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文明人的显意识已经与本能分离，但是本能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与显意识失去联系而已。因此它被迫要间接地表达自己，这种表达方式Janet称之为自动主义。通常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它的表达是种种症状，令病人发生种种状况。对正常人来说，就是没来由的情绪、突然的遗忘、说错话等。这些表达很明显地说明了原型的自主性。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然而如果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或者不能觉察到潜意识因素是如何迂回曲折地通过无数秘密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安排和决定，我们肯定就不是主人。相反，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信这是不确定的，因此最好重新审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审视我们自己的自心并不是很受欢迎的消遣，虽然是极为必要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都面临着自造的致命危险。这种危险一直在增长，已经超出了控制。如果我们把人类整体看做一个人，哪怕只是一会儿，我们会发现他已经被潜意识的力量冲昏头脑。他像精神病人一样意识分离，分离之处有一道“铁幕”矗立。西方人所代表的意识，到现在为止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日益感受到东方的权力欲，因此觉得自己被迫要采取非同寻常的手段来防卫。但他们意识不到，东方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弹回的是西方人自己的恶，虽然这种恶被公然否定，并且以国际善意来粉饰。西方人隐秘地纵容，并且有点羞愧地沉迷其中的东西(外交谎言、欺骗、暗藏的威胁)，公然并且丝毫不减地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把我们牢牢捆绑——精神病人就是这样！“铁幕”的对面，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在怒视我们。
这种状态使得我们的西方意识悄悄地产生一种奇怪的无助感。我们开始意识到冲突其实是精神上、心理上的问题，并且我们试图寻找答案。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核威慑是一种铤而走险的、麻烦的答案，因为它会造成两败俱伤。我们知道，通过精神和心理来解决会更加有效，因为这样我们的心灵对日益增长的感染就会有免疫力。但事实证明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收效甚微，并且这种情况一直会持续下去，只要我们总是试图说服自己也说服世界都是别人错了，认为都是敌人的错，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思想观念上。我们期望别人明白他们为什么错了，而没有认真地去承认自己的影子和它所做的恶毒的事情。只要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就能够对传染和暗讽免疫。但只要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对各种传染毫无抵抗能力。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做跟他们同样的事情，只是跟他们相比多了劣势：我们既看不到，也不愿意去了解自己良好的礼仪之下在做什么。
东方有一个很大的神话——我们管它叫“幻觉”。我们徒劳无功地希望自己高人一等的判断力能够让这个神话消失。这个神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型，认为地球上有个黄金时代或天堂，每个人都拥有一切并且有一位伟大、公正、智慧的首领统治着一个人类幼儿园。这种形式幼稚的原型非常强有力，对于东方人来说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它并不会因为我们有更加高级的思想，就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幼稚去支撑这个原型，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被同样的神话控制。我们信奉同样的偏见、希望和预期。我们信奉福利国家、世界和平、人人平等、永恒的人权、公正、真理，相信(也不是太信)我们存在于上帝在尘世的国土。
真相是令人悲哀的。人们的现实生活是由无情的对立组成的——白天与黑夜、幸福与痛苦、生与死、善与恶。我们甚至没有把握一方会战胜另一方，不确定善就会打败恶，或者喜悦会打败痛苦。生活与世界是一个战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以后也一直都会如此。否则，存在的一切将很快就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高级宗教例如基督教会期望世界末日早早到来，而佛教以否定所有的欲望来实质上终止这个世界。这种明显的答案，如果不与这两种宗教特有的、构成整体的道德观点与实践联系起来去理解，就会与自杀无异。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数人已经对世界几大宗教中的一个或几个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不再理解宗教。当生活平静地继续，人们几乎注意不到这种损失。然而当痛苦来临的时候，情况很快就变了。人们要寻求岀离痛苦，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以及令人困惑的人生体验。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新教徒和犹太人中去咨询心理医生的人要比天主教徒多得多。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天主教教堂仍然觉得有责任提供心灵医治，要照料好人的灵魂。但是在这个科学的时代，人们容易向心理学家问一些本来属于神学领域的问题。人们觉得，只要信仰积极的生命意义、上帝和永生，就会大不一样。死亡这个幽灵可怕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常常强有力地激发出这样的想法。从无始以来，人类就认为有至高无上的人(一位或多位)存在，有天国存在。只有现代人才会认为自己不需要这些。因为他们不能拿望远镜或雷达确定天堂里有上帝的宝座，也不能确信自己亲爱的父亲或母亲或多或少还有肉身存在，他们假定它们不够“真实”。我想说的是，它们也许不够“真实”。它们自从史前时代开始就陪伴着人类，而且时刻准备着，只需要微小的刺激就会进入人类的显意识。
