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初政与张居正
前节所述明廷派遣十万兵于辽东，极为困难，盖万历季年之国家经济，真所谓濒于危殆者也。万历帝当初政时，稍有令名，皆由张居正卓越精力之辅佐而来。讲述圣学，申明祖训，起衰振隳，不稍苟假者，江陵宰相之政纲也；使日讲官注帝之起居，进《帝鉴图说》以范君德者，居正之面目也。彼以当时立国之要务在强主权，号令一下，虽万里之外，亦必奉行。彼又屡调查户口，测度民田，去徭役之浮额。万历七年，减冗费追征额百余万两，汰去内外冗员；十年正月，又令免天下欠租凡二百余万两，非府库充实，安得如此耶？惟居正用人，不免出以爱憎，阿谀之徒，间有誉之为伊尹、周公，比之为舜、禹者，彼恬然不以为怪；然置名将戚继光于北京附近以当蒙古，置李成梁于辽东以当女真，其一生治绩显然，不可没也。居正以严厉态度，当国步艰难时，能得帝（神宗）之信任，跻国家于太平。相传帝在讲筵读《论语》，至“色勃如也”一句，误读“勃”为“背”，居正遽厉声曰：“非背，当读勃！”帝悚然惊起，同列皆失色。由是帝益心惮之，即此一端，可以见已，万历十年，居正死于位，尔后帝亲政，明之边境，东西渐有摇动，其一为哱拜反乱，起于今甘肃省宁夏，其一为受日本丰臣秀吉征韩之影响是也。
《帝鉴图说》
古代帝王启蒙读物。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即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由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
朝鲜战役之影响
万历二十年，即日本文禄元年。是年丰臣秀吉，大筑城于肥前之名护屋，以为行营，征发西日本之兵，遣诸将伐朝鲜。兵十三万人，水师九千二百人，舳舻相衔而至釜山浦，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为先锋，大谷嘉隆、藤堂高虎等率水师，分海陆攻击，所向皆破，进陷王城。国王李昭走义州，求援于明廷。清正擒其两王子，攻略北境，八道尽陷于日军。明国大惊，以祖承训为将，率大军来援，行长逆击破之。明宰相石星等大恐，遣说士沈惟敬讲和。其时李如松方平北边，自恃雄武，唱主战说，再以大军来战，小早川、隆景等迎于碧蹄驿，大破之，如松仅以身免，保平壤城。日本征韩军留朝鲜者已四年，沈惟敬乘行长等战力之疲，行和议，日军撒还。和议之成约七事，其第四条朝鲜半国属于日本，沈惟敬居中变换辞命。庆长元年（万历二十四年），明使至伏见，赠秀吉以国王，封册如足利氏之例，而无割地之事。秀吉怒其违约，且责其无礼，再举伐朝鲜，与明军相持。逾年会秀吉薨，遗命回军。
名护屋，即名古屋。
丰臣秀吉像
明出兵于朝鲜之原因，虽有种种之义，因国防上之必要，有不得不出兵之势，但战事持久，需兵力甚多。《明史·日本传》：“自关白侵入东国以来，前后七岁，失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未操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所谓数十万兵，不甚明确，大约前后动员有四五十万人。明王德完论当时兵饷曰：“本朝岁入大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万两。然宁夏用兵之结果，支出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余两；朝鲜用兵亘七年，于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外，支出二百余万两；播州用兵之结果，又支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两。累年积算逾二千六百余万两。”据此报告，明之财政，颇告穷窘。加以帝自中年以后，奢侈之度，逐岁增加。万历中所行矿税，最招人民嗟怨者，即所以补充此等财政之缺陷者也，
王德完（1554～1621），明代大臣。字子醇，四川广安人。一生勤政为民，直言敢谏。
开矿及增税之弊
使独占矿山以采矿，始于万历二十四年之秋。其始开采之区域，以畿内为限，后及于河南、山西、南直、湖广、浙江、陕西、四川、辽东、广西、广东、江西、福建、云南，无地不开采。开矿本非弊政，但国家以应急之手段，无所抉择，且一委于宦官之手，遂酿大祸。神宗先命地方守土官吏报告矿脉所在，宦官与此等官吏合而开采，其矿脉微细，无所得者，命其地居民偿之；又稍忤地方有司之意志者，直逮捕之，甚至富家巨族，诬为盗矿者；有良田美宅者，以其下有矿脉，直没入之。新增之税，又极繁多。就一般言，天津店铺税，广州采珠税；而两淮盐税，浙江、福建、广东市舶税，成都茶盐税，重庆名木税，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税，或系新设，或系增加。贪婪宦官，所至设厂，以奸民为爪牙，剥夺无所不至，穷乡僻壤之米盐鸡豕，皆令输税。由是中人家产，大半倾败。
明神宗朱翊钧
神宗秕政，犹不止此。其诸皇子成婚，取中央国库（太仓）之银二千四百万两，又为爱儿福王营河南邸第，支常制之额十倍。且自万历二十年前后，宴居深宫二十余年之久，仅接见大臣一次，其荒怠情形，可以想见。开矿之弊，廷臣陈疏，前后及百数十次，彼毫无悔悟；但侍臣云：“矿使破坏天下名山大川，灵气将尽，恐不利于圣躬”，始下停矿之命，而恶税则终帝之世不改。彼又素嗜鸦片，二十年不朝见者，或即受烟毒之原因所致也。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所立财政之基础，至是破坏殆尽已。
立太子问题及东林党论
