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认西藏及达赖
西藏与青海蒙古
西藏至第五代达赖，得渐固其政治上之地步者，以利用青海厄鲁特部固始汗为始。初西藏分四部，东曰喀木、曰青海，西曰卫、曰藏，固始汗乃合并东二部，以青海为回族游牧地，而喀木则征收其租税。西历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固始汗乘藏卫内讧，进兵占领西二部。汗本诚心信喇嘛教者，献其地于达赖，然西藏主权尚为固始汗所有，达赖遇事，不免稍有牵制。当时达赖之行政官（第巴）桑结者，与藏地之藏巴汗不相能，谓拉藏毁黄教，乃乞固始汗翦灭之，以班禅喇嘛居其地，分治两藏之地。一六五四年，固始汗病没，第巴逞其威权，事多由彼专决，达赖俨然为国王，实始于此时。青海派来之监督官，至是殆同木偶。据某种记载，则该监督官于康熙之初已去其地云。
达赖至北京
崇德四五年中，太宗在盛京送书于西藏达赖，七年达赖命喇嘛一人及青海酋长至清廷，此为清藏交通之始。使者至翌八年辞去。彼等之目的，初不专为传教而来可知也。顺治九年，达赖闻清朝占领北京以代明朝，欲亲访清廷，因于是年冬到北京。世祖乃建西黄寺于北京以为客馆，授以“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赖喇嘛”之尊号，又赐以金册印章。当时达赖对于清廷，多所顾虑，因以此地水土不宜，从人又病欲辞归为言。达赖亲来访北京，彼见清廷无甚实力，胸中颇觉失望。征之于吴三桂乱时，康熙帝命青海蒙古由西藏东南之松潘入四川，达赖问诸臣僚，出而阻止，并代三桂提出和议，或与世璠约攻守同盟等事，均可推知也。康熙二十一年（西纪一六八二），达赖示寂。
罗布林卡
第巴秘不发丧
西藏教王政府，前此哲布耸丹巴，允许以化身与蒙古，欲以喀尔喀一带为自己势力范围，至呼图克图入库伦，渐次不甘西藏颐指，于伯勒齐尔会盟时，设呼图克图之坐位，与教王政府使臣对等，前节已述之矣。因此会盟，与准噶尔部以口实，遂致喀尔喀生一大扰乱。此事不徒为噶尔丹之口实，或即教王政府所授意。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亲驱逐噶尔丹于克鲁伦河上，噶尔丹之兵大败，彼慰其部下曰：“此行全非本意，乃因达赖使者告我以南征大吉故也。”康熙帝闻之，乃致书于教王政府之第巴，大意如下曰：“朕询之蕃人，皆云达赖脱缁已久，尔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生存当时，塞外无事，已六十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兵为乐，道法何在？达赖与班禅互相主持，达赖果厌世，当告之护法诸王，以班禅为宗喀巴教之主。若不用命，朕当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兵，见尔于城下！”翌年，第巴大惧，密奏达赖示寂。
达赖推选权之混乱
第巴今已发表第五世达赖示寂，不得不指定转生之化身，乃择卫地一少年为达赖候补者，恐拉藏汗反对，思毒死之，然反为拉藏汗所袭。杀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孙也。同时藏中又出一候补者，即博克达山之伊西嘉穆错，是为第六世达赖。青海、蒙古又不服，别立一里塘之噶尔藏嘉穆错为真达赖，要求北京批准。康熙帝以遽行批准，不免酿成纷争，乃使青海蒙古之候补者，居于西宁之塔山，暂待时机。塔山者，昔时宗喀巴瘗胞衣于此地，自古称为黄教之祖寺。青海周围数百里，有十三峰环绕之，海中有二岛，人迹不至，习佛法僧之禅定者，于冬季结冰时，携一岁之粮入之，往往有异僧出于其中。所谓青海佛法，与西藏不相亚者，却非偶然也。
准噶尔部侵西藏
准噶尔部之策妄那布坦，见噶尔丹之死，思恢复其祖业，已如前述（参照第三十五章）。噶尔丹每利用西藏，策妄又思收西藏于自己势力之下，于是以拉藏之女，赘其子丹衷于伊犁，不使之归。康熙帝夙知策妄之意，使拉藏汗讲防患之策，汗老耄不以为意。卫地之布达拉西北三十里，有腾格里海，其西接后藏之界，周围百里，北岸绵延大山，伊犁之准部入藏，必由此路，中有铁索桥之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又舍此别无旁径，奈拉藏汗不为守备。康熙五十五年十月，策妄果使大策零敦多布领精兵八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之大雪山，昼伏夜行，以次年七月始达藏界。彼声称丹衷夫妇归藏，由腾格里海突进，破藏兵，遂围布达拉，执拉藏汗杀之，搜各寺庙之宝器，送于伊犁，且囚禁新达赖。
允禔像
达赖册立权移于清廷
准部入寇西藏，为清廷之一绝好机会，得报，直命西安将军进兵。喀喇河之战，几全军覆没。翌年，再以皇子永禔为大将军，屯于青海木鲁河；将军傅尔丹、富宁安出巴里坤，牵掣其北方；将军噶尔弼出四川，将军延信出青海，由两路捣西藏。康熙五十九年春，战于青海西部，准部大败，遂弃西藏而北窜。清军遂将前此安置塔山之达赖候补者，护送至藏，西藏亦有欢迎青海蒙古所拥立之呼毕尔罕之心，遂众口一词，述推戴之意。康熙帝下诏赐以册印，承认为第六世达赖，由是册立达赖，实握其全权，自我言之，大为成功，自彼言之，丧失主权，以蒙古兵二千留于西藏，以为守备焉。
（二）青海蒙古之略定
青海蒙古与准噶尔部
清初青海蒙古酋长固始汗，领有唐古特四大部，初不敢侵犯清朝版图。顺治十三年汗死后，其裔分二支，在藏地者称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称鄂齐图汗及阿拉善王。寻鄂齐图汗为噶尔丹所破，阿拉善王虽受清廷保护，然康熙帝赐以贺兰山为游牧地，故青海一时无汗。康熙帝素有取青海之意与否，不得而知；但其地域居新疆及中国本部之间，当准噶尔之众称霸西北时，不能不收青海为屏藩，此亦必然之势也。所以帝之出塞时，接见青海八台吉，即问谁为固始汗后裔，而封达什巴图为亲王，其余亦共封以贝子、贝勒等爵。康熙五十九年，彼等皆因平定西藏之功，所谓八家者复兴，而并不应准部之煽惑。然及达什巴图之子罗卜藏丹津出，青海又动摇矣。
塔尔寺
丹津所意想之霸业
罗卜藏丹津统治青海，回想先人霸业，辄欲以青海及西藏属于自己治下，而建造一大王国。雍正元年夏，诱诸部各称故号，革王公等清朝所赐之爵，自号达赖浑台吉。彼意欲如乃祖鄂齐尔汗之据西藏以遥制青海，部下之亲王察罕丹青、郡王额尔德尼等不从，遂向甘肃河洲关外奔。雍正帝得报，即派驻西宁之官，说以利害，为丹津所拘。酋长等举兵相随，并有大喇嘛察罕诺们之响应，骚乱益大。此大喇嘛系从西藏分住青海塔尔寺者，为黄教之宗师，信仰甚厚。丹津设法诱彼，彼从其意，于是远近风靡，游牧之番人喇嘛等，同时响应，其数逾二十万，南犯西宁。
罗卜藏丹津（生卒不详），清代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首领。曾胁迫青海蒙古各部贵族于察罕托罗海会盟，发动武装割据叛乱，后被清政府镇压。
年岳二将立功青海
雍正帝乃以川陕总督年羹尧为大将军，驻于西宁，别以四川提督岳钟琪参画军务。年羹尧先出兵于甘肃永昌及布隆吉河（Polaukir）一线，防其南下；一面扼四川关外巴塘里塘及黄胜关，塞其入藏之路；又请别队出吐鲁蕃及噶斯泊（Casnor），截其通准部之路。各路进兵，为包围青海之计划，丹津始惧，归还所拘官吏以请罪，帝不许。雍正二年春，岳钟琪出发西宁，欲先杀其党羽，频焚毁其庐舍，当时斩馘越六千级。惟丹津据乌兰呼尔之柴达木，无如之何。年即欲长驱冲其根据地，岳钟琪曰：“否。青海地方寥阔，番众尚不下十万。我军深入，贼若散而诱我，四面受敌，此危道也。不若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马一万匹，兼程以捣不备。”雍正帝许可其说，专以岳钟琪视军。
布隆吉河，我国西北部的一条大河，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流之一疏勒河的西支流。
年羹尧像
岳钟琪追击丹津
雍正三年二月，岳钟琪从西宁进兵，中途殪敌数百，又夜破哈达河之守兵。追奔一昼夜，士卒饥渴，塞外严冻，岳祷于天，忽涌甘泉，一军欢奋，遂追歼敌兵二千人。敌于此地无哨探，岳军衔枚夜行百六十余里，黎明抵敌帐，丹津部下尚未起，马皆未衔勒，仓皇大溃。丹津著番妇衣，骑白驼而遁，岳穷追日三百里，数日至桑骆海，红柳蔽天，极目无际，乃退师。桑骆海（Tcharinor）即在今西藏、青海交界处，河源之西七百余里，木鲁河之北，王树土司之西，斥卤不毛。盖清兵恐敌窜入西藏，沿河源西南而进，贼已由嘉峪关之西方噶尔逊河，横过戈壁，北入准噶尔矣。是役也，岳钟琪斩余党八万，降数万，奏凯而旋。于是分青海为二十九区，其喀尔喀、土尔扈特、辉特等部，各自独立，不属青海；西宁附近之降番，别设土司统之，不隶蒙古，以分厄鲁特之势。其朝贡三年一回，互市场设于西宁之日月山（Nara Sara Tahahan）。设青海办事大臣于西宁，而朝廷又鉴于诺们剌嘛之弊，使各寺缴出明国师印，每寺之喇嘛，其数限三百人以下，禁止贮藏兵器与设立城堡。于是准噶尔乃不窥青海，中国本部与西藏之交通，又得以复活。
分设阿拉善蒙古
黄河外贺兰山之北，有蒙古之一部落，俗称阿拉善蒙古。先是青海固始汗之孙，有十四子，其四子居青海，和罗理等十子居此地，是为二部分地之始。康熙中，和罗理避噶尔丹，因居大草滩，庐帐万余，清吏驱之不去，后因西藏达赖之请，与以甘州东北之龙头山，雍正中全与青海分离。阿拉善之最大富源，为吉兰盐地，与河套之花马盐地并称。花盐不如吉盐之洁，故甘肃人民多仰给于阿拉善。
（三）与准噶尔汗之战事
准部之得复强
噶尔丹死后，其孙策妄那布坦，欲回复祖业，频经营伊犁各地，收集四方散亡，不经年而又成大部落。当夫康熙三十六年，大军殄灭噶尔丹时，伊犁数千里之间，空而无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国方当勃兴之势，若急进大兵，收其部落，杀其羽翼，戍以偏师，其版籍可郡县也。圣祖以其旷莽辽隔，费于转输，又以策妄献噶尔丹尸之故，遂划阿尔泰山以西伊犁一带为其游牧地，西域之大部落，于是复出现。即此以观，清国兵力不能越阿尔泰山可知矣。策妄既领有准部，于是东北出额尔齐斯河上流，占今科布多全土，离间土尔扈特部，没收阿玉奇汗之子及其万余户，从来交聘于清朝之阿玉奇汗，携其全部，投于俄国，于是内讧起。总之，康熙末年，并土尔扈特，控制和硕特大部于青海，再成准噶尔大王国。清朝见其致此强大，实出意外。康熙五十八年，命巴里坤出重兵，六十一年，进守乌鲁木齐。
《平定准噶尔图卷》
此图描绘了清军进军伊犁，平定达瓦齐叛乱的情景。
清兵大举北代
