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窦亚诺尔特（Matthew Arnold）解释“文明”说：文明即社会人类化之意。可见文明含有人之心灵、社会，以及伦理等方面之进展。人类进化到了确实是以意识的理解做优越的武器时，始有文明之可言。从人确意与自然和同伴合作，以谋衣食和防御危险的举动上，人之人类化才表显出来。文明产生于人有了好高之心的时节；究竟这种好高的心是发自内还是来自外，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实是研究文明之重要问题。社会进步，能以从野蛮状态解脱出来的力量，定是原始人类进化之天赋，否则结果不必是人类化。
文明二字所含蓄的意义不仅是人对环境之情绪的反应，这种事连昆虫都做得到。有规律的行为所表现的“礼仪”不过是缺乏理智的本能而已。非有理智来辅助本能，意识的理解不能有，文明也不能开始。文明之兴起与进步，理智主之。然而历史指示我们，光有理智不足以确定文明之进步。既然文明意义里边，习俗之人类化不亚于头脑之人类化，则社会人类化之意义不只是理智的发达，更有道德的发达在其中了。社会积聚文化的宝藏，增饰之，以传给后世。一国之文明即某一时期人智收获的总称。于是从文明二字实具之各种意义来看，进步乃其根本的要素。一连几世社会总在静止状态的地方，其文明即不衰零也必低下。
文明之进步是多赖个人的努力，社会的努力，抑是人与人恒久的相互作用？其进步显然仰赖个人的地方绝不亚于社会。要问究竟孰开文明之端绪，是个人还是社会，这却是个平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社会若缺乏精明强干的领袖，社会就要废颓或至沦落。不过，文明所论还是着重社会相互间的关系，代表社会里的人之伦理和理智的进步。社会是文明的个人之组合；在此种酝酿中，个人的潜力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文明乃由于各人相互影响而产生。社会是一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人之结合，这些个人所代表的文明，即是他们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可说是个人影响于社会所得之果的总数。此种影响若为有益的，即是前进的社会；若是有害的，即是退化或静止的社会。
文明程度卓越的领袖能以影响社会，文明程度卓越的社会能以影响国家，文明程度卓越的国家也可影响后进的国家与国民。文明进步所依据的“感化力”不只限于国家，且是国际间的。一隔离的社会不像一和他社会多有接触的社会发达得迅速与健全。文明之进步，常因外来的冲击而加其速度——与具有高尚的人品、思想和有作为的社会接触更是显然。没有此种刺激，社会就要做了偏见的牺牲品，抑制自由和创造，玷污了（建立在时髦、习俗，或纯由模仿而来的无用的本能之上）习惯，尤其危险的，社会做了过量财富的牺牲品，因而生出奢华、浪费、艳冶以及伦常丧失等情。文明之酸性反应品即是富裕，除非社会领袖能以控制住一切，则社会所积累的罪恶将束缚道德的进展。文明一至缺乏领袖，社会不重视领袖时，即是到了她的厄运，也就要废颓与灭亡。近代文明很多是建于往昔文明之残墟上面并不为稀奇；事实上很该如此，并不是已往事物的价值全该遗弃的。只有目的在做（表彰真理的超人之）媒介的文明才有持久不灭的希望；愈健全愈有生气的文明，乃是启发想象力，尊崇诗人、先知、教师和传教士、发明家和工人，反对一切迷信与欺骗的。
