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凡尔特伊伯爵五十五岁,他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名门望族,拥有百万家私。他对政府不满,尽自己所能找些事干,他给一些正派的杂志写文章,因而使他进入了精神科学与政治学科学院39。他做过买卖,又先后对农业、畜牧业和美术发生过强烈的兴趣。甚至有一度他还当过议员,并以一个激烈的反对派而著名。

玛蒂尔德·德·凡尔特伊伯爵夫人四十六岁。至今还有人说她是巴黎最漂亮的金发女郎。年纪似乎使她的皮肤显得更白皙了。她过去稍稍瘦了些,现在她的肩膀长得丰满结实,像一只柔软光滑的果子那么浑圆。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美。当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和缎子般的胸脯进入客厅时,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连二十岁的女郎也会对她心怀妒意。

对伯爵和伯爵夫人这一对,没有听到人们有什么议论。他们两人的结合就像他们这一阶层中大部分人的男婚女嫁一样,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有人肯定说他们曾一起和和睦睦地生活了六年。那个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名字叫罗热,现在是中尉;还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布朗什,去年他们把她嫁给了一个调查官德·比萨克先生。眼下他们两人之间只是在孩子们身上还有联系。

他们关系破裂已经几年,从那以后,他们内心深处怀着一种自私的感情,表面上却一直相敬如宾。他们相互也说话,在人前的关系叫人无可指摘,可是分手后却各自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受拘束地接待自己的知交。

有一天晚上,玛蒂尔德半夜两点钟跳舞回来,她的贴身女仆服侍她脱去衣服,在退下的时候对她说:

“伯爵先生今天晚上有点儿不舒服。”

伯爵夫人已颇有睡意,懒洋洋地转过头来,应了一声:

“唔!”

她躺到床上,又接着说:

“明天十点钟叫醒我,帽子店老板娘要来,我等她。”

第二天午饭的时候,伯爵没有露面,伯爵夫人先派人问问他的情况,后来又决定亲自上楼去看他。她看到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其他没有什么异样,房间里已经有三位医生,他们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留下了几张处方,医生们晚上还要来。伯爵由两名仆人照顾,他们行动谨慎,一声不响,在地毯上走动,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这个庄严寂静的大房间在沉睡;看不见一件乱放的衣衫,家具也丝毫没有凌乱的样子。这是一种干净、高尚的疾病,一种讲礼节的、等着他人来探望的疾病。

“您感到不舒服吗,我的朋友?”伯爵夫人走进来时问道。

伯爵强打精神笑了一笑。

“哦!有点儿累,”他回答说,“我只要休息休息就行……您还来看我,谢谢您。”

两天过去了。房间里一直井井有条,每件东西都在原来的位置上,药水瓶喝完以后都拿走了,没在任何一件家具上留下痕迹。用人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甚至看不出一点厌烦的情绪。可是伯爵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他要求医生把真实病情告诉他,他听从医生们的治疗,毫不抱怨。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双目紧闭,就是直愣愣地望着前面,好像在独自苦思冥想。

在社交界,伯爵夫人说她丈夫身体欠佳。她的生活毫无改变,照吃照睡,按时去散步。每天早晚,她亲自来探问伯爵的病情。

“嗯?您好些吗?我的朋友。”

“嗯,好多了,谢谢您,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如果您需要,我就在这儿陪您。”

“不,不必了。朱利安和弗朗索瓦两人足够了……您何必受累呢?”

他们两人间相互很了解,他们活着分居,死时也不在一起。伯爵有这种出于自私的辛酸乐趣,他希望一个人悄悄地死去,不愿在他病床边出现那种令人讨厌的表示痛苦的虚情假意。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伯爵夫人,他要尽量缩短这种使人不愉快的最后一次会面的时间,他最后的愿望是非常得体地死去,像一个既不打扰别人,又不惹人讨厌的上流社会的人物那样死去。

一天傍晚,他已经奄奄一息,他知道自己活不过这天夜里。因此,在伯爵夫人来向他做例行问候时,他费力地对她最后一次笑了笑说:

“请别出去……我感觉不好。”

伯爵希望不要让她遭到外界的闲话。她呢,她也在等着他这句话。因此她就留在伯爵的房间里。医生们也不再离开这个快咽气的人。两个仆人像平常一样默默无声地、勤快地在完成他们的最后职责。已派人去通知两个孩子,罗热和布朗什。他们来到后就和他们的母亲一起留在病人的床边。其他亲戚都待在隔壁房间里。整个晚上就在这庄严肃穆的等待中过去了。早晨,举行临终圣事的东西拿来了,伯爵在大家面前领了圣体,给教会以最后的支持。仪式完成了,他可以死了。40

可是他一点也不着急,为了使自己不在一种大叫大嚷、浑身抽搐中死去,他似乎找到了力量。他发出的喘息声,在这气氛严肃的大房间里,像一只机件失灵的挂钟发出的微弱的走动声。这是一个受过优良教养的人在咽气。在他抱吻过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以后,他挥手让他们走开,随后就倒向靠墙的一边,孤单单地死去了。

这时,一位医生俯下身去,把死人的眼睛合上,随后,他低声说:

“完了。”

寂静中出现了叹息和眼泪。

伯爵夫人、罗热和布朗什都跪在地上。他们双手捂着脸哭,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脸。随后,两个孩子把他们的母亲扶走,母亲在走到门口的时候,为了表示她内心的绝望,还晃了晃身子,最后呜咽了一声。从这个时候起,死人就听凭丧葬仪式的摆布了。

几位医生微微躬了躬身,脸上略微露出点儿哀伤的样子,他们走了。已经派人到堂区里去找一个教士来守灵。两个用人与教士一起留着,他们坐在椅子上,身子挺得直直的,神情严肃;这是他们服侍任务的意料中的结束方式。其中一个仆人发现有一只茶匙被忘在一件家具上,他站起身来,飞快地把茶匙塞进了他的口袋,不让房间里的井井有条有丝毫破坏。

可以听到楼下大厅里有锤子的敲击声,那是地毯匠在把这个房间布置成一个灵堂。整整一天都在为尸体化妆,上防腐香料,所有的门都关闭着,只有防腐师傅和他的助手们在里边。当第二天人们把伯爵抬下楼陈列起来的时候,他穿着大礼服,脸色红润得像年轻人一样。

举行葬礼那天,从早上九点钟起,府邸里面就充满一片喃喃的低语声。死者的儿子和女婿在底层的一间客厅里接待这批乱糟糟的来吊唁的人群;他们躬身致礼,无声地保持着一个心情悲痛的人应有的礼貌。所有的名流都来了,贵族、军人、政府官员,甚至还有几位上议员和法兰西学院院士。

十点钟,送殡行列终于出发向教堂走去。柩车是第一流的,车上插着羽毛装饰,蒙着带有银色流苏的黑色帷幔。一位法兰西元帅,一位公爵,他们是死者生前好友,还有一位过去的部长和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们四人一起挽着引棺索。罗热·德·凡尔特伊和德·比萨克先生在前面引路,后面是送葬行列,一大片戴着黑手套、系着黑领带的人,所有这些重要人物都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喘息着;他们走着,发出像溃散的畜群似的低沉而凌乱的践踏声。

当地居民都聚集在窗口;一些人站在人行道两旁,他们摘下帽子,晃动着脑袋,看着华丽的柩车通过。这列没完没了的、几乎都是空着的送葬车队把路上的交通堵塞了。公共马车、出租马车都堵在交叉路口。可以听到车夫的诅咒和马鞭的噼啪声。

这个时候,德·凡尔特伊伯爵夫人留在家里,关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叫人传话说她因悲伤过度,起不来了。她躺在一把长椅子上,玩弄着腰带上的穗结。她望着天花板,心中如释重负,同时又思绪万千。

