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之来及其远征之初期
欧洲有海军之国，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者为葡萄牙。明正德六年（西纪一五一一），打破克尔（Alfonso Dalboquerque〔D＇Albuquerque〕）占领当时国际贸易之中心地马拉加。后五年，比里特尔罗氏（Rafae Perestrello）以自国固有之小船，作前途有望之远征，至是达中国。正德十二年，暗特里特氏（Fernas Peraz d＇Andrade）以葡萄牙船四艘，马来船四艘，航行碇泊于上川（Shang Chuem）岛。上川岛即今之圣约翰爱兰，而圣弗兰苏尔（St.Francis Xarier）所到之处也。暗特里特氏以二艘向广东，彼与卧亚知事所派为明使之比里司同行。暗特里特持稳健慰抚之态度而来，至其弟西门特闇特里特乃不然，于正德十三年，以大船一艘，小船三艘，至上川岛经商，对于中国人，常以贪婪偏私横暴之态度，横行无所不至，甚至造设垒砦，行使刑罚权。于是明之官吏，遂行封港，使不得入，至正德十六年，始逃出此地。时彼之兄弟啡爱奈尔阿被逐于上川岛，又王国公使比里司亦被捕，嘉靖二年死于狱。嘉靖元年，Alfonso Martins de Mell（米罗）出使于明，到上川岛又被袭击，同行数艘之船员，尽被鏖杀，幸免于危者，走浪白滘（Lanpaco〔Lang-peh-kan-arehas〕）马司加林哈计由上川岛边之方位，达福建海岸，于是继彼而经商于泉州、福州及宁波各地者日多。宁波殖民，至嘉靖十二年，其势颇盛，因繁荣而生傲慢，由傲慢而流于非礼。嘉靖二十四年，遂受海陆两面之征讨，其结果则一万二千之基督教民，内有葡萄牙人八百，均被杀戮，三十五艘之船，皆被烧毁。嘉靖二十八年，泉州事变与此相等，其生存者，亡命于浪白滘。
马拉加，今通译马六甲。
比里特尔罗氏，今通译佩雷斯特罗，意裔葡萄牙籍商人、旅行家。1516年曾到中国经商。
暗特里特氏，今通译安德拉地，葡萄牙人。1514 至1516年间，葡国船只多艘在其率领下来到广东，要求入京，都未获得中国官员批准。
圣弗兰苏尔，今通译圣方济格，是将基督教带到马六甲的传教士。
比里司，今通译皮雷斯。1517年奉命出使明廷的葡萄牙官员。
浪白滘，今通译浪白澳，在今珠海市南水镇。
葡萄牙大使到北京
嘉靖三十一年（西纪一五五二），卧亚知事派大使于明廷，途中为马拉加知事所阻，不果行。至清康熙六年，复派第四次大使，此行为对于澳门之通商阻碍，特行提议，请中国皇帝亲下命令，然终不得要领。后又以墨奈择司（Alexandr Mtells souza Y.Menezes）氏，任为第五次大使，达北京，与皇帝通书数回，又不见效。乾隆十八年，复派第六次大使，为关于商业之问题，虽交涉屡次，亦无所得。要之，就中国人之见，则以公使之来，为致臣下之礼而执行朝贡者，初无有提议条约资格，于是公使乃跪受中国皇帝之赠物焉。
墨奈择司，今通译亚历山大·麦德乐·苏赞·梅内兹。
澳门之居住
自北方残杀以来，葡人可以经商之地，惟浪白滘而已。嘉靖三十六年，纳贿于官吏，请于女神阿妈港（Amakau〔Macao〕）之荒岛，即今之澳门，建小屋以干晒船货，又保藏一切，竟得其允许焉。此虽称岛，实乃半岛。万历元年，中国大使，就地峡狭处筑城，出入皆由此城，此为防备诱拐之事而设，对此不正之行为，均怀不平，有起而为难之象。于是万历十年，广东总督于地方首府肇庆府，召集澳门知事、裁判官及其他官吏。富此等人之应召而来也，人民皆表示敌意，群起而欲驱逐之，然以总督及其随员等，已得葡人赠遗，知事等乃得无恙。由是葡人得知欲保其地位于澳门，非贿赂不可，故万历二十一年，由葡国元老院上国王书中，亦谓于此处欲固基础，非多用钱于中国人不可云。
