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训政
乾隆在位已六十年，龄逾八旬，自颂曰：“汉唐以来，古稀之天子才六人；其中至八旬者，才得三人。而三帝中惟元世祖，仅可称贤；其他两人，则朕之所鄙。即元世祖，亦未有五世同堂如朕者。”乃命铸“八征耄念”之印尔。又自作御制《十全记》，翻为蒙、回等四种文字，立石于圣祖御碑之侧。“十全”者，纪其在位时十全之武功，即二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再扫荡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各一，受廓尔喀之降有二，合之而为十功也。又附言以内地三叛“么么为不足数”，其得意可想。然得意之余，失意之渐。时帝自以精神强固，内外庶政，尚可坐听，故让位之后，称太上皇，行训政事。时嗣子嘉庆帝，年已三十七，决非幼主，且材能不凡，无论军国大事、外藩交涉，必须请训，即琐屑事件，亦必禀命而行。帝之训政，其用心未尝不善，而不知乱机即伏于隐微之中，此所以有大害而无寸功，徒贻嗣君以全国紊乱之内政也。
嘉庆像
白莲教匪之缘起
白莲教非始于清朝。宋亡元兴，至于顺帝，纪纲不振，有乐城韩山童者，以其祖父所创之白莲教，煽惑人民，焚香诱众，倡言弥勒佛降生，河南、江淮之愚民多信之。自言彼为宋徽宗之后，当为中华正统之君，于是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得刘福通等同谋起兵，以红巾为号。事觉，山童被擒，其子林儿逃亡，与党刘福通遂反，众号十万。后迎林儿为幼帝小明王，据亳州，国号宋，及明朱元璋起，乃亡。白莲教之名自此始，以后二百余年，明朝隆盛之时，不闻其名，至天启五年，白莲会又蔓延于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初有苏州人王森者，得妖狐之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设大小传头及会主之号，后被捕，毙于狱中。其子好贤，及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宏志等，奉行其教，徒党益众。好贤、鸿儒，期以是年中秋起兵，会谋被泄，迫不及待，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举兵陷郓城，又陷邹、滕、峄等三县。后被官军长围，食尽，其党徒皆降，鸿儒被擒，磔于京师。彼临刑叹曰：“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年，众不下二百万，事不成，天也！”自是白莲教会锐气大挫，至明清兴废之际，尚伏而未动，及乾隆帝对于明尊及白云派下严令，白莲会于是又起。
韩山童（？～1351），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领袖。栾城（今河北栾城）人，其祖父为白莲教主。
白马乌牛，古人设祭盟誓用以祭祀天地的大礼，以示神圣与庄重。
镇压白莲起义的朱批奏折
教匪初起
白莲教教义以祷告及念咒可以治病，号召党徒，与前明不异。首领曰刘松，安徽人也，尝密派使者传教于西部各省，事觉流于甘肃，余党刘之协、宋之清等，乃布教于陕西、四川、湖南诸省。日久党徒益众，乃宣言清运将终，推同乡王发生伪称朱明后裔，以煽动流俗。乾隆五十六年，事觉被捕，发生以年幼免死，流于新疆，独刘之协远遁。有旨大索，州县官吏，逐户搜缉；胥役之徒，多逞威虐。有武昌府同知常丹蔡者，查荆州宜昌地方时，株连罗织，及于数千，富者破家，贫者庾死。时川、鄂、黔、粤人民，困于征讨苗族军费，又无赖之徒因禁止食盐密卖，及货币私铸，失业者颇多，于是皆仇官思乱，以荆州、襄阳、达州为根据，煽惑陕西各地。
匪势扩张
时聂杰人、张正之徒，起于荆州；姚之富、齐林之妻王氏，起于襄阳；孙士凤、徐天德、冷天禄，起于四川；张士龙、张汉湖、张天伦，起于陕西，有席卷西部诸省之势。清廷始以为小丑，不足介意，今忽变为大敌，实出意外。匪乱之主动力，虽以白莲教之煽惑，然实由于清朝之种种措置，相激而成；且地方官之讨伐军，初亦无有速靖匪氛之意。至于白莲教之是否邪教，殊未易言。何以故？中国民间，信仰颇杂，必非出于儒、释、道三教之一途。释、道教多互相混合，如何而为释教，一般人之心中甚不明了，指人民之信仰，即以为邪，未得为当。究其真意，谓此种信仰，稍带有政治意味，未始不可。然事多出于受动之结果，不能归罪人民信仰，而在上者，反卸其责任而不问也。嘉庆元年，湖广总督毕沅、都统永保弹压湖北省，总督宜绵讨伐陕西，福宁英扫荡四川，皆不奏功。如永保者，徒率大兵尾追寇贼，不敢迎击，匪徒于是蹂躏四方，肆无忌惮。据嘉庆二年春记事，荆州襄阳一带，被害最甚，焚掠十八州县，通四川道路，几千里皆被蹂躏，其惨状可见，然尚不止此。
