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离宫之谒见
乾隆五十八年，英王佐治三世所派遣之使臣马加特尼氏，于塞外热河离宫谒见乾隆，其情形已于前节叙其梗概。马加特尼卿，不肯如从来欧洲各国对于清廷执附庸之礼，欲以对等国之礼谒见。兹将马加特尼之日记抄出，可以观乾隆帝之态度，及马卿之意见，并可以窥察当时清国官吏之怀抱。其文如左：
佐治三世（1738～1820），今通译乔治三世，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任君主，1760～1820年在位。在他执政期内，其强硬立场导致了北美殖民地的最终独立。同时，也使英国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
九月八日（礼拜日）晨，由科拉邱（Cola-cho-you）出发，此地距热河有十二哩，而至距热河二哩弱之匡乌兰（Qun-ur-long）止，在此整备衣冠，排队进行。其盛观可得而记者，列下：
中国官吏骑马者百人
边孙（Benson）步兵中佐
轻装龙骑兵四人
牧师代理
大鼓 横笛
炮手四名
炮手四名 炮兵伍长一名
少尉一名
步兵四名
步兵四名
步兵四名
步兵四名
下仆一名——制服
热河 九月八日（礼拜日） （续）余等既达此地，未几使节来，将余所交陈述书返还，若余交此书于大臣，必可得回书云。
时余等之翻译官来，以在万大人、赵大人处所闻，告余曰：中国皇帝在此地公园之最高某处，御览余等排列而行，甚形欢悦，即命首相及王公等，前来访问。少间万大人等两人又告余曰，以余所居地甚狭，首相若来，随从甚众，恐不能容，首相不得已而中止。更言首相膝间少有伤，身体不便行动云。此日天气颇暖，急遽行事，下仆等皆疲倦，行李一切，尚未整顿，余以殷勤语答之曰：倘此时有要谈，即请斯当东代，余以今夕往会首相何如？乃云首相希望于今日午后与斯当东会。届时斯当东及其子，偕余之翻译员赴首相邸。自余之宿舍至该处，殆有一哩，途中经过热河之大半。至后，满洲迎接员，由大门导余等于一室，首相在焉。官吏四人侍其侧，此四人帽上皆饰以红珠，中二人著黄色短衣，至斯当东回寓，始知首相欲闻英王致中国皇帝书中之意，与斯当东又致余书，谓宜从中国礼节云。
马戈尔尼朝见乾隆帝
乾隆戎装像
九月九日（礼拜一）晨，又派三人来劝余，要求废弃对等之礼。余谓待附属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其间自然有别，余初不知以此开罪于中国皇帝，余以彼必思所以调停之也。
九月十日（礼拜二）又派满洲人三名前来，仍将关于礼节之事，复行提起。余对彼等云：若大使对于外国君主行礼，竟比对于本国君主加重，甚非得当。但以郑重之礼来，答以郑重之礼，有时不在此例耳。于是彼等问曰：然则对于英王之礼仪如何？余答曰：曲一膝持陛下之手而接吻。彼等乃高声曰：然则对于敝国皇帝行此礼如何？余答曰：无论何时，皆可行之。余又云：余等以对于本国君主之礼，对于贵国君主，敬爱之道，可谓尽矣！彼等闻行此礼，表面上似甚满意而去。午后，赵大人来访余曰，彼已见首相，将关于谒见礼仪，会商良久，将来或照英国式办法或敝国式办法，二者必择其一，但尚未决定云。余亦不答一言。少间又派人来云：若用英国式，但持皇帝之手接吻，与敝国风俗，尚属未便。然废此一节，而代之以屈两膝之礼，如何？余答之曰：已如余所云，中国人伏身于地，仅重大之礼为然，如英人之屈一膝者是。彼等云：然则省去接吻可也。余诺之，尚曰：省略接吻之礼，乃阁下等之创造者。余依阁下等之言而行，实则非完全礼节，余切望行完全礼节，以对贵皇帝也。于是此烦琐之谈判乃定。由此可观察中国朝廷之特质，与廷臣等之外交言论矣。
乔治三世
九月十一日（礼拜三）上午九时半，派三人至余寓，导余至首相处。首相接余等以亲和之态。余首述旅行之疲劳业已平复，特来面谒，并希望将敝国王致贵皇帝之书速行奉上，以疏通彼此意思，至为幸事云。
余又云：余曾屡次请大皇帝御安，祝圣寿之无疆，并喜中国国民得沐浴恩惠，实为至幸。若西欧之大王闻知此事，亦必祝东亚大皇帝前途之幸福。首相以敬词答曰：大使自远国奉命而来，所送之物，乃希世珍品也。因之敝国从来不变易之惯例，今特格外通融，改行贵国之礼式。英国国王之书，欲直呈于敝皇帝，亦无不可。又云：下礼拜四，乃朝廷大庆典日，拟以此日，使余得拜谒皇帝。所谈论颇久。彼问余等航海中曾有何事，在何处停泊。余等答以在交趾支那多伦湾（Turon）稍停泊，此乃贵国之朝贡国也。又问英国与俄国相距若何，两国亲睦否？又意大利、葡萄牙与贵国甚近，亦尝朝于贵国否？余以中国里数告知英国与俄国相距远近，尚继语曰：敝国对于现在世界，无敌视之者。故俄国亦与其他各国，同敦睦谊云。然而现在两国间交谊，此前稍薄。其故何在？因敝国王爱平和、守正道、怜小弱，见俄国之抑压土耳其，欲起而持正论，故俄国甚为不喜。意国与葡国，并非敝国之朝贡国，但为世界和平计，确守正道，愿各国势力平均，故敝国王保护此两国，敦厚交谊之事，屡见不一。言至此起而辞去，首相执余手，曰不日将于北京圆明园，可再得晤谈之机会，因在热河之地，事务繁忙，毫无暇晷，而近日皇帝举行大祭诸事，准备更繁云。
