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幼时之经历及复仇
太祖幼时
太祖世系已如前述。清之记录，不详其祖父及父之门地。明人记录，谓彼之祖父曾为都指挥，领敕书二十道，其非起自寒微之家可知。清之记录又不详太祖之母系，《实录》显祖大福金喜塔喇氏，阿古都督之女，后追尊曰宣皇后；阿古都督为如何人，亦不详。阿古当为王杲之韩音，不明记者，盖讳之也。叶赫酋长，且言太祖为王杲之裔，喜塔喇氏生三子，长为太祖，讳弩尔哈齐，以明嘉靖三十八年生；继娶纳喇氏，是为哈达都督所养之族女，生一子；庶妃又有一子。今列太祖及诸弟之母系如左：
弩尔哈齐，今通称努尔哈赤。
太祖幼时，十岁失母，十九岁与诸弟共离父。因继母纳喇氏寡恩，分产独薄，亲上山采人参松子之类，持往抚顺市卖之。此太祖少时之事，满洲旗人之苦，至今传之。当太祖少年时代，建州女真甚混乱，明思以兵力加于苏子河之流域，因兵力之发展，抚顺互市，大受其影响。今姑以万历末年之情状推之，自直隶、山东而外，且有扬子江以南之商人，往来通商。太祖对于汉人之情形，多自抚顺市上得之。万历十一年，彼丧其父祖，多寄生活于此，因是而闻见益广，交结四方之士。幼时爱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此因交识汉人而得其赐也。彼之父祖横死于阿台之乱，诚为不幸；然明人以此之故，示以好意，对于建州而稍缓其警备，不可不谓太祖创业之幸也。父祖二人为李成梁之前导，而彼戕于明兵，太祖以尼堪之搆明兵，倾力以讨仇人焉。
努尔哈赤像
捕杀仇人尼堪
尼堪居寨图伦城，在抚顺关外，既示太祖以迫击之不可缓，尼堪一时又得势。就建州女真观之，自二祖横死，人心离散，苏子河下方今营盘西南地方勿论矣，居城赫图阿拉地方，亦通款于尼堪，其真伪虽不详，然因明人有推尼堪为建州主长之说，同族宁古塔贝勒中亦欲害太祖，以归附尼堪。太祖观取形势，万历十一年，时年二十有五，以显祖遗甲十三副，掩击仇人尼堪。尼堪探知，遁于甲板。八月又讨甲板，又遁。时兆佳城主李岱引哈达兵夹侵，十二年春率兵征之，获李岱。六月克马儿墩，九月率兵五百讨董鄂部。十三年率步骑兵五百讨哲陈部，今苏子河下方。十四年七月讨尼堪于鹅尔浑城，尼堪逃走抚顺，明人拒不纳，途被太祖捕杀。由以上事实观之，太祖起兵之始，掩击尼堪，先挫其锋，退更征服邻敌于佟家江，经营渐成，然后用兵于西方；兵数其始不过五百至六百之数，自捕杀尼堪后，复仇之名著，所谓哲陈部及浑河部，此时殆归其掌握矣。
图伦城，建州女真苏克素护河部属城，在今辽宁新宾。
乙 诸部之合并
董鄂部之来归
万历十五年正月，太祖筑城于呼兰哈达，即今烟筒山南冈也。清记录以此地在嘉哈河。与硕里口两界中之平冈筑城三层，并建宫室，虽既备有巍然之宫阙，实为简单之屯寨也。彼久欲统一满洲，非欲徒保兴京附近之野而已。其目前所最患不足者，为兵、食二大端。彼之国力，不足以略定叶赫及哈达；在西南方面，明之兵力，此时已据宽甸之平野，是亦除结和好外，无他策也。十六年夏，苏完部主索尔果，与其子蜚英东共来归。次董鄂部部长何和里率族众万余来归。董鄂部为据今佟家江附近之部族，士马雄强，太祖今不折一兵而得之。礼亲王《啸亭杂录》：“高祖初起兵时，满洲之军士尚寡。时董鄂温顺公讳何和里者，为珲春部长，兵马精强，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兵力，乃延置至兴京，款以宾礼，以公主妻之。何和里乃率众归降，兵马五万余，我国赖以缔造，萨尔浒之役，卒以败明师，皆公兵马之力也。其前妻闻其尚主，扫境而出，欲与之战。高皇面谕之，然后罢兵而降。故今袭世爵，皆系公主所出；其前夫人所出者，不许列名，国语呼之曰‘厄赫妈妈’，盖讥其鲜德让之风也（厄赫妈妈，恶妇之义）。佟江流域之合并，邻接于此者，为鸭绿江谷地，此地方之归服，未有抵抗。实录记此岁之前后，太宗招徕各路，环境诸国，皆削平之。国势日盛，明亦遣使通好，岁以金币聘问，我国产东珠、人参、紫貂、玄狐、猞狸猡、珍异物产，以己所服用已足者，互市于抚顺、清河、宽甸、瑷阳四关口，而开财源，由是国富民殷。”此说虽不免夸张，要亦所以致盛之大概情形也。
《啸亭杂录》，清代读书札记，记载了清初至嘉庆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清代学者昭梿撰。
长白山东北之攻略
