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藩与军费
考清初战役之最大者，不外前、后三藩。前三藩者，谓明之福王、唐王及桂王（永明王）；后三藩者，则谓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及靖南王耿精忠也。先是清廷迁都北京，东南中国之大部分尚未隶入版图。清廷仍命大学士洪承畴经略五省，以定南王孔有德镇广西，尚可喜、耿仲明镇广东，吴三桂镇四川与云南。彼等皆为明之旧臣，领所部之绿旗，更征适宜之兵，以补充满洲八旗兵力之不足。及至南方略定，洪承畴则与宗室郡王等率八旗归还北京。其时孔有德已死于桂林而无后裔，故云南吴三桂、广东尚可喜、福建耿仲明之子继茂，均使为王；继茂卒，其子精忠袭封。耿、尚二藩之所属，各有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万云；三桂之藩，则所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一万二千，丁口万数，此为三藩并建之始。
靖南王耿忠明
三藩中功最高、兵最强者，则不能不推吴藩，以彼大破流寇，平定陕西、四川、云南三省，取永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四方精兵猛士，来投归于其部下者甚众。彼以人口五丁则使出一甲兵，以满二百甲设一佐领，而积至五十佐领，则为常备之劲兵，大约不下十万。当其初入云南之时，除掌军国事外，北京朝廷使云南、贵州之督抚，假受彼之节制；即如用人，中央之吏、兵二部亦不能掣肘；至于财用，则户部不得稽查，以免迟滞贻误之虞。且彼所除授之官吏，名为西选，当时有无数西选，布满四方。顺治十七年部议有云，云南省一岁之俸饷，超过九百万两，除召还之满洲兵外，尚须裁减绿营几分；三桂不应。此外尚有福建、广东二藩之军费，统计一岁已越二千万两以上，北京朝廷始命近省补充，其后则因此而收江南一带地方之课税矣。然三桂之态度，恣肆无忌，若饷粮之支出稍迟，则动辄连三藩而入告；倘有余裕，却不受其稽查。史家谓天下财赋半消耗于三藩者，诚非虚言。顺治十年，使太宗之女和硕公主下嫁于三桂之子应熊；康熙帝即位之年，晋三桂之爵为开国和硕亲王，盖特异之荣典也。及至六年，彼始因目疾辞总管而罢除吏之权，然其要求兵饷，则依然未改。盖彼之对于北京，自信以云、贵二省为其根据地，自当染其一指，以供侈丽之生活。且彼地有明故沐英之庄园七百顷，举而为其藩庄，有永明王五华山故宫，取而充其藩府。又致使者于西藏之达赖喇嘛，设茶马互市于边地，因其地及蒙古之马，每岁入云南者不知其数，均可征收关税，课赋土司以充实其府库。且彼更能散财给士，致令北京官吏，皆为彼之耳目，朝议如何，虽微细无不知云。所谓藩镇跋扈者，至此已极矣。
撤藩谕文之宣布
自康熙初年，北京之态度，大为变迁。盖以前摄政睿亲王死，即生宗室间一种之政变；然此仅人物之易置，而王所为之大体政策，则并未改革。总之，王以占领南京后，须用汉人为强压之手段；即诸般内政，亦不可不借汉人以为收揽人心之作用。顺治帝亲政后，尚袭此种政策，力图调和满汉，使大学士金之俊撰崇祯帝之碑，并祭明之诸帝，其殉难之太监王承恩亦为之建立碑石，谕祭明之故臣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施邦燿等十一人，与以谥法。凡此皆所以行睿王之遗策也，然就此倾向，弊害之缘此而生者亦不少，其结果遂使满洲之勋戚及旗兵大抱不平之感，遂至要求施政上之方针，须加变革者。后日世祖遗诏有云：“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使尽其猷。因朕不能重任，致使有才未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引以为戒，反而委任汉官，即如部院印信，渐渐亦使汉官执掌，致令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乃朕之罪也。”又谓“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仰不能法太祖、太宗之谟烈，因循悠忽，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之旧制，日渐更张，以致国治未遂。