九月十四日（礼拜四）午前四时，余等偕万、赵两大人向宫廷而行，相距三哩之遥，行一时余始达。进行之列，乐队、卫队、轿子或乘马之文武官员、大使随员等，颇呈盛观。余穿斑点之桑核形天鹅绒服，佩金钢石星章，以表彰奈特（Night〔骑士〕）之勋爵。斯当东氏著绿花天鹅绒服，外加牛津大学出身法学博士绯色之带。余之叙述如此琐屑者，以见余等之随机应变，尽力模仿东洋风俗习惯思想之苦心也。余等于花园门前下车，徒步而进。及导至近御座之侧，在准备之大天幕内，约待一时之久，大鼓音作，雅乐声喧，报龙驾已近，一同出幕。行至绿色绒毡上，见帝坐舆上，舆夫十六人扛行，有持伞者，有捧大小旗者，有司百官扈从其后。舆驾经过时，中国臣民，皆俯伏不敢仰视，余等以一膝屈拜之礼迎之。待其已就玉座，余持黄金制饰金钢石之英王书信箱，由天幕门前向内而行，以慎重之态度，由侧面石阶而上，亲自捧而呈之于帝。帝交之首相，而置于绿垫上。于是帝以赠英王之玉如意授余，述其欲与英王以后常亲善之希望。此玉如意长尺半许，施以雕刻，中国人为无上贵品，以余观之，亦无何等价值之可言也。
圆明园谐趣园
次又赠余以绿色之玉如意，余同时奉呈美丽珐琅所制之时表二个，镂以金钢石，帝阅看后交与首相。斯当东者，受有命令，若余死亡时，代理行余之职务。余述其原由，以介绍于皇帝，彼仍行一膝屈拜之礼如余。后捧呈美丽之空气枪二挺，帝亦赐以绿色玉如意。同时余之随员等，皆得赐物。于是余等乃离御座，循阶而降，就列于帝左边之席。同时右边有满洲诸王公及大臣等，依位次就席，皆著品极相等之礼服。此等席面之上，不设桌布，惟配置山海珍味而已。皇帝以自己席上之数品飨余等，又以中国酒下赐。此酒非由葡萄所酿成，乃以米与蜂密制成者。后经半时许，召余与斯当东出座，赐余等以御手所斟之酒各一杯。余等于御前饮之，寒酷天气，身心顿觉温暖焉。
此时频频问答，既而以英王之年齿询余，余答以希望如帝有八十二岁之高龄云。帝威风凛然，而亲爱谦让之德，流露于外，待遇余等，可谓殷勤尽致。观其风神，年虽矍铄，可以凌驾少年人，望之如六十岁人。饮食之际，传运食品，次序规则，极其严密，殊堪警异。其仪式静肃而庄严，颇似圣餐式之典礼。御座设于圆形天幕之内，其直径不过二十四五码，内中树柱甚多，有镀金者，有著色者，有涂漆者，诸器具之配布，一见皆觉其壮丽华美。各种悬挂之物，铺设之品，屋脊窗棂，形状位置，均调和得宜，色彩之变化，巧妙而整齐，纵览一过，颇觉愉快。此虽眩目之虚饰，见之尚觉清快安静，绝无烦杂之象。此仪式之特长，乃于静肃中带威严也。谨严妆丽，为亚细亚之特色，欧洲式之精微，殆有未及。时有达祖（Tatze）即Pigu之大使三人、卞尔拇克（Calumucks）大使六人（回回教徒也）临场，但彼等并不惹人注目。其间有拳术、走绳等诸戏，皆如演剧然。台设御座前，相离其远，余等见此，如观《琐罗门王之荣华》一剧。——余对此时之光荣，不得不回忆少时所见之傀儡戏，其中《琐罗门王之荣华》一剧，当时以为极人间之威福者，不图于今日实现之也。
琐罗门王，今通译所罗门王。
九月十五日（礼拜日）余于中国旅行中，凡山水、庭园、古迹等处，皆欲一观其胜。此事偶达天听，于是命余观览热河公园。由首相传旨，此园称“万树园”，是实诸树蓊郁之乐园也。余等闻此无上之光荣，心甚感激。早三时起，与高级之大臣等，共赴宫殿，伺帝驾出。待至三时之久，渐传御驾起行，照旧乘十六抬之舆，有无数之设卫兵、音乐队、旌旗马伞等随从。余等正面而立，御目览及余等，稍进即命停止，帝亲与余等谈话：今日照常例赴庙烧香行礼，因与余等宗教不同，不便同至其地。帝之态度，虽对下位，毫无傲色，实可褒扬。当帝犹未行礼之时，首相及诸大臣等，导余等于休息之屋内，稍进茶点，后乃骑马前进，以游盛大之御园。余等行于园中，约三哩余，见其监理法之整备，实可惊叹，如行于英国白脱夫特泻（Bedfordshire）之路敦（Luton）近郊，土地互为高下，有林有石，景色天成，旁插青松，夹道而行。前为一大湖，望其对岸，远在渺茫之中。此处有大游船一艇，以候余等；又有无数小艇，以迎从者，皆施以彩旗，装饰美丽。余等逢优美景色，无论何处，即上岸观览，如是者约航行四五十次，有时泊于奇异之宫殿焉。至于游船之内部，装饰物品之可注目者，如游猎巡幸之画，饰以碧玉玛瑙之珍奇花瓶，精美之陶器漆器，欧洲制之各种器具，及地球仪、太阳仪、挂钟、自动音乐器等，精巧贵重，对之深骇；余等所赠之物，与之比较，逊色多矣！然此等当为中国妇人室所陈之物，比之圆明园之欧洲物品，尚属劣等云。各亭台皆设宝座，其旁面悬以玉如意，与昨日所赠于英王之物相似。