雍正五年，策妄死，子噶尔丹策零嗣立，骁勇好兵，尽如乃父，屡侵略四方不已。于是清廷议大举以覆准噶尔之根据，大学士朱轼以为时机未到，惟尚书张廷玉怂恿最力，于是荐将军傅尔丹——彼乃国初著名费英东之裔，干躯颀然，须髯秀美，有名将之风，立为元帅，率满洲及绿营等五万人出发，蒙古诸藩臣皆从行。时都统达福力谏不听，帝曰：“策妄殂落，噶尔丹新立，彼地有分崩之势，又何不可？”达福曰：“策妄虽死，老臣固在。彼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先人之德，扦御尽力。主少则谏易，臣强则制专。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也。况天正溽暑，未便行军乎？”张廷玉从旁赞帝之意曰：“六月兴师，载之于《诗经·小雅》之篇，诸君岂不知乎？”帝曰：“达福患暑疾，盍不灌卤汁？”达福闻之，词色俱厉，帝曰：“然则以汝副傅尔丹，汝尚敢辞乎？”达语塞，遂出。帝亲行祷祭，以大壮傅尔丹之行色。然当北京出发时，大雨如注，旗纛尽湿，狼狈出都门，识者以为不祥云。
筑科布多城
雍正九年四月，大将军傅尔丹之大兵集于科布多。彼之意，欲越阿尔泰山，一举而夺准噶尔之巢窟。依波兹多乃夫之言，则科布多为拔出海面四千尺至四千二百六十尺之高原。至于科布多创建时日，则史策所记，甚为简略，其言曰：“康熙帝败噶尔丹，还喀尔喀所领地，进军于阿尔泰，驻兵于科布多”云。虽然，依科布多昂邦所言，科布多最初决无城砦，康熙帝破噶尔丹之军后，虽驻屯于喀尔喀与准噶尔境，而兵营尚远在科布多以南，当时此地不过耕作地耳。爱尔得宜理所编《蒙古志》，曰：“雍正八年（西纪一七三○）庚戌，大军镇抚四方，巡阅科布多附近，建筑此城。命驻屯戍兵，即于本年筑城址，需用之附属材料与铁，均由喀尔喀输送而来。”此一说尚为可信云。六月，获谍报，知准噶尔之前哨，现于去科布多三日程之阿尔泰山东干之博克托岭。一说以此报乃准部之诡谋；又某可信之记录，有曰：“策零先以一将伪降，云其国内人心离叛，与哈萨交战经年，马驼羸弱，士气疲乏，袭之可灭其部落。”傅尔丹有勇无智，轻信其言，于是前进。
科布多，清代西北边疆政区名、城名。又称和卜多。东接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部，西通塔尔巴哈台（治今塔城）、伊犁，南通迪化、巴里坤，北邻唐努乌梁海，西北与俄罗斯接壤。雍正九年（1731）在布彦图河畔筑科布多城，乾隆二十四年（1759）扩建，二十六年于此设参赞大臣，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节制。
清兵败于和通泊
傅尔丹之军，出科布多，西进数百里，不见贼垒。谍曰：“敌在博克托岭。”乃派先锋。未至数里，闻胡笳声远作，忽毡裘四合，乘高突击，遂将清兵四千，围困于和通泊。傅尔丹以后队往援，敌已灭其先锋，即突入其本营，傅尔丹于是急麾索伦蒙古兵御之。定制，科尔沁蒙古树红旗、土默特蒙古树白旗以为志，转战之间，科尔沁王偃旗先遁，土默特公沙津达赖奋身入贼垒，白旗耀然。索伦兵遥见蒙古败，误呼曰：“白旗兵陷于贼阵！”诸军途大溃，终夜甲仗之声不绝。傅尔丹率满兵四千戒曰：“慎无堕家声！”扦卫辎重，且战且走。迨渡哈尔河，时副将军皆战死。八月朔，得还于科布多者不过二千人。此时岳钟琪一队，攻乌鲁木齐，以分敌势，然准噶尔之兵，早已退去，故无所得云。
车战之得失
和通泊之败，不无归罪于车骑营之制者。此制创始于雍正中，岳钟琪与准噶尔战争之时。据传闻，则岳钟琪仿明邱浚旧制，稍加损益，凡车宽二尺、长五尺，用一人推车，四人护之，五辆车为伍，二十五辆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军时载粮饷被服，夜则团聚为营；战时两队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在后随之，其余五队护司令官以防敌袭，其阵形大要如下图：
按右之车营形式，与专防御敌人强袭之一种游动堡垒相类。车战可以行于平原，不能行于峡谷，钟琪实用此营制于天山南路之平野，屡得奏捷，固其宜也。但当注意者，车战制无论何如，皆以消极目的为主，如古之春秋时之车战，不以冲溃敌队为目的者是也。唐宋以后，中国人与塞外人交战之际，每利用车战，其方法与古代车战制不同，观于岳钟琪之阵图，配置强有力之骑兵团，接近前队，可以证之矣。
准部三次入喀尔喀
清兵惩于和通泊之败，移其科布多之大营于南二百里察罕泊之地。九月，准部乘胜东犯喀尔喀，以察罕泊及科布多有清兵之故，乃取道阿尔泰山以南，一由小额尔齐斯河，一由大额尔齐斯河，以精骑六千突入。额驸策凌颇能战守，使之空还，诏进策凌为和硕亲王。又鉴于此战争，将准部入寇之要路，堆河、翁金河及拜达理克河三处，筑以城垣，与察罕泊大营接近。十年七月，噶尔丹策零再亲率大兵入额尔齐斯河，潜行至杭爱山，掠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所居地之额尔德尼招附近。时哲布尊丹巴已徙其帐幕于内蒙古之多伦泊，以是空无所得。八月，彼等探知额驸策凌之军远出，袭其帐于塔密尔河，尽掠其子女畜牲。亲王策凌，途中闻之，计无所出，见理藩院侍郎绰尔铎，谋奔诉于北京朝廷。侍郎曰：“余素以豪杰待王，今乃知王为匹夫。夫蒙古诸藩，以王为最，朝廷方倚之办贼。今妻虽被掳，卒尚存，王若统率诸部，举全力断敌归路，一战成功，然后妻孥可全，疆域可复，朝廷必旌王之功，赉酬其劳，收功岂不大哉！今若不顾大计，单骑归朝，诸将帅不知王之心，按以军律，严行处罚，吾恐漠北诸部，非复王有矣。”策凌闻之，感激叹曰：“君言良是也！男儿一腔热血，当为诺颜而倾。”因之返旆赴敌。诺颜，蒙古语君也。
察罕泊，在喀尔喀西部，科布多城南，清代为接济吐鲁番的战略仓储地。
翁金河，一作瓮金河，在外蒙古土谢图汗左翼后旗南的一条大河。
光显寺之战
额驸策凌部下，有脱克浑者，能昼夜行百余里，健足不衰，每登高峰，辄以两手张其衣，如皂雕之鼓翼而立，故敌虽远望，不觉其为侦探者，于是得一一报告敌情。策凌遂以彼为向导，督蒙兵三万绕间道出山背，黎明直奔噶尔丹策零之本营，如暴风雨从天而下。敌于梦中惊起，人不及弓，马不及甲，追击至喀喇森齐泊，战两日之久，准噶尔大败，向鄂尔昆河源之南退走。杭爱山，即古燕然山也。其地右阻山，左逼水，道狭不容大兵，光显寺（额尔德尼招）之大庙宇，横亘道上。准噶尔失其归路，蒙兵乘暮薄险，呼声大震，准部三万余众，半坠水中，半被杀戮，蒙兵死伤者极少。惟西路之援师不至，策零突围出，绕山而遁，委弃辎重于山谷，填塞道路。策凌虽急移檄拜达里克之清将，命绝其退路，然守将怯懦，不敢出战。
三音诺颜部成立
光显寺之大捷，皆由额驸策凌之力，于是进为超勇亲王，授大扎萨克——扎萨克虽为“酋长”之义，此乃作为特种之旗长之义。喀尔喀破准部后，乘势拓地，大展于西北。而土谢图汗十七旗，亦繁盛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与策凌，创建三音诺颜部牧地，自鄂尔昆河西北，至乌里雅苏河，以翁金河为王庭，为中西东三部之屏障，从此喀尔喀有四部矣。案策凌初尚康熙公主，后公主夭死，归住塔米尔河谷地，于乾隆十五年死，奉诏配享太庙；蒙古人血食于清朝宗庙者。以彼为始云，准噶尔与清兵冲突，尔后屡见于巴里坤附近，张广泗代岳钟琪，废车战之制，奏捷不少。雍正十二年，政府派尚书傅鼐于准噶尔王庭，再以阿尔泰山为界，互相议定游牧地。乾隆五年，又许其通商，准其进藏，并举行谒见达赖喇嘛之礼，但限以人马之数云。由是康熙末至雍正用兵之事作一结束，清史家计其战费逾银七千余万两，耗去雍正朝贮藏之一半。
（四）平定准噶尔
准部内乱
准噶尔汗自噶尔丹以后，三代皆枭雄，善用其众。乾隆十年（西纪一七四五），噶尔丹策零死，所部遂乱。初策零有三子一女，长名喇嘛达尔扎，次名那木扎尔，又次名莫克什，女名乌兰巴雅尔。其中扎尔之母，出于贵族。蒙古人最重嫡庶之别，国人即立扎尔使之坐床——“坐床”云者，即位之意也。那木扎尔既嗣汗位，童昏无行，恣害大臣，幽杀兄弟，达尔扎自危，乃杀扎尔而自立。此时乌兰巴雅尔，与其夫共有拥戴功，憾其委任疏远，叛去，达又擒杀之。时有大策零之孙达瓦齐，与辉特部之台吉阿睦尔撒纳，别居于雅尔地方，各有阿拉巴图数千户——“阿拉马图”者，奴仆之谓也。达出兵欲捕杀此二人，达瓦齐计无所出，日夜涕泣，阿睦尔撒纳曰：“我等与其束手待擒，何若自投死地。”因率精兵千余，由间道入伊犁，乘其不备，夤夜入幕。达尔扎方围炉拥妾饮酒，阿睦尔撒纳立斩之，抚其部落，迎立达瓦齐。
阿睦尔撒纳奔清廷
阿睦尔撒纳者，拉藏汗之孙也。先是大策零立国，欲以卫藏为右臂，与之和亲，冀免后顾忧，于是以女嫁拉藏汗王子，以同盟说藏王颇罗鼐，藏王不许，策零怒，进兵西藏，为导者所误，陷于大泽，穷蹙而归，遂杀其赘婿，其妻有遗腹，适阿睦尔撒纳之父。传闻阿睦尔撒纳生时满身鲜血，人皆谓彼子为复仇而来云。达瓦齐虽由彼而立，然未几又生暌离，放言不诛阿某，祸终不止。阿睦尔撒纳知不敌，乾隆十九年，遂来奔清廷。
清末避暑山庄
热河谒见
乾隆帝之窥准噶尔殆非一日，至是得阿睦尔撒纳来归之报，帝诏议出兵可否，人皆惩于和通泊之败，以为不可，惟大学士傅恒，力赞帝意。帝急往热河，以王公大臣陪阿睦尔撒纳，开欢迎宴，行接见礼。帝从容抚慰，赐以乘马，互较骑射，并以蒙语询其变乱始末，宴终而退，阿悚然怀惧。傅恒愤其礼遇太优，曰：“予胆裂，而不知己之生死矣！”此时又封阿为亲王，及其二台吉为郡王。
达瓦齐被执
乾隆二十年二月两路出兵，班弟为北路将军，阿睦尔撒纳副之；永常为西路将军，萨赖尔副之，每路兵二万五千，马七万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乌里雅苏台，各携二个月粮饷，会于伊犁东北三百里之博罗搭拉河地方。两副将军，皆准部之渠帅，建纛先进，各部落望风而靡，其同族大台吉及旧回部之酋长等，先后迎降，史家谓之“师行千里，无一抗颜”者，以五月朔，长驱集合于目的地。达瓦齐素荒于酒，毫无防备，仓卒派亲信者出而征兵，自率万人，据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水为营。五月五日，清兵渡伊犁河急追。时有阿玉锡者，准部旧将也，率二十余骑，乘夜大呼斫营，达部下瓦解，于是达投奔于回疆乌什城之回酋。然此时回酋已受清将之命，达遂受缚，并获前由青海逃来之罗卜藏丹津，致于军前。此战之终结，进阿陆睦撒纳为双亲王；然此非其本意也，故于乾隆二十一年遂举叛旗。
阿睦尔撒纳之叛
乾隆帝征服伊犁，设厄鲁特四部，以分其势力，犹编喀尔喀为七旗也，然此事为阿睦尔撒纳所不喜。帝知之，以科尔沁亲王附于彼以为内侦，亲王故意党于阿，阿亦以亲王为腹心。平伊黎后，阿遇事不奉将军之命，生杀自专，副将军印置之不用，旧准噶尔汗国原有小红钤记，彼捺用之于簿书；又通谍邻国哈萨克及俄罗斯等，自言彼非降于北京朝廷，但率满蒙之兵以平定准噶尔耳。将军班弟不能制之，朝廷亦以伊犁初定后忽卒撤大兵，不可谓非失策，帝得鄂容安之密奏，命捕诛之。时班弟部下兵仅五百，其余皆新附之准部人，遂不能行事。于是再召阿还热河，伴以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阿不得已于八月中至乌隆古河。一夕，阿设幕招额，酒已数行，阿起曰：“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其境，如驱牛羊入市。大丈夫当自立，安肯延颈受戮耶！”遂命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旌旗耀日，拥阿出营而去。濒行，徐解其副将军印掷与额曰：“汝持此还大皇帝可也。”遂据鞍驰去。额林沁多尔济瞠目视之，无如之何。