是又为朕之一罪也。”是征之帝之末年，则可知北京朝廷之态度，早已有压迫汉人之倾向矣。虽然，此亦不得谓为一时之反动的态度。考其由来，则财政上之要求，既先以之为近因；而民族发达之要求，亦自因之以俱至。康熙十二年春，广东（粤藩）尚可喜留其子之信于镇，而自请归养辽东，盖此要求系因彼父子不和，不得已而用幕客金某之计。廷议不许，尽撤去可喜等父子之藩兵，而使其回籍。云南吴三桂、福建耿精忠闻之不安，及至此年之夏，即上书而请撤兵，实则窥探北京之态度如何。盖彼等心中，北京势不能不加慰留，北人其如我何？讵知事出意外，北京即乘其有请求撤兵之名，遂容其请，断然下撤藩之命令。
昆明吴三桂王府
吴三桂举兵
始吴三桂等奏请撤藩之时，北京廷臣多知三桂尝试之意，谓不可以许之，惟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则力请撤藩。康熙帝乃使议政王贝勒大臣议之，尚持两议未决。帝谓曰：“藩镇久握重兵，犹如人体养痈，若不及早除之，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耶，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因立下移藩之令。及令下，三桂等愕然。但彼等虽知已被帝制于机先，然对于自己之力量，尚不免自信，遂于是年冬十一月发兵，传檄远近。特彼所谓起兵之名者，以恢复明朝为辞，则不得不谓为拙劣耳！缅甸之役，捕杀永明王而绝明之枝叶，非即吴三桂其人耶？日本延宝中自福州船传来之三桂檄文，其大意如下：
延宝，日本的年号之一，在宽文之后、天和之前，即1673年至1681年期间，此时日本天皇是灵元天皇。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理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
本镇深叨大明世爵，统镇山海关。维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列后之宾天，惨矣东宫定藩之头踣！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者，伤哉国运，夫复何言！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乃斩将入关，则李贼已遁。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必亲擒贼帅，献首太庙，始足以对先帝之灵。方幸贼之巨魁，已经授首，正欲择立嗣君，继承大位，封藩割地，以谢满酋。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靡及，将欲反戈北伐，扫荡腥膻，适遇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血隐忍，未敢轻举。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迄于今日，盖三十年矣。兹者虏酋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山惨水愁，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是诚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爰卜甲寅之年，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咨。
