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各省之富力增进
中国历朝以来，凡承平日久，则人口益繁，而新垦之地亦广。康熙郅治六十年，雍正帝立，更整顿吏治，及乾隆年间，国库存款，不下五六千万。此不独吏治之效，实清朝入关以来，百余年生聚，恢复东南各省富力，有以致之。最著者，为江苏、浙江二省。查乾隆时户口册，直隶一省之数，不足当扬州一府；山西一省之数，不足当松江一府；陕西、河南、甘肃三省亦然。江苏、浙江之户口，可以七八倍于北方诸省。即湖南、湖北、四川、山东诸省，亦不过其二分之一。江浙户口增加，即富力增加；富力增加，即促起文运之发达。明季浙江黄宗羲有言：“当秦汉之际，关中田野开辟，人物殷盛，江南方脱蛮夷之号，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乃不然，关中人物，久矣不及吴会。万历六年调查户口时，全国总计六千六十九万余口；金陵所辖，一千五十万。天下之有吴会，独如富室之有仓库，但战争之余，都城村落，不免失其十之二三耳。”信如所言，清朝盛时，可谓复万历极盛时代之状矣。盖中国文运，近古以来，江浙为之中心，其所以促进之故，可以灼见。
吴会，指会稽，在今浙江绍兴。秦汉时，会稽郡治在吴县，故称。
学问之新气运
自明崇祯末至康熙时，江苏昆山顾炎武，浙江余姚黄宗羲，湖南衡阳王夫之，直隶博野颜元，湖北天门胡承诺等。各树特立学风，蔚明季遗儒之大观，即以开新朝初期学术之范。炎武（参照第四十一章）经学宗宋儒，然非其本来面目，以彼之言经学即理学也，舍经学而言理学，乃随于禅学而不自知云。其名著《日知录》，杂载考据考订之意见。彼对此著述，语其感慨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炎武之学重考证，可以知之。宗羲（参照第四十一章）学承刘念台，虽以阳明为宗，惟所长在历史有用之学，非宋人所谓之理学。其名著为《明儒学案》、《明文案》，及关于算学、律吕诸篇。王夫之号薑斋，以“船山”知名，在湖南之石船上，筑土室以居。彼以宋学为门户，然以朱子为正宗，力辟陆王，其所著《读通鉴论》，最称卓越绝。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生于崇祯八年。四岁时，遭兵乱，父被捕于满军。彼幼耽兵学道术，壮年宗宋儒，后翻然抛弃旧学，提倡折衷六艺。其著多不传，然有门人王源、刘齐、李塨等出，其学行于北方。胡承诺，号石庄。有《绎志》六十一篇，属词如文中子，其学全不行于当时。综上所述，不能考见陆王之心学，然以吾人观之，明末虽有心学横流之叹，然此不独王学末流之咎，实由于明值衰运，社会上皆尚简易便捷，乏博大之气象，以心学偶有类禅家语录者，适与当时人心相应。然反抗此一般思潮，而热心实学，开清初学术之运者，今犹可以想见。此诸人其开创者，而非大成者也。顾、黄二人勿论已，如船山著《黄书》，述少数专制之不平，自题其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习齐求其亡父，哭祭于辽东之野，均有追怀故国之思，故其学问尚实用也。清学者被此遗风，其倾向惟择一途，遂作考证学之先声。
《性理大全》书影
明永乐年间钦定的教科书。主要宣扬程朱理学。
康熙帝与朱子学
既厌旧学之空疏，而零星代之新学又未成立之时，在中国儒术中，朱子学似近于折衷之地位。康熙帝之推崇朱子，以格物致知说，符于西洋科学形式之故（参观三十三章）。从一方面言，倡导此学派，亦以融化其排满之思想也，清朝于是以朱子学为标准，刊行其《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科举，考虑人才，以经书为题目，其解义一依据朱子。又当时受明季理学者之感化，其中如浙江平湖陆陇其，江苏太仓陆世仪，山东济阳张尔岐，浙江桐乡张履祥，福建安溪李光地等，皆以朱学正宗称；河南归德汤斌，直隶大兴朱轼，最为驰名；浙江吕留良，陕西李颙，亦以朱学著闻。以上诸人中，陆（陇其）、李、汤、朱等，仕清朝，官司至太学士，不得谓其皆由朱学而致荣显，然以当时风气尚朱学，以排斥陆王理学，或即为此学风之鼓吹者。由是朱学遂成为一种科举学，卑污之辈，亦以斯学为缘饰仕途之具，斯不能无遗憾也。但当注意者，满洲人习理学者，多趋于朱学是也。
《朱子全书》，全名《御纂朱子全书》，清代康熙年间官修史籍，宣扬朱熹理学思想。曾被指定为皇帝经筵日讲的教材。
汉学大起于东南
清朝之奖励朱学，不随世运为转移。皮锡瑞著《经学史》有曰：“凡事有近因，有远因。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由于本朝之尊崇朱学，以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也。元明虽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于是开国初汉宋兼采之学派，于宋学汉学交替之期，然势力甚微。故汉学大兴于东南，自雍正至乾隆初，其事较然。说者或以东南之士，讲宋学者屈事北廷，如孙嘉淦、杨名时、陈鹏年等，稍励风节，多以禹步舜趋博显要为陋；又以文章著名之徐乾学、高士奇、张照、齐召南等，亦均厌仕满朝，乃相率而从事于汉学之考证，彼等多夷然不应科举，亦不通姓名于显宦，如此云云。是以汉学之起，由于不慊然于朱学者之立身，实则东南学者，为研究学问，故组织新学派云。时江苏吴县之惠氏，安徽歙县之江永，休宁之戴震，其巨擘也。