坚壁清野之议起
官兵徒事骄奢，武力衰弱，不足应用，于此次平匪乱见之（参观第五十章）。有识者思靖乱之法，惟有坚壁自守之策。嘉庆二年，明亮及德楞泰条陈如下曰：
臣等由湖北入陕西，所经村庄，皆已焚尽，盖藏皆已搜劫，男妇皆已掳掠，目不忍见。已被扰者，固宜安恤；未扰被者，尤宜提防。查各州县城居之民，有城池为之保障，贼匪不能攻下；其村落市镇，恃一二隘口乡勇，或远不及防，或失守间道，仓皇逃避，不仅衣粮尽为贼有，且备卫之火药器械，反资借于寇盗，而贼所至得屋舍、衣食、火药，逼胁良民，为之乡导。所以用兵以来，所杀无虞数万，而贼不加少，且兵力急于保城，村市已被焚掠，若荆州襄阳有急，房竹、安康诸县，已难兼顾。为今之计，困贼必须卫民。近贼州县，劝市镇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立一堡，或数十村立二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去则乘暇耕作。如此，所谓以逸待劳，贼匪自可得而清。近日襄阳绅士有梁有穀者，用此法以守，贼遂不可犯，此保障之成效也。
德楞泰（1749～1809），清代将领。字淳堂，满洲正黄旗人，伍弥特氏。屡从福康安作战，官至扩军统领。曾镇压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等。
此条陈虽未采用，而人民渐知为要图，多设堡垒，坚为守御。或云德楞泰等此奏，从征苗之役经验而来，殊难断定。惟官兵之力不足以讨贼，除人民之自御，别无善法，清廷于兵制上，非大加变革不可。时所谓靖寇之策，尚无成算，军费次第增加。三年冬，诏开川楚善后捐官制之例，依户部所奏，“连年征剿，拨国帑既已八千余万两，请姑开捐例，以资储蓄”；科道覆议，以“乾隆年间，川运有例，暂可仿行”。以素称丰富之乾隆内帑，早已告竭。翌年正月，太上皇崩，训政始撤。
斩宠相和珅
嘉庆承乾隆之后，与雍正承康熙之后，其形虽一，其实则不同。其亲政之始，传乾隆临终之言曰：“我皇考至弥留顷，亲执朕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太上皇功颂十全，寿祝八征，其末路尚有何不幸耶？”帝更言曰：“皇考临御六十年，四征不庭，虽空荒绝域，无不指日奏凯；内地乱民，如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旬日立殄。从未有劳师数年，糜饷数千万，尚未蒇事。若教匪一日不平，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将，同为不忠之臣。”此非一时感慨之言，实焦思之所致也。帝指摘弊害不仅一端，就中太上皇晚年执法，过于宽大，如误军事之永保，虽一时交刑部，后再放释；各路诸将，掩败为胜，在京将领，争请出征，归时无不营置田产，顿至殷富；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此皆内乱扩张之最大原因也。然中国以如是政体，至于如此现象者，不可独责在外将吏，当先考太上皇训政及其所伏之隐患。嘉庆亲政，即治大学士襄勤公和珅处以斩罪——和珅者，太上皇之宠相也。
和珅像
和珅之罪状
所宣布和珅之罪状如左：
一 泄漏先帝机密，以册立皇太子为拥戴功。
二 如骑马过正太光明殿之禁地。
三 舆怡出入大内。
四 娶内廷使用女子为妾。
五 民乱以来，故意延搁各路军报，并欺蔽实情。
六 先帝不豫之时，举措不慎。
七 擅改先帝诏书。
八 彼兼吏部及刑部事务，又兼理户部，三部事务，一人专断。
九 隐匿边情。
十 误外藩扶绥之法。
十一 偏用官吏。
十二 任意撤去军机处记名人员。
十三 查彼家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之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瑤台无异。
十四 蓟州坟墓，居然设立宫殿，开设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
十五 私藏品中，珍珠手串，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又有大珠，比御用冠顶大。
十六 有内府所无之宝石。
十七 家内银两衣服等件逾千万。
十八 夹墙之内，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两，有埋藏于地窖银百余两。
十九 借款十余万于通州附近之堂铺钱居，以生利息。
二十 家仆虽至贱，有二十余万资产。
清代珐琅瓶
