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丁税之定限
康熙治世中，其影响于后世税制上之最大者，即中国本部人口数之定额是也。康熙五十一年（西纪一七一二）三月，下谕如左曰：
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案现在人丁，加征钱粮，事无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不加广，故使直省督抚，照现今钱粮册目，无增无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必不征收钱粮，户口编纂，只示以增加之实数可也。
“编纂”者，调查户口之意，自明代以来相承，为壮丁税之基础。然帝更下谕说明其由来，曰：“从来巡幸地方所至，询问户口之实况，一户有五六丁者，而纳税止一人；或虽有九丁十丁，其纳税止二三人。质其理由，彼等皆称皇恩优渥，并无差徭，共享安乐。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各省，叛乱以来，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闻见；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加，开垦无遗地，间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而山谷畸岖之地，已无弃土。由是观之，人民生齿实繁，朕但欲知人丁之实数，非有加征钱粮之意。今国币充裕，频年免租，其额不下千万，国用所需，并无不足，故出此命令”云。帝盖知官吏胥役之私心，调查户口，有名无实，此举于地方不能不视为有益。据户部公告，各省丁额二千四百一十七万名，其丁银三百三十九万余两，但编审五年一回，康熙五十年以后之增加人口，称为“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云。所谓丁者，男子自十六岁以上至于六十岁者是也。据官府之文书所记，至雍正末年，人丁滋生，几增加九十余万。乾隆十四年，直省人丁增加至一亿七千七百四十九万，距康熙时仅三十余年，其定额之增加，至于七倍，实可惊异；然此种增加率，必不可信。雍正以后，壮丁税之定额，归入地租，知无纳税负担之虑，遂绝其从来隐匿之弊，二男三女，报告皆为实数矣。但其税制，至雍正时摊入地粮，则其法更简便云。
清代户部执照
图为清咸丰九年徽池筹防捐输局“户部执照”
正税之亏空甚多
康熙帝以寓富于海内之主义，常蠲免租税，因之拖延完纳正税者，督抚对之，稍觉宽大。帝于晚年，详述其亏空钱粮条例，盖始知仁政频繁，反以起地方官拖延之弊也。，然雍正登位之始，即降严查度支之谕，殆承述父皇未完之事业而然者；抑凡父皇之政纲，从新帝之手腕，不得不加一层收缩也。雍正帝即位，所下对于户部之谕如左：
皇考躬行节俭，裕国爱民，六十余年以来，蠲免租税，殆无虚日，休养生息之恩至矣。而近日道府州县之亏空钱粮者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官之勒索，或自己之消费，岂皆流用于公事者耶？康熙帝仁德如天，不忍正以典刑，故彼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累千万。督抚明知其弊，相为容隐，至万难掩饰，往往改私销为公用，加限追征，但完此责任者甚少，迁延岁月之久，徒存追补之空名耳。自今以后，除陕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大小，三年之中，务期填补，毋得累及民间云云。
帝于是以怡亲王（允祥）、国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轼，会同办理此事，设一会考府，追征江苏历年之未纳地租八百余万两。帝更进而整顿税制，计国库之收入焉。
康熙时财政之丰歉
在康熙时，国库之收入，久不得其平准。其主要原因，不得不归结于平定三藩、准噶尔用兵等之费用，加之帝政尚宽，又减一亿内外之收入，所以当时户部财政，不免窘迫也。然至康熙四十八年，户部有收藏五千万两之报告，而视从前之户部库存一二千万者，不得谓非异常之成效。帝时语人曰：“时已承平，无用兵之费，又无土木工程，存库之银两，并无别用。去年蠲免地租八百余万，存库之银两依然。不若出部库之一二千万两，分贮各省。”由此观之，康熙时之财政，自三十八九年以后，渐次得平准，可以意定，而前记四十八年之实数，为康熙中之最盛矣。惟帝不以国库之丰盛，为施治之目的，故初不尽力于此一事。本年又议全免各省地丁钱粮，当时户部尚书希福纳曰：“每年全国地租，及人丁税、盐课、关税等一切之赋税，除存留于各省应用，及协济别省之财政外，一岁之收入，银一千三百余万两，从中除去北京俸饷一年之需用九百万两，每年所贮存不过二一百万两”云。可知帝之此种设施，过于疏忽，户部当局所引以思忧者也。及其来年，再用兵于西北，至帝之崩驾时，国库所贮存，仅不过八百万两而已。
