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五年五月九日
晚宴在富里美森丝大酒店举行，由狄更斯主持。出席晚宴的还有W.H.威尔斯、埃德蒙·耶茨和《早晨广告商》的编辑詹姆斯·格朗特。一俟食后撤席，主席便提议为女王的健康祝酒。在祝酒时，他祝贺与会者废除了禁止女士们出席这类活动的荒唐的“萨利克法”。他认为，女士们出席这类活动对达到这种聚会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她们的到场是特别应该的。祝酒得到热烈的响应，接着有人提议为“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王室的其他成员”和“陆军、海军、志愿军”祝酒。然后主席起身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约翰逊博士在那个“其成员们在彼此的思想中漫游过”的俱乐部的经历336是无法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团的常任会长的经历相比的，（喝彩声和笑声）因为在前几次聚会时，这位会长已经将他能想得出的关于这个社团的话都说完了，而他现在又照例被人毕恭毕敬地推到前台来说一些他已经不可能说得出的话。就在刚才弗雷德里克·琼斯谈到复活节礼拜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位倒霉的会长的情况与复活节礼拜一王室的艾坪狩猎中的那头公鹿很相似。我听说这头倒霉的牲畜在狩猎活动开始时从一家旅店里解脱缰绳后，总是立刻快步奔跑起来，后面则紧跟着一支狩猎队伍，最后大家都跑进它所居住的院落，于是追赶停止。而当下一个复活节礼拜一到来时，它再次被带到狩猎地，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被完全同样的一帮子人追赶，跑过完全相同的地面。（笑声）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我们这个社团自身的特点，这类事例的困难程度——这里我是指会长而言，而不是公鹿——就大大增加了。就其实际的稳定性、现实性和有用性而言——请相信我，因为我认真考虑过这一点——这个社团没有给人提供任何可能值得大肆宣扬的东西。如果它是那些花钱很多的所谓慈善机构，其羊毛收益远远抵不上其现金需要，那么我就很有可能就这个题目说几句话。如果它的资金毫无节制地花在了赞助和炫耀上面，而不是认真用于为那些努力工作并向这个社团支付会费的人们提供少量的年金；如果它的管理是委托给对管理一无所知的人，而不是由具有实际经验和业务能力并踏实工作的人们所掌握；如果它在该花钱时却囤积居奇；如果它靠阿谀奉承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我就有可能向你们表示我对它的愤慨。如果它的管理者能够告诉我，这个社团已经破产，它已经毫无希望，它的账户已由埃德蒙兹先生（大笑声）或“汤姆”337
（笑声延续）保管，或者其财务总管给我帮的忙只是卷财而逃，那么我也许就已经要求你们的同情和怜悯了。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正如一个国家会因其历史记录为一张白纸而感到快乐那样，一个社团也会因其没有历史而感到幸运，倒霉的只是这个社团的会长。我只能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这个社团在继续进行它明确的、朴实无华的、有益的事业。它所关心的对象和它的全体成员是勤奋工作的忠实公仆，他们为着公众的利益不计时间、不分冬夏、不分晴雨地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在街头巷尾，在每辆列车上，在每艘蒸汽船上辛勤工作。从大公司的代理机构到最不起眼的小店铺，他们都同样认真对待，而无论是作为负责人还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他们的收益都很少，风险都极大，烦恼和责任非常之多。
毫无疑问，在新闻出版这台伟大的机器中，报纸和报贩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但是，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对于喷水池的喷头来说，水管所起的供水作用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把沃特福特出版公司比作一个大水库，那么，如果水库的水没有被引到这里并分流到各处，伦敦的人们就只能在干渴中望洋兴叹；同样，无论印刷公司广场、佛里特街或思特兰特出版公司收集到了多少新闻，如果在新闻发送上没有技术和事业心的投入，那么这些新闻只能是对公众的焦虑与渴望的一种讽刺。（叫好声）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于说这样一句话：“在我们失去一件东西之前，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它的价值。”让我们用这句话来衡量一下报贩。几年前的一个早晨，我们看到过伦敦的出租马车夫的罢工。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报贩同样的罢工。（叫好声，笑声）请设想一下所有的早班火车徒劳地等待报纸的情形。请想象一下人们渴望了解轮船消息、商业信息、法律新闻、治安新闻、国内外新闻的各种各样的情形（叫好声）——所有区域间的交流瘫痪，伦敦报贩之间的交流变成一片沉寂，国家的血液循环凝固，世界之钟停止走动等情形！情况会怎样呢？甚至路透先生——这位我老是愿意把他想象成晚上靠在路透太太边上打盹，枕头下放着电池，床头拴着电报线，双耳都吊着电铃的伟大的路透先生（大笑声）——如果没有那些不起眼的、相比之下比较缓慢的劳动去集中那些“电针”缝过的“针脚”并将它们散布到各处，甚至连路透先生的按钮和闪光也会变得毫无价值。（喝彩声）
