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会社专卖权废止后之敕命
废止东印度商会专业管理权，使中央通商，一旦开放，为将来规定之准备起见，英国政府又发布敕令焉。第一，出入广东，当完全受中国法令之管辖，英国当派一监督，与以管理商人之全权。第二，于广东及广东停汽船之船上，设刑事上及管辖海上之法庭，其庭长以当时之主务监督充之。
拿皮楼像
（1786～1834），今通译律劳卑，英国皇家海军职员、外交官，1834年出任首位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但未几即发生“律劳卑事件”，病逝澳门。
拿皮楼卿任命为主务监督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英王任命拿皮楼（Napier）为主务监督，勃罗登（Plouden）为副督，又任带威（Davis）为第三监督。此皆以管辖广东虎门以内为限，监督英国商民在中国之通商事务。所属地域，系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之命令，扩张至澳门及伶仃两处。勃罗登当时为东印度会社特派委员长，于任命未到以前，已去中国，再任鲁滨孙（Robinson）为第三监督，带威升为副监督。此两人皆由特派委员中选出者，而其书记官则为阿斯达。
拿皮楼卿所受英王之手谕及外务大臣之训令
据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王盖印之手谕，告诫监督，极其详细。书中大意，所有处置，皆取亲睦中国之精神。监督在广东择一应尽其职务之地居之，其在广东与广东港内及河内各处，此后悉依英国政府指定之地，此外则非其权限所属也。如英国国民之间，或与中国人及其他外人等，有争论时，当由监督等妥为调处开导，务使两者和平解决。又监督人等，有时或与中国官吏等抗议，宜持温和态度，若以恐吓言辞，并求海陆军保护等事，皆属不可；但非常事变时，不在此限。该监督人等，切不可使中国人民及中国政府，猜忌我、愤怒我，或疑我有叵测之谋，当留意于言语行为之态度。该监督等为维持亲睦起见，宜研究实际法。各监督守此法令，无论对于英国人民或中国人民及其他外人等，以正道与诚笃出之。至于服从中国之法律习惯，尤应身体力行焉。
又一八三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外务大臣巴马斯统卿（Lord Palmerston）以特别训令诫拿皮楼曰：“关于裁判事件，非有极重之事由，不可径行敕令所许之司法权。”又曰：“从中国所规定，英国战舰，一艘不可入虎门水线内；但非常之时，不在此限。”又依此项禁令，即载拿皮楼往广东之速行船，亦同受此限制。盖英国政府将由通商团体，所得英国通商之管理权，让与中国，以买其反对党之欢心。此种训令，实无异广东总督所起草也。
巴马斯统卿（1784～1865），今通译巴麦尊，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他曾两度任英国外交大臣（1830～1841、1849～1852），又两次组阁（1855～1858、1859～1865），连续担任英国首相近十年。
穿鼻洋海面风光
拿卿到广东
