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清廷承明国覆灭之后，海内紊乱，更无财政足言。由清国之记载，则是年五月，掇政王初入北京，对于城内曾经征发之官民家屋，免赋税三年，其屋内之人，曾与满洲人同居者，又免一年；凡大兵经过之地方，伤及田地者，免当年赋税之半，黄河以北各府州县，免三分之一。此固一时权宜之计，于永久财政，无甚影响。其对于财政，有莫大之关系者，即所谓明季三饷之免除是也，不可不先述明代财政之梗概。
明代田主与佃户的劳动生活
万历朝之明国财政
该时代之官民田，总计七百一万三千余顷。税则于夏秋二际分征之，其夏税米麦共四百六十万五千余石（内一百九十万三千余石运往京师，余悉留各行省），钞（纸币）五万七千九百余锭（此除官司府所用仅存空名者之外，一般人民全无信用，已于弘治、正德之际不通行），绢二十万六千余匹；其秋粮米麦共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内一千三百三十六万运往京师，余悉存留各行省），钞二万三千六百余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余顷，花园仓基千九百余，所征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余石，以银换纳粮草之额，八万五千余两，布五万匹，钞五万余贯。自各运司提举大小盐引，二百二十二万八千余匹。以上数字，比较明国初世及中世之田税，无甚出入。故明国一代财政之大体，可由是知之，其余岁入之主要者如次：
内承运库慈宁、慈庆、乾清三宫子粒银四万九千余两，金花银银一百一万二千余两，金二千两。（金花银内廷御用者。）
广惠库、河西务等七钞关，钞二千九百二十八万余贯，钱五千九百七十七万余文。
京卫屯，钞五万六千余贯。
天财库，京城九门，钞六十六万五千余贯，钱二百四十三万余文。
京通二盒，并蓟密诸镇漕粮四百万石。
京卫屯，豆二万三千余石。
大仓银库，南北直隶、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派剩麦米折银二十五万七千余两。
丝绵税、丝农桑绢折银九万余两。
绵布、苎布折银三万八千余两。
百官禄米折银二万六千余两。
马草折银六万三千余两。
两京五草场折银六万三千余两。
各马房仓麦豆草折银二十余万两。
户口盐钞折银四万六千余两。
蓟密永昌易辽东六镇民运改解银八十五万三千。
各盐运提举余盐课盐税银一百万三千余两。
黄白蜡折银六万八千余两。
霸大等马房子粒银二万三千余两。
备边并新增地亩银四万五千余两。
京卫屯牧地增银万八千余两。
崇文门商税、牙税一万九千余两，钱一万八千余贯。
张家湾商税二千余两，钱二千八百余贯。
诸钞关折银二十二万三千余两。
泰山香税二万余两。
腊罚银十七万余两。
商税鱼课富户历日民壮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粮银十四万四千余两。
北直隶、山东、河南解各边镇麦米豆草盐钞折银八十四万二千余两。
此外诸杂物之条目，涉于繁琐，不及具载；所载之岁入，但计运往中央政府及国境之军营者而已，存留于地方者不与焉。
以上所记，《明史》实按万历朝之簿册而记载者，吾人不厌烦琐，抄录于此。清初年之岁入，大率仍万历之旧，不过略加取舍而已。
普祥峪定东陵工程做法黄册
明季之三饷及其免除
以上所揭，乃明时财政之常经。然自中世以来，正德、嘉靖之间，附加税已屡次增加；即在正税，已非其旧。明国财政，是时已渐紊乱，可无疑义。据《明史》，则嘉靖中自增额北方诸府，及广西、贵州以外诸处，征附加税一百十五万，此因蒙古俺答儿入寇之故云。万历之初，名相张居正，位居宰辅，丈量天下民田，一时骤增至三百万顷。彼既欲多征额外之税，有司则改用小弓（缩少丈尺者），以求加增田之额数，或课良田以重税，以充虚额。故是时有以一田而赋税二重者，有无田而有赋者，由是财政大紊。至万历末年，因用兵辽东加赋，乃至五百二十万两之多，称之曰辽饷（每亩加九厘）。崇祯二年，以兵饷不足，除万历所加之外，再增三厘。十年，杨嗣昌又请增二百八十万，旧额之粮，每亩加六合，一石折银八钱，称之曰剿饷。