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幼时聪明，六岁时能诵宋儒周濂溪《爱莲说》。康熙帝初见之于皇子邸宅牡丹台，谓其后福甚大，命养之于禁庭，朝夕教训，过于诸皇孙。又扈从于热可狩猎场时，有熊跃出，帝乃仆以小铳，令彼往射杀之，意欲予以初猎获熊之名而已。彼急乘马，仆熊复立，帝又发铳殪之。帝归语诸妃云：“此子福未可量，使彼至被仆之熊前，熊再起，安然无事。”云自是益加宠爱。据某史家之言，康熙帝始无立雍正之意，彼由其爱宝亲王（乾隆帝以子名），其父雍亲王乃得以即位。此说不无可信。以次略述其母，其女家为满洲旗籍那拉氏费扬古之女，幼时在承德母家，贫无婢奴，六七岁时，父母尝遣之入市买杂物。十三岁时，入北京，值选择秀女之时。秀女者，八旗处女达于十二岁时，户部案籍奉仕于宫皇之谓，廷后及皇妃，皆由其中选择。时彼适与一群秀女观于宫门，卫者误以彼为在籍之人，得引见之荣。彼容貌端正，于是中选，分于皇子之邸，而为雍亲王府之人，府即世宗（雍正谥法）之潜邸（皇子府）。会亲王罹时疫，看护者多不愿，彼乃奉王妃之命，旦夕服事，至五六旬，疾乃大愈，遂得留侍亲王，生乾隆帝。一说又云，乾隆非那拉氏所出，实浙江海宁陈氏之子也，未知孰是。
乾隆像
制度大备
凡百制度，至此时乃大备。关于皇位承继事情，实清朝最难问题，此时制定不能越一定等辈之法。等辈者，永、绵、奕、载、溥、毓、恒、启、寿、阖、增、祺等十二字次第之谓。例如乾隆帝之皇嗣子与嘉庆帝为兄弟及从兄弟，皆上为一“永”字，下一字皆从“王”，如永璜、永珲、永琰等类；次乃道光之兄弟，上一字为“绵”，下一字从“心”，如绵宁（寧）、绵恺、绵忻等是；咸丰乃奕字辈，故其兄弟上一字为“奕”，下一字从“言”，如奕詝、奕訢等；同治乃载字辈，下字从“水”，如载淳、载湉等。惟光绪与同治同辈，以先皇无子为言，择载字辈，当时紊乱祖法之议大起。此等制得乾隆批准，然皆模仿前明之典例，加以损益者也。此种名字，与国初之太祖、太宗及其兄弟等之名比较，不能不觉为变迁之著者。帝最忌满人之类汉名，有满洲人大家之一钮钴禄氏，以郎为姓，乃鄙而骂之曰：“尔非狼乎？”总之制度之完备，满洲朝廷渐次化于汉人，可以证之。
乾隆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拓片
国语及国俗之保存
满洲之保存其固有风俗，虽自康熙以来不改，至乾隆时，其手段为之一变。帝患满人感染汉习，察其原因，由于北人文化不及汉人，欲补此缺陷，惟有禁其模仿汉习，一面制作关于满洲之文献，如《满洲源流考》，首载谕旨一道，其意以“国姓之‘爱新觉罗’，乃与国语之‘金’同意。我满洲与金源氏同为一脉，虽祖宗之时，受明朝之封，乃为与明修好，假此以结两国之欢而已，为乐天保生之计，故不拒绝”云。据《金使世纪》，显于唐代之渤海国，有文学礼乐，证明金之先即有文字，以见满洲部族文化之久。然此等述作有效与否，不能无疑。吾人对于此事，可引国初太宗戒群臣者一节，以为参考，曰：
尔等宜审听之：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披览此书，悉其梗概，珠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欢赏。朕观金太祖、太宗，法度鲜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般乐无度，效流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法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事。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及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流人服饰制度；见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石，右挟弓，忽有勇者突入，我等能御之乎？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以上乃崇德元年读满文所译之《金史·本纪》时之感慨也。不幸太宗之此种豫测，至乾隆时昭然发现，彼等不仅仿效汉人之风俗，且忘其国语也。在当时所增补之四体及五体《清文鉴》，虽在纲罗中土及外藩之语言，实由于强其国语威权之政见而生。姑以吾人所知而言，满洲语之整顿及增加后，徒出一稀代之文人名和素者，惟翻译元明之著名小说，如《西厢记》、《金瓶梅》等，投一般之嗜好而已。
和素（生平不详），清代翻译家。字存斋，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累官内阁侍读学士，赐号巴克什。译著主要有《左传》、《黄石公素经》、《琴谱合璧》、《菜根谭》、《西厢记》、《金瓶梅》等。