魏源论及当年时事，谓三桂虽知中朝诸将，无足当己者，惟苦于师出之无名耳，将欲立明之后，以号召天下，则缅甸之役，何以自解；将欲先至中原，然后举事，复恐旷日过久，机谋或泄，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兵云。但在三桂，实未尝有此思想。洪承畴尝说三桂曰：“公与我，今虽同隶满洲，实一时隐忍而已。公追永明王，务宜从宽。我等不得不旷日弥久，以待天下之变。”三桂不能用此说，遂至有缅甸之役。虽疑信难判，然至于是时，始以兴明为口实，不已迟耶！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答此檄曰：“盖闻殿下以胜国为口实，果尔则亦人臣之所当然，不能忘忠于旧君者。惟果欲纳忠于胜国旧君，则殿下不宜受我清朝之爵土，不宜倒永历之干戈。既已使旧君无噍类，而自求利达，臣仆于我朝，叠承恩宠，今复回心转虑，纳忠旧君，果何心哉？”盖冷嘲其“兴明”二字，实不过一片口实也。康熙十三年（西纪一七六四），三桂既蓄发，革衣冠，旗帜皆白，贵州各地，或降或逃，守兵皆不为用。郎中某疾驰十二日告变于北京，寻湖广总督报告至，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请诛建议撤藩诸臣，以谢三桂；康熙帝不许，惟闽、粤两藩之撤兵，则一时中止。
《玄烨（康熙）戎装图》
西南六省陷落
三桂之兵威，如燎原之火。清兵虽于洞庭湖，东扼岳州，西守常德，而后援诸将在荆州、武昌两地濡滞不进，湖南要镇，先后陷落。三桂作官爵除受札书，以诱四方，响应颇多：襄阳总兵，以襄阳应；广西将军孙延龄，以桂林应；四川巡抚罗森等，以四川应；福建耿精忠，同时亦举叛旗。由是西南六大省，不数月而归三桂之手。三桂于是以四川、湖南丰富之粮米，采充军饷；以云南之铜，铸造铜币；采贵州之木材，制作楼船巨舰。自岳州亘西北，画一线以作对阵。八旗汉军，虽以荆州为中心，云集于襄阳、汉口、武昌、宜昌等处，然竟无一人敢渡扬子江以撄其锋者。三桂不于此时与畏缩之清兵一决雌雄，不得谓非失计。闻之三桂既举事，其部将中有谓宜疾行渡江，全师北进者；有谓宜直下南京，扼守运河，以绝南北粮道者，乃彼俱不用，不得谓非清廷之奇幸。三桂分军为南北二路，一自长沙窥江西，一自四川觊陕西。清廷对此种种防备，亦未稍懈。康熙帝以为长沙者，敌之根本也，长沙一破，敌势瓦解，我荆州大兵，即可乘机进取，故定计以江西别军，自侧面袭长沙，贝勒尚善，直窥岳州；又以别军自陕西攻四川；福建、广东，则遣尚可喜等图之。然是年冬王辅臣之变起，陕西全境，殆归破坏，三桂乃出兵于该省西北，且欲乘此形势，亲取荆州。江西军既已侦知，遂由间道，进攻长沙。
察哈尔叛
是年又有内蒙古察哈尔汗布尔尼之叛。布尔尼者，察哈尔亲王额哲之弟之后也，欲乘北京多难，报太宗朝林丹汗之恨，遂煽动奈曼部举事。清廷闻之，甚为狼狈，即命大学士图海，疾驱前进，伐布尔尼。图海颇有机略，而科尔沁之额驸沙津，在扎鲁特部境内，射杀布鲁特兄弟，数月之内，遂告平定。清廷乃收察哈尔部故地，置牧马厂，移其部众于宣化、大同之边外，使之游牧；分其八旗为左右二翼，总隶于理藩院。自经此次叛乱，察哈尔八旗，列于蒙古四十八旗之外，官不能世袭，事务不能自专，与蒙古各札萨克之于国为君、以民为子者，迥然各异矣。
理藩院，清代管理蒙古、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
王辅臣降
陕西之地，殆皆降于王辅臣，惟甘肃提督张勇，陕西提督陈福不从，故河西、陕西之地，不至全陷。陈福虽死于宁夏标兵之乱，而张勇乘贝勒董额自西安恢复秦州进攻平凉之际，分遣诸将，恢复兰州、延安、巩昌诸府，使三桂蜀陇联络之谋，为之挫折。康熙十九年，大学士图海，被任为征西军总司令官，督卒诸将，大破敌军，夺敌之虎山墩，断敌之粮道，瞰射城中，王辅臣遂降。又王屏藩、吴之茂等之蜀军，屡为张勇所破，退守汉中，固阳、庆阳等处，悉得夺回。于是清廷以图海留镇陕西，又因栈道运饷，殊非易事，故使张勇等诸将，暂缓侵蜀，专扼四方险要，以分敌势；而使穆占率满洲兵及平凉降兵，移征湖南。
福建广东之平定