伊犁平定
阿睦尔撒纳既出亡，一时清廷莫知所措。但阿于博罗多拉河建立汗庭，再复准噶尔王国，然旧部皆不堪其颐使。西历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命将军成衮札布从北路，将军兆惠从西路，各率大兵进发。适逢准噶尔诸部内讧极甚，且痘疫流行，死亡相望，兆惠之兵，长驱而至，诸部悉溃，阿睦尔撒纳奔投哈萨克。兆惠与其副将军张两翼，分数路入伊犁，搜讨准噶尔，斩杀殆尽。兆惠一军，追击阿睦尔撒纳，从伊犁出吉里吉斯旷野，哈萨克抗之，被清兵击破，进逼其牙帐。阿睦尔撒纳徒步奔俄境，为其官吏所获，送于本国；清将顺德讷往索阿，俄官诿为不知。时北京朝廷恐以为一逋逃人致与俄称兵，汉大臣无不主张即行退兵，乾隆帝曰：“书生之迂语，岂足听耶！”因命理藩院通谍于俄索阿。时阿已死于痘症，俄人送还其尸于恰克图，伊犁始平。据史家言，将军兆惠等杀戮准人，凡山陬水涯、渔狝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虽一部数十百户，无敢抗者，先呼其壮丁出，次第斩杀，寂然无声，骈首就戮。又此时准人病死者十之二，逃亡于俄及吉里斯斯者十之三，为清兵所杀者十之五，数千里之内，无一准人。案准噶尔盛时，有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赛，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统计户数二十余万，人口六十余万。鄂拓克者，汗之部属；昂吉者，台吉之户下；而集赛为喇嘛之集围，其人数有六千余人。
兆惠（1708～1764），清代将领。字和甫，满洲正黄旗人，吴雅氏。历官兵部郎中、内阁学士、盛京刑部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屡立战功，为捍卫西北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建立了功勋。
吉里吉斯，在今巴尔喀什湖东南。
（五）驻藏大臣及活佛掣签
驻藏大臣之始
康熙五十九年，设驻防于西藏，贝子康济鼐管理前藏，台吉颇罗鼐管理后藏，前已言之。雍正三年冬，藏中噶布伦（土官名）等三人，忌康济鼐之权，聚兵杀之，北投准噶尔。清廷得报，出兵未至其地，而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之兵，已生擒噶布伦。诏进颇罗鼐为贝子公，统全藏事务，赐以犒士银若干，同时留正副大臣各一人，随带四川、陕西之兵二千，此为驻藏大臣之始。是年，准噶尔之策妄死，子策零嗣立，入藏行煎茶礼，又声言送还所捕拉藏汗之二子。清廷仍严兵备，乃收前藏东南之巴塘、里塘编入四川，设宣抚土司治之；其中甸、维西二厅，隶属云南；移达赖于西里塘之惠远寺，以避准兵。八年，又移于泰宁。然雍正十二年中，策零与清廷议和成立，清政府送达赖归藏，减驻防四分之三。此时达赖虽与章嘉胡图克图相通，要求返还巴塘、里塘，清廷不允，惟于达赖诞生地，建设宏丽寺院，赋税归达赖而已。乾隆十五年，有朱尔墨特之乱，形势又为一变。
布达拉宫
增加西藏驻防
朱尔墨特者，颇罗鼐之子，以乾隆十二年袭封郡王，思驻藏大臣之不便于己，先奏请罢驻防，阴通准噶尔，使为外援，时驻藏大臣傅清及左都御史拉布敦二人，早知其情，欲先发制之，左右无一兵，乃以计诱彼至寺中，登楼时手刃之，二人亦随被害。达赖喇嘛捕朱尔墨特之余党，报告北京，于是下命：凡从来汗王贝子之称号等，一概废绝；设四名噶布伦，分管政事；又增加一千五百驻防兵。乾隆五十六年，用兵廓尔喀，驻屯土番兵三千，汉蒙兵一千，由此始大增加其威力。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立于对等之位置，凡噶布伦及土官之任免，均须大臣与达赖会同办理；凡商上喇嘛之出入，春秋二季之巡阅国境，亦须经大臣与达赖会同行之。商上喇嘛者，随从达赖、班禅之一种会计官也。从前大臣乃一监督官，今乃实握政权矣。乾隆二年，查理藩院档册，达赖所辖寺院三千零五十余所，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余人，百姓十二万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院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其喇嘛称胡图克图者，不可胜数。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书影
呼图克图之化身掣签
达赖喇嘛之化身，第一代、第二代出于后藏，第三代出于前藏，第四代出于蒙古，第五代出于前藏，第六代出于里塘，皆非限于一族一地而出者；班禅及大呼图克图亦然。至乾隆末年，各大喇嘛均以兄弟叔侄之关系而为之，且多为蒙古王贝勒之子弟所占。甚至于哲布耸丹巴示寂时，适土谢图汗夫人有孕，蒙古人指其胎为哲布尊丹巴化身，及产生时，乃非男子，而一女子也，一时传为笑柄。乾隆五十七年，清廷乘廓尔喀用兵之余威，设金奔巴瓶一个于中藏大招寺，命令以掣签之法，选呼毕尔罕之候补者。其寺为著名唐吐番会盟碑建设之所，至关于金瓶掣签之布置，则有将军福康安之报告如左曰：
金奔巴瓶，即金瓶。藏语称瓶为奔巴。是清政府为进行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两大活佛化身转世的掣签认定专门制作的。1792年，乾隆帝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将活佛转世制度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明确规定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并命制作两个金瓶，一个供于拉萨大昭寺，另一供于北京雍和宫。此法一直沿用至今。
大招寺，今通称大昭寺，著名藏传佛教寺院，位于西藏拉萨。
查达赖、班禅，从黄教之宗喀巴流传至今，凡达赖、班禅圆寂，俱有呼毕尔罕出世，以衍其教；从来吹忠（即师巫）之作法，亦能公平信实以指认此呼毕尔罕，故僧俗亦皆深信而弗疑。历辈以来，各蒙古部族及大小番族，俱以吹忠之作法为归，其习惯已有牢不可破之势。虽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亦不能免。即藏内之呼图克图中，仲巴乃前辈班禅之兄也，哲卜尊丹巴乃达赖之姪也，而丹津班珠尔之子，即系三巴呼图克图之化身也。族属姻娅，递相传袭，恰与世职无异；各呼毕尔罕同出于一家亲族，使人不能不疑。此次设金本巴瓶，将吹忠四人所指定之呼毕尔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贮于瓶内，令于公众之前指定之。是实足以杜将来之恶弊，而满足众人之心者也。
大招寺
关于此种办法，从来专占威福之达赖之族戚，皆表示反对之意，然际此驻藏大臣权力满张时，遂以北京命令使服从此方法矣。别据福康安之所言，谓豫先使吹忠四名演其生平降神之法，一旦达赖示寂时，则吹忠即将呼毕尔罕之姓名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藏于金瓶内，喇嘛诵经七日后，招集各呼图克图于佛前，驻藏大臣临席而后掣签；然若四人指定之呼毕勒罕同为一人时，则以空签一枝放于瓶内，若掣出空签，则以为无佛佑，更别为掣签云。其签文则书以满、汉、藏三种字，盖使众人易于明了也。至北京雍和宫所设之金瓶，系决定各扎萨克蒙古所依归之呼图克图之呼毕尔罕者，由理藩院大臣与在京之章嘉喇嘛，会同掣签行之，但其金瓶只二个云。虽然清朝控制西藏，统御沙漠南北之蒙古，其术皆以操纵喇嘛为主，此为最有意味之事，俗称之曰“活佛掣签”者是也。
（六）平定回部
回部宗党分派
天山南路诸城，皆奉回教，因名其地曰回部，土著之民虽不尽同，大概为土耳其之一种。西历千四百年时发生内乱，著名之特甫尔克铁木耳汗国分而为二，一据喀什噶尔，一据阿克苏，互相争杀；其余土民，乘隙侵略，无所不至。明末时，有枭雄苏丹晒特者，起而平定天山南北路，四境渐归平静。虽然，未几又起宗党分派之争。史家所记回人分为白帽回、黑帽回两派，因其人民分白山、黑山两派之故。宗党中有称和卓木者，为谟罕默德后裔，译意有君主之义。西历一六四五年，白山派有于果查地方称阿巴克者，以道德著闻，四方归仰者甚多。喀什噶尔领主依斯迈尔，本信奉黑山派，颇反对，遂驱逐之。于是阿巴克大怒，走喀什米尔，又赴西藏，亲近其教王达赖，借以求伊犁、准噶尔之应援以报怨。准噶尔之枭雄噶尔丹，以阿巴克之请援为好机会，西历一六七八年，遂加兵于喀什噶尔，直收其地，立阿巴克为首领，取偿金，定贡赋云。
特甫尔克铁木耳汗国，指察合台汗国。原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封地，主要辖区在天山南北。14世纪后半期分裂为东、西两汗国。
大小和卓木
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败死后，有尝被监禁于西藏之回酋阿布都实特者，至是潜逃而归叶尔羌。其子玛罕木特，企图自立，及噶尔丹策零立，复被执，并将其二子与数千回民，俱移于伊犁。长子名博罗尼都（或称布那敦），次子名霍集占，所谓大小和卓木者是也。乾隆二十年夏，平定伊犁，先释大和卓木，归叶尔羌；而小和卓木，尚留伊犁，管理回民事务。后小和卓木附和阿睦尔撒纳之叛乱，与台吉宰桑（官名）战，及再戡定伊犁时，彼乃逃归于兄大和卓木所居之叶尔羌地方。此时清廷尚无用兵回部之意，仍先以将军兆惠招抚其兄弟二人。大和卓木曰：“请就招抚。”小和卓木曰：“否。我等若听清廷之处分，则必分兄弟中一人，留于北京以为质。我祖我父，世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无强邻逼处，不以此时自立，长为人奴，非计也！中国新定准部，其地方反侧，尚未大定，不能遽行出兵；即使来战，我守险拒之，粮饷不继，战必可挫也。”在坐之诸伯、克阿浑（官名）等，大以此说为然，遂拥附其兄弟，竖独立之旗。回户数十万皆靡然从风，惟库车、拜城、阿克苏三城之阿奇木伯克（官名）鄂对等不应，走伊犁以依兆惠，而清廷前此所遣之招抚使，至是被害于库车城。
霍集占（？～1759），即小和卓木，清代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后举兵叛乱，兵败被杀。
清代武士像
围困库车城