雍正帝之财政策
雍正帝既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除先严查会计外，更以积极政策，讲国库收入之方法。今举其显著者，约有四端：曰火耗之归公，曰常例之捐输，曰盐课之增收，曰关税之实征是也。以下各节互为说明之，且有可得而附言者。帝之对于吏治之根本思想，比父皇康熙远为卓越，常对于直省督抚曰：“迩来不能体圣祖宽仁之德意，吏治渐致废弛。朕之严加整饬，并非苛酷”云云。谕户、工二部曰：“财者利用之源也。古帝王计富国裕民，务必谨其制度。朕每恐府库之金钱，为胥吏侵蚀中饱”云。其时凡户、工二部所用费额，虽无分细大，送册报告，各省藩库之官吏，对于私用官金额，即以各员之俸银补偿；名虽如此，彼等于正课之外，未尝不有所附加也。据礼亲王之言，帝在位十三年，日夜忧勤，毫无声色、土木之娱，闻内务府司员之查旧档案者，谓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外，初未建造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宜乎！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云。
火耗与廉吏
火耗一名耗羡，其制始于明代，于正税之外，加征几分。清朝之初，设为厉禁；顺治元年令曰：“若官吏征收租税，有私加火耗者以赃论。”康熙四年，定有额外收税，许人民控告之律；同十七年，有征取火耗，上官不得徇隐之律。对于火耗之禁令，不可谓不严，但其实际依然不改。康熙帝尝对河南巡抚鹿佑曰：“所谓廉吏者，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以何为生？如州县官取一分火耗（一两之百分一），此外一分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其参劾矣。”征帝之言，知火耗乃政府之所默认，惟仅禁止过多之附加而已。当时各省之耗羡，对于每两取之最多至一钱，独湖南加至二三钱。帝为择廉吏故，使赵申乔、陈瑸巡抚湘沅，禁约所属。康熙六十一年，陕西有纳租亏空之事，总督年羹尧、巡抚噶什图，条呈以陕西火耗，有每两加二三钱至四五钱者，请酌留各官吏之用度，以其余者俱捐出而弥补之。帝曰：“断不可行！”又曰：“私派（即私课）之罪甚重。由于州县之用度不敷，略加些微，本为私事。朕曾谓陈瑸曰：‘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瑸以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许其如此为言。今年羹尧等虽系密奏，朕若批答公布，竟变为奏准之事，加派之恶名，朕岂忍受哉？”征之以上各事，知火耗实不可禁止，帝仅许以一分，地方官以种种名目，征收至数倍，其势不至公然加征不止。果然所谓火耗归公之议，于雍正二年提出矣。
赵申乔（1644～1720），字松伍，又字慎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商丘知县。官至户部尚书。
陈瑸（1656～1718），字文焕，雷州附城南田村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历任福建古田、台湾知县、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
火耗归公之议
火耗之事，议论已久，前已叙述。雍正帝欲公认官吏之附加税七种，一旦改为政府之岁入，而对于官吏，则从此收入中，支出一定之用费，其余悉充各地之填补欠租，以增加中央户部之收入。故雍正二年中，有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发耗羡归公之议，似非出于本人之意，殆为帝之授意无疑。成龄之言，以为直隶各省，正税之外，向有耗羡，其多寡虽不同，皆没于州县之私囊。但由人民而奉给于国家者，即可视为朝廷之财赋。臣意凡州县之耗羡银两，自提解于司库，再由地方大吏酌量分给，其用途专以充养廉银为主，或为地方不得已之费用亦可。若一任州县恣意征收，则徒以填补所私用之官款而已。现在山西巡抚诺岷，每年贮存耗羡银二十万两，成效卓然，提解归公未尝不可适用于各省。此议提起于同年六月，帝于翌月可其奏，出谕如下：