阿妈港，即澳门。16世纪，葡萄牙人初次在澳门登陆，因当地有座供奉“阿妈”的天妃庙，故名“阿妈港”或“阿妈澳”。
澳门妈祖阁
清国维持澳门之管辖权
葡人常要求澳门管辖权于中国政府，光绪十三年以前，迄未允许。清朝所索之地租，自道光二十九年以前，皆完纳于香山县，其额初定千两，自康熙三十年至乾隆五年，每岁六百两，后为五百两。乾隆四十二年，澳门之牧师，代理知事，送书于元老院中曰：“因完租而得中国皇帝之允许，使澳门暂时作为葡人之用，实有利益”云云。嘉庆七年，英国军队奉印度总督威尔苏里卿之命，因防法人之攻击，占领澳门。中国大吏以侵犯国土，出而抗议。时英军闻雅敏（Amiens）条约已成，因退去。然当明特卿守备卧亚以防法人之时，嘉庆十三年，复派军队于澳门。在当时东印度商会管理者之意见，谓已得葡人之许诺，中国政府之交涉，毫不足介怀。然广东总督闻之，要求英国海陆军队速行撤去，以停止通商强行诸税胁之。于是脱里幼里（Admiral Drury）提督请与总督会谈，不应。提督为会谈计，经虎门（Bogue）而进，然中国军队阻之不果，因此英国军队悉去澳门港，其地复归中国。
闻雅敏条约，今通译《亚眠条约》。是欧洲第二次反法联盟失败后，英国与法国于1802年3月在法国北部的亚眠签订的停战条约。
在澳门关于土地及犯罪之清国权限
就管辖权之问题言，则万历十五年以前，明国皇帝任命官吏管理澳门，其事见于记录。此种官吏之居于澳门也，凡与中国人关系事件，无论原、被告皆归裁判，后此职权乃移于卡塞勃兰卡（Casa Branca）之长官，此长官有万历九年横断地峡所建堡砦之监督权。其后康熙二十九年，香山县又排斥其顾问之人，凡澳门范围内之事，自行裁断。乾隆九年，派特俣丹（Tsotang）代香山县办理澳门之事，因此至嘉庆五年，常往来澳门，行使其管辖权焉。先是乾隆十四年，有葡人证据确实之罪犯，以悔过为名，不送至法廷，而使彼等逃隐于教堂。于是清朝大吏，对于葡人日用之物，均不供给，命其商人离开澳门。葡人不得已，交出逃犯，至订一种暂行之条约。此条约之诸项中，第五条载定凡于卡塞勃兰卡犯杀人罪时，中国官吏到澳门公同相验尸身，其判决时，当送其证物于广东；第七条，若非完适当租税，得卡塞勃兰卡副执政官允可者，不得于澳门建设家屋、埠头及堡垒等事，然此条于道光二十三年耆英删除之。
在澳门之清国财政管理权
财政管理，中国政府在澳门极为认真。明崇祯四年，禁止广东外国贸易，澳门在其内。虽此禁不久废止，而中国商人独行通商，组织商号，足以持久，实为优美之处。康熙三十七年之上谕：澳门专为中国权限内所有，而来此处之外国人，行动良善，皆以赤子相待。此上谕于康熙五十六年，犹遵奉之。当此时葡国元老院要求于澳门保有特权，废止他国商人之同等利益，其答颇单简，曰“照此处置，不能允许”云。雍正四年，广东总督致葡人书，谓此种裁决属于皇帝之特权，非汝元老院所能干预。总督更于雍正十年，要求葡官吏将各进出口外国船，及所属国名，与其吨数、只数、种类，凡往来之地，详行报告云。
澳门大三巴
欧洲各国通商根据地之澳门
葡人之经商，虽就衰微，而澳门一隅，则渐繁盛，与广东共为通商根据地。凡船舶进口时，领船者及火夫等，皆从此地雇请；船只开往何地，其方针皆由此定；各年节之终，凡由广东商馆归来之人，皆集于此，以豫备再进广东。此地居住外国人数，据十九世纪所调查如次，但教士军人不在内。