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拿卿到澳门，设立公馆后，乘军舰赴穿鼻。即至黄埔，二十五日晨，乘一商船小艇到广东，欲以书报告总督卢坤。当翻译中文之际，公行员二人来访拿卿。彼等为传送总督之命令而来，对于命令，以丁宁郑重之礼却还之。拿卿致总督书中，表示其为英王代表，不受命令性质之文书；并自言为英国通商主务监督，与带威氏及鲁滨孙，同受王命协办此事，因此特到广东，具告总督；更述有保护奖励英国通商之权，得随时行使司法政权，而请亲与总督面晤。
拿卿致书广东总督
书记官以中文译之，于二十六日，送去。然总督官吏等衙署，均在城内，外人不许入。照向例递书于城门，欲以适当仪式交与总督，而不经公行员之手，免致如前此之轻视。然送书者在城门待至三时间之久，受各种侮辱，所递之书，终被拒绝。据其所闻，商务监督之信件，以经公行员之手为正当办法。翻译者请出书信之原稿示之，彼乃拒绝。待之许久，广东按察使来，因以书简呈之，被拒回。又向公行领袖何呱托其设法，彼亦不纳。于是由总督衙门退回，再呈其书于按察使，复被拒。翌二十七日，公行员咸来访监督等。彼等之来，从广东总督之指使，要求书中文字稍加更易。拿卿虽允许，然不肯改公函为呈请。二十八日，何呱通知拿卿，谓去书若不照呈请办法，总督不愿接受也。
公行，清朝中期在广州成立的行商组织，最初的成员是16名行商，他们订了十三条条款来规范价格和交易程序，后得到官府支持，代替政府征收关税，直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才被废除。
中国官吏之行动
拿卿来广东，致书总督通告来广东之任务，而发挥其平等权之主张，总督乃于七月二十一日，发命令于公行员，问以此次新来之首长，其位置与旧时大班比较之，有无异同。结果乃知大班系从事通商者，对于他之商人，立于管理之地位，由中国许可而来广东省者也；然新来之首长，则不可与大班同一看待。总督乃派公行员至澳门，询该首长来中国之目的如何，是否因东印度会社特权废止之故，为商改通商之办法而来；并告该首长除服从中国法律者及大班与商人外，非经北京政府之照会，无论何人，皆不得来广东，该首长纵为有特别之职务而来，然须俟总督请朝旨之准否，而后可以定夺也。
总督之命令
公行员乃将此等命令传知拿皮楼，及抵澳门，则拿皮楼已去广东矣。盖中国官吏，素性迂缓，乏决断力故也。七月二十六日，拿皮楼致函总督，要求以书简代禀单。二十七日，总督绝对拒绝，并于是日发命令书，使公行员传达于拿皮楼。
总督对于当时情事之评论
广州港
此图为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港，岸上的建筑是各国商馆。
命令书略云：英人通商广东，百有余年，当时曾服从现行之规则。此规则曾上奏皇帝，特蒙嘉奖，故近来以之为中国之国法。彼英人既如此服从，所以能获通商之利，而享平和之福也。规则之主旨，仅许英人在澳门居住，若以通商之目的，欲入广东，则必由广东税关出许可证书，而后可行。是以公行员等，携通译者及经理人等至此，必以此旨明告之者，亦当然之结果也。今夷酋拿皮楼在澳门，不待总督之命令，不获税关之许可，竟至广东，实属目无法纪。该税关官吏，以怠慢职务之故，因是而被审问，尚以拿皮楼不通中国法律，付诸原谅之列。彼关于通商情事，仍许其调查，惟调查告终，须即归澳门，不得延迟。以后非许可，不得再至广东云。于是总督筹所以对付之法，即表示其意见如下：
夷酋至广东之目的在通商。大清帝国任命文官，所以管理庶民，武员所以镇压匪类；如通商琐事，一任商人处理，官宪之于商务，漫无关系。夷人通商，如欲变更通商之规则，无论何时，须与公行员接洽，两者连合以陈述于税关监督，再禀呈于余之官厅。至其许可与否，须待公布。有提起新问题时，则奏明皇上，俟上谕之下，即为解决之期，办事方为有效。命令既发，必须服从。
