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之继汗位
金可汗第一世奴儿哈赤死，第四子皇太极继汗位，是为太宗。《清实录》谓：“我国向不解书籍文义，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后国运渐盛，讲习文义。及太祖称帝，阅汉文与蒙古文书籍，乃知汉之储君曰皇太子，蒙古之继位者，其昔亦曰皇太极。由是以观，其命名之暗合，盖天意已预定也。”然此语实后世文饰之辞，不足依据。蒙古著名俺答汗之长子曰黄台吉，称“台吉”者不止此，黄台吉长子为扯力克台吉，其兄弟十四名，皆以台吉称之。“台吉”者，太师之转音。蒙古人爱用此名，由于习惯，其影响遂及于女真，太宗之名，太祖盖采通行之名黄台吉以名其儿也。吾人所知者，太祖之父祖及儿孙，用蒙古名者甚多，例如肇祖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之称；充善之子称锡宝赤篇古，锡宝赤，蒙古语鹰匠之意；父曰塔失，或即蒙古名太失（太师）之转音；他如太祖外孙称济尔哈郎者，不遑枚举。约言之，皇太极与黄台吉同一，台吉为太师之转，其曰黄曰青，冠以种种之色者，又古来蒙古之习俗也。奴儿哈赤以可汗终，太宗又继其汗位，其称帝位，尚在此后九年。据《实录》，天命十一年九月朔庚午即位，奉为天聪皇帝，是年丙寅，仍用太祖年号，以明年丁卯为天聪元年，时年三十五。
清太宗皇太极
国步之艰难
宁远师败，一代之老雄，赍恨于九原，太宗新承其后，国步之艰难，可以想见。太祖时代，虽有发展之历史，其兵马所向，可得伸其国力，然其对敌之明国，今以多年败衄之余，又限于山海关附近为战守，实不易突破此线；若欲越海而入山东，又无此胆力。金国之前途，向何处而发展乎？此盖新即汗位之人，所最苦虑者也。且常胜之兵，久亦必穷。天命朝之要义，始终以充实兵力为主，至拥兵及十五万之多，其粮饷于何处求之，厉兵秣马，谈何容易。尤困难者，因与明开战之结果，如天产物即人参、貂皮等类，丧失其输出地，国民之需用品，全行杜绝，此等重要问题，皆须于目前解决者也。太祖之宁远败绩，已有末路之势，如永远继续，则金国之国运，或即衰亡，亦未可知。际此兴亡接续之交，天聪初期，正当多事，即位元年丁卯春，乃对于朝鲜兴问罪之师矣。
甲 太宗之出兵朝鲜
太祖对朝鲜之希望
朝鲜与太祖之往来，自万历二十三年始，此因佟家江及鸭绿江流域征服之结果，直往来于朝鲜之边境也。朝鲜当壬辰倭乱时，太祖愿为出兵，以柳成龙不听其说而止。清记录不言自我遣使者，然朝鲜使者何以突如其来，此殆答太宗之往访也。尊攘汇编纪事：“明兵部不许奴儿哈赤出兵，彼遂纵部夷抢掠边郡，或越境采参，时或杀朝鲜人。温火卫夷人来言，彼将借报仇为名，以明春来寇，因移咨辽东都司，请宣谕该酋毋得侵犯”云。太祖当时对朝鲜之回帖，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主佟奴儿哈赤”，用建州左卫印，帖中所言：两国边界人畜犯越，互相送还，永结和好，不愿金帛，惟请受朝鲜之职名。请职名云者，要求一种待遇之权利，太祖盖希望从贸易上而获得利益也。
光海君（1575～1641），李氏朝鲜第十五代君主。名李珲，1608～1623年在位。光海君是其即位前的封号。
光海君之密旨与姜弘立之投降
建州女真与朝鲜往来，东自豆满江，西亘鸭绿江，沿边互相交换贸易之利，值外部侵犯，间由建州应援之。然至万历四十四年，太祖自立，与明交战，朝鲜乃一转而援助明国。四十七年，授都元帅姜弘立、金景瑞等兵一万余，随明将军刘綎入宽甸路，进攻太祖居城赫图阿拉，至富察，明军覆灭，姜弘立率全军投降。此事前已叙述。是役也，朝鲜之态度，有两种解释，朝鲜自始即无战意，国王光海君于遣兵启行时，授姜弘立密旨，观形势，定向背，弘立乃直通款于敌酋。夫背明朝再造国家之恩谊，而通于常摈斥为奴酋、奴贼之夷人，其事虽似可怪，但当时投降之情态，则或恐满洲之侵逼，而出于此也。