教堂里,仪式进行了两个小时。所有的教士都在忙着;从早晨开始,就只看到一些穿着宽袖白色法衣、神色匆忙的教士来回跑着,他们发号施令,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大声地擤着鼻涕。

在挂着黑幔的教堂大殿中央,一只安放灵柩的平台四周烛光闪亮。最后,送葬的人全部进入大殿;女的站在左面,男的站在右面;管风琴发出呜呜的哀鸣,唱诗班人员低声吟诵,侍童们尖声哭泣。这时候,大烛台上长长的绿色火苗,给这个丧礼仪式增添了一种阴森森的凄凉色调。

“大概是该福尔41唱了吧?”一个议员问他旁边一个人。

“我想是的。”旁边的人回答说。这个人过去当过省长,他是一个远远看见女人就眉开眼笑的风流人物。

等到歌手的声音在大厅嗡嗡的人声中升起来的时候,他又一边出神地摇头晃脑,一边说:“嗯!多妙的唱腔,音色多宽广!”所有的听众都听得出了神。夫人们嘴角上挂着不明显的微笑,心里想着她们在歌剧院里度过的夜晚。这个福尔可真有才华!死者的一位朋友甚至说:

“他从来没有唱得这么好过!……这个可怜的凡尔特伊听不到真是可惜,凡尔特伊是多么喜欢听他唱啊!”

穿着黑色祭披的唱诗班人员绕着灵柩台走着。二十来名教士使这个仪式复杂多样,他们行礼,不断念着拉丁文句子,挥动着圣水刷子。最后,参加丧礼的人也在棺材前依次通过,圣水刷子也跟着传递。接着,大家和死者家属握手后走出教堂。外面,刺目的阳光照得这群人眼花缭乱。

那时正当六月,天气晴朗。在炽热的空气里飘浮着几丝轻云。这时候,在教堂前面的小广场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重新组织送葬队伍花了很长时间。那些不愿意再走的人悄悄溜了。两百步以外,在街道的尽头,可以看到灵柩车上的羽饰摇摇晃晃地慢慢远去,而广场上的车辆仍挤得水泄不通。可以听到车门的开关声和大路上突然而起的马匹的小跑声。这时候,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列队而进,车队向公墓驰去。

在车子里面,人们逍遥自在,真好像是在春光明媚的巴黎,乘车慢慢驶向近郊的布洛涅树林一样。因为看不到灵车了,人们很快就忘记了是在送葬;他们开始交谈,女人们谈着怎样过夏天,男人们谈着他们的生意经。

“喂,我亲爱的,今年您还去不去第厄普?”

“嗯,也许要去的。可是最早要到八月份……我们星期六要到我们卢瓦尔河畔的田庄去。”

“喂,我亲爱的,他发现了那封信,于是他们打起来了。哦!打得不厉害,只抓破了一点皮……晚上,我和他一起在俱乐部吃了晚饭。他甚至还赢了我二十五个路易。”

“是吗?股东会议后天开……他们要选我进董事会。我这么忙,不知道能不能行。”

送葬的行列这时已经走上一条林荫大道。两旁的大树投下了一片阴凉的树荫,欢乐的阳光在一片青枝绿叶中欢唱。突然,一位夫人忘乎所以了,她倚在车门上,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唉,这儿真美啊!”

就在这时候,送葬车队进了蒙帕那斯公墓。讲话声停止了,只听到车轮轧过沙地小道时发出的沙沙响。要走到公墓的尽头,凡尔特伊家的坟地在最里面,靠左面,一座像小教堂似的白色大理石坟墓,装饰着很多雕像。人们把棺材放在这座小教堂门口,于是讲话开始。

有四个人讲话。一位当过部长的回顾了死者的政治生涯,说他生前是一个谦逊的天才,还说如果他不是不屑于耍手腕的话,他也许能拯救法兰西。接着,一个朋友谈了这位大家都在为之哀悼的人的种种美德。后来一位不知名的先生作为一个工业企业界的代表发言,凡尔特伊伯爵是该企业的名誉主席。最后,一个脸色阴沉的小个子男人代表精神科学与政治学科学院表示哀悼。

这个时候,参加葬礼的人对近旁的坟墓发生了兴趣,他们读着大理石墓碑上的题铭。那些在侧耳细听的人也只能听见只言片语。一个抿紧嘴唇的老头儿听到了这一段话:“……心灵的优点,伟大人物的豪爽和善良……”他摇动着下巴颏儿咕噜道:

“啊!是的,我知道他,对于他这不过是死了一条狗!”

最后的告别声消失在空中。教士向尸体祝福后,大家就告退了。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只剩下几个掘墓人,他们把棺材放入墓中。绳索发出轻微的嚓嚓声,橡木棺材嘎嘎直响。凡尔特伊伯爵安息了。

这时伯爵夫人躺在她家里的长椅子上,一动也不动。她始终在玩弄着她腰带上的穗结,眼睛望着天花板沉思默想,渐渐地,她美丽的淡黄色面颊上泛起了一片红晕。

盖拉尔夫人是个寡妇。丈夫生前是个法官,已去世八年。她属于资产者上层,拥有两百万财产;她有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这三个孩子在他们的父亲故世的时候,每人都继承了五十万法郎。可是他们在这个严肃的、冷冰冰的、拘谨的家庭里,却像野孩子似的长大。他们个个都有些不知哪里来的嗜好,精神都不太正常。在几年里面,他们就吃光了他们各自分得的五十万法郎。长子查理,热衷于搞机械,在一些异想天开的发明上耗费了大量的金钱。次子乔治,被女人们骗个精光。三子摩里斯想和一个朋友合伙建造一个剧院,这个朋友却挟款潜逃了。今天,这三个儿子都靠着母亲。母亲心甘情愿给他们吃,让他们住,可是为了谨慎起见,她把所有柜子的钥匙都带在自己身上。

他们一家都住在马莱区杜兰纳街一个大套房里。盖拉尔夫人六十八岁。年纪一大,各种怪癖也就来了。她要求家里安静和清洁得像个修道院。她很吝啬,吃糖要一块一块地数,还有剩酒的瓶子她都要亲自拧紧,内衣、餐具都根据使用时的需要拿出来。她的儿子们当然很孝顺她。虽然她的孩子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人了,又这么没有头脑,母亲对他们仍保持着绝对权威。可是,当她看到自己一个人处身在这三个大汉之中时,不由得暗自担心,怕他们向她要钱,她不知该怎样拒绝他们。因此,她就把她的钱买了房地产。她在巴黎有三座房子,在万塞纳那边有些地。这些产业给她招来很大麻烦;不过她放心了,她以此为借口,可以不一下子给很多钱。

此外,查理、乔治和摩里斯在尽他们的可能耗费家里的钱。他们赖在家里,抢东西吃,相互指责胃口大,使自己吃不饱肚子。母亲一死他们就会重新发财致富;这他们清楚,想到这个道理他们觉得完全可以无所事事地等待。尽管他们从来不提这件事,他们心中却一直想知道他们将来如何分这笔财产。如果他们谈不妥,就得把房地产卖掉,不过这总是一种损失惨重的办法。他们考虑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坏念头,只是总得要有预见。他们都是乐呵呵的好人,一般说也比较老实;他们也和大家一样,真诚地希望他们的母亲长寿。她并不碍他们的事。他们只是在等待,仅此而已。

一天晚上,盖拉尔夫人在离开餐桌的时候觉得一阵不舒服。她的儿子们逼着她上床躺着。当她向他们说她已经好些了,只不过是偏头痛发作之后,他们就走了,让侍女陪着她。可是,第二天,老太太的病情恶化,家庭医生很担心,提出要请别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盖拉尔夫人病情危险。于是,在一个星期里,围绕着这个垂死者的病床演出了一场悲剧。

