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虏与南倭
明政治家所称为二大患，即北虏、南倭是也。北虏非仅指鞑靼，并东北之兀良哈称之，即女真亦括于鞑虏名下。大抵指长城以北，绕沙漠而散住者。南倭即指日本，对于日本南陲之海寇，或称为倭寇。北虏、南倭，成为明人熟语；而究其事实，两者亦略相似。何则？北虏索头，南倭魁头，自汉人视之，皆为披发；北虏长于弓箭，倭人善于刀枪，以武力而压制明人亦同；至其言语风俗，无甚差别，尤难枚举。此但就形式上言之耳，更究其两者发生之动机与内容，及其经过之事实，复多共同之点。姑举一二以明之。北虏非尽鞑靼之真种也。汉人逃入其部落，成一种假鞑靼，而反寇本国；南倭亦汉人入海，混于倭人，成一种假倭，而侵害本国者，殊为不少。此倍堪痛苦之事也。夫北虏所欲者在彩绘，南倭所欲者在购明之货物，两者希望，至市场而易满足。然种种恶劣手段，反自明人行之，遂致愤怒不平，执戈报怨，形同寇盗。谁为厉阶，南北非一揆耶；故欲语南倭，不可不先思及北虏。
马 市
马市者，北虏、汉人间所设之互市场也。始明人仰给马匹于东北塞外种族，故有是称。据《弇州史料》：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赍财市马于四夷。彼降虏头目来朝，及正元万寿庆期，内外藩屏将帅，皆用马为币，因之马渐充实。明之国家，似不起于南方，其兵力于开国之初，早饮马于捕鱼湖上，东逐元之遗孽于松花江畔，诚为可惊。然兵力虽云发展，军马实苦不足。洪武二十年，遣高家奴市马于高丽。高丽恭让王表请不受马值，太祖乃谕礼部曰：
朕待诸夷以诚，彼前听约束，许其互市，故遣人市马。顾不敢受值，岂其本心哉？盖畏势而已。以势逼人，朕所不为，仰以朕意，咨其国王知之。
《弇州史料》，采录明代大臣、学者王世贞（别号弇州山人）著作中有关朝野载记、秘录等史料的汇编。明代学者董复表辑。
明代顾绣《洗马图》
因使延安侯唐胜宗俟高丽马至，择取其尤，偿之以值，时送至三千四十匹矣。又耽罗国亦贡马来。耽罗即今济州岛也，其岛上之马，乃元时征东行省，备以讨日本而蓄者。兹明用之以讨北虏，斯为奇事也。二十四年，又诏高丽致马万匹。八月，遣权国事王瑶、判、缮工寺杨天植等，求马千五百匹于辽东。辽东奏曰：“今奉纶音，敢不竭力！但比年所产之马，躯干短小，惧不副命。然御倭致远，负重耐寒，小邦赖之，敢以先献。其余以次奉进”云云。十一月，又送至二千五百匹，明受之，寄牧于辽东。是时兀良哈之头目哈儿兀歹者，亦遣部属脱忽思等贡马，帝命赐以钞币袭衣。此皆马市未开以前之事。乃明遣使市马于夷，非夷以马来市，此所谓市马之事实也。时马市之名未起，及成祖即位北京，乃设马市于边郡焉。
马市之起源
马市始于永乐，据《弇州史料》云：永乐三年，立马市于辽东之开原、广宁。又云：互市场一立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立于开原城东，一立于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又云：九年定开平马市之价。所谓开平者，在今承德府境内热河附近，元之上都也。明廷立马市于此，当在大同马市之先。然永乐帝立马市于今满洲之边塞，则为事实也。帝之用兵于北虏亦多矣。永乐七年，车驾临克鲁伦河。二十三年，又至阿鲁珲土刺河。故如洪武时代，需用多数军马，固无足疑。马市之设立，此为一原因。或谓军事紧急，非仅如平常设备，所能应需，是为促成马市设立之故，亦一说也。
互市在通有无，则明人出其制作品，北人出其天产物，各得其利，而互市之事已毕。然此就个人论也。彼马市以敕命设立，既非为小民利益，亦未闻他种原因，则为操纵北虏之政策使然也无疑。方孔炤《全边略记》曰：
宣德六年十一月，总兵官巫凯奏广宁马市所市福余卫鞬官所上牛马之数。上谓侍臣曰：朝廷非无马牛而市此。盖其服用皆中国是赖，若绝之，彼必怨皇祖之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也。