努尔哈赤御册及玉玺
太祖之求通好
姜弘立有密启，颇悉当时实情，今录于左：
胡中《闻见日记》有曰：“东路大将，为贵永介、阿斗、李永芳五六人，军马约三万余，骑皆被铠甲，大概马兵五万，步兵三万。内城高五丈，外城多颓破，骑马可出入。人物之盛，颇似平壤，一门外有弓匠家，一门外有甲胄匠家，一门外有仓库十六所。或言清河近处筑石城，广设屯田，为久居计。我军初到胡城，令留屯城外。翌日铁骑从城中执刀而抢出，包围四面，城中男女，登城观望。有顷，正将厮杀，忽一骑出而散其围。当时不知其由，后闻满住怒弘立等之态度，欲尽杀之，贵永介力言乃解。”此间文书，系辽人大海及刘海所专掌，短于文字。大海来问日本事，答之以实，大海曰：“去年曾见白气，贵国是否亦有耶？满住初以白气，为朝鲜、日本兵必来之兆，果贵国兵来矣。”我答曰：“日本之兵，我国虽得借之，今出兵非本意，故不为也。”
姜弘立（生平不详），朝鲜援明抗金统帅，后降后金。
此书所谓贵永介者，即贵盈巴图鲁代善；曰满住者，即太祖奴儿哈赤。其使巴克什达海探察日本国事，殊有深意。朝鲜随明军来侵，非其国之本意，此时深印于太祖脑中。太祖以朝鲜为不足虑，颇有利用之心，彼于投降人中使郑应井、金得振二人归致朝鲜书，其大意如左：
后金国汗奉书朝鲜国王：我有七恨，故犯南朝，非乐动干戈，实因逼陵已甚。若我素有犯大国皇上之心，天实鉴之，天何以独眷我国乎？天无私，是是非非，故佑我而厌南朝。朝鲜以兵助南朝，我知其非本意，以南朝曾救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今我念二国以前之和好，现今统兵官属十数人，以念王之故，特留之。闻南朝欲使其诸子主我二国，欺我二国太甚。今王之意，将念我二国素无怨隙，再修前好，合谋以仇南朝耶？抑助南朝而不愿背负耶？
贵盈巴图鲁，今通译古英巴图鲁，意为钢铁勇士。古英巴图鲁是努尔哈赤为表彰其子代善的英勇而赐的勇号，在清代为代善所独有。
太祖于朝鲜之朝廷，深知其不喜妄起事端，于此可见。查《姜弘立别录》，太祖会诸将议朝鲜事，时其第三子以为朝鲜在南朝，同于父子，而此次来使无送物，当杀其将士，举兵而击之。长子贵永介即怒起，酋呼而问之，答曰：“虽与南朝战，不可不和朝鲜。”酋曰：“当从汝言。”据此，则彼等对于朝鲜之意见，颇不一致。然而大贝勒代善之意见先制胜，遂撤回主战论，终太祖之世，此方针无大变易。但朝鲜自光海君被废，仁祖立，事明比从来忠实，至妨碍金国之和好，及明将毛文龙据半岛西，北遂无端而致金国之来侵矣。
毛文龙据皮岛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明游击毛文龙，受巡抚王化贞之指挥，自辽西经辽东半岛南部，略广绿岛、王家山岛等诸屿，窥鸭绿江江口。是岁十月，掩击金将佟养正于今九连城地，生擒之，汤站、险山二堡之民，又斩守将而投文龙。金国上下大惊，太祖命移沿海之民于内地，以避文龙之侵掠。十月，太祖命二贝勒阿敏击镇江，文龙逃入海岛，及敌兵退，又来铁山、宣川之间，开府于皮岛，称东江镇。
毛文龙（1576～1629），明末军事统帅。字振南，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他坐镇皮岛，有力地牵制了进攻明朝的后金军，但专擅跋扈、不受节制，最终被杀。
皮岛，今朝鲜北部西朝鲜湾椴岛，位于鸭绿江口。
后金军兵器