靖逆将军雅尔哈善从土鲁番攻库车城，时在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和卓木兄弟闻之，率铳手万余，越阿克苏之戈壁而来援。清将爱隆阿等迎击于途，歼其先锋，又擒杀回兵于城外鄂根河者甚多，夺其大纛，截其归路。于是和卓木兄弟，乃收残兵千余，入库车城。雅尔哈善曰：“是其自投罗网也。”鄂对曰：“否。贼必不长居围城之中，势必逃遁。其道有二，一由城西涉渭干河，一由北山口向阿克苏戈壁。请分两路设伏以待。”雅尔哈善不信。后果不出鄂对所料，和卓木兄弟及伯克阿布都等，以四百骑遁，皆走阿克苏，而阿克苏之伯克霍吉斯闭门不纳，再赴乌什，乌什亦不纳，于是小和卓木夺取叶尔羌，大和卓木夺取喀什噶尔。
黑水之战
驻伊犁将军兆惠，以是年八月南征。先以鄂对招抚和阗，亲率步骑四千，急趋回部根据地。十月六日，至叶尔羌城东，欲先夺取其垒，回兵固守不出。叶尔羌城周围十余里，四面有十三门，兆惠兵少不能攻城，乃相机而动，先于城东葱岭南河对岸草地扎营焉。由葱岭发源，南流者有两河，南北分注，其北河经喀什噶尔之外，其南河经叶尔羌之外，土人称北河曰赤水，南河曰黑水，此所谓黑水营者也。兆惠已分遣兵八百扼喀什噶尔援兵之来路，又侦知敌在牧场之城内英奇盘山下，欲渡黑水取之。十三日，留兵守黑水营，而自率千余骑由东而南，甫渡四百骑，桥忽断，城中回兵见之，出五千骑来截，清兵奋勇直驰其阵；彼又以步兵万余，再由城中出援，张两翼以围困清兵。时黑水营之兵，隔河不得往救，又其地一带泥泞，难以自由驰骋。此战自朝至暮被回兵杀伤甚多，人马多陷于淖中，因而死伤者亦不少，将军之马中枪弹毙，再毙再易，明瑞、高天喜等皆同战没，其战争之惨烈可见矣。回兵即乘胜筑长围以困黑水营，或决上游之水以灌，或夜袭营。清兵甚勇敢，围困三月，曾不少衰。乾隆帝闻黑水营被围，因发索伦、察哈尔之兵以出援。
清代铁盔
回部诸城皆陷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清之援军，遂解兆惠之围，归阿克苏。翌年夏，欲克复和阗诸城，以步骑三万由两路进兵；兆惠由乌什赴喀什噶尔，富德由和阗向叶尔羌。和卓木兄弟此时弃两城越葱岭西遁，清先锋追博罗尼都，及于阿楚尔山，斩获甚众，遂穷追至巴达克山界之伊四浑河，后巴达克山地酋长杀和卓木兄弟，赠尸于清朝云。准噶尔及喀什噶尔之地，至此尽入版图，称为新疆，建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四镇，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大小相统属，各管其方面诸城。其中伊犁为新疆全部重镇，创建惠远、惠宁二城，置将军一人，参赞大臣一人，领队大臣五人，统率满洲、蒙古绿营索伦、喜伯厄鲁特、回部诸营，惟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二部，别为管辖。然清朝以宽大政策对回教，此事大可注意。盖以为兵力所得之地，未必心服，土地人民之配置，毫不改革。各城或各部设阿奇木伯克为长官，使之属于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其位不得越三品，又设伊什罕伯克为阿奇木伯克之副官。城分数区，称区长为密刺布伯克，皆由土人中选任之。至土人之宗教风俗，似无何等关系，而辫发之制，除由四品以上官吏许可者外，余皆禁止，可谓特例。征收租税甚少，当时仍依准噶尔时旧制，收原价二十分之一。
（七）缅甸之服屈
木疏部长瓮籍牙之雄图
当明末清初时，平西王吴三桂穷追明永历帝于缅甸之阿瓦，缅酋莽达刺捕之，献于军前。自此之后，缅甸负其献捕之功，不入朝贡。乾隆十六年时，有阿瓦北境木疏（Mozobo）之部长，名瓮籍牙（Alonpura）者，适南方白古之酋长等，袭杀莽达剌，瓮籍牙乃驱除之，回复国都，自建新缅甸国。瓮一作雍，据彼致清廷之书观之，其先世为雍田，汉和帝永元九年授印绶，尔来经千七百年云。瓮籍牙并白古，更移兵降阿撒母。至子孟驳嗣立时，围攻暹罗国都犹地亚，陷之。
缅甸古王宫
缅酋寇云南西边
瓮籍牙克复阿瓦，尽臣服其旧部时，唯桂家、木邦二土司抗不服命，遂与新缅构兵，二土司败，前后走孟坑。桂家乃故明桂王之裔，世世据波龙之银厂，以富甲诸邦称。其酋有宫里雁者，既被破，窜于云南边境，永昌知府诱而杀之。新缅王于是益无忌惮，寻逼云南西南之耿马土司，且以兵进边外，欲索木邦之逸酋。盖以诸土司之内属者，向例每年于缅甸输入一定之私币，自木疏继起，诸土司不行此例故也。当此绝好之机会，清吏不解其消息，反助彼翦杀桂家等二土司，不可谓为非失计矣。新缅酋今乃更勒索内属诸土司，扬言将嗾孟养土司渡滚龙江，而入寇云。
边吏弄兵
缅甸虽扬言入寇，实无与清朝为难之意。乾隆三十一年，大学士杨应琚为云南总督，听巡抚常钧之言，自驻永昌，属吏之喜功者，无不争说取缅甸之易。有腾越州之知州陈廷献者，使人招土司，土司不听，则使其所属之土目虚献孟密，又使木邦故土司子弟之在孟坑者虚献木邦，遂以外收二土司、地千里、户十万入告，实则孟密、木邦仍在缅甸，非二姓之所能献也。翌三十二年，副将赵宏榜以兵数百，攻袭蛮暮之新街。蛮暮之地，扼金沙江水口，为缅甸与中国通商之地，据缅甸国都阿瓦之上游。缅甸直驱逐清兵，尾追至云南西南境陇川之虎踞关，然缅人不取攻势，惟以兵出没于永昌、腾越之各边境。而杨应琚以征缅甸得不偿失，遂请抛弃诸新附土司之地上奏，乾隆帝震怒，杨被逮。史家评此时之政策，以缅酋孟驳实无内犯之心，诸边臣徒张皇而启兵端，本可罢战，而其情不能上闻，于是授将军明瑞满兵三千与云南、四川兵二万余，大举以征缅甸。
缅甸古迹
将军明瑞战死
征缅军以云南为起点，分为两路，明瑞由木邦、孟良攻其东路，参赞额尔登额由孟密、老官屯攻其北路，约会齐于国都阿瓦。明瑞之行程，于锡箔江、天生桥等处与敌会战，皆得胜利。至象孔时迷失道，彼以为北路军约由孟密而入，其地近孟笼，必有敌粮屯积，乃议向孟笼，果获粮饷。虽然，时既深入缅甸二千余里，而北路之师杳无消息，乃复议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而归。缅甸侦知之，以为国都不必顾虑，悉众追战。清兵且战且退，每日先以一军拒敌，即以一军退于数里外列陈以待，军至则迎战。明瑞等更番殿战，步步为营，每日行不满三十里，由象孔至小猛育二千余里之地，约须六十余日，其困惫可想见矣。向北路之额尔登额，亦同遭困难，中途阻于老官屯者月余，帝命其急进，然未达小猛育，而明瑞等诸将已战死。
缅甸古迹
缅人请降
明瑞之死，兵气沮丧，缅人不知，恐清兵之再讨，遂放还俘虏八名，使摆夷持贝叶书求和。北京朝廷以其求款不遣本处头目，未免不诚，拒绝之。三十三年十一月，适得陷于贼者某守备之密书，以缅甸方与暹罗仇杀，可约而夹攻；又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暹罗为缅甸所残破，国土为土酋割据，由是用暹罗之议遂寝。政府更以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名将阿桂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再行南伐。
缅甸服属
傅恒等之远征，以乾隆三十五年夏七月，出发云南，不得不先与暑热瘴气战，大概失利。十月，各路之师皆胜。虽然，彼等有副将军阿里衮之病，议不即捣国都阿瓦，惟取老官屯之敌垒，缅甸死守，遂不能下。乾隆帝派大军以张国威，实则空使将土冒瘴疠耳，可谓失算者矣。缅甸酋长预知清军退却，自陈请入贡，清兵不得已，遂班师。乾隆四十二年，暹罗之遗臣郑昭（phuya Nak）起而谋恢复故国，缅甸不能支。郑昭者，乃今暹罗国王之祖也。同五十一年，册封昭子郑华（Phuya Chakri）为国王，缅甸闻之益惧。同五十三年，缅酋孟云（Polo Apara）款关入贡；五十五年，求册封国王，朝贡十年一次。
（八）安南黎氏之册封与阮朝之创立
明朝之册封与安南
安南虽自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征服后，入中国版图，然国人久习自治，不喜大国之干涉，上下皆切望地方豪族之自立。时交趾之清华州中，有豪族名黎利者，众望所归，起而图全国自立，未及数年，悉驱逐明军，交趾复俨然成一大国。国中有二都，一为交趾之首都，一为清华州之清华，称交都为东京，清华为西京，又号西都。黎氏历代与中国不睦，虽其使节往返者不少，册封之典亦屡屡行之，然不过表面而已。明朝之衰，有宰臣郑氏者，对于宗主国之态度，益加冷淡，及永明王自云南请援时，彼仅以兵出国境为声援而已。康熙五年略定云南，黎王缴纳明桂王之敕印，清朝更册封黎王维祸为安南国王。凡六传至维褍，而阮氏之乱起。
阮氏起于广南
黎主维揣幼冲，权臣郑氏专事威福，大为人民上下所怨恶。广南州有大豪族阮氏，本有名之族，且能爱士，富甲国中，诸豪族地方之民，戴之俨如君臣。阮氏本为前黎家左右辅政之一，及郑独专国政，怏快自失，遂去而归其乡，在广南顺化府称王，号广南王。于是安南分为南北二朝，一居东京，领旧交趾全部；一领广南以南之地，治月城，后改称顺化府（Hùê）两家之争，连年不解。阮氏至第十一代阮福映（嘉隆王），始与中国交聘。
越南顺化古迹
西山党举兵
西历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顷，东京西山中有大富豪阮文岳（Nguyen Van-Nhac）者，与其弟文惠、文虑举兵，自称西山党，逼顺化府，于是安南史上之最大事件出现。阮朝之兵频败，阮惠王先毙于贼手，其侄阮福政立，亦陷于贼中，其弟福映遂即位于乱离之中，称为嘉隆王，实一七七九年秋也。王之七年即一七八五年，西山党势益张，阮文岳自称为帝，统治中交趾，以文惠统治上交趾，使当东京之黎氏；末弟文虑统治下交趾。由是嘉隆王不能容于国中，数年以来，寄寓暹罗，日夜频谋恢复，将校不赴援，兵卒不用命，居城西贡，屡次克复，又被夺取，至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乃逃避于富国岛（一名西贡岛）。
嘉隆王（1762～1820），越南阮朝（1802～1819）的创建者。名阮福映，清朝封其为越南国王。
佛兰西教士悲柔与嘉隆王
西历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有Pigneux de Retaine百多禄悲柔者，由印度之法国领地，到安南、交趾、中国，从事布教，盖耶稣会教士也，为嘉隆王所亲信，常不离左右，时勉励王必以恢复为志。嘉隆王对悲柔曰：“今贼未平，而四顾无援军。卿为我使泰西兰、英、葡三国，乞发兵助我。”悲柔劝其请兵于己国法兰西，且问质物，曰：“列国交以子为质，吾子景睿甫六岁，今以属卿，卿其善护之。”乃以一书托悲柔献于法王路易十六世。其书曰：
上国乃富强大国，下国地势褊小，又相悬隔，但深信陛下必能谅我诚悃，辄从百多禄神父之请，专望上国之一助。兹谨委百多禄送王子赍国宝赴上国求援。下国知陛下仁慈，必能俯听王子之请，尝不数日，即可发援军与王子同来也。盼望之至。
悲柔乃与王子于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到法国谒见法王，请为援助，以复嘉隆之位。悲柔曾送书于巴黎外国传教会中，序述王子景睿出发时之情况如下曰：