据和珅供词所载，属于其私产中之珠玉金银等，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盘，正珠念珠十七盘，正珠手串七串。红宝石四百五十六块，共重二百二十七两七分七厘；蓝宝石一百十三块，共重九十六两四钱六分厘。金锭金叶二两半，共重二万六千八百八十二两；外于金银库，有六千余两。又据其当时续发之论旨，“朕已清查和珅之遗产，共计有一百零九号，内八十三号，尚未估价，仍将原单交会八王爷、绵二爷、刘中爷，会同户部估价；已估价者，六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岂非可骇之数耶！”或人目和砷私产，不下八亿万两，当时政府之正入，七千万两，以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至当一国十年之岁入云。时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元气，斲丧于一嬖倖之手”之讥评。清单如左：
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 东屋一所（七进三十八间） 西屋一所（七进三十六间） 微式屋一所（六十二间） 花园一所（楼台四十二座） 东屋侧室一所（五十二间） 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楼、更楼十二座，更夫百二十名） 杂房（百二十余间） 古铜鼎（二十二座） 汉铜鼎（十一座） 端砚（七百余方） 玉鼎（十八座） 宋砚（十一方） 玉磬（二十八架） 古剑（十把） 大自鸣钟（十九座） 小自鸣钟（十九座） 洋表（百余个） 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十两） 珍珠（十八颗） 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 珍珠朝珠（十八盘） 大红宝石（一百八十余块） 小红宝石（九百八十余块） 蓝宝石（大小共四千七十块） 宝石朝珠（千零八盘） 珊瑚朝珠（三百七十三盘） 蜜蜡朝珠（十三盘） 宝石珊瑚帽顶（二百三十六个） 玉马二匹（高一尺二长四尺） 珊瑚树十颗（高三尺八寸） 白玉观音一尊 汉玉罗汉十八尊（长一尺二寸） 全罗汉十八尊（长一尺八寸） 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个）玭玺大燕碗（九十九个） 白玉汤碗（一百五十四个） 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个） 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银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个）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个） 水晶酒杯（一百二十三个） 金镶玉簪（五百副） 整玉如意（一百二十余枝）金镶象箸（五百副） 白玉大冰盘（二十五个） 玭玺大冰盘（十八个）白玉烟壶（八百余个） 玭玺烟壶（三百余个） 玛瑙烟壶（一百余个）汉玉烟壶（一百余个） 白玉唾盂（二百余个） 金唾盂（一百二十个）银唾盂（六百余个） 金面盆（五十三个） 银面盆（一百五十个） 金面盆（六十四个） 银面盆（八十三个） 镶金八宝炕屏（四十架） 镂金八宝大屏（二十三架） 镶金炕屏（二十四架） 镶金炕床（二十四床） 四季夹单纱帐（全） 老金镂丝床帐（六顶） 镶金八宝炕床（一百二十床） 金镶玻璃炕床（三十二床） 金珠翠宝首饰（大小共计二万八千件） 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量一百两，计银一百五十万两） 银元宝十千个（每个重一百两） 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一千七百万两） 生沙金二百万余两（估银一千百万两） 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 洋钱五百八千圆（估银四万零六百两） 制钱一千五十五串（估银一千五百两） 人参六百八十余两（估银二十七万两） 当铺七十五座（资本银三千万两） 银号四十二座（资本银四千万两） 古炕铺十三座（资本银二十万两） 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古玩铺十三座（资本银二十万两） 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 绸缎库两间（估银八十万两） 洋货库两间（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一百一板，五色羽缎六百余板，五色哔叽二百余板） 