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遣使媾和
太祖殁，明宁远巡抚袁崇焕因镇守内臣刘应纪、纪用及赵率教等之报，知敌酋已死，欲乘此时机，侦察虚实，借以离间诸子，乃遣五台山喇嘛僧镏南木坐为吊使，守备傅以昭、田成等三十三人同往。太宗遣方吉纳、温塔石等随镏喇嘛归来，并以书遗崇焕，其书如左：
大满洲国皇帝致书于大明国袁巡抚：
尔停息干戈，遣喇嘛等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我亦无别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皇考征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袁巡抚，未见回答。今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可观我书而答之。凡有言词，当尚诚信，勿事文饰。
袁崇焕以此书大明国国号，与彼国国号并写，不便奏闻辞。
天聪元年春，太宗更致书于崇焕，求和好，略曰：
吾两国所以媾兵者，因昔日尔辽东广宁守臣，高视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天上之人，欺藐陵轹，难以容忍，爰告天兴师，约计大恨，共有七端，至于小恨，何可悉数？如此陵辱难忍，故尔兴师。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其和好之礼，尔当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毛青梭布千万匹相馈。既和之后，两国往来之礼，每岁我国以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尔；尔国以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梭布三十万匹报我。两国诚如约修好，则当誓诸天地，永固和睦。尔袁巡抚即以此言转奏尔皇帝，不然，是尔仍不厌兵戈也。
察此书之意，金国以累年征战之结果，欲与明和好，以遂其愿望也，媾和非太宗真意，然倘舍此尚有方法，必不提出媾和之条件；或者彼方用兵于朝鲜，乃故为此好言，以羁縻明国耳。袁崇焕对此媾和问题，亦利用之以缓一时之来侵，故亦有相当之答复，其答书如下：
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之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强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害，汗家所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漠然听之？但退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疆细人，与汗家之不良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即不列举，谅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开晰，恐难问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并忘之也。书中所开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之恩，而养四夷，宁少此物，亦宁靳此物？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亦汗所当自裁也。
明末《武备志》插图
观两书，并不发见何等交绥之要，然袁崇焕之所主张，不外坚持汉夷之差别，自占宗主国之地步，而双方之主张，颇相径庭。就以上往来国书所揭，明人欲乘金国求和之机，自进而占地步，金国对此更有答书如左：
来书云汗只知坚意事我皇上，宣扬圣德，料理边情。尔之边情，尔自理之，我之边情，我自理之，我奈何为尔料理边情乎？请两国修好之言，何出轻人之语如此，岂欲以空言制胜耶？尔即轻我，我岂因尔言而自轻耶？轻之重之，惟视天意。袁巡抚来书尊尔皇帝如天，李喇嘛（即镏喇嘛）书中以异国之君列于尔国诸臣之下，此皆尔等私心所为，非义之当然也。夫人君者，佛天之子也；人臣者，其贵贱悉听命于君者也。以后尔凡有来书，书尔皇帝比我高一字，若以尔国诸臣与我并书，我必不受。
玩索以上原文，此国书自为太宗之真意，媾和问题，只为一时之幻影。此最后之复书，在征朝鲜军凯旋以后，太宗意中，颇悟媾和之举，若出于金国之请愿，决非将来之利益。太宗提出“人君为佛天之子”一语，此深知汉人对于组织国家之心理者也。其与李喇嘛书，更为重要，录如左：