太祖用兵，迂回于长白山之东北而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哈达、乌拉等九部之兵，连衡而迫太祖于苏子河下流，太祖以大军迎击于古埒山下。是岁冬十月，出松花江上流，取今头道江流域之珠舍里及讷殷两部。二十三年六月，陷多壁城；此所以压辉发侧面而保护松花江上流之通路也。二十六年一月，取安褚拉库路（在今之大小图拉库水），进收内河路。内河为爱呼之转音，古称阿也苦，为豆满江上流之名称；清初称内河路，专指今茂山之谷地。总以上所述，太祖自筑城呼兰哈达，不出十岁，收鸭绿江及浑河上流域，并松花江上源地方，绕东南而攻略豆满江之上流，其目的在虏获住民，增加兵力，不待言也。故相传收内河路时，其住民殆虏获一空云。建州之兵力，迥非昔比，乃向西北而进窥哈达与叶赫。
图拉库水，即图拉库河，今二道白河，是松花江的南源。
哈达及叶赫等来侵
哈达名酋王台死后，部族内争斗不绝。及王哈嫡系虎儿罕遗一子歹商（贷善）而死，万历十九年春，哈达及叶赫两部族，因明人调停，姑息干戈，叶赫酋长卜寨许歹商以女。然歹商于受室之中途，为叶赫人所射杀，两族之衅再启。歹商之子骚台住以幼故，尚依赖外家，而南关之遗业，惟猛骨孛罗维持之而已。明人记录所云南关势孤且益弱，而建州奴儿哈赤日益强，遂杀卜寨，阴有窥海西之意，盖实事也。卜寨之死，据清人所述，则万历二十一年秋，卜寨进兵于浑河，九月溯苏子河。彼合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扑勒察、珠舍哩、讷殷等九部之兵，由三路攻入。太祖谍知敌之主力，由浑河方面而来，夜寝甚酣。妃富察氏谓曰：“九国兵来攻，何反酣寝耶？岂方寸乱耶，抑惧之耶？”太祖曰：“人有所惧，虽寝不成寐。我果惧，安能酣寝？前闻叶赫兵来，因其无期，时以为念；既至，吾心安矣。吾若有负于叶赫，天必厌之，安得不惧？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不顺从，纠九国之兵以戕害无咎之人，知天必不佑也！”安寝如故。翌旦西行，至札喀之野，知敌据古埒山而结阵。古埒为二祖横死之所，在今界凡山东，太祖乃出少数之兵，下山诱敌。卜寨（布斋）先众突前，乘马触木而踣，遂为太祖之兵所刺杀，敌兵大溃。是役也，太祖之兵，又生擒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卜占台）云。
贷善，今多作代善。
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宝剑
哈达及辉发之灭亡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叶赫那林孛罗大举攻哈达，哈达不支，急以三子许质于太祖而乞援。太祖命蜚英东等率兵三千，驻防其地。哈达又惑于叶赫之言，将捕杀援军之将，事泄。太祖以为并吞哈达之时机已至矣，乃进兵征哈达。九月城陷，猛古索罗就缚。据明人之记录，则谓奴儿哈赤，欲收渔人之利，执猛骨索罗，缚于寨中，尽略其赀，明年四月，捏造奸妾之罪而射杀之，并收其妾松代、速代云。哈达既亡，猛骨孛罗长子吾儿忽答，因明人为之代请，使暂长哈达。斯时哈达已为釜中之鱼，辉发自等于几上之肉。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太祖责以部族私通叶赫之罪，亲进兵于辉发江而灭之。辉发先世，本姓伊克得里，出于黑龙江岸。尼马察部有星古礼者，自黑龙江载木主迁于札噜，居焉。有呼伦部之噶扬阿、图谟图二入居璋地，姓纳喇氏，因附其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是为辉发始祖。生子备臣，备臣生纳灵阿，纳灵阿生拉哈都督，数代之后，旺吉努出，招服诸部，筑城于辉发河边呼尔奇山，号辉发国，死后，孙拜音达哩立，至是国亡。
费英东（1564～1620），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一。瓜尔佳氏，后隶属满洲镶黄旗。少年时便追随努尔哈赤，以骁勇善战著称。
蜚悠城及乌碣岩之战
征服长白山西北（即松花江上源）地之后，约十岁，太祖之兵，始及于豆满江之东边。吾人以安褚拉库及内河二路之收服，在万历二十六年，其在东海诸部之归向，大约亦在此岁前后，诸部间亦通使于太祖之庭。然太祖以诸部之间，惟乌拉部族最强，不先灭乌拉，不能通东海，常思待时而动。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东海瓦尔喀部长策穆特黑来告曰：“吾等以地方遥阻，向附乌拉，其贝勒布占泰暴虐吾等，乞移家来附。”太祖许之，乃授弟舒尔哈齐及蜚英东兵三千，向其地进发。以正月之杪进军，取路于松花江上源之地，越宁古塔西方之黑山山脉，出今延吉厅附近地，由此渡豆满江，穿过朝鲜城寨，至庆源府江岸，再越豆满江，达于瓦尔喀部根据地之蜚悠城，时三月初旬也。