一八一○年 一八三○年
白人 男 一一七二人 一二○二人
白人 女 一八四六人 二四九人
奴仆 男 四二五人 三五○人
奴仆 女 六○六人 七七九人
四○四九人 四四八○人
由此调查表观之，男女之数不平均，为殖民地所不常见也。
西班牙与中国人之关系
次于葡人与中国通商者，为西班牙人。其始由马尼拉以教士二名为使者，明万历三年到广东，于肇庆府面会总督，受恳切之待遇，然毫无发展而归马尼拉。时中国突然与菲律宾岛往来通商，商人皆福建厦门、泉州、福州人，往来于其地者，异常增加。西班牙人畏其势力之膨涨，于万历三十一年尽行杀之。此次被害，在西班牙管辖地内凡二万人，得免者无几。后中国商人复往，于崇祯十二年，菲律宾群岛又遭一次杀戮，三万三千人中，殆杀其三分之二。于是限定中国商人之数，以六千人为限，每人尚岁完六圆之税，又凡不奉教者悉行驱出，然商人尚依然增加。总之，西班牙人与中国通商，其举动确无善状；特其于嘉庆八年（西纪一八二九），介绍种牛痘法于中国，其功不可没也。
荷兰人之来与台湾之占领
又其次者为荷兰人。明万历二十五年（西纪一五九七），荷兰船舶，因葡国禁止其出入于里司本（葡京），对于中国生产物间接之需用，至此已绝其途，于万历三十四年，乃命洼甫兰特王禾尾（Wybrand Van Warwick）氏，直航船于广东；然以澳门官吏之压制，不得通商。同治三十五年，同样之计划，亦成画饼。天启二年（西纪一六二二），戈奈里司哩夜孙（Komelis Rayerszoon）氏，率船十五艘，出现澳门海面，以八百人上岸，加以攻击，尽被却走，损其人员三分之一，于是转而欲占领澎湖岛，攻防二年，后卒退而赴台湾。当时台湾殆如无人之地，毫无抵抗之者。彼先设立台湾府，于其地筑赤嵌城炮台（Fort Zelandia），于淡水、基隆及其他各要地皆设要塞；惟台湾淡水至今尚存，后者为英领事馆所占用。顺治十年，彼等欲通商于广东，为葡人所阻，不果。十二年，比打土过野（Peter de Goyer）及夜可卜土启乍（Iaeob de keyzer）两人，带大使之命，奉使北京。彼之要求，清帝皆许可，因彼呈有高贵物品，人皆称为进贡，彼亦如是云云，故得如是酬报也。彼等于神圣玉座之前，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尊中国为天朝，自处于藩属，安之若素云。彼等又欲于日本得通商特权，而其所得不过八年得派大使一次，及可随商船四艘而已。
里司本，今通译里斯本。葡萄牙首都和最大的海港城市。
台湾安平古堡
安平古堡又名“红毛城”，乃是荷兰人据台时期，为拓展远东贸易所筑的“热兰遮城”，为台湾最古老的城堡。
荷兰人被逐于台湾
明永历余党，以国姓爷著名，而世人皆知之者，非郑成功乎！当其时，厦门大陆之根据地，被满兵所夺，西历一六六一年，率兵队二万五千人渡台湾。成功知为敌者惟荷兰人，遂围赤嵌城，九阅月降之，荷人死者千六百人。荷人在台湾权利全失，于是会议于巴达维亚，其结果对待国姓爷，宜与清军同力合作，派兵船十二艘于福州，占领其联合地厦门。实则此时大陆之地，全属于清朝，台湾毫不被其影响。其后二年即康熙三年（西纪一六六四），荷国又派比打王芳（Picter van Hoorn）为大使，至北京，仍执藩王之礼，谢其援助之恩。大使甫伦翌年又至北京，但其来非为满洲朝廷，亦非为自己国家勇敢不挠、欲树伟功，而其胸中专欲为同胞求商业之利益而已，其曲从清廷，无异十年前过野等两人。然进贡方物，叩头行礼，皆载入大皇帝进贡国册录之中，但无有何种报答物，而特权亦不能稍得矣。康熙二十二年，清帝欲征台湾，要求忠实之荷兰人，以数艘兵舰相助。荷人从之，及兵舰至时，清廷已奏凯矣。嗣后于福建海岸诸港，秘密行商，不知费若干之金钱，始行许可。最后于乾隆二十七年，在广东设立商馆。其时广东各外国商馆，皆已成立，对于外人之暴乱行为，殆已绝迹矣。