《全边略记》，记述明代边疆和民族史事的著作。明代大臣、学者方孔炤撰。
宣德帝此言，可谓善解父意矣。
马市开设之真意，既可略知，而开市之位置，皆限于辽东。此亦读史者所宜察也。《明史》谓永乐年设马市，其在开原城东南者，一以待海西，一以待朵颜；又其一设于广宁者，亦以待朵颜也。此等地位，终明代未有确定。互市之数，亦有增减。然于始开之三市，即以二市待朵颜，亦足证兀良哈对于明廷之位置矣，故不能不略记之。
兀良哈种之南下
明初兀良哈分为三卫：曰朵颜，曰福余，曰泰宁。朵颜据吉林北方珠家城子附近地，福余在农安附近，泰宁在海西之台州站。弇州史料谓此部族于明初，早在潢水，即今西拉木轮之南者，误也。彼盖据元代时之朵颜而考者。洪武、永乐时，已繁衍于今洮南府境，固东亘白都纳、北亘齐齐哈尔矣。建文元年，燕王棣（即后成祖）选兵北京，不南向而先北投者，欲掠取大宁而绝背后之患也。成祖既访大宁而去，宁王送之郊外，一呼而起，拥王而南，此即兀良哈之众也。成祖假北虏兀良哈之力以遂其志，竟得成功；而重要之大辽河上源地，明遂撤其边备，遂与兀良哈以根据地，此诚成祖之失政也。唯成祖为剪除后顾之患，且拔彼等而编为骑兵，以南灭建文，自不能无赏功之议。故明人多谓以大宁予兀良哈，实为酬庸，此亦稍误。盖明之待兀良哈，从来特殊；于辽东开二市，亦莫不与此问题有关连。永乐元年即位，三年遂设马市，此亦可证明者也。
西拉木轮，今通称西拉木伦河（蒙语，意为黄色的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山地，为西辽河的北源。古称潢水、饶乐水、吐护真水等。
契丹人引马图
女真之怀柔
永乐帝对于女真马市之用意，与对兀良哈同。明初之女真，大抵指松花江、豆满江、乌苏利江之流域，然以由吉林方面来集者为主。开原南关所设之市场，虽以待海西女真，其实非仅海西女真而已；建州女真、野人女真，皆入此市。及建州女真迁徙后，复新设马市于抚顺关。南人甚以此女真为虑，故待之不能稍忽；女真马市，亦无非为怀柔政策而设。而蕞尔开原，乃置两市者，避与兀良哈混同；所谓贡道各殊者，或亦双方牵制之用意也。陈钺之论马市曰：“非以外夷之马，资中国之用而为此也。盖欲以结朵颜之心，而撤海西之党也。”此诚马市之正解矣。
自永乐三年开市，至正统十四年，乃罢其二，皆兀良哈马市云。其间约经四十四年，至成化十四年冬，因辽东巡抚之请，始复开市。然朵颜三卫之市数，殊不及永乐初年；而女真马市，自成化以降，渐加其数焉。其详将于后节述之。
乌苏利江，今通称乌苏里江，为黑龙江右岸的一大支流，也是中俄边境的一条界河。
马市之地位
马市虽设于指定之地点，然无设于城内者。《全辽志》曰：“永乐三年，辽东之开原、广宁，设马市，一立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立于开原城东，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又曰“广宁马市在团山堡，朵颜、泰宁三卫诸夷，买卖于此”云云。考团山堡在广宁城北三十里，则初设之市场，在此较东北之铁山关可知。至于开原马市，记载各歧。《全辽志》曰：“女真马市，永乐初，设于城东屈换屯。成化间，改设于城南门外之西偏。每岁海西夷人于此买卖。”又曰：“达达马市，成化间添设在古城堡之南。嘉靖三年，改于庆云堡之北。每岁海西、黑龙江等卫之夷人，买卖于此”云云。按屈换屯之所在，约在威远堡之东方。成化时变更初制，改设城南，嘉靖以前之记载，所谓南关市者即指此。广顺关乃在哈达河上流，不得混称。《全辽志》称此为女真马市，则为永乐以来海西、建州之互市场可知。永乐之初设也，一在开原之南，一在开原之东。因移其东者于南关外，而易南者于他地点。要之开原二市，东南者以待女真，西北者以待兀良哈。但永乐初设于南市者，不能确指所在。《广舆记》曰：“马市一设于开原城南，一设于开原城东，一设于抚顺，一设于广宁，一设于古城堡。”记述之顺序甚误。《明史》亦然。
《全辽志》，明代官修辽史志书。明代大臣李辅等奉诏修纂。