自古以来，或兴或废，何代无之？如大辽天祚无故欲杀金太祖而起兵，大金章宗无故欲杀元太祖而起兵，万历无故侵陵我国、偏护叶赫。而我两国之兵起，既克广陵，诸贝勒遂欲进山海关，我皇考曰：“昔日辽金元，入处中国之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故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自居辽东地方，满汉各自为国。”所以未入关而返者，为此也。意汉人或来议和。迟之四载，彼乃乘间修葺宁远，不肯罢兵，因以兵攻宁远。时适严寒，不克拔城，遂班师。及皇考升遐，喇嘛来吊，意谓此天欲我和好之时也，故具书讲和，遣官偕往，乃以书词不合，封还至再。今尔喇嘛书内又云有“不厌兵戈”一语，难以转奏。夫我以衷言致书于明，皇帝亦以书报我，彼此通达明析，则和好可成；若顺从彼意，不使直吐真情，欲议和好得乎？又将袁巡抚书于上，异国之君书于下，是不欲成两国之好也。袁巡抚书内云“所开诸物，往牒不载，多取违天”。昔日辽金之于宋，取予且有成例；和于蒙古，取于明，亦定规也，此皆天所赐也。来书又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当向明朝皇帝言之。尔喇嘛乃深通佛教，多明道理之人，何为明知而故欺我耶？
明人抗倭图
自明朝一方面所传金国来使之态度，稍觉抑逊，即就袁崇焕上疏考之，方金纳（即方吉纳）、温台十（即温石塔）与李喇嘛偕来，崇焕接见于学宫，彼以此为在泮献功之义，来使甚恭敬柔顺。而女真人曩时来辽东受赏之时，三步一叩头，跪呈夷禀一封，今上书呼崇焕为“老大人”，大书“大金国”云云，彼谓仍老酋之故智，因退还之。外又有一封为对西僧官丁等之礼，及寄彼之礼单，彼使官丁等收之。其送崇焕者为人参、貂皮、镂银鞍、玄狐皮、舍利狲等，约值千余金。第二次来使，改前次僭称之皇帝为汗，伪号为旧，崇焕命来使撤去之。以上所记，虽非尽虚，然谓来使有悔其主借悖之情，未可信也。抑吾人更有言者，袁崇焕之遣使，当时明人之对于女真人，尚多目为小丑，而称为叛罪者，颇不以此举为然，王之臣等所以痛论为陷于宋人之自愚自误也。
喇嘛僧镏南木座
明国所遣通好之喇嘛僧，殊宜注意。如前所言，西藏喇嘛僧之入辽东，不始于太宗朝，太祖即位数年，前已至长白山下。喇嘛实乘金国兴隆之运而得流布之便，其归依者不少。辽东旧时之寺僧，有变其从来之宗旨者。袁崇焕最初遣喇嘛为使者，不外侦察金国之虚实。明清记录称为李喇嘛系彼名之略称，据《两朝从信录》，袁崇焕奏请遣喇嘛僧赴金廷探察虚实，奏中称为镏南木座，久居五台山，有禅行。彼受万历帝御赐之敕书法衣，其人空明解脱，无不畅了。彼世受朝廷之恩，因思有以报皇上，遣田成等偕往奴寨宣谕，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云。此计为崇焕所主持，当时总督王之臣与之有嫌，痛劾此举，以为“予尝面晤喇嘛于山海关，果前知有此举，予必阻止之，和议断不可许。观彼等蒙古人所赍文书，自曰大金国，年号称天命，徒执和议者，此陷于宋人自愚自误之弊者也。”
《两朝从信录》，记载明代泰昌、天启两朝史事的著作。明代学者沈国元撰。
再败于宁远
金国既下朝鲜，结兄弟之约，毛文龙所据皮岛，在鸭绿江东，今乃知其实力之大略，于是谋大举以攻明之宁远。又金国上下，久欲雪先汗奴儿哈赤之恨。元年五月，太宗亲率两黄旗、两白旗诸军，直陷辽西诸堡，明前哨弃小凌河、大凌河二城。进攻锦州不下，太宗乃西向宁远。计当时兵数，三大贝勒之兵及御营兵三千，合之至少不下二万。大贝勒望见城中有备，不战，太宗乃顾待卫诸将曰：“昔先汗在时，攻宁远不克，我来攻锦州又不克。今若不胜此野战之兵，如我声名何？”乃进击，破城外敌骑而薄城壁。守城将军满桂，再用葡萄牙炮击破之，金兵死伤极多。明纪录云：“参将彭缵古三次用红夷炮，击碎奴营大帐房一坐，及四王子伪白龙旗，以死者甚多，遂不敢西行。后降夷言奴酋长子召力兔碑勒穿胸而死，其子浪荡宁古碑勒先射杀于阵上，又有固山四人、牛录三十余名，伯彦达子无数。”此报告虽失之夸大，然清朝记录亦谓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瓦达克、阿格等俱受创。太宗乃退，再攻锦州南面，又不能拔，士卒损伤甚多。七月，金兵还沈阳。
明代佛郎机大炮
红夷炮之威力
袁崇焕所奏宁远胜利之事，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拼命，不顾夷之凶狠骠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云。此次之捷，与对于太祖前年来攻时，施同一之手段，即借红夷炮之威力以制胜是也。我红夷炮为当时葡萄牙人所进之炮，而明以此炮之威力，大衄金国。吾人推考此事，葡人欲占通商上、宗教上之地位而进炮，于明清两国兴废，殊有绝大之关系。马耳丁《鞑靼战争记》，其言如下：
乘此战争之机，波尔及米克耳两人，由居澳门之葡人，以供给军资及铳炮射手，请愿于明皇帝，遂一旦召还所排斥之宣教师。于是因彼等之提言，共输入军资与铳炮射手，而从来秘密宣教之教师，同时与多数葡兵，为帝军应援而入国。天帝者，对于信仰基督教之皇帝，必予以福，故当葡人未到以前，帝军已从辽东驱逐鞑靼人（即金国）。先是被鞑靼人虐待之地方居民，望见帝军之至，开城门而反抗鞑靼守备队，为帝军之前导，明年遂恢复辽东之首都。当此时鞑靼王国内骚乱，不能速援，缘是中国之事，命运复活，鞑靼人遂暂时屏息矣。