剿饷本以一年为期，至十二年，嗣昌复请于剿饷之外，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先后之增税额，通计一千六百七十余万，并旧饷殆达二千二百万。此即所谓三饷者也。睿亲王谕军民之辞曰：“惟此三饷，数倍正供。”又曰：“有召买粮料者，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则准作正粮，继则不与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虽至四五两，而户部仅给五分之一而已。此实明末秕政中之最大者。”睿亲王先下蠲免之谕，既而世祖申明此意，即其他明时岁入，亦未尝不稍予豁免。如是财政方针，既已略成，惟其征收额，则除一部之外，殊鲜明征。顺治三年谕户部曰：“今时遣大学士冯铨往户部，与尚书英俄尔岱，将在京各衙门之钱粮、款项数目原额若干，现今作若何之收支销算，在外各直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即三饷），蠲免若干，现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顺治八年六月，魏象枢献言，谓国家钱粮，部臣掌出，藩臣掌入，入数不清，故出数不明。请以八年为始，命各省布政使司，于每岁会计通省钱粮，分别款项，造册呈送该督抚按查核，并缮黄册一卷，抚臣会奏总数，随本进呈御览。仍造清册，咨送在京各该衙门，使互相查考，既杜藩臣之欺隐，足核部臣之参差。由是可知，会计整理，稍稍就绪，实在顺治七八年。康熙朝大学士张玉书言其出入不相偿之状，实自此年始。征之《实录》，则记载田地、水荡、畦地之数，征银、米、豆、麦、草之额，亦由是年为始。
黄册，又称赋役黄册，明清时为征派赋役而编造的户籍册。因用黄色纸做封面，故名。
顺治朝征税之内容
兹将大学士张玉书所记，总括顺治一朝财政之终始而得其要领者，揭之如次：
从来创业之主，享有胜国之资，不烦征敛，而国用滋富。汉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此道也。惟宋当五代纷争之后，海内衰耗，稍逊汉唐，然左藏之库，积金如山，则犹有余蓄。前明之末，秕政厉民，始以军兴旁午，议加辽饷；继因民贫盗起，复加剿饷；终以各边抽练，复加练饷，催科无艺，中外萧然。迄国朝以仁义之师，入关靖寇，中原赤子，业已百战之余，折骸断骨；内库帑藏，又已尽罹贼劫，盖实遗我一空虚之国而已。世祖章皇帝，既定大业，袵席疲民，首除三饷，如拯焚溺；继定《赋役全书》，一准前万历中年旧额，税敛甚薄。独是多方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两浙，明年定闽，又明年克楚蜀，辇金输粟，道路相望。当顺治八九年间，岁入额赋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有奇，而诸路兵饷，岁需一千三百余万，加以各项经费二百万，计岁出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有奇，出浮于入，增饷至三千万，嗣又增至二千四百万。时额赋所入，除存留款项而外，仅一千九百六十万，饷额缺至四百万，而各项经费，犹不与焉。国用匮乏，盖视前代为独甚。而我先皇帝爱民如子，不忍为苟且目前之计，额赋以外，未加毫末；汰冗员，抑繁费，躬行俭约，为天下先，亲政以后，在宥十年，未尝兴一不急之工，采一玩好之物。军需虽繁，悉取给于节省之余，而发帑金以救凶荒，赐田租以甦疾困，数岁之中，诏书屡降，自古开创之主，宽仁恭俭，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赋役全书》，又名《条鞭赋役册》，为明清两朝记载各地赋役数额的册籍，也是官府公布的征收赋税税则。
“洪化通宝”钱