老太太看到自己病魔缠身起不来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要人把所有的钥匙都交给她,她把这些钥匙都放在她的枕头底下,她想睡在她的床上仍然管理家事,看好她的柜子,不容人挥霍。她内心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疑虑重重,心神不安。什么事她都要犹豫再三才能决定。她三个儿子都在身边,她用游移不定的目光审视他们,她在等待一个灵感的来临。

一天,她觉得乔治可以信得过。她向他使个手势叫他过来,随后轻轻地对他说:

“瞧,这是食橱的钥匙,去拿糖……拿过之后把橱门锁好,把钥匙还我。”

另一天,她不相信乔治了,他一动,她就盯着他看,好像她怕他把壁炉架上的小摆设塞进口袋。她把查理叫过来,交给他一把钥匙,一面轻声地对他说:

“侍女要和你一起去。你看着她拿毯子,随后你把柜子锁好。”

在她临终的日子里,她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再亲自过问全家的开销。她想起她的孩子们会胡作非为,她知道他们好吃懒做,脑袋不那么灵,大手大脚,挥霍无度。很久以来,她就瞧不起他们,他们没人能实现她任何一个梦想,他们破坏她克勤克俭的习惯。只是因为慈母感情犹存,她原谅他们。在她带着祈求的眼睛的深处,可以看出她是在恳求他们等她咽气之后再去掏空她的抽屉,瓜分她的财产。如果当着她的面就分,对她即将逝去的吝啬的天性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酷刑。

可是,查理、乔治和摩里斯的态度都非常好。他们说好了,总有一个人轮流守在他们母亲的身边。在他们微小的关怀中显露出一种真诚的孝心。可是,他们也不知不觉地把他们在外面无忧无虑的情绪、他们抽的雪茄烟的气味和他们对城里流传的新闻的关心带到她的房里。病人由于在弥留之际不能在各方面成为孩子们的主宰,她的自私心理受到了伤害,觉得痛苦。随着她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的疑心使年轻人和她之间的不和不断加剧。就算他们没在想着这笔他们即将继承到手的财产,她那种死死抓住财富不肯放手的方式也使他们想到这笔钱。她怀着明显的恐惧情绪用如此凶狠的目光逼视他们,以致他们不敢看她。于是,她认为他们是在等她死;而实际上,他们也真的在这么想,他们默默无言地用眼光相互询问着,不断地想到这个念头。是她自己使他们产生了贪欲。当她突然看见他们之中有一个脸色苍白地在沉思,她就对他说:

“到我身边来……你在想什么啊?”

“没有想什么,母亲。”

可是他为此一惊。她慢慢地摇摇头,接着说:

“孩子们,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喂,你们别苦恼了,我活不久啦。”

他们围在她身旁,向她发誓说他们是爱她的,他们要救活她。她执拗地摇摇头说不;她越来越不相信他们了。这是一种可怕的、被金钱毒化了的垂死挣扎。

病拖了三个星期,已经做过五次会诊。最有名的医生都请来了。侍女帮着夫人的三个儿子照料她。而且,尽管处处留神,房子里开始出现一点混乱。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医生宣称,病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一天早晨,儿子们以为母亲睡着了,他们就在一扇窗前谈起一件遇上的麻烦事。那天正是七月十五日,按惯例,她是亲自去收房租的。他们感到非常为难,不知道如何去收这笔钱。各处的门房都来问该怎么办。现在她这么衰弱,他们不能对她谈这些事情。可是,如果灾难降临,他们是需要这笔房租的,以应付各人的不时之需。

“我的天啊!”查理低声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到房客们那儿去……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处境,会付钱的。”

可是乔治和摩里斯似乎不太赞成这个方法。他们两人也变得存有戒心。

“我们可以陪你去,”乔治说,“我们三人都有开销。”

“嗨!我会把钱交给你们的……你们总不见得认为我会挟款潜逃吧!”

“不是的,最好还是我们一起去。这样也更合乎规矩。”

于是他们相互望着,眼睛里已经闪出了分产引起的怒火和怨恨。继承财产的事已经摊开,每个人都想得最多的一份。查理接着就把他两个弟弟心里想的事挑明,他突然高声说道:

“听我说,我们把产业都变卖,这样会好一些……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在吵架,明天就会你吃我,我吃你。”

但是一阵嘶哑的喘息声使他们突然回过头去。只见他们的母亲直起了身子,脸色惨白,眼色惊恐,全身抽搐。她都听到了,她伸出她瘦削的胳膊,用一种受惊的声音喊道: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

一阵痉挛使她倒在枕头上,脑子里带着她的儿子们偷她钱这个可怕的想法死去了。

三个儿子吓呆了,都跪倒在床前。他们吻着死者的手,一面哭泣,一面合上她的眼睛。这时候,童年的情景又回到记忆中,他们现在只是孤儿而已。可是母亲这样可怕的死去像对他们良心的责备,像对自己的怨恨,将永远留在他们心灵的深处。

死者由侍女化妆整容。派人找来一个修女守灵。此时,三个儿子到处奔走。他们去申报死亡,印刷讣告,安排葬礼。夜里,他们轮班和修女一起守灵。房间里的窗帘全拉上,死人躺在床中央,脑袋僵直,双手交叉,胸前放一只银制的十字架。在她旁边,点着一支大蜡烛。一段黄杨圣枝搁在一只圣水缸边上,缸里注满圣水。守灵在清晨使人寒战的空气中结束。修女要一点热牛奶喝,因为她感到不太舒服。

送殡行列出发前一个小时,楼梯上挤满了人。门檐上张挂着带银色流苏的黑色帏幔。棺材放在那里,就像放在窄小的小教堂里面一样,棺材四周点着大蜡烛,棺材上铺满花环和花束。每个进来的人都走去从放在棺材前面的圣水缸里拿起圣水刷子,向尸体洒圣水。十一点钟,送殡行列开始行动了。死者儿子们在前面引路。在他们的后面,走着几位法官、几个大工业家,还有一大批态度严肃、神气活现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踱着步子,眼睛斜视着两旁人行道上站着的看热闹的人。在队伍后面,有十二辆丧车,大家在数着数,本地的人都很注意这些车辆。

这时候,在场的人都很同情查理、乔治和摩里斯,他们穿着礼服,戴着黑手套,跟在棺材后面走,低着头,眼睛哭得红红的。此外,他们意见一致:他们要非常得体地安葬他们的母亲。柩车是三等货,人们估量他们为此得花几千法郎。一个老公证人带着奸笑说:

“如果送葬的钱由盖拉尔夫人自己付,她准会省下六辆车子。”教堂的门上挂着黑纱,管风琴在奏着曲子,堂区的神父在做追思弥撒。接着,当吊唁者在遗体前列队而过时,看到三个儿子在教堂大厅入口的地方站成一行,他们和不能去公墓送葬的人握手。在十分钟时间里,他们一直伸着胳膊与每个人握手,甚至有些人他们并不认识,他们也咬着嘴唇,噙着眼泪,一一跟他们握手。当教堂里的人走完,他们重又跟在柩车后面行走时,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盖拉尔家的墓穴在拉歇兹神父公墓里面。很多人仍然走着去,另外有些人登上车子。送葬行列经过巴士底广场,沿着罗盖特街前进。行人们抬起眼睛观看,脱下了帽子。这是有钱人家出殡,这个地区人口稠密,工人们一面看着行列走过,一面吃着夹香肠面包。