兹有望诸君之助者一事，无他，即余受嘉隆王之托，以教育王子是也。事之成否，虽不可预知，以余所愿，由耶稣教教育王子，易其在尘世所失之冠冕，希冀得益加贵重、益加永远之冠冕，以偿之也。能助余尽此责任者，唯诸君耳。王子年仅六龄，既能诵祈祷文，又富于智力，对于宗教，亦甚表热心，又其父母、祖母、乳母等及其他五百余之从者，一旦临别之时，在他人未有不涕泣者，而王子初无悲哀之状，一惟恋恋于余，是有夙因，非所能解也。耶稣教徒，以为天帝之殊恩，以为我宗教隆盛之好兆，而知识浅薄之教外之徒，反以余为幻术钩惑王子云云。
与嘉隆王缔结条约
悲柔为使至法国时，游说当路，其大要所传如左曰：
于印度政治上之权力，偏重于英国，今欲得其平衡，颇为不易。虽然，若可以得确实效果者，不如于交趾支那之地，设永久之组织。试考察交趾、中国之物产，及海港之情形，可知于此地设永远之组织，无论平时、战时，必可得最大利益也。
交趾支那，交趾是我国古代对越南的称呼。交趾支那位于越南南部、柬埔寨之东南方。交趾中国并不是一般国度，而是先后由多个政权统治。在法国殖民地时代，该地的法语名称是Cochinchine，首府是西贡。随着越南国的成立，交趾支那在1949年消失。
第一我等在亚细亚欲与英人争，当以倾覆其商业，或削弱其商业，为最适当之手段。我等当以较低廉、较便利之方法以与英人争，庶大杀其中国通商之利益。
第二若交战之时，先派军舰巡逻海口。倘更欲有效，则以军舰巡游于广东珠江支流之虎门左近，可以随时拦断船舶之出入。
第三在交趾支那修理船舶，或制造新舰，均可设法而得价廉之效果。
第四我舰队所要之粮食，及其他殖民地所需品，皆可于此得之。
第五于紧急时，在交趾支那，可以募集人员补充兵士及水手。
第六英人虽向东洋张其羽翼，此计画可为我所排除。
悲柔之说词，大略如此。西历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安南国嘉隆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全权陆军少将门磨林与安南全权阿特兰教正悲柔，缔结攻守同盟条约。依此条约，法王路易约预备远征军助嘉隆王复位；又嘉隆王之报酬，则于国内平靖时，供给制一等战舰十四艘之材料；又法人得设领事，于领事驻在地制造军舰，且允法国伐国内之森林；又为达此目的，法国再派海军兵士一队，永驻交趾支那；又割荼鳞湾及荼鳞半岛及其他二岛与法国；又法国人在此处遇他国之侵袭时，安南准给以兵六万；又法国为印度战争之用，公认其募集安南兵一万四千，且有练习之权利。然此条约，当时不但不能实在履行，缔约后二年，又有大革命之事。一七八九年，悲柔奉王子归西贡。
法王路易（1754～1793），即法王路易十六，王储路易之子，1774年即王位。1793年1月18日，被国民公会在巴黎革命广场处死。
西山党入交都
先是东京黎王朝廷，有宰相郑氏兄弟相争，上下互相轧铄，人皆不顾朝政；而黎王景兴又不知镇压，独处深宫，袖手旁观。西山党首领阮文惠乘之，一战而破黎氏之兵，整队入东京首府。首府交都，即今之河内也。郑氏一族，不知所为，与其戚族皆自尽，文惠于是代黎氏执政掌握万机。一七八七年，黎王景兴没于位，王子维祁即位，称为绍统王。
黎氏求援于清廷
当阮文惠入侵东京时，人民以姓阮之故，为交趾王之同族，心窃向之，辄弃郑氏之令以迎阮军。至是文惠及其部下渐逞暴戾行为，纵行聚敛，兵士效之，肆为掠夺，人民渐生恶感；又知其为非交趾王族，乃西山无赖贼徒，众乃大愤。阮氏尚未之觉，自以为东京皆已就绪，一如己意，殆无足忧。彼仍还交趾，与其兄文岳之军相会合于归仁州，东京复陷于乱。东京之人，或云得一郑氏之子孙为摄政，或云不设摄政，专以黎王亲政，东西分党，互相作战。文惠闻之，旋又驰入东京，讨平黎氏之二三族，及各党之首魁等，遂废绍统王，自号东京王。黎王维祁乃于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去而入中国，乞哀于北京朝廷。
清兵入河内
乾隆五十三年（西纪一七八八），容黎维祁之请，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督大军，提督许世亨副之，又以云南提督乌大经从之，奉维祁入安南，讨西山党。当时清兵号十万，士毅将之，入安南境，传檄各地，谕以顺逆，安南土司乃争缚送党人，各地人民箪食壶浆以犒军，请为向导。此时阮文惠在河内府中，势益猖獗，兵亦甚众，闻清兵将入境，急走而叩关，请进贡，且以黎氏之存亡不可知，请更立故王维褍子翁皇司委以国事。孙士毅据情代奏，乾隆帝怒曰：“维祁在我国，安得谓为不知存亡？阮贼何敢出此狡谋，以缓我师！”使士毅严斥其请，且急进兵。进安南之道路凡三，其一由广西思明府出镇南关，经安南谅山州达北宁，此为本道；其二由钦州泛海，绕乌雷山东经安南之广南州万宁府，陆路达广安府；其三由云南蒙自县经莲花滩，达安南宣光州宣光府，以至洮江地方；孙士毅、许世亨于十一月出镇南关，达谅山，乌大经由蒙自入宣光州，所过如入无人之境，终达河内外门之红河。阮文惠以不能拒守，不若退而图再举，遂弃城而走。据传闻云，孙士毅入府中时，见有土垒高数尺许，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即王宫百官衙署之所在，然皆荡然无存，仅见断础旧墟而已，其荒废之状可见。士毅招黎维祁，宣诏册封为安南王，即以此意旨颁布国中。
越南皇城
仿北京紫禁城而建。
西山党夺回河内
孙士毅已志得意满，然册封告终后，尚勾留河内，不可谓非失策。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朔，置酒高会，设乐宴饮，忽来警报，敌兵大至。事出仓卒，守兵不知所措，绍统王挈家孥先走，孙士毅以近卫仅免。及渡江，急断浮桥以拒追兵，而后至之清兵不得渡，提督、总兵以下数千人悉被杀。士毅异常狠狈，由谅山直入镇南关，闭关固拒，又将关外粮械、火药烧弃；但乌大经一军幸未损一卒，安然而还。乾隆帝得报大怒，曰：“此皆由悬军稽留，以挫国势而损士卒，罪不可宽。”敕褫其职，改任福康安为两广总督。
镇南关，位于广凭祥市西南。历代名称多有变动，清初改称镇南关。1965年改名友谊关。
阮光平受封
阮文惠既逐清兵，又詟服近邻诸州，自立为东京王。时其兄文岳方与暹罗构兵，彼知与清国讲和为要图，遂遣兄子光显入贡称臣，以谢前罪。其谢表之大意，以曩昔之役，非出本意，盖出于势不得已，且已改名阮光平，请许为东京王云。乾隆帝诏诸大臣曰：“黎维祁再失其冠冕册印，不能守其国土，是天实厌黎氏也。而阮光平既请亲觐，且入贡称臣，盖非盗臣僭职之徒，宥其前愆，允其所请可也。”于是遣光显还，许以王位。但当时北京不举封册之典，乾隆五十五年，阮光平因祝帝八旬寿辰进见于热河离宫，当时列其班于亲王之下、郡王之上，始赐以冠带封册焉。光平于一七九二年三月殁，子阮光瓒嗣位。后乾隆帝悯恤黎维祁，赐以三品衔，编其一族于八旗云。然西山阮党之政治，依然不改。当时有以乌艚船组织一种海贼队者，多招纳亡命，海面不靖，远至广东、福建海滨，肆行剽掠。所谓盗艇之乱，自嘉庆初亘数十年为患海上者，乃阮党采用补救财政之一方法也。其时避难于暹罗之嘉隆王，乃渐次进兵谋光复。
越南王之封
嘉隆王此时在暹罗首都盘谷府，无一日忘其恢复故土之念，日夜翘足以待法军之来援，且使信臣莫敦等，夺回西贡之沃土。适全权使悲柔奉送王子，并偕法国军官二十余名、兵丁若干以归。法国援军之少，虽不能满王之望，然法国来援之风声，传递全国，王军士气，倍于往日，于是进军克归仁港。未几阮文惠死，西山党之士气顿衰。嘉隆十六年，王子偕悲柔及法国军官等率兵六万，讨伐西山。时军中有野炮数门，系从法国运来者，西山党愈惧。当斯时，阮文岳与文惠之子，叔侄之间，酿成不和，文岳遂被杀。廿年，嘉隆王大举兵北伐，陷归仁，取顺化府。一八○二年（嘉庆七年）六月，陷河内。自西山党倡乱殆三十年，至是始平定。嘉隆王统一东京交趾支那全部，自称安南王，号嘉隆，颁布国中。同年十二月，王遣使北京，陈其数年以来搆兵复仇之意，且乞册封；皆如其所请。嘉庆九年，改封为越南王，且定二年一贡、四年一朝之制。
（九）两属之琉球
尚巴志统一三山
近代琉球历史，发端于尚巴志之统一三山。琉球分裂，为时已久。当明永乐二十年秋，巴志遗使明廷曰：“我琉球国分而为三者，百有余年，战无已时，臣巴志不胜悲愤。此发兵克复山南山北，今已归太平矣。伏愿陛下圣鉴，不违旧规，赐臣袭封。谨贡以土产之马及方物”云。巴志者，尚思绍之子，其名曰势治高真，躯干短小，长不盈五尺，深沉有武略。方二十一岁，父谓彼曰：“王城不德，国家分裂，生民苦于涂炭已久。今观诸案司碌碌无大志，汝有器度，必能发扬大志。汝当代吾为案司，拯救人民也。”王城者谓中山王，琉球之分三山，即在此时代云。巴志乃慨然代父，与人民同饥寒、共劳苦，贮蓄粮食，训练兵马。大里案司闻之，会群臣曰：“诸案司不足惧，惟佐敷案司之子巴志，勇武绝伦，非常人也。今闻代父为案司，余与巴志素不善，彼若起兵，必先攻吾，为之奈何？”言未毕，喊声彻耳。大里案司大惊，使人侦之，见巴志已自督兵来攻，事出急遽，不遑召兵，竟被虏。巴志并大里，势大振，召将士曰：“开辟以来，惟有一王，如山南者乃为伪王。今中山不德，政乱众叛，先伐中山以定基础，然后平二山，安社稷，如何？”将士佥曰“可”。于是大举攻中山，降之，寻灭山南。巴志之父思绍，前已并山北。西历一四三九年，巴志始殁。据其国史，彼敷政教，兴文学，改定全国里程，纪其广狭险易，设邮驿，传命令，人民乐业，可号为中兴之主焉。至其与明朝之关系，则洪武中应明朝之招谕，遂不时朝贡，正统帝乃限以贡船来朝，岁有二艘，每艘百名，多则百五十人，又命于福建南台外建设蕃使馆以居之。
琉球，古国名。即今琉球群岛。隋朝时建国。光绪五年（1879），日本侵占琉球，改为冲绳县。
琉球波上宫
日琉关系之初期
于尚巴志之子尚忠时代，日本将军足利义教，使岛津忠国加赐琉球国，其事难得实在之佐证。然当十五世纪之中期，日本堺浦商人与琉球人即有关系，岛津之监督此贸易，无非由足利氏之委托。日本文明三年（西纪一四七一），堺浦之船，擅通行于琉球，岛津立久遣五代友平于日京，报知将军足利政义，以符授立久，使禁他国船之往来琉球者，且谕琉球来聘。同十二年，足利氏命萨摩催中山王之朝贡。日本政府之意，在独占琉球贸易权。此时琉球非消费地，亦非供给地，可谓之为对中国贸易之经过市场。更有附言者，足利氏时代北朝政府，甘受明朝之册封，冀与中国通商。然西海贼船，却不受日政府之拘束，常侵略中国沿岸，故日本仍不能进而通商，于是利用琉球对于中国之关系，以收间接或直接之效果焉。日本天正十七年，琉球王尚宁之使者，谒见丰臣秀吉于聚落第，是为岛津氏率琉球使者朝于幕府之始。
岛津家久讨琉球
日本当征韩之役，秀吉征粮于琉球，此事与满洲之征粮于朝鲜相同。琉球虽勉强奉命，然从此而彼我之暌离遂生。家久常劝德川氏与之交聘。日本庆长十一年，幕府欲以琉球作介，告于明朝，请照旧互为通商，法司郑迥固拒不从。郑迥即谢那亲方也，为洪武中闽人移住琉球三十六姓之一，都事郑禄之第二子也，早在明朝，入其大学，后举为法司。同十四年，家久遂发三千兵攻琉球，擒其国王。岛津氏之意，以自室町以来，中国贸易之事，琉球最多关系，且知利用此种关系，可以润泽府库，若徒用兵于其地，则反使人心怀怨怼也。此次用兵之目的，大约不外两种，其一所以加打击于中国派之领袖，其二所以固自己政治上之位置。而岛津氏又利用中国、琉球关系，营间接贸易，非常尽力焉。日本宽永中，家久因府库异常空乏，使其臣蓄发变易姓名，扮琉球人，与其国使者共赴福州贸易，尝购布帛等类以归，日本所谓御丝荷者也。