皮张库一间（元二张，各色千五百张，貂皮八百余张，杂皮五万六千张） 瓷器库一间（估银一万两）锡器库一间（共估银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七两） 珍羞库十六间 铁黎紫檀器库六间（八千六百余件） 玻璃器皿一间（八百余件） 貂皮女衣（六百十一件） 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 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 棉夹单纱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 棉夹单纱女衣（二千一百零八件） 貂帽（五十四顶） 貂蟒袍（三十貂四十七件挂八件） 貂靴（一百二十双） 药材房一间（估银五千两） 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
汉代博山炉
玉如意
外抄刘、马二家人宅子内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间 金银古玩（估银三百六十八万六千两）衣饰器皿（估银一百四十一万三千两）洋货皮张绸缎（估银三万两）人参（估银四万两）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古玩铺四座（本银万两）地亩六百余倾（估银六十万两）市房二十七所（契价银二万五千两）
和珅专政之影响
和珅为满洲正红旗官学生，一日车驾将发，仓卒求黄盖不得，帝曰：“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帝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乃曰：“汝辈之中，安得有此！”然和坤本无学问，惟四书五经，稍能记忆，故供奉之傍，对于帝之应答，颇能称旨。自是得倖宠之门，一跃而为侍卫，旋擢为副都统，再迁侍郎，使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备极尊宠，又由尚书授大学士。此事约在十二三年以后。彼号致斋，其子丰神殷德，尚乾隆公主，性甚吝啬，出入金银，持筹握算，无不亲为称兑；宅中费用，系下官供差，不发私自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食薄粥而已。彼因为肥私囊，先阴怂恿地方官收贿，于是侵亏公银者不少。最著者，为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松、五拉纳、浦霖之罪案等，赃款动及数十百万之多，为前代所未睹。推其始，无非为和珅之党，及罪状败露，不能为救，多处以法。犯罪之诛殛愈众，上下之贪风益增，地方官惟惴惴焉恐罹法纲，多行贿赂为自全之地。在当时之风尚，陷于贪欲，其最大原因，不可谓非和珅之压迫所致，于是吏风颓败，激成教匪之乱。又稽压军报，索重赂于出征将帅，而为邀奖叙起见，不能不供其求，因之多索军饷费额，征剿既久，民乱益扩张，军费益增加，至于不可收拾。嘉庆帝于父皇崩后，即有处彼以死之意，必非待广兴及王念孙之弹劾而始然也。
洪亮吉山水立轴
洪亮吉之意见书
嘉庆三年，洪亮吉为救济时艰，条陈意见于当道。其大要如下，曰：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众，跳梁于一隅，逃死于晷刻，始入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由地方官挟制万端，又黔省之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艺，念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为邪教实不足平，何则？自古焚香聚徒，如汉张鲁、张角，皆起于中叶以后。政治略弛之时，然尚不旋踵而扑灭。如我朝圣贤相承，振饬纲纪，每有赈恤，皆不惜百万帑金，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亦知之，即邪教之首领亦知之，故临阵撑拒，必云受地方官之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试思此等皆身罹叛逆，万死不足赎之人，而良心不昧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
