额，则为工资的二分之一强。在此种情形下，艾登在农业劳动者小屋中发现的一丝慰乐，至1814年消灭得无影无踪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78]。自是以后，在租地农业者豢养的一切动物中，就要以劳动者，即有声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为最受酷使，最受恶劣给养，和最受残忍待遇的了。

同一的事态，一直稳静的继续到了以次这个时候。在“1830年，斯文格的暴动发生了，那次暴动以辉煌的稻禾的火焰，向我们（即支配阶级）表示：在农业英国的表面之下，也正如在工业英国的表面之下一样，穷困与黯淡的反抗的不满，非常猛烈地燃烧起来了”[79]。当时萨得勒（Sadler）曾在下院给予农业劳动者以“白奴”（White Slave）的名称，某大僧正也曾在上院反复应用这个名辞。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者卫克斐尔德（E. G. Wakefields）说：“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劳动者……不是自由人，也不是奴隶，而是被救恤的贫民”[80]。

刚在谷物条例撤废之前不久的时期，农业劳动者的地位，被投给了新的光明。在一方面，论证谷物条例对现实谷物生产者没有何等保护效用，那是资产阶级煽动者的利益；在另一方面，土地贵族对工厂状态所加的非难；（他们根本是腐败的，无情的，斯文的懒惰者，却偏对工厂劳动者，假装同情）；以及他们对于工厂立法所表示的“外交的热忱”，都为工业方面的资产阶级所深恶痛嫉。英谚有云：两贼相争，良善者从中获利。在实际，统治阶级的这两派，都在极无耻地榨取劳动者，他们彼此关于榨取问题的喧哗论争，双方都成为真理的产婆。沙夫兹柏勒伯爵（Earl Shaftesbury）即亚胥勒勋爵（Lord Ashley）；他就是贵族方面反工厂主的博爱战上的主将。所以，他在1844年至1845年间，屡屡成为《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面暴露农业劳动者状态的文章的话题。那个报纸是当时最有力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农业地方派有特派员。那些特派员不以一般的叙述和统计为满足，更进而发表他们亲自调查的劳动者家族和地主两方的姓名。下面这个表[81]，乃表示布兰福尔，威波尔奈及婆尔市附近三个村庄所支付的工资。此等村庄，系属于本克斯（Mr. G. Bankes）及沙夫兹柏勒伯爵所有。这位伯爵，这位低教会派的法王，虽然英国虔敬教派的头目，他和本克斯曾如何在劳动者可怜的工资中，以房租的名义，混战友去一大部分，由次表可见：

谷物条例的废止，给予了英国农业以绝大的刺激。极大规模的排水[82]，廐饲的新方法和人造饲草栽培的新方法，机械的施肥装置的采用，粘土性土壤的新调度，矿物性肥料的增加使用，蒸汽机关及各种新工作机具的应用，一般耕作上更集约方法的推行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据皇家农业协会主席皮塞伊氏（Mr. Pusey）所说：当时农业上的相对费用，几由新机械的采用，而减少一半。在另一方面，土地的实收获，则迅速增加起来。每英亩投资额的增大，及由是引起的租地迅速累积的倾向，乃新农业方法之基本的条件[83]。同时，由1846年至1856年间，耕地的面积，扩大了464,179英亩，而东部诸州，原来用作养兔场，用作贫瘠牧场，而现在则变为谷物栽培地的广大地面，尚不计算在内。可是，在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的人员总数，我们已经知道是减少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严格的农业劳动者，在1851年，其总数为1,241,269人，至1861年，则减至1,163,217人[84]。所以，英国户籍司长说：“在1801年以后，租地农业者及农业劳动者的增加……与农产物的增加，没有保持均衡”[85]，这是不失为妥当的，但至最近时期，伴随耕地面积的扩大，伴随集约耕作的发达，伴随并合于土地并使用在土地上的资本的空前蓄积，伴随英国农业史上无前例的土地产物的增大，以及伴随归属于土地所有者手中之地租的丰盈和资本家租地农业者的财富的增加等等，而发生的农村人口积极减少现象，却更使那种不均衡变为显著。假令我们再把都市贩路和自由贸易支配不断迅速扩大的事实，连同考虑，我们会以为农村劳动者，结局将被位置在那种使他们沉醉于幸福的状态中。

然而罗杰士教授（Prof. Rogers）却得出以次的结论，即，以今日英国农业劳动者的命运，比较他们十四世纪下半期及十五世纪的先人，固然望尘莫及，就是与1770年至1780年那个时期的先人比较，亦异常恶化了，“农民已经又变为农奴”，而且是衣食更加恶劣的农奴[86]。朱理安•亨德尔博士在他关于农村劳动者住宅的划时期的报告中说：“农仆（hind——由农奴时代传袭下来的农村劳动者的名称）的生活费，是依照仅够维持其生活的最低可能额，来规定的。……他的工资与住宅，没有计算在利润——即由他的劳动所榨出的利润上面。他在租地农业者的计算上，是等于零[87]。……他的生活资料，常被假设是一个固定的数量”[88]。“如其把他的收入进一步节减，那他就可以说：‘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相干’。因为他现在除了绝对不可缺的少许物品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对于将来，也毫无所顾念。他已经成为租地农业者计算上的零了。繁荣也好，歉收也好，横竖于他无关，所以，他皆无所容心”[89]。

在1863年，政府曾对被处流刑和惩役的囚徒们的荣养状态与劳动状态，作过调查。其结果都载在两大部蓝皮书中。其中有云：“把英国监狱中囚徒的经常食物，与同国贫民收容所的被救恤贫民和自由农村劳动者的经常食物，加以精密的比较……囚徒的荣养，比后两者的任一方面，都遥为优良”[90]。但“惩役囚徒被课的劳动量，确实只相当于普通劳动者所成就的劳动的一半”[91]。且看若干有特别意义的供辞罢。爱丁堡监狱典狱官约翰•斯密的供辞（第5056号）是：“英格兰监狱的经常食物，比较同国普通农村劳动者的经常食物为优”。（第50号）“苏格兰普通劳动者，连吃一点肉的时候也非常稀罕”。（第3047号）“问：对囚徒给予远较普通农村劳动者为优良的荣养的必要理由，你没有留意么？答：没有”。（第3048号）“问：要确认惩役囚徒的经常食物，略等于自由农村劳动者的经常食物，是否可能，你以为还有实验之必要么[92]？”“农村劳动者会说：我从事强烈的劳动，而不能得到充分的食物。入狱之后，劳动没有以前那样强烈，但却吃得十分充足。所以，我与其在此劳动，是不如再入狱了”[93]。下面所揭的概括比较数字，系由上述报告第一部所载诸表编合而成。

一周间的荣养量[94]

1863年，医务委员关于食物供给最不良的人民的营养状态，曾作过调查，那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是已经知道的。至若大部分农业劳动者家族的经常食物，都在‘防止饥饿病’的必要最低限度以下这事实，读者当也能记忆。这在科沃尔，德文，桑牟塞州，菲尔特州，斯台福州，牛津，柏克士，赫特福等等纯粹农业区域，都是如此。斯密博士说：“劳动者自身所受的荣养，较之平均量所显示的更会大，因为他比较他的家人，要摄取劳动上必要不可缺少的较多的食物，而在较为贫困的地方，他几乎要吃去一家人所享用的肉及腌肉全部……劳动者的妻，乃至他们在发育期的儿童的荣养里，多不充分，特别是淡素多感不足，在各洲都是如此”[95]。至伴同租地农业家居住的婢仆。则荣养充足。他们的人数，在1851年为288,277人，在1861年则减至204,962人。斯密博士说：“妇人从事户外的耕作劳动，不论在其他方面如何不利，但在现在的情形下，却于他一家极为有利。因为由他从事耕作劳动所追加的收入，得用以购置鞋子衣服，支付房租，并使一家有较好的荣养”[96]。这个调查最可注意的结果，就是英格兰的农村劳动者，比之联合王国其他地方的农村劳动者，其“荣养遥为不良”。这由下表可以征知：

平均农村劳动者一周间消费的炭素量和淡素量[97]

碳素

克冷 淡素

克冷

英格兰 40673 1594

威尔斯 48354 2031

苏格兰 48980 2348

爱尔兰 43366 2434

西门博士在他对政府提出的卫生报告中说：“关于我国农村劳动者住宅之量的不足与质的悲惨，亨德尔博士报告的每一页，皆可列举证明的事实。过去许多年以来，在这方面的农业劳动者的状态，逐渐恶化了；他们找寻住宅的困难程度，所找得的住宅对于他们需要的不适合程度，均还较过去数世纪为尤甚。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弊害，益发滋长得迅速；农村劳动者的悲惨状态，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如把那些靠他的劳动致富的人，有时或许以宽大的同情待遇他的场合除外，他在这个问题上面，早已达到了束手待毙的地步了。他是否应在他所劳动的土地上寻找住宅；他所找得的住宅，究是适于人住，抑是适于猪住；那住宅是否有足缓和其贫困压迫的小庭园——所有这些问题，已不是取决于他对于他所需要的适当住宅，是否有支付合理房租的意向和能力，却取决于他人对于，他们自己高兴怎样处分，就可怎样（处分的所有物的权利），如何行使。不论租地如何大，都没有规定那里必须设下一定数劳动者的住宅，更没有规定应该有多少适于人住的住宅。尽管对于土地，劳动是和日光和雨一样有它的必要，但任何法律，都不曾为劳动者保留下对于土地的些许权利。……并且，还有一件大不利于农业劳动者的外部事实。……那就是，救贫法规定居住及救贫税负担所生的影响[98]。在此种影响下，任何教区，都要为其金钱上的利益尽量缩减其区内居住的农业劳动者数。因为，这种农业劳动，对于辛苦劳动的劳动者及其家族，并无安全的永久独立的保障可言，他们大抵经过或长或短的迂径，而在结局走上被救恤的贫困的道程；这贫困是一天迫近一天的，一旦患着疾病，或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直接仰赖教区的救助。所以，居住在一个教区内的农业劳动者人口加多，那就等于为他们负担的救贫税加多。……大地主们[99]……其所以不肯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设定住宅，就是为要免脱此后对于贫民的一半负担。英国的宪法及其他法律，对于‘高兴怎样处分其所有物，就可以怎样处分’的地主，付与了一种无条件的所有权，使他可以像待遇异邦人一样的待遇土地的耕作者，把他们由自己领地驱逐。关于这种立法的适用范围，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这种驱逐权，并不仅是在理论上存在，并且还……是支配农业劳动者住宅状态的一个主要事实……而在实际上异常大规模的施行。……关于这种恶弊的范围，只要把亨德尔博士根据最近户口调查所编纂的例证，举列出来就行了。那是说，在最近十年间，房屋的需要，尽管在着着增加，而英格兰八百二十一个地方所拆毁的房屋，却递有进展，把那些不得居住在自己劳动所在的教区的人撇开不论，此等地方在1861年，就比在1851年，是少了4 1/2%的小住宅，收容多了5 1/2%的人口。据亨德尔博士所说：当那种驱逐人口的过程自行成就时，其结果就产生了只残留下极少数小屋的游览村落（Show-village），那种村落，不是当作特殊阶层，受有优厚报酬的正规奴仆，如牧人，园丁或猎夫等等，都莫想居住[100]。但土地是需要耕作的。而从事这种耕作的劳动者，都不是居住地主房屋的人，他们在邻近不开放村落的小屋拆毁后，迁往那为多数小房主所有的开放村落，由那里到他们劳动所在，也许有三英里之远。凡属陷于这种事态的农村小屋，都是完全不加修葺，任其颓朽地，以惨淡的光景，显示其毁灭的命运。人们看着它通过自然颓朽的种种阶段。然不论在任何颓朽阶段，只要它还保持房屋的形相，劳动者都得支付房租，甚且要支付相当于优良房屋的房租。除了一文莫名的租住者以外，谁也不肯对此等房屋加以修补或改良。到最后完全不能居住了，于是又多一个拆坏的村落，而将来的救贫税，则相应轻减下来。当大地主依照这种方法，在自己所有地上驱逐人口，减免救贫税的当中，其附近的市集或开放村落，则收容那些被驱逐的劳动者。但这所谓“附近”，距其劳动所在的租地，有三四英里之遥；劳动者每日除做换取面包的劳动以外，还得追加一无所获的六英里乃至八英里的徒步劳动。他们妻子从事农业劳动，同样要在这种不利条件下进行。而且，距离所给予他们的劳苦，还不只此。在开放村落中，房屋投机家们，购置少许的土地，以尽可能的价廉价格，尽可能的密集程度，建造小屋，所以，此等小屋虽邻接于敞阔的田野但竟具有最坏的都市住宅的最坏特征；英格兰的农村劳动者，都是挤塞在这种惨黯的小屋中[101]。……而且，农村劳动者就是居住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之上，也并不就是说，他获得了与其生产努力相称的生活的住宅。那怕是住在王侯领地之上……他的住宅……也往往是极其悲惨的。有些地主，一面虽认定劳动者及其家属，住怎样的小屋都行，但同时却毫不知耻地，向他们榨取尽可能的多额房租[102]。他所供给的小屋，也许仅是一间破烂的寝室，没有火炉，没有便所，除壕沟外，没有给水设备，且没有庭园，但劳动是对于这非法榨取，莫可如何。……健康除害条例……不过是具文罢了……其实施，主要是让那些小屋出租人自行处理。……由罕见的灿烂光景转过眼来，注意这有辱英国文明的压倒的事实，从正义的立场说，是必要的。尽管劳动者的住宅不良，为彰明较著的事实，但观察者却异口同声的，说较这遥为迫切，而急待匡救的恶弊，宁为住宅的不足，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态。农村劳动者住宅杂沓密集的状态，多年以来，已不仅成为注意健康者的重大问题，且成为注意端正道德生活者的重大问题。报告农村地方传染病蔓延事实的人们，都像以铅版印制的一律语辞，反复这样主张，说在如此住宅杂沓密集的情态之下，一切阻止传染病蔓延的企图，都没有效果。并且，尽管田园生活有不少适于健康的良好影响，但因有助长传染病蔓延的这种原因存在，故也会助长其他非传染性的疾病的发生，这事实，也是曾经一再被指明过的。加之，指摘这种状态的人们，对于其他恶弊，也不曾保守沉默。那怕原来单是注意健康保护吧，往往总不免要把注意移到其他问题上面。在他们指明既婚未婚成年男女，多挤塞在窄狭寝室中的事实时，必然要唤起一种道德之感，表述在那种状态下的男女，决难维持其端正[103]。例如，在我最近常年报告的附录中，有奥特博士（Dr. Ord）的这种报告。他报告说巴金汉州的文格地方，流行一种热病，那热病是由一个从文格拉夫来的青年带来的；‘他发生热病后几天，与其他九个人同睡一房。在两星期之内，几个人受传染了，不久，那九个人中有五个患病，一个死去’……当时有一位圣•乔治医院的哈佛博士（Dr. Harvey），曾以私人医师的资格，诊视文格的病者，他给与我的报告，与上述报告恰好相同，他说：‘一个青年妇人，患着热病，与她同睡在一间房中的，有她的父母，她的一个私生子，两个兄弟，外加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合计十人。而在数周以前，这同一房间，还是十三个人的寝室’”[104]。

亨德尔博士曾调查过5375个农业劳动者住宅，那些农业劳动者，不全是属于纯粹的农业区域，而是散在英格兰各州。在他所调查的这些住宅中，有2195个住宅，只有一间往往同时兼用作寄宿舍的寝室。只有两间寝室的，占2930宅，有两间寝室以上的，占150宅。以下且就十二州采选若干标本。

（1）柏得福州

勒斯特林格华兹教区——寝室纵约十二呎，横约十呎。较这更小的还不少。小小的平房，往往以木板隔成两个寝室，在高五呎六吋的厨房中，放一张床。房租一年三镑。便所由租房人自备，房东仅仅供给一个安便所用的穴窟。有谁设好便所，其邻居都来共用。属于理查尔孙那位劳动者一家的房屋，是美好的无以复加的了。“其涂刷的墙壁，膨胀得像妇人屈膝为礼时的衣服。三角顶之一端突出，一端凹进；而在此凹进的方面，立着一个用泥土和木造成的形似象鼻的弯烟突，其旁撑有一根防备它倒下的长棒。户口和窗，都是长菱形的”。在视察过的十七栋房屋中，仅有四栋有一个以上的寝室，但它们却都是挤得满满的。仅有一个寝室的小屋中，住有三个大人，三个小孩，而在其他一个同样的小屋中，则住有夫妇两个加六个小孩，诸如此类。

担敦教区——房租昂贵，由四镑到五镑。成年男子一周间的工资十先令。为凑足房租，其家人都从事麦杆编结。房租愈高，合起来负担房租的人数就愈多。有六个成年人连同四个小孩住在一个寝室内，其房租要三镑十先令。这个教区房租最低廉的小屋，其外廓是纵十五呎，横十呎。房租三镑。在视察过的十四栋房屋中，有两间寝室的，只有一栋。村外不远的某房屋周围，大家都任意大便，该屋的门的下端，朽烂去了五吋。到夜间关门的时候，则塞以若干砖头，并覆以草席。窗的一半，玻璃同框子，全毁坏了。室内没有一点家具，只是三个大人五个小孩挤做一团。可是这教区与比格斯斐德联合教区的其余教区相比较，并还不算是坏的。

（2）贝克州

宾赫姆教区——在1864年6月，有一个小平屋内，住着夫妇两个和四个小孩。一个女孩由工作场所带回猩红热病，死了。其他一个小孩也病了，死了。当亨德尔博士被请到的时候，母亲同一个孩子在患窒扶斯；父亲同其余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隔离是难于做到的。因为在这个悲惨村落的拥挤市场中，就堆有待洗濯的患热病人家的敷用布。H家一周的房租一先令。仅一间寝室，住有他夫妇和六个小孩。另一家的一周房金为八便士，纵十四呎六吋，横七尺；厨房高六尺。寝室没有窗，没有炉，没有门，除了通到廊下，更没有其他出入口，庭园是没有的。在最近，这个房屋中住有一个男子，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成年儿子。父亲同儿子睡在床上，两个女儿则睡在过道上。他们都生了一个小孩，其中有一个，曾为分娩到贫民收容所去，然后回来的。

（3）巴金汉州

在这一州中，建在一千英亩地面上的三十栋小屋，约住130人乃至140人。在布拉登赫姆教区的一千英亩地面上，1851年建屋36栋，居住者男子84人，女子54人，男女数的不平衡，至1861年缓和下来了，其所住为男子98人，女子87人。即在十年之中，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同期间的小屋数，却减少了一栋。

文斯洛教区——这个教区的大部分新屋，都是以上等样式造成。小屋需要倍极显著，由是，极不成样的平屋，一周要租一先令乃至一先令三便士。

华特尔•伊东教区——这里的地主，眼见人口增殖，而把既有房屋拆毁去20%。一个须徒步到四英里之远去劳作的可怜劳动者，曾被人这样采问：你不可以在近点的地方找到小屋么？他答：“否，他们肯容受我们这样多人数的家族吗？”

在邻近文斯洛教区的丁克斯恩德，某一栋小屋的一间寝室内，住有四个大人四个小孩，纵十一呎，横九呎，最高处所六呎五吋。还有一间寝室，纵十一呎三吋，横九呎，高五呎十吋，住六个人。此等家族所占的地面，都较每个囚徒所占的地面为小。这每栋十小屋都只有一个寝室，并且都没有后门，水是缺乏极了。一周的租金，却是从一先令四便士到两先令。在视察过的十六栋房屋中，只有一个男子一周的收入有十先令。在此种情形下，每个人的空气量，相当于全夜关闭在四立方尺的箱中。然在旧时的小屋，还供给一定量的偶尔的换气设备。

（4）剑桥州

甘布林格教区，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也多的是到处能见到的小平房。麦杆编织极其通行。“死一般的倦怠，对于不洁之绝望的屈服”，支配着这个教区。该教区中心的房屋，全是任其颓朽，不加注意。而在其两极方面，则更见惨淡，许多房屋都朽烂不堪了。住在傍的地方的地主，自由自在地向这里吸取人血。房租异常之高；在同一寝室内，住八九个人。各有一两个小孩的六个大人，一同塞在一间寝室中的例子，有两个。

（5）爱色克斯州

在该州的许多教区中，人口在与小屋相并减少。不过，房屋的拆毁，仍不足以阻止人口增殖，也尚未曾在“移住都市”名义下驱逐农民的教区，仍有22区之多。在地积占3443英亩的芬格林果教区，其小屋在1851年有145栋，而至1861年，则不过110栋。但虽如此，住在那里的人，还是不愿离开，并且还在那种遭遇之下，增殖起来。在拉姆斯登•克拉格斯1851年，252个人住61栋房子，但至1861年，则是261人，挤塞在49栋房屋之内。在巴希尔登1851年，由157人住在占有地积1,821英亩的25栋小屋中，但十年之后，则是由180人住27栋小屋。在苏格林果，南芬桥，维得福尔，巴希尔登，拉姆斯登•克拉格斯等区，在1851，有占总地积8，449英亩的小屋316栋，共住1,392人，但至1861年，同地积上的小屋数，减到249栋了，其居住者数，却增加到1,473人。

（6）赫列福得州

这个小州农尺所受“驱逐精神”（"Eviktionsgeist"）的痛苦，较之英格兰其他任何州为尤厉害。拿比区的小屋，大抵只有两间房，多半是属于租地农业者的。这种小屋，每年容易获取三四镑的租金。而这些租地农业者支给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则每周不过九先令。

（7）汉亭登州

1851年，哈得福德教区有小屋87栋，此后不久，这个小教区（地积1725英亩），竟把小屋拆毁去19栋。而住民之数，则在1831年为452人，1851年为832人，1861年为341人。被视察过的小屋，有14栋，每栋都只有一个寝室。就中有一栋，计住有一对夫妇，三个成年儿子，一个成年女儿，再加四个小孩，共十人。另有一栋，挤住着三个大人，六个小孩。有某一间住八个人的寝室，纵十二呎十吋，横十二呎二吋，高六呎九吋，把室内突出部分都加算起来，每人平均约有一百三十立方呎。在十四栋房子的十四间寝室内，共住有四十三个大人，三十三个小孩。此等小屋，很少附有庭园，不过有一片地面，得以一洛德（一英亩的四分之一）十先令乃至十二先令租赁下来。这种租地例与小屋隔离着；小屋如没有便所，那就是大小便的地方，否则就是在小屋内安置一个像橱柜的抽屉样的木钵，权作便所：待其满载，然后再拿到那里去卸空。就在日本，生命条件的循环，也比较这来得清洁

（8）林肯州

兰格托佛特教区——在这教区的某一小屋中，住有一对夫妇，他的岳母，和他的五个小孩。小屋内有厨房同洗濯地方，厨房对面为寝室厨房与寝室纵十二呎二吋，横九呎五吋。总地积纵二十一呎二吋，横九呎五吋。寝室有屋顶，墙壁像棒砂糖样的向着屋顶集中，屋顶窗向前面开着。他为什么住在这里呢？因为有庭园么？不是的，庭园小极了。因为房租便宜么？不是的，每周一先令三便士，贵极了。因为靠近劳动的地方么？不是的，离劳动场所有六英里之远，每天得往复步行十二英里。然则他住在这里，就不外因他能租到这个小屋。他要一栋专供他一家用的小屋，至若这小屋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的货色，他都顾不得了。下面的表是兰格托佛特教区住三十八个大人和三十六个儿童有十二个寝室的十二栋小屋的统计。

（9）肯特州

肯宁格东教区——在1850年，住民的拥挤，达于极点。当年白喉症流行，教区医师以职务上的关系，调查贫民的状态。他发现当地仅管需要劳动，而小屋则不断拆毁，并不曾建筑新的小屋。在某一地区，有被称为鸟笼的四栋小屋。每栋小屋有四个房间，其大小如次：

（10）诺桑蒲吞州

在布林华茲，皮克福德及福洛尔诸村，一到冬天，就有二三十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漫步路头。租地农民每每不尽力耕作谷物和萝卜栽培地。地主知道他顶好是把他所有的零散小租地，并集为二三处大租地。这一来，有些人就无工可作了。在一边是土地需要劳动，而另一边则是被欺骗了的劳动者，殷切地要求获有土地。夏天过度兴奋的劳作，冬季则陷于半饥饿的状态，无怪他们常用其独特的方言说：“僧侣贵族结托着，苛杀俺们！”

在福洛尔村，一个极小的寝室内，住有一对夫妇，加四个五个或六个小孩；有一个小寝室，住三个大人五个小孩；更还有一对夫妇，一个祖父，同患猩红热的六个小孩一同住着；有两栋各有两间寝室的小屋，一栋住有八个大人的一个家族，一栋住有九个大人的一个家族。

（11）菲尔特州

斯特拉东教区——有三十一栋房屋被视察过。其中，有八栋房屋，都只一个寝室。在同教区的彭基尔地方，有一栋小屋，每周房金一先令三便士，住有四个大人四个小孩的一家。把墙壁将就过得去这一点除外，由粗烂石片压成的地板，到腐朽了的茅葺屋顶，都毫无足述。

（12）渥塞斯特州

这一州的小屋的拆毁，虽不怎么厉害，但由1851年至1861年间，一屋的平均人数，却由4.2人增加到了4.6人。

巴德色教区——这个教区有许多附有小庭园的小平房。若干租地农业家说：小屋是“妨害物，因为它们招致贫困者。”某绅士说：“纵建小屋，他们的状况并不因之改善。你即使建造起五百栋，马上就会塞满。在实际，你建造愈多，他们需要也愈多”。（即在他看来，房屋会招致住民，而住民则依自然律压迫着房屋）。关于此点，亨德尔博士说：“此等贫民，总归是来自某某地方。那种地方，既然没有像巴德色救贫设备那样的特殊事项，足以吸引他们，他们就必然要由不适合事体的反拨，而移住到这里来了。假若每个人都能在他劳动所在的附近，租到一个小屋和一块空地，他就不用搬到巴德色来了。巴德色一块空地的租价，有租地农业家支付地主的租率两倍。”

人口向都市的不断移住；由租地累积，耕地牧场化，以及机械采用所造成的农村人口的不断过剩化；与小屋农民因小屋拆毁而不断驱逐的现象，相互携手并行。一定地方的人口愈空虚，在同地方的“相对过剩人口”就愈增大；而他们对雇佣手段上的压迫，及农村人口比于房屋的绝对过剩，也益加大，由是，在农村方面，地方的过剩人口，与恶疫所由形成的极端拥挤现象，遂益臻显著。人口在散在的小农村和乡村市镇方面的密集，和人口在农村地方一般的强制的驱逐，是相伴而行的。农村劳动者，人数尽管在减少，由他们所生产的生产物量尽管在增大，他们的人口，却在不断地趋于过剩化，这种事实，就是使他们陷入被救恤的贫困的摇篮。而此被救恤的贫困，结局又成为驱逐他们的一个动机，成为使他们住宅变得非常可怜的主要源泉。这种难堪状态，把他们最后的反抗力挫折了，使他们变成地主和租地农业者的单纯奴隶[105]。这一来工资的最低限度，对于他们就成为自然律来推行了。在另一方面，农村地方尽管不断引起“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却又感到人口不足。此种人口不足现象，不仅局部地见于那些人口激急流向地方都市，矿山，铁道建设方面的地点，并且，在春夏之交，在收获季节，在英国周到而集约的农业，需要临时劳动力的许多时期，随在都可见到人口不足的事实。这就是说，农业劳动者对于耕作上的经常需要，常显得过多，而对于耕作上之例外的或暂时的需要，则又常显得过少[106]。由是，我们在政府公文中，就发现同一个地方，同时诉说劳动不足与劳动过多的矛盾。暂时的或局部的劳动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那不过在耕作上促使妇女儿童劳动被采用，使劳动者的年龄降下。妇女儿童的榨取规模一经扩大，那马上就要反过来成为一个新手段，促使耕作上的成年男子劳动者过剩，从而，使他们的工资低下。在英格兰的东部，盛行着这个有缺陷的循环的美好果实——劳动队制度（Gangsystem Oder Bandensystem）。下面且就这种制度，作一简括的叙述[107]。