当时财政，可由此想象。但可疑者，迁都之初，以何方法，支办饷银，及其他经费耳？顺治元年九月，睿亲王之谕文曰：“盛京帑银，将取至百万。”同二年十月，朝鲜遵谕送白米七百八十余石，其殆倾其根本地满洲之蓄积，以充北京附近驻屯之兵饷；有所不足，则取之朝鲜乎？且观其前云未经大兵之地，豁免三分之一，则可知草创之际，虽簿册未具，然征收钱粮，未尝全废。顺治元年九月，睿亲王谕城堡营卫军民人等曰：“尔等但备办粮草，赍送军前，此外秋毫无犯。”由是可知，其兵饷由新领土征发者为多，张玉书所谓“首除三饷，如拯焚溺”者，其恩泽之实际，是否及于民间，殆未易知。顺治七年，睿亲王以建造避暑城于边外之故，增征钱粮二百五十四万两。亲王死后，停止是项工程，其附加钱粮，已征者发还，未征者停征，因恐官吏及征税吏等营私舞弊，特姑照原命征完，而后按照数目，于次年度之正额钱粮除去。至八年，据魏象枢所奏，则有司派征钱粮，皆假手吏胥里役，或被蒙蔽，或通同作弊，朝廷虽有浩荡之恩，而小民未免剥削之苦。由种种事实，以推其他，则清人虽极口称扬顺治年间不加赋额之政策，而实际上人民会否受惠，不无可疑。
军费与财政
顺治年间，百事草创，财政困难，达于极点。六年，因户部之奏，谓边疆未靖，师旅频兴，一岁所入，不敷所出，遂开监生、吏典、承差等之卖官法，并给度牒于内外僧侣、道士等，（至八年以琐屑非体，废除僧道度牒一项。）并准以金银折赎徒、杖等罪。同年，江南巡抚王国宝，以兵饷不足，请旨征附加税。其他即以冗官、冗兵之裁汰，为唯一之节省策。十八年间，此类记事，无岁无之，凡可节省经费之法，靡不研究，至地方进贡土产，亦恐糜费钱粮而停止焉。《赋役全书》既成，至十四年重订，所谓一代之良法，虽已编定，而读康熙三年之上谕，则自顺治元年至十七年，拖欠银共二千七百万两有奇，米七万石有奇，药剂十九万斤有奇，绸缎布匹等项九万有奇。终世祖之世，支出之数，常超收入，帝遗诏自罪之项目中，有“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供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集诸王大臣会议，除裁减俸禄，以赡军饷，亦无奇策”等语，则参照张玉书等过誉之言，亦可略测其实情。至世祖崩后，凡直隶各省之田赋，照明末练饷之例，以顺治十八年一年为限，加派一分，征银五百万两，以济军需。此中情形，尤堪注意。据《会典》则顺治十八年，天下之田土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五百七十六顷有奇，赋银二千一百五十七万六十六两有奇，粮六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五石有奇，每亩银约三分九厘，粮一升一合有奇。以较万历时田亩之数，已减少二百万顷有奇，其赋额虽彼以米麦算，此以银两算，若按康熙四五年之际，江浙二省白粮每石改折二两推之，则尚不得千余万石之价值，（当时民间米价每石不过七八钱，故以二两之银换算，在人民尚为苛税。）较之明代盛时，减少殊甚。康熙帝之言曰：“自入本朝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相仿佛，则其支出之原，不难明晰，未必仅如顺治遗诏所自责者而已也。
清光绪时杏黄绸绣兰桂齐芳袷衣
康熙之初政与三藩之叛乱
顺治之末，南方各省叛乱，渐就戡定。康熙初年，屡行蠲免租税；且康熙冲龄践祚，内庭费用，亦甚节省（裁十三衙门，罢诸种营造）；模仿明代之附加税，亦获停止。二年，蠲免自顺治元年至十五年间之民间滞纳税；四年，复蠲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未纳之税；九年，免减江南、南昌七州县之浮粮十四万九千余石，米折银十九万五千余两。似此举动，无岁无之，而财政整理，亦渐就绪。户部议准给事中吴国龙之奏，直隶各省送京之各项钱粮，自顺治元年总归户部，至七年复由各部寺分管催收，款目繁多，易滋奸弊。以康熙三年为始，一切杂项，俱称地丁钱粮，每年正月，除分发兵饷之外，其余悉解户部，每省各造简明赋役册，送户部查核；至各部寺衙门应用钱粮，各于年前开具数目，次年由户部支付，仍于年终核报。收解之制，由是渐定。十一年，户部议准给事中赵之符之奏，谓“顺治十六年征云南之际，平西王（吴三桂）与经略巡抚会议，因粮米不敷，以四斛为一石，征收至今。现地方已靖，此加征之两斛米麦，应从康熙十二年后免除。”如是至康熙十二年顷，经各种免除之余，征钱至二千五百万以上，米豆麦及六百余万。