臣今敢有请者，以为胁从宜贷。邪教入一村，则烧一村，入一镇，则烧一镇，仅以胁良民为贼；邪教即退，州县官又利其烧尽所余，屏民而不得归，良民于此始不得不从贼。邪教滋扰数省，首尾三年，烧村镇愈多，无身家衣食之民，附之者愈众。邪教之徒，又不爱惜此等，每行必驱之前；或抑之在后，以抵官兵。故诸臣入告，杀数千人、数百人者，即此无业游民，非真邪教，非真贼也。且此曹每动于州县，辄以万计，此岂可尽戮耶？即得尽戮，亦非所忍。故臣以为胁从宜贷，一以开愚民之自新，一离邪教之党羽。党羽一散，真贼乃出，官兵刀箭枪炮之所伤，乃真邪教，乃真贼也。
一则吏治宜肃。今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臣所闻湖北宜昌，四川达州，虽稍有邪教，民皆保身家不犯法；州县官既不能化导于前，及事已萌蘖，即借邪教之名诛求之，不逼至为贼不止。臣请凡邪教所起之地方，必究其由，分别惩治之。然此辈一日不可姑容，如明示惩治，既可舒万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盖今日州县，其罪有三：凡朝廷赈恤之项，中饱于有司，此上恩之不下逮，一也；无事蚀冒粮饷，有事避罪就功，州县以之蒙府道，府道以之蒙督抚，督抚以之蒙皇上，此下情不上达，二也；若有功，长随幕友皆冒得之，若失事，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大吏、统率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三也。一则责成宜专。楚抚守楚，豫抚守豫，陕抚守陕，战虽不足，守必有余。则以陕西言，武关、潼关、蒲关，东面三门也；大震关、大散关、骆谷关，西面三门也。其地皆重岩极险，豫为之备，先以百人守之，贼以何能入武关？以何能进剑阁？又以何能复入鸡头，趋褒斜，东西蹂躏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失于先事预防耶？夫朝廷之驭天下，不过赏、罚二端。前平金川、平缅甸，所以即日告功者，赏罚严明，赏必待有功，罚不避勋贵故也。今行军数年，花翎之锡，至于千百，果安在哉？将弁弃营阵、弃保垒，常相避贼锋，大吏又务为掩饰，咎果谁任耶？况有功，而无功者受赏，有功者解体；有罪，而无罪者代其罚，有罪者益恣。故臣以为今日之事，朝廷则赏必当、罚必行；亲民之吏，则各本良心；封疆之臣，各守地界，削上下相蒙之弊，除彼此推诿之情，如是邪教不平，臣不信也！
此条陈即上，以深中时弊，人争传诵。大学士朱硅荐之于朝廷，彼不肯受招，临去复上书于王公，多诽谤朝廷语，因之流于伊犁，不逾年而释归。嘉庆帝私居，常置此条陈于座右，曰：“是朕座右之良箴也！”于是嘉庆四年中，发布《御制邪教说》，但治从逆者，不治从教者。后贼首王三槐于北京被擒，当军机大臣会审时，仅答以“官逼民反”四字，闻帝之恻然，下诏曰：“国家深仁厚泽百余年，百姓生长太平，非迫于万不得已，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皆由州县官吏朘削小民以奉上司，上司以馈结和坤。今大憝已去，纲纪肃清，下情无不上达，复不致为下民累。惟是教匪胁良民，遇官兵又驱之前行，甚以剪发刺面，防其逃遁，小民进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未闻用兵于吾民，朕安可负洪亮吉之直言。”诏中似以斩和珅，朝廷得以肃清，然以二十年恶政之结果，一时民心不能恢复：就中最甚者为八旗官兵，即常备军之废弛是也。
清代琉球刀
坚壁清野之议与乡勇
嘉庆二年中，德楞泰条呈坚壁清野之法，以“地方市镇，坚筑保垒，不给贼以焚掠之资，待其自灭。此法于湖北随州行之，颇奏功效，廷议以保障生民之良策，无过于是。若四川、陕西、河南等，皆仿行之，贼何从而蹂躏”。乃命将军勒保会同督抚，实行此法。又有著名之合州知州龚景瀚条呈，谓“八旗官兵不可恃，其军纪废弛，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并调兵及增兵，皆无益而有害”云。考清廷之采此方法，以惟供给武器于民间，不烦征兵，军费可以节省也。嘉庆四年，尝诏“征黑龙江之兵，往返数千里，供应浩繁，水土不服，不熟贼情。计调一黑龙江之兵，可以募数十乡勇，且可卫身家免虏掠。当使嗣后乡勇有功者，如八旗官兵保奏议恤，以收敌忾同仇之效”，可知清廷意在节省经费。募集乡勇，行德楞泰之策，自嘉庆元年至二年，四川一省乡勇之数，已越三十万人。其驳此议者，以“组织围练，各保乡里，未始不可，惟民间一时雇兵，徒惹起将来之大纷扰”，痛论其不可行。总之，无论为坚壁清野或募集乡勇，皆可证明满洲常备军，不足以保障国家、维持社会也。然其腐败尚不止此，常有出于破坏国家之举动者。
常备军之腐败