我们甚至会觉得遗憾，我们失去了这种信念。因为它是不可见、不可知的(上帝是不可思议的、永生是证实不了的)，为何我们要去寻找证据？假设我们不懂得、不理解在食物里放盐有什么好处，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受益。即便我们假设盐是味蕾的幻觉而已，是迷信，它仍然对我们是有益的。因此，如果有些思想观念已经证明在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能起到帮助作用，能够赋予我们生存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剥夺自己这样的思想观念？况且，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思想观念不真实呢？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思想观念是虚幻的，很多人都会表示同意。他们意识不到，这种否定实际上也是一种“信仰”，就跟宗教观念一样也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完全有选择观点的自由，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主观决定。但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对自己已经知道永远不能证实的东西产生信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际生活体验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有用的。人极其需要普世的观念和信心，赋予生命意义，才能够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人能忍受最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只要他深信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在经历所有的不幸之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所参与的是“白痴之言”，那么就会被压垮。
宗教象征的目的，是努力为人类的生命赋予意义。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相信他们自己是太阳之父的儿子，这种信念给了他们一种视角和目标，超越了个人以及个人有限的存在。这让他们的体验有了足够的延展空间。这比起一个人确信自己现在和将来都会只是个百货商店的搬运工，能带来无限的满足感。如果圣保罗确信自己无非就是一个编织地毯的工匠而已，那他肯定就不会成为圣保罗。他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在于，他确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你可以说他是妄想自大狂，但是你的这种观点在历史的见证以及集体意识面前是苍白的。掌控他的神话，令他成为远远高于工匠的人物。
象征构成了神话，这种象征是自发的而非发明的。并非耶稣基督这个人创造了神人这个神话，这个神话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存在。他本人也是完全相信这个象征性的思想，就像圣马可告诉我们的那样，这种思想使得他超越了木匠坊和环境造就的心灵上的狭隘。神话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讲述故事的人和他们的梦，追溯到那些被自己的幻想所激动、感动的人。这些人与后来的诗人和哲学家差别不大。原始社会讲故事的人不会关心自己的幻觉源自何处，只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开始琢磨那些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在古希腊的时候，人们的这种寻问已经有了一定的结果，他们把上帝的故事归结为无非是古代国王及其事迹的流传和夸大而已。他们甚至认为神话的意思并非其表面讲述的故事，因为那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他们试图给神话一个总体而言能够理解的说法。我们这个时代正是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梦的象征：我们认为梦的含义不是它所显示的内容，而是某些大家都懂得和理解的，然而因其低级我们不会公开承认的一些东西。有些人已经关闭传统的闪光灯，对于他们来说梦再也没有什么不解之谜。似乎可以很确定的是，梦蕴含着与其所显示内容非常不同的含义。
这种假设是很主观的。《塔木德》说的更恰当：“梦就是梦本身的解析。”为何梦要表达梦境内容之外的东西？大自然当中有什么东西并不是自己，而是存在于自身之外吗？例如，开始被认为是怪物的鸭嘴兽，不是什么动物学家能发明出来的，难道不是鸭嘴兽自己吗？梦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肯定就是它本身而不是表达它本身之外的什么。我们认为它的内容是象征性的，是因为很明显它并非只有一层含义，而是指向不同的方向，因此会表达潜意识的内容，或者说并非全是显意识的东西。
我们把梦这种现象当成有象征含义的，讲科学的人会觉得很气人，因为如果这样梦的含义就无法表达得符合理智和逻辑。这仅仅是心理学所遇到的困难之一而已。麻烦从情绪或者情感就已经开始了，不管心理学家怎么努力，也不能使这种情感受某种不可违逆的概念所约束。前面列举的两种困难，其原因都是一样的——潜意识的干预。我对科学观念的了解，足以让我明白，与不能够准确把握和充分了解的事实打交道，是很令人恼火的。这两种现象共同的麻烦之处是，事实无可否认但却不能以理智确切地阐述。这不是我们能观察的有明显特征的细节，这就是生命本身，充满了情感和象征。很多时候情感和象征其实是一，不是二。没有什么理智的公式足以令人满意地表达这种复杂的现象。