火耗虽本来为不可有之项，然各省之公费、各官吏之养廉，有不得不取此而给者。朕非不愿天下之州县，不取丝毫于民，顾其势有所不能。且历年以来，火耗皆为州县所收，加派横征，侵蚀国帑，私消公金，不下数百万。原其所由，以火耗贿赂上司，上司则为州县吏容隐，此从来吏治之积弊，不能削除者也。与其存火耗于州县，以养上司，何若拨上司之火耗，以养州县乎？朕意火耗之率，视乎土地之广狭大小，未可预为公定；若公定火耗，将来成额，必至有增而无减，殊非朕提解之本志也。而阁议则谓诺岷、高成龄二人，优于操守，使彼等先由山西试办，此殊不然。天下事可行与不可行，仅有两端，若可行，当施之全土；若不可，未可独行于山西云。要之，提解火耗，系一时权宜之计，若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地方皆良有司，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渐可灭。此朕之愿也。
由以上观之，康熙年中，年羹尧提出之议案，至此始得实行。自此税制行，地方租税之迟解者，渐次归入国库，各省之文官养廉银，约支二百八十万两，其他地方公费一切，皆于是乎取资，中央政府，因之减一重之担负。
常例之捐输
清廷欲救一时财政之穷迫，乃出卖官爵，而利其收入。其制非始于咸丰以后，所谓捐输助饷者，已于康熙平定三藩时即有之矣。康熙十六年，据宋德宜之奏呈：频年出内帑以办兵饷，度支不继，乃开捐输之例。计三年间，所得不过二百万两，其捐纳之最多者，莫若知县，已达五百余人。请饬户部限期停止云。然则捐输卖官，在当时终无成效可知。又康熙三十年正月，与准噶尔战争时，户部对于捐输粮草者，与以贡监、纪录、加级、复级、封赠及捐免保举等，陆陇其、陈菁等反对之，亦无效。盖虽明知卖售官爵，妨害正途之出仕，但不过以为一时救急之策；而捐输不踊跃，收入无多者，则以知康熙年间，清朝之爵赏，尚不能笼络人心也。至雍正一朝，行几次之捐输，虽不知其详数；惟自雍正七年，与准噶尔及青海交战之际，捐输于以发端，殆不容疑。至帝之末年，此成效颇佳，约每年可收三百万两云。抑此时所卖之官，皆为候补官，无任命为实官者，此不可不知也。
罗尔古镇盐神庙
盐课之增加
盐课者，盐税也。清朝制度，各省制盐，自始皆辖于官，由官立每处盐商之定额（盐引），招集盐商，专卖其场所产之盐。又定各处制盐之发售地域，某地之盐，发销某处，不得越某境，以夺占他场制盐销售之地。例如四川省之盐引，限于四川及湖北之宜昌、施南二府是也。盐税于顺治初年，不过五十六万两上下；至其末年，渐次增加至二百万两。康熙中达于三百万两，因其时产盐地两淮、两浙、福建等处，皆入于版图之故。平定三藩，其财源半出于两淮盐税。盐税之增加，未有不随于消费力为增加者，由康熙末年至雍正，皆属太平，其发达大可想见。而对于盐政之设施，至乾隆时效验大著，乾隆十八年，约达七百一万四千九百余两，此数通嘉庆年间无大差异。
关税之整顿
以上三大进款之次为关税。康熙时以疏节阔目之为政，不见有若干之盈余；或且政府所指定之额，有时不足焉。雍正帝思革其弊，即位之初以浒墅、龙江等九关，交巡抚委员办理。先是康熙时，税吏故意报告税额盈余以求升官者不少，帝又下谕，以落地之税银，虽不比钱粮正项之有定数，侵隐欺匿，固应加以处分；其故意争多者，亦必须加以惩处，仍对于该税吏与以限制焉。案当时关税进项，正项与盈余（即一种之耗羡）合并，约不过四百余万两，而能征收此实数，则帝之热心整顿可知也。乾隆十四年之谕，以“康熙年间关差各有专员，恣意侵蚀，不但无盈余，并不敷正额，雍正间加以清理，于是以盈余报者相属，而缺额之事不闻。又雍正十三年，诸弊清肃之时，亦丰约适中之会。以后盈余之成规，即以雍正十三年为准”云云。由是得一千余万两之增加矣。雍正帝躬行节俭，外整吏治，一时国库所积至六千万两，岂非可惊异之富足耶！虽准噶尔用兵之结果，消用其一半，乾隆即位之时，尚剩存二千四百万两。总言之，帝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后日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获也。然翼赞此等事业者，皇室之懿亲怡贤亲王，其功亦不可没云。
乾隆时之全盛