大清帝国诸大臣，不得以私交与外国人通信。前夷酋之送信于余也，余为总督，例不可受。广东城外有一商馆，名东印度会社，系外国人至广东通商所居之地。彼等在商馆内，虽许其衣食起卧，买卖自由，若出外逍遥者禁。此皆由法律命令所规定，不可违反。
要之，国家之有法律，到处皆然，英国亦有法律，况堂堂天朝乎！大清帝国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不异雷霆，谁敢于天日之下，蔑视此大法哉？受天朝之保护，沐浴恩泽之国，数殆以十万计，不第四面环海之一英国已也。夷酋越波涛万里而来，职司商务监督，既有高贵之权威，必熟悉通商之原则。身为首长，须体会自身之职务，不尽厥职，将何以管辖英国商人等耶？
最后总督通知公行员，谓公行员及通译者，有疏通拿皮楼之意思，使其服从命令之责任，并言及彼等与外人直接多年，关系密切，熟悉外人习惯，若不能说服外人，则公行员须受严重谴责，即通译者之生命，将亦不保也。
命公行员等各负责任
总督发此命令于公行员等三日后，即七月三十日，又提起此事，更递到严重之命令，略曰：大班与商人，服从上谕所定之规则条令，始许其至广东；而夷酋之来中国，以此次为始。夷酋至广东一节，已成一新问题，仍留澳门，不可违抗。乃夷酋则云，吾不知服从中国之法律。公行员对于外人之一切事项，当然有处置之责任，故令其详细调查当时情形，报告前来；一面须设法使夷酋即时出发，早去广东。嗣后又发命令，言夷酋不得徘徊于广东市附近，及居留市外之外国商馆地方。彼纵有关于直接监督上之必要事件，亦当暂居澳门，敬待朝命，如有反抗命令之事，则治公行员以辱没国家权威，并其懦弱之罪云。
外国公行员境遇之困难
八月八日，公行员之首领二人，进访监督，劝其即归澳门避暑，因当炎热之际，澳门较广东为适宜也。此时公行员之地位，前有猛虎，后临深渊，困难万端，莫可言状。回思过去五十年间，政府之命令，常由彼等传达，在政府固确信其能服从命令，遵奉规定，是以外人凡关于通商所发生一切之责任，常赖彼等担负。然外人无论如何礼让，或如何抗议，其结果则中国官吏与外人之间，尚无十分隔阂；即不得已有时用最后之手段，停止通商，因此尚可使外国商人，受我之指挥。今则发生关系者，不独商人已也，就中国高级官吏之通信观之，亦绝对拒绝公行员之介绍。而此时此际，劝告监督之往澳门，所持为唯一之理由者，则在避暑适宜，论据非常薄弱，语气更难振奋，欲以曩时对待外商之语调，强迫拿皮楼，以就我范围，又实无此勇气。故拿皮楼深知之，亦拒绝其会见焉。
澳门总督府遗址
再制定束缚外商之规则
八月四日，公行员由广东税关，接获命令，此令汇集总督信函，于限制外商现行规定中，复制定紧要部分，更命其实力励行。其纲要如下：
第一，从来夷酋及船长等，其乘船所附之小艇，如树立有旗，即可不受检查及抑留，可自由通过，但送信船限用中国舢板。自今以后，无论何艇，悉至税关码头，防有武器及违禁货物，不可不检查。
第二，在广东之外国商人等，不得携带小枪大炮。从来税关吏之检查，军队之侦探，皆有责任。今后若遇外人以大炮及军器秘密输入广东，须尽全力防止。此时军队如疏忽不能发见，或发见后又故意放过，无论官长兵卒，执刑不赦。
第三，外国人等不得秘密以外国妇人运入广东。若有故意反抗情事，即停止通商，将此等妇人，强制送还澳门。如税关之巡视兵，发见外国人运此等妇人进入广东，须即时阻止，勿使偷入。
第四，外国商人等居住公行员之商馆内，公行员当负抑制检查之责任，勿使其随意出入。此无他，恐外人与中国莠民交接，缔结秘密协约之故耳。
第五，外国人等或有求禀事件，重大者可将其请愿书代为提出，交于护商人。唯外人不得自到市门，上请愿书，关于通商普通事件，可交付税关（Hoppo）。