到达公墓以后,行列向左拐弯,一下就来到坟墓的前面:那是一个哥特式小教堂似的建筑物,在这个建筑物的三角楣上刻着黑色的字:盖拉尔家祠。雕花的铁门敞开着,可以看到里面点着蜡烛的祭台。在这个建筑物的四周,有些同样风格的建筑物排列成行,形成条条街巷;门内真像家具店的橱窗,有条有理地陈列着一些新近制成的大橱、柜子和写字台。参加葬礼的人看得出了神,他们忙于观赏这些建筑物,在附近的小路的树下寻找阴影。一位夫人走到远处去欣赏一丛美丽的、长在一座坟墓上的、香气扑鼻的玫瑰花。

这时,棺材下葬了,一个教士做着最后的祈祷,掘墓人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几步远的地方等待着。三个儿子在哭泣,眼睛盯着已经揭起石板的、敞着口的墓穴。在这个阴凉的黑窟窿里面,也有他们将来的安息之处。当掘墓人过来时,几个朋友把他们领开了。

两天以后,在他们母亲的公证人那里,他们在争吵着,他们咬牙切齿、眼睛血红,像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怒满胸怀。不急于出售产业,再等待一些时候,这对他们有利。可是他们都相互揭底:查理搞他的发明会把钱都花完;乔治准会遇上个姑娘把他钱财骗光;摩里斯肯定要进行疯狂的投机,最后把他的资本蚀光。公证人想使他们和解达成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但没有成功。他们不欢而散,相互威胁要送上法院的印花诉状。

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死者的影子,她的吝啬,她的怕被人掠夺的恐惧心情。当金钱毒化了死亡的时候,死亡只能使人怒气冲冲。人们就在棺材旁打架。

卢梭先生二十岁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孤女,名叫阿黛尔·勒梅尔西埃。在他们成家的时候,两人一共只有七十个法郎。起先他们在一个大门拱顶下卖信纸和火漆为生,后来他们租下了一块巴掌大的小铺子,在这个小天地里待了十个年头,一步一步地扩大他们的买卖。眼下,他们在克里什街上开设一爿文具店,足有五万法郎的资产。

阿黛尔身体并不健壮。她经常有些轻微的咳嗽。商店空气不流通,站柜台又很少活动,这对她的健康是不利的。他们去看医生,医生嘱咐她要多休息,天气好的时候到户外去散散步。可是这样的医嘱他们是无法照办的,因为他们想尽快积累起一笔小小的年金,将来可以不愁吃穿。阿黛尔说,将来在他们把店铺盘给别人到外省去过退休生活的时候,她会休息的,她会去散步的。

卢梭先生有时看到她脸色苍白,面颊上泛起块块红斑时很担心。可是,文具店的事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不能整天跟在她后边不许她不顾身体。他有时整整几个星期找不到一分钟时间来和她说说她的健康问题。此外,一听到她那种轻声的干咳,他就恼火,逼着她披上披风,和他一起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兜一圈。可是她回来时却更累,咳得更凶。商店的那些大小事又缠住了卢梭先生;阿黛尔的病又被遗忘了,一直到下一次发作时他才重新记起。做生意就是这么回事:人死在生意里,连瞧病的时间都没有。

一天,卢梭先生把医生拉到一边,坦率地问他,他的妻子有没有危险。医生开始时说,这要看病人的体质,他看到过很多比她病得厉害的人最后都好了。后来,医生被问急了,他就说出卢梭太太患的是肺结核,已近后期。丈夫听到医生讲出真话,一下子面孔煞白。他很爱阿黛尔,因为在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白面包之前,他们曾长期患难与共。对他来说,她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合伙人,他了解她为此做出的事情和献出的智慧。如果失去了她,那么他不仅要在感情上受到创伤,而且在生意上也是个损失。可是,他必须要有勇气,他不能关掉店铺成天为她痛哭。因此,他不露声色,尽量不让他哭红了的眼睛吓着阿黛尔。他还是一切照常。一个月以后,当他想到这些使人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他终于认为医生的诊断也经常会错的。他妻子看上去没有病情恶化的迹象。实际上他在看着她慢慢死去,自己没有感到过分悲哀,因为事务繁忙分了他的心。他就这样期待着一场灾难的到来,但是又在使它的到来无限期地往后推移。

阿黛尔有时唠叨说:

“哦!当我们到乡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我身体会有多么好!……我的天啊!再等八年就行了。八年一转眼就会过去。”

卢梭先生不想带着一笔较小的积蓄马上退休。首先,阿黛尔就不会同意。定了一个数目后,就应该挣到。

可是,卢梭太太已经有两次不得不卧床了,后来她又起来,下楼上柜台。邻居们在说:“这个女人日子不会长。”她们没有说错。就在店内盘货的时候,她又第三次躺倒了。早上医生来了,和她谈了谈,信手开了一张处方。

卢梭先生得到了通知,知道大限临头,他妻子的死期已近。可是楼下铺子在盘点,他不能离开。有时他上楼看看,待五分钟就得下去。医生来的时候,他就上楼;随后他又和医生一起下去,到吃午饭前一刻再上楼;他十一点钟睡觉,在一个小房间里叫人放了一张帆布床,就睡在那里。照顾病人的是女用人弗朗索瓦丝。这个弗朗索瓦丝,是一个相当吓人的乡下姑娘,奥弗涅地区的山里人,粗手大脚,什么礼貌、整洁都不懂!她服侍这个要死的女人时推推搡搡,给她送药时一面孔的不高兴,打扫房间时乒乒乓乓叫人受不了,房间里总是凌乱不堪,柜子上黏乎乎的,小药瓶七倒八歪,脸盆从来不洗,脏抹布耷拉在椅背上;地板上堆满东西不给人有插足的余地。可是卢梭太太并不抱怨,当她呼唤女仆,而女仆懒得答应时她才用拳头敲打墙壁。弗朗索瓦丝不是只服侍阿黛尔,她还要打扫楼下的店铺,为老板和伙计们做饭,还要上街跑腿,做其他随时吩咐她做的事情。因此太太不能要求她一直待在身旁,要等她有空才能来照料病人。

而且,阿黛尔即使躺在床上也在想着她的店铺。她关心着店里的买卖,每天晚上都要问问生意如何,打听盘货结果。在她丈夫能上楼来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她从来不跟他谈自己健康的事,只是问他估计能赚到多少钱。当她知道今年营业平平,要比去年少赚一千四百法郎时,她心里很伤心。即使在发高烧时,她躺在枕头上仍惦念着上星期的订货,她盘算得失,管理家务。如果她丈夫忘了下楼,她就催他快走;他待在她身旁也治不好她的病,只会影响他们的买卖,她肯定楼下的伙计不在好好做生意,听任顾客走掉。她一再对丈夫说:

“下去吧,我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不需要;别忘记进一些注册簿,因为就要开学了,我们会缺货的。”

很久以来,她误解了自己的真实病情。她总是希望第二天就能起床,回到柜台上去。她甚至还做了些打算:如果她不久就能外出,他们就一起到圣克洛去过一个星期天。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看看树木。然而,一天早晨,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头天夜里,她孤单单地睁着眼睛,知道自己快死了。直到那天傍晚,她一直看着天花板一声不响,在沉思;到了晚上,她叫住她的丈夫,平静地和他谈话,就好像她在交给他一张发货单一样。

“听着,”她说,“明天你去找一个公证人来,离这儿不远,圣拉扎尔街上就有一个。”

“找公证人干吗?”卢梭先生高声说道,“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这是肯定的!”