皮锡瑞（1850～1908），清代经学家。字鹿门。著有《五经通论》、《经学历史》、《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等。
戴震像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人。乾隆年间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后人编有《戴氏遗书》。
汉学分吴皖二派
讥评宋学空疏之一派，专批评经书之本文，亦可谓自然之潮流也。彼等自命为汉学，凡两汉以下书不读。据彼等之言，汉儒距孔孟之时未远，比较尚不失古义。欲讲明经学，不得不先考察汉儒之言，所谓两汉训诂之学，于是以生。江苏吴县之惠周惕，其子士奇、孙栋，三世承述家学，同县之余萧客、江声、江藩，皆出其门，有浙西吴派之目。本文批评之外，有江永者，出自安徽婺源，一传休宁戴震（东原），再传江苏金坛段玉裁。此派注重于解释字音，以读经书先要详识古音，所谓小学专门派，有皖派之目。江苏高邮之王怀祖及其子王引之，亦属此派。以上两派，纵断雍、乾两代之学界。及惠栋著《周易述》一篇，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年，至此复灿然而彰云。戴震以经之载道明道为词，谓“成词者字也，学者先由字通其词，由词以求其道。予自十七岁志于闻道，谓非求之六经，不得孔孟之真，非从事于字义，无以通其制度名物语言，为之拮据数十年，灼然而知古今治乱之源”；谓“宋儒之讥训诂、轻语言文字，犹渡江河而夺舟楫”，是已开放排斥宋儒之先声矣。
校勘辑佚金石之学
从批评经书原文，研究字音，于是校勘之益精。各校刻善本，戴震之功可推第一。此外浙江杭州卢文弨，起抱经堂，从事校雠，刻《逸周书》、《经典释文》、《春秋繁露》、《方言》等书。归安丁杰助戴氏者，吴县顾广圻、江声出于其门，校勘乃愈出愈精。以裒辑佚书，可以供研究汉学之要，惠门之余萧客，始刻《古经解钩沉》，采唐以前之遗说，又辑曹魏六朝说经；江西金溪王谟，汇刊《汉魏遗书》；其较后者，有江苏阳湖孙星衍，刻《平津馆丛书》，介绍佚书，皆有促进时运之效。金石文字者，以研究钟鼎彝器，乃至刻石碑板之文字为一派，前有直隶大兴翁方纲（覃溪），江苏青浦王昶（兰泉），后有嘉定钱大昕。斯学与史学有密接之关系。约言之，以上三种学问，皆可为研究汉学之补助学科，互相关联，以张其气焰。
惠栋（1697～1758），清代汉学家，乾嘉学派吴派创始人。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一生治《易》，著有《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古文尚书考》等。
抱经堂，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学者卢文弨在余姚设藏书楼名抱经堂（世称“东抱经”），主要是校刊翻刻古籍，兼藏书。鄞县（今浙江宁波）藏书家卢址有“抱经楼”，是东南闻名的藏书楼（世称“西抱经”）。时人并称为“东西两抱经”。
《古经解钩沉》，清代汉学家余萧客所辑唐以前经籍训诂的辑佚著作。梁启超称之为“辑佚之嚆矢”。
浙东学派及史学
汉学约发生于浙西，同时黄宗羲之史学，又起于浙东。宗羲之学，一传而有宁波万斯同、万斯大，再传而有余姚邵晋涵、宁波全祖望；至会稽章学诚，虽未亲受业于梨洲之门，而史学至此始集大成，其名著之《文史通义》，称为古今绝作。诸人大抵皆热心传布前明之遗事，因之以刺激排满之感情，不可谓为非浙东人之特色（参照第四十一章）。虽同为史学，而嘉定王鸣盛，出于吴派，著《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出自皖派，编《廿二史考异》，此一代之述作，可以称斯学之最盛者。钱氏之外，尚有弟大昭等，与高邮王氏、吴县惠氏，均以累世家学称。以上举新学之梗概，并附记先达之乡邦。综而观之，今之南京以东，江、浙二省之沃土，为此种思想之养育地，如吾人所谓由东南富力，促进文化，非虚言也。但戴东原出自休宁，介于安徽万山之间，若非力役，不能为生。或谓东原学之《说文》，乃影响于其勤苦习俗之故云。然戴氏之学，非成于故乡，出扬子江之沃土，然后其著作乃发达。清朝对于此种新现象，讲如何之方法与否？又新学之发生影响及于旧学与否？乾隆帝所设之四库全书馆，颇于此有关云。
康熙帝编纂图书集成
康熙帝命内阁学士将廷锡等，纂辑经史百家，名《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其内容之浩瀚，古今不见其比，雍正帝立；始印行之。《图书集成》之材料，及其编纂之次序，虽未详其概，但知其出自《永乐大典》者甚多。《图书集成》，一大类书也，烦书者，将散见于诸书之事实，载于一类之谓，要不离乎简便之旨。类书之出于中国已久，如唐之《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皆是。《永乐大典》，又可谓广义之类书。虽然，人文进步，笃学之士甘拔他人之萃与否，甚属疑问，其兆早见于明代之原书汇刻。帝之事业，比之利用西洋文明，不得谓非失策也。依吾人所想象，《图书集成》，虽得谓伴于清初之文化，而不足以施之于乾隆时之学风。质言之，今乃类书时代告终之期，而进于购读原书之新时代是也。清朝当此保证文化声誉微末之时，宜加一层思虑以处之，然当时不能不顾虑者，即其财政之态度也。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四库全书》与乾隆帝
