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之合同
建州卫之去松花江流域，逾分水岭而移于鸭绿江谷地也，事在宣德末年。其后败于豆满江左卫之余众，不耐朝鲜之压迫，亦入鸭绿江谷地，受建州卫之保护。究其原因，彼建州女真，因忽剌温野人之逼迫，乃欲倚赖汉种之威信，托命于寨下。虽亦事实之一端，然性情终不契合。加之明廷对满政策，在使女真分离，渐露破绽。建州女真既分为两卫，即令出于残败之余，合两部族居于一地，非明边徼之幸也。时建州卫之头目，即李满住，其祖阿哈出，受赐于明廷，故姓李氏。满住汉其姓而名不改，亦一创例。大抵是时明室多事，恩赐不及于边夷乎？满住者，文珠之转音也；尔时毛憐之头目，有满答失里者，亦文珠师利之转音也。此建州酋长对明之态度，颇觉放纵。彼始居佟家江，正统二年春，移居苏子河之溪谷。苏子河者，浑河之支水也。李满住所统之部族，居于河之上流灶突山南。据明廷尔时赐辽东之敕书，盖谓彼等受朝鲜之迫害，不得安居，乃要南徙。明廷许其请，可否姑勿论；惟从佟家江移于苏子河，则日与明之边徼逼近，固可知矣。彼等遂依此为根据，勤其耕牧，此正统初年事。生聚二十年，部落繁衍，遂西犯抚顺，南侵清河暨凤凰城。与瓦剌也先可汗通声气，使为先导，出辽东半岛。时李满住渐老，有左卫头目董山者出，倔强态度，远越前代矣。
李满住（？～1467），明代建州女真首领。永乐末年受蒙古人压迫，率所部南迁至今浑江地区，招来建州左卫女真人，与明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经济联系。后因叛明被杀。
董山（1419～1467），明代建州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五世祖。又作童山、童仓、充尚、充善。其父被七姓野人所杀后，明廷授以建州左卫指挥。后因屡次攻扰辽东而被杀。
建州卫三迁之地位
正统三年六月，建州卫重迁，其故无非为朝鲜所迫。《皇明实录》曰：
正统三年六月，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歹因哈奏曰：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又奏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怜卫事，其卫印被指挥阿里占藏不与。今猛哥不花男撒满答失里袭职，仍掌卫事。乞给与印信，以便朝贡奉事。事下行在礼部、兵部议：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阿里见住毛怜卫，部下人众，宜与印信。撒满答失里住建州卫，与毛怜卫隔远，又无部下，难与印信；其朝贡奉事，宜令李满住给与印信文书为便。上从之。
女真贵族佩戴的装饰品
按此则李满住从婆猪江移住浑河流域可知矣。浑河，流经今抚顺而入辽河之水道也。其河源有二：一曰英额河，今本流称之；一曰苏子河，于营盘东与英额河会流。苏子河之名称，明代即知之；第言浑河，则不知其究系何水。唯明言系灶突山东南浑河之上，则知其为今兴京西面之呼栏哈达。盖呼栏哈达，于满洲语作灶突山解也。今再述他种记录以补证之。
《辽东志·韩斌传》：“永乐年间，酋长李满住，求居于边墙附近，乃许其移就苏子河流域”云云。此记事误为永乐年代，《皇明实录》为浑河，此为苏子河，则李满住移居之地，非英额河流域明矣。
《清太祖实录》曰：“肇祖孟特穆，诱世仇四十余人，至苏克苏浒河虎栏哈达山下黑图阿喇地方，诛戮其半，以报祖仇而索旧业。”此地距俄朵里城千五百余西里，即今之兴京老城也。
兴京，原名赫图阿拉，故址在今辽宁新宾境内。
呼栏哈达，今作和兰哈达，建州女真聚落地，也是爱新觉罗氏世居地，在今辽宁新宾境内。
建州左卫迁住之位置
宣德八年冬十月，猛哥帖木儿被兀狄哈之杨木答兀袭杀，斡朵里部族一时丧其酋长。其弟凡察及董山，欲择镜城某地以居，又见拒于朝鲜，不得已乃驻于朝鲜新设之会宁，然仍不耐其压迫，遂出于辽东地方。
当时朝鲜频谋加兵于建州卫之李满住，而斡朵里部族之出辽东，乃非其意，故遣人抑留之。《皇明实录》记曰：
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国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哈，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此请求约在猛哥帖木儿死后二年提出。彼等意向，欲移住于建州卫明矣；明廷似不明其要求之真相。斯时朝鲜遂出兵于婆猪江，李满住乃迁于苏子河流域；而斡朵里部众，亦逃出会宁境，潜向辽东。从会宁至辽东有两道：一经长白山东南，一由松花江之上源。《皇明实录》曰：