劳动队制度，一般通行于林肯，汉亭登，剑桥，诺福尔克，沙福尔克以及诺亭汉诸州，而在洛桑蒲吞，柏得福及鲁特兰等相邻的诸州，也在有些地区可以见到。这里且以林肯州为例来说。这个州有一大部分是新的土地，或由原来的沼泽地形成，或者如上述其他诸州一样，是最近由海中获取的陆地。在排水上，蒸汽机关表示了奇迹的作用。昔日的沼泽与砂地，今日竟成为郁勃苍苍的谷物之海原，并担负着最大的地租。如在亚克斯荷蒙岛及特伦特河畔诸教区所见的人工冲积地，也是如此。在这些地区，其租地因为是新起的，故不仅没有新建造小屋，且还把旧小屋拆毁了，由是，劳动的供给，就必得从若干英里以外的开放村落，沿着崎岖的山路而来。农民从前在冬季长期过剩中得到住所的，就只是那些开放村落。定居在四百亩到一千亩的租地上的劳动者（他们被呼为“拘束着的劳动者”，Confined labourers），是专门使用在有恒久性的，困难的，和借马帮助的农业劳动上。平均每一百亩租地，还没有一栋小屋。例如，某沼泽地的租地农业者，曾向调查委员这样供述：“我租赁320亩耕地。那里没有一栋小屋。在我的租地上，现仅住着一个劳动者。我还有四个马丁住在这附近。需要多数劳动者的轻易工作，则找劳动队去做”[108]。土地耕作上需要多量轻易劳动，如除草，锄地，施肥及拾取石子等等。像这样劳动，通是由那些住在开放村落的劳动队（或有了组织的一队劳动者）去担当。

劳动队的队员，包括有妇人，男女少年（由十三岁到十八岁，不过少年男子一到十三岁，就多半要被排除出来）及男女儿童（由六岁到十三岁）。每队由十人以至四五十人不等。领队的队长，常为普通农村劳动者，这种人虽多为称作恶徒的无定业的，好饮酒的无赖，但还有一定的企业心和经营的才干。由他召集的劳动队，是在他的指挥下活动，而非在租地农业者指挥下活动。他常与租地农业者，成立计件劳动的契约。他的收入，虽较普通农村劳动者的牧入，多不了多少[109]，但视所指挥的劳动队，能够怎样熟练地在最短时间内支出最大劳动，生出大小差别。租地农业者都知道：妇女诚然要在男子指挥之下，按步就班地做去，但如佛利埃所说，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只要一着手劳动，他们就肯猛烈地支出自己的生命力；但成年的男子劳动者则不是如此，他们都会狡猾地尽可能地节省自己的生命力。劳动队长率领他的队伍，由这个租地，到那个租地；一年中，使他的队员劳作六个月乃至八个月。在劳动者的家族看来，在他指挥下劳动，比在间或使用儿童的个别租地农业者指挥下劳动，收益遥较为多，而且遥为安定。就因为这种缘故，他在开放村落内的势力，颇为巩固；要雇用农民的儿童，都得通过他的媒介。由是，撇开劳动队而个别地贷出儿童，就成了他的副业。

这个制度的黑暗面，就是使儿童及少年少女作过度的劳动，就是使他们每天不得不在五英里乃至六七英里的距离之间，徒步往来，最后，就是劳动队里面的风纪紊乱。队长在若干地方，虽被称为“驾驭者”（"The driver"），并携带一根长棒，但他使用长棒的时候极少，虐待的怨言，也不大听见。他是一位民主的皇帝，或是一种哈麦林的捕鼠者（eine Art Rattenfanger von Hemeln）。因为他有对部下维持人望的必要，故他借着在他指挥下展开的流浪人的生活，以怀柔其部下。粗野的放纵，毫无拘束的酣乐，和猥亵的行为，给予劳动队以魔力。他通常在酒馆中耗去他的钱财，酣醉归来左右扶以顽强的妇人，走在行列的前面，而儿童及少年少女，则跟在后面，叫嚣恣肆地唱着猥亵的歌曲。他们每天是这样归来，这正如佛利埃所谓“男女公开”（Phanero gamie）。十三四岁的少女，与同年龄的男队员，发生关系，生产小孩，已成为数见不鲜的事实。供给劳动队队员的开放村落，早变成了罪恶深重的地方[110]。这种地方，比之英吉利王国的其他地方，要供给两倍的私生子。在这种学校育成的少女，该会在结婚后招致如何的道德结果，那是我们已经指示过了的。他们的子女，在没有受到鸦片之毒的限度内，将为生成的劳动队的新兵。

像以上所说的这种典型的劳动队，被称为公劳动队，普通劳动队或流浪劳动队。因为此外还有私劳动队存在。私劳动队的组织，与普通劳动队同，不过人员较少；并且，这种队伍，不是在队长指挥下劳动，而是在老农仆——在租地农业者看来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才好的老农仆——手下劳动，在这种劳动队中，流浪人的狂态是消灭了，但儿童报酬更坏待遇更坏的事实，则是为一切目击者所确认的。

最近数年来，劳动队制度在不断扩大[111]；这种制度，显然不是为队长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为增进大租地农业者[112]的财富，从而，为增进土地所有者的财富而存在[113]。租地农业者因既要把他的雇佣劳动者数，保持在正常水平以下；却又要为临时的一切劳作，常准备好临时的劳动者；并且要以最小可能的货币额，榨出最大可能的劳动[114]，此外，又要使成年男劳动者流于“过剩”，所以再没有比劳动队制度更好的方法。一方面尽管承认农业劳动者有多少人在失业，但他方面又承认因为成年男劳动者不足，因为农民向都市移住，所以有劳动队制度的“必要”这种矛盾现象，可由以前的说明而得到理解[115]。林肯州的锄去了杂草的土地，和没有清除的人类的杂草，恰好是资本主义生产上互相对立的两极[116]。

F　爱尔兰

在结束这一节的时候，我们还有暂时旅行爱尔兰的必要。首先且述问题所关的重要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在1841年为8,822,664人，1851年减为6,623,985人，1861年减为5,850,309人，至1866年，更减为5,500,000人，约与1801年的人口相当。这种人口减少趋势，乃开始于凶荒的1846年。此后下列20年间，爱尔兰竟失去它的总人口5/16以上[117]。自1851年5月至1865年7月间，由爱尔兰移住其他地方的人总数，为1,591,487人。其中，在1861年至1865年最后五年间移出的，就有五十万人以上。由1851年到1861年间，同国的住宅数，计减少52,990栋。在同一时期内，15英亩乃至30英亩的租地数，虽有61,000的增加；30英亩以上的租地数，虽有10,900的增加，但各种租地的总数，却减少120,000之多。这就是说，这种减少，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的消灭，或者说由于它们的集中。

人口的减少，必然要伴随生产物量的减少。在我们的探究目的上，只须考察由1861年至1865年那五年间就行了；在这五年间，在五十万以上的人口移住国外，绝对的人口数，竟减少三十三万以上（参照A表）

A　表

家　畜　类

上表会生出以次的结果

马 牛 羊 豕

绝对的减少 绝对的减少 绝对的减少 绝对的减少

72,358 116,626 146,608 28,819[118]

现在，我们且转而论到供给家畜和人类以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所揭各年度的增减，系参照上表而计算的。在谷物中，包含有小麦，燕麦，大麦，黑麦，长豆及豌豆；在野菜类中，包含有马铃薯，萝卜，甜菜，芒果，卷心菜，红萝卜，防风草，荚豆等等。

B　表

耕地与草场的地积的增减（单位英亩）

C　表

1865年与1864年比较耕地面积和每英亩生产物及总生产物的增减[119]

D　表

有负担所得税义务的所得（单位镑）[120]

E表

爱尔兰的D种所得，即利润所得（60镑以上）[121]

在1865年，“草场”有127,470英亩的增加。那主要是由于未被利用的荒地及泥泽地，有101,543英亩减少的结果。假若把1865年与1864年加以比较，则谷类有246,667卡德（就中，小麦48,999卡德，燕麦160,605卡德，大麦29,892卡德）的减少，马铃薯有446,398吨的减少；而马铃薯栽培地的面积，却在1865年有所增加（参照C表）。

爱尔兰的人口及农产物的变动，已如上述。我们且进而论及它的土地所有者，大租地农业者及工业资本家们的财富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但理解D表所应注意的事项，就是在D种所得（租地农业者所得以外的利润）中，包含有称为“自由职业”所得的利润（如律师，医生等等的所得）；而在未揭出细目的C种及E种所得中，包含有文武官吏，挂名受禄者及国债券所有者的所得。

由1853年到1864年，D种所得的年平均增加，在爱尔兰不过为0.93，而在大不列巅全体，则达到4.58。E表，乃表示1864年及1865年的利润（租地农业者的利润除外）的配分。

如其爱尔兰那样的人口减退现象，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英格兰，发生在以业为主体的英格兰，那英格兰恐不免要因出血而致死罢。然而爱尔兰就在今日，还不过是由宽大海峡所隔开的英格兰的一个农业区域，它对英格兰供给谷物，羊毛，家畜，并供给产业上军事上的新兵。

因为人口减少，爱尔兰有大量的土地不得耕种，以致引起土地产物的激减[122]。同时，用作牧场的土地面积尽管扩大，但在某种牧畜部门上，生产也绝对减少；而在其他牧畜部门，则不过赍来了不足齿数的一点进步，并且，那一点进步，还在不断受着阻挠。人口减少了，地租和租地农业者的利润，却不断增大起来。不过，利润的增大，不像地租那样行之以渐，那理由是容易理解的。在一方面，随着小租地的集中化与耕地的牧场化，总生产物中转化为剩余生产物的部分增大了，惟其如此，总生产物纵然减少，其中的一部分即剩余生产物，却仍有所增加；在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肉类，羊毛等市场价格腾贵的结果，剩余生产物在货币价值上的增进，比之其量的增大，更为急速。

由生产者自身消费的生产物，不是商品。在同一意味上，只当作生产者自身的职业手段和生活资料，而不并合他人的劳动，以增殖其自身价值之分散的生产手段，也不是资本。使用在农业上的生产手段量，虽随人口减少而减少，但使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大了。因为这是从前分散的生产手段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的结果。

除农业外，爱尔兰投用在工商业上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来的不断的大变动下，徐徐有所蓄积。但这种资本之个别构成部分的累积，却反而来得迅速多了。并且，这种总资本的绝对的增大虽小，但与减缩的人口数比较起来，又显示它相对地在着着增加。

在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这过程，对于支持古典派经济学的以次教义，是再好没有了。那教义是说：穷困系由绝对的过剩人口产生；一旦人口减退，均衡重又恢复。爱尔兰的实验，较之过去为马尔萨斯信徒所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黑死病，是遥为重要了。但这里应顺便一言的是：想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及与此生产关系相照应的人口情形之上，那只能说是学校教师的素朴；而且，那还不仅是素朴，并把以次的事实忽略了。即紧随上述黑死病及人口减少而起的现象，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是农民得到解放，和他们的财富的增加，反之，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则是相反地增进他们的隶属状态，增进他们的贫困[123]。

爱尔兰由1846年的饥馑，牺牲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命。但被牺牲的，都是贫乏的人。对于同国的财富，没有给予一点损害。此后二十年的国外移住，不断有所增加的国外移住，并不曾破坏生产手段和使用生产手段的人类。这是与三十年战争不同的地方。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法，把贫民由穷乏的舞台，驱遣到数千里以外。往美洲合众国移住的人们，会逐年向故国的残留者，汇回一定额旅费。这样，今年移出的一队，到明年就能带出其他一队，结局，向国外移住，就不但不加爱尔兰何等负担，且宁为其输出贸易之最有利的一个部门。最后，国外移住还成为一个组织的过程，它不单是偶尔排去人口的一部分，且由年年汲出的人口，超过年年依出产补充的人口的方法，使绝对的人口水准，逐年低落[124]。

然则国外移住，对于那些残留在国内的，由过剩人口得到解放的爱尔兰劳动者，该有怎样的影响呢？那影响是：相对的过剩人口，就在今日，也还和1846年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工资是同样低廉；劳动上的痛苦增大了；农村地方的贫困，更唤起了一种新的危机。其原因是简单的。在国外移住的当中，农业是在以同一的步调推行革命；相对的过剩人口的生产，较之绝对的人口减退，还要来得迅速。我们一看C表，就知道爱尔兰的耕地牧场化，比较英格兰的耕地牧场化，是定然要作用得更加尖锐的。在英格兰，牧畜与野菜类的栽培，虽然都称发达，而在爱尔兰，则实有所减退。从前耕作的土地，有许多休耕了，或者永久转化为草场；从前未经利用的荒地或泥泽地，则有一大部分在用以扩展牧畜。较小的及中层的租地农业者——我把未耕作到一百亩以上的租地农业者，都算在这个部类——现今仍约占总数十分之八[125]。他们在以空前无比的程度，为那些从事资本经营的农业所压迫，并且乃不绝对于工资劳动者阶级，供给新的补充队伍。爱尔兰的唯一大工业，就是亚麻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上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不多，所以，由1861年至1866年棉花腾贵以来，这种工业虽颇有扩张，但它所使用的人数，仍只是全人口中的一个无关重要的部分。并且，在这种工业方面，也正如在其他一切大工业上一样，那怕就在它所吸收的人口数在绝对增大的场合，也往往要因其自身范围内所生的不断变动，而不绝造出相对的过剩人口来。农民的贫困，是大衬衣制造厂及其他工厂的基础，而此等方面的劳动者队伍，则大抵是散在国内各地。在这里，我们重又碰到了以前描述过的家内劳动制度，那制度，是由过少的给付，与过度的劳动，作为人口过剩化的有组织的手段。最后，爱尔兰的人口减退，虽然没有像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国家那样带来破坏结果，但在国内市场上，也并不是没有引起不断的反应作用。由人民移住国外所造成的空隙，不单是使地方的劳动需要缩小，且还使零卖业者，手工业者等等小本经营者的一般收入缩小。E表所表示的60镑至100镑的所得的减退，即由于此。

关于爱尔兰农村日佣劳动者的状态，在爱尔兰救贫法监督官的报告（1870年）[126]中，有一个简单扼要的叙述。此等监督官，因为是这样一个政府的官吏，这个政府，只是由刺刀和或明或暗的戒严状态所维持，故不得不在措辞上十分审慎，那是英格兰同僚们所蔑视的。但虽如此，他们仍不让其政府安眠在幻想中。据他们说，农村地方的工资率，仍极低下，而这低下的工资率，还算经过了最近二十年间百分之50乃至60的昂腾。现今一周间的平均工资，为六先令乃至九先令。然而隐在这外表上昂腾之背后的，是现实工资的低落。因为工资的昂腾，决没有与同一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昂腾，保持均衡。试从爱尔兰某一贫民收容所的政府计算，摘出其精华，作为例证吧。

一周每个人的平均生活费

与二十年前比较起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足为两倍，而衣类的价格，也恰为两倍。

就把这种不均衡撇开不说罢，单是比较由货币所表现的工资率，也不会给予我们以正确的结论。在饥馑以前，农村工资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以货币支付的，只不过一极小部分；而在今日，则是以货币支付为通则。单凭此种事实，就会生出以次的结论，即：不管现实工资的变动如何，工资的货币率是非增腾不可的。“在饥馑以前，劳动者还有一块可以栽培马铃薯，饲养豚或家禽的土地，然至今日，他须购买一切生活资料；由出卖豚，家禽，乃至鸡卵而得的一切收入，都丧失了[127]。”其实，在从前，农业劳动者与小规模租地农业者，没有何等显然的区别；他们多半是靠中型租地与大型租地来确保自己职业的人口阶层。他们成为纯粹的工资劳动者阶级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特殊阶级，通过货币关系，而与工资给付者相结合，那只是1846年灾变以来的事。

他们在1846年的住宅状态如何，我们是知道的。自是以后，那种状态更形恶化。农业上的日佣劳动者，是在一天一天减少，但他们有一部分，迄今尚住在租地农业者保有地的小屋中，那种令人战栗的拥挤状况，为我们提供了英国农村地方在这方面的最坏的标本。这事实，除了亚尔斯塔若干地区外，所有在南部考克，里梅利克，基尔尼诸州，在东部威克洛，卫克斯福尔德诸州，在中部金斯，昆斯，杜伯林诸州，在北部斯里果，罗斯卡蒙，梅约，加尔威易诸州，都一般地通行。一位救贫监督官厉声说：“农村劳动者所住的小屋，简直有伤基督教及本邦文明的面目”[128]。为使日佣劳动者更加爱好这种小屋，不知在什么时代附着于其住宅的一片土地，也被有组织的没收了。“他们生存是全依靠地主及其代理人的感觉，竟使他们对于那些把他们看作无权利的人种看待的人们，在内心生起一种反抗憎恶的念头”[129]。

农业革命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扫除那些位置在劳动场所的小屋。这个扫除工作，在以极大的规模进行，俨然是奉旨扫除一样。其结果，许多劳动者，就不得不在村落与都市，寻求隐身的场所。他们宛如废物，被投进那些最不良区域的屋顶室中，窖穴中，地下室中以及角落中。爱尔兰人对于家庭的稀有的怀乡心，对于精神上的欢乐，对于家庭生活的纯洁，是一向著称的。他们有几千这样的家族，突然被移植到了恶德的暖房中，这是囚于国民的偏见的英国人，也肯证言的。成年的男子，现在都得在邻近租地农业者那里找寻工作，那些租地农业者只肯以最不确实的日雇工资形态雇用他们。加之，“他们到劳动的场所，须在长距离之间往来。途中往往被淋湿了，或遭遇其他种种困难，以致时常惹起衰弱，疾病，而陷于穷乏”[130]。

“在农村地方被视为过剩劳动的人，逐年都得由都市方面收容”[131]。由是世人对于“都市及村落劳动者过剩的时候，若干农村地方竟缺乏劳动者，或怕要缺乏劳动者”[132]，感到奇怪。其实这种劳动缺乏之感，只限于“春秋二季，农业劳动繁忙的季节”，而“在其他季节，许多劳动者，都无所事事”[133]那就是说：“由收获主要农作物即马铃薯的十月，至翌年早春的时间……他们都无工可作”[134]而且，那怕就在繁忙季节罢，“也有一连几天不劳动的时候，也不免要碰着一切种类的劳动中断”[135]。伴随农业革命——如耕地牧场化，机械的利用，以及严格意义的劳动节约等等——发生的这种结果，因标本地主，因那些不消费其地租于国外，而屈居在其爱尔兰领地内的土地所有者，进一步严重化了。为了不使需要供给法则受到妨碍，这些绅士们，“主要由小租地农业者，取得劳动供给。那些租地农业者，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得应地主的要求去劳动。他们的工资，比较普通日佣劳动者的工资率为低；并且，如像在播种期或收获期那样的重要时期，他们虽然眼见自己农作物受到不利益或损害，也不得稍有顾虑”[136]。

这种雇佣不确定与不规则的事实，劳动停滞现象会不断再现且经久持续的事实，是相对过剩人口的征候，此等征候，都在救贫法监督官报告中，当作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痛苦原因而指出了。我们当记得：英格兰的农业无产阶级，也有过同样的现象。但其间有一不同之点，就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其工业上的预备军，是由农村地方得到补给，而在农业国爱尔兰的农业预备军，则是由那成为农村劳动者避难所的都会取得补充。在英格兰，农业上的过剩劳动者，转为工厂劳动者，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都会的农业劳动者，虽然压迫着都会的工资，但他们仍旧是农业劳动者，会不绝为求得劳动，而被送还到农村地方去。

救贫法监督官曾概述农业日佣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如次：“他们虽过着极端俭约的生活，但其工资，对于供给一家的食物和支付房租，仍嫌不够。要为自身及妻子添制一点衣服，势须设法求得其他财源。……他们小屋中的那种氛围气，与其他方面的困乏情形配合起来，使他们这个阶级格外容易受到窒扶斯和肺结核的侵袭”[137]。据监督官们的报告所异口同声地证明的，在这种状态下，无怪他们这个阶级渗透了阴郁的不满，使他们对过去憧憬，对现在嫌恶，对将来绝望，终至委身于“煽动家之邪恶的影响”，除了想移住美洲以外，再没有其他何等有恒的观念。这就是乐土，是绿的爱尔兰，由伟大的马尔萨斯万应丹即人口减少所转化成的乐土！

然则爱尔兰的工业劳动者，是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呢！那由下面一个例子可以征知。英国工厂监督官洛巴特•贝克尔（Robert Baker）说：“当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我发现同地某一熟练劳动者，是这样努力，成就他的子女的教育。我照他亲口的供述，写在下面。他为一熟练劳动者，因我见他是被使用在供给孟彻斯德市场的商品的制造上。约翰生——我是一个槌工，每周由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是由上午六时上工，午后十一时下工，星期六则在午后六时下工。并有三小时的食事及休息时间。我有五个子女。我一周劳动所得工资为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和我在一处劳动，她每周的工资为5先令。长女十二岁，照管家务。她是我们一家的厨役，一家唯一的仆人，她照料弟妹上学。每早通过我们住宅旁边的小姑娘，在五点半钟唤醒我。我和妻一同起床去上工。在上工以前，我们什么都不吃。长女则终日照料弟妹。我们工作到八点钟，才回家来吃早饭。每星期，只用一回茶。有时吃燕麦粥，有时吃玉蜀黍粥。到了冬天，则在玉蜀黍粥里渗点砂糖和水。在夏天，我们吃点马铃薯，那是在我们自己小庭园栽种的。没有马铃薯，还是吃粥。我们间或也用点牛奶。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我们一直是这样过下去。夜间，工作终了，我们极其疲劳。有时，我们也会见到一片肉，但那是太稀罕了。我们有三个小孩上学，其费用，每人每周约要1便士。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就再便宜，每两周间也要1先令6便士”[138]。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在实际，爱尔兰的穷乏，现今仍成为英格兰日常的话题。由1866年终末到1867年初叶，有一位名为达斐林勋爵（Lord Dufferin）的大地主，曾在《泰姆士报》上从事这个问题的解决。“这该是如何有人味的大地主！”

据前揭E表，我们知道：在1864年，总利润为4,368,610镑，就中为三位货殖家所攫有者，不过262,610镑。然至1865年，这三位大“节欲家”在总利润4,669,979镑中所攫有者，已达到274,448镑。在1864年，有26位货殖家，攫有646,377镑；在1865年，28位货殖家，攫有736,448镑。1864年，121位货殖家，攫有1,069,912镑；1865年，186位货殖家，攫有1,329,916镑。1864年，1131位货殖家，攫有2,150,818镑，约当年利润总额之一半；1865年，1194位货殖家，共攫有2,418,933镑，占年利润总额一半以上。但因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以极少数大地主，在逐年国民地租总额中，竟攫有这么巨大的分额，所以英国国家的智慧，觉得对于地租的分配，还以不提出像利润分配那样的统计资料为得策。达斐林勋爵就是这种大地主之一。说地租与利润常为“过多”的观念；或说此种过多，常与人民贫乏的过多有某种关联的观念，皆是“不名誉的”，“不健全的”。他是完全根据事实。那事实就是：爱尔兰人口减少，地租却随之增大。由是，人口的减少，于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于土地，于那些只被看作是土地附属物的人民“有利”。惟其他根据这种事实，故倡言：爱尔兰的人口，现今还是过剩；国外移住之流，还太缓慢。要使爱尔兰享有完全的幸福，今后至少还须排出三十几万劳动者人口。山格拉得派（der Schule Sangrados）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的时候，往往是命其放血，还无起色，还再放血，直到病者的病没有了，血也没有了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把这位地主（且为诗人）与山格拉德派医生同样看待。他只要求放出三十几万的血，但要爱尔兰得到一千年太平，则非放两百万的血不可。这证据是容易提供的。

爱尔兰在1864年的租地数及其面积[139]

数 英亩

（1）1英亩以下 48,653 25,394

（2）1亩以上5英亩以下 82,037 288,916

（3）5亩以上15英亩以下 176,368 1,836,310

（4）15英亩以上30英亩以下 136,578 3,057,343

（5）30英亩以上50英亩以下 71,961 2,906,274

（6）50英亩以上以100英亩以下 54,247 3,983,880

（7）100英亩以上 31,927 8,227,807

（8）总面积 —— 20,319,924

由1851年至1861年之间的集中结果，主要是使1英亩以下到15英亩的前三部类的租地，被剿灭了。这些租地，是有首先剿灭之必要的。结局，产生出了307,058个“多余的”租地农业者，如低低估计他们一家平均为四人，则其总人数将达到1,228,232人。如其作一过分的假定，说在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得再被吸收，其结果，就有291,174人，待移住外国。至若属于第四部类至第六部类的15英亩以上，100英亩以下的租地，用以从事资本主义的谷物耕作已嫌小，用在牧羊的目的上，则成为近于零的面积，这是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由是，在上述的同一假定下，更有768,761人要移住国外。与前者合计，即为1,709,532人。因为食欲是由吃当中生出来的，在爱尔兰地主的眼中，立即发现了：有3,500,000人口的爱尔兰，仍时常闹着穷困，乃因为它的人口过多了。因此，要使爱尔兰变为英格兰的牧羊场与放牧场，它的人口还必须进一步减退[140]。

但好像这个世界的其他一切好事一样，这个有利的方法，也有它的短处。地租在爱尔兰蓄积，而爱尔兰人则以同一步调，在亚美利加蓄积。被羊子和公牛驱往国外的爱尔兰人，再以斐理亚团员（Fenior）的名义，崛起于大西洋的彼岸。巨大的新兴的共和国，面向着海对岸的老女皇，日益增加其威胁地，昂起头来：

辛酸的命运，使罗马人漂浪着，

残杀同胞的罪孽呵！

* * *

[1]马克思著：《工资劳动与资本》。——“民众所受的压迫程度不变，则一国无产者阶级人数愈大，其国乃愈富。”（柯林Colins著：《经济学，革命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源泉》巴黎1857年第Ⅲ卷第331页。）从经济学上来考察，所谓‘无产者阶级’，不外就是生产‘资本’增大‘资本’的工资劳动者，只要他们对于贝魁尔（Pecqueur）所谓‘资本君’的价值增殖欲望，一旦成为多余的，他们马上就要被驱逐的。“原始森林的病弱的无产者”，乃是罗雪尔心中的美妙的幻想。原始森林的栖息者，就是原始森林的所有者。他像猩猩一样，无所忌惮地，把原始森林看为自己的所有。所以，他不算是无产者。必须是原始森林利用他，不是他利用原始森林，他方才成为无产者。就健康状态说，这种人不单足与近世无产阶级相比较，且还足与梅毒的瘰疬的上流阶级相比较。不过，罗雪尔先生所谓原始森林，恐怕就是他的故乡里奈堡的丛林罢。

[2]约翰•白拉斯著：《设立工业大学的建议书》第2页。

[3]孟德维尔著：《蜜蜂寓言》第5版伦敦1728年评述第212页，213页228页。“有节制约生活和不断的劳动”（著者的思想，是说尽可能延长劳动日，尽可能减少生活资料），“是使贫者有合理的幸辐”，“使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及他们在政治上的高官和代理人）富而有力的直接的路。”（《工商业论》伦敦1770年第54页。）

[4]艾登所应问的，宁是“市民制度”究从何产生。他由法律幻想的立场，不认法律为物质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却反而以生产关系为法律的产物。对于孟德斯鸠的幻想的“法的精神”林格（Linguet）单用“法的精神即是所有权”一语，就把它全盘推翻了。

[5]艾登著：《英国贫民的状态》或《劳动阶级史》第Ⅰ卷第Ⅰ篇，第Ⅰ章第1页第2页。序文第20页。

[6]如其读者记起1798年刊行《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我就要以下面的事实，提醒读者。就那部书最初刊行的内容来说，它也不过是对于德福（Defoe），斯杜亚，汤生德（Townsend），富兰克林，瓦拉斯（Wallace）一辈人的言论，加以小学生样浅薄的，僧侣样改头换面的剽窃。那里面没有包含一个独创的命题。至那部小书所以会名噪一时，全是由于党派利害的关系。在当时，法兰西的革命，已经在不列巅联合王国，找到了热心的拥护者。“人口的原理”，是在十八世纪慢慢演成的；嗣后便在一个大社会危机当中，大擂大鼓的，被吹得像似康多塞（Condocet）等等学说的有效的消毒剂；英国的寡头政治，也把它看作是一切渴望人类进步的热望的大铲除器，报之以欢呼。马尔萨斯对于他自己的这种成功，也大为惊愕的，他于是进而着手改编他的《人口论》，把各种皮毛搜集的材料，塞进旧的构造中，并追加一些非由他发现，不过由他拼凑的新材料进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虽为英国国教会的僧侣，却立过严守独身的修道院的誓言。因为必须如此，他方才能够取得新教的剑桥大学的校友资格。“我们不容许既婚者为校友会会员，一经结婚，就会取消他的校友资格。”（剑桥大学委员会会报第172页。）这种事实，使马尔萨斯对于其他新教僧侣，显示了一种有利的区别，即其他的新教僧侣，一方面脱弃僧侣应该独身的加特力教的命令，主张以“多生多殖”为特殊的圣经的使命，到处以不体面的程度，贡献于人口的增殖，但同时却又向劳动者宣论“人口的原理”。这里有一个特征的现象，就是经济上的原始罪恶，亚当的苹果，急迫的情欲，以及僧侣汤生德滑稽称说的“挫钝古比德神的剑的各种障碍”——这诸种事实，都为新教神学或新教会的人所独占，所继续独占着。除了有创见的，才气横溢的威尼斯牧师奥特土（Ortes）一人而外，所有的人口问题的论者，差不多都是新教僧侣。