可是她重新摆出安详而理智的神色接着说:

“也许是这样!可是,知道我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我才会放心……我们两个人结婚时一无所有,后来共同生活,财产共有。今天我们赚了几个钱,我不愿意让我的家族来剥夺你……我的姐姐阿加特待我不好,我不想留给她什么东西。我宁愿把一切都带走也不给她。”

她固执得很,她丈夫第二天不得不去把公证人找来。她问了公证人很长时间,希望把一切考虑周到,不留下任何有争议的漏洞。遗嘱写好以后,公证人走了。她躺倒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我可以放心地死了……我已经赚了很多钱,可以到乡下去了,可是我去不成,我不能说我不为此感到遗憾;可是你将来可以去,你……答应我退休后要到我们选好的地方去,你知道,就是你母亲出生的地方,在默伦附近……你这样做会使我高兴的。”

卢梭先生痛哭流涕。她安慰他,向他提了一些好的建议。如果他一个人过觉得闷,他完全可以再娶;不过,他应该挑一个年纪稍许大一些的女人,因为那些嫁给鳏夫的年轻姑娘图的是钱而不是人。她还向他提到了他们认识的一个妇女,如果他能续娶这个女人,她会感到高兴的。

就在这天夜里,她进入了弥留状态,很痛苦。她胸口很闷,喘不过气来。弗朗索瓦丝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卢梭先生站在床前,只能拉住垂死的人的手紧紧地握着,要她知道他在她身边,不离开她。早晨,她突然之间又分外平静;她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缓慢地呼吸着。她丈夫以为可以下楼到铺子里去和弗朗索瓦丝一起下门板了。当他又上楼来时,发现他妻子还是那么脸如死灰,而且姿态僵硬,仍像他刚才下楼时那个样子;不过她的眼睛睁着,她已经死了。

卢梭先生对失去妻子早已有准备。他没有哭,他只是感到非常疲惫。他又下楼去,看着弗朗索瓦丝再把店铺的门板上好;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家有丧事,暂停营业”;随后,他在这张纸的四角粘上封信用的糨糊,把它贴在中间的门板上。楼上,整个上午都在打扫洗刷,整理房间。弗朗索瓦丝用一块抹布擦地板,清除药水瓶,在死人旁边放一支燃着的大蜡烛和一盆圣水;因为要等阿黛尔的姐姐来,这个阿加特嘴像蛇一样的毒,女用人不愿意被她责骂家务搞得不好。卢梭先生派了一个伙计去办理各种必要手续。他自己到教堂里,在那里为了葬仪的费用讨价还价好半天。总不能因为他心里悲痛,别人就可以敲他竹杠。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如果她还在世的话,看到他和本堂神父以及殡仪馆的职员讨价还价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是,为了不让街坊有闲话,他想把葬礼搞得像样一些。最后,他同意了,他付一百六十个法郎给教堂,三百个法郎作为殡仪费。他估计,加上其他零星费用,没有五百个法郎是不行的。

当卢梭先生回到家里时,他看见他的大姨子阿加特坐在死者旁边,阿加特是个又干又瘦的高个子,红色的眼睛,有点儿发青的薄嘴唇。他们一家和她闹翻后,已经有三年没有和她来往了。她出于礼节站了起来,然后吻了她的妹夫。在死者前面,一切争吵都一笔勾销,卢梭先生早上没有哭,此刻他看到了他可怜的惨白、僵硬的妻子,鼻子更瘪了,脸盘这样削瘦,几乎认不出来了,于是他啜泣了。阿加特还是没有一滴眼泪。她坐在一把最好的扶手椅上,眼睛慢慢地在房间里巡视,就像在给房间里的家具陈设开列详细的清单。一直到这个时候,她还没有提起过钱财的问题,可是显而易见她是很焦急的,她准是心里在想死者究竟有没有留下遗嘱。

出殡的那天早上,在入殓时,发现殡仪馆搞错了,送来的棺材太短,装殓工人不得不去另外找一口。这时候,柩车停在门口,整个地区的人都忙乱起来。这对卢梭先生来说,又是一场新的痛苦。把他妻子留这么长时间,如果这能使她复活就好了!最后,人们把可怜的卢梭太太抬下楼来,棺材在挂着黑纱的大门下面只停留了十分钟。一百来个人等在大街上,有附近的商人、同一幢房子里的房客、世交故友,还有几个穿外套的工人。送殡行列出发,卢梭先生在前面引路。

在送殡行列所过之处,女邻居们都迅速地画了一个十字,一面低声说:“这是文具店的老板娘吧?这个小个子女人,脸色这么黄,瘦得皮包骨头。啊!她还是入土为安的好!我们还不也是这样!一些日子过得很不错的商人,他们为了想晚年过得舒服些而不分昼夜!她现在就要去过好日子了,这位老板娘!”女邻居们觉得卢梭先生很不错,因为他光着头,一个人跟在柩车后面走着,脸色苍白,稀疏的头发在风中飘拂。

教堂里,教士们在四十分钟里面草率地把仪式全部做完。阿加特坐在第一排,似乎在数点了几支蜡烛。她大概是在想,她的妹夫大可不必这样摆阔;因为,总之,如果没有遗嘱,她就可以继承一半遗产,那么她得为葬仪付钱。教士们在做最后祈祷,圣水刷一只手一只手地传过去,人们走出了教堂。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人们招呼三辆送殡车过来,几位太太登上了马车。跟在柩车后面的,只剩下一直光着头的卢梭先生,还有三十来个人,他们是一些不便溜走的朋友。柩车上只是简单地挂着饰有白色流苏的黑帏幔。行人们摘下帽子,匆匆而过。

因为卢梭先生没有家墓,他只是在蒙玛尔特公墓里租了一块为期五年的坟地,打算以后买下一方永久性的坟地,再把他妻子移葬到那块她自己的墓地里去。

柩车在一条小径的尽头停下,人们用手把棺材抬着在一些低矮的坟墓之间走着,一直抬到一个在松软的土地上挖好的墓坑旁边。参加葬礼的人默默地缓步跟着。随后,教士嘴里嘟哝了二十来句话以后便走了。四下里都是些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小花园,一些围着绿树和紫罗兰的墓雕。在这片青翠的绿色中,白色的墓石显得格外清新夺目。卢梭先生看到一个纪念碑很有感触,那是一根细细的柱子,顶上有一只象征性的骨灰坛。这天早上,一个大理石商带着图纸来和他纠缠了好半天。这时他心里在想,一旦他买下一块永久性的坟地之后,他要在他妻子坟上竖立一根同样的柱子,上面也放这样一只好看的小坛子。

这时候,阿加特陪着他离开墓地,回到铺子里以后,她决定要谈钱财的事情。一知道已经立下了遗嘱,她站起身来就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她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小店里来了。卢梭先生不时感到有阵阵悲痛袭上心头,最近他一直这样;可是特别使他茫然无措的是:他的商店在一个非例假日里停业了一天。

正月里的日子不好过。没有工作,没有面包,家里没有火。莫里梭一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妻子是洗衣妇,丈夫是泥瓦匠。他们住在巴蒂尼奥尔区卡尔蒂内街一幢黑黝黝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影响了附近整个地区的整洁。他们的房间在六层楼,破破烂烂的,雨水能从天花板的隙缝里渗进来。要不是他们的小夏尔洛,一个正在发育成长的十岁的男孩需要较好的营养,他们还不会叫苦呢。

孩子很瘦弱,一动他就累得起不来。上学时如果稍为用心点,希望把老师讲的都听进去,他回家就会生病。除此之外,这孩子非常聪明可爱,他的谈吐老成,说出的话不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在他们拿不出面包给孩子吃的日子,夫妻两人哭得很伤心。更何况这幢房子里从上到下的孩子都是这样像苍蝇一样死去的,这里太不卫生了。