《广舆记》，古代中国地图集。明代学者陆应旸编纂。清初学者蔡方炳在陆书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增订广舆记》。
永乐以降所添设者，不能不数抚顺之马市。此市因建州女真之迁住浑河上流，请于此流域通路，设互市场，明廷许之。此建州名酋董山之手腕也。《全辽记》曰：“抚顺马市在城东三十里，建州诸夷于此买卖”云云。
据此则马市当在抚顺关外三十里，可改为二十里。《读史方舆纪要》云：“抚顺城东二十里，置马市于此地。此马市乃因万历年间，金国汗奴儿哈赤扮市夷袭关，实启创建之端，殊足令人兴感者矣。”
马市与边关
马市位置，于贡道未定以前与既定以后，各有不同。辽东之定贡道，在正统七年以降创设边墙以后。所谓边墙者，举辽东西括言之。明之筑此长塞也，无非为备兀良哈之来寇与女真之内犯，故于塞上既设边关，遂指定诸夷，某族由某关，不许任由他路。《全辽志》曰：“于广宁马市有白土厂关，在广宁城北七十里，夷人入市必由此。”《天下郡国利病书》曰：“广宁马市，不能不经城东北之镇远关。”二书虽有微差，然所谓城北、城东北者，必同指一地。镇远关殆即白土厂之雅名也。关之位置，在今白土厂边门广宁城北五十里，康熙十五建。二十里外。其于开原马市，则有镇北关，在开原城东北七十里，夷人朝贡、入市必由此。《大明会典》曰：“海西、建州来贡，必由开原，以岁十月初验放入关。”则镇北关，为正统以来之旧制可知矣。若兀良哈来路，殊无明确记载。殆与女真同经一关，或者由庆云堡西方之新安关，亦未可知。此关为成化以后所新设者。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代各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撰。
镇北关石碑坊
抚顺关及马市
抚顺马市，由抚顺关入。《全辽志》曰：抚顺关在沈阳城东北抚顺城东二十里，建州夷人，朝贡买卖之所由也。考《九边图》说：“抚顺城距边二十里”，互证益知无误。马市遗址虽未详，然关之故址在浑河左岸关口地方，则马市必在此地之南。要之，马市设于边墙之内，女真人及兀良哈出入，必由各其指定之关门。成化中，海西女真酋长李撒哈赤，由抚顺关入辽东，守臣曾以海西须由开原，不得由抚顺拒之。关门之地位，及数之多寡，在明廷不全视为兵事上之重要；盖贸易之门户，与来寇之要路，兼而有之。建州名酋董山，要求明廷开抚顺关，建州因此久获利益。且边关与马市，双方关联者，不独分布货物而已。中国文化，每从马市输入于边郡，而边关又输出文化于塞外也。故曰：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盖以此也。
《九边图》，明代陆地边防图。明人罗洪先编绘。九边是明朝为防御北方瓦剌族侵扰，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所设的九个边防重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
官市与私市
马市虽以买卖马匹得名，实为一般互市之场也。市有官、私之别，官市指官买外货而言，私市则指众人交易而言也。据《弇州史料》，隆庆五年，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北虏互市之经过曰：
大同得胜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顺义王俺答之部马千三百七十匹，价万五百四十五两；私市，马骡驴牛羊六千。抚赏费九百八十一两。新平和自七月初三日至十四日，官市，黄台吉摆腰兀慎部马七百二十六匹，价四千二百五十三两；私市，马骡牛羊三千。抚赏费五百六十一两。宣府张家口堡，自六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部与大成部马千九百九十三匹，价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私市，马骡牛羊九千。抚赏费八百两。山西水泉营自八月初四日至十九日，官市，俺答多罗土蛮委兀慎部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价二万六千四百两；私市，马骡牛羊四千。抚赏费千五百两。两市皆无扰。