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某总督对于外国人一身上之限制，宽严互用，大略如左：
外国人等幽闭外国商馆内，恐其中生有病人。从今以后，可许其如前散步河南寺（Haichwangsze）及花园地方。彼等每月三回，即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可往此等地方游行，唯一群不得过十人以外，同行之通译者，凡过税关及西砦等处，须将当日之情形报告，日没后须还税关，然后报知归馆。彼外国人等不准有饮酒乱暴，及外宿等事，又不得逍遥广东市附近及诸市场。所以如此者，盖绝其酿乱之源也。
英商之行动
八月十日，公行员拟于明日在其本部，召集英国商人等，协议时事，不料拿皮楼卿，先此会期，开会对待。彼与带威主张，不到公行员等所召之会，英商满场一致，决议赞成。其所持理由，一因彼等并无何种善法，一则因无论何种行动，不欲脱离商务监督者。以此之故，公行员之协议，竟归无效，乃于十一日将总督及税关所下之命令书，送达英商资格较深之维廉却典（Wiliam Jardine）与勒斯罗邓脱（Lancelot Dent）及拜火教徒夫兰其等。此命令书即前节所述者是也。
停止通商之威吓
公行员等，为保全自己地位计，于八月十六日，任意决议，停止商业，凡关于英商之货物，一概停止载运。其初拿皮楼卿闻此种行动，系依总督之口头命令为之，至八月二十七日，始知此事并非总督个人之本意，彼盖于八月二十七日总督与公行员之命令书见之也。此命令书者，总督就自己之观察点，调查当时事实，加以批语，谓夷酋之不规则，系一人之过失，因此累及多数人之通商，殊不得当；但又云，中国内地物产如茶、丝绢、大黄，为英人经营生活上必要之原素，如彼黑绒、骆驼毛布，在中国并无何等重要。因此之故，拿皮楼卿不得就总督所见，再三详察，彼以为总督主张顽固，如一步不让，则自己对于国民开放市场之希望，不能达到，而通商即时停止，商业关系，亦将永远绝矣。
会议之开始
拿皮楼以为确定使命之目的，须有唯一之手段，遂定直接通函总督之计。其措辞有云：“推中国人之意思，以为通商者，英人之利也；不知通商之利，不仅在一国，中国人亦可获同等利益。”八月十八日，拿皮楼使公行员名茂呱者，对于总督，代述其愿为私觌之意，复被拒绝。二十二日，彼闻翌日有中国三官吏访问之消息，大喜，以为事之可早日就绪也。此三官吏为广州府、潮州府及广东按察使，奉总督命，对于以下诸项，要求答问而来。第一、即拿皮楼来广东之理由；第二、彼受命于本国职务之性质。第三、回澳门之时日；拿皮楼答第一问云：一八三一年，总督命令公行，使东印度会社之特别委员长，当此会社解散之时，为整理商务起见，得派一有力之代表于广东，余特为调查此等情事，来充英国通商之主务监督；第二问，已详致总督函中，望三官宪开阅即知，但有一条件，阅后须将此书送至总督；至于第三问，则视我之便宜而定。于是礼让之会议，暂时告终。
驻防广州的清军
英国商业会议之设立
八月二十五日，英国商人因欲确实其一致行动，公然创立商业会议所。二十六日，拿皮楼就当时之态度，发表意见，以中国石版印刷发布之。
广东总督命令停止通商
总督命令，连续发布：八月二十七日，命公行员忠告拿皮楼，使其遵奉法律；三十日，以拿皮楼进入广东之故，彼等又被谴责；三十一日，复责彼等，使要求拿皮楼即回澳门。九月二日，发令停止英国通商。此令系总督及知府共发，历数拿皮楼行为不合之条项，以中国夸张自大之笔法，骂拿氏为愚钝顽迷，以彼外国人等，与天朝大皇帝所任命之官宪比较，俨如足下之尘埃。八月十六日，即停止通商。发令之日，以前所定之契约，一概无效；与英人之买卖，一切停止；即外国商馆所雇用之通译、掌柜、仆人等，悉命其辞去。其命令之后节总括全部，略云：