皮岛横于铁山西南海中，原称椵岛，椵者朝鲜训Pi，遂以省字而称为皮岛。辽阳陷时，各地难民多渡辽河而西走，从鸭绿上流避难于朝鲜西部者亦不少。《明史·朝鲜传》曰：“昌州、义州以南，安州、肃州以北，客居其六七，主居其三四”，可以知其大概矣。文龙镇江之功，有称赞其奇捷者，有讥诮其时机尚早者。然明兵部之所谓“三方建置策”，在以辽西当敌，以山东登莱掌握海军，以朝鲜牵掣敌之背后，故视毛文龙为非常之人。董其昌与文龙同为浙人，虽不无同党朋比之嫌，然奏谓“国家若有二文龙，奴儿哈赤可掳，辽地可复，李永芳、佟善性可以坐缚”，则廷臣对于文龙，敬重可谓至矣。文龙为人之忠奸可不论，彼感激朝赏，曾数数深犯敌地：天启三年，溯鸭绿江，出辉发；四年，越摩天岭而出鞍山站；六年夏，出浑河流域，袭萨尔浒城，金国屡为惊愕。就朝鲜文书所传，丙寅岁（天启六年），虏酋移书文龙，有云：“伊尹去夏，太公归周，天亡南朝，将军岂得救之耶？佟驸马与辽东广宁诸将，皆得自阵上，今皆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比。”即此可想见太祖之惮文龙矣。
吾人于文龙尚有二三事实，当记述之。皮岛之地，当朝鲜通海湾之要路，中国人与朝鲜人，扬帆过此地者甚多。彼在此间，强收一种商船通行税；又开市场于皮岛，征收货物税；又使役避难之人民，于陆上采取人参；又搏获女真幼童，冒称为阵上之功。彼为南方人，早注意于火器，尝在海上从一搁浅之大船，掠夺荷兰火药，配付若干于宁远城。皮岛户口，合男妇老幼当时约逾四万，彼一面要请明迁兵饷，又一面胁迫朝鲜而强求粮食。朝鲜君臣，嫌彼逼处，亦不得不仰其鼻息。文龙屡以朝鲜情状可疑，报于本国，以半岛之监督自任。虽然，皮岛之东江镇，明廷视为一大要镇，欲牵掣金国之背后，舍此更无他镇，自当预置良将精兵以固其根据。兵部坚持此议，而实际上则初无何等之施设，一切悉听诸毛文龙耳，是亦一失策也。
朝鲜李适之乱
乘朝鲜政变而出南伐之师，此为天聪朝初政第一之成功。朝鲜将李贵、李适等，责光海君之无道，使退王位，推绫阳君即位，是为仁祖（李余）。效力于此事者，曰靖社功臣，功多而赏不行，遂起不平，发难者李适也。适以仁祖二年内犯，未几全军败没，李适被擒斩。然朝鲜人韩润等逃入金国，见姜弘立，诡曰：“本国之乱，尽戮尔等妻子，曷不借兵复仇？”弘立等信之，劝太宗犯朝鲜。太宗听信其言与否，虽不可知，然半岛内情，则由此等投降者而知其虚实矣。
金兵之入朝鲜
天聪元年正月八日，太宗命阿敏大贝勒、济尔哈朗贝勒、阿济格贝勒、岳托贝勒往伐朝鲜。太宗曰：“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我怒而遣兵也。”乃授以方略。十四日，进陷义州，分兵讨毛文龙于铁山，文龙避入岛中。二十日，至安州，克之。二十一日，陷平壤。不出二旬，遂略大同江以南，用兵神速，可以想见。而韩润等为朝鲜投降者，声言为光海君复仇，半岛异常惊愕。仁祖以兵判张晚为都元帅，又命诸道募兵勤王，张晚进至黄海道之平山，闻平安诸城陷，遁走。于是仁祖以金尚容为留都大将，守京城；命都体察使李元翼、左议政申钦等，奉世子向金州；王亲奉庙主遁于江华岛，领议政尹昉、右议政吴允谦、赞成李贵、吏判金瑬、户判金盖国、礼判李廷龟、参判崔鸣吉等皆从之。
皇太极嗣位时战略形势及战略企图示意图
问罪之书
金兵二十七日次于中和，朝鲜使者赍书云：“贵国无故兴兵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陵卑，谓之不义；无故残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亟返兵以议和好可也。”二十八日，金兵以大贝勒阿敏之名，送答书指摘罪案，凡七条，书云：“尔谓无故兴兵，试言其故。向者我取瓦尔喀时，尔国无故出境与我兵相拒，一也。乌喇国之贝勒布占泰屡侵尔国，尔以彼为我婿，求我劝阻，得以罢兵，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原无仇隙，尔己未年发兵助明图我，幸蒙天鉴，尔国官员为我所执，我仍望和好，故不杀而收养之，纵返尔国，至于再三，尔国并未遣人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毛文龙自我国逃去，尔国容留之，历年侵扰我辽东百姓，我仍望修好，令尔执毛文龙送我，复成两国和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我来擒毛文龙，志在搜捕明人，并不骚扰尔国，亦惟望和好，故不加侵害，尔国究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明国之主，且不给粮饷于毛文龙，尔乃给以土地，使之耕种，资以粮饷而赡助之，六也。