蜚悠城自古称朝鲜县城之地，其地平野，曰县城坪（城在今珲春城南一里余）。舒尔哈齐之大兵，就城内收民户五百，攻入四散之部落，直至庆兴对岸之时钱部落云。卜占台闻之，欲扼其退路，出大兵于豆满江。适舒尔哈齐之先发队扈尔汉虾，护送虏获人畜数千至舒城江边，一见大骇，乃自乌碣岸岩山结阵，一面告急于舒尔哈齐本营。本营得报急行，由庆源经甑山路，南至香岘，径出乌碣岩谷地而与决战。据《北关纪闻》云：“小可赤（舒尔哈齐）分军为三，二军直持卜占台之阵，一军渡下滩，扼门岩之归路。大战良久，卜占台之兵大败，小可赤之兵乘势追奔四十余里，风尘昼晦。乌拉之兵，死者近七千，遂虏卜占台之叔昌主等，而猛将卓斗等以下数十人皆死，惟者乙古舍一人以数百骑遁去而已。据《清实录》，谓是役斩博克多（卓斗）者，太祖长子代善贝勒也，自马上以手攫敌，取其胄而斩之云。乌碣岩之战，起于朝鲜之地，太祖与乌拉之成败，实于此战决之，彼等乃退守于吉林方面外，终于不振矣。
太祖败乌拉兵
《满洲实录》插图。
乌拉之亡
乌拉势衰，宁古塔之东方大为开拓，前已言及。万历三十七年冬，太祖之兵，远出东海兀哲部，略其所属之滹野路（滹野路在今乌苏利汁支水兴凯湖北）。三十九年，蜚英东等再出东海兀哲部，略乌尔古辰及木伦两路，其地皆在滹野水以北，四十年春，太宗聘蒙古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女，至是而乌拉之前途可以决矣。九月，太祖亲临松花江夺取金州城，驻营其地。十月，毁敌之六城，移营于伏尔哈河之渡口，布占泰亲率重臣乘舟而来请和，不许而还。四十一年正月，太祖又进大兵于乌拉，屠其城，卜占泰身遁至叶赫，国遂亡。乌拉先世曰扈伦，姓纳喇，因建国于乌拉河岸，故以乌拉名其国。扈伦盖忽剌温之转音，清朝称哈达、叶赫、辉发、及乌拉为扈伦四部。
东北诸路征抚年表
太祖及太宗两朝用兵于满洲东北，其志虽在多获天产物，然究以获得人民为目的。盖两朝连年之攻伐，以兵力之增加及补充为必要，此补充之兵，自当以与彼等部族语言相同或相近者为宜。朝鲜之西北及东北境上，有兀良哈种族，散住于豆满、鸭绿二江之地，清朝称曰瓦尔喀，自太宗朝频起之朝鲜收抚问题，往往与此问题有关系。又有渥集种族，自宁古塔地方散住于尼加力司克方面，此人种东北与朝鲜有密接之关系，一作兀哲，朝鲜作兀狄哈。吾人所惊叹者，在西纪一六一六年以前，太祖之兵及于乌苏利江东方沿海是也。溯清朝开国之所自，不能不述及东北诸路之用兵，今列征抚年表于左。
瓦尔喀部
万历二十六年，太祖命长子褚英、幼弟巴雅喇，与噶盖、费英东，共统兵一千，征安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余，招徕所属人民万余人。
万历三十五年，命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大臣费英东、扈尔汉，率兵三千，徙东海瓦尔喀部费悠城屯寨五百户于内地，败乌拉贝勒布占泰邀击之兵万人于中途。
万历三十七年，太祖遗书于明曰：“居于朝鲜境相近之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也，可谕彼查出还我。于是明遣使谕朝鲜，归千余户。”
天命十年，命喀尔达、富喀纳、塔羽，征东海瓦尔喀部，以降附之三百三十人而归。
命族弟王善，大臣达朱户、车尔格，统兵千五百，征瓦尔喀部，俘获甚众。
（以上太祖朝）
天聪三年，命孟阿图率兵三百，往征瓦尔喀。
天聪五年，征瓦尔喀大臣孟阿图，遣人由宁古塔奏报俘获人数，男子千二百十九名，妇人千二百八十四名，幼丁六百三名，得人参及皮张甚多。
天聪七年，命吴巴海等赴朝鲜，得瓦尔喀部长族属十五人而归。
天聪八年，命吴巴海、荆古尔代，率兵四百，再征瓦尔喀，由宁古塔启行，降其屯长分得利，复收阿库里尼满部众千余人。明年凯旋。
努尔哈赤穿用的甲胄
《太宗实录》书影
天聪九年，征瓦尔喀，命吴巴海、多济里、札福尼、吴什塔，分四路而进。吴巴海所进之地，为额赫库伦、额勒约索，取其地壮丁七百五十人。多济里所进之地，为雅兰、锡林、瑚叶三路，取其地壮丁七百五十七人。扎福尼所进之地，为诺罗、阿万，取其地壮丁一千十四人。主帅各授军律一道，吴巴海、吴什塔之军律内复增一款曰：“乌札拉部之百壮丁，勿得侵扰。”
又上谕多济里所往之地，岛屿可取者多，宜作船取之。若不可取，当记之以为后图。明年奏捷。
崇德元年，太宗亲征朝鲜，曩在朝鲜居住之瓦尔喀人叶臣、马福达，率二百余户来归。