明党言论之炽，为汉人种之特色。神宗时立太子问题，其一事也。帝之长子常洛为王恭妃所生，年齿既长，以次子常洵为宠妃郑贵妃所出，久不肯立太子。廷臣请早定太子以立国本，忤帝意，得罪者甚多。阁臣之中，有赞立太子之议者，阳赞之而阴预郑贵妃等宫掖之阴谋。吏部郎中顾宪成，欲使主张立太子说之王家屏入阁，忤帝意，削籍归乡里。还无锡，再兴宋杨时讲学所之东林书院，与同志高攀龙集诸生讲学，以砥励气节。东林书院，由是为海内儒者之宗，四方学者集之。讲习之余，必论时事，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最指弹宦官，朝士不得志者，遥相应和，东林之名大著。其后考功郎赵南星、左都御史邹元标罢官，因归乡里讲学，海内目顾、赵、邹三人称三君子，其名行声气，耸动天下。其徒总称东林，自相标旁，称为清流，负气节，抗政府。凡曰东林者，不必皆为君子，其因不得地位而不平，以攻击当道为快之伪君子亦不少。当时廷臣亦互立朋党，关预时政，有祭酒汤宾尹等所率之宣昆党，言路有齐、楚、浙三党，就中齐党之势最盛。御史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弹劾大臣之奸邪、小人之构党、百官之贪滥者也，考察权限，与吏部共司黜陟；大狱重囚，刑部大理寺共会鞠，又有直奏政治得失、军民利弊之权。至于六科给事中，则所以封驳制敕之得失，凡大事之廷议，大臣之廷推，大狱之廷鞠，均得预闻。万历末年，彼等滥用此权，其风尚以抗章讦发、弹劾阁臣为能，以致酿成阁臣、言官相水火之局，而神宗耽于宴安，内外一切章奏不省，又为致此之大原因，满廷臣僚，无由仰见圣断，遂借党势而行其意。万历三十六年，阁臣补缺，顾宪成与阁臣叶向高、孙丕扬等，推巡抚凤阳都御史李三才。廷臣、宦官反对之，宣、昆、楚、齐相结托而挫之，彼等益攻东林，终创大东、小东之说，目东宫常洛为大东，称东林为小东，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大僚非其党者不能安于位。当时有虎豹之称，每六年吏部行京察大典，阻挠部议，无所不至。万历三十九年之祭典，尚书孙丕扬与侍郎王图等计议，大黜宣、昆党，遂起非常之争，孙丕扬亦以失意者之攻击，辞职而去。万历四十年，以东林反对党之赵焕代之，至尚书郑继之之时，反对东林益甚，遂有丁巳之京察，一时清流与彼党异趋者，悉废锢焉。
王家屏（约1535～1603），明代大臣。字忠伯，号对南，大同山阴（今山西山阴）人。历官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著有《复宿山房文集》。
“东林先生”顾宪成
顾宪成（1550～1612），明末学者、东林党领袖。字叔时，别号泾阳，人称泾阳先生。著有《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等。
叶向高（1559～1627），明代大臣、书法家。字进卿、台山，福建福清人。历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著有《纶扉奏草》、《光宗实录》、《苍霞草》、《说类》、《玉塘纲鉴》等。
梃击、红丸及移宫
此三案亦言论之争点也。梃击者如前所述，神宗久不立太子，及群臣数请立太子，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册立常洛为太子。然邹贵妃尚谋立其子福王常洵不止，太子之地位甚为孤危，群臣又奏请福王就藩不已，神宗终以四十二年，令福王赴河南。翌四十三年，有名张节者，携木梃入太子慈庆宫，击伤门者，幸张节于前殿就缚，太子得无事。刑部郎中胡士相以疯癫具狱，提牢主事王之寀侦知为郑贵妃宫内马三道等所嗾使，中外皆谓出于贵妃弟郑国泰之谋。贵妃哀请于太子，神宗执太子之手，责群臣以离间父子之恩爱，太子以为疯癫之行为，不深介意，磔杀张节，远流马三道等，其事乃解。
神宗朱翊钧贵妃郑氏
红丸之事，次此而起。此非起于万历之朝，但与梃击之问题，实相关联。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死，太子常洛立，是为光宗。即位数日病，郑贵妃使宦官崔文升进药，体益不适。阁臣方从哲，使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病势俄革，翌日遂殂。方从哲称遗旨与李可灼以银币，世人颇疑李可灼，御史王安舜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给事中惠世扬数从哲十罪三可杀，从哲遂辞职。天启初，礼部尚书孙慎行，谓以非太医之李可灼，进不知何药之红丸，追劾从哲有弑逆之罪，红丸之争端又起矣。
移宫之案，当光宗死时，郑贵妃所进帝妃之李选侍，在乾清宫与宦官魏忠贤密谋拥立皇长子以自重，阁臣刘一燝等夺皇长子，急于文华殿举立太子式，次奉之于乾清宫。左光斗、杨涟等以为非嫡母生母之李选侍，尊居于内殿之长清宫，太子反退处于慈庆宫，劾为不法，李选侍不得已，移于哕鸾殿，太子正位于乾清宫。然移宫之时，李选侍侍者魏忠贤等，盗出内府私藏金宝，因法司案治甚急，刘一燝等以为虐待先朝妃嫔，故为流言，御史贾继春奏请奉安李选侍，帝责其妄议而削籍云。
魏忠贤（1568～1627），明代权臣，太监。原名李进忠，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他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结党营私，自称九千岁。
刘一燝（1567～1635），明代大臣、书法家。字季晦，南昌人。与叶向高等同为辅政大臣，后因受魏忠贤等排挤而辞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