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乱之数
大乱之后，必继以平和。自万历以降（西纪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至于康熙初年（西纪一六六二），五十年间，变乱殊甚，禹域人民，实已厌乱。而乱离原因，固由于外患之不绝，实则汉人对于明代政治，亦已生厌恶观念，故甚欲破坏现状也。崇祯中，江淮之民谣曰：“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与对巷赵大哥。”朱家谓明朝，李家谓闯贼李自成；赵家谓爱亲觉罗氏，其称之为赵氏者，因相传清廷国姓为赵氏故也。无何昔日民谣，竟成事实，彼等内纷之余，果举锦绣江山，送与邻敌。为“赵大哥”之清国，其得之之易，实与“投牡丹饼于已开之口”无异。彼等入关之初，即怀此意，故借口仁义之师，受此一大赠品。观于顺治之际，屡次声明，则彼等决非为战而来，实为享平和而来；决非为破坏现状而来，实为恢复秩序而来云。吾人观彼等既入北京，首为崇祯帝举哀，示以伦理纲常之可重，并约以回复万历初年税率，以除苛政之根本，则不得不谓彼等实深知国家治乱之关键，与能善乘时机也。此必非尽出于睿亲王。范文程等之遗策，彼年少有为之顺治帝，亦能善体此中奥义，实尤可叹赏也。特帝不幸夭折，未能发挥其才能德器，遂将其事业传于其嗣子玄晔（圣祖）。
康熙帝像
幼时之机略
顺治六岁即位，康熙八岁即位，其事虽属偶然，亦不得谓非朝廷之危机；且顺治遭睿亲王死后之政变，而康熙亦有诛戮权臣鳖拜之事。鳖拜于世祖之朝，屡建战功，历封公爵，方帝即位之初，内与大臣苏克萨哈，同为辅弼大臣，并加太师之号。彼恃帝年幼冲，专恣自肆，毫无忌惮，帝早知其横暴，屡欲乘隙杀之。康熙八年，帝年十六，托辞练习布库之戏，招集内庭多数少年，并于其中密选强有力者，以备万一。而鳖拜尚未之知，一日如例入内，正谒康熙，忽为布库小儿所擒。鳖拜虽奸，然事出意外，莫可如何，十余小儿，竟将鳖拜送致外庭。元恶既诛，内外震慑。
布库，满语，意为摔跤。
鳌拜像
好学之天资
帝以诛戮权臣，发挥非凡之才能，而其教育，专讲宋学，尤宜注意。康熙师傅，诸人之中，当推河南汤斌为主，而举行经筵、日讲，以磨励帝之德器者，当归功魏裔介。此固非始于圣祖之时，然得举日讲之实，则实由于帝之卓越之精力，与好学之天资。日讲之始，隔日一开，帝以人主临御天下，未有不以讲明学理为先务者，故隔日进讲。尚未满足，遂令学士日日进讲，帝尝因修葺宫殿之故，移居于大内之瀛台，谕曰：“予当赴瀛台暂居数日，进讲不可略有间断，讲官其日来瀛台，如常进讲”云。三藩之乱，北京内外，无殊战场，帝曰：“当此多事之时，乘间进讲，不误军事。凡精神工夫，若不间断，裨益身心，良非浅鲜云”。翰林院答曰：“机务繁重，请隔日进讲。”帝不听，曰：“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不可以日限计。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惓惓向学之意”云。由帝言征之，则帝于丁年，四书五经既已熟读，既而喜阅《资治通鉴》，“《通鉴》详于前代得失，甚有益于治道”云。帝十七八岁之际，以读书过勤，致患咯血，而读书之事，犹不肯废。盖帝之好学，非以学问为涂饰耳目之具，实以学问为主权者所必需也。至日讲时刻，帝初以未明出御，听各部奏事，既毕，始临经筵；中年以后，则先进讲而后奏事，讲官侵晓，即宜入内。
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开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宋制，每年春季二月至五月、秋季八月至冬至，逢单日举行经筵，由经筵官轮流入侍讲读，称为春讲、秋讲。经筵设御案、讲官案，上列进讲之书等。元、明、清三代均沿用其制。清代经筵官由大臣兼衔。
日讲，清康熙年间，在历代经筵的基础上开设日讲。初为隔日讲，后改为每日进讲，由日讲官轮讲，皇帝听前或听后复讲，以“融会义理”。
康熙帝读书像
内圣外王之学
帝对于讲学之观念，实欲将古人所称天子之意义，加以学问，躬行实践。帝以天子之位，为最高之名誉，居此位者，不可不有最高之德器，兢兢业业，不敢稍懈。彼对于群僚，则曰：“寻章摘句，词藻华丽，非帝王之本。”对于讲官，则曰：“尔等以经书进讲之时，莫非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每讲之时，必详询敬听。“学问无穷，决非空言，惟当躬行实践，庶于所学，方有裨益。尔等其无隐讳真义，以助予好学进修之意”云。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泊舟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废读。