乾隆三十七年，清廷发表《四库全书》之论旨。——四库者，谓经、史、子、集之四部。帝之意志可于其论旨而得之，曰：“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一史》，后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惟蒐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史，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云。可知帝之意，以学者不能满足于类书，故别图编纂一大丛书。于是自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全书馆，任皇室郡王及大学士为大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然实际任编纂者，乃为总纂官孙士毅、陆锡熊、纪昀三人，而纪昀（晓岚）之力尤多。分任编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学者，如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晋涵；校辨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篆隶分校观有王念孙；总目协勘官，有任大椿，副总裁以下无虑三百余名。该书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总计存书，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云。所谓存书，乃著录于四库者；存目，乃仅录其书目而已。
纪昀像
纪昀（1724～1808），清代大臣、学者。字晓岚、春帆，谥文达。曾受命主编《四库全书》，亲撰《总目提要》。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等传世。
《四库全书》之内容及编纂之方法
四库馆编纂之主旨，采六种方法。第一为敕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时，依敕旨所编纂者。举其例如下。
《周易述义》十卷 《周易折中》二十卷
《周官义疏》四十八卷 《仪礼义疏》四十八卷
《礼记义疏》八十二卷 《春秋直解》十五卷
《律吕正义后编》百二十卷 《诗经乐谱》三十卷
《同文韵统》六卷 《叶韵汇辑》五十八卷
《御批通鉴辑览》百十六卷，
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 《续通典》百四十四卷
《皇朝通典》百卷 《皇朝通考》二百卷
《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 《皇朝通志》二百卷
《室宗王公功绩表》十二卷 《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
《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 《台湾纪略》七十卷
《平定准噶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
八十五卷、续篇三十三卷
《平定两金川方略》百五十二卷 《兰州纪略》二十卷
《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 《盛京通志》百二十卷（外各省通志）
《国子监志》六十二卷 《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
《国朝宫史》三十六卷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
《康济录》六卷 《淳化阁帖释文》十卷
《经史讲义》三十一卷 《仪象考成》三十二卷
《历象考成后编》十卷 《协纪辨方书》三卷
《石渠宝笈》四十四卷 《祕殿珠林》二十四卷
《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唐宋诗醇》四十七卷
《皇清文颖》百二十卷
此种敕撰本，与对于他书者异，皆列各门例之前。
《永乐大典》书影
第二，内府本，乃康熙以来自宫廷收藏者。凡经史子集，存书约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
第三，《永乐大典》，明成祖时所编纂，一万余册，贮藏于翰林院者，就其中拔出，存书、存目凡五百余种。今揭其著名于当时者，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岭外代答》，《诸蕃志》，《宋朝事实》等。案采取《大典》本，乃尚书徐乾学之宿案，彼死于康熙中，不得行其志，至是安徽学政使朱筠主上此议。
第四，为各省采进本。命总督巡抚等，进献其地方遗书。采书最多者为浙江，最少者为广东，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次之。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总数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别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册。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清代官修书目。