据此则辽东马市，原别官、私。且知永乐中，辽东官军，缺乏马匹，故收买于各市也。又《皇明实录》曰：
蒙汉马市完竣行稿（局部）
这是明朝时期张家口马市蒙汉族商人交易的契约。
行在兵部奏：朝廷于广宁、开原等处，各立马市，设官主之，以便外夷交易，无相侵扰。每届市期，除官买外，悉听诸人自市，近闻小人。或以酒食衣物，邀于中途，或虚张声势，以为诱胁，实沮远人向化之心。请敕严禁。朝议从之。
马市本为官营，虽有私市，亦受马市监督官之指挥。察明廷之用意，或非图私人利益，而欲借此贸易以隐弭边患乎？据《全辽志》所记，曾揭示公私贸易之法定价值如下：
永乐三年
上上马 绢八匹 布十二匹
上 马 绢四匹 布六匹
中 马 绢三匹 布五匹
下 马 绢二匹 布四匹
驹 绢一匹 布三匹
永乐十五年
上上马 米五石 绢布各五匹
中 马 米三石 绢布各三匹
下 马 米二石 绢布各二匹
驹 米一石 布二匹
据明之记载，永乐以后，未尝变易此法定价值。《大明会典》亦载此事
实，大体以此表为标准。
互市税率之公布
马市于普通贸易品，征收互市税，是谓马市抽分。据《明史》，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即以互市之税，充抚赏费。其法定之抽分如左：
儿马一匹银五钱
马驹一匹银三钱
骟马一匹银六钱
大牛一只银二钱
小牛一只银一钱
中牛一只银一钱五厘
犊牛一只银五分
骡一头 银三分
绵羊一只银二分
山羊一只银一分
木耳十斤银一分
马尾一斤银一分
缎一匹 银一分
锅一口 银二分
织一匹 银一分
貂皮一张银二分
豹皮一张银一钱
熊虎皮一张 银三分
鹿皮一张银二分
麑皮一张银五分
狐貉皮一张 银一分
参一斤 银五分
松子一斗银二分
蜜十斤 银一分
蜡一斤 银一分
驴一头 银一分
袄子一件银五分
铧子一件 银五分
水獭皮一张银二分
东北鹿
以上就《全辽志》所载列记之。塞外种族供给天产物，而明人则以缎子、袄子、绢等衣服材料及锅等食器、铧子等农具提供之，可概见矣。此为一般公示，其余货物可准此以推。其禁止品，则兵器及火药材料等是也。
市税与抚赏
抚赏不仅用于马市，抚赏之费，亦以所征之市税充之。据《辽东志》曰：
大抵辽土诸夷环落，性多贪惏，故或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朝贡互市，各有抚赏。外有沿边报事，及近边之住牧，换盐米，讨酒食，以夷人旧规，守堡之官，皆量与抚待。近者官不奉公，刻军实而恣科派，贪夷利而昧交通，反为抚赏之烦，可不戒哉。
《辽东志》，明代官修辽东史志书。明代大臣毕恭等奉诏修纂。《全辽志》即以此书为基础修纂而成。
又《明史·三卫传》所记，于马市一条，言之更详。兹记如下：
成化十四年，陈钺抚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侵牟朵颜，诸部怀怨而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以参将、布政司各一员监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使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互市之税，以充抚赏云云。
据此可知互市之税，实以充一般之抚赏。抚赏者，实欲买欢心而缓边祸。考《辽东志》，记明廷抚赏之种类及品级如下：
抚赏 海西朝京，都督每各牛一只，大果桌一张。都指挥每名羊一只，大果桌一张。
供给 海西买卖，都督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三张，酒三壶。都指挥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一张，酒一壶。一部落每四名猪肉一斤，酒一壶。