两属关系之经过
明亡于清，琉球再受册封，称为琉球国中山王，约二年一贡。既而与岛津氏依然继续一种私关系，岛津氏既不反对，清廷亦不甚追究。虽其实权皆在日本，而表面上则为清朝之外藩，每当国王新立之时，派册封使于琉球，而琉球政府于使船未到之际，辄下命令如下：
一 使船到国时，凡日本年号、日本人名氏、日本书集及此外所有惹动人目者，该船主可各自藏避。
一 日本歌、日本语言或与人以日本语言对谈，皆为不宜。
一 不可现出日本之风仪等。
琉球古地图
当清使帆影甫到时，日本人均避于浦添之城间村，船则改泊于北岸之运天港。琉球贡船赴中国时，藏匿其与日本有关系之情形亦同。日本亦利用此策，无非使中国人欢迎琉球船。琉球著名之政治家蔡温有言曰：“当国者以小国之力为王国之饰”云，可谓一语道破者矣。
（十）廓尔喀之归服
廓尔喀侵西藏
当西历一七七○年时代，喜马拉山之南方诸州甚乱。际此之时，廓尔喀酋长甫利启奈拉扬起而攻略四方，尼泊尔三部为所合并，以卡特曼特为首都（Kathamandu）。乾隆五十三年，突然入寇西藏，其原因所说不一。魏源之言，以为当乾隆四十六年中，第六代班禅赴乾隆帝七旬万寿节，其时中外之施舍甚盛。适班禅示寂于北京，帝命送其资于西藏，然全部资财，为其兄仲巴呼图图圈所领，各寺院及西藏兵皆不分与，又摈其弟舍玛尔尼为红教徒，不使与丧事。舍怀不平，以后藏之封殖，与清将仲巴之专擅，煽动廓尔喀，廓尔喀于是借增加商税及食盐品质不佳为口实，入犯藏地。礼亲王则别持一说，以为有班禅之部下丹津班珠尔者，以罪被黥，窜入其地，结识酋长拉特木巴珠尔，又怨后藏人倚班禅之势，于通商时不给价值，于是入寇云。
清将约纳岁币
清廷得廓尔喀侵入之报，一面使四川之兵急进西藏，以理藩院侍郎巴忠能西藏语，任为监军。巴忠恃其为乾隆帝之近臣，不预通知四川督抚，而与廓尔喀人议和，提议对于彼所侵地，每年出元宝一千锭为赔偿费。巴忠盖以朝贡之约，掩饰其卑劣手段也。据传说，廓尔喀人不满意于巴忠之誓约，要求达赖交换条约，达赖不允，惟此事已由巴忠之糊涂了结。至于翌岁，廓尔喀之首领，果索取前许之岁币，达赖吝而不与；其进北京之表，语多不恭，驻藏大臣，匿不奏闻。廓尔喀遂归咎其背约，于是入犯，取后藏边界之聂拉木，于其地执噶布伦丹津珠尔，占领济珑，进迫萨迦沟，札什伦布之班禅出走前藏。驻藏大臣保泰，拥重兵不之救，以放弃前藏说达赖，廓尔喀人于是大掠札什伦布之宝器而去。报达北京，乾隆帝命名将海兰察，及广东总督福康安，从各路进兵讨之。
扎什伦布寺
福康安败于尼泊尔
乾隆五十七年春，福康安、海兰察之兵，与之战于擦木及玛尔辖两地，直趋济珑；而成德率一军由别路进，又从聂拉木转战而入，凡廓尔喀所侵地，至此皆恢复。六月十日，进尼泊尔，破之于噶多溥，又克其铁索桥，取其利底，转战七百余里，遂进迫卡特曼特之北方。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志得意骄，拥肩舆、挥羽扇而出战，自比于诸葛武侯。上将如此，兵士皆解甲憩息。廓尔喀乘机突进，清兵狼狈大溃，死伤甚多。幸海兰察隔河应战，名将额勒登保扼桥力战，敌始退却。廓尔喀遣人请和，福康安遂许其请。
福康安（？～1796），清代大臣。字瑶林，号敬斋，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清高宗孝贤皇后侄，大学士傅恒子。历任云贵、四川、闽浙、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封贝子。
英人拒廓尔喀之请援
当战争时，廓尔喀人乞援于加尔格达之英国官厅。然当时英总督个伦华利侯，虑其于中国南方通商事业有碍，不应其请，意欲调和两军，派一大佐于卡特曼特。然尚未抵其地，诸事皆已为清将所处置，且通西藏之隘路，对于印度人民，不准通行。某英人曾评之，以为英国官厅如此举动，徒挑发清人之猜疑，与尼泊尔之侮慢耳。
（十一）土尔扈特之来归
土尔扈特入于俄领
土尔扈特乃四卫拉特之一，其先为元臣曰翁罕，数传至和鄂尔勒克，居于雅尔之额什尔努拉地方。时准噶尔之珲台吉，恃其强盛，轻侮诸部。和鄂尔勒克不欲为其所属，徙于中央亚细亚之东北地方，过吉里吉斯入于俄境，时明崇祯三年（西纪一六三○）也。至一六三六年，土尔扈特二十余万人，携五万之帐，再渡卫巴河，乱入后窝瓦之旷野地，遂占领之；乃进而侵掠俄境之阿斯打拉坎、沙拉特夫、喷兹恩、旦波甫等各地方；又掠略西部西比里、至特波耳斯科府。于是使俄政府不得不用兵，然当时正与波兰交战，不能分兵。自是和鄂尔勒克益加跋扈，遂战死于阿斯打拉坎，部下稍稍离散，失其进取之势，顺治十一年（西纪一六五四）遂属于俄国，其后刼掠亦甚。顺治年间，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伊勒登诺颜、罗卜藏诺颜等，相继派使者进贡清朝。后至书库尔岱青之孙阿玉奇，始自称汗，康熙年中表贡不绝。对于俄国则屡侵击其部落，然亦时效力于俄国，如康熙十年（西纪一六七一）巴西启尔人叛俄国时，酋长阿玉奇出兵五千骑，援救俄国，击巴西启尔之叛民平之；又出部属一万人，移住于盾戈萨克屯田地，为之守其境界，俄国因之殖民于顿河与特宜脱河之间，永充边界之警备；又俄国大彼得征波斯时，亦有功，以是颇受俄国政府之好遇。然而思慕故国之念常不绝，则以在西藏有宗教上之关系，在清朝有政治上之关系，且与清朝往来不断故也。
东归英雄传
俄国改土尔扈特之政教
先是阿玉奇屡遣使于清朝，进贡方物，及准噶尔与清朝绝时，往来道路隔绝，若不假道于俄，乃不得达，于是其朝贡遂废。康熙五十一年（西纪一七一二），复贡方物于清廷，帝嘉其城，并欲详悉其部落疆域，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往复三年，详记其道程、山川、民俗、物产复奏。至雍正年间，俄国与土尔扈特之关系，始稍变更。盖俄发苛令，禁其剽掠，查其部落，设诸方法以羁束之，且欲改其宗教为基督教。于是土尔扈特渐厌恶之，而思慕清朝之念益炽。
渥巴锡塑像
渥 巴 锡（1744～1775），清代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因不堪忍受沙俄的统治，率部东归，回到祖国怀抱。
乾隆帝收容土尔扈特
阿玉奇之曾孙渥巴锡登汗位，俄国不肯承认，渥巴锡心怀不平。适其时清朝荡灭准噶尔，兼收伊犁，土尔扈特之一族舍棱者，遁至窝瓦河，归附渥巴锡，且说以现今准噶尔空虚，可入而据之。乾隆三十六年（西纪一七七一），渥巴锡率全部三万余户，人口十六万余，去俄境，沿途劫掠，残破城池者四处，俄国出兵追之不及，仅捕获落后之少数者而还。渥巴锡率所部，经过吉里吉斯旷野，亦受吉里吉斯人之劫掠，遂与之战于巴尔喀什湖南，大败，人畜失其过半，至翌年六月初始达伊犁。此时准噶尔既平，伊犁全归清朝管辖，无可据之地，于是彼等以俄国非兴喇嘛教之地为辞，来归清朝，其实非真意也。清廷颇虑俄国之关系，熟议其得失，后遂收容之，分部众为新旧二部，旧土尔扈特部以渥巴锡领之，小别其部落为东、西、南、北四路，称为旧土尔扈特；其称新土尔扈特者，以舍棱领之，游牧于甫尔哈尔河畔谷地，其疆域东界乌鲁木齐，南至库车，西邻伊犁所属之察哈尔游牧地，北接科布多所属之唐努乌梁海诸部，各设札萨克，均归伊犁将军节制云。又俄国于土尔扈特遁走后，尽收其徒众，不问其所往，然其种族现今之存在者不少，居盾戈萨克及窝瓦河右岸者，皆其遗种也。
（十二）苗疆之剿治
苗族土司制度
四川、云南、贵州之苗族，至元、明两代渐衰，因此两朝以三省为赏功之地，苗族之土地，与汉人之土地，渐次交错，理番防蛮之问题，相逼而起。史家有云：“无君长不相统属者为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者为蛮。广西之僮、黎，贵州、湖北之瑶，四川之生番，云南之倮，皆无君长统属，故皆为苗。究竟蛮族若强，群苗亦受其嗾使，在明朝时该地方大动兵甲，殚天下之力，后乃削平。故云、贵、川、广四省，恒以土司之向背为治乱。”土司乃“酋长”之义，汉人因怀柔彼等，多授以世袭官职，以统率其部落，亦因地制宜之制度也。元明时代所设之宣慰、宣抚、招讨、安抚等官职，皆可谓土司之异名。清初吴三桂领有云贵时，讨水西、宣威、安坤三地之苗，略取其地，至三藩之乱，吴欲借苗族之力，故仍还其地于土司。表面上似三桂亡后，苗族归服清朝，实则无所设施，通康熙一代，贵州省之户口调查，迄不举行，亦可想见其情形矣。是故清朝对于苗族之设施，断自雍正始。
改土归流之议
雍正四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曰：“云贵二省之大患，无如苗蛮，欲安人民，必先制苗；欲制苗，非改土归流不可。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又必事权归并于一，始可一劳永逸。”改土归流者，改从来管理土司之土官，为普通行政官署之谓也。鄂尔泰又说事权统一之要曰：
东川、乌蒙、镇雄之土司，皆为四川之土府。东川与云南仅隔一岭，前者乌蒙土司掠东川时，云南兵击退之，川兵则事后才至。乌蒙土司又去云南省城不远。康熙五十三年，土司禄鼎干不法，政府会审之结果，不过处罚，土司益跳梁而无所惮。乌蒙土司之租税，岁不过二百余两，然土司征取于苗民，殆可百倍。东川土司之改流，殆经三十年之久，然其地依然为土目所盘踞，管辖之文武长官，仅寓居省城。膏腴之平野，无一人往而开垦。此等事与四川有相关联者，云贵、广西境上，及云南、湖北境上亦无不然。臣思明代置流官与土司之别，原因住民不适于新地之瘴疠，因地制宜，以彼等向导弹压。然经数百年至今日，尚袭前制，以苗人治苗人之结果，遂使苗倮无法律，土司无裁制，一旦事件发生，乃行贿赂以为镇静，是不可谓得策也。以臣之见，莫如改流之法，捕缚苗族为上策，剿灭次之；使其自首为上策，使彼等中捕献其酋长为下策。约言之，治苗不可不练兵，练兵不得不选将，先治内而后攘外，所向可奏效，云贵之边防，百年之利益也。
鄂尔泰（1677～1745），清雍正、乾隆时大臣。字毅庵。满洲镶黄旗人。累官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高宗时任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加至太保。
贵州贵阳文锋塔
雍正帝以鄂尔泰之言为然，先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后复铸三省总督之印，使彼兼制广西。自是以还，改土归流之事，行至九年，虽重以种种之艰难与失败，然鄂尔泰拔名将哈元生于行伍间，大加任用，卒得次第收成效。哈元生长于将略，且系汉回出身，治云、贵、川、广，颇得多数回民之援助，雍正十二年，哈遂进呈新辟苗疆图志焉。
哈元生（1681～1738），清代将领。字天章，直隶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历官云南提督、贵州提督等职。主修《新辟苗疆图志》。