街上正在破冰。连父亲也找到了工作;他用十字镐一下一下地疏通下水道,晚上,他拿回来四十个苏。在建筑工程重新开始以前,42这样总不至于饿死。

可是,有一天,泥瓦匠回到家里发现夏尔洛睡在床上。母亲不知道他怎么了。她刚才叫他到柯尔赛尔——他买卖旧衣服的姑母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件比他身上那件布罩衫更暖和些的上衣,只穿这件布罩衫他总是冷得发抖。可是他姑母只有成人穿的旧外套,太肥大,于是孩子回来了。到家时他瑟缩发抖,精神迷惑,像喝醉了酒一样。现在他躺在枕头上,脸色通红,嘴里说着胡话,恍惚以为自己在玩打弹子,嘴里还哼着歌。

母亲在窗前挂了一块破披肩布,挡住一块碎了的玻璃;破披肩布上面只剩下了两块完整的玻璃,可以从这儿看到外面铅灰色的天空。由于穷困,衣柜里已经空空如也,所有的衣物都进了当铺。一天晚上,他们卖掉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夏尔洛睡在地上;不过自从他生病以后,他们就让他睡在床上。即使睡在床上还是不舒服,因为床垫里的羊毛已经一把一把地掏出来卖给了一个收旧货的女人,每次一二斤,换回四五个苏。眼下父母两人睡在角落里的一张连狗也不稀罕的草垫子上。

这时候,夫妻两人看着夏尔洛在床上一跳一跳的。他怎么了?这个小家伙在发什么疯?他也许是被一只什么畜生咬了,或者是有人给他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个邻居——布内太太走进来,闻了闻这孩子后,她说这是一种冷热病。她知道这种病,她的丈夫也是生这样的病死的。

母亲把夏尔洛紧紧地抱在怀里哭。父亲像疯了似的冲出门去找医生。他请回来一位医生,他是一个高个子,神情傲慢,他听了听孩子的背,在他胸脯上敲了敲,一句话也没说。接着,布内太太不得不回家去拿来一支铅笔和几张纸,让医生开药方。医生一直到走也没说一句话,母亲用一种哽咽的声音问他说:

“这是什么病啊,先生?”

“胸膜炎。”他生硬地回答,没有任何解释。

接着,医生也问道:

“你们有没有在济贫所登记过?”

“没有,先生……去年夏天,我们还过得不差。冬天把我们毁了。”

“倒霉!倒霉!”

他答应再来复诊。布内太太借二十个苏给他们去药房买药。用莫里梭赚来的四十个苏买了两斤牛肉、一点儿煤和蜡烛。这第一天夜晚安然过去了。炉火一直没让熄。病人在暖烘烘的屋子里似乎睡着了,不再说胡话了。他两只小手滚烫。看到他被寒热压得不再动弹,夫妻两人倒安心下来了。可是第二天,当医生站在床前直摇头,像一个失去希望的人那样眉头蹙紧,他们又吓得目瞪口呆。

整整五天,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夏尔洛睡着,昏昏沉沉地躺在枕头上。在房间里,贫困就像从屋顶和窗户的隙缝里吹进来的风一样,越来越严重。第二天晚上,卖掉了母亲最后一件衬衣;第三天晚上,为了付药费,不得不再在病人身子底下掏出几把羊毛。随后,要什么没有什么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莫里梭一直在破冰;只是他的四十个苏不够开销。由于这种严寒会断送夏尔洛的生命,他一心希望解冻,可是同时又怕解冻。当他去破冰时,看到路上一片白,心里很高兴;接着,他又想到了在楼上奄奄一息的小家伙,于是他又热切地祈求一线阳光、一股春天的温暖气息把积雪扫除干净。他们只要能在济贫所挂上号,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母亲去找市政府,可是那儿的人回答她说申请的人太多,她必须等。不过,她还是拿到几张免费面包供应券,一位好心的太太给了她五个法郎。后来,他们又一无所有了。

第五天,莫里梭带回了他最后一次的四十个苏。解冻开始,他被辞退。于是,一切都完了:炉子里没有火,面包吃完,也无法拿药方去药房买药。父母两人在他们这间湿漉漉的房间里,面对着喘个不停的小家伙瑟缩发抖。布内太太不再进屋来看他们,因为她是个软心肠,看到这样的场面会使她过于难受。同一幢房子里的人经过他们房门时都匆匆而过。有时候,母亲突然号啕大哭,扑到床上抱住孩子,好像是为了以此安慰他、治好他。父亲像个白痴一样,一连几小时地呆在窗前,掀起那块旧披肩,看着解冻后的流水;大滴大滴的水珠从屋顶上落下,把街上弄得又脏又黑,这对夏尔洛也许有好处。

一天上午,医生说他以后不来了:孩子没救了。

“就是现在这种潮湿的气候最后断送他的。”他说。

莫里梭向天空举起拳头。那么说什么气候都要穷人的命!结冰了,毫无好处;解冻了,更糟糕。如果妻子同意,他们就烧一筐煤,三个人一起死。这样可以结束得痛快些。

这时母亲又到市政府去,人们答应给他们救济,于是他们等待着。多可怕的一天!寒气从天花板上渗下来;雨水在一个角落里直流,必须在下面放一只桶接。从前一天开始,他们一家人就什么也没吃,孩子只喝了一杯草药,那是女门房送上来的。父亲双手抱着头,坐在桌子前面发呆,耳朵里嗡嗡作响。一听到脚步声,母亲就往门口跑,以为给她的救济终于送来了。六点钟敲响了,什么也没有送来。日近黄昏,天色黝黑,阴森,就像一个快断气的人一样。

突然,在逐渐加深的夜色中,夏尔洛断断续续地咕噜道:

“妈妈……妈妈……”

母亲走过去,脸上感到一阵强烈的气息。继而她什么也听不见;她模模糊糊地看出孩子的头往后仰,脖子僵直。她吓坏了,哀叫起来:

“照个亮!快,照个亮!……我的夏尔洛,说话呀!”

已经没有蜡烛了。在慌忙中,她划着火柴,火柴梗在她手里折断。随后,她用颤抖的手摸着孩子的脸。

“哟!我的天啊!他死了!……喂,莫里梭,他死了!”父亲抬起头来,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喂!有什么办法呢?他死了……这更好。”

听到母亲的哭泣声,布内太太终于下决心拿着灯又上来。正当两个女人为夏尔洛擦洗装扮时,有人敲门,救济品送来了:十个法郎,几张免费面包券和肉食券。莫里梭傻乎乎地笑着,说济贫所里那些人办事总是这么拖拖拉拉的。

孩子的尸体有多可怜啊,皮包骨头,轻得像一根羽毛!即使在床垫上放上一只捡来的冻死在雪地里的麻雀,似乎也不会比这孩子显得更小。

这时,布内太太又变得非常殷勤。她劝慰他们说,就算他们待在孩子旁边不吃,也不能使他死而复生。她愿去领取面包和肉,还说她要带蜡烛回来。他们让她去办。她回来以后,就摆开饭桌,端上滚热的香肠。莫里梭夫妻两人早已饥肠辘辘,在孩子的尸体旁边贪馋地吃了起来,黑暗中可以看到孩子死灰色的小脸蛋儿。炉火红红,大家都很舒服。母亲的眼睛不时被泪水润湿。大滴大滴的泪珠掉落在她的面包上。夏尔洛现在如果活着该有多暖和啊!他会多么高兴地吃香肠啊!