大使铁俊甫与文谱兰
乾隆六十年，荷派使者铁俊甫（Isaac Titsingh）及A.E.van Braam（文谱兰）两人于北京。彼等鉴于英国大使马加特尼之失败，决不蹈其覆辙，而亦不行三跪九叩礼，较之前屡次使节，稍有改变，又不执藩王之礼。其结果，据史家所述，则彼等于北京待之如罪囚，遇之如乞丐，然后依指导者之言，行三跪九叩之礼，情形狼狈，空还广东，毫无效果云。
铁俊甫（1745～约1812），今通译蒂进，荷兰学者、外交官。曾出使日本、印度、中国等地。并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印度孟加拉钦苏拉的总督等职。
文谱兰（1739～1801），今通译范巴澜，美籍荷兰商人。曾作为蒂进的副使出使中国。
据《大清会典》所戴，朝鲜每岁派使节一次，琉球二年一次，安南六年一次，老挝十年一次，暹罗三年一次，苏禄五年一次，各遣使节来朝。荷兰使节来时，经广东虎门水道，为期无定；顺治十二年定为八年一次，派一人或二人为公使，一人为秘书官，及若干之从者，但其中到北京者，不能满二十人。缅甸公使来时，经云南永昌府，十年一次，其大使之随从在百人以内，但进北京者，不能越二十人。凡伊大利、英吉利、葡萄牙各国公使，皆通过虎门而行，然不限定时期，各大使可乘船三艘而来，但各乘船人员，不得越一百人，进北京者，不得越二十人，余人留于广东。
虎门炮台
英人至中国
英人与日本通商之事，在十七世纪初期，当在明崇祯十年（西纪一六三七）也。先是崇祯八年时，得卧亚葡国殖民知事之许可，派约翰威特（Captain John Weddell）为指挥，率船五艘为一舰队。其中四艘，以崇祯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抵澳门湾，该地官吏不认其在中国海岸有通商之权利，对于威特加以种种妨害，又嘱其待通商许可之命。既已数日，尚未接报，乃遣舟数艘，先寻进广东之水道，而后率船四艘，由虎门而进。广东大吏更通知再待六日，孰知此乃中国缓兵之策，乘此时整备各处炮台，再经数日，亦不得回答。于是威特起碇溯河而入，忽然数处炮发，彼即应之，敌炮不复发，竟入广东，将货物卖去，载砂糖与姜而返。其次事件，起于康熙三年，时英船一艘到澳门，葡人照例加以种种妨害，中国官吏对于货物，要求二千两税银，英人请减半数，亦不许，中国兵一队札于商人之家屋，以为警备。该船在澳门停住五个月，后归于班打。康熙十三年，又有英船一艘到澳门，交换货物，其中仅织物二十一匹，得低价卖去而归。康熙九年，始通商于厦门及台湾，台湾之通商协定，与该岛主人翁国姓爷订定之，而厦门通商亦无龃龉。康熙十六年，更遣一货船来，于西历一六七八年，英商之投资额，现金达三万先令，货物二万先令。西历一六八一年，该处商馆关闭，后四年再开。然台湾自清朝占领以后，该岛通商事务，又全停止。
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仓库
英国设商馆于广东