崇德二年，太宗在朝鲜军营，命尼堪、扈什布、季思哈、叶克舒等，率外藩、蒙古诸部之兵，出咸镜道，征瓦尔喀。途出会宁，与朝鲜兵战而败之，进略瓦尔喀部。至乌拉，遣蒙古兵，命复喀凯等二十四将，率兵一千二百，分为四路，往征瓦尔喀：两黄旗之舒书、塔克珠为一路，率甲士六十人，向阿库里、尼满、穆棱乌尔固尼之地，南济兰牛录下之喀克笃哩兄弟，率壮丁等一百七十名，入乌尔固尼；两红旗之恩古里、克布图为一路，率甲士六十人，绥芬、雅兰、瑚叶、乌尔吉之壮丁共二百名，入绥芬；两白旗之哈什屯、满都祜为一路，率诺罗、阿万之壮丁三百名，至所入之汛地；两蓝旗为一路，率额赫库伦、额勒以东寨木克勒以西之壮丁共一百十名。既而黄、红、白三旗奏俘获男子一百八十八，家口四百七十五。
崇德四年，先是东方瓦尔喀部众叛而入熊岛，太宗命朝鲜国王李倧，以舟师攻熊岛，擒其首嘉哈禅等，缚而送于盛京。仍遗萨尔纠等四将，率兵往瓦尔喀，收其余党五百人。
崇德五年，遣多济里、喀珠等往宁古塔，会同章京钟果兑等，带兵三四百名，往征乌札拉部。多济里等至乌札拉，俘获百有十人；萨尔纠等奏俘获男子三百三十六人，归降男子一百四十九人，俘获家属七百九十六口，归降家属四百八十一口。
（以上太宗朝）
兀哲部
万历二十七年，东海渥集部之虎儿哈路长、王格张格，率百人来朝，自是每岁朝谒。
万历三十五年，命贝勒巴雅喇，大臣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率兵千人，征东海渥集部之赫席黑路、俄漠和苏噌路，及佛讷赫克托索路，俘二千人而还。万历三十六年，渥集部呼尔哈路以千人侵宁古塔城，驻防于萨齐路之兵百，击败之。既而降人有逃至渥集部瑚集路者，匿弗以献。
万历三十七年，命侍卫扈尔汉，率兵千人，征渥集部所属滹野路，取之，收二千户而还。时有归附清朝之渥集部绥分路长图楞，为渥集部之雅南路人所掠。万历三十八年，命额亦都率兵千人，往渥集部之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招其路长，令其挈家口前行。额亦都回师至雅兰路，遂击取之，俘万余人而还。
万历三十九年，先是渥集部来归之路长，中有僧格、尼喀里二人，以太祖所赐甲四十副，使之居于绥分地，为渥集部之乌尔古辰、木伦二路兵所掠去，遣呼尔哈部长博济哩往谕归所掠，弗从。因命第七子阿巴泰及费英东、安费扬古，率兵千人，征乌尔古辰、木伦二路，取之，俘千余人而还。
是年，又命何和里、额亦都、扈尔汉，率兵二千，征渥集部之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三日，招之不下，遂攻克其城，斩首千余，俘二千人，其环近各路，悉招抚之。令路长土勒伸、额勒伸二人，卫其民五百户来归。
万历四十二年，遣兵五百，征渥集路之雅兰、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俘千人而还。
《开国方略》书影
万历四十三年，渥集部东之额里库伦人，寄语清人曰：“人谓尔国骁勇，可来与我等决一战。”太祖遣兵二千，至顾纳哈库伦，招之不服，遂攻克其城，阵斩八百人，俘获万人，收抚其居民，编为户口五百，乃班师。
天命元年，命大臣扈尔汉、安费扬古，率兵二千，征东海之萨哈连部。二臣行至兀尔简河，舟行二百里，水陆并进，取河南北三十六寨。进而驻营于黑龙江之南岸，引兵而渡，取萨哈连部十一寨。
天命二年，遣兵四百，悉取散居东海沿边诸部未归附者，收其民；其岛居负险不服者，尽取之而还。
天命三年，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率所部来归。东海虎尔哈部长纳哈达，率百户来归。
天命四年，遣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率兵一千，从北路征东海呼尔喀部；命大将博尔音，率兵二千，由南路征东海呼尔喀部。博尔晋招降五百户而先归，阿拜等又俘其众千五百人而还。
（以上太祖朝）
天聪四年，那堪泰路之呼尔喀人玛尔图等，携家属来归，命驻牧于宁古塔之边地。
天聪六年，命吴巴海征兀扎拉，在握黑河，斩三百余人，俘男妇七百口。
天聪七年，遣季思哈、吴巴海，率兵三百，征接壤朝鲜之东海呼尔哈部，明年奏捷，俘男妇幼少千九百五十名。
天聪九年，霸奇兰、萨木什哈，征黑龙江虎尔哈，奏收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口一千七百三十二。
崇德七年，命沙尔虎达、珠玛喇，征松河黑江之呼尔喀部，招降十屯之男妇幼少一千四百余人。
崇德八年，命阿尔津、哈宁噶等，率官兵征黑龙江虎尔哈部，攻克三屯，招降四屯，俘获男妇幼少二千七百三口。
（以上太宗朝）
女真武士
丙 与明国之交涉
都督佥事之任命