此种常备兵，忘平素之恩遇，非特悬重赏，不为朝廷之用。不但八旗兵已也，绿营腐败，亦复相同。当交战时，雇兵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旗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满洲兵、吉林兵及索伦兵在最后。贼军亦然，亦驱难民以当锋镝，真贼在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与贼兵不相值，倘乡民伤亡，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即取以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多不当贼锋，如某某将军，惟尾追而不迎击，至有“迎送伯”之绰号。甚至地方村民，豫备粮饷，请其出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驻军。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据当时从军者言，兵饷多为管粮员所侵蚀，实际待遇兵士甚薄。聊举一例，时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蚀五十万两，但非其自贮蓄，不过用于延诸将帅宴饮而已。尝于深菁荒麓间，供一品五六两之珍羞，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某尚书初至阵中，彼赠以珍珠三斛与蜀锦一万匹，他物称是，岂非可骇之赠送耶！《啸亭杂录》著者，尝闻于将军明亮，谓征天山乌什之变，时军中大帅，不过一斤肉与数品之盐酪而已。未数十年，风气一变至此，军人奢靡，实古今所未闻，可不为浩欢耶！
索伦兵，清康乾年间，由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组成的地方正规军，以骁勇善战著称。
民乱之平定与团练之将来
明亮与德楞泰之坚壁清野策，始由保勒行于四川，继而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鳞等行之于陕西、甘肃，后吴熊光等行之于湖北。总之民乱之平定，堡塞修筑，团练发达，相需为用，渐次奏功。此等布置，以地方数十之小郭，收聚于一城中，行政上自然生变革，非一年半年所能集事，故至平定前后，实有七年之久。和坤去后，朝廷威信渐次恢复，军人中如将军额勒登保、明亮、德楞泰，提督杨遇春、杨芳等，卓越人材，于是出现，各逞能力。故捕王三槐，斩姚之富、冉文俦，又讨罗其清，平林之华，擒王廷登，民乱于此悉归戡定。战争既减少，渐议裁撤雇兵。嘉庆六年，额勒登保及德楞泰，奏善后事宜，曰：“本朝用兵于准回两部、大小金川，无需乡勇；征台湾、苗疆、教匪，皆因剿内地之乱民，舆外藩不同，必良民能自保，不为胁迫，而后乃可孤贼势。且防江、守城及堵隘，要多兵额，常设兵力所不及。自嘉庆元年至二年，募集奋勇，四川至三十万，其中流民不过十之二，加之本地人民为官兵向导，四川赖以保护。勒保再至四川后，贼势日衰，先后加裁汰，仅存万余，从未有解勇激变之事。目前共计四川、湖北、陕西，乡勇已不及二万，皆为土著有业之民，事竣必不愿入营。惟从军之兵勇，有一万七千，多外省无业游民，其中有家族者十之二，希望入队者，不下一万。近有湖北三千五百，陕西六千，四川千名，共增兵一万之议。请即安置此无业之勇兵，其愿归籍者，厚其遗赠，以销后患。”此豫想不幸而中，后嘉庆十年，宁陕镇之勇兵，值提督杨遇春入朝之时，共举叛旗，要皆不满意于饷银。遇春中途闻变，率诸军与战。脆而败绩。杨芳进言曰：“叛兵皆百战之余，骁勇且习地利，而官兵勤劳九年，疮痍未复，且与叛兵多同功一体之人，以兵攻兵，终无斗志。某请单骑入贼军，晓以顺逆。”遇春从之。时贼势甚炽，势不可测，众叩马力阻，芳曰：“不然。我与杨公计之熟矣！若天佑苍生，我必不死。若得为国息兵，即死亦得所，我有何恨？”遂乘马而前，万众怍愕。往见贼魁蒲大方，即痛哭曰：“吾与汝曹戮力数年，同患难生死，今对垒如仇敌，吾不忍汝曹灭族，请先杀我！”于是众皆泣，后逾二日解散。
杨遇春像
兵制渐变
吾人于本章之终，不得不一言者，清朝兵制，有渐次改变之倾向是也。清廷募集乡勇，惟供给兵器，可轻减国家负担；且一时陷于不可收拾之民乱，借乡勇之力，得以扫平。然窥汉人内情，第一皆熟练使用兵器之法，第二知官兵之无能，此岂清廷之大计耶？地方官中，亦早有预料出此恐怖之倾向者。时陕西总督长麟，谓“团练有益于今日，有大害于将来。民气日趋强悍，或聚众斗争，抗官拒捕，不可不防其渐。请乘此设委员，稽查兵器实数。及贼氛一靖，不难按籍稽查”，不可谓非卓见。此议乱后实行，民间兵器，一时收卖。又谓非毁堡垒则不可行。总之教匪之乱，甚斲丧国家之元气，爱新觉罗之威望，一朝坠地，民乱自此无已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