康熙二十年，英人欲通商于广东，然时已在葡人占领之后。葡人年出二万四千两，始获通商，无论英人及其他外人，皆不得享有此通商之权利。至康熙二十四年，撤去海禁，中国沿海各港准其通商，英人由东印度商会之力，获得在广东设一商馆之权利。康熙二十八年，始得正式派商船，然船到时，先停船待其许可入港。广东税关办事员，测定容积，约费两星期时日，对于船积，依当局之测定，应完税若干。然当时忽起一争论，因测定虽自船首至船尾，加以测量时，若进以贿赂，则可仅测前樯之后部，以至后樯之前部，容积减少，完税可以减轻。此等办法，英国及他国船，皆以为法律上、习惯上合法之规定也。当时之要求额，则为二千四百八十四两，贩货人皆以为不当，宁可不通商，将货运回以胁之。经此争论，至一星期后，减为千五百两，内千二百两为测量费，二百两为关税。康熙四十年，英国商会派一船于宁波，试行通商，资本十万一千三百磅，知此额过大，后同年往厦门者，不过三万四千四百磅，往广东者四万零八百磅而已。其结果皆失败，由于不规则之中国官吏，需索过甚，其额比广东更大故也。
英国东印度商会设商馆于广东
康熙五十四年，东印度商会议决与中国通商，宜立于安固之地位，因于广东设立一商馆，以常任职员主持其事，随时派商船前往。然至乾隆三十五年，其常任职员，不过运货人之集合体耳。此时期中，凡英人于中国通商之历史，及英国印度商会之历史、广东商馆之历史，述之别节，今先就英国所派往北京之大使二人，略一叙之。
大使马加特尼卿
英政府派马加特尼伯（Farl of Macartney）为使节，因之东印度商会经理人等，不免有疑惧。何以故？为历年辛苦经营，商务稍立基础，若无端加以强有力之主张，恐触怒中国政府，或演出停止外国通商之恶剧。该商会虽抱此忧虑，但对于政府所派使节，亦不反对。大使乃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出发，至翌年八月五日，到大沽口。此时之待遇，与前葡萄牙、荷兰两国大使可相比较，但马加特尼卿自称王者之使节，实避商业上密使之名，故甚保持其威严态度。时直隶总督为仪式上之拜访，由保定至大沽，随以皇帝所派迎接大使之三品文官，备以适当船只，装载大使，及其带来之进物六百箱，溯白河而达北京。凡食物一切，自到大沽之日起，至归广东出发之日止，皆政府供给。北京朝廷，不仅待遇如此而已，尚决定凡朝贡叩头诸仪节等，可以从宽，大使所乘之舟车，皆树以“英吉利朝贡”之大字旗。马加特尼非不解此意义，其所以不起而抗议者，恐有碍使节，致外交陷于断绝之穷境也。又如叩头仪节一事，彼等再三劝说马加特尼，谓此不过对于王者，乃自古中国表其敬意之形式，而大使之意，亦欲委曲求全，而对于中国皇帝，不得不一尽适当之礼，所以对此要求，亦无绝对拒绝之意见；但中国若以英国为属国，则决不承认。因欲证实其事，提议以文字彼此立一契约，大旨谓倘为中国臣民对于英皇肖像所肯行之敬礼，本大使亦肯行之于中国皇帝之前。中国官吏审查之结果，则曰：“英大使在该国主像前曲一足之仪节，可行于中国皇帝之前”云。大使自八月到，至十月七日去北京，其间未决议一件大事，又无一次论难。要之，此时大使所持目的，在轻减广东通商之束缚与税额，其他之希望，则在要求天津、宁波、舟山等处，自由通商，两事皆始终拒绝；惟对于大使，以无上之礼节迎送之，以无上之礼遇款待之，种种皆不过虚文，而实利则毫无所获也。
19世纪中国海域的英国帆船
脱里斯号事件