英国大使马加特尼所传说之乾隆帝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大使马加特尼，所传说如下曰：“皇帝午前三时起床，入皇室用之塔拜佛，后阅览诸官宪之奏疏。此等官宪，限于有直接上奏之资格者。七时朝餐，食后与女官、宦官等，共逍遥于宫城园庭；次召首相，御览现行之事，然后赐朝见。通常午后三时食后赴剧场，否则即从事于他种娱乐。至就寝时，入室耽读其所爱之书。其就寝时间，无逾七时以后者。”又曰：“妇人室，皇后一人（今已故），第一级之妃二人，第二级者六人，宫女百人。故后所生皇子有数人，妃及宫女所生者又有几人；皇女数人，嫁于鞑靼诸公，或鞑靼诸大臣，未有一人嫁于汉人者。彼有才能，有学识，勤勉。且信仰之念厚，富于仁慈，对其臣下，叮咛温和；对于其敌，复仇之念其强，丝毫无所假借。当其地位伟大，势力隆盛，意气扬扬，若少招失败，即痛恨不已。无论何事，嫌落人后，不甚信任诸大臣，一旦震怒，不易安慰，皇子等虽有达四十余岁者，尚不与参密议，又不与以重权。太子属诸谁何人，不得而知也。其第一皇孙才能秀出，亦不与闻诸事，然颇得其钟爱”云。又曰：“皇帝常云倦于政务，数年之后，定让位之时日。因时日过于迫切，改期亦所不免，今乃千七百九十六年，尚不有让位之命。其本来体力旺盛，虽八十三岁，尚无衰弱之病也。”
月漫清游图
康熙、乾隆两代之比较
马加特尼又有言曰：“赵大人（大使护送者）欲吃烟，时以其无从者，余于袋中取小盒自来火，擦之而燃。彼见身内藏火，毫无伤害，大为惊异，余因说明其故，即以一盒赠之。如此细微之事，视为奇异，余因以知中国国民于机械学中，未始无所优长，而于医药之外科术，及科学知识，则甚劣于他国。余在中国，见盲者甚多，有木制之足者，又有四肢不具者。苟人遭此不幸，而无良外科医，伤害之后，束手待毙，可以断言。总督以余所见为然，余又语以英国诸种之技术，例如溺死者因器械手术之诊治而复苏，盲目者因割障膜而复明，或有因治疗之必要，而切断其手足者；又谓若中国朝廷允许，余当偕此种技师同来。时总督与其同僚，如梦始觉。余对中国朝廷，于新学术之发明，毫不关心，不能无憾。此三人所探问、所批评、所思想，度量豁达，见解聪明，余认其出于寻常中国人之上也。中国大臣劣于此三人与否，与大臣忠实尽职、能决行其所信与否，不得而知。当与大臣于热河会见时，余于欧洲诸种发明物中，特述轻气球事，谓宜备置一球于北京，且当雇使用教授者一人，彼非独不容余言，即同在一处之诸长官，亦皆以为不然。观中国新闻，此诸长官，皆占枢要位置者，其他尚何言乎？据幼特教派报告，康熙帝颇留心化学，能继承帝之伟大性质者，殆无其人。余今始知中国朝廷之政略，与自负心相关联。彼欲陵驾诸国之上，而对于实际，所见不远，不知利用之方，惟防止人智之进步，此终无益之事也。”又曰：“以鞑靼朝廷之权势政略，其抑制中国臣民之活动，至于何年而止，实一问题也。今其各地方之暴动，时有所闻。此等暴徒，虽一时之征服，而其患常隐伏于内，一旦同时发动，其镇压颇非易事，如病入膏肓，遂无如之何矣！”
康熙御笔《耕织图》
清代从康熙朝开始，各代均有耕织图，反映了清廷对农耕之重视。这两幅《耕织图》有康熙御笔题诗。
同化汉人之乾隆帝
乾隆帝虽恶旗人之感染汉习，而在己一身，则甚耽汉人之文化。其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为陆放翁所不及。常夸其博雅，每一诗成，使儒臣解释，不能即答者，许其归家涉猎，往往有翻阅万卷而不得其解者，帝乃举其出处，以为笑乐。又好鉴别书画，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甚爱惜之，命画苑之供奉，画其像于书上；对于《岳氏五经》，特建五经华室藏之；又马和之《国风图》，历数十年始获全部，保存于学诗堂。如此之类，不遑枚举。帝于书法，酷爱董其昌，与康熙帝相似，为当时书家张得天所倾倒。但自吾人观之，其书法虽妙，似少气魄；康熙帝则骨力有余，丰润不足；至雍正之书，有才有气，不类王者笔迹，各见其长。关于语学，虽不闻如康熙之常学拉丁，但精于蒙古、满洲语，殆可深信；惟帝之异于康熙者，在西洋科学知识之缺乏是也。对于西洋书法之趣味，两帝所同有，观焦秉贞之画《耕织图》，可以知康熙之性格；观意大利人郎西宁（Toseph-Gastigling）所画《准噶尔贡马图》，可以窥乾隆之嗜好。康熙、乾隆，时虽并称，仔细思之，一为创业之主，开拓国运；一为守成之君，坐享太平。譬如一家，前者自田间奋起，经营产业，有备尝甘苦之象；后者则否，生为贵公子，长为富家翁，有席丰履厚之观。彼虽让位于仁宗，尚行训政，吏治废弛，人心暌离，可恐怖之民乱，实酿生于此时。将于次节述其嗣君之梗概。
焦秉贞（生卒不详），清代前期宫廷画家，汤若望的学生。字尔正，山东济宁人。擅画人物，吸收西洋画法，绘有《仕女图》、《耕织图》等。
郎西宁（1688～1766），今通译郎士宁，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