苗局之动摇
鄂尔泰之于苗疆，开拓三千余里，几敌贵州全省之半，无非以兵力驱逐苗族于一方。雍正十三年三月，因征税官不法，远近各寨，大举入犯。鄂尔泰谓不驱逐贵川南方之苗族，彼等将出台拱、清江一带，而遮断由湖南通贵阳之大道。四月，提督哈元生至，苗民等乃不敢向平越、都匀等处进冲。然是时因虐杀降苗，事体益形纷扰。政府征四川等六省之兵，进攻苗寨，提督主张进战，抚定苗疆大臣张照等，主张招抚，两相龃龉，不得决行。于是已进之兵，纷纷改调，移文辩论，旷时阅月，兵士疲于奔命，错置失宜，苗疆全局，几为大变。八月，雍正帝崩，乾隆帝以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哈元生以下，均受张之节制焉。
张广泗治苗疆
张广泗受命后，聚兵于贵阳之东镇远之地，为通云贵之大路，派精兵由此地而南，攻上下九股，亲下清江下流之各寨，号令严明，所向皆捷。其中最难行军者，为九股河上流、独山之北丹江、八寨、都匀等之各寨是也。乾隆元年春，广泗复出兵侵苗族之根据地。该地方为著名之深林密箐，上则危岩切云，下则泥潦没胫，虽近地之苗蛮，不能深悉其奥。故广泗之政策，在筑长围以困之。乃分兵扼各箐口，又张奇兵于箐外，截其脱走，以渐逼巢穴。自四月以后，放火焚箐，渐次进兵。据张所报告，当时毁其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斩一万七千余名，俘二万五千余名，获铳四万六千五百余，刀矛弓甲无算云。苗疆渐平定，政府仍以新地之故，免其租税，禁苗地之典卖，凡苗族之诉讼，率从苗俗，不拘律例，广泗为贵州总督兼巡抚事。
张广泗（生卒不详），清代将领。汉军镶红旗人。历官云贵总督、川陕总督等职。曾参与镇压苗民起义。
贵州甲秀楼
（十三）金川之平定
大金川及小金川
金川在成都之西，小金沙江之上游，一为大金川，一为小金川，以有金矿山得名。万山丛矗，中有汹溪绕之，以皮船与笮桥为通路，其地之险阻可想。人民与前藏同，汉人以“土番”称之，鸷悍好死战，建石碉为城砦。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者内附，给以演化禅师之印，领其众。其庶孙有莎罗奔者，曾从将军岳钟琪征西藏羊峒蛮有功，雍正中，授为金川巡抚司，自号为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则为小金川，两金川各不和睦。乾隆中，莎罗奔劫泽旺，掠夺官印，四川总督檄谕缴还其印。十二年，莎罗奔之兵，已及于打箭炉西之明正土司。当时四川总督用兵于瞻对土司，草率了事，颇不满乾隆之意；巡抚纪山，颇思夺总督之位，默窥帝意，遂进用兵之说，帝壮之，命纪山出兵，然败绩而归。而所谓金川用兵者从此始。
土番，指世居本地的人。
莎罗奔归降
纪山既败归，帝思张广泗在云南之功，改任为四川总督。广泗曰：“区区弹丸黑子之地，旦夕可奏功。”由是调兵三万，分两路进兵。事有出意外者，兵阻于险隘，不得进。广泗此时不据实情入告，谓“此种丑类，容易殄灭”。十三年春，清师败绩，诸将之阵亡者不少，乃请求增兵。帝疑广泗之妄，遣近臣讷亲前往。讷亲徒恃帝宠，不解兵事。据传言，讷初至军，限三日取敌塞，诸将畏军法出战，及战多败没，讷从此不敢战。时广泗已老耄，彼以伪降之敌酋之弟良罗吉为腹心，有事必与谋，军中之事，悉为敌知，敌乃得早为之备。于是兵老气竭，经半岁之久，无尺寸功。帝大怒，逮捕张、讷二人，处以斩罪；别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统率八旗兵，募吉林、黑龙江之兵以从。是年冬，将军岳钟琪，以轻骑至莎罗奔营，彼夙服岳之威德，遂降服。
大金川古迹
金川又叛
金川未几复乱。先是有莎罗奔之兄子郎卡者，代主土司之事务。乾隆二十年，逐小金川之泽旺，侵附近之都市，总督阿尔泰虽传檄谕之，仍侵邻境不已。三十一年，政府命总督合九土司环攻之，总督姑息不加兵，但谕以返诸土司侵地，而赐安抚司之印于郎卡。抑清朝待土司之根本政策，在解散其势力之集合，多设土司，令其互相牵制，如分蒙古为四盟四路四部八十六旗者然。总督阿尔泰不依此政策，反承认郎卡与绰斯甲土司结为婚媾，实为大错矣。闻史家言，当时得与大金川敌者，惟绰斯甲与小金川而已，许其通婚，使其各释仇结约，则两金川互为狼狈，而诸小土司皆不敢抗矣。后郎卡死，其子索诺木立，侵掠依然不改，又与僧桑格共攻破明正土司。总督阿尔泰之兵，驻打箭炉半岁，不敢进伐，乾隆帝严责其罪，赐死。
木果木之败
乾隆三十六年，大学士温福由汶川出西路，尚书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专讨小金川，不声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冬，桂林之军，以阿桂代将之，遂达美诺——美诺者，僧桑格之要塞，而小金川之根据地也。小金川之众，悉逃于大金川。清廷命大金川捕僧桑格，不应。三十八年春，清兵起美诺，由数路入大金川。不意温福大营，在木果木被敌酋袭破，小金川再被僧桑格恢复。将军明亮当时语人曰：“木果木之败，因将军温福狃于易胜，提督董天弼辈置酒高会之故。若当时严肃军纪，举全力从事，一鼓可歼也。惨哉！将军温福，身著常服而被生擒；董、牛、张诸将，皆战死。军退溃时，我兵自相践踏，终夜不绝。及渡销锁桥，互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不下千数。予方在美诺阵中，曾目睹之”云。阿桂得报赴西路，明亮得报赴南路，转战五昼夜，乃再夺回小金川。
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阿桂像
大金川平定
大金川负其天险，清兵讨伐为难。乾隆十二三年以来，番民尽全力增设石碉，遂造成十倍之阵地。大金川之根据地有二处，一名勒乌围，一名噶尔崖。乾隆三十九年秋，将军阿桂，使海兰察等，从三路绕其后，福康安等攻前面。四十年春，清兵攻克勒乌围。至冬，三路之兵，皆齐集于噶尔崖，筑长围，以大炮昼夜霆击。酋长索诺木穷促，送其兄于阿桂营乞哀，自称病，坚匿碉内不敢出。先是敌已穷迫，扬言若城破当举家自焚，乾隆知番俗最忌自戕，不听其言，果也绝其退路。外围益急，索诺木携莎罗奔，及其头目妻子众二千余出碉，至军门而降。金川平，阿桂以功封英勇公。
（十四）外藩政策及对于理藩事业之批评
内外蒙古与长城
爱亲觉罗氏在太宗之时，其政策在亲密长城以北之诸族，吸收长城以南之汉人，历代均奉其遗策。太宗之母，出于叶赫，蒙古种族之血统，已与女真相混；太宗更娶于内蒙古之科尔沁，生顺治帝，其攻取北京之际，科尔沁以外戚出重兵，使新朝廷安然经营南方。故清廷之怀柔蒙古，决非为消极的利益可知也。内蒙古既视为内地，于是土地接壤、习俗相同之外蒙古，亦不能无所施设。康熙帝有言曰：“汉人虽筑长城，以防御北人，然不能达其目的。修筑长城，乃最无益之事也。”又曰：“昔秦兴土木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御朔方，较长城更坚矣。”喀尔喀即外蒙古。帝此言发于康熙三十年，则清廷之意思何如可以征之，种种后来之施设，皆秉此大方针而行者也。
与蒙古之血族关系
立后限于满人，已为顺治以来之定制；而公主、格格、宗女之下嫁于外藩蒙古，则颇有微意存焉。公主即皇女，格格与宗女乃亲王以下皇族女之称。清廷所由以皇女下嫁者，盖因内外蒙古之地，幅员极广，不得专用兵力控制；而加恩结纳之良法，无过于血族亲谊之关系。举其所知者而言，自有名之三音诺颜部长策凌始，凡巴林、阿拉善等王公，皆尚康熙帝之公主。其中三音诺颜部定牧地于旧喀尔喀之中间，西防准噶尔，东牵制车臣、土谢图二汗，得此便宜，故清廷结以姻亲焉。策凌幼时，与其母格楚勒哈屯，由塔米尔河来归，康熙帝使之居北京，与以丰衣足食，教养于内廷，长后乃尚公主，此尽人所知也。然则帝之末年，使彼归塔米尔之旧牧地，则岂非最忠诚之藩王，已配置于外蒙古之最要地哉？光显寺之战捷，策凌之勇也，抑亦由于报恩之念切欤？更欲研究此等血族关系，则乾隆帝赐宴蒙古王公时之诗句，可以证之。帝注该诗曰：“领此次之宴者，大率不外朕之儿孙辈行”云。然则在帝之时，内外蒙古，岂非皆皇室之姻眷哉？嘉庆四年，乾隆帝崩，内蒙古之都尔伯特汗，至于殉死，此更足以观矣。
内外蒙古与理藩院
清朝总称内外蒙古、新疆及西藏为藩部，虽掌管藩部事务者，内有理藩院，外有将军、都统、大臣等官，就其实际观之，清朝惟有其主权而已，其内部行政，均世袭之酋长或喇嘛处理之，清廷不过监督之而已。而派遣官与理藩院，亦不必有统属关系，两者均隶于皇帝之下。其行政区划部之最小者为旗，合旗为部（蒙古语Aimak〔爱玛克〕），合部为盟（蒙古语Chogolgan），皆从会盟地之名称。例如哲里木盟、汗阿林盟、克鲁伦、巴尔和屯盟等是，凡属于内蒙古者盟六，部二十四，旗四十九；属于外蒙古喀尔喀者盟四，部六，旗八十六；属于杜尔伯特者盟二，部四，旗十五；属于土尔扈特者，盟五，旗十二；此外和硕特有一盟三旗。旗置旗长（札萨克〔Dzassak〕），盟设盟长，皆为世袭之官。其关于内政者，虽由理藩院拟定，而实际不受其拘束。据《会典》事例所载，蒙古人一概由蒙古律处断，其有犯罪于边境内者，亦不依中国本部之律。所谓蒙古律者，即习惯成例也。今揭一例，处罪方法，有以九数之牲畜论者，有以五数之牲畜论者，如隐匿盗贼之王公，罚九九，知情不报者罚三九。所谓九者，马二、犍牛二、乳牛二、牛（二岁半）二、犙牛（三岁半）一是也；所谓五者，犍牛一、乳牛一、牛一、犙牛二是也。
蒙古旗地典卖于汉人
因中国本部人口增加，汉人移住于蒙地者不少，征之康熙帝使口北之山东人归还本籍，可知当时早有妨蒙古人生计之事矣。政府虑此后两者间发生诸种葛藤，常举汉人之越垦者使还内地，然亦终不能绝其根株。乾隆十三年，据政府调查在土默特喀剌沁之蒙古旗地，汉人之承典者，已有二千数百顷，政府颇思整理之。虽然，汉人本不必越垦土地，实因蒙古王公欲典质于汉人，得货财以供其挥霍也。观乾隆十三年之整理方法，政府使各札萨克（即旗长）查明典卖之人，价银百两以下，耕作及五年者，再经一年撤回；价银二百两以下者，再后三年撤回，皆给还原主。虽然，若蒙古人无力赎回，不得已而延长典质年限者，亦仍不免也。政府绝对禁止汉人之典质，然此禁令多流为空文，乾隆四十一年，政府乃再行赎回焉。犹之湖南、贵州、云南诸省苗瑶之土地，政府常禁止汉人之典买，而其实际亦不尽履行也。
敕建喇嘛寺之分布