自此命令发布之日始，中国内地地方之商人，无论大小货物，不得与英国国民交易。即各种雇人、职工、舟夫等，亦不得应外国人等之雇用；如有秘密应雇等事，一经地方官宪调查得实，即逮捕之。凡与外国民秘密交通者，照法律之条项，处以相当之刑。夷酋拿皮楼，不受本总督及知府之劝告，自与大清帝国绝交。但外国商人等除英人外，其通商如前，关于此事，勿生疑虑。
自此令发布后四日，广东扰骚特甚，兵士厉行检视，凡被雇于商馆之奴仆人夫等，一律使其退去。此时气候酷暑，又正暑气极盛之广东，英人因奴仆之解雇，不免大受困难。中国人民有供给食物于英人者，处死刑；英人以外之外国人，供给食物于英人者有罚，并与以英人同样之待遇。其宣言如此。
虎门水道之强航
总督卢坤停止通商后，九月五日，拿氏下令于快走舰依莫禁号，及安东罗灭古号，于七月八日，不避敌之炮火，强航虎门之水道，于十一日抵黄埔，而小守备队船，于六日到商馆地。八日，拿氏发出布告，系用英国商业会议所之书简体，反对总督及知事所下之命令，并以战局将开，警告彼等，以总督之行为，对于大清皇帝，为诈伪叛逆，而竭力主张英王之主权与其威力。十一日，总督以命令交公行员，谓英人欲改大班而代以酋长，可以照行，但一切通信，须经公行员之手，此规则不可不从。中国素来除关于仪式、礼让或进贡来朝之大使以外，中国高级官吏与外国官吏之间，并无何种直接关系。且即就英国政府任命拿氏言之，既无正式之通告，彼又无信任状，而彼并不与总督以照会北京时日之犹豫，贸然惹起新问题。主务监督轻视帝国法律（在今当云国际公法），导引军队进入商馆地域，炮击保垒，闯入河内，其罪甚大，理宜诘问。最后又言彼等军势，总督不难以数千兵压服之云。
卢坤（1772～1835），清代大臣。字静之，号厚山，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历任兵部主事、湖北按察使、陕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侵略者律劳卑率舰入侵虎门，他照例封舱停市，加强防范，最终使英方无功而退。
鸦片战争前的黄埔港
危机渐迫
英国商馆九月四日被军队包围，前面临河，泊有武装之船，出铁制之锁练，胁迫英人，形势殆濒于危机。英人所用之中国奴仆，悉解雇而去，粮道全绝，由河汲水，尚且非常困难，英人生命，实危如累卵。交通道路，即黄埔与快走舰之间，亦为所断绝，而海陆军之势，并无退去之形。凡与外国通商有关系之中国人，总督亦加以压迫。如通译者及水路引导者，皆所不免，而水路引导者受祸更烈，以为拿氏由黄埔之来广东也，彼等最与有力，悉投诸狱，并受苦刑；其实彼等关于拿氏之来，并无所知也。
拿皮楼愤死于澳门通商复开
九月一日以来，拿氏罹病，尚属轻症，至九日突遭热病，尚带病尽职，竭力从事。至十四日，据英商报告，谓拿还澳门，则通商停止命令可解。由此观之，总督卢坤与拿氏之轧轹，非商业行为之关系，而在个人关系，总督但望拿之速去，并欲英国快走舰之驶开也。至九月十八日，侍医见拿氏病益深，劝其休息，以他人代行谈判。于是协商就绪，即英国快走舰，无论如何，不以中国政府之命令退去，而拿氏允往澳门是也。于是快走舰受拿氏二十一日之书函，自行退去，拿氏复于是日由广东乘小艇，以八只武装之艇护卫出发，迟延复迟延，乃于九月二十六日抵澳门。至十月十一日，拿氏于此地逝世。侍医以其病源全由在广东发生，积劳成疾，赴澳门道中，热病再剧，抵岸以后，身体非常衰弱，遂至溘逝。至九月二十九日，于是解除通商禁止令。
英国温莎堡遗址
英政府之行动无效