用一种纯粹批评的眼光来测查日本的文明，以上所说即是比较重要的原则，须要常记在脑海里。文明最后的甄别，当视其能否启发最可钦仰的角色和人格而定。虽然物质的进步是文明中一种主要的因素，但人之能以领会这种因素，却和由社会磨炼中所得之心灵和道德的演进成比例。一切经济的价值，皆视道德和心灵的公式而定，因为一切经济的败颓，都源于道德和心灵的败颓。由是可知，以物质给养人口之情况，或反是，即可妥切地衡量文明的优劣了。
文明只能造就大的领袖和导师还不够，必须培养对他们关心的一种精神，否则进步即不能确定。文明史中没有再比个人与社会分离，为国殉难的人与庶民分离更为痛苦的了；此种事实指示我们，文明里的道德因素比知识因素更为紧要。已亡国家的历史证明，缺乏了有生气和久远性的美德，虽有人类理智最灿烂的成就以及政治组织最大的胜利，都不能避免了国家的灾难。在此为——未曾有比古希腊罗马更好的美德的——近代国家潜伏着一种警告。
自然，古代文明观念和近代文明观念截然不同，这种变易多是基督教所影响。古代社会最大的毛病，乃是有了真实的进步之后，缺乏有意识的目标。彼时，最大的野心在夺取领土以及领土附带物——财富和珍宝。权势、特权、享乐，集中于少数人的身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只有简单的动物生活必需品。这种落伍的观念，连基督教国家也未曾完全摆脱。社会意识之超越，即纯正文化与邪异文化根本差异之点。世界上没有全然邪异的文明，也没有全然基督化的文明。以比例来说，文明常趋于邪异，因为她不向着未来去探求黄金时代而回顾既往。大体讲来，异说支配着的文明里有二阶级——优越阶级和卑下阶级。优越阶级有权利，没义务；卑下阶级有义务，没权利。卑下阶级的人总是屈服于优越阶级之下，于权利和公理不得闻问。此种人与人的关系，儒教虽未颂扬得成了一种宗教，也已成了一种道德法典；最近给老旧的社会附以新名目的布鲁什维主义之下，也是如此的。
国与国间的差异，种族、血统或语言之不同，还不如文明不同关系更为重大。被往昔坚强的习俗束缚着的国家，因缺乏近世教育的培植，和今日世界的责任自然是比不了的；这多是环境之差异所致，并非头脑和血统的关系。定夺人民作为的不是民族的头脑，却是民族的文明。这些人和那些人所以不同，是因所受教育的差异。若将多少世纪以来，东方思想和宗教之整个的系统铭记在心：压迫个性和绳制个人的发展，使个人磨灭在民众里，人民磨灭在国家里，具体的磨灭在抽象的里边：则她与西方文明的不同处可知。在东方文明里，个人若想超越于一般民众之上，非轻视社会不可。但是敢如此做的人并不多，且多是藉着暴力，所以结果反与文明矛盾。东方文明显著的弱点就是缺少伟大的人物。人愈人类化，敏颖头脑中的文明果实愈多，有创造能力的天才因而产生，加增人的福利，使人把自己从愚昧和残暴里解放出来，使生活前进并放异彩。如此，一种文明才有前进的力量而不灭亡。强行造就许多普通的庸才，不是使社会发达的妙诀，非有高下不齐的自由与坚久的调和不可。
因为与世界文明隔离，所剩的只有中国做她的模范，日本未曾享受，多少世纪中许多文明不间断地冲击和交互作用里的欧洲所会享受的。藉着武力争战，日本诸部族得以混而成为一国，好久缺乏强有力的政府；不过此时已有共同的习俗和法律支配着家族与血统。自受了华夏的熏染，阶级之分逐渐显著，社会和政治组织日趋复杂，缺乏和谐的现象。不管种族和血统一致与否，意志的一致似乎是国家一切制度和习俗的特征。日本古代史中有一时期，特别是孔子学说伸入的时节，国内分歧的意志曾有结合的趋势：僧侣们和武士们结合起来，个人和部族结合起来，贵族政体代替了民主政体，末了只有主人和农奴。这种建立在模仿本能和习俗上的社会，不必说，是毫无创造因素的。