赏赐传报夷情夷人 白中布二匹，桌面二张，酒二壶。
鹿 茸
抚赏三卫买卖达子大头儿每名袄子一件，锅一口，靴袜一双，青红布三匹，米三斗，大果桌面半张。
零赏三卫达子 每名布一匹，米一斗，兀堵酥一双，靴锅一口，每四名果桌一张。
以上抚赏之标准也，是否按此而行，无所凭信。在辽东情实如何，虽不得其详，考《皇明实录》所记，御史张铎奏：“七月十二日辽东总兵张凤、巡抚于敖，使其中军都指挥陈守节犒马市诸夷，剋减盐物，诸夷不服。守节白凤，凤箠之，死者七人。夷遂以三千余骑攻虏台，杀十六人，焚六人。备御指挥李钺、李自旸不能御，其夕又克岐山东之空台二，纵杀掠而去。宜重治罪。”得旨敖、凤夺俸三月，钺免官，自旸等逮问。既铎又劾敖等抚赏乖方，致死夷酋之罪云。此种事实皆辽东武官等欲私市税，尅减酒食，遂招致女真人之愤争。隆庆中于大同与俺答汗间互市，时抚赏甚厚，省兵士之饷以充之，频年加赏，要求滋甚，当路苦之。据《明史》云：此非但抚赏之厚，实吏人过于干没之结果。如此尅减盐物之弊，辽东亦复如是，可想而知矣。
强求税与密商
互市税外，复征强求税。其详不可考，要系官商之通同舞弊，于以发生。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尚书余子俊寄敕辽东曰：
辽东开设马市，俾海西、朵颜三卫之达子买卖，有无相济，各安生理。此怀柔来远之道也，永乐、宣德间已尝行之，两有利益。近乃有奸诈之徒，妄生事端，阻坏边务，横惹边衅，贻患将来，殊非细故。特出榜晓谕，禁约马市。开原于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开市一次；庆宁于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及十六日至二十日，开市二次。由巡抚官定委布、按二司亲临监督，仍拨官军用心防护。并谕各夷不得身带弓箭器械，只许马匹及土产赴处，委官验放入境。本处亦勿许有违禁货物之人相交易。市毕，即日打发出境。通事及交易人等，毋得侮弄各夷，亏少马价，或偷盗货物；亦不准教唆夷人，以失物为由，扶同诈骗，分用财物。有敢擅放夷人入城，或纵容无货之人入市，及有货者过窥市利，或私透边情者，一经发觉，发往两广烟瘴地方充军，遇恩不赦。
此种敕谕，实际无甚效力。盖中国习惯，法例虽为严密，徒供官吏作奸之具；如其不然，则此禁令安用再三耶？尝思正德中兵部议广宁、开原旧设马市，羁縻诸夷互市之日，宜加严禁，其各城索赏夷人，于百里外验放，有偷逼塞垣者驱逐之，则在我无开衅之端，在彼知潜入之戒。帝可之，谕外夷入市，务依期出境，禁带弓箭之类；非互市之日，不得近塞垣。管马市官及备御军有诱取夷货，纵令入境，泄漏边情者，罪毋赦。嘉靖中，总兵、巡抚等官，私侵市税，致起事端。宣德中，亦申同一之禁令。可知通事密商等，实脱法网，甚且与女真人密营贸易，即违禁之物，亦以之供夷人之要求。弘治十六年，吏科邹文盛疏陈实情如下：
辽东自先年三卫内附，东夷效顺，于广宁、开原奏立马市。当时因虏输款，以马易盐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战之具。近贼虏狡黠，卖不堪用之马，其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及瘦弱之马而已，且有假此以窥觇虚实者。中国罔利之徒，与之结交，甚至窃卖兵器，泄漏军情。虽有盐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窃闻虏所易之锅铧，出关后尽毁碎融液；所得豆料，专以饲马，其志可知矣。又闻犯边之后，恒货卖所掠铜镜等物；东酋等且拘禁所掠男妇，诡称得自三卫，邀其家族赎取。官军不惟不问，且馈以酒食米盐。是借寇以兵，资盗以粮也。乞罢关市。
东北三宝之一——人参
是可与清道光间，在广东通商伶仃期之第二三期，鸦片密商情形，同日而语矣。
采 参
人参问题