侍讲学士高士奇，请少节养，帝告之曰：“予五岁即知读书，自八岁践祚，辄以《大学》、《中庸》之训诂，咨询左右，必求得大意，而后予心始觉愉快。日日读书，必字字成诵，从不肯自欺。及《四子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即欲使古昔治化，实现于今。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圣人立教垂世之精心，予皆反复探索，必使中心理会，无纤毫扦格。深味古今义理，足以愉悦我心，予之不觉疲劳，以此故也，岂有他哉？”此种言论，有如出自醇儒语录，乃竟出自奴酋爱亲觉罗氏之儿孙，能不令人生意外之感耶！帝于历代帝王之长短，知之既悉，对于明末诸帝，每鄙其不德，尝曰：“予自冲龄，遇事好问。明时太监，予皆及见。明末之君，目不识丁，遇进讲之日，垂幔听之。事无大小，一任太监，生杀之权，归于此辈，亦何足怪？万历、天启之时，亦何尝不举经筵，特存其虚名而已，果何裨实用乎？”
《四子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的经典。此四书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言行录，故合称“四子书”。
朱熹像
提倡宋学
帝之学问，以实心求实理，得于宋学者实多。此非帝之创想，盖当有明末叶，北方学者，咸排斥陆王学之空疏故也。吾人于汤斌学术，其影响于帝者，果有几何，固未能确言；特彼之宋学，曾博帝之笃信，决无可疑。帝欲以一日之学，应用一日，一月之学，应用一月，故深望学问与实际不相背驰。帝解释天时、人事之关涉，亦必征验于实理。康熙二十八年，南巡，临江宁观象台，顾学士李光第曰：“郭守敬仪器之不行于今，在不知恒星与天体共动而已。古昔史志之历法，多不可信。如荧惑退舍之说，天象垂成之理，固有之，若果退舍，则后来推算，以何积算云？”“朱子学说，凡天文、地理、乐律、历数，俱非泛然空论，皆能确见其所以。予尝细为寻绎，虽欲求毫厘之差，亦不可得”云。彼于康熙五十一年，尊崇朱子之功，配祀圣庙，可证吾人想象之非误。当时有一朝鲜学者，谓：“帝之尊崇朱子，非真心信服，实一种权术而已。彼盖察天下之人心，窥当时之趋向，于是呼号天下，谓朱子之道，即帝室之家学。其实彼何尝识朱子之学问，要不过利用朱子学说，以钳天下之口，以避夷狄之称而已。试观彼虽一面尊崇中土仪文，而一面仍不改满洲旧俗，果何为耶？”以上评论，固未可尽非，盖事实上实有此种倾向也。于是抱反对清朝之思想者，并朱子之学术而诋斥之；而阿附之徒，则皆润饰考亭，以求仕官矣。
陆王学，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因其思想体系核心是“心”，又称陆王心学。
考亭，指朱熹。考亭位于福建建阳，南唐黄子棱在此筑亭以望其父（考）墓，因名望考亭，简称考亭。南宋朱熹晚年居此，建沧洲精舍，宋理宗赐名考亭书院。
西洋科学之尊信
热心于穷理格物之康熙帝，仅仅中国固有之学术，未能满足。而当时举居留北京之耶稣教士，研究科学，实以梅文鼎之家学为基础。文鼎于明末，与王锡兰同以精于中西天文并算术、音律称，有著述二十九种，七十四卷，他年帝所撰述之《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三角形论》等，咸以此为基本。帝既就学于文鼎之孙瑴成，康熙二十八年，复引耶稣教士徐日升（Pereira）、张诚（Gerbillon）、白进（Bouet）、安多（Antoius）等于内廷，使日日轮班，进讲西学。彼等皆能深识满洲语言，故教授测量法、算学、天文、人体解剖、物理等学，不觉困难。其中张诚，则帝或旅行，必命随从，或每日，或隔日，必命进讲。帝之尊信西学，不以一己之耳目为满足，且欲应用于政治焉。帝尝命南怀仁（Verbiest）创设伟大之观象台于北京，因此设备既成，得颁康熙永年历法。对于占验风雷之事实，尝曰：“予尝立一小旗，占验风向，并命直隶各省，报告起风下雨之时刻。由是知北京起西北风之时，山东起东南风。又考验雷声，不出百清里以外，不如炮声之远达于二三百清里，前于芦沟桥试验，当时天津皆尝闻之，此甚验也。”由此察之，亦可略识帝之性行趣味矣。
徐日升（1645～1708），清代来华的基督教会传教士。字寅公，葡萄牙人。著有《南先生行述》、《律吕正义》等。
张诚（1654～1707），清代来华的基督教会传教士。字实斋，法国人。著有《满文字典》、《几何原理》、《几何学》、《哲学原理》、《张诚日记》等。
安多（1644～1709），清代来华的基督教会传教士。比利时人。著有《数学纲要》等。
梅文鼎塑像
为公仆之康熙帝