十月三日（礼拜三）时已到北京，早间余至圆明园甚迟，首相及其弟等，坐以待余，他大臣无一人在。首相以珠山（舟山）送来之函数通授余，其一通乃马庆德（Captain MaCkintosh）船长之书，由其一等转运手送来者；他二通为Ser Erasmus Gower（沙拉司麻嘉洼）君寄来者。彼问此等信件内中，所报何事；答以赖昂兵舰急遽准备由舟山出发，然宾土坦兵舰，因舰长未到，尚不能出发云云。余即以此书授首相，以证余之所告皆非虚语，借释其疑。彼又问余之病，及余自动身以来，从者数人之死亡；并云外国人等，常苦北京严寒天候，倘霜降节前不出北京，恐有不健康之虞，颇为忧虑也。又常以书告余，谓新年祝典宴会，豫备在热河，其娱乐之事，再三叙述。时余答以天气寒冷，体弱不堪忍受，无在北京度岁之意，现在防寒亦甚留意云。余自初见时即将余所受之英王之命，详细说明，于其中诸点，欲试行交涉。余至北京如从前，侃侃而道余之见解，欲向中国皇帝请其派大使往英国，余并誓言必使之安全达英国，而回中国；凡日用必用品物及所用船舶，可以预先筹备，而礼遇自不必言矣，余又概括而说明之。抑对于中国，欲不论何事，能无一毫障碍，则言辞态度不得不慎，所以请派大使者，以对于英国王，表示仁慈友爱之意，其臣民亦因此深感中国皇帝之保护及恩泽也。
乔治三世送给乾隆的自鸣钟
首相忽转言力避此议，则知此种言论，于前途有困难矣。又进言余健康之状态，皇帝之所以劝余归去者以此；若身体无恙，帝甚喜余居此云。
余归宅，接他人所来信函，言皇帝回英王之函，现已草就，今由中国语译拉丁文。余因之知中国朝廷所抱之意思，似微露一种促余出京之命令，虽出余之悬揣，而事实上似可据久在此地之万、赵两大人之语而得。首相来函，召余明晨在宫中相会。余问以答英王之书是否交于余手，彼等乃佯为不知有此事者，然彼等更言若此时能即出发，颇有便益。余思彼出此言，或有所授意，然彼等虽出促余出发之言语，而态度间一种悄然之象，殆不可蔽；以余等若能尽大使之职而去，彼等因此可以得利益；今其所以不得意者，以为此次招接余等，殆无加功进级之望也。
十月四日（礼拜四）晨，满洲使者，谓首相及诸大臣皆齐集宫殿相待，望余速临云。此时余睡在病床，闻使者言，甚觉不快，勉强下榻，整理衣服。不移时到其处，余以为必候我已久，谍知首相及诸大臣之到临，尚在三小时之后。彼等至，遂导余经过二三广大庭园，渡许多极壮丽之桥梁，始到正殿阶下，向上而观殿内，见黄绢之高几，并列其间，旁有屏风，皇帝赠英王之书，即置于几上。余等照例敬礼，而后进正殿，于是将高几并书恭敬而抬至余前。
首相因对余等说明常例礼节之意味，后更明言将赠英王之礼物及书信送至余寓，其内容何如，未一言及；次指桌上黄色之各包，某为皇帝赠英王之物，某为赠余及余之随员等者。此时首相之态度，不仅不如平素之殷勤，且见抑制强硬之态；更将余所赠之物交还，至此知其真有嫌厌之情，但托言不敢收受赠礼，因之交还而已，而诸大臣亦固辞余之赠物。
时余疲劳已极，请行告退，更以昨日所言请首相注意，谓解决此问题，致英王信中，虽已言之，然余乃英王所命者，因余不耐谈话，请其与斯当东说明可也。彼允之，更云以书信通知亦可，但暗示此要求必不成功之意。即余后日所送书信，亦皆为无效，昨日会见之际，由彼之举动可以推知也。
余将致首相之书写就送去，即早间所要求者，再一叙述。虽明知其无效，姑将所受于本国政府之命令，述其主要者六项。
宁波通商口岸
第一，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诸港通商。
第二，英国人愿效以前俄国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为销货计。
第三，于舟山附近，无城砦之孤岛，设一仓库，以堆积英国商人卖余之货物。又为监督起见，设定租界以居彼等。
第四，于广东附近，与以同样特权，或其他之恩典。
第五，澳门与广东之间，废止通行税，至少减至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之标准。
第六，英国商人及中国皇帝许以居住权者，不强制以出税，而居住之许可证，往往不能辨别真伪，以后须直接交付彼等。