把讨论这个问题的小僧侣们暂置勿论，如近世人口论集大成的《动物体系论》（勒登1767年刊。这书的观念，系得自魁奈及其老弟子米拉波间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的著者布洛克纳（Bruckner），其次如僧侣瓦拉斯，如僧侣汤生德，如僧侣马尔萨斯及其弟子大主教汤玛斯•查尔麦斯（Thomas Chalmers），都是新教的僧侣。在最初，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为霍布士，洛克，休谟等哲学者，为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腾普尔（Temple），沙里（Sully），德•韦特（De Witt），诺兹（North），劳（Law），凡德林（Vanderlint），阚梯龙，富兰克林等实业家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收到最大结果的，是配第，巴贲（Barbon），孟德维尔，魁奈之流的医生。就在十八世纪中叶，当时显著的经济学者僧侣杜克尔（Tucker），还声辩他为什么要研究财神。然此后，新教僧侣的丧钟，正是用这个“人口原理”敲起来的。配第把人口视为是富之基础，他和亚当•斯密同样为僧侣的公然的敌人，他好像预觉到了他们这种拙劣的干涉，所以说：“僧侣最肯制欲的时候，就是宗教最繁盛的时候；那正如同我们前此说到的法律一样，法律家最少作为的时候，就是法律最有效果的时候。”因此，他忠告新僧侣们说：假若诸君遵从使徒保罗的教言，由独身而“制欲”，“诸君所造出的教职者，就不致超过现在寺产所能吸收的人数。换言之，英国兰和威尔斯仅有一万二千教职的时候，诸君造出二万四千教职者，实为不智。那时候，得不到教职的一万二千人，就得寻求谋生的路。他们要达成这种目的，最简而易行的方法，就是向着世人，记已有教职的一万二千人，在毒害并饥饿世人的灵魂，在迷混他们走向天国之路。”（配第著：《赋税论》伦敦1667年刊第57页。）亚当•斯密对于当时新教僧徒们的态度，也可由以次的事实征知。参看“一封给亚当•斯密博士的书信：论其友人休谟之生涯与哲学。”（所谓基督教徒的一份子著：第四版，牛津1784年。）诺尔维克市的僧正霍尔尼博士（Dr. Horne），曾根据下述的理由，非难亚当•斯密，那就是亚当•斯密在给斯特拉罕（Strahan）的公开信中，要“使他的朋友大卫（即休谟）成为不朽”，并昭告于世，说“休谟在临终的床上，尚读《卢细安》与《荷伊斯特》自娱，”此外，他还这样鲁莽地描述休谟，说“在他看来，休谟无论在其生前在其死后，都常常在人间脆弱性许可的范围之内，和全智有德的人物的理想相接近”。对于他这些议论，那位僧正愤然谴责地说，“先生，你把一个对于整个宗教抱着不可救治的反感的人的品性和行为；把一个用全幅精力，在人类间，破坏，抑压，铲除宗教精神，如其可能，当使其名字不复留于记忆中的人的品性和行为，表示为‘全智有德’，这是得当的么？”（前书第8页）“真理的爱好者，不用丧气啊！无神论是不会永久存续的。”（前书第17页）亚当•斯密“抱有在国内传播无神论的可怕的恶意。”（这是就他的《道德情操论》说的）“大体说来，博士先生，足下的手段是高明的。但这次我相信足下不会成功。足下想依大卫•休谟的实例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无神论是元气缺少者的唯一的亢奋剂，是死的恐怖之切当的解毒剂。……足下只好向着成为废墟的巴比伦微笑啊！只好向覆灭在红海中的无情的巴诺王祝福啊！”（前书第21页第22页。）

把讨论这个问题的小僧侣们暂置勿论，如近世人口论集大成的《动物体系论》（勒登1767年刊。这书的观念，系得自魁奈及其老弟子米拉波间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的著者布洛克纳（Bruckner），其次如僧侣瓦拉斯，如僧侣汤生德，如僧侣马尔萨斯及其弟子大主教汤玛斯•查尔麦斯（Thomas Chalmers），都是新教的僧侣。在最初，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为霍布士，洛克，休谟等哲学者，为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腾普尔（Temple），沙里（Sully），德•韦特（De Witt），诺兹（North），劳（Law），凡德林（Vanderlint），阚梯龙，富兰克林等实业家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收到最大结果的，是配第，巴贲（Barbon），孟德维尔，魁奈之流的医生。就在十八世纪中叶，当时显著的经济学者僧侣杜克尔（Tucker），还声辩他为什么要研究财神。然此后，新教僧侣的丧钟，正是用这个“人口原理”敲起来的。配第把人口视为是富之基础，他和亚当•斯密同样为僧侣的公然的敌人，他好像预觉到了他们这种拙劣的干涉，所以说：“僧侣最肯制欲的时候，就是宗教最繁盛的时候；那正如同我们前此说到的法律一样，法律家最少作为的时候，就是法律最有效果的时候。”因此，他忠告新僧侣们说：假若诸君遵从使徒保罗的教言，由独身而“制欲”，“诸君所造出的教职者，就不致超过现在寺产所能吸收的人数。换言之，英国兰和威尔斯仅有一万二千教职的时候，诸君造出二万四千教职者，实为不智。那时候，得不到教职的一万二千人，就得寻求谋生的路。他们要达成这种目的，最简而易行的方法，就是向着世人，记已有教职的一万二千人，在毒害并饥饿世人的灵魂，在迷混他们走向天国之路。”（配第著：《赋税论》伦敦1667年刊第57页。）亚当•斯密对于当时新教僧徒们的态度，也可由以次的事实征知。参看“一封给亚当•斯密博士的书信：论其友人休谟之生涯与哲学。”（所谓基督教徒的一份子著：第四版，牛津1784年。）诺尔维克市的僧正霍尔尼博士（Dr. Horne），曾根据下述的理由，非难亚当•斯密，那就是亚当•斯密在给斯特拉罕（Strahan）的公开信中，要“使他的朋友大卫（即休谟）成为不朽”，并昭告于世，说“休谟在临终的床上，尚读《卢细安》与《荷伊斯特》自娱，”此外，他还这样鲁莽地描述休谟，说“在他看来，休谟无论在其生前在其死后，都常常在人间脆弱性许可的范围之内，和全智有德的人物的理想相接近”。对于他这些议论，那位僧正愤然谴责地说，“先生，你把一个对于整个宗教抱着不可救治的反感的人的品性和行为；把一个用全幅精力，在人类间，破坏，抑压，铲除宗教精神，如其可能，当使其名字不复留于记忆中的人的品性和行为，表示为‘全智有德’，这是得当的么？”（前书第8页）“真理的爱好者，不用丧气啊！无神论是不会永久存续的。”（前书第17页）亚当•斯密“抱有在国内传播无神论的可怕的恶意。”（这是就他的《道德情操论》说的）“大体说来，博士先生，足下的手段是高明的。但这次我相信足下不会成功。足下想依大卫•休谟的实例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无神论是元气缺少者的唯一的亢奋剂，是死的恐怖之切当的解毒剂。……足下只好向着成为废墟的巴比伦微笑啊！只好向覆灭在红海中的无情的巴诺王祝福啊！”（前书第21页第22页。）

有一位正统基督教徒，亚当•斯密的同学，曾在斯密死后，这样描述他：“他对于休谟的友谊……使他不克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他对于他所爱好的公正人的话，几乎没有不相信的。假若他是有创见的天文学者霍洛克斯（Horrox）的友人，他也许会相信：即令没有云的作用，月亮有时也会在澄澈的天空中消灭。……他在政治上的主义，接近共和论。”（杰姆斯•安徒生著：《蜜蜂计》十八卷，爱丁堡1791年至1793年第三卷第166第165页。）僧侣汤玛斯•查尔麦斯就猜想，亚当•斯密发明“不生产的劳动者”这个范畴完全是出于恶意，专门拿来影射新教僧侣的，虽然这些新教僧侣在主的葡萄园中，也有他们的被祝福的工作。

[7]第二版注：“不论为工业劳动者，抑为农业劳动者，他们受雇的限界总是一样的。这个限界就是，由他的劳动生产物，雇主有敲出一个利润的可能。如其工资率太高，致雇主的利得，降到资本的平均利润以下，雇主就不会雇佣劳动者；要他们续雇，就只有劳动者承认把工资减低。”（约翰•韦德John Wade著：《中等阶级及劳动阶级之历史》第241页。）

[8]参看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6页以下。

[9]“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研究，认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为什么人类会陷在他自己的生产物（即资本）支配之下，甚至成为资本的隶属这一件事，就似乎完全不能理解了。但因为在现实上，这种隶属是毫无疑问地存在，所以我们就不禁要提起以次的问题：即，劳动者怎样会由资本支配者（因为他们是资本的创造者），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屠能Von Thünen著：《孤立国》第二卷，第二篇，洛斯托克1863年第5页6页。）提起这个问题，是屠能的功绩，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幼稚不过的。

[10]第四版注：“最近在英美两国发达的托拉斯，至少是要由这个方法达到上述的目标；那就是，把一切属于同一营业部门的大经营统合超来，使成为实际上拥有独占权的一个大股份公司。”——F. E.

[11]第三版注：关于这点，马克思的藏本，附有以次的标注：“这里附加一言，以供后来参证。即，资本的扩大，如果不过是量的扩大，则就同一营业部门的或大或小的资本而言，利润的大小，是与垫支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如量的扩大，伴有质的变化，则大资本的利润率，同时也会提高的。”——（F. E.）。

[12]据英格兰与威尔斯的户口调查：从事农业的全体人数（包括土地所有者，租地农业家，园丁，牧羊者等），在1851年为2,011,447人；在1861年，为1,924,110人，计减少87,337人。毛绒线制造业在1851年为102,714人，在1861年为79,242人。丝制造业，在1851年为111,940人，在1861年为101,678人。印花布染业，在1851年为12,098人，在1861年为12,556人。就最后这种产业说，它的规模虽异常扩大了，但人数增加，是极有限的，被雇劳动者数，与其规模相比较，其实是大大减少了。制帽业在1851年为15,957人，在1861年为13,814人。草帽及软帽制造业，在1851年为20,393人，在1861年为18,176人。麦芽制造业，在1851年为10,566人，在1861年为10,677人。蜡烛制造业，在1851年为4,949人，在1861年为4,686人——这种减少，主要是由于汽油灯的推广。制梳业在1851年为2,038人，在1861年为1,478人。锯木业在1851年为30,552人，在1861年为31,674人——这种仅少的增加，是由于锯木业的流行。制钉业在1851年为26,940人，在1861年为26,130人——这种减少，是机械竞争的结果。在采铜锡业上的劳动者，1851年为31,360人，1861年为32,041人。而绵花纺织业上的劳动者，1851年为371,777人，1861年为456,646人。炭矿在1851年为183,389人，在1861年为246,613人。“总之，自1851年以后，劳动者增加最显著的方面，都是到现今使用机械尚没有良好成绩的诸产业。”（《1861年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Ⅲ卷伦敦1863年刊第35页36页37页以下。）

[13]可变资本相对量累进减少的法则，以及那种法则在工资劳动者阶级状况上所生的影响，在古典派经济学者中已有若干卓绝的学者感到了，但没有充分把它把握着。其中在这方面留下最大功绩的，要算约翰•巴登（John Barton），虽然他和一切其他古典派经济学者一样，把不变资本和固定资本混同了，把可变资本和流动资本混同了。他说：“劳动的需要，不是系于固定资本的增加，而是系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如果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则会在实际上得出的结论是，被雇劳动者数，与国家之富成比例。不过，这个假定，殊与实际情形不合。随着技术进步及文明普及，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比率，会不绝增大。英国生产洋纱一匹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比印度生产纱布一匹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有一百倍，也许竟有一千倍。反之，其流动资本额，则不过后者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纵令把逐年节蓄的全部，都化为固定资本，那也不会在劳动需要的增加上，发生何等影响。”（巴登著：《论各种影响社会劳动阶级状态之情形》伦敦1817年刊第16页17页。）“使国家纯收入增大的原因，同时就是使人口过剩，使劳动者阶级状态恶化的原因。”（里嘉图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第469页）。与资本的增加相比，“劳动的需要，是在递减。”（前书第480页注。）“决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得自行变化，而与总资本的变化相独立。雇佣上的大变动与劳动者的困乏，得随资本自身的丰富，而益加频繁。”（琼斯著：《经济学导言》伦敦1833年刊第13页。）“劳动需要……的增加，不与一般资本的蓄积成比例。……从而，预定用在再生产上的国民资财的增加，将因社会益益进步之故，以致对于劳动者的地位，仅能发生益益小的影响。”（兰塞著：《财富分配论》第90页91页。）

[14]麦利维尔（H. Merivale）著：《殖民及殖民地讲话》伦敦1841年及1842年第一卷第146页。

[15]马尔萨斯著：《经济学原理》第254页第319页第320页。在这书中，马尔萨斯借着西斯蒙第之助，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好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那是极微妙的三个怪物！参看恩格斯著：《国民经济批判纲要》第101页以下。

[16]马铁努（Harriet Martineau）著：《孟彻斯德的罢工》1842年刊第101页。

[17]就在1863年棉花匮乏的当时，布莱克朋市棉纺工人，曾发表一个猛烈非难过度劳动——工厂法实施的结果，这种过度劳动，当然只影响于成年男工——的小册子，其中说：“这个工厂的成年工人，每天要做12小时乃至13小时的劳动，尽管同时有几百个被迫没有事做的劳动者，为了要维持家族的生活，且为了要防止同侪过度劳动而早死的现象，情愿担任一部分时间的劳动。”又说：“我们要问：像这样使若干劳动者超过时间来劳动的办法，究会在雇主和被雇者间，造出好感吗？过度劳动者与强迫不劳动者，同样会感到不公平啊。如其作适当的配分，这个地方的一切劳动者，将都会有职业。我们的要求，是合法的，因为我们不过请求雇主，至少，在现状转好以前，与其使一部分劳动者，因无工可作，而不得不依慈善生活，同时却使别的劳动者作过度的劳动，就不如一般地把工作时间缩短。”（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工商业论》的著者，也用他的通常没有错误的资产阶级的本能，理解了相对过剩人口所及于就业劳动者的影响。他说“在这个王国内，怠惰的另一原因，就是劳动者人数，还嫌不充分。……当制造业有非常的需要而感到劳动不足时，劳动者就会感到自己的重要，同时使雇主也这样感觉。这是值得惊异的。他们的性情，实堕落不堪；在那种场合，一群一群的劳动者会团结起来，以虚度终日的手段，来苦恼雇主。”（《工商业论》第27页28页。）这些家伙是要求工资提高。

[18]《经济学界》杂志1680年6月21日。

[19]在1866年的下半期，伦敦有八万乃至九万劳动者失业了。然该半年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要恰好会在必须有供给的瞬间，造出供给，那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以劳动而论，就不是如此。去年有许多机械，就因为缺乏劳动力，不得不停顿。”（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6年10月30日是第81页。）

[20]1875年1月15日，当时伯明翰市市长，即今日（1883年）商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该市卫生会议席上的开会致辞。

[21]1861年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中说：“781个都市的居民，已达到10,960,998人之多，而村落及农村教区的居民，则不过9,105,226人。……1851年的都市计为580处，其人口，差不多与农村诸地方的人口相等。然在此后十年间，农村地方的人口，仅有五十万人的增加，而同时580处都市的人口，则有1,554,067人的增加。前者的增加为6.5%，后者的增加，则为17.3%。两者在人口增加率上所以发生这种差别，乃因农村人口向都市移住。人口的总增加，有四分之三是在都市方面。”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

[22]“贫困似乎有利于生殖。”（亚当•斯密著：《国富论》第一篇第8章第185页。）依照精明而富于才气的僧院长加里安尼（Galiani）说，那种事实，还是出于造物主的特别智慧的安排呢。他说：“经过造物主的安排，担任最有用职分的人，都出生于富裕的境遇中。”（加里安尼著：第78页。）“贫乏就令达到了饥饿与恶疫的极度，也不但不足以妨阻人口的增殖，且反有促进人口增殖的倾向。”（兰格S. Laing著：《国难》1844年第69页。）兰格以统计解释这种事实以后，更继续说：“如其一切人民都位置在舒适境遇中，地球上的人口必会迅趋于减少。”

[23]“下面的一切事实，是一天一天更明白了，那就是：资产阶级所依以运动的生产关系，没有统一的单纯的性质，但有一种两重的性质；在这种关系下，富足生产出来了，贫困也依同一比例生产出来了；在这种关系下，生产力在发展着，而对于生产力的抑制力，也在依同一比例发展；而且，此等关系所以能为市民即资产阶级造出财富，就因为它同时会不绝破坏这个阶级内一部分成员的富，并造出一个连续增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第116页。）

[24]奥特士著：《国民经济论》第6篇1777年库斯托第编《意大利经济名著》近世篇第21卷第6页9页22页25页等处。奥特士更在同书（第32页）说：“我不要设计一些于人民幸福无所益助的制度，不过研究他们不幸的原因。”

[25]一个希望人类幸福者（即僧侣约瑟夫•汤生德）著：《论救贫法》1786年伦敦1817年重刊第15页39页41页。汤生德这部著作及其所著《西班牙旅行记》，马尔萨斯屡屡是一连几页的抄录，但这位优闲僧侣自己的学说，则有一大部分采自斯杜亚，虽然他在抄录时很有改窜的地方。例如，斯杜亚说：“在这种奴隶制度之下，有一种使人勤勉（为了非劳动者的利益）的强制方法。……那些人因为是别人的奴隶，都是被迫去劳动（那就是白替人劳动）。现今，却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欲望的奴隶，故被迫去劳动（白白地，为非劳动者劳动）。”不过斯杜亚虽如此说，但不像肥头胖肉的僧院主持汤生德那样，说工资劳动者应当常常挨饿。反之，他是主张增加工资劳动者的欲望，使他们的增大的欲望，成为一个为优闲阶级劳动的刺激。

[26]斯托齐著：《经济学教程》圣彼得堡1815年第Ⅲ卷第223页。

[27]西斯蒙第著：《新经济学原理》第Ⅰ卷第78页79页80页81页85页。

[28]特托拉西著：《论意志及效果》第231页。

[29]《国内收入委员会第十报告》伦敦1866年第38页。

[30]前书。

[31]这些数字，用在比较的目的上是很适当的。但绝对地说，却是虚伪的，因为每年恐怕有一万万镑的所得，没有公布出来。关于这点，国内收入委员会在每一次报告中，都指责那有组织的欺瞒，特别是商工业方面试行的欺瞒。例如，说：“某股份公司，其申报应课税的利润为6,000镑，税务员却计算有88,000镑，结局乃照税务员的计算征收。另有一个公司的申报额为190,000镑，但后来迫而承认实有250,000镑。”（前书第42页。）

[32]前揭《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三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s）认为：英格兰的土地，由150个地主领有一半；苏格兰的土地，则由12个地主领有一半。他这种主张，是从不会被人否认过的。

[33]《国内收入委员会第四报告》伦敦1860年第17页。

[34]这是纯所得，法律所认可的一定额已经扣除了。

[35]当时（1867年3月）的印度及中国市场，已由英国棉制品的输运，而感到供给过多了。1866年，棉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减低5%；翌年遂引起布勒斯吞二万人的罢工。（这是跟着袭来的恐慌的前奏曲——F. E.）

[36]《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三卷第11页。

[37]1843年2月13日，格莱斯登在下院的演说。（《泰晤士报》1843年2月14日号《议会速记录》同年2月13日。）

[38]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登在下院的演说《晨星报》同年4月17日。

[39]参照蓝皮书的官报《联合王国杂录统计》（第四部伦敦1866年第260页至273以下）中所载。且不说孤儿院及其他机关的统计，就是主张支给孤儿津贴的教务杂志，也可为左证。此等杂志从未忘记生活品的昂贵情形。

[40]1864年4月7日，格莱斯登在下院的演说。据议会速记录是说“一般说来，人生在多数场合，不外是生存竞争”——英国有一位著作家，曾引述莫里埃（Molière）下面的文句，来显示格莱斯登1863和1864年预算演说中所含的连续而显著的矛盾：

“你看这个人是怎样。他由白到黑。

他在早上，会对他夜中的意见谴责；

他惹人烦恼，也苦恼他自己，

他时时更换他的精神，像时时更换衣服。”

（《交换论》伦敦1864年第135页）。

[41]亨利•福塞特著：《英国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第67页82页。劳动者所以会更须依赖零卖商人，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不确定，并且有失业的可能性。

[42]说“英格兰”时，除英格兰外，常把威尔斯包括在内；说“大不列巅”时，更含有苏格兰在内；说“联合王国”时，除以上三者外，尚把爱尔兰包括在内。

[43]亚当•斯密有时把workhouse（贫民收容所）一字，和Manufactory（制造厂），用在同一意义上，这件事，对于他以后的进步，投下了特殊的光明。例如，他在“分工论”一章劈头就说：“被雇在各种不同作业部门的人，常常可以集合在同一workhouse中。”

[44]“公共卫生第六报告1863年”伦敦1864年第13页。

[45]前书第17页。

[46]前书第13页。

[47]前书附录第232页。

[48]前书第232页233页。

[49]前书第14页15页。

[50]“公然无耻地把人权供所有牺牲这件事，是在劳动阶级住宅方面最为厉害。任何大都会，都可以视为是人间的牺牲所，都可以视为是祭坛，那里逐年会把几千人，当作贡品，贡献给贪欲的摩洛克火神。”（兰格著：《国难》1844年第15页。）

[51]“公共卫生第八报告”伦敦1856年第14页注。

[52]前书第89页。亨德尔博士曾就这种贫民窟的儿童，描述如次：“在贫民这样拥挤群居以前，他们的儿童，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教养，我们不知道。但到现在，他们的儿童的生活情形，却是半裸体的，闹酒的，卑亵的，喧哗的，与各种年龄的人，胡闹到半夜。他们在我国堪称为空前恶劣的境况下，受一种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只有大胆的预言家才敢断言受过这种教育的人，长成后会怎样作为。”（前书第5页。）

[53]前书第63页。

[54]“圣马丁区卫生官吏报告1865年”。

[55]“公共卫生第八报告伦敦1866年”第91页。

[56]前书第88页。

[57]前书第89页。

[58]前书第55页56页。

[59]前书第149页。

[60]前书第50页。

[61]布拉德福市某一劳动者保险公司代理处制成的表：（公共卫生第八报告第111页）

吴尔侃街122号 1室 16人

伦姆勒街13号 1室 11人

波威尔街41号 1室 11人

卜特兰街112号 1室 10人

哈狄街17号 1室 10人

诺尔兹街18号 1室 16人

诺尔兹街17号 1室 13人

怀麦尔街191号 1室 成年8人

约威特街56号 1室 12人

乔治街150号 1室 3家

来佛尔•可特•马利格街11号 1室 11人

马雪尔街28号 1室 10人

马雪尔街49号 3室 3家

乔治街128号 1室 18人

乔治街130号 1室 16人

爱德华街4号 1室 17人

乔治街49号 1室 2家

约克街34号 1室 2家

苏尔特•皮街底 2室 26人

列简特•斯魁尔 1（地窖） 8人

亚克尔街 1（地窖） 7人

洛贝特•可特 1（地窖） 7人

柏克•普拉特街（炼铜场） 1（地窖） 7人

爱本涅色街27号 1（地窖） 6人

[62]前书第114页。

[63]前书第50页。

[64]“公共卫生第七报告伦敦1865年”第18页。

[65]前书第165页。

[66]前书第18页注。查庇尔•安莱•夫利斯联合教区的救贫吏员，向户籍监督报告说：“在达佛霍尔，由石灰屑积成的山上，凿有若干小洞。那些小洞，就是在附近铁道上工作的土工及其他劳动者的住宅。没有排水沟，也没有便所。除了在顶上凿有用作烟囱的小孔外，更没有其他的换气地方。在这种状态下，天花有时极形猖獗，他们（这种洞居人）有些还因此丧了性命。”（同上注2。）

[67]第四篇末所揭载的各点，主要就是关系炭矿劳动者的。而关于金属矿山方面的更不良的状态，则请参照1864年敕命委员会所提供的确实报告。

[68]前书第180页第182页。

[69]前书第515页第517页。

[70]前书第16页。

[71]“伦敦贫民整批的饥饿！”……近数日来，伦敦到处的壁上，都张贴有文字惹人注目的传单：“肥牛啊！饥饿的人啊！肥牛从玻璃宫中出来，偎养着住在豪华第宅中的富裕者；对于饥饿的人，则听其疲病，听其死亡在悲惨的洞穴中”。载有这种不祥文字的传单，是不绝更新的，以前的传单被销毁了或被掩蔽了，马上就会在同一场所或其他类似场所，贴出新的来。这……使人想起那准备1789年法国事变的秘密革命团的行动。……当英国劳动者连同妻子冻馁而死的时候，该国劳动者的产物——几百万的黄金，却被投用到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其他外国的企业去。（《勒诺新闻》1867年1月20日。）

[72]杜克柏希亚著：《比利时劳动阶级的家计预算》布鲁塞尔1855年刊151页154页155页156页。

[73]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杰士（James E. Th. Rogers）著：《英国农业及物价史》牛津1866年第Ⅰ卷第690页。这个著作，到现在还只刊行了最初二卷；仅包含由1259年到1400年的期间。第二卷所载，纯为统计材料。这部书是我们当时第一部可靠的特价史料。

[74]《最近救贫税增加的理由》又名《劳动价格与食物价格的比较观》，伦敦1777年第5页11页。

[75]蒲莱士著：《定期支付论》第6版莫尔根编，伦敦1803年第二卷第158页159页。著者在159页说：“与1514年比较，现在劳动日的名义价格，不过高了大约四倍或五倍。但谷物的价格，却增高七倍；肉类及衣类的价格，约增高十五倍。这就是说，劳动的价格，没有按照生活费增加的比例增加，和当时的生活费比例来说，劳动的价格在现在，好像只有当时的一半。”

[76]巴登著：前书第26页。若就十八世纪末叶而论，则请参照前揭艾登的著作。

[77]巴利著前书第86页。

[78]前书第213页。

[79]兰格著前书62页。

[80]卫克斐尔德著：《英国与美国》伦敦1833年第一卷第47页。

[81]《伦敦经济学界》杂志1845年3月29日出版第290页。

[82]为此目的，土地贵族曾以极低的利息，由国库把资金垫支给他们自己——这自然是由议会通过的——他对于这种资金，租地农业家须以两倍的利息率返还。

[83]关于中等租地农业家减少的事实，特别可由户口调查的这个项目而知；即：“租地农业家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简言之；即租地农业者使用的家人。属于这个项目的人口，在1851年为216,851人，至1861年不过176,151人。由1851年至1871年间，英国20英亩以下的租地，计减少900件以上，由50英亩到70英亩的租地，则由8,252件减到6,370件。100英亩以下的其他一切租地，都有类似的减少。然而，在这二十年中，大租地的件数，却增加了。300英亩乃至500英亩的租地，由7,771增到8,410。500英亩以上的，由2,755增到3,714；1000英亩以上的，则由492增至582。

[84]牧羊者人数，由12,517人增到25,559人。

[85]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36页。

[86]罗杰士著：《英国农业及物价史》第693页。罗杰士君系自由主义派人物，与科布登（Cobden）及布莱特（Bright）为友人。他不是过去时代的赞美者。

[87]“公共卫生第七报告”伦敦1865年第242页。房主听到劳动者的所得增加了一点，通常会立即把房租抬高；租地农业者一发现“劳动者的妻找到了工作”，也通常会立即把劳动者的工资减低。