我们来做个这样的设想——这个念头是我在今天早晨散步时突然想到的，当时我正在考虑今天晚上的职责，于是出现了这个念头；老实说，当时我还没有走完一半路程——我发现作这样的设想很有意思：虽然我们可以将报贩看成天上的信使墨丘利、飞牧神或别的什么神的不那么风光的代表，虽然我们只能承认他属于这个世界，因此常常需要靠双脚走路去做很多事情——可怜的人（笑声）——可是他仍然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而这两个特征是他天上的前任同事都不具备的。这两个特征的其中一个是，他永远是文明的使者；另一个是，作为文明的使者，他至少在带来什么和不带来什么方面做得一样漂亮。我要说的是不久以前的那个时期：当时报贩常常给我们的门前（虽然恐怕不是我们的心上，因为我们的心当时已在习惯上变得冷酷了）送来关于我们的许多同胞被处死的最可怕的报道；这些人是因为犯了在今天看来是小过错的罪行而按规矩每周一上午在伦敦市中心受刑的。那时，报贩也常常给我们送来关于其他野蛮的惩罚行为的报道。这种野蛮的惩罚行为反而导致了社会中本来纯洁无辜的那部分人道德的沦丧，并没有起到遏止犯罪的作用。同时，报贩每天给我们送来关于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所认可的那种对付精神病人的办法的报道。这种办法是让可怜的精神病患者戴上锁链，让他们睡在草上，不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水和面包，不给他们衣服穿，在他们痛苦不堪时用鞭子强迫他们安静，而且还不时将他们展览示众，从中收取一点儿费用，从而将我们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变成了魔鬼动物园。报贩经常给我们带来关于机器遭到破坏的报道，这些机器曾为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报贩也给我们送来关于由哄抢面包而引起骚乱的报道。这些骚乱频繁地发生，造成了国家政权的不稳。报贩还给我们送来关于最可怕的阶级仇恨的报道，以及关于按惯例雇用间谍侦察——如果不是组织——阴谋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使当时的敌对双方都得到些许安慰的报道。在同一时间，这同一位报贩也告诉了我们关于我们周围社会的情况。在那个社会里，最赤裸裸的物欲和放任成了规则，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无知、邪恶和不可饶恕的堕落只是反常的情况；在那个社会里，欺负并威胁人的职业无节制地扩展蔓延，最致命的决斗也是由最荒唐和肮脏的原因引发。所有这些，今天的报贩已经不再对我们说。社会的这种状况在英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如果没有报贩担负的工作所发挥的作用，这个变化是永远、永远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当我们想起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的时候，如果我们为报贩向公众要求一点儿同情和感谢的表示，这肯定不算是件浪漫的事情。这是因为，向好消息的传递人和福音的使者表示我们的同情和感谢，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愿意做的事情。（喝彩声）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将很高兴听我说，我的讲话马上就要结束了。为结束这次讲话，我想说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先例。你们大家都熟悉这样一桩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你们出门去作一次短程旅游，在返家时会发现一个委婉的通知，告诉你们“收税员来过了”。好吧，女士们，先生们，我就是这个地区的收税员。当你们结束了那个由我引入的短程旅游而返家时，我希望你们都记住，我这个收税员已经诚惶诚恐地来过了。（赞同声，笑声）
关于我所代表的社团，我只需要技术性地说明两件事情：其一，社团发放的年金是由其本金所得的利息支付的，所以其安全可靠的程度实际上不亚于银行；其二，想要得到年金，只需要对将来稍作些谨慎的考虑并付诸行动，即每年付二十五先令。付五年之后，男性会员每年就有资格获得十六英镑的年金，女性会员每年有资格获得十二英镑。请记住，这位“来过了”的收税员所代表的是这个讲实话、办实事的社团。他相信，你们所能给予你们最忠实的仆人的捐赠，将完全用于你们所希望推进的事业，将只可能为这个目的服务。（大声欢呼）
狄更斯讲完后，詹姆斯·格朗特接着发言，他代表出版界对祝酒表示感谢，他表示对主席的到场感到高兴。他说，许多年前，他们两人曾经同时开始将他们的事业与出版界联系在一起。后来他们又同时开始写书，不过狄更斯先生在几年里已远远走在前面，现在几乎已经跑得让他看不到了。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祝酒，其中有埃德蒙·耶茨提议的为会长狄更斯的祝酒。对此，狄更斯非常得体地表示感谢。尽管记者对此没有报道，耶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当时如此习惯于与狄更斯一起出席公众宴会，而这些宴会的组织者们又频频让我为他这位主席祝酒，以致这件事后来成了笑话……因为人们觉得我已经说不出什么新鲜话了。在一次晚宴上——那是一次报贩的宴会——我什么实质性的话都说不出来。我站起身，但是在说了几句话以后，我的脑子便一片空白，因为我完全忘记了原先打算说的话。我感到仿佛有一张黑色的面罩落在了我的头上，我能说的全部话就是“健康”、“主席”这么几个字，然后匆匆坐下。我在这些宴会的客人们中间还算相当知名，于是他们都显得非常吃惊。他们不失礼节地响应了祝酒，而狄更斯则立即站起身来。他说：“我常常有幸接受我那位刚刚坐下的朋友为我的健康祝酒，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为自己的热情和慷慨的感情所感动。”这些话把一次失败转变成了成功。“我想我当时救了你，先生！”我和他一起出门时，他对我说，“你太自信了，这是给你的一次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