忽遭三藩之叛乱，西南八九省，复为戎马之区。据《东华录》，则康熙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较之十二年、十三年征银减至四百万内外，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减至三百万内外，若详算其他，则史家所谓减却天下财赋三分之一，必非夸张可知也。而捐输助饷之始末，则观于十六年宋德宜之奏，有曰“频年发帑行师，度支不继，俯允廷臣之请，开列捐输，酌便济时，实不得已。综计三岁所入，不过二百余万。其捐纳最多，莫如知县，既至五百余人。请敕户部限期停止”云，此所以不能不以节省为急务。
地丁钱粮，简称地丁，为清代前期的田赋制度，包括地丁银和地丁粮米。
三藩叛乱与财政之得失
三藩叛乱，不可专以政治上之意味解释，与财政问题，实有关系。顺治十七年，户部奏曰：“计云南省俸饷，年费九百余万，除归还满兵之外，请裁绿营五分之二。”三桂不谓然，以为“边疆未靖，何得裁兵”？彼于是倡缅甸诸役，借以自固。加之闽、粤二藩运饷，岁需二千余万，近省之转输不给，则仰给于江南，出则连章入告，赢则不复请核，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云。魏源所论者如斯，此则当日时势，虽三藩恭顺自守，亦不得不撤之，以整理财政。故三藩之叛，一时财政，虽非常困难，其实自国计度支永远规模观之，不得谓非杜绝一大尾闾也；以筹饷艰难之故，而宫廷知崇尚节俭，亦不得谓非三藩叛乱之赐也。康熙时代，内廷费用，其节省有出入意表者，姑据圣祖所言，则宫中服用，以各宫计之，尚不及明代妃嫔一宫之数，三十六年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云。康熙二十九年，帝以前明之宫殿楼亭门名，并慈宁宫、宁寿宫、乾清宫及老媪之数目，宣示外廷，谕曰：“今者天旱，四方呼饿，本欲减少宫人，及所用器物，奈未当有余，故无从再减。”爰饬大臣察阅故明宫中用度，彼等寻奏曰：“故明宫中，每年金花银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今悉充饷；每年自光禄寺送内使用者二十四万余两，今仅三万两；每年木柴二千七百八十六万余斤，今仅六七万斤，红螺炭一千二百余万斤，今仅百万余斤；各宿之床帐舆轿花毯之属二万八千余，今俱不用。故明之宫殿楼亭门名七百八十六座，今则不及十分之三。至各宫殿之基址墙垣，砖用临清，木以楠木，今则禁中修造，非不得已，仅用普通砖木而已。除慈宁宫外，乾清宫妃嫔以下，合计使令之老媪、洒抄之宫女，仅一百三十四人，可谓至少，不特为三代以下所无，实为三代以上所未有。”三十九年九月，工部奏销算杂工修理钱粮之际，帝曰：“一月以内之杂项，修理费银至三四百万两，殊觉浮多。明季宫中一日之用，万金有余；今朕交附于内务府总管应付之银，一月仅五六百两，并一切赏赐，不过千金。以前光禄寺所用之银，亦甚浮多，朕为节减大半。工部情弊尤多，嗣后凡应修理之处，宜以司官笔帖式奏请派出；每月支用钱粮，其详细分晰，详细造册具奏；若三年之内，或有塌坏，应令赔修。如是则工程坚固，而钱粮亦不至妄费。”四十五年十月，谕户部曰：“国家钱粮，理当节省，否则经费必至不敷，每年有正项之蠲免，有河工之费用，必大加节省，方有裨益。前光禄寺每年用银一百万两，今仅十万两；工部一年用银二百万两，今仅二三十万两，是较之前朝，十省其九。及于末年，更为减少，光禄寺年用四五万，工部年用十五万余。”四十九年谕大学士曰：“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有曾在御前服役者，故明季事迹，朕知之最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月之费，足为今日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用银数百万两，世祖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之砌地砖，横竖七层，一切工作，俱派民间；今则器用朴素，工役皆以现金雇用。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食不能普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至以数千万银计，俱取之于昌平等州县。今此柴仅供天坛焚燎之用而已。”据此则内府用度之节省，大略可见矣。