[88]前书第135页。

[89]前书第134页。

[90]“关于流刑及惩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伦敦1863年第42页50页。

[91]前书第77页。最高法院院长备忘录。

[92]前书第Ⅱ卷供述。

[93]前书第Ⅰ卷附录第280页。

[94]前书第274页275页。

[95]“公共卫生第六报告1863年”第238页，249页，261页，262页。

[96]前书第262页。

[97]前书第17页。英格兰农业劳动者所享有的牛乳，只有爱尔兰农业劳动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所享有的面包，只有爱尔兰农业劳动者的二分之一，爱尔兰农业劳动者的较好的荣养状态，在十九世纪初叶，已由亚泽•杨格（Arthur Young）所著《爱尔兰旅行记》中，描述过了。其较好的简单理由是，贫困的爱尔兰租地农业家，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业家，有更好得多的人道心。以威尔斯而论，本文中所述，不适用于其西南部地方。那里的一切医生，一致认为，那里由肺结核和瘰疬而起的死亡率，随着人民身体状态恶化，而增进了；并都认为，他们身体状态的恶化，是由于贫困。“他的（农业劳动者的）一日的生活费，虽约为5便士，但许多地区的租地农业家（因他自己也是贫困）所给付他的工资，却遥较5便士为少。用盐渍了，干得像桃花心木一样硬的……一片腌肉或猪油（荣养少而消化难），掺在混有粗麦粉和葱的大量稀薄的汤或粥中，调和味道。这就是他们经常的正餐；”……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处在这样酷寒与潮湿地方的劳动者，不过以低廉的棉织品，代替坚实的手织棉布；以“有名无实的茶”，代替强烈的饮料而已。“农民栉风沐雨若干小时以后，回到他的小屋；他的小屋中，虽用泥炭，或混有粘土或煤屑所制成的煤块，升起火来，但此等燃料会熊熊地吐出炭酸气及硫酸气来。小屋的墙壁，是用泥和石所造成，其底层就是光地。屋顶是一束随便放着的，湿透了的草杆。为了保暖，一点点小孔都紧塞起来，屋内充满着可怕的恶臭，他经常是在这种空气中，脚踏光地，身裹湿衣，和妻子共食共寝。曾在这种小屋中，在夜中逗留若干小时的助产医生们，都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脚，是如何地浸没在光地的泥泞中；他们如何为了呼吸，不得不在壁上钻一个孔。荣养不足的农民，每夜都生活在这种或其他种种有害健康的影响下，这是可由一切方面的证人，得到证明的；此等影响曾产生虚弱的瘰疬的人民这一件事，也不乏证据。卡尔马拯及卡底干两州的救贫官吏们，就曾在他们的报告中，切当地，论证这种事实。而在此以外，并还流行着更可怕的传染病，即白痴。再说说气候罢。那里每年有八九个月吹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暴雨，主要是浸袭在山岳的西坡上。除有围垣的场所外，树木是极稀罕的，那是由暴风吹拔了，农民的小屋，一般都是建在山麓，往往也建在峡谷或石坑中；能在牧场生活的，只有少数的羊与土牛。……年轻的人，都向格拉莫干州及蒙亩兹州的东部矿区移住了。卡尔马拯州是矿工的养成所和病院……故其人口数仅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底干州——

1851年 1861年

男子 45,155 44,446

女子 52,459 52,955

合计 97,614 97,401

（1864年公共卫生第七报告伦敦1865年，第498页502页以下——亨德尔博士的报告）

[98]这个法律，至1856年有若干改善之处，但其无济于事，不久就由经验证明了。

[99]为了理解以下的叙述，读者应记着：所谓“不开放村落”（Close villages, geschlossne Dorfer），是指那属于一个大地主或两个大地主的村落；所谓‘开放村落’（Open Villages, offne Dorfer），是指那属于许多小地主所有的村落。建筑投机家只能在后一种村落建筑小屋或寄宿舍。

[100]这种游览村落，外表虽堂皇，其内容则空无所有，一如加泽伦二世（KatharinaⅡ）在克里米旅行中所见的村落。到最近，就连牧夫，也往往由这种游览村落驱逐了。例如在哈普洛市场附近，虽有一个占地约500英亩的牧羊场，但仅使用一个牧羊人的劳动。在从前，为要使牧夫可以无须在莱色斯特及诺桑蒲吞的广大美丽的牧场中长途步行，通常会在租地的内部，备有一小屋；但现在，他却是每周取得1/18先令的住宅费，必须到永远的开放村落去寻求住宅。

[101]“开放村落里的劳动者住宅，自然常是挤得满满的。此等住宅，通常系建筑投机者在那称为自有地段的边缘，成排建筑起来，所以除了从前面，日光和空气都无从进来。”（亨德尔博士——公共卫生第七报告第135页。）这种村落的啤酒店与杂货店，往往是由房主人附带经营。在这场合，农业劳动者在租地农业家外，还有第二个主人。并且，他必须同时还是这第二主人的顾客。“他一周收入10先令，每年4镑房金，其浅余额数，……是必须用来购买贩卖者任意开价的少许茶，砂糖，面包粉，肥皂，蜡烛，啤酒”。（前书第134页。）像这种开放村落，其实就是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流刑执行处”。许多的小屋，纯是一种寄宿舍，附近的流浪者，都在那里出进。农业劳动者及其家人，原可在极讨厌的境遇下，由一种真正可异的方法，维持他们的品性之坚实与纯洁的，但一到这里，就终不免趋于堕落。对于建筑投机者，小地主，和开放村落，上流的重利盘剥者，例皆为善地，耸耸他们的肩头，但他们充分知道：他们的“不开放村落”和“游览村落”，就是“开放村落”的产原地；没有后者，前者是不能存在的。“如没有小地主……大部分的农业劳动者。说不定要睡眠在他们从事耕作的农地的树下。”（前书第135页。）“开放村落”与“不开放村落”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诸州及东部一带，都很通行。

[102]“雇主（租地农业家或地主），……每周以10先令雇用一个劳动者，而由是直接或间接确保他的利润，然后再在真正自由的市场上，以仅值20镑的房屋，由同一劳动者每年吸取4镑至5镑的房租。房主维持房租的人为市价，是用这样的命令的权力：‘住我的房子罢，否则不给予劳动证明书，看你到何处去找工作’……假若一个劳动者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去充当铁道上的路工或石坑工人，这种权力马上会告诉他：‘照这低廉工资替我作下去罢，不然的话，就请在一周前作离开的预告，把猪也带走，看你在庭园中种植的马铃薯，怎样能拔去罢’。假若他还是觉得离开为有利益，在这场合，房主（或租地农业家）就往往会抬高房租，作为他离职的罚款。”（前书亨德尔博士的报告第132页。）

[103]“新婚的夫妇，对于同一寝室内的成年兄弟姊妹，不会给予好的教训。这里虽不必一定要举出实例，但关于骨肉通奸的妇女所受到的痛苦或死亡，却有充分的材料予以证明。”（前书亨德尔博士的报告，第137页。）有一位农村地方的警察官，他曾多年从事伦敦最不良区域的侦探工作。他关于他那个村落的少女说：“我虽在伦敦最不良区域奉职过多少年，但像她们在性的方面这样大胆和无耻的事，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她们过着像猪样的生活。成年的男子，成年的女子，大抵和父母睡在同一个寝室内。”（“童工委员会第六报告伦敦1867年”附录第77页第155号。）

[104]“公共卫生第七报告1864年”第9页至第14页以下。

[105]“农村劳动者的天生的（heaven-born）职业，使他们的地位觉得尊严。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兵士。他们应由地主给予相当于既婚者的住宅，因为地主有权向他们要求强制的劳动，和国家向兵士要求强制的劳动一样。且地主对于他们的劳动未给予市场价格，也和国家对于兵士的劳动，没有两样。他们和兵士，同样是从幼小无知，只知道自己的本分和故乡那时候起，就被找去了。他们受早婚事实和各种限制居住的法律的影响，又同兵士受新兵征募和军队处罚令的影响一样”。（亨德尔：“公共卫生第七报告”和132页。）有时也有例外的善心肠的地主，对于自己造出的惨象动怜悯之情。莱色斯特勋爵祝贺霍克哈姆城落成的时候说：“独居在自己的领土，是一件最忧郁不过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屋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房屋；我是一个巨城的巨人，把一切邻人都吃光了。”

[106]在最近十余年来，法国也有类似的运动发生；资本主义生产越是侵入农业，那里就越是把过剩农村人口驱向都市。在法国，也是在“过剩人口”的产源地，显出住宅状态及其他情形的恶化。至若那因土地分割制度而起的特殊“农村无产阶级”（"Land proletaliat"）。那可以参照以前引述过的柯林士著《经济学》及马克思著《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汉堡1869年第56页以下）。1846年，法国都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然至1861年，都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则占71.14%。在最近五年中，农村人口率的减少，益加显著。早在1846年毕尔•杜滂（Pierre Dupont）已在其所著《劳动者》中，这样歌说：

“缠着敝衣，宿在悲惨的穴里，

屋顶里，尘芥里；

我们过着枭和盗贼般的生活，

变成了黑暗的爱好者”。

[107]1867年3月底刊行的“童工委员第六报告”。那是专门纪述农业上这种劳动队制度的。

[108]“童工委员报告”证言第37页第137号。

[109]但其中有若干队长已变为能租500英亩地的农业家，变为若干栋成排小屋的所有者。

[110]“卢德福州的少女，有一半在劳动队里死掉了。”（同上“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

[111]“近年以来，劳动队逐渐增加了。有些地方的劳动队，至最近方始推行。而在这种制度。……已推行多年的地方，参加劳动队的儿童人数加多了，他们的年龄也更小了。”（同上“报告”第79页第174号。）

[112]“小租地农业家，从不使用劳动队，使用妇女和儿童最多的，非贫瘠的土地，而是每英亩能提供40先令至50先令地租的土地。”（前书第17页14页。）

[113]有一位地主，他是这样觉得他的地租的味道好，所以向调查委员愤然说：非难的发生，不过是由于制度的名称；若不名之为“劳动队”而名之为“少年农工合作自给会”，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114]有一位曾经充当劳动队长的人说：“劳动队的劳动，比较其他劳动低廉，就因此故，所以这种劳动有人雇用。”（前书第17页14页。）某一个租地农业家说：“劳动队的劳动，对于租地农业家确是最低廉的，但对于儿童则是最有害的。”（前书第16页第3号。）

[115]“今日由劳动队儿童担任的工作，有一大部分在从前，是由成年男子和妇人担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使用儿童和妇人的地方，成年男子失业的都更多了。”（前书第43页第202号。）在另一方面，还有这样的反对主张：“在许多农业地方，特别是在产业谷物的地方；因为农民移在他处，且因为铁道便利他们流往大都市，故劳动问题，成为极重大的问题。我（这所谓‘我’，是指某大地主的管事）由是认定儿童的使用，有绝对的必要。”（前书第80页第180号。）英国的农业地方，与其他文明世界不同。那里的劳动问题，是指地主及租地农业家的问题，那问题是：在农民流出不绝增加场合，要如何才能在农村地方，维持充分的‘相对过剩人口’，并由是使‘劳动工资的最低限度’，可以永久保持。

[116]我在前面引述过的“公共卫生报告”，虽在论及儿童死亡率的时候，顺便提到了劳动队制度，但报纸和大众都还不知道它。但在另一方面，“童工委员”的最后报告，却常被欢迎为惹人注意的新闻材料。林肯州多的是优美的绅士淑女和领受优俸的僧侣们，他们这干人，一面虽以“改善南洋土人道德”的特殊目的，向南半球派遣传教士，一面却睁眼看着，谋那种制度在自己领土内发展起来；对于他们这种行径，自由主义的报纸，是以怀疑的态度诘问过，而同时比较更投合优雅社会气味的报纸，也都集中注意力，去考察那些肯在这种奴隶状态下拍卖儿女的农民的堕落情形！其实农民处在“优雅”人们视为可咒诅的境遇之下，慢说拍卖儿女，就是把自己的儿女吃掉。也没有什么稀奇的；真值得稀奇的，倒是他们大抵还维持着品性的坚定。就在盛行劳动队的地方罢，为人父母的农民，也都对这种制度表示嫌忌，这是政府方面的诸种报告所论证了的。“儿童的父母，大都感谢这种法律义务的限制，因有这种限制，他们就可把他们屡屡受到的压迫与诱惑抗拒了。这事实，在供述中，可以找到许多实例的。他们其所以不使子女就学，而令其从事劳动，那是因为他们不这样做，自己就有解雇的危险；雇主们，教区的官吏们，有时就是用这种威吓方式，强使他们令子女去劳动的。……时间上精力上的浪费；过度的无益疲劳，所给于农村劳动者及其子女的痛苦；小屋内过度拥挤与公劳动队制度对于农民子女品性的破坏影响：这诸种事实，该会在劳动贫民身上引起如何的反感，那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没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他们一定意识到了，那些使他们肉体上精神上感到不少痛苦的事情，都是自己无法支配的，如其有权力支配，他们决不会同意。对于这种种事情，他们是只好听人摆布。”（前揭报告第20页第82号第23页第96号。）

[117]爱尔兰的人口，在1801年为5,319,867人；在1811年为6,084,996人；在1821年为6,869,544人；在1831年为7,828,347人；在1841年为8,222,664人。

[118]如其我们回溯较远的过去，结果会更显得不利的。羊在1865年为3,688,742头，在1856年为3,694,294头；猪在1865年为1,299,893头；在1858年为1,409,883头。

[119]表中的数字，系得自《爱尔兰农业统计》摘要（杜伯林1860年及以后的续刊）及《爱尔兰农业统计平均产物预算表》（杜伯林1866年）。此等统计，均系由政府编制，逐年向议会提出。——第二版加注：据政府的统计，1872年的耕地面积，较之1871年，减少134,915英亩；野菜萝卜之属的栽培扩大了。在耕地面积中，小麦栽培地减少16,000英亩，燕麦栽培地减少14,000英亩，大麦及裸麦栽培地减少4,000英亩，马铃薯栽培地减少66,632英亩，亚麻栽培地减少34,667英亩，牧草等等栽培地则减少3,000英亩。在最近五年中，小麦栽培地的减退数字如下：1868年285,000英亩，1869年280,000英亩，1870年229,000英亩。1871年244,000英亩，1872年228,000英亩。在这最后一年中，以成数而论，马增加2,600头，牛增加80,000头，羊增加68,609头，猪则减少236,000头。

[120]国内收入委员会第十报告伦敦1866年。

[121]本表D种总所得，与前表不一致，那是因为法律允许的免税额已经减除。

[122]当我们注意每英亩生产物的减少时，切不要忘记以次的事实，即在一个半世纪中，英格兰虽在间接地输出爱尔兰的土地，但对于爱尔兰耕作者，并未给予以恢复土地丰度的手段。

[123]爱尔兰简直变成了“人口原理”的天国。汤玛斯•萨得勒（Thomas Sadler）在发表其讨论人口的论著以前，曾刊行他的名著《爱尔兰——其恶弊及其政治》（第2版，伦敦1829年）。他在这部书中，把爱尔兰各区域的统计及各区域内各郡的统计加以比较，由是论证爱尔兰的穷乏，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与人口数成正比例，却是与人口数成反比例。

[124]由1851年到1874年，移住国外者的总数，为2,325,922人。

[125]第二版注：据穆肥（Murphy）在其所著《产业的政治的及社会的爱尔兰》（1870年刊）中所揭载的表：百英亩以下的保有地，占租地94.6%，百英亩以上者，仅占5.4%。

[126]参照救贫法监督员“关于杜伯林农业劳动者工资之报告，1870年”并参照“爱尔兰农业劳动报告1862年3月8日”。

[127]“救贫法监督员报告”第29页。

[128]前书第12页。

[129]前书第25页。

[130]前书第25页。

[131]前书第27页。

[132]前书第25页。

[133]前书第32页。

[134]前书第32页。

[135]前书第25页。

[136]前书第30页。

[137]前书第21页13页。

[138]“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8页。

[139]在这总面积中，包含有泥炭地及荒地。

[140]各个土地所有者，乃至英国的立法院，都在有计划地利用饥馑及其结果，以达成强制推行农业革命的目的，以减薄爱尔兰的人口，使其达到地主所希望的限制。关于这种事实，在本书第三卷讨论土地所有权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地论证。至关于小租地农业家与农业劳动者的状态，也将在那里重行论到。这里只要引述一段文字就行了。西尼耳在其遗稿“关于爱尔兰的杂志，对话及论文”（全二卷伦敦1868年第Ⅱ卷第282页）中说，“G博士说：‘我们有了救贫法；救贫法是地主确保胜利的一大工具；我们还有一种更有力的工具，就是国外移住。’……凡属爱尔兰的友人，都不能希望地主与色尔特族小租地农业家间的抗争，继续延长下去。若那种抗争，不能由租地农业家方面的胜利结束，则尤其如此。越是早把这种抗争结束越是早使爱尔兰成为一个牧场国，使其人口像牧场国一样稀薄，那就于一切阶级愈有利益”。1815年的谷物条例，使爱尔兰谷物对于大不列巅自由输入，保有一种独占权。由是，这种条例，就成为助长谷物栽培的人工的刺缴了。迨1846年谷物条例撤废，上面这种独占权突被废除了。把其他情形搁置不论，单是这种情形，就够成为爱尔兰耕地牧场化，租地累积化，和农民被驱逐这几种现象的一大刺激。由1815年至1846年间，世人都交口称扬爱尔兰的土地丰饶，并力说爱尔兰的土地，本来就适于小麦的栽种，但至1846年以后，英国的农学者，经济学者，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爱尔兰的土地，仅适于种植饲草了。拉味尔尼君（Leonce de Lavergne）很快就在海峡的彼岸，传播起这种见解。像这种近似儿戏的勾当，由拉味尔尼君这种‘认真的’人物去做，是再适当没有的。”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蓄积

Ⅰ　原始蓄积的秘密

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如何由资本产生剩余价值，并如何依剩余价值造出更多的资本，那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但资本的蓄积，是以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剩余价值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又是以资本及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手中为前提。由是，这全列运动，就好像是在一个有缺陷的（fehler-haften）循环中回转了。要从这有缺陷的循环中脱出，我们只能假定在资本主义蓄积之前，有一种原始蓄积（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亚当•斯密称此为先行的蓄积previous accumulation），换言之，要假定一种蓄积，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结果，而宁为其出发点。

这种原始蓄积在经济学上所扮演的角色，同原罪（Sündenfall）在神学上所演的角色一样。亚当吃了苹果，于是罪过落到人类身上了。对于这种原始蓄积，人们是把它当作一种过去的逸话来说明它的起源。在许久许久以前，世上有两种人，一是勤勉，智慧，特别是节俭的中坚人物；一是浪费自己所有一切，并浪费到超过这一切以上的怠惰者。神学上的原罪的传说，使我们知道，人类如何被注定要在额上流着汗吃面包，但经济学上的原罪的历史，却指示我们，何以有那些无须出此的人存在。如是，属于前一种类的人，蓄积财富；而属于后一种类的人，则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其他可以出卖的东西。结局，不论如何劳动仍只有拿自己本身来出卖的大多数人的贫，与老早就不劳动但财富尚不断增大的少数人的富，就成为自有原罪以来的现象了。像这种干燥无味的幼稚故事，迄今仍为人们所反复背诵。如像丘爱尔君（M. Thiers），他就曾以政治家的全幅严肃神情，在一时才气横溢的法国人之前，为辩护所有权而反复演述这故事。当所有权成为问题时，主张儿童读物，为一切年龄一切发展阶段的人的适当读物，乃成为神圣的义务。在现实历史上，是由征服，隶属，劫掠，杀戮，简言之，是由暴力演重大的角色，那是世所周知的。但在脆弱的经济学上，却最初是由牧歌所支配。自古以来，正义与“劳动”，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仅有“我们的时代”是例外。其实，原始蓄积的方法，决不是牧歌式的！

货币与商品，并非最初就是资本，那正如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并非最初即是资本一样。货币与商品，要转化为资本；但这种转化，只能发生于以这个事实为中心的一定情形下；这个事实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在一方面，是货币，生产手段，生活资料所有者，他渴望由购买他人的劳动力，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量；在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他是自身的劳动力的出卖者，从而是劳动的出卖者——必须相互对立，相互接触。自由劳动者（freie Arbeiter）有两重意义：他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形成生产手段的一部分，也不像自耕农那样，保有生产手段，他宁说是由生产手段自由了，不受生产手段的牵累了。商品市场上这二对极的分化，给予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的前提，即是劳动者与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旦立定脚跟，它就不单维持那种分离，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那种分离。所以，造出资本关系的过程，不外就是劳动者与劳动条件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把社会生活资料及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他方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故所谓原始蓄积，不外是生产者与生产手段分离的历史的过程。而它所以表现为“原始的”，那是因为它是资本及资本生产方法的史前期。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系由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来。前者的要素，由后者的分解而被游离出来。

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到他已经不是土地的附属物，已经不是他人的农奴或隶农时，才能处分他自己一身。他要成为能随在找到市场，随在出卖其商品（即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他得进一步脱却基尔特的支配，脱却基尔特关于徒弟制度，职工制度，及阻碍劳动进步的种种规定。由是，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解脱隶农束缚和基尔特桎梏的运动，我们资产阶级的历史家的眼，是只看到运动的这一面；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新被解放的人，要在他们所有的一切生产手段，和旧封建制度给与他们生存上的一切保证，都被剥夺之后，才成为他们本身的出卖者。这种剥夺的历史，是以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记录中的。

产业资本家，这些新权势者，不仅要驱逐基尔特手工业老板，更要驱逐富源的所有者，即封建领主。从这方面看来，他们取得社会权力，乃是战胜封建势力及其反抗特权的结果，是战胜基尔特，战胜基尔特在生产自由发展和人对人自由榨取上所加的桎梏的结果。不过，产业上的骑士，所以能代替佩剑的骑士，只因为他们有一些和他们全无关系的事变可以利用。他们登上优胜者的地位，他们所利用的手段，和罗马被解放者用来支配旧主人的手段，一样卑劣。

工资劳动者及资本家所由发生的发展的起点，是劳动者的隶从状态。此后的进展，则存于这种隶从状态的形态变化中，换言之，存于封建榨取，到资本主义榨取的转化中。要理解这种演进程序，殊无追溯过远之必要。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已散见于地中海沿岸的若干都市，然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却到十六世纪方始揭开。在资本主义呈现的地方，农奴制度的废止早经实行了；在中也纪发达至最高点的独立都市，也早经失其存在了。

在原始蓄积的历史上，一切对新兴资本家阶级有杠杆作用的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但多数民众，突然地，强制地，由生活资料分离，当作自由的无产阶级，而投到劳动市场上来的瞬间，尤属如此。剥夺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就是这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各不同的国度，有其不同的色彩；它是以不同的顺序，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其不同的阶段。其典型形态，只见于英格兰[1]。故我们以英格兰为例。

Ⅱ　农民土地的剥夺

英格兰的农奴制，事实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消灭了。在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英国人口的最大多数[2]，皆为自由的自耕农（Bauer），尽管这些自耕农的所有权，尚为封建的招牌所隐蔽着。在大领主的土地上，过去由农奴充当的管事（Bailiff），已为自由的租地农业者（Pächter）所代替。农业上的工资劳动者，包括有两种人，一是利用闲暇时间而在大领主下劳动的自耕农，一是立在独立地位，相对说绝对说都只占少数的严格的工资劳动者阶级。后者在事实上也兼为自耕农。他们除工资外，还分得有小屋和四英亩或以上的耕地。此外，他们且得与严格的自耕农，同样享用公共土地。在公共土地上放牧其家畜，并取得用作燃料的木材和泥炭等[3]。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的生产，都以尽可能把土地分家于多数家臣为特征。如同其他一切主权者一样，封建领主的权力，不是依存于他可征收的地租额的大小，乃依存于他臣下数的多寡，后者又依存于自耕农数的多寡[4]。所以，诺曼人征服以后的英国土地，虽然分裂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包括有九百个盎格鲁•萨克逊贵族领地，但小自耕农仍散见于全国各地，大领主土地不过寥若晨星地介在其间罢了。这种情形，再伴以当时的都市繁荣（这种繁荣，特别是十五世纪的特征），遂促成了英国国民之富的成立；对于这种国民之富，是最高法院院长福特斯鸠（Fortescue）在其《英吉利法赞扬》（Laud ibus Legum Angliae）中，曾流畅描述过的。但资本主义的富，还谈不到。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法附以基础的革命的前奏曲，系开演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余年及十六世纪最初十数年。当时封建的家臣，正好如杰姆斯•斯杜亚（Sir James Steuart）所适当描写的，“到处无用地充满了房屋和城堡”，这种封建家臣团的分解，遂把许许多多解放出来的无产者，投到劳动市场上来。当时的王权，其自身原系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它为要努力掌握绝对的主权，强制地，促进了这种封建家臣团的分解，但那决不是这种分解的唯一原因。大封建领主对于王权，对于议会，曾作坚决的反抗，他们以强暴的手段，使自耕农由土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同样有封建权利的土地）上，遭受驱逐，并掠夺去他们的公共土地，结果遂造出了无从比较的更多数的劳动者。这种剥夺在英国所受的直接刺激，就是佛兰德羊毛制造业的勃兴，及与此相伴的羊毛价格的昂贵。旧来的封建贵族，都为大封建战争所消灭了。新的贵族，已经是他们的时代的儿子，在他们看来，惟有货币是权力中的权力。所以，他们的格言，就是把耕地转化为牧场。哈利生（Harrison）在其所著《英国纪》（霍林希德编年史序言），曾叙述剥夺小自耕农土地所引起的土地荒废情形。“我们大侵夺者，何所惮而不为？”他们以暴力拆毁自耕农的住宅和劳动者的小屋，或一任其腐朽。哈利生说：“假若把各分封领地的旧财产记录拿来比较……我们马上会发现：无数的房屋与小自耕农经营都消灭了，国内的人口，大为减小了；尽管若干新都市趋于繁荣，但多数的都市，则归于废灭。……至关于那些被破坏而转化为牧场，因而除领主房屋外，更无其他任何住宅的都市与村落，我也能叙述出来。”这位老历史家的低诉，虽常不免有些夸张，但却确然反映出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曾在当时人心中给予怎样的印象。把最高法院院长福特斯鸠的文献与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的文献一加比较，我们就可明示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之间的距离。诚如松吞所说，英国劳动者阶级，未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由黄金时代，投进了铁的时代。

在这种革命的当前，立法机关感到惊愕了。当时英国的立法机关，还没有达到以“国民之富”（即资本的形成，对民众无所顾忌的榨取和民众的贫困化）为治国策最高原则的文明水准。培根在亨利七世传中说：“在当时（1489年），圈地更加习见了，前此非有多数人及其家族即不能施肥的耕地，都转化为使用三数牧人即容易监视的牧场了；前此为许多小农民（yeomen）生活基础的有期租地，终身租地及任意租地，都转化为领主的所有地了。其结果，人民颓废，由是，都市，教会，什一税等等，都不免于颓废。……在这种弊状的匡治上，国王及议会的智慧，可为叹赏。……他们对于那种使人口减少的圈地活动和牧场化活动，采行一种防止的方策”。根据1489年享利七世当时定下的一种条例（第十九章），至少有二十英亩土地的农民房屋，概不得拆毁。这种法律，曾在亨利八世第二十五年制定的条例中，予以更新。其中有云：“许多租地与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都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了，由是，地租昂腾，耕地减缩，教堂与房屋拆毁，可惊的多数人，都被夺去了维持自身及一家生计的手段”。于是，这种法律乃命令荒废了的农场，再开始经营，并在谷物耕地与牧场等等之间，设下一定的比例。1533年的一个条例，曾宣称若干的地主拥有二万四千头羊，因而规定羊的所有，不得超过二千头以上[5]。然人民的怨谤，乃至亨利七世后继续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自耕农的立法，都同样没有效果。这种失败的秘密，培根不自觉地，在其所著《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二十九文）中，曾这样指示我们：“国王享利七世企图造出合一定标准的农业经营与农民房屋的计划，是深思远虑而且值得赞赏的。他那计划，要求给与各农民以一定量的土地，使他们可以不在奴隶状态下生活，而在富裕状态下生活；使所有者自己也在手中把握着耕犁，不仅佣工”[6]。然而，资本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却正是把民众安置在奴隶状态下，把他们转化为佣工，把他们的劳动手段转化为资本。在这种转变的时代，英国的立法，却企图使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小屋，保留四英亩土地，并禁止在他们小屋中有借居的人。在杰姆斯一世治下的1627年，就有佛伦脱•米尔之罗杰•克洛克尔（Roger Crocher）其人，因在地主领地建筑小屋，没有把四英亩土地当作永久附属物，而被宣告有罪。延至查理一世的1638年，还任命一个敕命委员，监督旧来诸法律的实施，特别是每小屋应附有四英亩土地的条例的实施。就在克伦威尔（Cromwell）时代，在伦敦周围四英里内，建筑未附有四英亩土地的房屋，也在所必禁。直迟至十八世纪上半期，农业劳动者的小屋，如没有附属一英亩或二英亩土地，仍不免诉说苦情。然至今日，一个小屋如备有一个小的庭园，或能在远隔小屋的地方，租到若干小块土地，在农业劳动者看来，就算是幸运了。亨德尔博士说：“在这方面，地主与租地农业家是相互提携的。使小屋附有若干英亩土地，恐不免要招来劳动者过于独立的结果”[7]。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继起的大规模盗劫寺产的运动，对于民众土地强制剥夺的过程，给予了可惊的新的刺激。在宗教改革的当时，加特力教会是英国大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的压迫，使住在修道院等处的人们，都被投进到无产者的队伍中。教会的地产，则大抵是给与那些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以近似开玩笑的微乎其微的价格，卖给那些投机的租地农业家和市民。这班人，把世袭寺院领地的租户，概行驱逐，而合并他们的经营。至若贫困农业劳动者，以前在教会什一税中，本有取得一部分的法律保障权，这时，这种权利也在暗中被没收去了[8]。伊利萨伯女王在巡幸英国国内之后，曾叹说“到处皆是待救恤的穷人”。在这位女王治世的第四十三年，竟不得不由救贫税的采行，公认被救恤贫困（Pauperismus）的存在。“这种法律的起草者，似乎以说明其理由为可耻。这由他们反乎惯例，不肯对这法律附以何等理由而知”[9]。这种法律，由查理一世第十六年的条例（第四章）永久化了，至1834年，更采取新的更严厉的形态[10]。宗教改革的这种直接影响，还不算是它的最有持续性的影响。寺院领地原是旧传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的堡垒。寺院领地消灭时，那种所有权关系也就不复能够维持了。