第二次英国大使为阿拇哈司（Amhenrst），时在嘉庆二十一年（西纪一八一六），其目的在使中英两政府之间，结成直接关系，图圆一般商业上良好之结果。然此次所以急于派遣大使者，则以嘉庆十九年，英船脱里斯号之行动亦最有关焉。脱里斯为英国国有船，以澳门为根据，而远航于广东海面，四月顷于拉顿浪（Ladrone）左近，捕护美国商船一艘，名汉打者，作为捕获船，带至澳门港。又其翌月，脱里斯之豫备小艇，自澳门之附近，追美国斯克尔船一艘，至黄埔又捕获之。此种行为，中国以为违反局外中立行为，并宣言侵害中国统治权，但中国官吏之意，谓彼等既为英国民，不问其谁何，就其行为而论，东印度会社长（即大班）应负其责任，遂以此事件，向东印度商会之选出委员交涉，命其将脱里斯号开出中国海以外。然该委员答曰：“对于国有之船，无有命令之权。”中国即宣布谓脱里斯号若不去，即停止与英之通商，以为胁迫之计；又一面励行禁止外人雇中国人为奴仆之规则。
英国大使阿拇哈司卿
英国政府，绝不回顾前次马加特尼大使之失败，复派第二次使节于北京。此次之任务，欲除屡次所受之害，及将来有类于是者，其意必请中国皇帝之保护，使东印度商会之通商事业，立于安全巩固之地位，而地方官吏无限之蹂躏也。而受此重任之大使，即为阿拇哈司卿，于嘉庆二十一年（西纪一八一六）八月二十八日到北京，时乾隆帝已崩，新帝登基。阿拇哈司卿所乘之小舟，仍如前例，于旗上大书“朝贡”字样。自大沽到北京之途中，关于觐见礼节，叩首与否，议论不绝。然英国政府之意，以为实行使节之目的起见，若得便宜，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要求，皆可随机应之；而东印度商会经理之意见，则鉴于前此广东所生之结果，在北京纵得明确重大之利益，而礼仪待遇之点，若有减杀国家威势之处，断不可让步。阿拇哈司卿到通州，中国官吏即促其向圆明园宫殿，日夜兼程。二十九日午前五时到其地，凡服礼服以迎大使之皇族及大吏等皆集于此，稍事休息，不移时即引导谒见，声言再三。大使以体甚疲劳，礼服及国书又未到答之。中国政府即与以大侮辱，令大使及随员等，速离此地返国。阿拇哈司卿，乃一无所事，遽返广东。总之，此时中国之意见，谓凡附庸以外之国民，欲如荷兰人之取得通商特权，而不肯作臣服之态度，则为绝对的不可能之事也。
法兰西与中国通商
法人其后绝无通商之事，至顺治十七年，再派船于广东，雍正六年，虽在该地设立一商馆，然通十八世纪观之，该国人商业规模皆甚小。法国领事之旗，由《亚敏（Amiens）平和条约》结定后，于嘉庆七年，始行建立；又因英国再开战争，嘉庆八年复取下。或云道光九年，曾承认其管理本国商人，得置一如大班（Taipan）之领事，然道光十二年（西纪一八三二），尚不见该处有领事旗云。
《亚敏平和条约》，即《亚眠条约》。
美人之与中国通商
美人向来以茶业与中国人交易，皆由东印度商会之介绍，至《维塞尔条约》成立之明年，即乾隆四十九年，始派船到广东。其商务甚盛，从无衅端，因亚美利加商人及水夫等，素善营业，二十五年之间，欧洲国民中，惟美人执局外中立态度，而其商务，乃忽一跃而占广东外人商界之第二位。其他国民于广东经商者，有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汉堡人、不来梅人、墺领尼桑兰人、意大利人、秘鲁人、墨西哥人及智利人等，然此等商业无叙述之必要，亦无事件发生之可言。但嘉庆十年，有俄国船二艘，为求通商而到广东，忽北京有命令，谓“俄国已得陆路通商之特权，于海路再行通商，决乎不可，速将广东商馆商务停止”云。
《维塞尔条约》，今通称《巴黎条约》。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不来梅，德国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