心理学学者完全可以不去考虑情感或潜意识，或者认为两者都不必予以考虑。但是至少作为医生的心理学家是必须充分重视这些事实的，因为情感冲突和潜意识干预正是他这门学科的典型特征。但凡他要治疗一个病人，就必须面对这种非理性，不论他是否能以理性的方式去表达这种非理性。他不得不承认情感或潜意识，虽然它们的存在太令人头疼了。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心理医生的经历，很自然就不容易听懂心理医生在说什么。当心理学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冒险，不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平静的研究时，人们如果没有机会、或者没有那么不幸，经历过相同或相似的事情，就很难理解。射击场上的打靶练习与真正的战场相去甚远，而医生要面对的是真实战争中的伤亡。因此他必须去关注心灵现实，即便他无法用科学术语去解释这些现实。他可以对生活的本质进行名言安立，但是他知道自己所安立的所有名言，只不过是名言而已。事实是要去体验的，因为名言产生不了事实。任何教科书都教不了心理学，实际经验是唯一的学习途径。死记硬背产生不了任何的理解，因为象征是鲜活的生命本身。
例如，基督教里的十字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象征，表达了许多特征、思想观念和情感。但是，如果在某人的名字面前放一个十字架，这只表示这个人已经死了。男性生殖器像或者阴茎在印度宗教里是个包含一切的象征，但是如果一个街头的淘气鬼在墙上画一个阴茎，那只表示他对自己的生殖器感兴趣。因为婴儿期和青少年期的幻想会延续到成年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梦都包含显而易见的性暗示。如果把这种梦解释为什么别的含义，那是很荒谬的。如果一个共济会成员提到僧侣和僧尼躺在对方身上，或者一个锁匠提到阴阳钥匙，我们就不能认为他们是沉浸在青少年时期热情的幻想中，否则就是很愚蠢的。他说的仅仅是某种瓷砖或钥匙，只是这种瓷砖或钥匙有引人入胜的名字而已。可是如果一个有文化的印度教徒跟你谈生殖器，那么你会听到许多东西是西方人永远不会跟阴茎联系起来的。你甚至可能会发现很难明白他所说的生殖器是什么意思，你自然而然会认为生殖器象征着很多东西。它绝对不是淫秽的暗示，十字架也不仅是死亡的标记，而是象征着许多思想观念。如果一个人梦中出现这样的意象，那梦的实际的含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梦的人有多成熟。
梦和象征的解析是需要一些智慧的。这种解析不能是机械化的，不能被塞进愚笨的、没有想象力的脑袋里。它需要不断理解做梦的人的个性，同时解析者也要不断加深自我认识。在这个领域里经验丰富的工作者都不会否认，事实证明有些规则的确是有帮助的，但必须谨慎有智慧地运用这些规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技巧”。也许尽管你已经遵循所有正确的规则，以及保险的经验和方法，但却被困在最糟糕的废话之中。那可能是因为你忽略了一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不会错过这个细节。即便一个人有高度开发的智慧，如果他从来没学会用自己的直觉和感觉，也会迷失得很厉害，因为他的直觉和感觉开发可能低得令人遗憾。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象征，那么不仅要面对象征本身，而且要面对产生象征这个人的全部。如果真的能够应对这个挑战，那么或许会有机会成功。但是一般来说，要专门了解这个个人及其文化背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并且会有机会去补足自己不懂的东西。我给自己立了个规定，把每一个案例都当成一个全新的命题，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正常程序也许经常是实用的，而且也会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表面。但是一旦我们想要触及重要的问题，生命本身就取代了程序，那么即便是最堂皇的理论假设就变成了空洞的言辞。
这就使得方法和技巧的教授变成一个大问题。正如前文所言，学生需要掌握许多专业知识。知识的掌握会为他的脑子提供一个必要的工具库。但最主要的事情，也就是工具的使用，只能在学生通过一次真实的分析，认识到自己的冲突后才能掌握。这对那些所谓正常但没有想象力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例如，精神事件是自发的，但他们就是不能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这样的人更愿意固守某种观念，认为所发生的一切要么是主动完成的，要么是有病的表现，要通过吃药或打针来解决。他们表明了，愚钝的正常人与精神病人是多么接近，这样的人也确实极容易得精神传染病。
在所有高级的科学中，想象和直觉的作用越来越超过智力及其应用。甚至是像物理这样应用科学中最严格的科学，也是惊人地依赖于直觉。也就是说，它是靠潜意识运作而非逻辑推理，虽然事后通过逻辑可以推导出相同的结果。
直觉在解析象征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能使做梦的人即刻接纳。然而，尽管我们主观上会觉得幸运的直觉很令人信服，但它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它会造成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它甚至可能会引诱做梦的人与解析的人，使二者继续这种很容易实现的思想交流，结果可能是产生一种共同的梦。如果我们满足于含混地觉得自己已经懂了，就不会有真正逻辑上和心灵上的了解。通常当我们问人们他们所谓的理解有何依凭时，他们解释不了。只有去把直觉转化为对事实真正的了解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也就是真正可靠的基础时，我们才能理解和解释。诚实的研究者会觉得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因为办不到就去否定，那么这样的研究者是对自己不诚实的。科学家也是人，他很容易会像别人一样憎恶自己解释不了的东西。因而他会认为我们今天已经掌握的知识代表了知识的顶峰，这样就成为一种普遍存在错觉的牺牲品。没有什么东西比科学理论更加脆弱和短暂，因为它不过是工具而已，并非永恒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