英国政府之失策，今已成不可掩之事实在矣。先是一八三一年，英国政府受英商之要求，任命代表者，协定一般商业关系之规则，派至广东。然英政府之希望，在保持英国民之秩序安宁，维持平和与相当之服从，故创设裁判所，尚与以特别训令，言在中国之英国民全体，非遇极重大事件，不得开庭；又以为中国官吏主张之目的，英人须实行之。英政府欲调和当时生起之轧轹，故对于通商行为之协定，不派大使及特命公使，仅任命英国商务监督三人，其长为拿皮楼，其副监督及第三者，即以在广东东印度会社之特派委员中选任；并未派遣兵队，即以隶属于特派委员之军队，为此三人之护卫。虽有特派命令，实与东印度会社之管理人等，年年在广东派出者无异，亦可谓圆融之至矣。然所派之英国大使，不但无尺寸之功，而英国商所受中国人之妨害与其抑制，反因之加多。英政府见会社代表者之失败，尚存成功之望，故命拿氏勿害中国人之感情，勿轻易召集军队。乃至介绍于中国皇帝及中国官吏之信任状，亦未付与，并未将任命拿氏之事，通报北京及广东。拿氏由英出发时，曾以此事要求政府，仍属无效，盖当时平和主义，常为英政府之政策。不仅巴马斯统卿持此主义，即自由党内阁与保守党内阁，亦莫不皆然也。一八三五年二月二日，英国外交部，接到八月二十一日拿皮楼之书函，是时外交秘书官乌叶林统公，于英皇手谕盖印之命令书中，特附书二节，训令拿氏，谓英国当抱持平和主义，勿轻出恐吓之言辞，勿诉诸武力，当顺中国之法律惯例。其后幅则曰：英皇帝欲英国人民与中国国民之间，开始继续商业上之交通，勿以武力腕力为之，一依平和的处置，已于命令书中屡言及之矣。
1856年进攻虎门的英国皇家海船南京号
拿皮楼之政策
拿氏为英国贵族，出身海军大佐，其任为通商之主务监督者，系以公使之资格选出。总之彼之处置，极温和，极适宜，而又极明了。彼之受政府训令以入广东也，其他之地，并未一往，依从训命，用对等之言辞，致函总督。若此际总督承认其来函，拿氏必反陷于可怜之地位。何以故？以在当时总督若有所要求，彼实处于不能应之地位，即无委任状是也。然彼欲回答此要求，必待本国政府之训令，约需十个月以上之时间；若他方面突然发生事变，又无相当之准备。当时为公使者，以电报通信，尚多阻碍，如用邮船，更难速达。彼对于发生问题，无论如何，自己断不能不决用相当之处置，此亦当然之事实。既至八月十四日，拿氏以为轻开谈判，系本国训令所禁，但在必要时期，亦可耽延时刻，以挫中国人之意思。中国政府，外强中干，以为用强健之力压迫之，或可奏外交之功；及至无可如何，乃云“英国代表者，如因中国军队之压力，退去此地，总督如斯处置，未免损伤英国皇帝威严，盖英皇之神圣不可侵犯，当与大清国皇帝同也”，则其动作之活泼，亦可见矣。
广东总督之意见
一世纪以前，广东通商所行之条件，尚属粗定。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此半世纪间，依精密之规定行之，故中国官吏，高枕安居，外国人等受相当之抑制；且由外商征收税金，所入之额，非常丰富。当拿氏未至广东之先，其地寂然无事，中国官吏与公行员，关于通商事件，皆持安静之态度。及拿氏至此，一切行动，与通商规则背谬，不待总督之许可而进入广东，不承认官界通信机关之公行员。彼使命之目的，究属如何，无知之者。于是总督之意见，首在挫其锐锋，故拿氏提出之案，全行拒绝，既有确立之先例，断然固执，可谓得当矣。九月八日，总督将此意见上奏，附有建白书。此书曾由广东税关及满洲将军等协议，其中皆夸张之辞，使当时总督竟依拿氏之要求，不知北京意思究当如何；吾恐总督或以失策被议，亦未可知也。试观英国快走舰闯入内河之报告一至北京，总督即受革职留任之处分；俟拿氏逐出广东，由内河逐出外国船之报告上达，于是既夺之官职，乃得恢复，则亦可以知北京政府之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