内外蒙古之入版图也，利用喇嘛致以收功，前已言之。诚以外藩全土，西藏可称为祖山，青海、喀尔喀、内蒙古及伊犁等处，背为其檀徒。所以争外藩，必先争西藏之推选达赖权，得以黄教之名目，号令诸部也。康熙帝于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此乃迎外蒙古之格根哲布尊丹巴之所也；雍正帝又于西里塘建立惠远寺，此乃迎达赖喇嘛之所也；乾隆帝于热河建立西藏式之札什伦布庙，此乃迎班禅额尔德尼之所也。乾隆二十四年，复于热河创建安远寺庙，则尤有兴味。就吾人所知而论，漠北之部族，利用喇嘛教于政治者，古来无过扈鲁特。明末时，固始汗为黄教之保护者，尝并卫藏诸部焉，噶尔丹受博硕克图之封号于达赖；策妄阿拉布坦由西藏败归后，复受大庆王之封号于伪达赖，皆受铁券梵文之赐焉。所以立固尔札庙于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庙于其河南，容喇嘛六千余人，以一万六百余户充其供养者，此皆历世之政策所表见，国家之大疑大计，皆就此而决焉。策妄等三代交迭之际，彼等各赴西藏，往往为煎茶讽经参见喇嘛之礼，每次出费二十余万两，其眷眷于西藏，从可知焉。安远庙者，乃因平定伊犁时，烧毁固尔札、海努克二寺，乃建立此庙，以买准部降人之欢心也。康熙帝又出内帑创建庆宁寺，于土拉河源不尔罕山之南麓，此乃哲布尊丹巴之故居，为新兴之黄教之一中心，即今之库伦乌尔嘉是也。
章嘉喇嘛与乾隆
驻锡于北京旃檀寺之章嘉国师，以精通佛典，久受乾隆帝之优礼。阿睦尔撒纳之阴谋显露时，帝命喀尔喀亲王额林沁，使彼与阿共来北京。亲王途中泄其谋，故意纵之去，帝震怒，赐额自缢。案故事，元太祖之裔，无受死罪者，蒙古诸部于是摇动曰：“成吉斯汗之后，无正法之理。”群欲奉其兄哲敦国师为主，势颇汹汹。章嘉国师时扈从于热河北木兰之地，帝出所得谋报告之，国师曰：“皇上勿虑，老僧请以手书镇抚之。”因夜修书札云：“清朝抚绥外藩，恩德至厚。今以额自作不轨之故，帝乃不得已而置之法，此非视蒙古与内臣无异而何耶？如元裔即不可诛，若宗室犯法，又如之何？况吾侪方外之人，久已弃骨肉于度外，安可妄动，以预人家国事”云云，使其徒白喇嘛，星驰数百里，旬日始达其境。时哲敦已整兵备，将不日出发，使者至，严护卫，坐胡床，命白匍匐而进。白本善词令，陈其事之颠末，哲敦已被折服，更读国师手书，乃以为善，遣白归，喀尔喀之众乃解散。据赵翼所闻见，国师颜貌殊丑劣，行步须人扶持，蒙古经及汉译大藏经皆能背诵云。元旦国师入朝时，其黄幰车通过之处，北京人争铺手帕于途，见其轮压过者，以为有福；其车可出入东华门，盖所以尊宠章嘉也。有名之汉、满、蒙、番四文之藏经，由乾隆帝印行者，实成于国师董率赞襄之力。国师姓张，西宁人也，达赖第五代之大弟子，康熙帝自西藏招彼至，初居于汇宗寺，其定居于北京，则后日事也，示寂于乾隆四十一年。
旃檀寺，即弘仁寺，是康熙五年（1666）由明清馥殿旧基改建而成。寺内原有从鹫峰寺内移来的旃檀佛像一尊，故名。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毁。旧址在北京西安门一带。
章嘉国师（1717～1786），即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名业西丹毕蓉梅，又名若必多吉，住持京西潭柘寺，受皇家供养。
外藩扩张之次序及利病
西历一六九七年，清朝与准噶尔汗国战争于外蒙古之一角。时准噶尔败绩，清兵之前哨，远出没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以后约二十余年间，无甚变动。一七二五年、清兵取青海时，天山南北之形势，为之一变。
嘉峪关
今推究其次序，清朝早收黄河屈曲地点之鄂尔多斯一带，故从嘉峪关至哈密之道途，得以疏通。然欲使此道常通，非收其侧面之青海不可，加之青海原属于卫拉特之一部，每为伊犁准噶尔汗国之手足，雍正帝扫荡此一带，实为后来荡平西域之基础；大将军年羹尧，所以敢轻视北京朝廷者，亦以此战役著有殊勋耳。据史家所言，清朝对于此地，前后用出经费七千余万两（参照第四十六章）。取青海后，更于三十二年，略取伊犁；后二年，更平定天山南路，余威遂震于葱岭以西。伊犁之所以不得不攻取者，因俄国由吉里吉斯侵入之祸，可以预防也。在昔清俄曾结有《恰克图条约》，虽由阿尔捆河至于乍宾岭一线，定为国界，而塔尔巴哈台及乌梁海两地，清之威力，有所不及；既取伊犁，此等问题，可以无虑矣。西藏宗主权，虽于康熙时已获取，而派遣驻藏大臣，则在雍正以后。其事又与攻取青海有影响，由四川打箭炉经里塘、巴塘等地至拉萨之路，至是乃愈形安全也。但驻藏大臣之位置，不得不借兵力之增加。乾隆末年廓尔喀用兵，乘此机会，一面并可以防备英领印度之侵逼焉。清兵若无此一大远征，恐尼泊尔早为英人所有，而西藏之宗主权危矣。史家之言曰：“将军福康安侵入廓尔喀时，尼泊尔求援于东南之哲孟雄，及南面之披楞，各约以割地为酬报。披楞者，加尔格达也。时福兵已近其首都卡特曼特，彼告急于披楞，披楞佯为应诺，实则将侵逼尼泊尔边地。尼泊尔腹背受敌，且恐清兵闻披楞之态度，遂哀乞和好”云。此事虽有多少不实，然其形势固如斯也。缅甸、安南之二次战役，虽以固云南、两广之藩篱，而用兵结果，皆无甚效验，其宗王权不甚确实，虽同为外藩，而与蒙古、回部等相差甚远矣。
哲孟雄，今锡金。
披楞，一名“噶里噶达”（加尔各答），久为英国属国。1858～1912年间曾为英属印度的首储。
回民与汉人之交际
北京政府不许汉人与回民往来，甚可注意之政策也。其政策唯何？惟实行监督耳。叶尔羌也、喀什噶尔也，此等回部之名城，皆有汉城与回城二座，北京所派往之官吏居汉城，奇木伯克等回官住回城。其交通甚严，例如回人妇女，禁止私入汉城，汉、满人等不得随意入回人部落；各城回民之交通，不得自由，而汉人之由中国本部至者，不带护照，不得入境，或虽带护照，而人与照不符者，亦皆饬回本籍；其余金钱之贷借，货币之使用，及劳役上之赁资，皆有限制；汉、回两族之结婚，亦行禁止。而最奇异者，各城之回民，如有王公以下之世职，及有功国家之伯克之子孙，方许留辫发，其余伯克中有请留辫者，非官至四品者，概不许可。当清朝威力盛大之时，竟以辫发为一种极名誉之标识焉。
回疆平定与香妃
回部之王妃某有国色，为土耳人，生而体有异香，不假薰沐，国人号为香妃。有称其美于中国者，乾隆帝心艳之，当将军兆惠出发时，从容与之言及香妃，语兆惠曰：“不可不一领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先以密疏奏闻。帝大喜，命沿途地方官护视其起居，盖虑跋涉风霜，损其颜色，而减其美丽也。既至，居于宫禁之西南。香妃在宫中，意色泰然，似不知有亡国恨者，惟见帝至，则凛然如冰霜，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使宫女之巧于辞令者，传知其意，妃慨然出袖中白刃示之曰：“死志久决矣！虽然，不效儿女子之碌碌徒死，必欲得一当以报故主耳。帝若强逼妾，妾请遂其志矣！”闻者大惊，诡夺其刃，妃笑而言曰：“妾衵衣之中，尚有数十利刃。且汝辈若强犯妾，妾将先饮刃，汝辈其奈之何？”宫人具以语帝，帝亦无如何也。但时幸其宫，少坐即复出，使诸侍者日夜逻守之。妃既不得遂所愿，且至北京已久，甚思故乡风物，乃时潸然泣下。帝闻之，乃于妃所居之楼外西苑中，设回式之街市、住宅与礼拜堂等，以悦其意。一说：妃侍帝寝时，数惊近御，意者妃复仇志切，不使帝得犯之也。奉天宫中有威弧获鹿手卷，画帝与香妃之游猎图。后香妃被乾隆帝太后所绞杀。以上所述，虽与清朝之攻取新疆，无重大之意义，然所谓西域用兵者，固由乾隆时财力之丰厚使然，抑亦香妃为其用兵之动机欤？
《威弧获鹿》手卷，清代名画。也是有关专家认定为目前最有可能留下历史上香妃真容的一幅画像。
香妃像
公中地域与缓冲地带
外藩扩张之外，尚有可视为重要者，即雍正帝于《恰克图条约》中，欲补足《尼布楚条约》是也。康熙二十八年之界约，保存黑龙江上流之西尔嘉及阿尔捆两河合流之北方乌特（或乌地）河一带为共有之地，《恰克图条约》则以此地为两国公中地域，各不得侵占居住。所以然者，以他日俄国若南下，则驱逐之于外兴安岭以北，故预置中立地域于尼布楚之东而为之备也。至于与朝鲜之界约，则康熙五十一年以后，亦设有中立点于鸭绿江右岸及豆满江左岸之地。至乾隆中，再申明此事例，于凤凰城外百里之空地，为中立点而保存之焉。更有所谓会哨制度者，因恐两国人有潜住于此中立地，或建筑家屋及从事耕作者，乃会哨以杜绝之。以春秋二季为期，两国使臣相会于预定地如蟒牛哨者，以商办其事务。此种办法，因清初以来，两国边境之偷采人参及越界开垦诸事而起，并以防朝鲜人之侵犯也。此外清朝对于一般外藩之政策，如内外蒙古广漠之土地，不必圈入为自己之领土，其中亦殆有别情。康熙帝对于外蒙政策，惟取其为边外藩篱而已。至乾隆时，版图虽次第扩张，而其对于外藩土地，初不施行与内地相同之政治。如天山南路，如朝鲜，如尼泊尔，如安南，其政治一任其国人之自为。从一方面解释之，虽原因于兵力之不足，然政府之初意，则亦视为一种缓冲地带（以其当外冲也）：天山南路，所以当葱岭以西诸国，朝鲜所以当日本，尼泊尔所以当英领印度，外蒙古所以当俄国。清朝之对外藩政策，其在当时，可谓施行最善者矣。
用兵外藩及经费
在康熙时，所用军费若干，亦难明了。但依一七二三年（康熙六十二年）报告，户部库存，不过八百余万两；雍正间（西纪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渐积至六千余万两。西、北两路用兵之结果，所贮存者一半用尽，乾隆即位之初，户部库存不过二千四百余万两。乾隆时（西纪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用兵范围广远，需用频繁。观乾隆中户部军需局之结算，乾隆十二三年至十四年，用于讨伐金川者，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自十九年至二十五年，新疆军需银二千三百十一万两（实销二千二百四十七万，行查未结六十七万）；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缅甸军需银九百十一万两；自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金川军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两；外如台湾军需八百余万，安南军需百余万；廓尔喀、西藏等用兵之费，尚不在内。约计乾隆一代，所用军费，殆在一亿二千万两以上。此数自今日观之，虽不为大，然在当时国库岁入年仅银三千万两，则岁出不可谓不巨矣！乾隆时，支出如此重大之军费，而国库之贮存，于一七八一年顷（乾隆四十六年）尚增至七千八百万两。当时免全国租税者，前后四回，免七省漕粮者二回，江南巡幸前后六回，共计二千余万两，加之大征伐大军费，尚未增加赋税，乾隆时之财政，可谓达于极盛。惟征讨广阔之天山南北路，不出三千万两。而不满十二分之一之大小金川，反费去六千余万，不可谓非下策。然此事与清朝兵制之得失，与军纪之张弛，不无关系焉。
政府之所谓理藩事业
理藩事业，政府此时，尚无何等成算，徒以改土归流，给其官职，编入州县，谓之理藩而已。要之，苗与民（即汉人）之土地，虽严定法律，其事属于边郡之政绩，政府之所不遑监督者也。无论何时，所谓苗祸者，皆因汉人之狡计，以激起苗人之忿怒。雍正五年，湖广总督傅敏倏呈关于兵民与苗人之策如下，曰：“汉民柔奸，利愚苗之所有，故哄诱以典买其田产；或借贷银谷，始甚亲昵，骗其财物。苗人目不识一丁字，告诉无所赖，苗人屈而不伸，至持刀枪而起，盖出于不得已”云。此事可与起于东部蒙古之汉人典地事业，合而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