帝既努力以修养，复励精以图治。尝于晚年述其自信，一生血诚，尽情披沥，兹录其大略如次：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敬天法祖为首者。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以天下之心为心，以四海之利为利，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当兵临北京之际，诸大臣会奏，咸曰“当取”，太宗曰：“方今取之甚易，但念及中国之主，则不忍取”云。后流贼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贼，入承大统。由是观之，则彼乱臣贼子，非为真主驱除乎？
今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后世史论，辄以为酒色奢侈所致。此皆不过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决摘瑕疵，而后快意。予其为前代帝王剖白，盖天下事繁，不胜劳惫所致。诸葛亮尝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为人臣者，仅一诸葛亮而已。若如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哉！为臣下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人君者，一身勤劳，了无休息。舜虽曰无为而治，然身没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所以如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也，岂可谓为清净自持，崇尚无为乎？《易·遁卦六九》，未尝言及入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足以退藏；彼鞠躬尽瘁，正此之谓也。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予心殊不谓然。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予每遇一事，必加详慎。今日留一事不理，明日即多一二事；若明日再图安闲，后日必愈壅积。故予之莅政，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讹字，必加改正，而后发出。盖遇事不忽，天性然也，岂必从不亲细务之言哉？予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之弓，发十三握之箭，虽用兵临戎之事，皆优为之，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于运筹之一心。户部之帑金，非用兵赈饥，未敢妄费，盖谓此皆小民脂膏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
予之苦衷血诚，一如上述。予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盖尔等皆有退休之时，朕独何时，始得休息乎？予年五十七，方生白发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予笑而却之。盖伊古以来，白须皇帝，曾有几人？予若须鬓皓然，岂非万世美谈哉！顾初年与余共事者，至今已无一人矣。
康熙帝仿米芾字轴
试详玩以上之言，恐虽民主政治之首领，亦不敢以如此自信之谈，公然宣示于人也。帝之治世，亘六十余年之久，失政虽所不免，然通观大体，则实能将其自信，日夜淬励者也。若以帝之理想言之，则君主实一公仆，既有无限之责务，尤须不断之努力，其勤劳程度，诚千百倍于常人。《明夷待访录》所载，原君之意义，得如帝其人者，庶几近之。礼亲王尝语吾人曰：“仁皇（康熙）临御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未尝更改。虽酷暑燕处，从未免冠。”约而言之，帝实深明入关本义，而采取最良方法，以为中国保护者、平和保护者也。如是朝乾夕惕，不敢懈怠，欲使中国人所理想之君主，实现于一躬焉。帝以雄大之气宇，与秀拔之智能，生平志愿，大半告成，此实清朝光辉之事业，亦近世中国之最大事业也。
《明夷待访录》，旨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阐发民主思想政论和史论专著。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著。该书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原君》，《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国君的职能，审视国君对国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