十月七日（礼拜一）此日正午，余等出北京将赴舟山。余往访诸大臣，时军机大臣和琳及诸大官，并皆盛装，而铺黄绢之桌上，置有二纸卷。大臣指曰：其一为对于要求事项之敕答，其一为敕谕类之目录。余曰：望皇帝对于余所要求，允可数事，庶余离首都时，借以稍慰云。然彼闻之，似觉不快，以遁辞答复，谓“足下所要求各事，甚望收几分之效果”云。时皇帝又派侍郎松筠为至舟山向导。
十月十日（礼拜四）是日午后，万大人告余曰：侍郎松筠受敕旨前来，兹先告知。然未几见松筠之船渐近，向我处而来。
彼辞去后，夜间万、赵两大人告余云，大使此次旅行，使用船只，及中国随行官吏坐船等，合计四十艘，随行数千人；又中国皇帝准每日支费用五千两，倘有不足，即于所过地方官取之；又余等在北京居住时，每日费用千五百两尚不止云。此次大使之供应，需莫大之费，固为不虚；然实际所用，未必如此。皇帝允准之时，虽金额甚巨，其间有中国人等所谓官厅回扣者，经过数处，到最后时殆成为最小数。常记忆赵大人语余云：往年广东大水，有一村荡尽，居民仅以身免，皇帝于曩时游猎费之中，拨赐五万两，作为救济之用。然此额中先由礼部扣去二万两，次扣一万，再次扣去五千两，次第扣抽，至后难民所实受者，不过二万内外。于是余以为中国素夸为有道之邦，以此观之，其道德固不能较他国为忧，孔子之子孙，殆如欧西诸国利欲神之后裔矣！
十月二十一日（礼拜一）早，余访侍郎松筠，谈甚久，其主要问题，即关于中国皇帝致英王之书信。彼云，余十月三日之书简中，所云英大使要求条项，恐非出自英王之意，似系该大使之意云云。余对于此，稍事解释，彼闻之尚以为不应对于朝廷有如此要求。可知中国人士所见，殆谓要求非英王之初意，乃大使不禀知君主，而私自一人之见为之者，殊为不当矣。
此等说法，对于英王不失尊敬；而对于大使，不免有难安之处。余亦不与之争，然余之所虑者，恐中国以余为传教人，因与松筠讨论之。彼果视余等与一般欧洲人同，以为专以热心传布宗教为事者也。余答之曰：欧人或者有之，至英人从未以宗教诱人，不过对于支配宇宙最大之天神，世人果真趄实信奉，无论其宗教之形式如何，初亦不必反对。英人决非为布教而来中国，如广东、澳门之商人，并未曾偕一教士而来。至于谓余以传教之使命来，则尤误也。观余之随从，无一教士，其事可知。余之从者，皆去邪从正，好善恶恶，非常慎重，断不以信仰强人之必从也。至于书中所言，不过述英人自古与葡萄牙及其他欧西各国，虽同一宗教，然英人与彼等异者，则不强使信他教者信己教耳。今以欧西各国教士，与英国同一而观，我则怪之。
余就皇帝答书中察其意思，第一，英国公使常驻北京一事，皇帝甚为注意（即不得同意）。对于余之使命，避而不言，乃力述英国商人可受亲切待遇之一般实证。第二，恐余于宗教上有一种企图（既如余所述），又对余所否认之一种特占权，谓为抱有野心。不知余等所希望厚待我英人者，不过使皇帝之余恩，及于欧西国民，未有别种非望。抑余曾将在广东商人所受压抑，及其他不平之事，再三言之。此事皇帝书中亦避而不言，置之无足轻重，然在我英人视之，极其重大，若非速图救济之法，广东通商将萎靡沉沦，中国之不利益，殆由此益甚也。松筠惟安慰余，使余勿因书中之语，心抱不安，并谓中国之法律及习惯，不易变更，故不能更张旧制承认余等之要求。至谓对余等请求之事，漠不措意，殊不尽然，何以故？以虽不信任欧西诸国民，而对余等，则极有同情。此后广东之英人，或有幸福，亦未可知。彼又云，中国行政之大体，皆视诸总督之聪明与尽力如何，所当注意者，是时简大臣长龄为广东总督是也。此人对诸国人，皆极丁宁亲切；又其公正诚实，于浙江任中已足见之，对于办新事业，适当其选也。彼奉命中，值广东问题繁兴，彼必详查其原因，切实审考，将其事件改正实行，对于英船，必不致有无理之事也。余闻之，心中喜悦，不可抑制。余此时嘱彼，望将以上之事实，由中国皇帝再致一书于英王。余之所希望者，有此办法，可以解欧西人土之疑。松筠闻余言，颇以为难，谓余可往杭州与长龄一见，可以证明各种言论之确实也。
松筠像
乾隆帝与英王之敕谕
（西历一七九三年）