我先汗崩时，明方与我为敌，尚遣官来吊，兼贺新君即位，我先汗与尔朝鲜，素相和好，何竟不遣一吏吊问？七也。尔结怨多端，决难修好，是以兴此大兵。今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引咎自责，重修和好耶？如欲和好，速宜遣使。我亦欲两国和好，共享太平”云云。宣战之檄不发于战前，而因敌之来书，始开陈用兵之事由，似金国早已留其地步。相传太宗当阿敏启行时，曾授方略，其方略之如何不详。然以吾人之所推测，太宗对于此役，专期剿灭毛文龙，其对于朝鲜，只示以间接之威吓，更因时机之可乘，思割取平壤以南耳。二月五日，进兵至黄州时，相传要求三事，曰割地，曰擒毛文龙，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其心事可知矣。抑是时阿敏虽长驱入京城，太宗深顾虑辽东之防备，不许久滞。故常胜之金兵，乃自进而修和好，非无由也。
布占泰（生卒不详），明代海西女真乌拉部首领。
韩国仁川江华岛风光
江都誓文
阿敏大兵既至平山，距江华岛仅百余里，人人危惧。二月七日，金国使臣刘兴祚，渡海而视仁祖，王端坐不出一言，兴祚怒曰：“汝是何物土偶？若果人耶，何为不动？”王赧然不能答，乃曰：“吾居母丧，故如此耳。”兴祚曰：“因尔好自尊大，悖逆无礼，国中百姓，致罹荼毒，不为不甚矣。尔先时戏弄我使臣，又问我先汗之讳，如此何以议和？”王不能对，但曰：“吾实不知耳。”兴祚乃提和议曰：“王欲议和，则去天启年号，以王子为质。”天启者，明之正朔也，金使臣欲先去正朔，使脱离宗属之关系。质子一事，王以王子年幼为言，使王弟李觉为质。兴祚又议岁币曰：“汝国财物牲畜每岁如何贡献，须汝亲定额数。”王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汝国果行大义，当退兵议和。”兴祚曰：“汝如此支吾，迟一日则汝民受一日之害，吾今为此言实念尔民，即遣尔弟行可也。”盟毕，大兵即回。王从之，遂令李觉随兴祚来营。李觉进马一百匹，虎豹皮一百张，绵绸细苎布四百匹，布一万五千匹。于是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三贝勒，共议遣人与仁祖定盟，阿敏从之。议定，乃以八旗大臣为正使，刘兴祚、库尔缠榜式二人副之，往仁祖所居之江华岛，筑盟坛于江都西门外。仁祖又以丧故不莅盟，遣宰臣李廷龟、吴允谦、金瑬、李贵等代往。三月三日夜半，刑白马、杀黑牛祭天为誓，是曰《江都誓文》，录如左：
阿敏（1586～1640），清初宗室、大臣。满族，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次子。
明代绘画《职贡图》
金国誓文
朝鲜国王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我两国已讲和，今后同心合意。朝鲜若谋仇金国，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则皇天降祸；若二王子起不良之心，皇天亦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共遵公道，则天神保佑，获福万万矣。丁卯三月初三日立誓。
朝鲜国誓文