太祖与明之交涉，盖自二祖杀害之日始。万历十一年春，景、显二祖被害，太祖闻之大恸，诘明边吏曰：“我祖及父何故被杀？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明吏闻之，遣使谢曰：“非有意也，误耳。”乃归二祖丧，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乃谓明使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兰所搆也，必执以与我。”使臣曰：“前因误杀，故与尔敕书马匹，又给尔都督敕书，事已毕矣。今汝过求，我当助尼堪筑城，为尔等之部主矣。”国人信之，皆悸。此记事虽难概信，然明人记录云，李成梁当时命得“他失”尸首之部夷曰约掉者归还，又在寨内取敕书马匹与奴儿哈赤，此亦可参证之事实也。惟给都督敕书不可信。太祖任都督佥事，在万历十七年九月，距是岁尚有六年。《皇朝实录》记授官始末颇详，今揭于左。
明光宗朱常洛
九月辛亥，初授建州夷酋为都督佥事。依蓟辽督抚按张国彦、顾养谦、徐元之议，屡谓夷旧为我之藩篱，制驭之策，不出抚剿恩威。顾抚剿恩威之所加，在得其要领。所谓要领者，因其势而用其强，加之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封疆无虑。辽左西自山海，东抵开原，千二百里间，朶颜三卫，岁纠西北二虏为患，辽务所以告急者，亦不外此。夫三卫之夷，不得称为辽左之属夷明已。惟自开原东北南至鸭绿江，约八百里间，环东边而居者，皆女真之遗种，此辽之属夷，即所谓东夷者是也。然今之呼女真者，凡有三种：其一曰海西女真，故王台之夷，今开原南北两关之夷是也；其一则东方诸夷，卫虽甚多，然因建州领之，故曰建州女真，今弩儿哈赤之属是也；其极东曰野人女真，去边甚远，岁岁由海西入市于开原，不为边患。先是海西之王台强，能得众，称开原南关之酋，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终身向化，东陲以宁。是时东夷之势在王台，故使袭其祖速黑忒左都督之职，以长东夷，万历三年以擒王杲之故，奉旨加授勋衔，其二子皆为都督，赏以金币，已而又视之如西虏，加龙虎将军。盖王台之忠，有足嘉者，实我皇上神机远览，得其要领，不惜赏赉，有以致之。王台死而势分，逞、仰二奴，称雄于北，弩尔哈赤，称雄于南，且各恃其强，欲甘心于王台之后。故王台之后不立，则我之藩篱撤而封疆多事。在事之臣，前者力请诛二奴以安王台之后，王台长子虎儿罕为左都督，又继台而死；其子歹商袭父之职，守忠顺之业，然不幸为二奴所杀于北关；其二子那、卜二酋，欲报父怨，台之孽子康古里内应之，而奴儿哈赤又连北关以侵歹商。诸夷不入贡者，凡亘五年之久，开原属夷之内向者，惟一歹商耳。王台忠顺之后，不绝如缕。歹商不立，南北诸酋一合，开原必危。故臣等以为存歹商，必出大兵，剿抚互用，则诸酋与歹商和而请入贡矣；奴儿哈赤又畏威，罢北关而与歹商通婚，首先入贡矣。诸酋既转逆为顺，我不得不易剿为抚，畏威怀恩，藩篱可复已。以是臣等上闻，罢兵善后。其后诸酋之贡皆入，开原之事已大定。惟建州奴酋势最强，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日之王台也。既送回被掳之汉人及牛畜，又斩犯顺之酋克五十（人名），献其首级，彼念慕都督之号益切。查其祖父，于征逆酋阿台时，为我向导，死于兵火，故奴儿哈赤自以累世有劳，又由特起小夷，而不得正名，心以为异。查得《大明会典》一款，建州毛怜三卫之夷，若送回被掳之男妇，则许给赏，不愿赏者量升千百户指挥；至于都督之名色，则留以待能杀犯顺之夷酋者，或能执缚作恶之夷人者。此盟府之巨典，所以信外夷而安封疆。故今录奴酋父祖死事之功，即与以都督，亦不为过；况献斩逆酋之级，亦合明例也。奏入，上从其请，与以都督佥事。
《明会典》书影
《实录》编篡史臣附记曰：“此为奴贼受我殊恩之始。”由此观之，授官实经蓟辽督抚之合议，其所以有此事者，必李成梁欲掩自己之过失，而怂恿奴儿哈赤，奴儿哈赤因贡夷马曰三非者而乞恩也。是岁，以前明之边吏，于种种名目下，给建州以金币，而《清实录》则记之曰岁币。例如丙戌（万历十四年）之条，明因误害二祖，从此岁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通和好是也。太祖利用父祖之横死，于此奏议可以见之。彼隐匿父祖在明所称逆酋之王杲之部下，且不言有姻谊，而通姻于南关之哈达，其居心实在避明人之疑惑；自称曰佟奴儿哈赤，称佟姓者，亦所以掩明人之耳目，盖王杲系右卫之籍，佟氏为左卫之通姓也。彼以十八年四月，入贡于北京，此为第一次朝贡，其为都督之升任谢恩可知，时年三十二。十九年，因管束女真人之功，叙龙虎将军。二十一年十一月，彼又为第二次之朝贡。
弃地之赏
