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八旗不长于生产
八旗兵之实力，至嘉庆时遂衰，因其狃于战捷，平时不事训练；又从一方面观察，其原因不外于生计渐蹙也。案八旗兵饷，骑兵领催，每月多不过银四两，少则三两，岁支米四十八斛；次绿旗，约给二分之一；出征兵饷，又加几分。通乾隆年间，不见有大增减，尚不得谓薄饷。八旗又有朝廷之新军，受历代之恩眷，不一而足，其家丁除当兵者给饷糈外，余皆择肥美之地以与之；又当国家有典礼时，必沐恩赐。但政府因维持风化，禁止旗人经商。其故由于国初满人受亲王府之命，四方经营商业，或以出卖人参为名，扰害地方，为诸种不正之需索，甚招汉人之恶感，后一律禁止之。沿袭既久，遂盲于生产事业。
清朝亲王级别的铠甲
旗人户口总数
八旗除京营驻扎于中央首都外，各地分设驻防，称八旗驻防。例如直隶设热河及察哈尔都统，于山西设绥远将军，于甘肃置宁长将军、青海办事大臣。此以防御蒙古为主，并以杜汉人与蒙人之交通，兼监督其商务。黑龙江有黑龙江将军，一面防蒙古，一面防朝鲜、俄国。山东青州有副都统，陕西有西安将军，江苏有江宁将军，浙江有杭州将军，湖北有荆州将军，四川有成都将军，福建有福州将军，广东有广州将军。但广州有汉军，乃于国初耿、尚二藩之余也。以上驻防，皆择内省要地，以防汉人为惟一之目的。于一城中常分为二部以居，常自居内城，而置汉人于外城；占领近城肥美之地，以资生计。据魏源之说，通计中外之驻防禁旅，二十万有奇，而北京居其半。据嘉庆中户部之报告，八旗丁口满洲二十二万九百六十人，蒙古五万五千六百三十九，汉军并内务府及五旗之包衣十四万三千八百九十三，合计约五十万有奇；若合老幼妇女，当在百五十万口内外，此当时八旗之全数也。户口增加率，虽未详知，然比之国初，殆七八倍无疑。
生计困难之二因
国家以旗人为常备军，生计毫无顾虑，历世之方策，又对于彼等，讲求特别保护之法。今举其一例：康熙帝设官库于各旗，使旗大臣管理之，因彼等不善治生，多致负债，兹为防其未然计，采用此法以为救济之用，康熙四十二年，由户部拨银六百五十五万两，以为该库资本，同时又免欠纳租银数百万两，保护之道，可谓力矣。然此种特别救济，仍然无效。据雍正五年之论旨曰：“从来先帝轸念兵士战功，为其偿还债务，发帑金五百四十余万，一家平均赐给数百两。然不闻置有何等产业，一二年间，荡然无余。其后先帝又赐六百五十余万两，亦如前次，立即用尽。朕即位以来，八旗兵丁，每回赐给三十五六万，已有数次，不待十日，又悉妄用。此库银非百姓之膏脂乎？彼等将来若不政恶习，虽加以恩惠。终于无益。可知彼等依赖皇家特别保护，保护之度增加，却反长其滥费之癖。”据乾隆之言，谓彼等金钱入手，径赴市上，滥买绸缎，不知爱惜；一般兵士，常先借一年之俸饷，至次年又借半年，以为习惯。此旗人生计，所以益陷于穷困也。是虽基于奢侈无度，而其户口增加，亦其一重大原因也。雍正帝早留意于此，倡移旗人于东三省之议，终于不行。乾隆元年，御史舒赫德再上旗丁移屯之议。
京营八旗移住之议起
八旗户口增加，政府军备不能遽行增加。国初八旗人口较少，土地家屋赏赐多，故生计颇裕；今人口逾十倍，而土地家屋反少。家屋缺少时，于北京尚可融通，而土地一旦典卖于汉人，赎回之事，颇非容易。舒于是建言，以所余户口移垦于东三省。东三省，乃满洲发祥地，此种建议，无非为便宜计。舒曰：“八旗兵数越十万，成丁闲散而不得职之豫备兵数万，老弱尚不在此数。若分居黑龙江、盛京、宁古塔三处，不惟京师劲旅，不虞单弱，且于根本之地，更添强兵，事自两便”云。此殆雍正之遗策。至乾隆六年，户部侍郎梁诗正，再上八旗屯种之疏，大意如左：
每岁于春秋二期，计户部收入，多者银七八百万两，少者不过四五百万两，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一千二百万两，所入不敷所出，比岁皆然。盖八旗兵饷浩繁，故所出常多；各省绿旗兵饷日增加，故所入渐少。惟兵饷一项，实居国用十分之六七，万一临时需费，不免左支右绌。臣请斟酌变通，查八旗人除驻防各省屯田于近畿五百里者外，悉群聚北京。此虽出于国家统治上之必要，然百年休养，户口增加，若不营商工之业，彼等皆仰食朝廷，朝廷遇彼等，亦无不委曲备至，何以如彼穷乏？臣以彼等不讲治生之方，实由于恃官府给养之故，此终不可不改者也。臣之所知，雍正帝常虑及此，决定移住彼等过剩户口于东三省，未至施行。乾隆以来，廷臣亦不无提此议者。然于此有一难，因旗人久生长辇下，一旦迁于边外，有所不便是也。即中外臣僚见事体重大，亦不轻言，此议所以扦格不行也。伏愿顾虑将来数十百年后，施行八旗移垦之议。
“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叁佐领图记”印
乾隆准其奏，先以八旗三千余丁，发遣于吉林之拉林及阿勒楚喀二地。乾隆十年，御史柴潮生上给饷遣散汉军之议，不行。此议发于乾隆初期，财政尚未如从来之丰富，帝务从实际着手；后大征伐大军费起，国家收入亦形发达，移垦之事，尚不视为重要。至嘉庆时财政困难之时，因之再提前说。
移垦屯田不著成效
以素习于北京生活之八旗子弟，甘居于边外之屯田与否，不能无疑。政府所指定之拉林等二地，不仅土地丰饶，并可利用松花江水运之便。初发遣时，政府每户给若干为准备费，沿途给以车辆马粮；到该地时，又供给产业资本与官设家屋田地，并耕作所需牛犁种粒等，计一户支出费银百余两，总共金额数万余两。此政策行，可略减京营八旗生计之困难。乃屯田之始，彼等即无意永住，未几仍放荡为生，弃地而还北京者不少。乾隆帝命将此辈加以处治，命令多不行，所谓旗屯益见衰微。吾人对于此问题，所当注意者，政府所以发遣旗人于东三省及热河等边外空地，以为必不似在内地时，售所给与之土地于汉人，而资以浪费，至于无力赎回，观前所择地方可知矣。其后汉人亦随之而往边外，关于土地之现象，至与内地同一情形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