朝鲜国今以丁卯年甲辰月庚申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两国各保封疆。若我国谋仇金国，违背和好，兴兵征伐，则皇天降祸；若金国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起兵侵伐，则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鉴听此誓。
十王亭
这是沈阳故宫大政殿前左右翼王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
金国使者与朝鲜宰臣立有私誓，其大意如下：
朝鲜三阁老六尚书与大金国八大臣南木太、大儿汉、河世兔、孤山太、托不害、且二革、康都里、薄二计立誓：朝鲜大臣等若谋仇金国，起不善之心，则如此血出白骨现，天必死之。若金国大臣等无故起不良之心，亦如此血出白骨现，天必死之。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则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佑护，为福万万，自今以后，两国各守封疆，不许寻仇。永世相好。如违此约，皇天降祸。
所谓八大臣，乃八旗之固山额真也。当时南木太在正黄旗，大儿汉在镶黄旗，河世兔在正红旗，孤山太在镶蓝旗，托不害在正蓝旗，且二革在镶白旗，康都里在正白旗，薄二计在镶红旗，皆管掌之额真也。盟毕，翌日撤兵。金国为兄，朝鲜为弟，撤兵后不得逾鸭绿江；不奉岁币，只送犒军费若干，悉承认朝鲜之请。金国之师，乃携李觉而归。阿敏大贝勒以彼未与盟誓为言，纵掠三日，至平壤驻营，更与李觉等申盟誓。誓文要领，吾人不得知，然比之《江都誓文》，必加数项。后日天聪七年，金国以《平壤誓文》为左证，要求使臣待遇与明国同，朝鲜以《江都誓文》所无，拒其要求，几以此誓文而损国交焉。四月，金国之师凯旋于沈阳。朝鲜称此役曰丁卯虏乱。
乙 和约以后之情形
中江开市之始末
丁卯和约后，未几，金国对于朝鲜，又为开市之交涉。既为兄弟之盟，朝鲜固不容拒之，然以对于明国有关系，乃致书于沈阳之汗庭。据《崇模阁旧档录》天聪元年十一月，朝鲜国王来书曰：“此项边臣来书，言开市之事。此一款，前日差人回时，已悉言之，岂贵国未能深悉乎？凡开市必待人民聚集，财货繁阜，彼此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往懋迁，然后方可通行。今西路千里之地，极目墟莽，烟火断绝，有何人携货财而为卖买耶？”此书言值黄海、平安两道兵燹，开市之事，不能收效。金国以此理由为不充足，十二月，付来使以书，录如左：
我国粮食，如止供本国人食，亦已足用。但蒙古诸贝勒携众来降者不绝，慨加赡养，所以米粟不敷。汝与毛文龙粮饷已经七年，我岂似彼之无故索取哉？惟今岁市籴一年，汝当发粮。当此窘乏之时，汝能助我，方见敦睦之谊。平安、黄海二道，实经残破，然大局尚无损，且其余六道仍如故也。若愿以粮相济，由鸭绿江运可也，由海运亦可也。
清代钢刀、钢剑
由此书观之，金国实情，欲先得米谷，可以知已。朝鲜不得已应其请。天聪二年正月，朝鲜国王致书金国，有曰：
贵国方乏食，要我籴米，此在邻国之道，何能忽视！但我国兵兴之日，八道骚动，仓库一空。重以上年春雨过多，夏又大旱，农既愆时，民食甚艰，至西路列邑，余民无多。而贵国敛兵于龙湾后，逃死辽民，处处团聚，焚掠闾阎，鸡犬不遗，清川以西，鞠为茂草，此两大人之所目见，岂待言哉？我国于贵国之事，非不竭力，而缘木求鱼，计将安出？然在我之道，不可不尽，故勉强采三千石之米，以副贵国之意。而中江开市，两国通货，京外行商，及两西遗民，愿赎其父母妻子者，使各出米谷货物以赴之，为贵国籴米之讣，不为不尽。仰有一说，通商者各从所愿，所以两图其利，非可抑勒而致者也。贵国欲多致米货，须平其价值，人自乐赴；不求足于一日之内，而徐徐为之，则我国之商贾，纵至而辐辏矣。晓谕民间，再三叮咛，令其及期赴市；且嘱边臣，无使违误，本国所为，若背此言而不尽实力以开市者，有如天；贵国若抑卖攘货使民不乐于赴市，而责本国人失信者，亦有如天。