万历六年，宽甸等一带之地，为汉人所占据，前已言之矣。此无他，乘女真之衰弱，加辽东以兵力，深恐彼等部族之发展，非明人安固之保证。幸建州自王杲没后，约三十年之久，无有变动，而明人移住于宽甸平野者，岁见其多。计三十年前后，达至六万余口，最多者为居于今瑷河瘠土之军民，且自山东越涉而来者亦多。万历三十三年，明廷忽有六堡撤退之命令。据当时巡抚赵楫之说，谓宽甸之地，孤悬难守，逼处于奴儿哈赤之城寨，恐居民易狎于彼等云。然此不过借口之言，其最大原因，则辽东之兵力甚疲，此时殆无维持边境之力也。六堡之民，拒此命令，明兵驱迫之，死者狼藉。可异者，驱迫居民而使移住内地之李成梁，乃以招复逃人之名，得博朝赏，尔时奴儿哈赤兄弟亦有赐金云。李成梁等之贪婪，廷臣边事之疏忽，可以想见。虽然，宽甸平野既放弃，朝鲜与辽东之联络，渐次陷于危殆矣。
宽甸，地名，在辽宁省丹东市北部、鸭绿江北岸，清末置县。
废绝朝贡
扈伦四部之内，哈达部族先亡，前已言及。太祖从明廷意旨，以其女嫁兀儿忽太（吴尔古岱），自居于保护者之地位，而哈达之玺书，则由此时而没入太祖之手矣。三十六年九月，彼乃与建州之玺书相混合，而上朝贡之途，此为第三次之朝贡。据明朝簿册敕书之数，定建州五百道，海州一千道。万历十年间属于哈达王台者，有七百道之多，王台没后，部下之将，以二百道投于叶赫，又暂夺一百三十七道，故哈达之存数，不过三百六十三道。此可定为吴尔古岱所持之现数，太祖乃并之，总数计八百六十三道，虽王台之时，尝并有海西之敕书，然太祖以建州而并海西，就其数观之，远出王台之上，殊足以致礼部之一惊也。侍郎杨道宾弹奏“女真将来大为可忧，今若不纠明不法，则祖法不立，祖法不立，则边疆从此必扰，非退其贡不可。”明廷降旨，“常严加验放，勿得混进敕书”云云。然仅移牒于辽东，亦不加以惩戒，诚可怪也。彼自此岁以降，北京之朝贡遂废绝。
六堡之退种
哈达土地之归并，与明屡有交涉，绎其次第，哈达南部柴河堡、抚安堡及三岔堡，自哈达衰亡，建州占垦此地方者，必然之势也。然此四堡在铁岭、开原之南，任彼等自由种垦，实为辽东之大不便，明乃乘兵备稍整之时，对建州而下退种之命。建州不奉命，《清实录》记当时事实云：“明遣广宁总兵张承荫巡边，承荫遣通事董国荫来曰：‘汝所居界外地皆属我，今可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抚安之田，汝勿刈获，其收汝边民还汝国。’太祖曰：‘吾累世田庐，一旦令吾弃之，是尔欲弃盟好，故为是言耳。昔贤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叶赫，又令吾民勿刈获禾稻，将帝心已移耶？帝之言自不可违，但不求太平，与吾交恶，吾小国受小害，汝大国得无受大害耶？吾国之民无多，不难于迁，汝大国能尽藏其众乎？若搆兵起衅，非独吾国患也。汝自恃国大兵众，辄欲陵我，讵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天意。设汝每城屯兵一万，汝国势亦不能，若止屯兵一千，则城中兵民适足为吾俘耳。’董国荫曰：‘此言太过矣。’遂去。自是太祖以为明侵其边土，而明人亦非无相当之理由，据所主张，以为哈达旧土，不可为建州所归并。当猛骨孛罗时，建州以抚安堡为界，彼死后，其地乃并于建州也。明始以前所记之四堡为限，后又加白家冲、松山二堡，太祖不允，于是撤退六堡，于界上建立碑石，以防止越种。时万历四十二年夏也。
张承荫（生卒不详），明辽东总兵官。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努尔哈赤起兵攻明，于次年占领辽东重镇抚顺，大败明军，张承荫战死。
交涉之经过
吾人试就上述之数节，一论明与建州之交涉。太祖虽以卑辞求明之同情，而得都督佥事之玺书，以统率女真，然一面则由平和贸易而增进其国力。自满洲东北之交通开，兵力岁增，朝鲜北疆之交涉，足为交涉之始。
辽东镇明代城墙遗址
以万历四十年前后形势推之，在苏子河流域所收容之精锐士马，少亦当有六万之数。太祖于此时既作兵制，扩张城郭，修造文字，尽力以启发部民之智能。当时明宰相叶向高上疏，有曰：
窃念今日边疆之事，惟以建州夷最为可患，其事势必至叛乱，而今日九边空虚，惟辽左为最甚。李化龙谓臣曰：“此酋一动，势必不支，辽阳一镇，将拱手而授之虏，即发兵救援，亦非所及。且该镇粮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给？若非反戈内向，必相率而投于虏，天下之事，将大坏而不可收拾。”臣闻其言，寝不安席，食不下咽，伏希讲备御之方为要。