绿营，清朝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故名，又称绿旗兵。
清雁门关城墙
临清砖，旧时临清地区著名的皇家贡品。以质量好、强度高闻名，明清营建北京城所用的多为临清砖。
马口柴，明代宫中膳房所用之柴，长四尺左右，两端刻两口，用绳缚住，故名。
红螺炭，又称红箩炭，以易州等地山中硬木烧成，按尺寸锯截，盛在小园荆筐里，外面刷红土，故名。其特点是气暖耐烧，且不易冒烟，故为明清时宫中专用木炭。
清代《新选经济时务诗赋》
康熙朝之蠲免租税
据《会典》，则康熙二十四年，天下之田土六百七万八千四百三十顷有奇，粮四百三十三万一千一百三十一石有奇，此与《东华录》所引《实录》之数，微有差异。据《实录》，则三藩平定之后，赋银加增至二千六百余万两，米麦豆至六百三十余万，逐年增加，至康熙五十岁前后，赋银殆至三千万。据四十八年之谕，则自此以前，库贮不过二千万，至是户部之库银存贮五千余万两，“时当承平，既无用兵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此库存银两，并无别用，去年蠲免钱粮八百余万两，而存贮尚多。因思从前恐内帑不足，故将外省钱粮，尽收入户部，由今观之，未为尽善。天下财赋，只有此数，内赢则外必绌，若以部库一二千万分贮各省库中，则于地方似属有济”云。是年有旨，因欲将康熙五十年天下钱粮概行蠲免。诸臣会议，大学士张鹏翮奏，“自康熙元年起，至于今日，所免钱粮，共万万两（即一亿两）有余”云，此户部有册籍可查者。又四十四年，大学士等奏“自康熙元年以来，所免钱粮数目九千万有奇”云。由此参酌观之，必非空言可知。寻谕“自康熙五十年始三年以内，天下钱粮，通免一周，远近均沾德泽”云。如是三年中，所免地丁粮赋，新旧合计，已三千八百余万。初凡稻谷例不蠲免，因台湾有谷无银，巡抚黄秉中请并除之。
会计检查法亦渐就绪
会计检查法，亦渐次严密。康熙十七年，定各省擅动钱粮之处分，唯关于用兵刻不可缓者，则一面具题（即明记动支款项），一面动用，其有浮冒军需者，以贪官论。二十三年，因督抚侵吞库帑，特命廷臣详议条件以闻。先是户、工二部，咨取钱粮二三十万者，仅以咨文往取，并不奏闻，至四十五年，始命将咨取大小款项，月终汇奏。四十八年谕曰：“光禄寺岁用二十余万两，工部自四十五万至百万两，虽较前略省。然委官于未估计之先，领银备用，浮支肥己，弊实殊多。嗣后当十五日一次，将委官姓名，及支给银数上奏。又工竣销算，有迟至十年、十二年稽延作弊者。嗣后销算有逾一年者，即奏闻罢斥”云；“四十八年以前，光禄寺供应宫中之用度，每年银七十万两有余，渐次节省，今一年仅需七万两。理藩院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需银八十万两，今裁减浮费，一年止需八万两。户、工两部，每年用钱粮过多，今十日一次，使将用过数目奏闻，所需钱粮，已为极少”云。其清厘内外财政，详密如此，故五十年以后，五十二年，免天下明年之房地租税一年，兼除逋欠；是年，又免山西、河南、陕西之西安等府今年之田租。五十四五年，再免直隶之田租，免各省屯卫之滞征银二百三十九万，漕项银四十九万则半除之。时太仓之粟有余，诏以陈粟四百三十余万石，格外赏给官兵，五十七年，以西边军兴，免陕西、甘肃两省明年地丁一百八十余万。频年供应大兵之地，屡有蠲免之事，而中央库帑，亦未尝甚形匮乏，但各省之亏空钱粮者，犹未能免。五十九年，定亏空钱粮之条例。然六十一年之谕，有“荡平三藩之时，原任湖广布政使徐惺用，所用兵饷，至四十余年，尚未能清完”等语，由是观之，则当时之疏阔，可以推知。雍正帝即位之始，首发之财政谕文，即在严查亏空，与胥吏中饱，亦实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