清代镶嵌石珊瑚马鞍
至二月朝鲜践此言，采米三千石，以二千石赠遗金国，一千石为商品，于鸭绿江中洲之中江交易之，是为中江贸易之始。朝鲜记录云：“开市以二月二十六日行之。当时金国将军龙骨太恐吓百端，请求农牛三百。湾上胡商以不给食料之言为索诈，姑以一百石先给。”当时纷纠之状，可以想见矣。又据义州报告，第一次贸易额，不过八万四千余两云。
会宁开市之始末
中江开市，业已成功，寻金国又要求于豆满江边得一贸易市场。天聪二年三月，朝鲜国王预对于金国述其情由曰：“承示开市会宁，两国既和好，本不足异。但前此藩胡居六镇者甚多，故国中商贾凑集其地，以通货物，今则藩胡绝无种落，交市不行已久，贵国实未悉此间曲折耳。中江虽许开市，然兵火之余，人民荡残，远近商贾，晓谕入送，犹恐越期而不能前赴，况两处开市乎？敞邦力实难周，不然，宁有许彼而不许此之理耶？凡事作始，必虑其终，方有实效。惟谅之。”金国不听。八月，朝鲜致国书如下：
义州既已开市，会宁何独相吝？但北边绝塞，人民鲜少，物货本乏；兼之道里险远，有重开复岭之阻，内地商贾，决不肯往，虽复相许，恐无物可市，徒烦贵国人虚来虚返耳。以此之故，业详前书。来示如此，若贵国与北边居民，私相往来，交易有无，固自无妨。至差遣官人，如湾上之互市，北民之力，恐不能堪。凡此所陈，皆事势之当然，贵国若平心熟思，自可释然无疑矣。
朝鲜之意，大约可许会宁开市，惟以差遣官吏为不便耳。盖因中江贸易，金国商贾及军人，有向朝鲜边吏要求食粮等情，实为避此强迫也。据朝鲜记录，此时自金国来之商贾等，开市七八日后即归云。又谓朝鲜不肯开市时，汗曰：“会宁自古为开市之地，今何不许？义州则为尔国之地，会宁不然？”至以物资不给为辞，汗以为“尔言诈也。已许江上之市，何惜会宁乎？”愠甚。而最可笑者，前国王书中有“湾上”、“北民”等语，彼读之不能通，向朝鲜使者曰：“‘湾上’等语指何处？”使者曰：“本国以鸭绿江为湾，湾上乃镇江开市也。北民称北道之人。”彼始得解，则金国当时之疏于文事，于此可见矣。
朝鲜族长鼓舞
犯越问题
其次所开之交涉，以《江都誓文》中，有“两国各保封疆”之语，两国自以各禁人民之私越为是；但越境之罪人，如何处置，当时订约未详。就两国来往文书，绎此交涉，则朝鲜之回答国书，在天聪二年五月；金国最初通牒，大约在是年之春。朝鲜极赞同通牒之意，以“严守疆界，禁断私越”等语为极是，当声明严行诰诫，决不因循。然朝鲜人越境国而采人参者，尝有其事，次即有犯人续出之事。天聪五年，金国汗致朝鲜书有曰：“有出卜儿哈兔（即今东间岛）而行猎者，有入灰扒（即今辉发江地方）而偷采人参者，有与岛人（即毛文龙部下）共入宽甸地方而偷采者”，金国一一捕拿之而送于朝鲜，朝鲜又从约而处以严刑，然偷参者仍不绝。天聪九年八月，捕拿偷参者多人于今兴京府附近。九月，朝鲜王答书极为委曲，录如左：
承示敝邦边民又违禁采参，乃深入贵国天兴城五六十里之地，及遇巡哨，犹不束手服罪，反竭力相抗，闻之不胜痛骇。敝邦商贾，不著名籍，随意东西，见利则趋之如不及，无利则违而去之，官家号令，不复及于此辈，其来已久。且从前与江北人惯相往来，以为生涯，终成弊习。年来江北人服贵国之威令，无敢冒禁而相通，此辈顿失生涯，乃以私采为资生之计。前后缚送于贵国者，悉斩之于境上；其为边臣告发而得罪者，亦比比有之。然见利忘生之辈，犹怀侥幸之心；且边臣心性不同，往往掩匿其奸，迨事觉辄拿治之，故永不能绝其弊。每致贵国之缚送，不穀诚无辞以对。
所谓天兴城，即今之兴京。《清实录》曰：“天聪五年，以赫图阿喇城为天眷兴京”，此殆文饰之词，而称为天兴城欤？文中指摘偷参者续出之理由，盖朝鲜边境自金国勃兴以来，野人失其从来贸易之利，益不得已而越境犯罪。金国贸易，抑压参价，使朝鲜人不得巨利，亦助成犯越之原因也。天聪十年正月，即国交再断绝之时，朝鲜王与金国书略谓“越境采参，乃我民大利之所在，至上年又加甚，不穀诚痛之。然今更加申饬，必痛断乃止，幸容恕以观后效”，此言虽曰诚意，实不过纸上之文字而已。