福建耿精忠，举兵以应三桂，前既已言之。彼执闽浙总督事承谟，既侵浙江及江西之南部，间或连络江西之土寇，又诱潮州总兵刘进忠，侵略广东，而许台湾朱经以漳、泉二府，使寇闽粤沿海，各地为之震动。清廷乃使康亲王杰书，与浙江总督李之芳，共图追讨之。芳屡破耿精忠之藩属于衢州金华、绍兴诸处；康亲王亦破曾养性于金华，夺回处州，由土木岭间道追击，夺回黄岩，围曾养性于温州。会朱经与耿精忠，关于漳泉二地之割让，又起内讧，实予清兵以可乘之机会。康亲王于是撤温州之围，由仙霞岭入福建，直达廷平；同时安亲王之江西派遣军，亦夺回建阳、建宁；江宁将军额楚，复破徽州之土贼。耿精忠至是腹背受敌，不知为计，乃于十五年十月，遣使于延平康亲王阵中，迎入福州府而降焉。广东尚之信，虽一旦从吴三桂，乃既而悔之，复薙发反正。于是吴三桂遣马宝、胡国柱等攻广东之西面。斯时康亲王之军，既定福建，进逼广东；江西简亲王之军，亦夺回吉安。将军莽依图，逾大庾岭，出师广东，于韶州城下，与胡国柱对阵，于是潮、高、雷、廉诸州，相继降伏。朱经之将卒，占据惠州，为尚之信所破，胡国柱亦破。康熙十一年末，广东遂得告平定。然尚之信降服之后，仍怀两端，凡求其出兵者，皆托辞谢绝，不为救援，先后弹劾其不法者甚众。康熙十九年，北京朝廷，遣将军赖塔执之，寻赐自尽。
吴三桂戎装图
吴三桂即帝位
先是广西庆阳知府傅宏烈，说孙延龄募义军，应清军。康熙十六年，往韶州，迎清军，得广西巡抚、抚蛮灭寇将军之印。广西叛乱，渐次镇定，吴三桂迄未之顾。及尚之信反正，恐两广联络，乃使马宝、胡国柱攻尚之信于韶州，吴世琮攻孙延龄于桂林。湖南兵力既分，清将军穆占，遂袭敌兵之后，乘机自长沙前进，夺回永兴、茶陵等湖南东南十二城；安亲王亦夺回浏阳、平江。简亲王自江西进兵，亦将入敌人之根据地。吴三桂既失陕西、福建、广东三大藩，复失江西，清军又云集于湖北、江西，而两广复应清军，因是财用耗竭，兵饷不足，乃欲借帝号以自重。十七年三月，由长沙移衡州，自上帝位，改元照武，改衡州为完天府，国号大周，时年七十有六。吴三桂以是年八月病死，孙吴世璠由云南至衡州发丧，继承帝位，改元洪化，奉柩还云南。
四川湖南之恢复
清军于福建、广东、江西诸处，虽屡战屡捷，然当三桂生存之际，未能攻破湖南正面。至贝勒尚善死后，将军察尼，代统岳州攻围军，从降将林某之策，一方绝救援饷运之道，一方暗施反间，敌军总兵三人，各以舟师来降。守将吴应麒，知终难固守，乃于康熙十八年，溃围而出，退守常德，于是始复岳州。长沙敌军闻之，亦弃城而遁，安亲王前往取复。顺承郡王渡江，收复松滋、枝江、宜都、澧州等洞庭湖之东方一带区域。简亲王收复衡州，穆占收复永州。寻安亲王攻敌之名将吴国贵、马宝于枫木岭，广西巡抚傅宏烈，自后路断其粮道，大破之，杀吴国贵，收复武冈。察尼于康熙十九年春，破胡国柱等于辰龙关（辰州），降服辰州；穆占收复沅、靖、黎、平等处。由是湖南全境，悉归平定。陕西、四川方面，同时由平凉提督王进宝收复凤县、武关，逐敌将王屏藩而取汉中，追击至四川保宁城外锦屏山，大破之，王屏藩自杀，吴之茂就擒；康熙十九年，收复顺庆。陕西提督赵良栋，自略阳取阳平关，收复龙安；同十九年，始降成都。是时图海亦收复兴安；将军佛尼勒，收复永宁马湖；湖广提督徐治都，破杨来嘉于巫山，收复夔州、重庆，四川遂亦平定。
吴世璠死
由湖南侵贵州、由广西侵云南之清军，以二十年春，会师于云南东方之曲靖，二月，败敌将郭壮图于云南城东之归化寺，自归化寺至碧鸡关数十里间，筑一长围，以攻云南。吴世璠以要害足恃，殊不易下。然吴世璠曾遣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侵犯四川，以牵制清军，至是闻云南之急，咸率兵归救。陕西提督赵良栋，蹑踪追击，敌军溃破。九月自四川前进，与两路清军，会于云南城，逾三濠、夺三桥，直迫最后之防壁。于是城中食尽援绝，十月，守南门者开门作内应，吴世璠自杀，夏国相马宝等，函其首以降。自康熙十二年起，八年之间，糜烂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甘肃等十省之大乱，至是始定。康熙帝析吴三桂之骸骨，以示各省，枭吴世璠之首；召耿精忠，褫夺王爵，与其子弟，各随其轻重而斩杀之。
中国本部之统一
三藩之叛乱，虽归满清之胜利，然熟察康熙十四五年之情形，吴三桂若能善为指导，号令严明，一致进行，则鹿死谁手，正未易测。何期彼既假兴明以为名，旋复食言而自帝，反复无常，奚足以收揽天下之人心？断辫发，易胡服，以号召汉人，法似稍善；但辫发之令，本非汉人所悦，一时以断辫发、易胡服为快，争相响应者，实乌合之众耳。而康熙帝之筹画，吾人实不禁叹赏焉！帝于中原要地，悉驻重兵，以备应援，如湖北有急，则安庆出兵，使河南之兵移驻安庆，而更调他兵驻屯河南；四川有警，则西安出兵，以为声援，使太原之兵移驻西安，而别调他兵驻屯太原；又福建有警，则调江宁、江西之兵，使赴闽浙，兖州之兵移驻江宁，而别调军队驻兖州。故敌兵虽众，不能越湖南一步。复命兵部，于驿递之外，每四百清里，置笔帖式及拨什库，军事邮信，异常迅速：五千清里之甘肃西边，九日而达；荆州、西安五日，浙江四日。每日接数百之军报，一一应付，手批口谕，使之进讨。此叛乱初起之时，帝年方二十，战事告终，年仅三十耳。是时汉人之中，虽有一代名将，如张勇、赵良栋等，然指挥之功，不得不归之于帝。魏源论此次战胜之原因曰：“第一在不咎首唱撤藩之议者，第二在不从达赖喇嘛之调停，第三在不宽宥诸王贝勒之罪过，第四在能激励汉人云。三藩平定，清帝国统一之业始得告成。”