此奏疏在奴儿哈赤第三次朝贡之翌岁，即万历三十七年也。观察彼等之实势，不独叶向高言，固无人不顾虑建州之将来也。倘有部族，能如叶赫之可代哈达者，明廷或给之以新式火器，或送之以粮饷，由旁面以掣建州之肘，或直接压迫建州，以遏抑其势力。孳孳布置，不遗余力，明与建州之关系，逐年陷于险恶，遂资建州以种种口实。太祖之起兵，因由于民力兵力之膨胀，未始非明人之外交手段拙劣，激成彼等愤怨，遂促进一大事变也。祸乱之原，岂可专咎女真人耶！
丁 内政
兵力之统一
兵力之增加，由于兵制之创定。太祖收董鄂部长何和里之部众，虽拥大兵，当时尚无划一之兵制。清记录所述，当时有所牛录者，每三百人置一牛录，事在万历三十九年。此惟各人随意用此名，不得谓为兵制之确定也。牛录者，女真人凡出兵校猎时，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行至围场，每人出箭一枝，十人中择一人领之，不许离队越伍，是曰牛录额真。太祖虽设划一之制度，然部下之进退，必不愿委任于多数族党，此观于宁古塔贝勒，多有谋害太祖之事而可知也。又太祖颇注意于弟舒尔哈齐，彼以万历二十二年朝贡于北京，当宽甸弃地时，彼与兄共受明廷之赏，其部下兵卒亦多。舒尔哈齐有此势力，必思所以自谋，太祖对此有势力之弟，有所顾忌。明人记录曾载彼杀弟而并其兵力之事，清朝唯纪舒尔哈齐于万历三十九年卒，不言其详，亦不明其死。此必因舒尔哈齐父子兵力强大，借事为名，以幽杀之者也。此于天聪朝所载阿敏罪案，可以证之。
牛录，满洲八旗制度的基层军政组织单位。起源于狩猎组织，后成为对外作战单位。一牛录为300人，首领称牛录额真。
八旗制度
八旗兵制，以旗色而辨所属。始不过黄、白、蓝、红四旗，后以兵数增加，乃镶四旗而为八，共称八旗。镶者，于四旗之缘边施以他色也。旗之单位为：一牛录额真，领三百人；五牛录即千五百人，置一甲喇额真；五甲喇即七千五百人，置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设两梅勒额真，所谓八旗六属者即是也。行军之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行八路；地狭则八旗合行一路，不得乱其节次。其军士，禁喧嚣，禁搀越。行伍接战之次第，以被坚甲、执长矛、操利刃者为前锋，被轻甲而善射者由后冲击，别有精锐骑兵，以备缓急。满洲制度称坚甲曰铁甲，轻甲曰棉甲，铁甲系以缎子或木棉作衣裳，其里缀合以二寸至一寸四分之薄锻铁叶；棉甲虽有种种阶级，然实为缎制及棉制之兵服，不施铁叶云。又太祖别有兵法书，今不传。
清代八旗旗帜
满洲文字之创制
女真字即金代所作之文字，行至如何程度，殊不可考。金亡元起时，女真字失其势力，此可知者也。满洲致明代之表文，主用女真字，附以汉文之对译，此惟限于对朝廷之公文程式然也。至其部族，普通用蒙古字为书信，而最觉不便者，即本国之语言，必翻译蒙古语是也。太祖此时所感之苦痛，以统率数多部落，必须文诰，此于传达上殊生不便；次则以民力发达，文字尤不可缺少。太祖虽自解蒙古文，又通汉文，无如一般部民，多智虑蒙昧，不解理义。于是知最简易之方法，在译述汉人典籍，以资民智之启发。乃于万历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巴克什及噶盖札尔克齐创制国书。此时太祖方以建州都督而任龙虎将军，然已著手于此，宁不可惊异耶？
太祖关于国字创造之意见，其言曰：“汉人读汉文，凡不问习汉字与否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亦同。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不若以我国之语，创制新文字。”额尔德尼等以为难，太祖因论之曰：“集蒙古字作之，其事不难。例如阿字下合一麻字，非阿麻乎？（满州语阿麻〔Ama〕，父之义。）额字下合一墨字，非额墨乎？（满洲语额墨〔Eme〕，母之义。）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筹此已悉，汝等试书之，有何不可！”于是遂创制国书。至太宗朝，卓越之语学者达海出，一一加以整理，遂成今日之满洲文字矣。
太祖之制字，纯用蒙古字，蒙古语音与满洲语音之差，不能严格区别，例如蒙古语Kha.Gha.音之字母，满洲语通用于Ka.Ha.Ga三音，然Aga（雨字），与Aha（奴仆）混同，Boigon（户口之户字）与Boihon（泥土之土泥）同，Haga（鱼刺）与Haha（男子）混同，颇多错杂。达海乃于十二字头（前十二字母）加以圈点，以立同形异言之区别。又汉字之音，难以满蒙字书之者，更增其文字，以两字连写，切成一字焉。又当时太宗朝之满文，称曰有圈点档案；太祖朝之满文，称曰无圈点档案云。达海实于满洲文字之集成，可谓最有贡献者矣。彼姓觉尔察，九岁通满汉文义，弱冠草太祖诏令。彼奉命翻译《大明会典》及《素书》与《三略》，太祖视之称善。天聪六年，病死，时年三十八，谥文成。