放还问题
天聪元年，第一次朝鲜战役问罪书，有“我军前取瓦尔喀时，尔国无故出境，与我军相拒”云云。瓦尔喀有长白山地方瓦尔喀与东海瓦尔喀两种，然皆散住于豆满江两岸。朝鲜称瓦尔喀曰兀良哈，朝鲜北部，因避彼等之寇掠，乃许其居住于豆满江内诸城堡近地，通称曰藩胡云。天聪中派遣招抚使于黑龙江时，太宗以为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宜携之而来以为己用，攻略时当语之曰：“尔等本是一国之人，我皇上久欲收服尔等，特未暇耳。尔不知载籍，故竟至于此”云。太祖天命中，虎尔哈部长纳哈答率百户来归，太祖设宴待之，使愿留金国者为一起；未携家口而愿归者，更为一起。其愿留者举其首长八人，各赐男妇二十口，马十匹，牛十头，饰里蟒服，并四时之衣，田庐器用诸物悉备。彼等大喜，即在欲归本部者，亦闻风而乞留。乃使之寄语于归者曰：“汗国之军士，攻伐我等，俘掠我家产，然汗以招来安集为念，收我等为羽翼，恩出望外。吾乡兄弟诸人，其即相率而来可也。”此等事实，亘太祖、太宗两朝，为收服野人之手段，可以知已。然此特出于一时之权略，非必厚遇彼等也。至后有逃入豆满江江口之熊岛者，有走于宁古塔地方者。至于朝鲜接壤之瓦尔喀部，则逃入朝鲜国境内者日众，两国重大之交涉以起，此乃放还问题之事情也。
朝鲜族妇女七彩衣
瓦尔喀等之招降俘获，如何使用，其得概见者，第一即八旗兵士之补缺是也。天聪八年，俘虎尔哈人一千三百余而归，时太宗处置此等人曰：“此等俘获之人，不必如前之均分为八分，可尽以补壮丁不足之旗。自今八旗牛录，一例俱定为三十牛录，不满三十牛录之旗分，可择年壮堪任牛录之人，量能授职，一俟后有俘获，再行补足。”由此推之，太祖、太宗之所以俘获彼等者，在补连年战伐所缺损之兵丁无疑。其间先收用同种地方之部落，寻远及于黑龙江上流。所谓同种者，不外瓦尔喀（即兀良哈）部族耳。天聪七年九月，朝鲜国王答金国汗之国书，颇为委曲，其言曰：
会宁索人之事，自谓弊邦处置已当，必蒙贵国之深许，不料复有所云：两国当无有交涉之时，东自东，西自西，我人投于西，我不致憾贵国；贵国人投于东，亦当不致于敝邦有所惊讶。况布占泰在日，我两国同为邻敌，其种人投贵国者，即贵国人也，投我者，即我国人也，认为已有，有何不可？然为尊重贵国起见，其原系江北人者，前已一一放还，其余皆已死矣；不然者，则与我国人婚嫁所生也。而贵国轻信渠辈之言，连续而责我放还于十数年后。其为贵使押解而去者，亦不少。边民虽至愚，各有知觉，衡之事理，应还与否，无不知之。谓我身为人牧，重违贵国之言，使其民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号泣怨怼，纷然离散，我诚无以解于我民；不然，兄弟之间，有何所惜？汗之明恕，必能谅之。
虎尔哈人，又作虎尔海人，为明末东海女真部落主要居民。
金国复之如下：
见王来书，谓布占泰在日，我两国均为邻敌，其种人投贵国者，即是贵国人，投我国者，即是我国人，此乃告者之误也。布占泰自蒙古来，乃蒙古之苗裔也。瓦尔喀与我俱系女真国大金之后。先是布占泰侵掠我国遗民，我两国由此构兵，贵国亦尝闻之乎？今索取之由，盖以实系我国遗民也。向所征取之地，与贵国之某某旧为亲友，曾寄托人物财畜不少，亦有被逼留者。所索取者，只此等人，岂无故而索取耶？虽然，予岂偏听小人之言乎？王宜遣一公直大臣，同抵会宁，听各人口词，辨别是非，当取者取，当已者已。若谓瓦尔喀与我非同一国，非大金之后，尔国有熟知典故者，遣一人来，予可以世系告明之。尔试观辽金元之史，自晓然矣。予索所当索，非强索也。