天一阁
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
第五，私人进献本。系当时著名之藏书家所进献。知名于清初者，如浙江宁波范氏之天一阁，慈溪郑氏之二老阁，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江苏常熟钱氏之述古楼，昆山徐氏之传是楼等，至乾隆时已归他姓者不少。四库馆令此等藏书家之子孙进献之，约以进献之书，誊写后即付还，因之地方藏书家进献颇多，一人送到五百余种以上者不少，朝廷各赏《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赐以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
第六，通行本。乃世间流行之书籍。
约以上各端，乾隆之编纂《四库全书》，在中国书籍之蒐集史上，实为空前之伟观。所可惜者，当时四库之馆臣，采《永乐大典》时，殊不尽职。据传闻云，彼等大抵取其卷帙略少者，宏编巨册，措而不问。后来徐伯星所辑《宋中兴礼书》、《政和五礼仪》等，皆从《大典》录出者，即此可见。咸丰中张穆语以此事，谓《永乐大典》尚有秘本甚多。《大典》自明代即失其副本，翰林藏本，称为独一无二者，馆臣草率了事，实为缺憾。光绪二十六年，当拳匪之乱，翰林院罗于兵火，其卷帙多散佚或烧失，殊可惜也。
建七阁贮藏四库
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造文渊阁于北京紫禁城内，造文源阁于雍正为皇子时读书之圆明园，造文溯阁于奉天陪都宫殿之地，造文津阁于塞外之热河，为贮藏之所，此称“内廷四阁”。文渊阁建造式，帝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为之。当全书告成之后，又命起文汇阁于江苏扬州之大观堂，起文宗阁于镇江金山寺，起文澜阁于浙江杭州圣因寺之行宫，亦各藏四库全书一部，此称“江浙三阁。”凡七阁。阁既成，帝曰：“我国家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又谓：“朕蒐集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内廷四阁，非特别之资格，与得许可者，不准阅览；江浙三阁，听学者皆得阅览抄录。”七阁之中，今日尚俨然存者，惟文津、文溯、文渊三阁，他如交宗、文汇二阁，亡于太平之兵乱；圆明园文源阁，毁于火；文澜阁亦少有散亡云。
对于《四库全书》编纂之批评
《四库全书》编纂之旨，虽可于帝之宣言知之，然未必非乘国帑之丰裕，以逞其好名之心也。吾人前以四库馆之开设，为东南各省人文发达所促成，其实从一面言之，又无非北京朝廷从来崇尚之宋学，渐次失收服人心之效力使然耳。而四库馆对于门户之见，力避忌宋汉两派之争，固不必言。且以讲学之风为可厌，又以讲学乃讲明义理，其方针为排斥宋学者所不许。闻其初大兴朱筠，请开设四库馆，尚书刘统勋力持不可，大学士于敏中力争，乃得准行。刘驳斥之意如何，吾人未能深知，然征其生平之言行，必非无所揣摩而出此者。据清末一学士所解释，本朝学术之分歧，实四库馆开其端绪，至有咸丰时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之说。学术分歧，今乃益甚，始知刘统勋所见之远云。
刘统勋（1698～1773），清代大臣、学者，刘墉之父。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人。历任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等职。一生清廉正直，是被乾隆帝称作“真宰相”的唯一之人。
乾隆帝之禁书令
在编纂《四库全书》论旨前后，又布一禁书令，甚可注意。禁书者，即明代关于满洲祖先之著述。据帝之论旨，此等逆书，不合于本朝一统之旨，勿使行于世。盖文弱之汉人，被北人驱逐时，借文学以发抒不平之气，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数极多。帝此时不仅欲一扫此种明末之记录，并思将其正史一切付诸销毁，其处置殊不公允。此种命令，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据兵部报告，当时销毁之次数，二十四回，书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云。然犹以为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严谕遵行。从大体而言，在北方诸省较完全遵行；其东南各省，未能禁绝。时论中有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分较大，素称文人之渊薮，民间书籍繁多，所以不能禁绝者，皆由督抚等视此事为等闲云。后流传于日本之钱谦益诗文集，亦被销毁于此时。乾隆帝一方夸蒐集《四库全书》之功于汉人，他方立文字之禁，贻后世排满口实，殊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