就在十七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小农（Yeomanry）即独立农民阶级，还拥有较多于租地农业者阶级（Pächter, farmers）的人数。他们曾是克伦威尔势力的支柱；比之醉熏熏的乡绅，比之那些当作乡绅仆人而不得不迎娶主人弃妾的田舍僧侣，他们是更好得多。这事实，就连麦皋莱也是承认的。那怕是农村工资劳动者，他们也分享有共有土地[11]。在1750年顷，小农制度消灭了[12]。至十八世纪最后十数年间，这种共同所有权的最后痕迹，也被抹去了。我们在这里，且撇开农业革命（Agrikulturrevolution）之纯经济的原因，而只论到这种革命所由推行的强制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兴后，英国土地所有者，是以合法手段实行掠夺的。（这种掠夺在欧洲大陆各处，却都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他们废除土地封建制度，即废止土地对国家的一切给付义务，而以农民及一般民众所纳的赋税，“赔偿”国家；他们对于以前仅有封建所有权的财产，则使其化为近代的私有权；最后，更励行居住法（Laws of Settlement）。这种法律对于英国农村劳动者的影响，和鞑靼王波利斯•果都洛夫（Boris Godunof）敕令对于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

这种“光荣的革命”，不仅使奥兰吉公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立于支配者的地位，并使地主的和资本家的货殖家，也立于支配者的地位[13]。对于国有地的盗掠，本来还是比较和缓地进行，到这时，他们方才以大规模的盗掠，来开始新的时代。他们对于国有地，或者是由赠与的方式取得，或者是以类似开玩笑的微乎其微的价格取得，甚或是由直接的掠夺取得，以并合于其私有地内[14]。这一切的进行，都丝毫没有顾及法律上的形式。像这样在欺诈方法下被人占有的国有地，连同以前被人盗掠的寺院领地的一部分（未曾在共和革命中再丧失去的那部分），就成了英国今日寡头政府的御用地了[15]。布尔乔亚的资本家，曾助长以上的过程。他们的目的，在把土地转化为纯粹的商品，在扩大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范围：在增加被解放的农村无产者的供给。此外，新土地贵族，和新的财阀，新孵化的高等财政家，以及由当时保护税支持着的大制造家，是自然的盟友，英国资产阶级对于为自己利益的行动，丝毫没有弄错。他们在这点上，和瑞典资产阶级从反对方面，结托自耕农民为经济支柱，努力帮助国王，由寡头政府手里，强制夺还旧有王地的行动（此事见于1604年以降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代），是一样聪明。

共有地（Das Gemeindeeigentum）与前述国有地（Staatseigentum）完全不同，那原是古代条顿族的制度，在封建制的外衣下存续下来。我们已经知道：对于这种共有地的暴力的掠夺，是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叶，而继续至十六世纪，那大抵与耕地的牧场化相伴。但在当时，那种过程是由个人的暴力行动来推进，立法机关对于那种暴力行动，虽继续抗斗有一百五十年之久，都没有收到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示在这个事实上，即法律自身也变为共有地盗掠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业者，同时还不断利用独立的私人的小方法，来从事盗掠[16]。这种盗掠的议会的形态，就是“共有地圈围法”（Bills for Inclosures of Commons）。这种法律，使共有地化为地主私有，使人民被剥夺。艾登勋爵（Sir F. M. Eden）虽力图以共有地视为大地主（代封建领主而起的大地主）的所有，但他要求议会制定共有地圈围法，说共有地的私有化，必须来一次议会非常手段（ein parlamentarischer Staatsstreich），又要求对被剥夺的贫民，制定“赔偿”法时，他自己也把他原来为大地主辩护的主张否定了[17]。

任意的租户（Tenant-at-will），代替独立的小农（yeoman）而出现了。这种任意租户，就是逐年依契约租地的小农业者，是完全受地主意向支配的隶民。在这种租户代替小农时，同时又行着国有地的盗掠，特别是共有地的有组织的盗掠。由是大租地（pachten, farm）更形扩大，而农民则被“游离”成为工业上的无产者。十八世纪当时的人，曾称那种大租地为资本租地（Kapital-pachten）[18]或称为商人租地（Kaufmanns-pachten）[19]。

国民之富（Nationalreichtum）与民众之贫（Volksarmut），为相互一致的事实，在这种事实的理解上，十八世纪究还不及十九世纪。惟其如此，在当时的经济文献中，关于“圈围共有地”（inclosure of commons）这件事，遂有极激烈的论争出现。在下面，且从我手边所有的大量材料中，选拔出可以表示当时情状的章句。

某位著者愤慨地说：“在赫特福州的若干教区，平均有五十至一百五十英亩的租地二十四块，并合而为三个大租地了”[20]。“在诺桑普吞州和莱塞斯特州，共有地在极大规模地圈围，而由是生出的新所有地，则被转化为牧场。其结果，从前一年耕作一千五百英亩面积的许多领地，现在一年只不过耕作五十英亩。住宅，谷仓，畜厩等等的废址，成了旧居住者的唯一痕迹了。在开放村落（open-field village）原有房屋一百栋的，现在大都减到十栋八栋。且就那些在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才开始圈围的大多数教区说，在这种教区内保有土地的人数，就比在开放村落内保有土地的人数，更少得多。从前由二三十个租地农业者，小地主，小自耕农保有的土地，现在则由四五位富裕饲畜业者收夺为大圈地，这已成为习见的现象了。那些被夺者的家庭，乃至由他们雇用及依他们生活的其他许多家庭，概由所有地被驱逐了”[21]，在圈地口实下为邻近大地主所并合的土地，不单是荒地；须对共同体纳一定地租的耕地，也往往同样被圈围去。“这里且就既耕开放地的圈围来说。这种土地的圈围，势必增进租地的独占，提高食品的价格，并唤起人口的减少，这事实，就在拥护圈地的著作家，也是承认的。……那怕是现正进行的荒地圈围，贫民也将因有一部分生活资料被剥夺，而受压迫；由此，已经过大的租地，更加扩大”[22]。蒲莱斯博士（Dr. Price）说：“当土地归属到少数大租地农业者手中时，小农业家（蒲莱斯所称的小农业家，就是指那些靠自耕土地上的生产物，和共有地上所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身及一家生活，几无需购买任何生活资料的小自耕农和小租地农）结局要变为替他人提供劳动，必须赴市场购买一切需要品的人，……强制加大，劳动也许会加多……因为被驱逐的人们，都为求职而流入都市和制造业上来，故都市和制造业的范围扩大了。这就是租地累积这件事的自然作用方法，也即多年在我国实际进行着的方法”[23]，他由是总论圈地的结果说：“概言之，下层人民的地位，无论在那方面，都趋恶化了。他们由小自耕农，小租地农的地位，转落为日佣劳动者（Taglöhern）或佣工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生活，是比以前更困难了”。[24]共有地的掠夺，及伴同这种掠夺而生的农业上的革命，实在对于农业劳动者有异常尖锐的影响；就依艾登自己所说的，由1765年至1780年间，他们的工资，也已开始低落到最低限度以下，而必得由公众的救恤来补充。他说：他们的工资，“仅够购买绝对的生活必需品”。

我们暂且听听圈地拥护论者（蒲莱斯博士的反对论者）的高论罢：“在开放地上浪费劳动的事，没有见到了，但不能因此，便引出人口减退的结论。……如果因小农业家变为替他人劳动的人，结果产出了更多的劳动，那其实是国民（那些变为替他人劳动的人，当然除外）所期待的一种利益。……当他们的结合劳动，被利用到一个租地时，其生产物将增大，制造业将有一种剩余。国民富源之一的制造业，将比例于谷物生产量的增加而扩大”[25]。

对于神圣所有权的最无耻的凌辱，对于人身生命的极狂暴的侵夺，在此等凌辱与侵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基础的建设所必要时，经济学者是以斯多亚主义的漠不关怀的冷静态度来观察。带有保守党色彩的政治家及“博爱家”艾登勋爵的言论，可为我们提示一个例子。由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伴随暴力剥夺而生的盗掠，残暴，以及人民穷困的全列现象，仅够导出他以次的快慰的结论：“在耕地与牧场之间，须设定一个适当的比例。就十四世纪全部及十五世纪大部分来说，有二三英亩乃至四英亩耕地，才有牧场一英亩；至十六世纪中叶，有耕地二英亩，也就有牧场二英亩；更后，有一英亩耕地，就有牧场二英亩了；结局，竟达到一英亩耕地，三英亩牧场的比例。”

农业劳动者与共有地的关联，到十九世纪，自然不再为人记忆了。姑且不说比较近时的事。由1801年至1831年间，地主由农民手中盗掠的共有地，即由议会赠与他们的那3,511,770英亩共有地，曾对农民给与一个铜板的代价么？

最后对农民施行的大规模的土地剥夺，是被称为所有地扫除（Clearing of Estates），那其实是把人从所有地扫除。以上考察过的英国一切方法，到这种“扫除”，才达于绝顶。照前章关于近代情形的描述看，现今已没有一个要扫除的独立农民存在了，小屋的“扫除”，遂由此开始。因此，农业劳动者在他们自己耕作的土地上，已不复能找到他们居住所必要的地方了。但“所有地扫除”的真正的严格的意义，我们仅可由近世传奇中的天国（即苏格兰高地），得到理解。那里的所有地的扫除，系以如次诸种事实为其特征，那就是其进行极有组织，其一扫的规模极大（爱尔兰的地主，往往一举扫荡几个村落，在苏格兰高地，则有和德意志一个公国那样大的土地面积，一举而被扫除），最后，扫除的土地财产，都采有特殊的形态。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系由诸种氏族所组成，那些氏族是它们各自所居的土地的所有者。各氏族的代表者即族长或“大人”（"Grosser Mann", "Great man"），不过是那种土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此与英格兰女王不过是国民全土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正相同。英国政府对于此等族长相互间的战争，对于他们不绝向苏格兰低地的侵掠，后来是镇压成功了，但那些族长并不因此就放弃他们的盗掠职业，不过形态有所改变罢了。他们以自己的权力，把旧来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财产权。当族民起而反抗，他们就决定以公然的暴力，把这些族民驱逐。牛曼教授说：“照此作法，英国国王就把人民驱向海中，也没有什么不行了”[26]。这种革命，在苏格兰，是在僭位者（Prätendenten）党徒的最后武装叛乱以后开始的。关于它初期的情形，得由杰姆斯•斯杜亚[27]与杰姆斯•安徒生（James Anderson）[28]的文章，追溯其经过。在十八世纪，由农村被驱逐的格尔人，被禁止移住国外。其目的，是要强制地使他们集中到格拉斯哥及其他制造业都市[29]。至于十九世纪采行的方法，我们只要把苏德兰女公爵所成就的“扫除”，作为一个例子[30]，就行了。这位女公爵通晓经济，她一即位为女公爵，立即在经济上进行彻底的治疗；她所治理的全州，其人口已由过去所行的类似方法，缩减到一万五千人了，她决心把这全州转化为牧羊场。由1814年至1820年间，这大约包含有三千家族的一万五千人口，都被有组织地驱逐了，剿灭了。他们的村落，破坏了，焚毁了，其田地则全部转化为牧场。英国的兵士，执行驱逐剿毁的命令，与住民发生冲突。有一个老妇人拒绝离去她的小屋，竟被烧死在烈焰中。这一来，这位高贵女公爵，把那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即为氏族所有的七十九万四千英亩土地，占为己有了。她为那些被驱逐的住民，指定了海滨约六千英亩土地——一个家族约得二英亩。这种土地，在当时是听其荒芜，对于所有者毫无收入可言的。但这位女公爵，却以她的名贵的心情，把这荒芜土地，以每英亩平均二先令六便士的地租，贷与那些被驱逐的，几世纪来曾为她家流过不少血的族民，她把她掠夺来的族有地（Clanland）全部，分划为二十九个牧羊租地，每个租地，不过居住一个家族，他们大抵是由英格兰移入的租地农仆。1825年，那一万五千格尔人，已由三十万一千头羊所代替。这些被驱往海滨的人们，只有依靠着渔业维持生活，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照一位英国著者所说，他们是一半在陆上生活，一半在水中生活。但双方合起来，仅及生活的半分[31]。

但勇敢的格尔人，还须更艰苦地，对于族长竭尽山岳的浪漫的崇拜。鱼的香气，传到族长“大人”鼻里了；他们在那种香气中，嗅出了生财之道。由是，这海滨也被租赁于伦敦的大鱼商，格尔人再被驱逐了。[32]

最后，牧羊场的一部分，还再被转化为鹿场。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那是谁都知道的。高贵大老们猎苑的鹿，都是驯畜，肥得像市参事会议员一样。结局，苏格兰就成为“高贵情欲”（"noblen passion"）的最后的寄托所了。在1848年，苏麦斯（Somers）曾说：“新森林像雨后春笋样地簇生在苏格兰高地了。在加伊克这一边，有格伦佛希新森林，在其对边，则有亚德维利克新森林。在同一方面，布拿克•蒙特的广大荒地，最近也开始栽植了。由东到西，由亚柏狄附近到奥本的峻岭，现今都有森林绵亘着。而在高地的其他方面，复有洛奇•亚尔奇格，格伦格利，格伦摩利斯敦等新森林出现。一向成为小农民社会中心的峡谷，已导入羊群了。那些小农民则由此峡谷地方，被驱往更硗瘠不毛的地带，去寻生活。现在鹿代替羊了，小租地农再被驱逐去；他们只好移向更贫瘠的地方，陷于更贫苦的状态。鹿林[33]与人民是不能共存的。两方总有一方要降服。如其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间，森林的数和范围，是以过去二十五年间的同一程度增大，格尔人就要绝迹于其故土了。……在苏格兰高地地主间进行的这种运动，一部分是由于功名心，一部分由于娱乐的嗜好，……但其他更讲实际的人们，则专以利润为目的，而经营鹿的交易。因为在许多场合，为所有者的利益打算。与其把一个山脉变为牧羊场，实不如把它变为森林。……要求鹿林的猎人，钱袋里有多少钱，就愿出多少钱。由此给与苏格兰高地的痛苦，实不下于诺曼王政策所给于那里的痛苦。鹿占据广大的地域，人益被驱向更狭隘的地域。……人民的自由，节节地被剥夺去。……压迫日复加甚一日。如同美洲澳洲的山林斩伐一样，人民的扫除驱逐，简直在当作固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来推行。一切都在稳静地井然地进行着”。[34]

夺取寺产，欺诈让渡国有地，盗掠共有地，掠夺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无所顾忌的恐怖主义下，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这种种，都是原始蓄积的牧歌的方法。这些方法，给资本主义农业以活动的领域，使土地并合于资本，同时并为都市的产业，造出被追放的无产者的必要供给。

Ⅲ　十五世纪末叶以来对于被剥夺者的

残酷立法。降低工资的法律

无产者是由封建家臣的分解，和突发的强制的土地剥夺所造成的。由这样放逐出来的无产者，要想一被放逐出来，即为新兴的制造业所吸收，当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这些由旧习惯生活环境突然投出的人，要突然适应新状态的训练，也所难能。他们整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浮浪者等等；这种转化，一部分虽由于习性关系，大部分则由于环境逼迫使然。由是，在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六世纪，西欧各国都制定惩治浮浪人的残酷法律。今日劳动者阶级的祖宗，都曾因迫不得已变为浮浪人，变为被救恤的贫民，而蒙受惩罚。他们继续工作的旧环境，尽管已经不存在了，但立法者却假定，他们是否继续工作，全看他们自己是否有工作的善意，由是，当他们变为浮浪者时，法律就把他们视为“自动的”犯罪者了。

英格兰的这种立法，系开于亨利七世时代。

在亨利八世治下的1530年，凡年老及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被给与乞食特许状。但身体强壮的浮浪者，则应受鞭打与监禁的惩罚。他们将被系在载重马车的后部，鞭打至身体流血为止，然后再立下“自愿劳动”的誓言，被遣回故里，或其最近三年居留的所在。这该是如何可怕的讽刺！在亨利八世治下的第二十七年，重申以前的法律，并新加上一些更酷烈的条款。凡再度以浮浪罪被捕的，除鞭打外，复割去其耳之一半，若三度被判有罪，则被视为重罪犯人或公安之敌，处以死刑。

据爱德华六世即位第一年（1547年）制定的法律：凡拒绝劳动的，得被告发为游惰者，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得以面包，水，稀薄的饮料及他自认为适当的残肉，豢养奴隶。他有权利强迫奴隶从事任何劳动，用鞭，用锁链都行。凡逃亡到十四天的奴隶，将被判定为终身奴隶，并在额上或背上，附以S字的烙印。奴隶三度逃亡时，得处以叛逆者的极刑。主人可以把奴隶出卖，让与，或作为奴隶而租贷，像处分动产或家畜一样。假若奴隶企图反抗主人，也将处以极刑。治安裁判官得依据报告，搜索这种犯人。如其一个浮浪人在某地三天内无所事事，他将被送回他的出生地，用烧红的铁器，在胸上附以V字的烙印，然后用锁链系着，使其从事筑路或其他的劳役。如其浮浪人谎报出生地，他将终生成为该地居民或其自治团体的奴隶，也附以S字的烙印。不论是谁，都有权将浮浪人的子女取去为徒弟，男得保留至二十四岁，女得保留至二十岁。此等徒弟如果逃亡，他们就须在那种年龄以内，成为主人的奴隶，主人得任意枷锁他们，鞭打他们。主人为了易于识别，或便于确实保存，得在奴隶的颈上，腕上，或腿上，嵌以铁环[35]。这个法律的最终部分，并规定某些贫民，应在愿意给他们以饮食，给他们以工作的地方或个人之下，从事劳动。这种教区奴隶，曾在“巡役”（Ronndsmen）的名称下，到了十九世纪开始以后许久，还在英国保存着。

据伊利萨伯治下的1572年的法律，凡年在十四岁以上，没有领得特许状的乞丐，尚无人愿在二年内使役他，即应受酷烈的鞭打，并在左耳上附以烙印。凡年在十八岁以上，再度被捕者，尚无人愿在二年内使役他，他将判处刑罚；若三度被捕，则看作罪不容赦的叛逆，而处以死刑。伊利萨伯治下第十八年的法律（第13章）及1595年的法律，均曾有同样的规定[36]。

在杰姆斯一世治下，流浪与乞食，均被视为无赖汉和浮浪人的行径。轻罪即决法廷（petty session）的治安裁判宫，有权公开鞭打他们，并得把初犯者判处六个月监禁，再犯者判处两年监禁。在他们被监禁的当中，治安裁判官认为适当时，得随时把他们提出来鞭打，要鞭打多少就鞭打多少。……被视为无可救治的，有危险性的无赖者，即在其左肩上附以R字的烙印，使其从事苦役。若再度因乞食被捕，则处以杀无赦的极刑。此等法律，在十八世纪初叶尚有效力，直至安女王治世第十二年的法律（第23章），始予以废止。

法兰西也有同样的法律存在。在十七世纪中叶，巴黎曾创设有一个浮浪人王国（Vagabundenkonigreich, royaume des truands），甚至在路易十六世初期的法律（1777年6月13日），也规定由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强壮者，如没有生活资料，又不从事何等职业，则遣往扁船上从事奴隶的劳役。查理五世对于尼德兰的法律（1537年10月），关于荷兰诸邦诸市的第一勅令（1614年3月19日），乃至联合州的告示（1649年6月2日）等等，均有同一的性质。

于是，土地被强制剥夺，被强制离去家宅，被迫转化为浮浪者的农民，又依奇怪而极有威吓性的法律，被鞭打，烙印，苛责等方法，被迫去接受工资劳动制度的必要的训练。

单是在一极端，有劳动条件以资本的形态表现，在另一极端，有一种人，他们除有自己的劳动力外，更无他物可以出卖，还嫌不够的。就是强使后者任意出卖自身，也还不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一个劳动者阶级发达起来了，这个阶级由教育，传习，习惯的结果，认定那种生产方法的要求，为自明的自然法则。已经十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会把一切的抵抗打破。相对过剩人口的不绝造出，使劳动的供给与需要，从而，使劳动者的工资，拘束在顺应资本价值增殖欲的轨道中；经济关系的无言的强制力，使资本家得以完成其对于劳动者的支配。在此之后，经济关系以外的直接的暴力，自然还被使用着，但那不过是例外的现象了。在事物正常推移的限度内，劳动者可以听凭“生产自然法则”的摆布了，换言之，就是听凭资本摆布；他对于资本的隶属性，是由生产条件本身出发的，且受生产条件保证，由生产条件而永久化。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历史的发生时代，不是如此。资产阶级由它兴起之初，为要“调节”工资，为要使工资不超越货殖的限界，并为要延长劳动日，为要使劳动者自身维持正常的隶属状态，它是需要用国家的权力的。这就是所谓原始蓄积的一个基本要素。

工资劳动者阶级系发生于十四世纪后半期，但在当时乃至在次一世纪中，它还不过是占着人民的极小部分，其地位，则由农村方面的独立自耕农制度及都市方面的基尔特制度，所妥为保护。在农村方面也好，在都市方面也好，雇主与雇工在社会上是密切接触的。劳动对于资本的隶属，只是形式的；换言之，生产方法自身，尚不曾具有何等严密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其不变要素，工资劳动的需要，虽随资本蓄积而急速增进，但工资劳动的供给，却只缓慢地随在后面。国民生产物的大部分，后来转化为资本蓄积基金的，在当时，是仍旧要加入劳动者的消费基金中。

工资劳动的立法[37]，先前原是以榨取劳动者为目的，后来竟演成为对抗劳动者的手段了；这种立法，在英格兰是开始于爱德华三世治下的1349年的劳动者法令（The Statute of Labourers）。法兰西相当于这种法律的，则是以国王约翰之名公布的1350年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相互并进，其内容也复一致。至劳动者法令强制延长劳动日的事实，我们已在前面（第八章第五节）述过了，这里不再复述。

劳动者法令，是依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通过的。一位保守党党员素朴地说：“贫民从前要求的工资是如此高，以致予产业与富以威胁，他们今日所得的工资又如此低，以致同样地或许更厉害地，从相反的方面，予产业与富以威胁”[38]。城市与农村，计件劳动与日佣劳动，都确立了法定工资率。农村劳动者的被雇，以一年为期，都市劳动者的被雇，则是依照自由契约。给付工资不得超过法定额以上，违者投狱。但法定额以上的工资受者，较之给者，还要受更酷烈的处罚。例如，在伊利萨伯女王治下之徒弟法第18节及第19节，就规定给付法定额以上的工资者，监禁十日，而领受法定额以上的工资者，则监禁二十一日。1360年的法律，更规定给付法定工资率的雇主，得以体刑，迫使劳动者劳动。泥水匠木匠相互约束的一切联合，契约，誓约等等，都被宣布无効。由十四世纪，到工会禁止法废除的1825年，劳动者的结合，都被视为是大罪。1349年劳动者法令及由是派生的诸种法律的精神，明白地由这个事实表示了；即，国家虽规定工资的最高限度，但未规定其最低限度。

我们都知道：“十六世纪劳动者的状况，是更加恶化了。货币工资虽然昂腾了，但却不曾与币价下落，物价上升为比例的昂腾。换言之，就是工资在实际上是下落了。但以降低工资为目的的法律，却与‘无人愿雇’者的割耳的刑罚和烙印的刑罚，一同存续下来。在伊利萨伯女王治下第五年徒弟法第三章中，治安裁判官依法有确定工资，或依照季节及物价，而变更工资之权。杰姆斯一世更把这种劳动规定，扩展到织工，纺绩工，以及各种劳动者方面”[39]。至乔治二世时代，取缔劳动者结合的法律，已在一切制造业上发生效力了。

在真正的制造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够有力了，工资的法律规定已变为不必要，且没有实行的可能了，但人们在必要的场合，还不愿缺少这旧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乔治二世治下第八年的法律，且禁止伦敦附近的裁缝织工，在国丧以外的场合，给付二先令七便士半以上的日工资。而乔治三世治下第十三年的法律（第六八章），更把丝织工工资的规定权，委之于治安裁判官。就在1799年，关于治安裁判官关于工资的命令，能否适用于非农业劳动者的问题，还有取决于高等法院二次判决之必要。1799年的议会条例，还谕令苏格兰矿工的工资，应遵照伊利萨伯女王治下的法律，和1661年1671年二苏格兰条例来规定。然这当中的事势，曾经过如何的激变，我们由英国下院中一件前所未闻的事件，就可以证明。四百余年以来，一切规定工资最高限度的法律虽都出自英国下院，但至1796年，竟有惠特布勒德（Whitbread）在同院提出农业日佣劳动者法定最低工资案。庇特（Pitt）反对这种提案，并且承认“贫民状况的悲惨”最后，至1813年，规定工资的诸种法律，才终于废止了。因为，资本家既得依他的私法，取缔自己的工厂；又得在农业劳动者工资未达到绝对必要最低限度的场合，以救贫税补充其不足部分，以上所说的诸种法律，自成为荒谬的变则了。但劳动者法令中，有几种关于雇主与工资劳动者缔结契约的规定——例如先期通告的规定，依照这种规定，雇主违犯契约时，只许作民事诉讼，劳动者违反契约时，则允许作刑事诉讼——就至今日，也还在毫无假借的励行中。

取缔工会的诸种残酷法律，延至1825年，始在无产阶级威胁的态度之前撤除，然所撤除的，究不过一部分。因为旧法律的若干美的残片，是到1859年才归于消灭。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条例，才在法律上承认工会，把这种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除去。然同日的议会条例（关于暴行，迫胁及妨害的刑法修正条例），实无异使旧的事态，在新的形式上重建起来。依着这种议会的手法，劳动者在罢工或罢业（既相互联盟的工厂主，同时将工厂闭锁的罢业）场合可以利用的手段，竟由普通法的取缔，转受例外刑法的取缔了。而那种刑法取缔的解释，又委之于以治安裁判官资格出面的工厂主自身。在两年前，同一格莱斯登君，曾在同一下院，以人所共知的率直的态度，提出一个法案，主张废止一切取缔劳动者阶级的例外刑法。但他那法案，止于一读了事。这个问题一直延搁下来，直到后来“大自由党”（grosse liberale Partei）得保守党的声援，竟鼓起勇气来，背叛原来扶他上台的无产阶级。大自由党还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更进而允许一向乞怜于支配阶级的裁判官，重新掘起已失时效的“阴谋”取缔法，使其适用于劳动者的组合。英国议会以不知羞耻的自利心，在五百年间，一直与劳动者相反，成为资本家的永久的御用组织，直到最后，才在民众压迫下，无可奈何地，抛弃了反对罢工，反对工会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的初期，就敢把劳动者刚刚获得的结社权取消。他们1791年6月14日的法律，宣布劳动者的一切组合，皆为“反抗自由与人权宣言的企图，应课以五百里维尔的罚金，和剥夺公权一年的惩罚[40]。这种法律，借国家警察权，把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内。革命发生了几次，王朝转变了几次，这法律依旧存续着。就在恐怖政治时期内，它也没有被触到，直到最近，方始由刑法法典中排除出来。资产阶级这种非常手段的口实，是最有特征的。这种法律的报告委员查卜礼（le Chapelier）说：“工资应当比现在提高……应当高到使领受工资者，不致因生活必需品缺乏，而陷于与奴隶状态相近的绝对的隶属状态”。但劳动者如就自己的利害关系相互协议，或采取同盟的行动，冀使那“与奴隶状态相近的绝对的隶属状态”有所减轻，却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做去，他们定会损害“旧时的老板即今日的企业者的自由”（使劳动者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反抗旧基尔特老板的专制之团结（猜猜罢！），不免会引起已被法兰西宪法废止的基尔特的复活[41]。