清代官帽顶戴花翎
笔帖式，清代官名。清代于各衙署设置的低级文官，掌管翻译满汉章奏文书。
拨什库，清代官名。满语，汉语意即领催。负责管理佐领内的文书、饷糈庶务。
八旗兵力顿衰
吾人当本节将终之际，不可不论及八旗兵力之强弱。自此以前，满洲兵力之卓越，无论何人，皆所深信。但彼等仅能乘明国之内乱，压服疲弊之人民与困惫之军队而已，实未尝与曾经训练之汉兵交锋。吴三桂之战略既拙，遂为精力绝伦、年少气锐之康熙帝所败，然此次战胜之效果，非专由满洲兵力，所宜特为注意者也。吾人前既言之，三桂白首兴师，一切事宜，趋重保守，虽有部将主张进取，而三桂咸不之听。至于满洲军队，徒拥大兵，驻守荆州，划长江为对峙，莫敢前进而决战；甚或闻三桂进兵之消息，胆战心惊，无端而将北京朝廷特命南怀仁（Verbies）制造之大炮，埋于荆州城之土中，而先行退却，殊非满洲之名誉。试观当日康熙帝于战役中召回顺承郡王勒尔锦于北京之诏，可为证明。诏之大意曰：“吴逆初叛，即选满汉精兵，使顺承郡王勒尔锦，统率进讨。三月至荆州，不能乘贼远来马疲、守备未固之时，渡江扼险，挫其锋锐，使贼得乘暇以据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孙延龄、杨来嘉等，相继变乱，老师数载，毫无尺寸之功。惟安坐荆州，日索督抚司道之馈送。贝勒尚善等，进攻岳州，命以舟师断贼粮饷，乃以舟楫未具、风涛不测为辞；长沙已进大兵，尚不乘机夹攻。又简亲王喇布，逗留江右；贝子洞鄂，失机陕西。若非朕运筹决策，力饬水师进取岳州，命岳乐之江西军进攻长沙，使图海之陕西军速复西凉，则国家疆域，尚堪问耶？误国病民，在他人尚不可原，况王贝勒等与国家休戚相关之人乎？议政王大臣等，其速举我太祖、太宗之军法，严行议罪云。”魏源谓此役战胜之原因在不宽宥王贝勒，处罚先行于亲贵，是固确有一面之理由；然纪纲振刷，成效虽著，而满洲兵士渐赴柔懦，事实亦不可掩。距太祖、太宗之时，未半世纪，遂致于是，其颓唐不又甚耶？三藩平定之实力，实在旗兵以外，请于下文证之。
南怀仁像
南怀仁（1623～1688），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天文历算学家。字敦伯、勋卿，比利时人。清康熙年间曾主编《时宪书》，并主持制造了六件大型天文仪器。著有《康熙永年历法》、《神威图说》、《教要序论》、《坤舆全图》等。
任用汉人诸将
然则平定三藩之主力，果何在乎？实汉人之力也。清廷当康熙初年，渐趋排汉，前已论及。惟此种政策，对于汉人大结合之三藩，决为不良，反使彼等结合，日益强固。且满洲兵力既渐柔懦，竟无一人敢讨吴藩，于是时也，不可不有其他计划。康熙帝乃发激励绿旗之文曰：“自古汉人之叛乱，俱以汉兵剿平，岂待满兵之助耶？”此种巧妙之辞，一面足以弥缝满人缺点，一面足以奋兴纯由汉人集成之绿旗将卒。一代之名将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奋勇于陕西，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等奋勇于湖广，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祚等奋勇于福建，李之芳奋勇于浙江，傅宏烈奋勇于广东，皆激励汉人之效果也。当云南陷落之际，诸将掳掠特甚，独赵良栋所部军队，无一掠夺者。观其编列藩库簿籍，上之朝廷，光明磊落，真堪叹赏。帝尝叹曰：“赵良栋，称之曰伟男子，不亦宜乎！”帝因是役经验，重用汉人，一方则借以戒饬满洲八旗，纵旗士之势力，此时尚未堕地。然雍正帝承帝之后，亦仍奉此遗策，观其对于名将岳钟琪之态度，若何眷眷，则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