达海（1595～1632），清初翻译家、语言文字学家。满洲正蓝旗人。译有《明会典》、《素书》、《三略》等书，将额尔德尼等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改为新满文。
《素书》，我国古代兵书。又名《黄石公素书》，宋张商英注。
《三略》，我国古代兵书。亦称《黄石公记》、《黄石公三略》，相传为秦汉时人黄石公撰。
“无圈点”满文
女真之风俗
当时之女真人，语言文字，取范于蒙古，已于前节言之。至其宗教，则颇不同化于蒙古。彼等固有萨满教，日常生活，奉其教仪惟谨。萨满教仪，始自金代，彼等之吉凶祸福，悉委之于萨满。萨满者，女巫也，巧能降神，因神之托言，以决行事。此可想见其民族思想之幼稚矣，又从一面观察之，则一般人民，尚存有纯朴不伪之习俗。萨满之主神有种种，因民族而殊其礼仪，不可一律论也。就爱新觉罗氏所奉行者推之，以堂子立杆大祭为最重。其例祭以春秋二季行之，其祭法先于堂子中立石坐，于石坐上立松树之神杆，从亭中请出神主于此而祀之。凡亲征必祭堂子，至后世不渝。堂子有特设者，有不特设者，凡祀诸神祇之室，亦得称堂子。堂子之神位，为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及关圣帝君等，后又以邓将军配祀之。相传邓将军，为明之一将军，以与太祖有故而奉祀之，然实误也，此殆以明将军邓佐为痘神而祀之欤？然又祀马神及貂神。其降神之巫，则曰跳神。乐器之种类，有木弦、筝、月琴。女巫则悬铃于腰，把銮刀于手，又束七铃于桦木，以为仪式。至于民间，则荐生豚于俎上以为牲，又以酒浇牲之耳，牲耳动，则谓神已领牲，即割供于神位。又尝供生肉以祀如来、观音，因用豚祭天，乃彼民族最古之习惯，不足怪也。庭中及屋前，常安置神竿，设圆斗于竿之上部，以载牲肉，是为祭天之仪。
就上所述，总之明代女真人，无强固之宗教，其知识之低下可知也。关羽之崇拜，已盛行于元朝，在明代原不受其影响；但考关圣帝君之名，则在万历之时，已早受彼族之信仰矣。相传太祖微时，从明之某边将，得伏魔大帝及土地之神像。伏魔大帝，即关羽也。万历四十三年夏，太祖建设七大庙于今兴京城东阜上，清纪录谓此时始建佛寺及道家玉皇诸庙云。斯时宗教之状况，亦可见一斑矣。
尼山萨满像
喇嘛教始来
喇嘛教入满洲之时代甚早，吾人虽可想象，然清朝史乘不传其事。大概宣传教义，当在太宗朝，此于与西藏教主达赖间所往来之国书，可以推测之。清朝纪录，相传天聪朝有白喇嘛者，往来于明袁崇焕之处；又有满朱习礼库图克图喇嘛者，自蒙古喀喇沁部来；在此前后而来者曰卫征囊苏喇嘛，曾带国书至袁崇焕处；其他巩格林臣喇嘛、阿木出特喇嘛，于天聪朝来归者亦不少。当太宗初年，喇嘛僧来往频繁，其事实尚不止此，而太祖初年即金国创业之时，早宣传于长白山下之城寨。此于干禄打儿罕囊素法师，远自乌斯藏（西藏）而来满洲，可以证之。法师行事，佚不传，幸《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之碑文尚详，译载于左：
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为我国佛教的一支。主要传播于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居住地区。
西藏喇嘛庙
法师干禄打儿罕囊素者，乌斯藏人也，诞生于佛境，道演真净。既已演通大法，复急于普度群生，由是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广散佛惠，蠢动含灵之类，咸沾佛性。及至我国家太祖皇帝，敬谨尊师，倍加供给。天命辛酉年八月七日，法师示寂归西。太祖敕令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缘累代征伐，未建寿域。今天聪四年，法弟白喇嘛奏请，钦奉皇上敕旨，八王府令旨，乃建宝塔事竣，镌石而志其胜。
大金天聪四年岁次庚午孟夏吉旦同门法弟白喇嘛建
由此又推之法师之入满洲，最迟亦当在天命元年之前后。因此碑面，可知此又出于达海之手，达海在法师示寂时，已有二十五六岁，尝亲就法师受学，此无可疑者也。彼在国初为唯一满洲学者，或即渊源于此。且随此法师而来之喇嘛，为数不少，其影响亦大。太祖之信仰彼等，尚别有用意，大旨殆以喇嘛为怀柔蒙古之手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