Ⅳ　资本主义的租地农业家的发生

我们以上考察，如何以强制手段，造出由土地放逐的无产者；如何以残酷的训练，把那些无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国家如何不怕羞地，借警察的力量，来增进劳动的榨取程度，并由是增进资本的蓄积。以次，我们要根究资本家的来历。因为，农民的剥夺，只不过直接造出了大地主。而关于租地农业家的发生，则殊费摸索，因为那是经过许多世纪而徐徐展开的一个过程。农奴和自由小土地所有者一样，是被位置在极不同的各种所有关系下，从而，他们也是在极不同的各种经济关系下被解放。

英国租地农业家的最初形态，就是本身也为农奴的领主管事（Bailiff）。他的位置，类似古代罗马的斐力卡斯（villicus）的位置，所不同的，只是他活动的范围较为窄狭。在十四世纪后半期中，他的地位，已为直接由地主取得种子家畜农具供给的租地农业者（Pächter）所代替。这种租地农业者的地位，与自耕农（Bauer）的地位，无显著差异。不过他榨取更多的工资劳动。不久他就成为半租地农业者（Halb Pächter）即麦太耶或两益农（metayer）。他的农业资本，一部分由自己筹措，一部分由地主提供。其总生产物，则依契约的比率，由两方面分配。不过这种形态，不旋踵间就在英国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狭义的租地农业家，他使用工资劳动者，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以货币或现物的形态，支给地主。

在十五世纪中，独立自耕农民与那些一边为工资劳动，一边为自已耕作的农仆，都在以自身的劳动，为自己致富。在这种情形继续的限度内，租地农业家的境遇和生产范围，自不会有何等起色。开始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而延续至十六世纪全部（最后十年除外）的农业革命，一方面使农民贫困，同时则以同一速率，使租地农业者富裕[42]。他们由共有地的剥夺等等，几乎是不需代价地，把家畜大增特增起来，而这样增多的家畜，更供给他们以更丰富的肥料，而利用在土地的耕作上。

到十六世纪，又添加了一个极关重要的要素。当时的地租契约颇长，往往达九十九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的低落，使租地农业者由是获得了黄金的果实。我们就把上面考察过的种种情形撇开不说罢，单是这种币价减落，已招致工资低落的结果。工资的一部分，被加到租地农业者的利润中去了。谷物，羊毛，肉类，约言之，一切农产物的价格，都不断昂腾，其结果，租地农业者不费何等努力而增大其货币资本。他们支付给地主的地租，则以契约所定的旧货币价值为标准[43]。

所以，他们是牺牲工资劳动者与地主两方面，而致富的。把当时这种情形一加考察，就无怪英国十六世纪末叶会产生富裕的“资本租地农业家”（"Kapitalpächter"）阶级了。[44]

V　农业革命在工业上的反应作用，

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讲过：对于农民之大举的，不绝更新的剥夺与驱逐，把那些立在基尔特关系圈外的无产者，赓续不断地供给都市的产业。这种凑巧的安排，使老亚当•安徒生（A. Anderson——不要和杰姆斯•安徒生James Anderson混同）在他的《商业史》中，相信造化主的直接的干涉。关于原始蓄积的这种要素，我们须暂停下来，考察一下。乔佛洛伊•圣•希拉伊尔（Jeofloy Saint-Hilaire）对于宇宙物质的一方面的浓密化，是以他方面的稀薄化来说明[45]，恰和这一样，独立自耕农的稀薄化，就赍来了工业无产者的浓密化。然不单是如此。耕作者人数尽管减少，土地却提供了与从前等量的或更多量的生产物。因为土地所有关系上的革命，伴随有耕作方法的改良，合作的增进，生产手段的累积等等；因为，农业上的工资劳动者，不但曾以更大的强度从事劳动[46]，他们为自身从事劳动的生产范围，也益形缩小了。这一来，农民有一部分被游离了（freigesetzt），他们这一部分人以前的荣养资料，也被游离了。这种荣养资料，现今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的农民，遂必须从他的新主人（即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态，购买这种荣养资料的价值了。依存于国内农业的工业原料，也与生活资料相同。它转为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试举一例来说罢。在斐特烈二世时代，韦斯特法里亚的农民，都是从事亚麻的纺绩，假定他们有一部分，因受强制的剥夺，由土地驱逐出来，残下的一部分，因转化为大租地农业家的日佣劳动者；同时更假定：有亚麻大纺织厂出现，把被“游离”的人，收容在它那里从事工资劳动。亚麻的外貌，完全与从前一样，它的每一根纤维，也发现不出一点变化。不过在它身体内，却钻进了一个新的社会的灵魂。现在亚麻成为制造业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了。那在从前，虽然是配分于大群小生产者（他们自行栽培，并与家人零碎地纺绩）之间，现在却累积在那位使他人为自己纺绩的资本家手中了。亚麻纺绩上支出的额外劳动，在从前，是实现为无数农家的额外收入，或就斐特烈二世时代说，实现为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今则是实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在从前，纺锤与织机，是配布在农村地方；现今则连同劳动者与原料，一同密集在少数的大劳动营中。并且，纺锤，织机，以及原料，原是纺工织工独立生存的手段，现今则转化为命令纺工织工[47]，且由他们吸取无给劳动的手段。一个人单看大规模的制造厂和大规模的租地，他不会知道；那是把许多小生产场所打成一片而成，那是由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然而没有偏见的观察者，是不会认不清事实的。在革命的狮子米拉波（Mirabeau）时代，大制造厂仍被呼为联合制造厂（Manufactures réunies），或如我们称集合田园一样，称其为集合工作场（zusammengeschlagen Werkstatten）。米拉波说：“世人所注意的，只是通常称为联合制造厂的大制造厂，在那种厂中，有几百人在一个人指挥之下劳动；至若极多数个别劳动者，各为自己打算而进行的制造场，则被视为不值得考虑，完全抛在背后了。其实这是一个大错误。国民之富的真正重要成分，只是此等个别的制作场。……联合工厂虽使一二企业者成就巨富，但劳动者不过是日佣工人罢了，其报酬无论多寡，对于企业上的成功，他是完全无分的。反之，在个别工厂方面，发大财的人虽不会有，但多数劳动者都会享受舒适的生活。……勤勉而节俭的劳动者，是会增多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贤明的行为和努力，不是可以增进少许工资（这不过对于他们日常仅够糊口的生活，稍有补益，决非未来计算上的重要对象）的手段，而宁是在本质上改善自身地位的手段。……大抵与小农业相结合的个别分散的制造业，才是自由的制造业”[48]。但一部分农民的剥夺和驱逐，却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劳动者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来，且曾由此造出一个国内市场。

使小自耕农民转化为工资劳动者，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及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物质要素的过程，同时就为资本造出了国内市场。在从前，农民家族所消费的大部分的生活资料和原料，是由他自己生产并加工制造，但现在都成为商品，大租地农业者售卖它们，他是在制造业上找到他的市场的。纱，麻布，粗毛织物，简言之，即各农家以自家的原料，为自家使用而纺织的诸种物品，现在都转化为制造业的制品，并转而以农村地方为销场。从前照顾许多小生产者（依自己的打算而从事劳动的小生产者）的许多个别分散的顾客，现在都累积到受工业资本供给的大市场了[49]。这就是说，在旧自耕农遭受剥夺而与生产手段分离时，还有农村副工业的破坏，还有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而且，也只有这种农村家庭工业的破坏，能使国内市场，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必要的范围与稳固程度。

可是在真正的制造业时代，这种转变，还没有彻底的实现。我们当记着，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制造业，还只部分地征服国民生产领域，都市的手工业与农村的家庭副工业，常常成为它的广大的背景。假若这种背景在某一形态，在某一特殊部门，在若干点上受到破坏，那不免会在其他地方，唤起同一背景的再生。因为在这真正的制造业时代，原料的加工生产，还在某程度内，需要这种背景。所以，在这个时代，就产生了一个小农民的新阶级，他们以土地的耕作为副业，以工业的劳动为主业，他们把工业劳动的生产物，直接贩卖于制造业，或经过商人之手，间接贩卖于制造业。这个事实，虽非最初即是英国史研究者感到昏迷的主要原因，但至少是原因之一。研究英国历史的人，会看到，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农村方面就继续（不过偶有间断）诉说资本经营的增大，和小农阶级破灭的进展；同时在其他方面，又看见：小农阶级的人员虽在减退，状况虽在恶化，且常有新的农民出现[50]。其主要理由是：英国在这时代，以谷物的栽培为主，在那时代以家畜的饲养为主，每经一度转换，农民经营的范围就有变动。迨大工业兴起，始由机械给与资本主义农业以不易的基础。可惊的多数农民，至是始遭彻底的剥夺，而农业与农村家庭工业的分离，也由是完成；构成农村家庭工业之根底的纺绩业与织业，也为大工业所根除[51]。大工业至是始为工业资本征服整个的国内市场[52]。

Ⅵ　工业资本家的发生

工业的[53]资本家，不像租地农业者那样是徐徐发生的。无疑的，也有许多基尔特的老板，有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有一些工资劳动者，转化为小资本家，然后再依工资劳动榨取的逐渐扩大，和蓄积的增进，转化为成熟的资本家。在中世都市的幼年期，逃亡的农奴，有的变为主人，有的变为仆人。他们为主为仆，主要取决于他们逃亡时日的早迟。资本主义生产幼年期的情形，也往往是这样。然这种方法的蜗牛式的进行，与十五世纪末业诸大发现所造出的新界市场的商业要求，是不相应的。中世纪，曾传来两个不同的资本形态，它们是成熟于极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以前，它们都被视为资本一般（als kapital quand meme）；那两个资本形态，就是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在现在，一切社会的富，首先都要落在资本家手中。……他对地主支付地租，对劳动者支付工资，对税吏及什一税征收者支付其所要求的金额；劳动年产额中一大部分，实际是最大而且不绝增大的部分，则由他自己保留。今日的资本家，可以说是社会一切财富的最初所有者，虽然他不曾由法律被赋与这种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变化，是起因于以资本的生息。……欧洲一切立法者，都努力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防上它，那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资本家支配一国所有的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一种完全的革命。这革命，究由那种法律，或那一列法律成就的呢？[54]”。著者必定会答说，革命不是由法律成就的。

由高利贷业和商业形成的货币资本，要转化为产业资本，在农村方面会受到封建制度的妨阻，在都市方面会受到基尔特制度的妨阻[55]。然此等限制，随封建的家臣团的分解，和农民的被剥夺及其一部分的被驱逐，而归于消灭了。新的制造业，在通海口岸，或在旧都市及其基尔特制度没有势力的内地，相率建设起来。所以，在英国，旧来拥有特权的诸都市，曾对此等新工业的培养所，酿起剧烈的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内部；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之开始，非洲之被转化为商业的黑人猎夺场这等等事实，都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的过程，就是原始蓄积的主要要素。紧随此等过程而起的，是欧洲诸国以地球为舞台而展开的商业战，那种商业战，是以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叛乱开始，在英国反雅各宾党战争中取得广大的范围，并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向前进的。

原始蓄积的种种要素，现在，多少可依时间的顺序，特别配分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兰西，英吉利等国之间。其在英国，此等要素，已在十七世纪末叶，依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近世赋税制度，与保护制度，达成一体系的综合。在这些方法中。一部分，得使用极凶暴的强力，如殖民制度就是如此。但它们全部都要利用国家的权力，利用累积着组织着的社会力量，像温室般的，助长封建生产方法向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转化过程，并缩短其过度的推移。强力乃是一切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的殖民制度，有一位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威廉•霍维特（W. Howitt）曾说：“世界各地有所谓基督教人种，他们对于他们所能征服的一切种族所加的残酷与暴行，非世界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凶猛，任何无教育无情无耻的人种的残酷暴行，所可比拟”[56]。荷兰是十七世纪资本制度的标本国，它的殖民地经营历史，“展示了一幅极度无信义，贿赂，虐杀，卑劣的画图”[57]。最有特征的是：荷兰人为要获得在爪哇使用的奴隶，竟在色勒布斯岛实施一种盗人制度（System des Menschendiebstehler）。它并为此目的，训练一批盗人的人。盗贼，通译者，贩卖业者，是这种营业上的代理人；土著的王侯，是主要的贩卖者。被盗来的青年人，在准备好用奴隶船送出以前，都是拘禁在色勒布斯岛的秘密监狱中。政府曾在一件报告中说：“例如，马卡萨尔这个城市，就充满秘密监狱；最可怕的事实之一，就是那里塞满在贪欲与暴虐中牺牲的不幸者，他们被强制地与家人分离。并被系以锁链。”荷兰人为要获有马拉加市，曾贿通葡萄牙的总督。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入市内，他们立即冲进总督邸，为要“节省”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五镑的贿金，而把他杀掉。他们足迹所至，随即发生荒废与人口消灭的现象。爪哇的本鸠汪吉地方，在1750年，居民达八万以上，至1811年，不过留下八千人。这实在是称心的商业啊！

谁都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拥有东印度政治的支配权外，还对于茶贸易，对于中国一般贸易，对于印度与欧洲间的货物输送业，拥有绝对的独占权。但印度沿海贸易，诸岛屿间的沿海贸易，以及印度内地贸易，都是归该公司的高级吏员们所独占。盐，鸦片，槟榔及其他商品的独占，简直是富的无尽藏。东印度公司吏员们，自定价格，任意劫掠不幸的印度人。印度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为他所宠遇的人们，都在比炼金术还要巧妙的从无生金的条件下，承受包揽契约。大资产像雨后春笋般地一夜簇生起来，原始蓄积的进行，不用垫支一个铜板。在伐伦•赫斯庭格（Warren Hastings）的裁判记录中，充满了这种实例。试举一例来说吧。当某位萨里芬，带着公务，往一个隔离鸦片出产区域颇远的印度地方出发时，他承受一件鸦片包揽契约。他把这契约，卖给一位名叫边恩的入，获得四万镑；边恩在同日更以六万镑的价格，卖给其他的人。这个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即其履行者，还表明他曾由此赚到莫大的利益。根据一张提到议会中去的表册，由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及其吏员们，从印度人那里得到了六百万镑的贡物！由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竟由囤聚全部米谷以非分价格再卖的方法，在印度造出一次饥馑[58]。

对土著居民待遇最坏的，自然要算西印度那样专营输出贸易的殖民地，和墨西哥东印度那样任人劫掠的人口稠密的富国。不过，就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蓄积，也不愧有基督教的性质。在1703年，新教主义正气所钟的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曾集会决议，对每个印第安人的脑盖或每个被捕红人，悬四十镑的赏格。1720年，每个脑盖的赏格，增加到一百镑了。1744年，当麻萨朱色湾某种族被宣称为叛徒时，其赏格如次：十二岁以上的男子脑盖每个一百镑，男的捕掳每个一百零五镑，妇人与小孩捕掳每个五十镑，其脑盖每个五十五镑。数十年后，这种殖民制度，曾对这种虔诚的清教徒的子孙，——他们在那时正背叛他们的祖国——施以报复。他们在英国的煽动与赏格之下，受土人的战斧的劈杀。英国议会并宣言，杀戮与割取脑盖，“系神与自然所授于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像温室般地使贸易与航海业成长。“独占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累积的强有力的杠杆。殖民地对于当时在萌长中的制造业，提供市场，更依市场的独占，引起加强的蓄积。在欧洲外部直接由劫掠，奴隶化，杀戮等手段所蓄积的财宝，都流到母国，转化为资本。首先给殖民制度以充分发达的荷兰，在1648年，已达到商业势力的焦点。它“对于东印度的贸易，对于欧洲东南部与西北部间的商业，几乎全部独占着。它的渔业，海运业，制造业，都凌驾于一切其他国家。荷兰共和国的总资本，恐怕比欧洲其他诸国全体的资本还要大”。但居里希（Gülich）忘记补述的一件事，是在1648年，把欧洲其他一切国家的民众总合起来，还不敌荷兰民众那样工作过度，那样贫困，那样遭受凶暴的压迫。

在今日，工业上的至上权，虽伴有商业上的至上权，但在真正的制造业时代，却是商业上的至上权，带来工业上的优越。惟其如此，所以当时的殖民制度有主要的作用。“异神”（"der fremd Gott"），原来是和欧洲各个旧神，在祭坛上并占一席的；有一天，它在一击一蹴之卞，把它们都打倒了。它宣布，人类最后的唯一目的，是货殖（plusmacherei）。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时代，已可从热那亚和威尼斯发现其起源，不过到制造业时代，它才征服全欧洲。殖民制度及伴起的海上贸易与商业战争，都是育成这种国债制度的温室。所以这种制度首先在荷兰立下根底。不管国家是专制的，立宪的，抑是共和的，这种国债即国家的让度（Verausserung des Staats），总归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捺下它的印记。在所谓国富中，只有一部分，是实际加在近世人民的总所有中。这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59]。必然的归结，就导来一国负债愈多乃愈富的近世的教义。公家信用由是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成立了，代卖圣灵为不赦罪的，是国家债务上的背信。

公债为原始蓄积之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如像挥动魔杖，使不孕的货币有生殖力，把它转化为资本。由是，产业投资甚或高利贷业所不可避免的困难与危险，货币都不用亲自负担了。国债的债权者，实际并不曾拿出什么，因为，他所贷与的金额，转化为容易移转的公债券了，这种公债券在他的手中，和同额硬币有相同的作用。由是，即产生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食利者（Rentner）阶级；由是，在政府与国民间尽着媒介机能的金融业者，获得了速成的富：由是，赋税包征人，商人，私人制造业者，将以国债的一大部分，当作从天而降的资本来利用。但除开这些，国债还引起了股票公司，一切有价证券的买卖，公债券的投机买卖（die Agiotage），约言之，即股票投机与近世的银行支配（Moderne Bankokratic）。

以国民名义为装饰的大银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外是一个私人投机者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借着政府给予它的特权，而取得以货币贷与政府的地位。所以，这种银行股票的连续不断的涨价，乃是国债增加的最确实的测量。这种银行的充分的发达，乃1694年英格兰银行设立以后的事。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是以8%的利息，贷款于政府；同时更由议会取得从这种出贷资本铸造货币的权能，即以银行券的方式，再把它贷于大众。它并得利用这些银行券，作汇票的贴现，商业的贷款，购买贵金属。不久，该银行自身所制造的信用货币（Kreditgeld），又变为该银行贷款给国家的铸币，变为国家支付公债利息的铸币。但用一只手拿出去，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那在英格兰银行是还嫌不够的。它虽拿了更多的进来，但依然是它垫支出去的每一个铜板的国民的永久债权者。它逐渐变成了英国贵金属贮藏的避难的容器，成为一切商业信用的重力中心。英国就在禁止焚杀魔女那时候，颁布伪造银行券者绞杀无赦的命令。至若银行财阀，金融业者，食利者，经纪人，股票投机者，交易所活动者这一千人的突然勃兴，对于同时人曾发生怎样的影响，此可由当时的各种文献，例如波林格布洛克（Bolingbroke）的论著而知[60]。

国债发生时，国际信用制度也成立了。那种信用制度，往往成为这国或那国的原始蓄积的一个源泉。如像威尼斯盗掠制度上诸种卑劣的行为，就是荷兰的资本财富（Kapital reichtums）的秘密基础之一；因为威尼斯在濒于坏灭的过程中，曾对荷兰贷与巨额的货币。英国对荷兰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十八世纪初叶，荷兰制造业已落在人家后面好远了，它已不复是一个优越的商工业国家。由是，自1701年至1776年，荷兰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以莫大的资本贷与他国，特别是贷与英国，它的有力的竞争者。在今日，英国与美合众国之间，也可发现同样的关系。今日在美合众国发现的许多生地不明的资本，昨天还是当作资本化的儿童之血，存在于英国的。

国库收入，必须够逐年支付公债的利息等等。国债既以国库收入为支柱，于是近世的赋税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了。政府靠国债来开销临时费，纳税者是直接感知不到的，但其结果仍非借增税来弥补不可。在另一方面，由负债重迭增加所引起的增税事实，又使政府发生新的临时费的开支，因而有不绝进行募集新公债的必要。由是，以必要生活资料税（生活资料的价格，当然因以昂腾）为运转枢轴的近世财政制度，就在其自身内部，包藏有自动进行的胎胚了。赋税过重已不是一个附随事件，而是成为一个原则了。所以，在开始采行这种制度的荷兰，就有大爱国家韦特（de Witt）在他的《金言》中，把这种制度赞美为促使劳动者从顺，节俭，勤勉，同时并使其从事过度劳动的最良制度。可是，在这里，我们视为更重要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所及于工资劳动者状态的破坏影响，不如说是这点：即这种制度，曾使小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一切小中产阶级份子，受强制的剥夺。关于后者，就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之间，也没有两种相异的见解。其剥夺效力，又由这种赋税制度的必要因素之一的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强了。

公债及与公债相照应的国家财政制度，在财富之资本化及民众的剥夺上，演了重大的角色，就因此故，如像科培特（Cobbett）达布尔德（Doubleday）等著作者，都误以为近世民众穷乏的根本原因是在这里。

保护制度实不外一种人为的手段，借着这种手段，制造业者被制造出来了，独立劳动者被剥夺了，国民的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被资本化了，由古代生产方法向近世生产方法的行程，被强制地缩短了。欧洲各国都为要攫得这种发明的特许权，而相互钩心斗角。它们一旦变为货殖家的仆役，就不单为这种目的，间接以保护税，直接以输出补助金诛求其国民，并进而强制倾覆其属地的产业，例如英格兰强制倾覆爱尔兰的羊毛制造业。在欧洲大陆各国，这种过程，因仿照科尔培（Colbert）的先例，而大大简单化了。它们的原始工业资本，一部分就由国库直接供给。米拉波这样喊叫了：“我们在探索七年战争以前萨克逊制造业繁荣的原因时，为什么要追溯至这样远呢？为那180,000,000的国债呀！[61]”。

殖民制度，国债，过重的赋税，保护制度，商业战争等等都是真正的制造业时代的儿童，这些儿童，到大工业的幼年期，都有巨大的成长。大工业的诞生，是由大规模的农儿童掠夺来颂祝的。英国的工厂，与英国的海军一样，是由强募手段召集新兵。艾民爵士（Sir. F. M. Edea）看见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到他那时代（十八世纪末叶）的可怕的土地剥夺，虽是乐不可支；对于建设资本主义农业，确定“耕地牧场比率”所必要的，这个过程，他也以异常满足的情绪来表示欢祝，可是，对于制造业经营转化为工厂经营，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树立“适合关系”所必要的儿童的掠夺与奴隶化，他却不曾表示同样的经济上的明见。他说：“把贫困儿童居住的小屋，和他们从事劳动的工作场所，概行掠夺；使他们在夜间大部分时间内轮班工作，把他们较任何人都更感到必要的休息，任意剥夺了；并使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多数男女，密集在窄狭地方，以助长放肆与淫荡的感染——所有这些，是否制造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否能增进个人的与国民的福祉，那恐怕是值得大家考虑的问题[62]。菲尔登（Fielden）说：“在德贝州，在诺亭汉州，特别是在兰克夏州，沿着有水可以运转水车的河流，已设有大工厂，采用新发明的机械。在这些与市镇远隔的地方，突然有几千职工被需要了。兰克夏原是一个人口比较稀薄，土地硗瘠的地区，故其对于人口的要求，尤为迫切。而它最感必要的，则是儿童的纤小而敏捷的手指。由是，突然发生一种从伦敦，伯明翰各处教区贫民收容所获取‘徒弟’的习惯，由七岁到十三四岁的几千无所依赖的儿童，乃被送往北方。依照习惯，主人（即儿童的盗掠者）须对徒弟给与以衣食，使其住宿在工厂附近的‘徒弟小屋’中。有监督人监视徒弟的劳动。但因监督人的给养额，与他们所能榨取的劳动量成比例，所以他们都要使徒弟劳动达至极度。由是，残虐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在许多工厂区域，特别在我所居住的兰克夏州，无辜无告的儿童，都一任工厂主的残酷虐待。过度劳动使他们苦到奄奄一息。……他们在倍极巧妙的虐待中，遭受鞭打，梏桎与苛责。以鞭打逼儿童劳动，致有许多儿童累到澈骨的劳顿。……甚至还有迫而自杀的。……德贝州，诺亭汉州，兰克夏州的僻静幽美而浪漫的溪谷，已经化为磨折人，虐杀人的阴惨寂寞的境界了。工厂主的利润是极优厚的。但这种利润，适足以刺激其贪欲，使他们诉于一种方法，冀由此可以无限制地，确保这种利润。他们开始实行所谓‘夜工’（Nachtarbeit）。那就是在一组劳动者在白昼过劳后，再继以他组劳动者在夜间过劳。在这制度下，日工在夜工离去时钻进被头里，夜工在日工离去时钻进被头里，被头永没有冷的时候，那是兰克夏一般的习惯”[63]。

在制造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发达了，欧洲的舆论，也丧失了它的最后的廉耻心与良心。欧洲诸国都把一切可为资本蓄积手段的丑恶行为，觍然引以自傲。试读亚当•安徒生（Adam Anderson）这位绅士的素朴的《商业年鉴》罢。在那《年鉴》中，这位绅士对于以次的事实，竟大擂大鼓地说是英国的胜利。那事实是：奴隶的贸易，原来只行于非洲和英领西印度之间的，后来英国依乌特勒希特媾和判谈，与西班牛人成立《英西条约》，始由西班牙人，取得一种在非洲和西领美洲之间经营奴隶贸易的特权。英国由是至1743年为止，每年得供给西领美洲四千八百个黑人。同时，这又成为英国走私贸易的政府的掩护。利物浦市就是以奴隶贸易为基础，进于繁荣的。奴隶贸易就是它的原始蓄积方法。那怕在今日，利物浦的“体面”，还存在赞扬奴隶贸易的抒情诗人身上。那种贸易——参照已经引述过的亚金（1795年）的著述——“和同市商业所赖以急速达于现在这种繁荣状态的冒险精神相一致，那曾对于航海业与海员，给与莫大的工作机会，且大大增进了英国制造品的需要”。利物浦使用在奴隶贸易上的船舶，1730年为十五艘，1751年为五十三艘，1760年为七十四艘，1770年为九十六艘，1792年为一百三十二艘。

在英国使儿童奴隶制度见诸实施的棉工业，又在美合众国，成为一个刺激，使从前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制度，转化为商业的榨取制度。一般说欧洲工资劳动者的半开门的奴隶制度，即以新世界的无所掩蔽的奴 隶制度为基础[64]。

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永远自然法则”；要完成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民众转化为工资劳动者，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近世史上的人为的产物）[65]，必须有极大的辛苦。奥琪尔说，货币“出现世上，会在颊的一边，带有生成的血痕”[66]，我们也可说，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67]。

Ⅶ　资本主义蓄积之历史的倾向

资本的原始蓄积，换言之，资本之历史的发生，究竟是什么呢？在不是由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工资劳动者的限度内，换言之，在不仅仅有形态变化的限度内，那等于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即等于是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的解体。

与社会的集体所有的财产对立而言，私有财产仅存在于劳动手段及外部劳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不过，这种私人，有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不同；因此，私有财产也有彼此不同的性质。私有财产在最初一看，虽呈现无数浓淡不等的色度，但这种色度所反射的，不过是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私有他的生产手段，那是小经营的基础。此小经营，在社会生产和劳动者自身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上，为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法，虽也存在于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及其他隶从关系之内，但其全面的展开，其全部精力的奔放，其适当而典型的形态的采用，却限于在劳动者自由私有其劳动条件的地方。就农民说，是私有他自己耕作的土地；就手工业者说，是私有他自己以专门技术者资格处理的工具。

这种生产方法，系以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分散为前提。此等生产手段的累积，乃至合作，乃至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自然之社会的支配及统制，以及社会生产力之自由的发展，均为这种生产方法所不能有。这种生产方法，与生产及社会之狭隘的自然发生的限界相一致。要使这种生产方法永久保存，用帕克尔（Pecqueur）的适当的说明，等于“令行普遍的凡庸”。这种生产方法一经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赍来破坏它自身的物质手段。在这瞬间以后，社会的胎内，将开始发出诸种的力和热情，并感到那种生产方法的梏桎。它不得不被破坏，并且被破坏了。这种破坏，便是个人的分散的生产手段，转化为社会的累积的生产手段，便是多数人零碎所有的财产，转化为少数人大量所有的财产，也即是民众的土地，民众的生活资料，和民众的劳动工具被剥夺。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史的前奏曲。这种剥夺，包含有一系列强力的方法。我们所考察过的，只是资本原始蓄积上有划时期意义的方法罢了。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以极无情的横暴手段，在最可耻最丑恶最卑劣最可厌的欲念冲动下进行的自力获得的私有，是以个别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之融合为基础，但这种私有，为资本主义的私有所驱逐了，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则以他人的在形式上自由的劳动之榨取为基础[68]。

当这种转变过程在其深度上阔度上都够分解旧社会时，当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其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用自己的脚站起来时，劳动的进一步的社会化，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进一步化为社会利用的共同的生产手段的转化，从而，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就要采取一个新的形态的。这时被剥夺的，不复是自己经营的劳动者，只是榨取多数劳动者的资本家。