由此可知，文明仰赖物质发达的地方，远不如仰赖精神和道德发达之重要。人必须有能以自由运用各种方策，改进社会的道德准备；但因为有物质的存在，才趋使着思潮变为动作，也是显然的事。人能操纵物质环境，不为物质环境所诱惑，那才算有道德。最早的文化乃是土地之栽培，以及产物与自然力之利用。有件有趣的事，文化不是先在随处都是自然礼物的热带发达，而是先在温带发达的。温带的需求大都是发明之母；过度的热和过度的冷显然是阻拦财富的积聚，因而人没有时间去反省与发见。日本人是南北民族的混血族，具有二者一切的美德和缺陷，便宜的是他们处在半热带的气候里，有一块肥沃的土壤。他们最初是以渔猎为生，过了不多年即耕植稻、蔬菜、果木，多吃些蔬菜的食品。既常与野蛮的自然事物接触，又具有不常而易动情的天性，文明之进步乃有如政府和国力结合一般的迟缓。
日本和别的地方相仿，外部自然现象的影响，在文明上遗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记。在早年迁徙之后，政治、社会，以及伦理等，殖民的人和他们海陆的亲属的关系，一时还是存在的。出云多属蒙古和汉人，比较起来很聪明，富于商业知识；南部征服者大和部族，多是些武士和水手。新文明中作主要媒介的高丽，因分割扰攘，未曾做了亚洲的意大利。古代大和文明，虽以爱好海上生活著称，却未曾有希腊时代很灿烂的民治精神。依日本神话讲起来，日本是由海而成的。人们都说岛上居民富于勇敢冒险的精神，则日本人该全是此种英雄；大和民族的历史的确证明他们是有这种精神。猛兽和野蛮人虽阻憩了他们爱好深山峻岭的精神之发轫，不过彼等爱好海——尤其是草原美的欣赏，却都是事实。无数的火山、地震又是惊人的频繁，这种现象使土人的头脑愈发觉得自然的凶悍了。
在古代日本民族由海陆生活的经验，对于自然的印象并不算好，受了中国和（自然支配着人的）印度所有自然与生存的幽昧观念之熏染而愈深。于是大和民族一弃其动的人生观，而转侧到静的人生观，结果阻止了国家的前进。剧烈的地层的震荡、海啸、频繁的飓风和大水，都使人们对自然的新见解变硬，以为自然现象即是天神本性的泄露。迷信极其猖狂，理解只得听幻想的指使，意识成了理解和幻想二者的奴隶。幻想超越了理解，爱美的才能必有显著的发达，爱好艺术的精神也必昭然，于是，和不很动人的自然界里，而人之头脑多倾向科学的国家有所不同。蹂躏人的流行症、瘟疫、毒症，越发令人觉得怒神距离得很近而可怕了，于是所谓宗教只是可怕的牺牲和乞怜而已。西元六世纪佛教伸入日本后，较为和善的神出现了，不料事实上并没有莫大的补益。已往的恶魔拦住了前进的轮枢。
不独天性和起源，使得日本与汉民族和印度民族思想相接触，就是从不可少的贸易和邦交上着想，也是势有必然的。彼此的思想之交换绝不少于产物之交换。各国文明史差不多都是商业往来的一种记录。日本文明和英国文明相像，是一部本土的成分和一部遗传下来的成分嵌在一起的。但因民族心理有所不同，日本文明保存下一种特殊的天性。从日本古代史里可以看出，大都是来自南方的下级民族（特别是太平洋岛屿民族）频繁的侵入、内乱攻伐，以及几百年间倔强的部族相互的抗争，无端地阻碍了日本的前进。西元前六六〇年，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带着他的战士北下，统有大和民族的时节，他所管辖的区域仅有今日日本帝国的一小部分。从许多方面可以证明，当时所谓筑紫、越、出云，及关东诸部落，在西元十世纪以前都是独立的。自十一至十三世纪，日本一向在多乱凶残的时期中，这种状态，不但是汉民族思想无能为力，即佛教思想也不曾把它约束住。是件有趣的事，在西元八九两世纪灿烂的进步之后，此种屠杀的内乱和滥无法纪的情事，又在诸省区雷厉风行起来。我们能以理会，这种文明只是优越阶级的文明，和无知无识、受苦的民众毫不相干，对他们能有何改善更是提不到的了。经过了多年的内乱，几佐（Guizot）所谓“野蛮的头生子”——封建制度，又普遍了日本全地；不问封建制度的理想如何糟糕，忠义思想如何狭隘，阶级又如何严酷，它却留下了些引向近代文明去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