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四年四月六日
周年纪念会在伦敦大酒店举行，由狄更斯主持。除了狄更斯发表的主要演说以外，关于年会的情况显然没有别的报道。狄更斯说：
我不知道，我的感情是否有些与众不同。然而，我有一种清晰的记忆（在我早年上学时，我受一位老太太的管辖，我当时觉得她是在用桦树条统治着世界）：我曾经对印刷工人和印刷有一种强烈的憎恶。我当时认为，字印出来送到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受折磨，于是我将印刷工人看成了我的敌人。后来，当人们教我祈祷，并告诉我要为我的敌人祈祷时，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曾特别将印刷工人当作我最大的敌人而祈祷过。现在，我再见不到一排排又大又粗的黑色醒目的大写罗马字母了，但这个记忆总是在我的眼前出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巨人捕手杰克》之类的故事书产生了兴趣，于是这种憎恶感也逐渐减轻了。当我继续长大，到达能够读《一千零一夜》和《鲁滨孙漂流记》的年龄时，这种憎恶感就进一步淡化了。事实上我相信，那时候野人们在海滩上享受美味佳肴的故事能够让我回想起我第一次参加公共宴会的情景。
但是，从我看到我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那时起，我对印刷工人的憎恶感就彻底消失了。现在，当我看到那悦目的字母“O”，那完整的、光滑的、友好的、弯曲的“S”，以及怪模怪样的“G”和拖着个滑稽的尾巴的“Q”时，总是感到很开心。这些字母首先在我心里唤起了一种幽默感。现在，我和印刷工人成了不可分割的伙伴，而且我们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已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自从我上次主持这个社团的一次年会以来，我已经历了三个学徒时期。我任主席这个职位也已有二十一年。那么，从那时起我坐过多少把主席的交椅呢？事实上，我也许可以说，有整整一卡车；然而，当我回到这个协会时，我感到我是又一次回到了家。我对这个协会繁荣昌盛的希望并没有减弱。这个协会的存在还不到四十年327，而它已经积累了一万一千镑的基金，现在有七十六名男女工人靠这笔基金领取年金，其每年支出为八百五十镑。这个协会做了，并且还在做着大好事儿，遗憾的只是它还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希望得到年金的人。
印刷工人是忠实的仆人，这不仅对印刷这一行而言，而且对社会整体而言也是如此。因此，当印刷工人积劳成疾的时候，他就有特殊的权利向社会各个方面要求帮助。如果没有印刷工人用他们的技术、劳动、耐心和智慧制造的产品，如果我们对印刷工人的这些功绩不予承认，这个世界总体上会变成什么样子？毫无疑问，所有国家的暴君和骗子就会随心所欲地干一切事情！我确信，在任何一个手工行业中，我们都不可能找到像在印刷行业中那么多的能工巧匠。就敏锐的观察力、耐心程度和奉献精神而言，我发现，排字工人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劳动从本质上来说就需要所有人的同情。他的劳动量常常很大。他常常需要工作到半夜甚至天明，他往往是在由人工照明造成的不自然、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中干活，身体常常经受忽冷忽热的变化，因此熟练的印刷工人尤其容易患肺病、失明和其他严重疾病。当在工作中失去了视力的印刷工人坐在房间里度过漫长的日子时，阅读——他主要的娱乐来源——的乐趣被剥夺了。虽然他的妻子儿女也许会为他朗读一本什么书，但是他不幸的根源甚至还会侵犯他此刻黑暗而孤独的生活中这一点儿小小的安慰，因为这正在读的书也许就是由他排版印刷的，而他却因此失明了。难道这只是一种想象吗？在伦敦的每一家有影响的印刷所，都有一些印刷工人遭到了这样的不幸。印刷工人按照公众的利益、根据公众的指示、为着公众的快乐而劳作。因此，支持印刷工人年金社团应该是公众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还可以提一下两个与这个题目有关的事实：我的好朋友班丁328先生因写了一本关于减肥的小册子而遭到公众的一些嘲笑，但是他将目前售书所得的五十二镑十先令的利润全数交给了这个协会。我只能说，如果这个协会能找到很多像他那样的朋友，那么它就很快会兴旺起来。还有一位文森特先生出版了几本书，他对印刷工人的福祉的关心完全起源于他在和印刷他的书的工厂谈业务时所受到的友好、主动的帮助和礼遇。他表示将为协会捐赠他在利物浦的房产的年租金一百五十镑，这笔捐赠将用来增加五份每份为二十镑的年金，剩余部分将充入协会的总基金。
主席然后继续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动员人们资助这个社团。他最后说：
前面提到的暴君和骗子——欧洲就曾经有过许多暴君和骗子——会非常乐意地给世上所有的印刷工人发放退休金并把他们打发走。然而，我们要让受过教育、主张进步的人们联合起来为年老力衰和身患疾病的印刷工人发放退休金，让他们离职并安心休养，而其余的印刷工人们则将最终逼得暴君和骗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如果需要有人来逼走暴君和骗子，那么印刷工人就是逼走他们的力量。印刷工人是智慧的朋友，思想的朋友，他们也是自由、解放和法律的朋友。确实，印刷工人是每一个将秩序作为朋友的人的朋友；他也是每一个能阅读的人的朋友。就自由人的生存而言，在所有的发明、所有科学或艺术的发现、所有由机械能和技能的非凡进步而带来的伟大成就之中，印刷工人是唯一必不可少的文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