这种剥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的作用，即由资本的集中，完成的。一个资本家往往使许多资本家倒毙。伴着这种集中现象（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所剥夺），劳动过程的合作形态，将益益发展为大规模的，科学之意识的技术的应用将发达，土地的计划的利用将发达，劳动手段将更转化为仅能共同利用的劳动手段，一切生产手段，当作结合的社会的劳动之生产手段使用，将更加经济，一切国民在世界市场网上将更加错综，由这许多事实，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质将发展。在转变过程中横夺独占一切利益的大资本家数，不断减少，同时，穷乏，压迫，隶属，颓堕，榨取等等之量，则益益增大。但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机构所训练，所统合，所组织，而人数不绝膨大的劳动者阶级的反抗，也增长。资本的独占，成了伴随此独占，并在此独占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法的桎梏。生产手段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一达到与资本主义外壳势难两立之点，这种外壳就要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法，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出它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并不是恢复劳动者的私有制，但将以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诣为基础，以合作及土地与生产手段（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手段）的共有为基础，建立一种个人的所有制（individuelle Eigentum）。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一种转化。以事实上已以社会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又是一种转化。与后一种转化比较起来，前一种转化，自然是遥为持久，遥为酷烈，遥为困难的过程。因为在前一场合，成为问题的，是少数掠夺者对于民众的剥夺，在后一场合，则成为问题的，是民众对于少数掠夺者的剥夺[69]。

* * *

[1]资本主义的生产，最初是在意大利发展，而农奴关系的分解，也在那里最早发生。意大利农奴，在获得土地时效权以前，就已经解放了。他们一经解放，就成为自由的无产阶级；而在当时，那些大抵由罗马时代传下的都市，又已经有了欢迎他们的新主人。但十五世纪末叶以来，世界市场发生革命，意大利北部的商业至上权被破坏时，却发生了与上述方向相反的运动；那就是：都市的劳动者，大批地驱往农村，因而对于园艺经营式的小规模耕作，给予了空前的刺激。

[2]“以自己的手，耕自己的田的小土地所有者所过的生活，是相当顺适的。……他们在当时，比在现在，在国民中占有遥为重要的部分。如其当时的统计可以征信的话，靠耕种小自由所有地而生活的人，计有十六万之多（把他们的家族合算起来，定然占有全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这种小地主的年平均所得，……为60镑至70镑。自耕土地的人数，是比较租耕土地的人数为多的。”（麦皋莱著：《英国史》第10版伦敦1854年第Ⅰ卷第333页334页。）甚至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余年间，英国人口尚有五分之四为农民。（前书第413页。）我所以在这里引述麦皋莱，因为他是历史的有组织的伪造者，他对于这类事实，是尽可能加以抹煞的。

[3]我们决不要忘记，就连农奴也不仅是住宅所附属的一块小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有贡纳义务的所有者），且为共同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米拉波在他所著《普鲁士王国》中，说“那里（西里西亚）的农民，就是农奴”。但他们是共同地的所有者。“当时的西里西亚人，尚不曾获得分割共同地的刺激。但在新界之内，殆没有一个村落，在实行这种分割时，没有获得最大的成功”。（《普鲁士王国》1788年刊第2卷第125页126页。）

[4]在日本，土地所有的组织，是纯粹封建的；小农的经营，是颇为发达的。该国的情形，较之一切大都在资产阶级偏见下写成历史书，是遥为忠实可靠的欧洲中世纪的描写。牺牲中世纪而取得“自由”，那是再便当不过的事！

[5]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在其所著《乌托邦》中，曾说英国是一个奇怪国度，那里的“羊子，把人吃尽了。”（见鲁滨孙译《乌托邦》亚伯尔版伦敦1869年第41页。）

[6]培根曾就自由而小康的自耕农与优秀的步兵间之关联，作这样的说明：“为了使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致陷于贫困，而替他们准备充分的租地，那对于我们王国的权力和威仪，是极关重要的。要达成这种目的，我国土地的大部分，就得转移于介在绅士与小屋农及隶农之间的小农阶级或中等人民，成为他们的所有。……照一切军事专门家的主张……军队的主力，在于步兵。那些在奴隶穷乏境遇下育成的人，决不能成为优良的步兵的，只有在自由而小康境遇下育成的人，可以。所以，一国如过于重视贵族及上流人士，使农民与耕作者，变为他们的劳动者，隶农，或小屋农（那不过是有地方栖身的乞丐），那一来，纵令能有良好的骑兵，也决不能得到坚忍卓绝的步兵。……在法兰西，意大利及其他诸国就是如此。在此等国家中，人民只有两极，一极是贵族，另一极是穷乏的农民；由是，它们的步兵队的组织，就只好雇用瑞士人为庸兵了；人民尽管多，但却几乎没有兵士。”（培根著：《亨利七世传》——肯奈特Kennet著：《英吉利》1719年版全本翻印伦敦1870年第308页。）

[7]“公共卫生第七报告1864年”第184页。——“依照旧法律分派的土地量，就今日来判断，对于劳动者是嫌过大了；不如把他们变为小规模租地农业者。”（乔治•洛伯兹G. Roberts著：《过去数世纪英格兰南部诸州人民之社会史》伦敦1856年刊第184页185页。）

[8]“贫民参与什一税分配的权利，是由昔时法律条文的语意所确定了的。”（杜克提Tuckett著《劳动人口之今昔状态史》第Ⅱ卷第804页第805页。）

[9]威廉•科培特（William Cobbett）著：《宗教改革史》第471节。

[10]新教的“精神”，可由以次的事实而征知的。在英格兰南部地方，若干地主与富裕的租地农业家，曾鸠首集议，就伊利萨伯女王的救贫法的正确解释，起草十项质问；他们把这十项质问，就正于当时著名的一位法学者，即高等律师斯尼格（Sergeant Snigge——后来曾为杰姆斯一世治下的审判官），而请其开陈所见，其中第九项质问是：“本区比较富裕的租地农业家们，设计了一种巧妙的方法。用这方法，实施这个条例（伊利萨伯第四十三年）所遭遇的一切困难，都可除去。那方法就是：他们创议在本教区设立一个监狱。然后通告邻人：如有谁决定租地于这教区的贫民，他就可在一定的时日，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接引他们的最低价格；那些贫民，必须关在上述的监狱中，才不能拒绝这种引渡的。这种计划的创议者，以为在邻近诸州，尚有人不愿劳动，同时又没有财产信用，足获得土地或船舶，那是坐食生活所必要的。他们以为，尽可诱导这种人，使他们对教区，为最有利的贡献，贫民如其在雇主保护下死亡了，罪在雇主，教区总算对于他们尽了义务。固然依据现行条例，我们恐怕，这种有思虑的方策，不能见诸实行。不过，诸君要知道，本州及邻接诸州的独立农民，都乐于加入我们这个组织，并怂恿他们的议员，提出这样一种法律：“允许监禁贫民，并强迫他们劳动，如其贫民拒绝这种监禁，拒绝这种强迫工作，则不与以任何救济。我们希望，这种法律。可以使贫乏者不要求救恤。”（布拉基R. Blakey著：《从极初时代以来的政治文献史》伦敦1855年第Ⅱ卷第84页85页）——苏格兰废除农奴制度，较英格兰后几百年。迟至1698年，沙尔敦的佛勒雪（Fletcher）始在苏格兰的议会中这样宣言：“苏格兰的丐，不下二十万人。我在主义上为共和论者，但我所能提倡的唯一救治方策，就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无能力营独立生计的人，变为奴隶”。艾登在其所著《贫民状态史》第Ⅰ卷第一章第60页第61页中，也同样说：“农奴制的退步，好像必然会赍来贫乏；制造业与商业，是我国贫乏的父和母”。艾登和那位在主义上为共和论者的佛勒雪，不过在这一点上有错误：那就是使农民变为无产阶级的，从而，变为被救恤民的，不是农奴制的废止，而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废止。——法兰西的剥夺形态是不同的；在那里，与英国救贫法相当的法律，是1571年的摩林（Moulins）法令与1656年的敕令。

[11]罗杰士君在他著述《农业史》的当时，虽还是新教正统派的温床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在该书序言中，他却力说宗教改革，是使民众化为被救恤民的手段。

[12]一个萨福尔克绅士著：《给本布利勋爵书，论食品价格的高昂》（依蒲斯维1795年第4页）。《当前食品价格与租地大小之关系》一书的匿名著者，虽是一位大租地制的狂热拥护者，但在该书第133页却说“我看到，支持我国国民独立的一群自耕农的消灭，是不胜其悲痛的。他们的土地，现在都落到独占的地主手中了；地主把他的土地，分租于小租地农，小租地农则在比隶农——他们随时准备在不幸的时候，听人召唤的——无任何优点的条件下，保有他们的租地。当我看到这现象时，我也是不胜其戚戚的。”

[13]关于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请看下面的事实罢——“他在1695年，以爱尔兰的重要土地，给与鄂克奈夫人，因为这位夫人为国王所宠幸，且在上流社会中占有非常的势力。……她的高贵的任务，被人猜想是不名誉的任务。”（大英博物馆《斯罗恩稿本集》第4224号。）那个稿本的标题是：“由桑麦斯，哈利福克斯，牛津及斐尔伦等给希尔斯堡公爵书简中看到的威廉王的品性与行为。”这是一个珍奇的作品。

[14]“半卖半赠，非法让渡御用地，是英国史上的污秽的一章，……是对于国家的一大欺诈。”（牛曼F. W. Newman著：《经济学讲义》伦敦1851年第129页130页）——（关于今日英国大地主们如何取得土地所有权的详细情形，可参照洛布勒斯•奥布勒Noblesse Oblige著：《我们的旧贵族》伦敦1879年——F. E.）

[15]例如，柏克（Edmund Burke）记述贝福尔德公爵家——其后裔，便是“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的小著，即可供参考。

[16]“租地农业家不准小屋农在他们自身及子女外，保有任何的生物。他们的理由是：如其他们饲养家畜或家禽，就不免会向他们的仓库盗取饲料。他们并说：一直让小屋农民贫穷下去啊！要这样，他们才肯勤勉呢。但我相信，真的事实是：租地农业家，要把共同地的一切权利，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圈围荒地的结果之政治学的研究》伦敦1785年第75页。）

[17]艾登著：《贫民的状态》序言第17页19页。

[18]“资本租地”（Capital-farms）。一个实业家著：《论面粉业与食物高价的两封信》伦敦1767年第19页第20页。

[19]“商人租地”（Merchant-farms）《食品高价的研究》伦敦1767年刊第11页注。这个匿名刊行的佳作，是牧师福斯德（Nathaniel Foster）著的。

[20]汤玛斯•莱特（Thomas Wright）著：《论大租地的独占，一封给与大众的短信》1779年第2页3页。

[21]牧师亚丁敦（Addington）著：《开放地圈围之赞成的论据和反对的论据》第Ⅱ卷伦敦1772年第37页至43页及其他各处。

[22]蒲莱斯博士前揭著作，第Ⅱ卷第155页。试一读福斯特，亚丁敦，肯特，蒲莱斯，杰姆斯•安徒生的论著。把这些论著，和麦克洛克在他的目录著作《经济学文献》（伦敦1845年）中所提示的惨淡而阿谀的饶舌，一加比较罢。

[23]蒲莱斯前书第147页148页。

[24]蒲莱斯前书第159页。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罗马了“未分割的土地的大部，是由富者占有。他们就当时的事态，断定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会被夺还的，于是，他们就把那些附近的属于贫民的小块土地，半买半劫夺地并合起来。他们现在已不是耕作零碎小块土地，而是耕作广大的领域了。他们在农耕和饲畜上，都使用奴隶。因为自由民是不事劳动，只服兵役的。奴隶既免除兵役义务，能够自由增殖，能够有多数子女。所以，在这点上，占有奴隶，是非常有利的。由是，强而有力者，独占了一切的富，一切的土地都充满奴隶了。在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则由贫困，贡赋，兵役等等的磨折，而益益减少了。就在和平的时候，他们仍不能不过着完全无所事事的生活。因为富有者已占有土地，他们不用自由民耕种土地，都用奴隶耕种土地了。”（亚庇安Appian著：《罗马内战》第Ⅰ篇第7章。）以上的叙述，系以里希尼法典以前的时代为对象。加速罗马平民之没落的，是兵役；而查理曼大帝助长德意志自由农民之隶农化及农奴化的主要手段，也同样是兵役。

[25]《食品高价与租地大小之关系》第124页第129页。以下的引述，其倾向虽相反，其主张则一致——“劳动者由小屋被驱逐，为求职而流往都市；但由是有大量的剩余造出了，资本也增大了。”（《国难》第二版伦敦1843年刊第14页。）

[26]牛曼著：《经济学讲义》第132页。

[27]斯杜亚说：“如果你把此等土地的地租”（他错误地把地租这个经济学上的范畴，应用于小农对族长所纳的贡物）“与土地本身的大小加以比较，那曾觉得是极小的。但若把它和租地所养的人口数比较，你将发现：苏格兰高地的所有地，和肥沃地方的同价值的所有地比较，也许能够维持十倍的人口。”（《斯杜亚全集》第Ⅰ卷第16章第104页。）

[28]杰姆斯•安徒生著：《论振兴国民产业精神之手段》爱丁堡1777年。

[29]在1860年，那些被剥夺了的人们，都在一种虚伪的口实之下，被强迫输往加拿大。其中，有些人逃往山中，逃往附近的小岛去。警官追赶他们，他们一面与警官格斗，一面逃走。

[30]亚当•斯密的注释者布哈南说：“在苏格兰高地一带，旧来的所有权状态，现已日复一日地，破坏了。……地主不顾虑世代租地人”（这个语辞，也用错了）“把土地提供于最高价格的投标者。如其这个投标者是一位改良家，他立即就要采行新耕作制度。所以，在先前，那些土地原是广布着小租地人与农业劳动者，但其人口尚与生产物保持均衡。然在耕作改良地租增大的新制度下，人们开始要以尽可能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生产物了；为达到此目的，无用的人手是要除去的；于是，人口减少了，但其减少，不是依照土地能够维持的程度，却是依照土地所能使用的程度。被驱逐的租地农民，乃向附近的都市去寻求生活……”（布哈南著：《亚当•斯密国富论述评》爱丁堡1814年第Ⅳ卷第144页。）“苏格兰的贵族，像拔除小树一样地驱逐其人民的家族：他们像被野兽苦恼的印度人，复仇地，蹂躏野兽一样，对待村落和住民。人竟与一头羊的毛或一头羊的肉，或与更低的代价，交换了。……当蒙古人侵入中国北部时，曾提议剿灭其住民，而将其土地牧场化，但苏格兰高地的地主在这种建议上所抱的企图，比蒙古人的提议，还要卑劣。他们有许多人，确曾实行这个建议，而在自己国内，对待自己的国民。”（乔治•恩梭尔George Ensor著：《各国人口的研究》伦敦1818年第215页216页。）

[31]苏德兰女公爵，为要表示她对于美洲共和国的黑人奴隶之同情——但当“高贵的”英国人的全心脏，都为奴隶所有者而鼓动的南北美战争当时，这位贵妇人和她的同辈的贵妇人们，都持重地，忘记表示这种同情——曾在伦敦铺张扬厉地，欢迎《叔父托姆的小屋》著者斯托（Beecher Stowe）。正在那时候，我却在《纽约论坛》上，披露了苏德兰奴隶的关系（卡勒在其所著《奴隶贸易》伦敦1853年第202页203页中，曾部分的，抄引我这种叙述）。这篇文章，被一个苏格兰的报纸所转载，并曾由是，在该报纸与苏德兰的阿谀者间，引起一种有趣的论争。

[32]关于这种鱼买卖的趣事，在大卫•厄哈特（David Erquhart）所著《挟帖新集》中可以见到。——西尼耳在他前面引述过的遗稿中，竟称扬“苏德兰州的处置，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最有利益的扫除运动之一。”

[33]在苏格兰的鹿林中，并没有一株树木。那不过由秃山驱出羊群，赶进鹿群，故名之为“鹿林”。“造林”是全谈不到的。

[34]苏麦斯（Robert Somers）著《来自苏格兰高地的书简》或《1847年的饥馑》伦敦1848年由第12页到18页及其他各处。这些书简最初是在《泰晤士报》发表。英国的经济学者，都把1847年格兰人的饥馑原因，归之于人口过剩。无论如何，他们总是压迫着他们自身的生活资料。“所有地扫除”（"clearing of estates"）一语，在德国是称为“农民放逐”（"Bauernlegen",）。德国的“农民放逐”，特别是推行于三十年战争以后。迟至1790年，古萨克森侯国，竟因此发生农民的暴动。那在东德意志是推行得非常彻底的。在普鲁士许多地方，农民的所有权，是由斐特烈二世第一次确定的。他在征服西里西亚后，就叫地主再建小屋，再筑仓库，并为农民供给家畜和器具。因为他的军队，非有兵不行，他的国库，非有纳税者不行。但在另一方面，农民在斐特烈的财政与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混合行政之下，究竟过的是怎样的愉快生活呢，那可由斐特烈的崇拜者米拉波的以次叙述来征知——“亚麻为北德意志自耕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然那对于人类，只不过是妨止极端穷乏的一种手段罢了，那并不是什么福祉的源泉。德意志的自耕农民，须支付直接税，担负徭役，及各种类的服役。但除此以外，他们对于他们所购买的一切物品，还要支付间接税。……而使他们完全归于灭亡的另一事实，就是不能在自己愿意的场所，以自己愿意的方法，出卖他们的生产物。他们并还不敢向那些以较廉价格供给商品的商人，购买他们的必需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们就在不知不觉间，逐渐陷于破灭了。本来，他们不纺绩，也就不能在规定的日期，缴纳直接税的。纺绩业使他们的妻，他们的子女，他们的仆婢，乃至他们自身，得有有用的劳作，并由是给他们一个财源。但虽然有这种补助手段，他们的生活仍是可怜极了咧。在夏季，他们像扁船上的奴隶一样，从事耕作收获的劳动；每天晚九时睡觉，早两点钟就要起来工作。在冬季，尽管需要大大的休息，以恢复体力，但为要凑集应缴的赋税，连自家吃的谷物，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也要卖掉，因此，在这个时节，他们为要填补这种不足，遂不得不从事纺绩劳动。且还得极勤奋地从事这种劳动。他们在冬季常在深夜或午前一时就寝，在午前五时或六时起来，或晚间九时就寝，午前二时起来。除了星期日以外，每天都是如此。这种过度的不眠与过度的劳动，使人横受摧毁了，由是竟招来农村男女较都会男女早老的结果。”（米拉波著：《普鲁士王国》第Ⅲ卷第212页以下。）

第二版加注：在1866年4月，即在前揭苏麦斯著述刊行18年后，教授勒维（Lecne Levl）在技术协会上，曾就牧羊场转化为鹿林的事实，作一次讲演。他在这演讲中，有一节叙述苏格兰高地荒废状态的加甚，说：“人口的消灭与耕地的牧场化，是一种毫无所费的最便利的获取所得的手段。……鹿林代牧羊场而出现，那是苏格兰高地的一般的转变。地主以前把农民由其所有地驱逐，现在同样驱逐羊，而欢迎新的租地人——野兽和羽禽之属——了。由福尔发州的达尔好西伯爵的领地，以至约翰•奥戈洛兹一带，森林是连绵不断的。……在此等森林中，许多都有狐，山猫，黄鼬，臭猫，鼬，野兔等等，最近更把家兔，栗鼠，鼠等等加进来了。有广大的地带（依苏格兰统计中的描述，那些地带都有具有极大丰度和面积的牧场），都像这样，不许耕作，不许改良，而只在一年的短短期间内供少数人娱乐。”《伦敦•经济学界杂志》在1866年6月2日出版的那一号中说：“前周，某苏格兰新闻的记事中，载有以次的消息：苏格兰的最良牧羊场之一，最近每年提供1,200镑的地租，但到租赁契约满期的今日，那块牧羊场被转化为鹿林了。从前，诺曼征服者威廉为造新林而破坏三十六村的封建本能，竟在这种场合发生作用了。包含有苏格兰最肥沃土地在内的2,000,000英亩地，……现在已完全听其荒芜了。格伦•梯尔特地方的野草，算在帕尔兹州最富有荣养的牧草内了。本•阿尔德的鹿林，原是柏德洛奇地方的最良牧地。黑山鹿林的一部分，原是最宜于喂养苏格兰的黑面羊的。至若在苏格兰全土中，纯粹以娱乐为目的而听其荒芜的土地，究有多大的范围，我们可由其面积较大于整个帕尔兹州的面积这一件事而知。因此强制荒废所引起的损失，就本•阿尔德森林所含的资源看来，也不难推知。本•阿尔德森林可养活15,000头羊，但这森林在苏格兰全森林面积中，不过占有十三分之一罢了。……此等森林地，现在完全变为不生产的了，俨然像沉陷在北海底一样了。……像这种临时造出的荒芜或荒废，是应该以断然的立法干涉来铲除的。”

[35]《工商业论》（1770年）的著者说：“英国人在爱德华六世时代，就似乎已经认真地，开始制造业的奖励和贫民的使用了。那可由当时‘一切浮浪者应附以烙印’这一条值得注意的法律，而知”。（前书第8页。）

[36]汤玛斯•摩尔在其所著《乌托邦》中说：“于是，就导来以次的事态：彼贪馋无厌的贪欲者（简直是他出生地的传染病），一下把几千英亩的土地，用栅或垣圈围起来；对于原先的所有者，就用种种欺骗的不法手段，或用暴力，以苦累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卖掉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这些可怜的愚鲁的穷困者，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乃至抱着乳儿的母亲，一律无赦的被迫离开。他们虽缺乏资力，但却多的是人口，因为从事农业，必须有许多人。他们既由自己惯熟的住宅被驱逐出来，安身无地，常徬徨于道中。他们所有的家俱，虽然不值什么，但如有充裕的时间，也许不难多换出一点钱来，可是他们既在仓卒之间被迫离开，自然只好白白丢掉了。当他们到一文莫名的徬徨的时候，若为盗去，那就会在一切的法律形式，遭受绞刑；那么，除了当乞丐，就无路可走了。但一为乞丐，就要以不劳动而流浪的理由，当作流浪者，投到监狱去的。他们尽管希望劳动，但谁也不肯给他们劳动。”在汤玛斯•摩尔所说的这些迫而为盗的可怜的被放逐者中，“有七万二千大大小小的犯人，在亨利八世时代被杀掉”。（霍林雪德Holinshed著《英国记》第Ⅰ卷第186页。）在伊利萨伯女王时代：“差不多没有一年，没有三四百无赖者，系成行列，牵上绞首台去”。（斯特莱蒲Strype著《伊利萨伯女王圣代之宗教改革运动，国教运动及英格兰教会及其他各种事变编年纪》第二版第1725年第Ⅱ卷。）据这位斯特莱蒲所说，在桑牟塞州，一年中被杀的有四十人，附烙印的有三十五人，遭鞭打的有三十七人，当作“不可救药的流浪人”而被释放的，有一百八十三人。不过，他还说：“因为裁判官的怠惰，和人民之愚昧的同情，这许多被告者，实际不及实际犯罪者总数的五分之一”。他更附带表示：“在这点，英格兰其他诸州，不但不较桑牟塞州好，却有许多更较桑牟塞州坏。”

[37]亚当•斯密说：“不论何时，立法院如企图调解雇主与劳动者间的争执，其法律顾问常为佣主。”林格（Linguet）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

[38]一个律师著《自由贸易的诡辩》伦敦1850年第55页。这位著者还辛辣地说：“我们常为雇主说话，现在就不能为被雇者有所作为么？”

[39]依据杰姆斯二世治下第二年法律第六章某一条，就知道若干制布业者，是在怎样僭越地以治安裁判官的资格，为自己的工作场所，施行公定的工资率。——在德国，尤其在三十年战役以后以降低工资为目的的法律，是屡屡见到的。“对于人口稀薄地方的土地所有者，仆婢和劳动者的缺乏，是一件颇麻烦的事，任何村民，皆不许以住宅贷于独身的男女；如其有这种投宿者，一定要报告官厅；并且，这种投宿者如不愿为仆婢，那怕他们已经在领受日工资，为农民从事播种工作，或已经在谷物买卖的经营上生活，都须投入狱中。”（《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与法令》，第Ⅰ章第125条。）不欲遵从苛刻的条件，不以法定工资为满足，就是恶意不可理喻的无赖者；一世纪来，地主的皇皇文告中，对于这种无赖者，是责骂备至的。任何个别地主，都禁止超过地方规定的工资率给予工资。然三十年战争停止后的服务条件，犹较百年以后的服务条件，为优越。在1852年，西里西亚的农仆，每周吃肉两次，然至现世纪，西里西亚竟有些地方，每年仅吃肉三次。以日工资而论，在三十年战争后，也较此后一世纪为优。（格斯塔夫•佛列依塔格Gustav Freytag。）

[40]这法律第一条说：“废止一阶级或一职业的各式各样的市民结合，是法兰西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故禁止以任何口实任何形式，恢复那种结合。”其第四条还说：“经营同一职业技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要拒绝劳动，成为要领受一定价格才肯劳动，而相互集议相互协定，那种集议和协定，有违宪法，应视为是自由与人权宣言的破坏”，从而，像旧劳动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国事犯。（《巴黎的革命》巴黎1791年刊第Ⅷ卷第523页。）

[41]毕雪（Buchez）与洛（Roux）合著：《议会史》第X卷第193页至195页。

[42]哈利生（Harrison）所著《英国记》中说：“虽然原租4镑的地方，现在要租到40磅，但临到租赁契约满期时，如其租地农业家手中没有蓄下六七年的地租额，他就会觉得，他的利得是太少了。”

[43]关于十六世纪货币价值低落所及于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参照苏格兰一个绅士著：《关于现今我国各种不平事态的简单调查》（伦敦1581年）。因为这部书是用问答体写的，故有一个长时期，人们都相信是出自莎士比亚的手笔，延至1751年，仍是以他的名字刊行。其实，这部书的真著者，是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在其中某处，骑士曾作以次的推论：

骑士：“你，我的邻人，农夫啊；你，杂货商啊；你，铜匠及其他手工业者啊——你们都能真正拥护你们自身的利益。因为，现在一切物虽都比从前昂贵了，但你们所出卖的物品和劳动，也同样昂贵了。然在我，我没有什么可以贩卖，只购买高价的物品，所以我虽想由贩卖物品涨价，来抵偿购买高价物品的损失，但无法办到。”在其他处，骑士问博士： “请问：足下意下的人，究是指着那种人呢？首先，且看在这场合，究竟谁是毫不受损失的人？”博士：“那是指靠买卖而生活的一切人，因为他们以高价购买进来，以高价贩卖出去。”骑士：“然则在这时候，你说谁是受到利得的人呢？”博士：“是依照原地租额缴纳地租的一切租地耕作者。因为他们以旧来的价格付纳，以新的价格出卖。那就是，他们所付纳的地租低廉，而由土地所获得的生产物价格高昂。”骑士： “所受损失较大于利得的，你以为是怎样的人呢？”博士：“那就是一切贵族，骑士，以及其他依固定地租固定薪俸生活，不耕作土地，也不从事买卖的人。”

[44]法国在中世纪之初，有一种由封建领主领受报酬的管理征收人，被称为“雷几雪”（der regisseur）。他们由聚敛与欺瞒的方法，一跃而变为资本家，变为实业家（homme d' affarres）。在雷几雪中，往往还有成为贵族的。参看“柏圣松城守杰克•德•托冷氏，就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18日应缴纳于巴根侯爵伯爵的地租，向他们的狄将地方的管账先生提出的计算书。”（亚勒克希斯•蒙台Alexis Monteil著：《稿本史》第244页。）我们由此知道：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面，究有多大的分额，归属于那些中间人。拿经济方面来说，金融业者，证券交易业者，大商人，零卖商人等，是把营业上的精华吸取去了；拿民法方面来说，律师是请托人的寄生者；拿政治方面来说，议员较选举人重要，各部大臣较主权者重要；拿宗教方面来说，上帝被“中保人，”推在背后，而此中保人更被牧师们所横夺，这些牧师把自己插入善良的牧羊者与羊之间，充作无可避免的中间人。在法国，也正如在英国一样，大封建领地分割为无数的小农地，但那种分割的情形，还更不利于农民。在十四世纪，租地或当时所谓‘特利尔’（terriens）出现了。其数继续增多，甚至远在100,000以上。此等租地，系以货币或现物的形态，支给生产物1/5或1/12或为地租。租地的面积，有许多仅包含若干莫尔根，依其价值的高低与面积的大小，或者称为封土（fief），或者称为副封土（sub-fief）。所有这些租地，对于居民，都享有某种限度的裁判权。在裁判中，有四个等级。农民在这些小暴君之下，曾遭受怎样的压迫，我们是不难由此推知的。据蒙台说：有一个时候法国有160,000个法庭。而在今日的法国，就把治安裁判法庭合起来，也只有4,000个。