布内夫人愿意尽力陪他们守夜。到半夜一点钟光景,莫里梭脑袋枕在床脚边,终于睡着了,两个女人动手煮咖啡。她们又去请来一个邻居,一个十八岁的女裁缝,她带来了一点剩在瓶底的烧酒,也算是出一个份子。于是,三个女人小口啜着咖啡,一面低声谈话,相互讲述一些有关死人的奇闻怪事;渐渐地,她们的嗓门高了起来,她们闲聊的范围扩大了,她们谈论着这幢房子、这个地区,还议论在诺莱街上发生的一桩案子。母亲不时地站起来,走过去瞧瞧夏尔洛,就像要看看他是不是没有动弹。

由于晚上没有申报死亡,第二天孩子又得在家停放一天。他们只有一个房间,只能在夏尔洛一旁生活、吃喝和睡觉。有时候,他们忘记了他已死去,在他们又瞥见他时,就像又一次失去了他。

最后,到了第三天,送来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不比一只玩具盒大,四块刨得很粗糙的薄板,是由当局根据贫穷证明免费给的。于是,上路!大家跑着奔向教堂。跟在夏尔洛棺材后面的是他父亲和两个在路上遇到的朋友,再后面是他母亲、布内太太和邻居女裁缝。这些人在齐膝的泥泞中行走。天虽没下雨,可是迷雾很重,把衣服都打湿了。在教堂里,礼仪草草结束,人们又在泥泞的街道上奔走。

公墓在老城墙外面,非常之远。大家沿圣旺林荫大道走下去,过了城关,终于到了。这是一块很大的荒地,白色的围墙围着的一块空旷地。里面杂草丛生,翻动过的土地形成一个个小土丘,这块荒地的深处,有一排瘦小的树,它们黑黝黝的树丫破坏了蓝天景色。

送葬行列在松软的土地上缓缓而行。这时,天下雨了,因此就得在大雨下面等待一个老教士来,这位老教士同意从小教堂里出来跑这一趟。夏尔洛将安息在乱葬岗下面。地上到处都是被风吹倒的十字架,被雨水腐烂了的花环,这是一块被蹂躏践踏的寒酸的坟地,到处都埋葬着死于饥寒的郊区穷人的尸体。

完了。泥土滚落下去,夏尔洛埋在洞底里。父母亲走了,在走之前,因为脚底下都是很深的稀泥,也没有能跪一跪。到了外面,因为雨下个不停,莫里梭身边还有三个法郎,——那是济贫所给他的十个法郎中剩下来的——他邀请他的朋友和女邻居们到一家小酒店里去吃点东西。他们围桌而坐,喝了两升葡萄酒,吃了一块布利干酪。接着,两个朋友也叫了两升葡萄酒。当这群人回到巴黎时,大家都很高兴。

让-路易·拉库尔七十岁了。他出生于一个有一百五十个居民的叫作拉柯尔泰伊的村子里,一直生活到现在。这个村子地处荒野,有狼群出没。他一生之中只去过一次离村子十五法里远的昂热。但那时候他还小,因此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托万和约瑟夫;还有一个女儿,叫卡特琳。卡特琳嫁了人;后来丈夫死了,她又带了一个叫作雅吉内的十二岁的孩子住回她父亲家。这个家庭靠一笔很小的财产生活,有那么一点地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他们根本还算不上是村里最穷的人,43但他们非得辛勤劳动才行,他们喝的汤是用十字镐一镐一镐挣来的;如果喝上一杯葡萄酒,那也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

拉柯尔泰伊村位于一条山谷的深处,四面都是树木,村子就隐藏在树林之中。村里没有教堂,因为实在是太穷了;弥撒由科尔米埃村的本堂神父来做,因为每次来要走两法里路,所以他半个月才来一次。二十座不结实的破房子杂乱无章地分布在道路两旁。母鸡在门口的肥料堆上搔搔扒扒。如果有外乡人从大路上经过,——这是异乎寻常的事——所有的女人都会伸长脖子看,而正在阳光下打滚的孩子,则像受惊的野外小动物一样,号叫着逃跑。

让-路易从来没生过病。他是个高个子,身上的筋肉坚实得像一棵橡树。阳光晒得他皮肤都开裂,给了他像树木一样的肤色,并使他像树木般坚韧和宁静地随着年纪一天一天老起来,他像丢失了舌头一样不再讲话,觉得说话没用。他的目光老是看着地,他的身子向下伛偻,保持干活儿时的姿态。

去年他还比他的几个儿子健壮;重活儿他都自己干,默默无声地在他的地里干,大地像认识他一样在他面前发抖。

可是,两个月前的一天他倒下了,横躺在一道田沟上足有两个小时,就像一棵被砍倒的树干。第二天,他又去干活儿,可是突然间他的两条胳膊不管用了,大地不再听他使唤。他的两个儿子摇着头,他女儿想让他待在家别干了。可是老头子很固执,不答应,于是就叫雅吉内陪着他,如果外祖父摔倒,孩子可以呼唤叫人。

“懒惰坯!你在这儿干吗?”让-路易对寸步不离跟着他的孩子说,“在你这样年纪,我已经自己养活自己了。”

“爷爷,我守着您。”孩子回答说。

听到这句话,老头子哆嗦了一下。他不再说什么了。晚上,回到家里,他躺到床上,不起来了。第二天,他儿女要下地干活儿时,他们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就走进他的房间看他。他们看见他仍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好像在想什么。他的皮肤如此粗糙,晒得这么黑,因此无法从他脸上看出他生了什么病。

“怎么样?父亲,还是不太好吧?”

他嘴里咕噜着,摇了摇头表示不好。

“那么,您别去了,我们走啦?”

是的,他点了点头要他们自管自去。收获已经开始,需要劳动力。如果耽误一个上午,可能一阵风暴来把麦垛全部吹走。雅吉内也随着他母亲和两个舅父下地了。拉库尔老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晚上,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还是这么仰天躺着,睁着眼睛,像在想什么心事。

“怎么样!父亲,好点吗?”

“不,不好。”他嘴里咕噜着,摇摇头。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卡特琳想出用葡萄酒煮一些野草给他喝。可是这太厉害了,差点儿要了他的命。约瑟夫说明天再看情况吧,于是大家都睡了。

第二天,在去收割前,儿女们在父亲床前站了一会儿。老头儿肯定是生病了。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老是仰天躺着不动过。不管怎样,最好还是请个医生来看看。这得上罗日蒙镇上去,这可是件麻烦事;去六法里,回来六法里,一共是十二法里。一天的时间就完了。老头儿听见孩子们商量,他激动起来,仿佛是生气了。他不需要医生,花钱太多。

“您不要医生?”安托万问,“那么我们去干活儿了?”

他们当然可以去干活儿。如果他们留在家里,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土地比他更需要照顾。如果他要死,那是他和天主之间的事;而如果影响了收获,那全家都要倒霉。三天过去了,孩子们每天早上下地,让-路易一个人躺在家里,一动也不动,渴了就喝身边一个小水壶里的水。他就像一匹累倒在角落里等死的老马。他干活儿已经干了六十个年头,他现在完全可以离开人世,因为他再也没有用处,只在家里占个地方,使孩子们感到碍事。砍倒一棵摇摇欲倒的树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孩子们不会感到过分伤心。土地使他们对这样的事情逆来顺受。他们离土地太近了,因此并不怨恨土地把老头儿收回去。早上看一眼,晚上望一望,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如果父亲还能站起来,这说明他身体强壮,底子好。如果他死了,那是因为他非死不可;人人都知道,如果谁非死不可,不论是画十字,还是医药都救不了他。一头牛病了,那还值得治治,因为,如果救过来,至少可以赚回四百个法郎。

晚上,让-路易用眼光询问孩子们收成的情况。当他听到他们计算着麦垛的数目,说天气好,好干活儿时,他便挤挤眼皮。大家又一次谈到要去请医生,可是,路确实太远;雅吉内也许找不到,大人们又走不开。老头儿只是想请一个当乡警的老朋友来。尼古拉老爹比他年长,到圣蜡节44已经满七十五岁。这位老爹身板结实,站着还是像棵杨树般的挺直。尼古拉老爹来了,坐在老头儿床边,晃着脑袋。让-路易自早晨起已经说不出话,他用他那失神的小眼睛注视着尼古拉老爹。尼古拉老爹不善言谈,想不出什么要对他说的,也是一声不吭地瞧着他。两个老头儿就这样面对面待了一个小时,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相对而视很高兴,大概回忆了极为遥远的往事,就在这天晚上,他的孩子们在收割完回来时,发现拉库尔老爹已经死了,他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眼睛对着天花板。

是的,老人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死了。他向着前面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广大的田野里多了一口气。他就像动物死时躲躲藏藏,自受其苦一样,没有惊动邻居,他独个儿完成了他的最后一件事,也许他对自己的遗体给孩子们留下了麻烦还感到抱歉呢。

“父亲死了!”大儿子安托万说着告诉大家。于是所有的人,约瑟夫、卡特琳,甚至连雅吉内也跟着说:

“父亲死了!”