乾隆在位六十年之久，西略伊犁，南征尼泊尔，东北绝海之库页酋长，亦重译而朝于北京，版图之扩张，伴以兵力，故军用之浩繁，亦历代无其比。乾隆二十二年，讨平新疆，费达二千余万两，然出此军需，国库仍不罄乏，时户部报告，剩余银尚有七千万两；四十一年，大小金川战起，前后军需用去七千余万两，是年之上谕，仍报国库尚存银六千余万两；四十六年，又增加至七千八百万两。如此多数之剩余金，东西各国所不见其例者也。据史家之确言，乾隆帝普免天下之银粮者四回，免七省之漕运米者二回，巡幸江南者六回，其数殆达二亿万两，然五十一年之诏，仍有七千余万两之剩余金；又逾九年，至让位之时，其数依然不减，可谓清朝府藏之极盛时也。但乾隆五十七年户部之总册，有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而余银一千八百余十九万两，骤视之不得不疑其过多；但乾隆时人口之增加，及土地之开垦，范围扩张，得如此财政丰富之结果，亦何容疑。
大学士阿桂忧虑将来之财
国库剩余银之丰富虽如此，然能永久维持此状态与否，亦不能无疑。乾隆四十七年，以增加兵备之必要为名，降谕如下曰：“朕当即位之始，部库之贮银不及三千万两，今已增加至七千八百万两，尚何不足用之有？各省兵丁饷糈约四十万两，可作为正当支出，毋庸裁扣。又北京增兵四千九百名，陕甘增兵一万二千九百名，其余并马步粮饷约五十万两，合以上两项，不及一百万两；各省武员之俸，别作为养廉银开支，亦通计不及二百万两，庶官员等无生计拮据之虑，而各省亦得增加其兵备。”由此观之，乾隆帝要求于本年以降，支出岁额三百万两，可以知也。其果得财政家之同意否耶？时名将阿桂上疏，论将来财政，此事于清朝军事费上为一大关键，抄出如左：
惟是国家经费，岁有常规，有不得不通盘筹算者。臣于乾隆十年中，在银库郎中任内，曾详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关税、盐课、漕项等银，约三千余万两，灾赈蠲缓，不在此数，此岁入岁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雍正间渐积至二千四百余万两，而由西、北两路用兵，支出大半，乾隆初年，户部库款不过二千四百万两。自四十六年以来，并未增加赋税，而府库充实，国用富饶，部库增至七千余万两。皇上时时以藏富于民为念，凡三次普免全国地租钱粮，两次普蠲各省漕粮，又加之以赈灾，而历年各处用兵，凡为捍卫生民，所费又何啻万万！皇上本不稍存靳惜，但此等动支，尚非本来经费可比。夫经费骤加虽不觉其多，岁支则续继为难。从前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每年所费，即由陕甘兵饷裁移添补，于国用并未增加。今奉谕旨，添加陕甘各营一万二千七百余名，西安旗兵二千五百余名，京营四千九百名，其马步粮饷，与从来各省之兵丁赏恤红白银之用合算，岁支已有百余万两；若又武官之名粮，改给养廉银，挑补其实额，岁需又约二百万，共计每年增额为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需银七千万两；并思云南、贵州之地，控制边陲，兵力不宜单弱；四川省自平定两金川后，内地兵丁，移驻新疆，未免不敷守御；其他福建、广东沿海之地，不可不增添兵额，以资弹压。乞敕户部通盘核算一年之出入，并扣除增额三百万两后，每年国库尚有余存与否，使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一并妥议，庶理财足兵，两无妨碍也。
当时户部答阿桂之驳议，以为每年度支约有五百万之剩余，今支出三百万，尚有二百万之剩余，一切开支，尚属裕如，阿桂之议，遂不得行。惟不幸自乾隆末至嘉庆初，民乱连绵甚久，国库贮存，顿形减少，阿桂之言，似为先见矣。
银货之变化
今当篇终之际，就金融状况言，尚有一大变动，影响于中国经济全体者，即银之价值之变化是也。清初银一两换铜钱七八百文。据冯桂芬之言，当今之银价十分之四五，即顺治时始至咸丰、同治年间，银价忽倍，是清朝财政上甚困难之事也。以兵饷论，清初一日五分，自长发之乱，义勇兵起，成为常备兵，其时兵饷一日二钱。又如治河，清初黄河泛滥时，一回用费百万两，至道咸时，黄河泛滥一次，必须千万两之费。凡费用日加多，而政府进项毫不增长，清国财政之所以日困欤。
冯桂芬（1809～1874），清代散文家。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林则徐弟子。著有《校邠庐抗议》、《两淮盐法》、《苏州府志》、《显志堂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