[45]见他所著《自然哲学概论》（巴黎1838年）。

[46]这是斯条亚极力主张的一点。

[47]资本家说：“如其把你手中仅有的东西，都给与我，当作我命令你的酬劳，我将让你有服事我的荣誉。”（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经济学论究》日内瓦1760年第70页。）

[48]米拉波著：《普鲁士王国》第Ⅲ卷第20页至109页及其他各处。米拉波以分散的工作场，较“集合的”工作场为更经济更生产；并把后者看为是政府所培养的人工的温室植物。那是可由欧洲大陆当时制造业大部分的状态，来说明的。

[49]“劳动者家族，在从事其他劳动之余，努力生产二十磅羊毛，使其转化为一家一年的衣着物；这本是区区不足道的。但若将其搬往市场，送入工厂，通过经纪人，与商人，则将引起颇大的商业活动，从事这种商业活动的名义资本，也须二十倍于这物品的价值。……劳动者阶级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为维持悲惨的工厂人口，维持寄生的零卖商人阶级，维持空虚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金融制度而被榨取的。”（厄哈特著：《通用语集》伦敦第120页。）

[50]在克伦威尔时代，这是例外。在共和制度继续的限度内，英国一切阶层的民众，都由他们在杜铎尔王朝堕落的坑中，得救了。

[51]就在采用机械的同一个时候，大规模的现代羊毛工业，由严格的制造业，由农村的或家庭的制造业的破坏中，发生起来了，这事实；杜克提是意识到了的。（杜克提著：《劳动人口今昔状态史》第Ⅰ卷第139页至144页。）“犁与轭，为神所发明，为英雄所使用。织机，纺锤，纺车的由来，没有这样高贵么？你们把纺车与犁分开，把纺锤与轭分开时，就产生了工厂与救贫院，信用与恐慌，就造出了农业与商业两个相对抗的国民。”（厄哈特著：《通用语集》第122页。）这里就导来了卡勒对于英国行动的不平鸣了，他的不平鸣，确有理由，他说：“英国使其他一切国家，转化为纯粹农业国，而它自身则成为工业国”。他表示：“土耳其就是这样破灭了的。因为英国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及耕作者，把他们犁和织机，槌和耙自然联合起来，以巩固他们自身。”（《奴隶贸易》第125页。）据卡勒说，那位厄哈特，就是为英国利益而宣传自由贸易，而破灭土耳其的主动人物之一。由是，这里就有一件趣事了，上述的分离过程，本来是由保护制度所促成，卡勒（他是一位俄罗斯农奴制度的热望者）却想用保护制度来予以阻止。

[52]英国博爱的经济学者，如穆勒、罗杰斯，高德文，斯密，福塞特等；自由主义的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及其一派，都像上帝向开因询问亚伯尔的行踪一样，向英国的土地贵族们，询问我们那几千独立农民何处去了？诸公又是从何处来的？在那些独立农民的破灭中出来的呀。诸公为什么不进一步问：独立的织布业者，纺绩业者，手工业者，往何处去了呢？

[53]industriell一字，在这里，是用在与“农业”相对立的意义上；若照其“范畴的”意义解释，则租地农业家和工业家，同为industrieller Kapitalist（产业资本家）。

[54]《自然的所有权与人为的所有权之比较》伦敦1832年第98页99页。这个匿名的著作，系成于汤玛斯•浩治斯金之手。

[55]不仅如此，就是迟至1794年，里兹市的小织布业者，尚派代表向议会，请制定一种法律，禁止任何商人成为制造业者。

[56]威廉•霍维特（WilliamHowitt）著《殖民与基督教——欧洲人在殖民地待遇土人的通俗历史》（伦敦1838年第9页）。关于奴隶的待遇，查理士•孔德（Clarles Comte）在其所著《立法论》（第三版布鲁塞1837年）中，编入了很好的材料。如要知道，资产阶级在能无所顾忌，照着自己的形像来模造世界时，他们会怎样处理他们自身和劳动者，我们对于这部书，是应作详细的研究的。

[57]前爪哇副总督拉佛尔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著：《爪哇及其属领》伦敦1817年。

[58]在1866年，单是阿里沙一个地方，就有一百万以上的印度人饿死了。但当时的英国人，对那些将要饿死的人，却以高价贩卖生活资料，期使印度的国库充实。

[59]威廉•科培特：英国一切公共的机关，都称为“皇家的”，但公家的债务，却被称为“国民的”。

[60]“如其鞑靼人竟充满今日的欧洲，那么，要使他们理解欧洲的金融业者是怎么一回事，一定会颇感困难。”（孟德斯鸠著：《法之精神》伦敦1767年第Ⅳ卷，第33页。）

[61]米拉波著：《普鲁士王国》第Ⅳ卷第101页。

[62]艾登著：《贫民的状态》第Ⅱ篇第1章第420页421页422页。

[63]约翰•斐尔登（John Fielden）著：《工厂制度的诅咒》第5页第6页。关于早期工厂制度的丑行，可参照前揭亚金著《孟彻斯德周围三四十英里的叙述》第219页及吉斯波尼（Gisborne）著《人类义务的研究》（59年第Ⅱ卷）。蒸汽机关的采用，使一向位置在农村瀑布旁边的工厂，移转到都市中心了。其结果，‘节欲的’货殖家们，早已用不着向贫民收容所要求强制的奴隶供给，他们随在可以找到儿童材料了。——当洛伯特•庇尔（法螺大臣庇尔之父）在1815年提出儿童保护案时，佛兰西斯•荷尔讷（Francis Horner——他是生金委员会的特出人物，是里嘉图的密友）曾在下院声言：“大家都知道：有一位破产者，竟把一队（如其不妨这样说）儿童，连同他的有价物件一同拍卖，他并把前者公然当作一部分财产，登在广告上面。两年以前，曾有一件极可耻的事，提到英国高等法院刑庭来，那就是，伦敦某教区送交某工厂主充当学徒的儿童，后来有多数移转到别的工厂主那里去了；照若干慈悲家所发现的，此等儿童都陷在濒于饿死的状态中。此外，我，议会的一个委员，还知道一件更可怕的事，即在不多年以前，伦敦教区与兰克夏制造者间，缔结了一种儿童买卖契约，其中预定每购买二十个健全儿童，应购去一个白痴。”

[64]在1790年，自由反对奴隶的比例，在英领西印度为1:10；在法领西印度为1:14；在荷领西印度为1:23。（亨利•布鲁安（Henry Bourgham）著：《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研究》爱丁堡1803年，第Ⅱ卷第74页。）

[65]工资劳动者阶级一经惹人注意，“劳动贫民”（“labouring poor”）一语，就立即出现在英国法律中了。“劳动贫民”一方面是与“游惰贫民”（即乞丐等）相对立；另一方面，是与尚未受他人榨取而自拥有劳动工具的劳动者相对立。这个用语，后来在法律上移转到经济学上了。由卡尔帕帕尔（Culpeper），蔡尔德（Child）等等，下至亚当•斯密，艾登的著作中，都可见到。我们且依照这种事实，评一评“可咒骂的政治用语贩卖者”柏克（Edmund Burke）的善意罢，他把“劳动贫民”一语，解作是“可咒骂的政治上的语辞”。这位阿谀者，当他为英国的寡头政府所雇用时，对于法兰西的革命，是演着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在美洲动乱初期，当他为北美殖民地所雇用时，他对于英国寡头政府，却是演着自由主义者的角色。他彻头彻尾是平庸的资产阶级。“商业的法则，是自然的法则，从而，是神的法则。”（柏克著：《贫乏论》第31页32页。）惟其他忠于神的法则，忠于自然的法则，所以无怪他常常会在最有利的市场上拍卖自己。杜克尔（Tucker）虽是一个牧师，属于王党，但在其他各点上，却是一位端正的人物，一位有学力的经济学者；他在他的论著中，曾对自由主义者时代的柏克，有一个绝好的特征的描写。在今日，流行一种可耻的变节。它极虔诚的，信仰“商业的法则”。惟其如此，所以，再三把柏克估价，成了我们的义务；这种柏克，不过在才能一点上，和他们的后继者有别啊！

[66]马利•奥琪尔（Marie Angier）著：《公共信用论》巴黎1842年刊。

[67]“《评论季刊》，曾说资本在逃避混乱与纷扰，它的性质是胆怯的。他这话虽然极其真确，但没有概括全面的真理。以前曾有人说自然惧怕真空；正像这样，资本原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极微的所在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如确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在任何地方使用的；有20%的利润，它将活泼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积极地大胆了；利润达到100%，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300%，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走私与奴隶贸易，为我们充分证明了这里所说的一切。”（邓林格T.J. Dunning著：《工会与罢工》伦敦1860年第36页。）

[68]“我们是生存在一种完全新的社会情形之下。……我们在努力把各种所有权和各种劳动分离。”（西斯蒙第著《新经济学原理》第Ⅱ卷第434页。）

[69]“产业的进步——它的无意志的无抵抗的担当者，是资产阶级——以劳动者由合作形成的革命的结合，代替他们由竞争引起的隔离的孤立。所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生产和占有生产物的基础，就从资产阶级脚下，被夺去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先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它的没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无可避免的。……在今日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各种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他诸阶级则随大工业出现，而衰颓消灭。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特有的特征的产物。……像小产业经营者，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农民等等中层阶级，都为要保障他们的中层阶级的存在，才与资产阶级抗争。……他们力图倒转历史的车轮，所以是反动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伦敦1848年第9页第11页。）

第二十五章　近世殖民学说

经济学在原则上，把极其相异的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其他则是以对他人的劳动的榨取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西欧是经济学的故乡，在那里，原始蓄积的过程，既已多少完成了。在那里资本制度已直接征服了国民生产的全部，在这种关系尚未发展的地方，至少，那些属于陈旧生产方法（那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相并存，但却在向着溃灭之途）的社会部类，也在间接受其支配。对于这种完成了的资本世界，经济学者愈加热心愈加执拗地，要应用那属于资本主义前期世界的权利观念及所有观念，虽然他的观念的理论，是愈加要为事实所反对。

在殖民地则不是如此[1]。在那里，资本制度到处都会碰着生产者的妨碍。那里的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资格，依自己的劳动使自己致富，而非使资本家致富。这背道而驰的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在那里，实际发作为两者间的抗争。资本家在他有母国权力为后盾的地方，曾企图以强力扫除那以生产者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法及占有方法。同一的利害关系，在母国，使资本的阿谀者即经济学者，在理论上认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与其反对物相一致；在殖民地，那又使他“毫无隐讳地曝露事实”并大声宣明这两种生产方法的对立。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对劳动者行使剥夺，不把他们的生产手段化为资本，则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达，合作，分工以及机械的大规模使用等等，皆不可能。为了所谓国富，他找到了使国民贫困的人为手段。在这场合，他的辩护论的甲冑，就像腐烂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了。

卫克斐尔德（E. G. Wakefield）关于殖民地虽没有何等新的发现[2]，但曾在殖民地，发现关于母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真理。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正如同保护制度原来[3]是想在母国造出资本家一样，卫克斐尔德的殖民学说，英国曾有一个时候想用立法手段来实行的殖民学说，却是企图在殖民地造出工资劳动者。他称此为“系统的殖民”（Systematic colonization）。

卫克斐尔德首先在殖民地发现了以次的事实，即一个人尽管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械以及其他生产手段，如其他缺乏补充这等等的工资劳动者（即被迫而自愿出卖其自身的人），他就不能为资本家。他发现了：资本并不是一个物件，那是以物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间的一种社会关系[4]。他对毕尔君（Mr. Peer）以值五万镑的生活资料与生产手段，由英国携往澳洲西部斯汪河地方的事，表示惋惜。毕尔君除此以外，并还准备周到地，带去了劳动阶级的成年男女及儿童三千人。可是，一达到目的地，“毕尔君就找不到一个为他安置床铺，往河边取水的仆人”[5]。不幸的毕尔君！什么都准备好了，但只忘记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往斯汪河去。

在理解卫克斐尔德以次的发现以前，且先述及两件事。我们知道：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在它为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限度内，不是资本。在它成为榨取劳动者的手段，同时并成为支配劳动者手段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不过在经济学者的脑海中，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的这种资本的灵魂，与此等物的物质的实体，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不管此等物在何种情形下，甚至在与资本正反对的场合，他们也名之为资本。在卫克斐尔德也是如此。其次：卫克斐尔德对于生产手段分归许多自己经营的独立劳动者所有这件事，称之为资本的均分（gleiche Teilung des Kapitals）。经济学者的作法，正和封建法学者的作法一样，后者对于纯粹的货币关系，曾给它贴上封建的法律标笺。

卫克斐尔德说：“假若社会一切人员都拥有等量的资本……任谁也没有动机，要蓄积较多于其亲手所能使用的资本。在美洲的新殖民地，就在某种限度是如此。土地所有的热望，在那里，妨碍着工资劳动者阶级的存在”[6]。在劳动者所有其生产手段的限度内，他能为自身蓄积；他能为自身蓄积，则资本主义的蓄积和生产方法，就不可能，这种蓄积和生产方法所不可缺少的工资劳动者阶级，将不存在。然则在旧时的欧洲，由劳动者剥夺其劳动条件，是如何进行的呢？资本与工资劳动，是如何相并存在的呢？照卫克斐尔德说，那是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人类……曾经采行一种促进资本蓄积的单纯方法”。这种方法，自然是从亚当时代以来，就当作人类生存之唯一的终局的目的，浮在人类想像中的。即“人类已经把他们自己区分为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而这种区分，是协商与结合的结果”[7]。一言以蔽之，即大多数人为了“资本的蓄积”的名誉，曾对自身行使剥夺。由是，一个人就不妨假定：这种克己的狂热的本能，特别可在殖民地自由地发动。因为能够使一种社会契约由梦境移转到现实界的人类与情况，唯有在殖民地存在着。然则，为什么又要提倡“系统的殖民”来对抗自发的殖民呢？可是，可是，“在美洲联合国北部诸州，属于工资劳动者那一部类的人口，恐怕还没有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英国……其人口的大部分，都是工资劳动者”[8]，为资本打算而施行自己剥夺（Selbsexpropriationstrieb）的冲突，事实上，在劳动人类方面，是不存在的。正惟其如此，所以在卫克斐尔德自己看来，奴隶制度是殖民地财富之唯一的自然的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不过是应急策罢了，因为他要当作问题处理的，是自由民而非奴隶。“最初殖民于圣•多明戈的西班牙人，并没有从西班牙获得何等劳动者。但是，没有劳动者（即没有奴隶制度），他们的资本是定会消灭的。至少，定会缩减到各个人所能亲手使用的少额。实际上，由英国人建设的最后殖民地——斯汪河殖民地——就可见到这种现象。在这殖民地上，包括种子，器具，家畜等等的巨额资本，是因为没有工资劳动而消失了；任何殖民者，都只有恰够自己能亲手使用的资本”[9]。

我们已经知道：对民众的土地剥夺，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但自由殖民的本质，却是存于以次的事实，即土地的大部分，属于民众所有，从而，每个殖民者，都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而仍无害于后来者为同一的活动。[10]。这种事实，正是殖民地的繁荣与痼疾——对于资本殖民的反抗——的秘密。“在土地价格极廉，一切人皆得自由的地方，在任何人想获得土地，即容易获得土地的地方，劳动价格的高昂（就劳动者在生产物中所占的分额而言），固不必说；而且，以任何的代价，还难于获得结合的劳动”[11]。

因为劳动者由劳动条件分离，由其根（即土地）分离的事实，在殖民地还不曾存在，或止于在此处彼处存在，或止于在非常局限的范围内存在，故其农业与工业也还不曾相互分离，其农村家庭工业也还不曾破坏。然则在这种殖民地中，资本的国内市场，究由何处得来呢？“除了在特殊经营上结合资本和劳动的奴隶与雇主而外，在美洲，没有专门从事农业的人民存在。从事土地耕作的自由的美洲人，同时还从事有其他许多职业。他们所使用的家具与工具，照例有一部分是由他们自己制造。他往往还建筑自己所住的房屋。不论距离的远近，他们都要把自己所制造的生产物，搬往市场。他们是纺绩者，同时又是织布者。他们制造肥皂和蜡烛，在大抵的场合，并还制作自己所穿的皮鞋与衣服。在美洲，耕作土地，往往是铁匠，碾米匠，或零卖商人的副业”[12]。然则在这样畸形的人间，资本家的“节欲的余地”，究在何处呢？

资本主义生产的大优点，是在这点：即它不但把工资劳动者当作工资劳动者而不断再生产，并且比例于资本的蓄积，常常生产出工资劳动者的相对的过剩人口。惟其如此，劳动的需要供给法则，得不出正常轨道；工资的变动，得拘束在利于资本主义榨取的限界之内；最后，资本家视为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即劳动者的社会的隶属），也得由此确保。那种隶属，虽是一种绝对的隶属关系，但母国的经济学者，却支吾其辞地，欺骗地，把它表现为购买者与贩卖者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为平等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与劳动商品所有者）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这种美丽的妄想，一到殖民地就粉碎了。在那里，因为许多劳动者都以成人资格来到这个世界，故与母国比较起来，其绝对人口的增殖，是遥为急速的。但劳动市场，却常感到供给不足。劳动供求法则破坏了。在一方面，渴望榨取与贪求节欲的资本，不绝由旧世界输来；在另一方面，规则地把工资劳动者当作工资劳动者来再生产的运动，却遇到了极不雅驯的，且在某种限度难于克服的障碍。怎样可以比于资本蓄积，而生产过剩工资劳动者呢？今日的工资劳动者，到明天会成为独立自耕农民或手工业者。他由劳动市场消去了，但却不是投到贫民收容所。工资劳动者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了，他不为资本劳动，而为他自身劳动；他不为主人即资本家致富，而为他自身致富。这种不断的转化，在劳动市场状态上发生了极有害的反应作用。工资劳动者的榨取程度，固然是低微得不成样子，工资劳动者对于节欲的资本家，也失其隶属关系，并连带失去其隶从心。我们这位卫克斐尔德爵士，以那么勇敢，那么雄辩，那么伤感所描述的恶弊，就是由此来的。

他为工资劳动供给的不连续，不规则，不充分，而感到不平。他说：“工资劳动的供给，不但常常过少，且极不确实”[13]。“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所分配的生产物，虽然颇大，但劳动者所受得的分额，是异常之大的，他们不旋踵间便成为资本家。……然即在长寿的人，也很少有蓄积巨额财富的”[14]。资本家即要节制着对劳动者的劳动大部分不付代价，劳动者也是断不许可的。即令资本家非常狡滑，当他由欧洲输入资本时，连带由欧洲输入工资劳动者，也无济于事。此等劳动者，转瞬“就不是工资劳动者了。他们……即使不在劳动市场成为旧雇主的竞争者，也会成为自耕的土地所有者”[15]。这该是如何可怕的事啊！善良的资本家，竟支付他的贵重的货币，由欧洲输来自己的竞争者！一切皆行不通了。无怪卫克斐尔德叹说殖民地的工资劳动者，缺少隶属关系，缺少隶从心。他的门人麦利维尔（Merivale）说：惟其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故那里“对于较低廉与较从顺的劳动者，即非课加条件于资本家，而得由资本家课加条件的阶级，有一种热烈的要求。……在旧文明国中，劳动者虽然自由，但却是自然而然地隶从于资本家；在殖民地，则必须以人为手段造出这种隶从”[16]。然则照卫克斐尔德的见地看来，殖民地方面这种恶弊的结果，究是怎样呢？那不外是使生产者与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化的倾向”[17]。使生产手段分散在无数自己经营的所有者手中，资本的集中，固不可能，劳动结合的一切基础，也将遭受破坏。凡需要投下固定资本，必须经历多年的有永续性的企业，都会在进行上遭遇障碍。在欧洲，资本家对于这种企业的投资，是丝毫不会踌蹰的，因为对于资本，劳动者阶级常是过多的，且常是可供其利用的，活的附属物！在殖民地却是如何不同啊？卫克斐尔德会告诉我们一件极可悲的奇谈。在加拿大和纽约州，移住之流，是常常停滞的，但却由是，使“过剩”的劳动者，淤积起来。他曾与那里的若干资本家，谈过话；这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就叹息说：“我们的资本，准备从事那种种企业，那都需有长时期始能完成的，但因我们知道劳动者不久就要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开始这些企业。假若我们能确实保持移住者的工资劳动，我们是乐得马上用高价来雇佣的。并且，纵令这种劳动者一定要离开我们，如其我们在必要的场合，一定能得到新的供给，我们也是愿意雇佣的”[18]。

卫克斐尔德把英国资本主义农业与“结合”劳动，和美洲分散的自耕农业，作一华美的比较以后，不期然而展示我们以徽章的反面。他把美洲的民众，描写为富裕而有独立心，有企业精神，且比较有教养的人。同时，“英国的农业劳动者，则为悲惨的穷乏者，为待救恤的贫民……除了北美洲及若干新殖民地而外，究有何等国家的自由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大大超过劳动者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呢？……英国使用在农业上的马，为贵重财产之一。马所享有的荣养，还远较农业劳动者为优”[19]。但不要担忧，国富云云，本来就与人民的贫乏相一致的。

然则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癌疾，该当如何治疗呢？假若一切的土地，都一举而由公有转化为私有，毒弊的根源，是无疑会破坏的，但同时殖民地也被破坏了。所以，其关键在求得一举而两得的妙策。那就是，撇开需要与供给的法则，以政府的权力，对处女地课以人为的价格，使移住者在能挣得充分货币购买土地，成为自由农民以前，必须作长时间的工资劳动[20]。这样把土地的贩卖价格，定到工资劳动者资力所难胜的程度，并破坏神圣的供求法则，从工资中强取一个货币额，政府就能由此设立一个货币基金，待其增大，即可将欧洲一文莫名的人，输来殖民地，为资本家充实劳动市场。在这种状态下，一切就都恰到好处了。这就是所谓“系统的殖民”的大秘密。卫克斐尔德洋洋得意地说：“劳动的供给，必须是不断的，是规则的。因为第一，无论怎样的劳动者，在不曾为货币而劳动以前，都无法获有购买土地的资力，因此，一切移住的劳动者都须有一个时候，从事工资的结合的劳动，并从此造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者的资本；第二，不再从事工资劳动而变为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劳动者，将由土地的购买，使新劳动输入殖民地的基金，有所保证”[21]。由国家所课的土地价格，自然是要“充分的价格”，那就是，那种价格，须高到“使劳动者未曾在工资劳动市场上找到替身以前，不能变为独立农民”[22]。所以，这种“充分的价格”，不外是劳动者对资本家支付的赎金——由工资劳动市场退入土地所须缴纳的赎金——之婉曲的表现。劳动者首先得为其主人即资本家，造出可以榨取更多劳动者的“资本”。其次，为了旧主人即资本家的利益，他得由自己的费用，使政府从海的彼岸，把“补充员”输送到劳动市场来。

卫克斐尔德君特地为殖民地制定的这种“原始蓄积”方法，英国已实行过多年了，这是极有特征的一件事。那种方案的失败，和庇尔（Sir. Robert Peel）银行条例的失败，是一样的丢脸。移住之流，不过是由英领殖民地转向美合众国罢了。在这期间，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及增大的政府的压迫，已使卫克斐尔德的方案，归于无用了。在一方面，逐年驱往美洲的巨大而连续的人口之流，已在美合众国东部地方残留下了停滞的沉淀。自欧洲来的移住潮流，以极大的速度流入东部劳动市场，故虽有移向西部的潮流，也不能将其洗去。在另一方面，南北美战争的结果，莫大的国债产生了，赋税的压迫加甚了，最劣等的金融贵族被造出了；巨大部分的公用土地，被滥赠于铁道矿山等等的投机公司了，简言之，资本的集中，在以非常的速力进行着。由是，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是移住劳动者的天国了。那里工资的低落与工资劳动者的隶属性，虽和欧洲的水准比较还是差得很远很远，但资本主义的生产，也已在那里以巨大的速力向前进展。至英国政府以殖民地未耕土地滥赠于贵族及资本家的事实，卫克斐尔德自己也是大声非难的；这种滥赠，加以采金业所吸引的人口之流，与英国商品输入对小手工业者唤起的竞争，遂特别在澳洲[23]产生了充分的“相对的过剩劳动者人口”。故每次的邮船，几乎都带来“澳洲劳动市场过于充溢”的凶报。由是，在澳洲若干处，卖淫这件事，就同在伦敦的赫马克托一样，蓊郁繁茂起来了。

不过，殖民地的状态，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述及的。我们所关心的唯一事项，是旧世界经济学在新世界发现且高声宣扬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蓄积方法，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必须把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破坏，必须把劳动者剥夺。并以此为条件。

* * *

[1]这里所论及的，是真正的殖民地，是自由殖民者所拓殖的处女地。从经济上说，北美合众国仍然不过是欧洲的殖民地。但情形已由奴隶制度废止而完全改变的旧殖民地，也包括在内的。

[2]卫克斐尔德关于殖民地本质的几许明见，早就由重农学者老米拉波，甚至在更早以前已由英国经济学者们提示过了。

[3]到后来，保护制度成了国际竞争战上一种暂时必要的手段了。但采行保护制度的理由不论如何，其结果总归一样。

[4]“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在一定情形之下，他总成为奴隶。一架纺棉机就是纺绩棉纱的机械，在一定情形之下，它总成为资本。离开这种情形，它就不成资本，正如黄金本身不是货币，砂糖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4月7日《新莱因新闻》第266号。）

[5]卫克斐尔德著：《英国与美国》第Ⅱ卷第33页。

[6]前书第1卷第17页18页。

[7]前书第18页。

[8]前书第42页43页44页。

[9]前书第Ⅱ卷第5页。

[10]“土地，要成为殖民的一个要素，不仅须是未耕荒地，并须是可以转为私有的公有地。”（前书第2卷第125页。）

[11]前书第Ⅰ卷笔247页。

[12]前书第Ⅰ卷第21页22页。

[13]前书第Ⅱ卷第116页。

[14]前书第Ⅰ卷第131页。

[15]前书第Ⅱ卷第5页。

[16]麦利维尔著：《殖民及殖民地讲义》第Ⅱ卷第235页至314页及其他各处。摩里拿利（Molinari）虽然是一位温和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一位庸俗的经济学者，但也说：“在奴隶制度已经废止，而强制劳动尚不曾由等量自由劳动代替的殖民地中，许多的事实，都是与日常反映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相反的。那里单纯的劳动者（einfachen arbeiter），竟榨取产业上的企业家。他们所要求的高昂工资，与应归属他们的正当的生产物部分，简直不成比例。殖民者因为不能由所生产的砂糖，得到一种够抵偿高昂工资的价格，不得已，要用他的利润来填补，往后更不得不用他的资本本身来填补。这一来，许多殖民者破产了，其他殖民者为了避免迫于眉睫的破产，也中止经营了。固然，与其看着类人世系的破灭，就不如看着蓄积资本的破灭（摩里拿利君是如何宽宏大量啊！）。但二者都不破灭，不是更好么？”（摩里拿利著：《经济学研究》第51页52页。）摩里拿利君啊！摩里拿利君啊！如果欧洲企业家能缩小劳动者应得的正当的分额，在西印度劳动者也能缩小企业者应得的“正当的分额”，十诫究竟成了什么呢？摩西和预言者究竟成了什么呢？需要供给法则究竟成了什么呢？足下说，欧洲资本家没有按日给付“正当的分额”，这所谓正当的分额，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在殖民地那里，劳动者竟“直率”到榨取资本家的程度了；所以在那种殖民地上，摩里拿利君是觉得必须用警察的权力，把这在其他各处会自动发生作用的供求法则，纳诸正轨的。

[17]卫克斐尔德前书第Ⅱ卷第52页。

[18]前书第191页192页。

[19]前书第Ⅰ卷第47页第246页。

[20]“那么照你的主张：一个除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获得工作，能兼有所得，不外是土地和资本为私人占有的结果了。……但我告诉你，事实宁是这样，一个除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存在，才是土地为私人占有的结果。……你把一个人推进真空里面，你就把他应呼吸的空气夺去了。当你把土地占有时，你就是这样做的……你把他推进没有一切财富的真空了，所以他只能听你的意志来生活了。”（柯林士著：《经济学》第Ⅲ卷，第268页至第271页及其他各处。）

[21]卫克斐尔德著：前书第2卷第192页。

[22]前书第45页。

[23]澳洲一在立法上取得自主权，它马上就为移居者制定了有利的法律。但英国政府所行的土地滥赠政策，却显然成了这种法律的障碍。“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一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的移住，更为容易。”（公有地主大管臣杜福Hon G. Duffy的《维多利亚土地法》伦敦1862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