马市货物中，以女真人参之交涉为最繁。人参初采于辽边近地，自明以来，该地人参之价值，著于一时。明命辽东都司贡进，其采收地之范围虽未详，初约就大摩天岭附近之森林采收之。及采收频繁，辽东近地渐乏，都司乃命东宁卫人民深入太子河上流，亘苏子河流域而采取焉。此天顺、成化间事。以此结果，遂搆成重大之争端。初正统中，建州女真之大团，一由吉林方面，一由豆满江附近，移于今佟家江上流及苏子河之溪谷。此等移住地，固得明廷同意；其地方权利，女真人实主之。故人参实为女真人重要之利源，时杀采参之汉人，或尾追而内犯辽地。考《皇明实录》载东宁等军民，私出境外，采取人参，为建州女真所伤，余二十三人逃入朝鲜境，朝鲜国王资送之返。此等事实，数见不鲜。明不能耐，遂停免辽东例贡人参。此成化三年事也。《皇明实录》曰：
故事辽东都司岁贡人参，每岁役东宁衙之卒，出境采办。时建州女真，频岁入寇，人不聊生，赋无所出。巡抚都御史素恺等以为言，其免之。
女真本非敌国，亦非受兀良哈之指嗾，实因此采参问题，动其愤怨。明与女真战，在是岁十月。时女真失李满住父子及董山，不数年又回复其势力。采参之争，依然如旧；而明人之傲慢，亦未自加抑制。且不仅采参已也，在互市上欺侮骗诈，亦足以积其怨。因此诸点，至清太祖时，与明人之纷争，至以兵戈相见。此亦不得已之事也。且清太祖亦曾经历人参问题之苦者。《清太祖实录》曰：
我国与明人以人参交易，用水渍之。明人佯不欲市，国人恐其朽败而求急售，遂不得多价。上虑民用不充，欲煮而暴之以售。诸贝勒难之。上不听，制如法，不急售。得价常倍，民用以利。
此记事不知果可信否。第吾人所知者，万历三十七年中，御史熊廷弼故停互市，陷彼等于穷窘之地也。《武备志》曰：廷弼乃款西虏，致东北江夷而携其党。时不许贡者二年，其人参浥烂至十余万觔。奴亦窘，乃听勘，稍还故地。所传如是，未为正也。何也？清太祖虽对于贸易，常虑民用不足；然察其与诸贝勒大臣集议，或别有一大动机以促之。况熊廷弼之政策，亦不过袭互市商人之故智耳。惟互市之开否，关于彼等部族之消长，影响甚大，此可想见者也。
《武备志》，明代大型军事类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该书对改变明末重文轻武、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意义。明代学者茅元仪撰。
马市之变更及增加
嘉靖以前，于对女真之马市，惟由镇北关开原之南关市，及由抚顺关之抚顺市。然至隆庆、万历之交，马市数有变更。
广顺之 此关一称南关。开原之南哈达河上流，今吉城堡之附近南关市，即移设于此焉。海西女真之名酋王台，经始新城于其地，其势力一时几压女真。明将军李成梁，欲利用此势力，使备藩屏，乃移设互市场于广顺关外。王台之部族，于清时为哈达之万汗所并。
镇北关 此关一称北关。在开原之东北，叶赫城之南，孤榆树之附近。此当为庆云堡互市之移设。叶赫本自蒙古之杜默特来，及金台失、白羊骨二酋出，实力势望，皆不在哈达下。明之移互市场于此，亦不外怀柔之意耳。清天命中，被清太祖攻陷。
抚顺关 同前。
清河城互市 在太子河上流。
叆阳互市 在瑷阳边门附近。
宽甸互市 在宽甸。
清河以下诸市，万历元年驱逐宽甸一带之女真人，拓展新地时所设。《东夷考略》曰：
万历元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总兵李成梁，请展宽甸六堡。其地北界王杲，东领兀堂，计在必争。会王杲就戮，兀堂亦无异志。当修筑十岔口宽甸堡时，巡抚都御史张学颜，按视兀堂，数十酋环跪请修塞道，不敢围猎于内地，愿质子于所在，以易盐布。都御史于工竣时，疏请设市于宽甸永奠。制曰可。自此诸夷利互市，莫敢跳梁。
据此则出于女真之哀恳而开市，究未必尽然也。明之开拓宽甸六堡，实出于自己力量之外；啖以互市之利，不过一时和缓之策耳，故维持其地至三十年之久。及清太祖大起于建州，遂放弃六堡，互市亦废。明人记录，云此市无马匹之交换，吾人仍觉称以马市之名为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