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祹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杀其部落，又阻留一千七十余家，蒙朝廷敕臣放与完聚，臣闻命兢惶，不知所措……彼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深处兀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婢仆衣粮鞍马，抚绥备至。至臣父，又俾以上将军职事。后被七姓野人攻杀之，并杀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财产，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抚恤之一如先臣。抚恤其兄既得所矣，忽于近岁先以耕农打围为由，移住本国边陲东良地面，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时不及知。安有追杀之事？其在此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
《皇明实录》，明代历朝官修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原称《大明实录》，简称《明实录》。
据此则斡朵里部族之去会宁也，曾先移于东良矣。东良即今之茂山，故知彼等曾由长白山东南出豆满江之上源。既由东良出则经辽东路，须由今帽儿山附近，出佟家江上源而绕松花江上源地，以达兴京附近。据《皇明实录》“正统五十年十月”条文，明凡察等所率，不过四十余户，其事实当在正统四年至五年之间。
斡朵里遗众既抵辽东，明廷乃命居新地，《皇明实录》载其事如下：
正统五年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曰：向已敕尔等回朝鲜镜城居住，今总兵镇守官又奏尔等已离镜城，与原叛土军马哈剌等四十余家来至苏子河，家口粮食艰难。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安插汝等，同李满住居处。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女妇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
三土河，即今海龙城附近与辉发河会流之三屯河。冬古河，乃在怀仁县西与佟家江会流之董鄂河也。
明廷安插凡察等之地位，即自海龙附近迄怀仁之西，以佟家江本流为东界，而散居于其西方。此疆域盖李满住部族所先占得者。
新设定之建州左卫，略如上述。其头目凡察，当时似寄居于李满住之居城。
建州右卫
建州右卫者，因争夺明廷所赐官印而新置者也。《名山藏·王亨记》，述其始末曰：
正统之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入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领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嗣凡察归，诏以故印予董山，上新印，凡察不予。乃分左卫，更置右卫，给董山新印，领左卫；凡察持故印，领右卫。
《名山藏》，记述明代嘉靖以前历代遗事的纪传体史书。明代大臣、学者何乔远撰。全书分《开圣》、《继统》、《王亨》、《货殖》等37记。
明廷用怀柔手段，许建州女真之请，赐给新印，以董山为猛哥帖木儿正嫡，使领左卫。因凡察新设右卫，而放弃其纳还官印之命令。当日特发诏书，公平分配两卫之从属户口，但其事之实行与否，则不得知耳。
考从来明廷对女真政策，凡卫名新设，或卫地新迁，必发特诏，指定其地点之大概。然置右卫之主因，在争夺官印，故未指示地域，或者就建州左卫迁住之范围分割，无所考征。关于地域领有权问题，双方皆不能视为重要可知矣。盖建州右卫，不过名义上之设定，其实止赐给官印已耳。自明中叶，其对女真政策，惟注重于赐给官印，他非所顾虑也。然于事实，其内部争夺，亦不能加以干涉。官印之争夺，即明代于女真一大可征之历史也。
名酋董山之崛起