马耳丁（1607～1661），今通译马丁诺·马丁尼，明末清初颇有国际影响的汉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意大利传教士，取汉名卫匡国。对促进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鞑靼战争记》等。
《鞑靼战争记》，记述清朝取代明朝的史著。
波尔、米克耳，明末清初葡萄牙传教士。利用明清交兵之机，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
此事实虽有错误，然明廷需要西洋红夷炮之情形，于此可见。天启六年二月，明命孙元化制西洋炮。翌三月，封西洋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遣官致祭。当战争时，以司礼监魏忠贤发来之炮，大著威力，毙敌甚多。
西洋炮为明国所特有，金国实无与此相当之火器也。伊大利耶稣会之教士龙华民（Nicolaus Lomgobardi）及毕方济（Francsws Somcbiaso），奉朝命前往澳门，使葡人捐纳铳炮，当在天启元年。金国自铸之炮，尚在此四岁后。实录所载天聪五年正月壬午，初造红衣大将军炮成，炮身所刻文字，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督造官总兵佟养性额附，监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工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五十余字。丁启明以下之汉人，大约系明之降人可知。是年十月，始用红衣炮击破辽西之于子章，金国喜悦之情形，于当时记录可以见之，曰：“是台连攻三日，举红衣大将军炮击破台身垛口，台内无措足之地，力不能支，至第四日遂降。其余各台闻风而降，所遗粮糗，足供我士马一日之费”云。自创造红衣炮后，是役始用之，若非红衣炮，于子章必不能克。今因克此固守之，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且士马资其粮饷以固守大凌河。克成此功者，皆因创造红衣大将军炮之故也。凡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自此始。以此推之，第一宁远战役以来，金国上下之畏惧西洋炮，可以想见已。
伊大利，今通译意大利。
龙华民（1559～1654），明末清初意大利天主教会传教士，利玛窦的继任者。但因他与利玛窦在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观点不同而引发天主教教廷与清朝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天主教被禁止传播。
毕方济（1582～1649），明末清初意大利天主教会传教士。曾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著有《灵言蠡勺》、《睡画二答》等。
火龙出水
这是明代制成的二级火箭，是娱乐烟火的一种。
袁崇焕杀毛文龙
皮岛之东江镇，蟠据于鸭绿江口，金国以有袭其背后之患，乃以容纳毛文龙归罪于朝鲜，大举而南，攻破半岛，前已言及。在明国则重视东江镇，不让于宁远，毛文龙频得重赏，自带平辽总兵印绶，据明人记录，天启帝不名文龙而呼为“毛帅”，其得意可想见已。皮岛虽介朝鲜海，而收容辽东避难民，因此为人心所归。又其实况，外间不深知，故对彼夸大之报告，不无过信，彼实以海外天子自居也。崇祯元年时，朝鲜使者访毛文龙，其记事有曰：“岛中居民近万余户，市肆之间，物货充实，仓廪储积亦丰足。秋冬之间，米八石值银一两。臣所馆之守卒，月给米一斗，又有银两，逢佳节外给青布二匹，棉花二斤，及帽靴。都督毛文龙，一日进食五六回，其三回食五六十品；有宠妾八九人，皆饰珠翠；侍女甚多，皆游手饱暖，崇侈如此。”记事又曰：“岛中现在兵越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旗帜弓矢一切器械，无不齐整。自椵岛向义州洋中五十余里，有鸡岛，驻二百余兵；西北五十余里，有獐子岛，其地筑都督四代之家庙，时往奠拜。自椵岛向宣川铁山三十余里，有加次岛，今改名增福，驻兵六百余，向东南隔一水，有身弥岛，今改名云从，此上年文龙避金兵来攻之处，驻将官五名，兵千余。此岛与獐子岛，盖可称东江镇左右两臂。”由此记事推之，彼之巧结朝廷权要，以多得兵饷为自立之计无疑也。称彼为国家之忠良，宁评彼为被假面之海寇，与横行闽海之郑芝龙相似。然统率皮岛之万余健儿，实不能不借彼卓越之能力。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忌文龙与己犄角不相下，诱致双岛（今金州西北海），数以十二罪，遂出斩之。文龙死，东江镇渐动摇。太宗征明，所以无东顾之忧者，职是故也。
太宗行军之路