读两国文书，放还一事，不上溯辛未（天聪五年）以前者，以金人尝有誓约，朝鲜王廷恃为唯一之约束，避放还之困难，且以保持北部之利益也。朝鲜所主张，殊无相当之理由。在瓦尔喀人虽避金国之苦役而来，然多非辛未以前之逃人，有为朝鲜所买收者，或即为朝鲜人之杂种儿，是无可疑也。至瓦尔喀与金人同种之断定，以迫于强弱之势，不得不从金国之言。惟关于土地，尚未起交涉。以吾人所知，今豆满江上流茂山谷地从来为兀良哈占住地，万历二十六年前后，太祖掠其户口，归并于建州，朝鲜幸而得并略其地也。
礼币问题
中江、会宁两市，金国需要不充足时，汗之廷臣，即希冀朝鲜礼聘之多，岁有增加。礼聘者，原本于《江都誓文》，不过为兄弟之情谊，其多寡原不当由金国廷臣自定；惟制于强国之势，名为礼单，其实与朝贡同。在朝鲜，始行礼聘时，于表面上颇欲维持对等国之态度，对于彼所送来者曰“所惠”，曰“谨领厚意”；其由我而致者，或曰“不腆土宜，统乞照领”，或曰“聊致薄物，幸希领收”，无论如何，总不免于朝贡之态度。且其赠物亦不一：天聪元年，赠白绵绸百二十五匹，虎皮六张；二年，白绵绸二百匹，虎皮三张；三年，白绵绸四十匹。此赠物之指定，朝鲜自以为己意，而不承汗廷之意，而在汗廷则早以贡物目之。天聪元年，接初次礼单，渐不似原数。五年春，使朴兰英来，太宗却而不受，派侍臣英俄尔岱（即龙骨太）传旨，且赏以鞍马、银两、貂皮，又以人参赠朝鲜国王。兰英辞曰：“既不纳敝国贡物，何敢受贵国所遗？”英俄尔岱曰：“不纳尔礼物者，尔等违背盟言，渐减旧额故也。”兰英对曰：“尔以我国礼物为减，贵国赐物不亦减乎？”英俄尔岱怒曰：“若两国和好，交相馈送，则尔言诚然。尔无故助明以兵侵我，天不佑尔，致尔丧师，尔各官及尔兰英皆被生擒。及我举兵往征，尽取尔城池土地，尔国王弃其城郭人民，窜入海岛，我国复从宽大，返还所得之城池土地，并前阵所获各官。及尔兰英皆纵还，岂尔之力能生还耶？抑潜身逃归耶？尔等以保全性命、复还疆土之恩，纳贡于我，奈何与我为较量之语耶！”兰英惧，遂自咎失辞云。
英俄尔岱（1596～1648），清初开国名将。满洲正白旗人，他塔喇氏。以长于理财和外交著称。
八旗士兵滑冰图
金国之压迫，逐渐加重，事所必至。朝鲜尝伺敌之颜色而加减礼物，此不可掩之形迹也。朝鲜对于明朝曰事大，对于日本及金国曰交邻。事大、交邻，并行不悖，虽朝鲜人之通常语，然廷议则因时势而不得不改交邻之度。天聪五年春，朝鲜贡物忽然减额，诡言国家穷迫，实因此时金国贝勒阿敏，方在今直隶永平府败归，故对于金人，颇起轻侮之念。当时金国汗致朝鲜国书，言及此事，力为辨白，其中有曰：“两国自盟誓后，我毫无违渝，贵国辄违渝，其背盟之书，已悉前书，且往来礼物渐渐减少。我之言此，意非有所利也，以王之敬心怠故也。王之怠我者，非以南朝为强，以我为弱乎？”乙巳三年，进伐南朝，攻取战胜，势几垂成，后二王存心误国，杀已降之官民而返兵，想贵使在燕京必能知悉，彼时南朝，尚敢正视吾兵耶？询之贵使，当知其端的矣。王若助南朝以欺我，我将遣蒙古之贫穷无赖者十数万，驱之贵国，海岛以外，凡系陆地，恐非贵国所有也。翌六年春，遣使朝鲜，要求改兄弟之关系，更结君臣之约，礼遇汗国使臣与明同，且增加方物。据朝鲜记录，尚求精兵三万名，战马三千匹云。朝鲜对于改约及礼遇则却之，惟许增加方物。金国要求之岁额，两国文书，颇有异同，《清实录》所载为金百两，银千两，各色绵绸千匹，麻布千匹，豹皮百张，獭皮四百张，水牛角百副，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帙，次纸千帙，龙纹纳席一条，各色花席百条，胡椒一石，绿皮二百张，耍刀二十口，顺刀二十口，松萝茶二百包。朝鲜以黄金非土产，请以虎皮代之，其余土产亦请折半，金国不允。天聪七年，贡物遂比从来为多，然亦不能息汗廷之欲。两国交谊，逐年濒于危殆，所以然者，非但礼物问题，实以开市之无利，放还之交涉，皆互相为原因者也。当时之平安道、海上之东江镇，明尚驻有总兵，始终监视彼等之行动。故一面虽媚沈阳之汗廷，又不可不求燕京之欢心，以毫无国防之半岛，遇事不能自决，曰战曰和，皆属空论，此崇德以前朝鲜之概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