父亲的死并没有使他们吃惊,雅吉内好奇地伸长了脖子,卡特琳掏出手帕,两个儿子一声不响地踱着步,脸色阴沉,由于日晒风吹,他们的脸失去了光彩。不管怎么说,这位老父亲活得也相当长了,他的身子总算是结实的。孩子们想到这一点也感到安慰,他们因为家庭里有一个这样结实的人而自豪。

晚上,大家守着老爹直到十点钟,随后大家都去睡了;于是又只剩下了眼睛瞪得大大的让-路易一个人。天刚拂晓,约瑟夫动身去科尔米埃村通知本堂神父。不过,因为还有些麦捆没有运回来,因此,安托万和卡特琳上午照旧下地,留下雅吉内看守老爷子的尸体。

小外孙和他的外祖父待在一起觉得很无聊,老头儿现在连动也不动了,因此他有时候就走到村里的街头上,用石子扔麻雀,看着一个小贩在两个女邻居面前展示丝绸头巾;随后,他想起了老头儿,于是又飞快地跑回家里,看清外祖父的身体始终纹丝不动,又很快地溜出去看两条狗打架。因为他走的时候没有把门关上,一群母鸡走进屋来,它们平静地绕着老头儿的卧床散步,用力地啄着坚实的土地。一只红羽毛的公鸡站得笔直,伸长脖子,睁着炯炯发光的眼睛,对这个躯体感到不安,它不懂得为什么这个人怎么还在这儿;这是一只谨慎而机警的公鸡,它知道老头儿没有在太阳升起以后再睡在床上的习惯;最后它终于发出了像吹号角般响亮的啼声,而一些母鸡则咕咕地叫着,一面啄着地面,一只一只走了出去。

科尔米埃村的本堂神父传话说他要到四点钟才能来。从早晨开始,就可以听见车匠在锯木头,捶钉子。那些还没得到消息的人听了说:“啊?!是让-路易死了。”因为科尔米埃村的居民非常熟悉这种声音。收割结束了,安托万和卡特琳回来了;他们不能说收获还不满意,因为他们已经有好几个年头没有见到有这么好的收成。

全家人都在等着本堂神父,怕等得不耐烦,各人都找点事来做:卡特琳把汤放到炉子上,约瑟夫去汲水。他们叫雅吉内到公墓去看看墓穴是否已经挖好。最后,一直到五点钟,神父总算来了。他是乘一辆农村小推车来的,一个替他做侍童的孩子跟着他。他在拉库尔家的门口下了车,从一只纸包里拿出教士穿的白色宽袖法衣和一条襟带,随后他一面穿衣一面说道:

“快些,我七点钟一定得回去。”

可是谁也不急,他们还得去找两个愿意抬担架的邻居。五十年以来,当地用的都是这副担架,这块被虫蛀坏了的已经洗得发白的黑色旧毯子。儿女们把老头儿放进了车夫送来的匣子里,这只匣子像面包房里的揉面箱,匣子板非常厚。大家正要动身的时候,雅吉内奔着跑来喊道窟窿还没有完全挖好,不过他们可以先去。

于是,教士走在前头,一面高声用拉丁文念着一本书。小侍童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一只旧的铜制的圣水盆,盆里浸着一把圣水刷。一直走到村子中央,才有一个孩子从每半个月在里面做一次弥撒的谷仓里出来,他走在队伍的前面,举着一根顶端装着一只大十字架的长木棒。随后是两个农民抬着的担架上的棺材,后面是家属。村里所有的人都陆续加入送葬行列;一列光着头、赤着脚、衣衫褴褛的孩子走在最后。

墓地在拉柯尔泰伊村的另一端。因此,两个农民在半路上把担架放下来歇了两次,送葬行列也停下来;他们喘一口气,在手心里吐唾沫;接着,队伍又向前进,响起一阵木鞋踩在硬地上的杂乱的呱嗒声。当他们抵达公墓的时候,墓穴果然还没有挖好,掘墓人还在里面挖掘,人们看到他的头有规律地忽隐忽现,把一锹锹土甩出来。

沐浴在阳光下的公墓显得多么宁静啊!一圈篱笆围着墓地,莺雀在上边筑窝。荆棘丛生;一到九月份,淘气的孩子们就进来采黑莓吃。这里就像是一个旷野中的花园,一切都自生自灭。在这座公墓的深处,有几棵巨大的醋栗树;角落里一棵梨树,长得又粗又大,像一棵橡树;中间有一条两旁栽着椴树的小径,是一个很清新的散步场所;一到夏天,老年人就到这儿的树荫下来抽他们的烟斗。在一片荒芜的、未经耕作的土地上长着很多高大的野草、茁壮的大蓟和一片野花,上面飞着点点的白蝴蝶。阳光灼人,蝈蝈儿、蚱蜢等昆虫噼里啪啦到处乱跳,几只金苍蝇在热浪中嗡嗡作响。寂静中颤动着生命的气息,可以听到被丧事掩盖着的欢乐气氛,感觉到这块盛开着血红的虞美人的沃土的活力。

人们把棺材放在墓穴旁边,这时掘墓人还在不断地把土铲出来。举着十字架的孩子过来把十字架插在死者脚前的泥土里,本堂神父则站在死者的头后面,他还是捧着他的书在念拉丁文。参加葬礼的人最感兴趣的却是掘墓人的工作。他们围在墓穴四周,眼睛随着铲子上下。当他们回过身来时,本堂神父已经带着两个孩子走了,只剩下死者家属,他们在等着。

墓穴终于挖好了。

“够深了,下吧!”一个抬棺材的农民叫道。

于是大家帮着把棺材下到墓穴里。啊!拉库尔老爹在这个墓穴里一定非常舒服!他熟悉土地,土地也熟悉他。他们将相处得很好。五十多年前,当他向土地掘第一锄的时候,他们就定好了今日的约会。他们间的情意应该这样结束,土地应该接纳他,保留他,多么舒服的休息啊!他只听得见小鸟在草丛中的轻微的跳跃声。不会有人在他身上行走,他将待在这个角落里很多年,没有人会来打扰他。因为在拉柯尔泰伊村每年死不了两个人,而年轻人也会渐渐地衰老和死亡,用不到来打扰已去世的人。这是平静的、愉快的死,在静谧的田野中的长眠。

孩子们走过来了,卡特琳、安托万和约瑟夫各抓了一把土撒在老人的棺材上面。雅吉内把已经采来的虞美人也同时扔在上面。随后,全家的人都回去了,牲口也从田里回去了,太阳下山了,夜晚闷热,使全村人昏昏欲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