其 一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辞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表奉贡之正副使，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使大臣带领瞻观，锡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舟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人，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人居住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京内，永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来京，译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如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已非一日，原无不加恩一视。即如从前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各。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尔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能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之处，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学者，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更无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一事，于天朝礼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诚款，永矢恭顺，以保乂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赏加赏各物中，除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锡赉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睠怀。特此敕谕。
其 二
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厘。朕见尔国恭顺之诚，使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觐，赐之筵宴，赉予骈蕃，业已颁给敕谕，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昨尔使臣以尔王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所陈乞，大乖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国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同徇所请耶？念尔国僻处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之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详加开导，遣命回国；恐尔使臣等回国后，禀达未能明晰，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
乾隆手迹《清明》
据尔使臣称尔国货船，请于将来或到宁波、舟山及天津、广东地方，驻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已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处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垦请吾浙江宁波、舟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皆不可行。又据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仿照俄罗斯之例，更断不可行。京城为万方供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设立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海口较近，且系西洋聚会之处，往来便益。从前俄人在京城设馆贸易，由未立恰克图以前，不过暂行给屋居住。嗣设立恰克图以后，俄罗斯在该处交易买卖，即不许在京城居住，亦已数十年。现在俄罗斯在恰克图边界交易，即与尔在澳门交易相似。尔国即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界掺杂，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又据尔使臣称欲求舟山相近之小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一节；尔国欲在舟山地方住居，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舟山地方，即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舶，尔国要此海岛，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所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非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进行。
又请拨给广东省城附近地方一处，居住尔国夷商，或使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节：向来西洋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划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之夷商，亦不能擅入省城，原以杜夷民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之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地方分住耶？至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察，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人民与尔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又据称英吉利夷商，由广东下澳门，从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一节：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此时即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少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嗣后尔国夷商贩货前赴澳门，仍当随时照料，用示体恤。
又据称尔国船只请照例上税一节：粤海关征收船费，向有定例。今既未便于他处海口，设行交易，自应仍在粤海关按便纳税，毋庸别行晓谕。
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西洋人等。居住在北京，亦不准与中国人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
《大清国书》书影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由从所请。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锡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之法则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为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臣之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未免使尔国夷商往返徒劳，勿谓言之不豫也。其懔遵毋忽。特此再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