天聪三年十月（崇祯二年），太宗亲率兵征明。先是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等来降，乃用为响导。太宗此次行军之路，以宁远、山海关方面不易破，新择路于大凌河上流，其行程自今奉天西越辽河，次纳里特河；会东北蒙古之兵，复次喀喇沁之青城。此地实当西喇木伦河上源，大贝勒代善及莽古尔泰二人，以为“倘有军拒我前进，则身且不能逃。若前进而侵明之边塞，不达目的，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若明人会各路兵来围，为之奈何？且我等入边，若堵绝后路，从何归国？不若退兵”。岳托、济尔哈朗贝勒乃入见，太宗赤面默坐，意不怿，怃然曰：“可令诸将，各归帐，我谋既隳，又何待为？”岳托曰“否”，乃劝进取。十一月，遂入龙井关，别军分路克大安、洪山二口，共会于遵化。太宗在遵化时，与巡抚王元雅劝降书，说明金兵来侵理由，谓“兴兵之责，咎在明国君臣，不在我。”城陷。次下蓟城，屠三河，击走宣府、大同援兵，下顺义至通州，传谕兴兵之理由于各城曰：
满洲国皇帝（原文应为大金国）谕绅衿诸民知悉：我国素以忠顺守边。叶赫与我原属一国，尔万历皇帝干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强为庇护，直在我国，强欲戕害。屡肆侵陵，大恨有七，知其终不相容，故告天兴师。天直我国，先赐我河东地。我太祖皇帝，意图宁居，遣人致书讲和，不允。既而天又赐我河西地，复遣使讲和，尔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仍加欺陵，欲去满洲国皇帝之号，用自制国宝。我亦乐于和好，遂去帝称汗，欲尔国制印给用，又不见行，故我复告天兴兵，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是尔君臣非牧民之父母，不愿和好，而乐干戈也。今我兵至矣，凡绅衿军民，有归顺者，必加抚养；违抗不顺者，必加诛戮。此非予杀之，乃尔君杀之也。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由小国而成常业，岂有一姓而恒为帝之理乎？天运循环，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有匹夫而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上天既已佑我，尔明国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矣！我以抱恨之故兴师，恐不知者以为恃强兴师，故此谕知。
此宣战之要旨，自太祖以来，屡次反复言之者也。
北京戒严，崇祯帝得报，急起孙承宗为兵部尚书，使守通州。诏诸道征勤王之师，大同总兵满桂，山西巡抚耿如杞先入援；次则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等五镇总兵皆赴援。袁崇焕亦与锦州总兵祖大寿等，共自山海关入援，帝乃令袁崇焕督诸路来援之兵以当金军。太宗进围北京，时屯于南海子，获明太监二人，使高鸿中、鲍承先等监收。二人遵太宗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太监佯卧，窃闻其言。数日纵太监归，乃以所闻高、鲍二人之言，详奏于崇祯帝。帝大疑，遂执崇焕而投之于狱。祖大寿欲救解不得，率所部东出山海关。《啸亭杂录》云：“自本朝攻抚顺后，明人望风而溃，不敢撄其锋，惟巡抚袁崇焕，固守宁远，攻之六旬，未下。高皇（太祖）怫然曰：‘何戆儿乃敢阻我兵！’因罢兵而归。故文皇（太宗）深蓄大仇，必欲甘心于袁。庄烈帝信此离间，乃立磔崇焕，而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帝之中间也。”
祖大寿（？～1648），明末将领。字复宇，辽东人。曾是辽东经略袁崇焕手下猛将之一，后两度降清。
袁崇焕墓碑
永平败绩
时金国诸将皆劝攻北京，太宗笑曰：“城中痴儿，取之如反掌耳！但疆圉尚强，非旦夕所能破。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遂止弗攻，祭金太祖世宗之陵于房山，降固安，屠良乡，复趋北京城外，斩名将满桂，转略通州、张家湾及蓟城。天聪四年，陷永平府，并拔滦州、迁安诸县，但山海关以孙承宗移驻其地，终不得志。太宗留守备于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从迁安东北冷口关出，三月还沈阳。永平旋为孙承宗所攻，守将贝勒阿敏逃归，时距太宗退师仅二月。阿敏坐败绩之罪，遂幽禁之。
孙承宗（1563～1638），明末大臣。字稚绳，号恺阳，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曾以帝师身份巡察辽东，后又自告奋勇经略辽东。
征明军之功过
第一次之征明，其用兵之艰难，实为无比。吾人推究当时情势，太宗之兵力，当于山海关攻其背后，而计不出此者，不但因孙承宗关上守备之强固，且虑诸路勤王之帅来而夹攻也。惟独置永平之守备于孤悬之地，殊为可怪，阿敏之幽禁，冤矣。然此远征间接之结果，致明国受不良之影响者，则四方勤王之师，中途一变而合于流贼是也。其致此之由，实关系于兵饷之缺乏。此种恶因，特发生于甘肃、陕西二路之间，此二路之间，实当时流寇之起源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