董山，左卫故都督猛哥帖木儿之遗子也。与叔父凡察争卫印，明廷遂颁以新印，即董山也。虽不详其性格，惟从斡木河谷地奔投李满住，亦狼狈极矣。曾几何时，竟一跃而超群酋，强求明廷，得兼领建州卫及右卫都督。知建州卫与朝鲜启衅为非计，遂亲赴半岛朝廷。朝鲜亦知寻仇非利，遂假以正宪大夫中枢院使之制书。亦可想见其手腕之不凡矣。彼更创设贸易关门于西边，即所谓抚顺关是也。定关门于浑河之谷地，设市场于今抚顺城内。当时明之边吏，提异议者不少，彼乃折冲其间，刚柔互用，卒告成功。旧例，女真贡道除经开原之广顺、镇北二关，无他道下浑河；得通过辽东腹部之关门，不得谓非女真之大成功也。天顺末，明敕下辽东曰：“尔后建州女真到边，使从抚顺关口以进，交易则于抚顺城东。抚驭之法，须得其宜；防闲周密，谋绝奸宄，勿失夷情而起边患。”翌岁，辽东巡抚奏曰：“女真之来，多则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均憩宿于城中军民人家，间窥边情之虚实，或内应为奸。且抚顺绝远，猝不能赴。宜于本城之南，置一马驿，用馆夫十名，供备接待。又抚顺城西南至沈阳九十里，再置墩台三坐，每墩台配兵五名。”当时明辽东之顾虑建州，可以知矣。
女真贡寇无常之原因
边关俗吏，不仅图肥私囊，失信外人，且种愤怨之因。南方之市舶，北部之马市，皆然也。辽东互市，以受官吏烦琐监督，遂生种种弊端。其中外夷所最苦者，则验放入市。凡彼等所携货物，皆须经关吏查验。入市后，又有所谓抽分货物者，依法定率而课税焉。夫公平互市，固双方合意之交易，何至发生困苦？乃日久弊生，每强拒其入关，甚且窃取货物，或抑勒强买，致外夷受无穷之损失。于市舶相争，奸吏故乱其著船之先后，致启倭寇之愤；马市亦同此弊。又对贡夷之弊，亦为一种愤怨之原因也。《会典》所记建州、海西贡物，为马、貂鼠皮、舍利孙皮、青海、兔鹘、黄鹰、阿胶、殊角（即海牙）数种。稍不具备，即不能过关，是亦曰验放入关。进贡之外夷，须豫约时日，其头目身赍玺书，于内地使用驿传外，且率多数之部众，以赴京师。海西女真许每贡千人，建州五百人，其应接之繁难，固不待言；且种种事故，沿途发生。既得入关之外夷，乃赴京师之会同馆，可得数日间在该地互市之特权。所争者在关门之通过耳。明廷亦颇重视此事，定拟贡物，悉依前例，不易变更，于是发生新问题焉。盖礼部固守之贡物，本为国初所制定，一再迁徙，遂有难得之品。如贡物中明人所最重之貂鼠，苟非纯黑肥大之品，则拒而不受。彼建州女真之始贡此物，原以为土产也，今彼等既弃故乡，远离黑水，乌从再获此品哉？成化之初，御史李秉曾以为言，然要求如故，女真人甚苦之。李秉之奏略曰：“貂乃产自黑龙江迤北，非今建州产也。外人苟来慕义，于此已足，不宜问物厚薄，使彼暌离而去，且有背于列圣厚往薄来之意。试观今年海西、建州之女真，结托蒙古三卫，屡扰边疆，未费一使。”明廷纳其议，遽缓从前态度，礼部对于边吏，令于女真入贡，验其数已足，毋过拣择，致起边患。然时机已去，怨恨早伏，彼等贡寇无常之机，于是动矣。
海西女真，一作扈伦四部。明朝对居住在松花江大曲折处及今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女真人的统称。因松花江大曲折处在元代称海西，故名。明中叶后，各部南迁，形成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
女真服饰
玺书之丧失与给赐之厚薄
明廷之颁印信于女真也，一卫一印。卫数约二百余以上，印亦同之。于卫之长官都督以下千户、百户之类，亦下玺书。永乐、宣德朝，玺书果与本身符否，边吏尚得察知，及久遂不能行矣。因正统中，也先可汗之枝队脱脱卜花王犯辽东时，海西、建州共起寇边，满洲之野，骚然不宁。迄景泰中，马文升之言曰：“海西、建州之有名者，多死于此乱；朝廷所锡玺书，多被也先夺去。于是女真之子孙，无授官玺书之足征者，不得袭职。虽岁岁遣使入贡，名目不过舍人，在道不得乘驿传，赐宴不得豫上席，赏赉亦视昔有差。”然女真之忿怨思乱，辽东之人咸知之，而卒未能处置，诚知言哉！
据《明会典》事例：都督到京赐彩缎四表里，折钞绢二匹；都指挥彩缎二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各织金纻丝衣一套；指挥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素纻丝衣一套，外添靴袜一双；千户、百户、镇抚、舍人、头目折衣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以为常。间有自求大帽金带者，必都督在任满三年始与之。折衣彩缎非真彩缎；名目上为一表里，实不过衣服之值耳。女真之要求彩缎，如汉种之视黑貂，可大博其欢心。此事久止不行，彼等自以为祸基，忿怨之加，更无疑矣。此亦贡寇无常之一原因也。
《明会典》，明代官修典志体史书。明代大臣申时行等奉旨编纂。原称《大明会典》，又称《万历重修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