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之颓废
今者宋学渐渐废矣。自北京朝廷，开《四库全书》馆，示以汉、宋兼采之态度，于是一般汉人，不复如从前之墨守宋学。嘉庆中，著《啸亭杂录》之礼亲王，尝云：“予尝欲得明薛瑄之《读书记》，胡居仁之《居业录》，求之北京书肆，贾人谢曰：近二十余年，吾等书肆，久无此种书籍，恐购者无人，徒伤资本也。《读书记》、《居业录》二书，宋学者奉为一种之教科书，虽中国书籍会萃之北京，亦不见其影，可见斯学衰废之甚矣。”礼亲王又云：“乾隆末期，于敏中、和珅为相以来，士风为之一变，其黠者讥诮正人，文饰己过；其迂者株守考订，以訾议宋儒为能事，所谓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斯言实当时正当之观测也。总之，康熙时代所放之宋学之曙光，再没入于地平线，而别有一新研究、新学问之气运，代之以兴，将卷起一大洪浪，而不破坏旧思想不止。故乾隆至嘉庆至道光，学问上自成一时期焉。所谓新学问者何？即以汉学为先驱，风潮骎骎日进，溯洄先秦，而极之中国文化根源之夏、殷、周三代是也。而种种学问之分派，乃乘此大风潮而发生。
濂洛关闽，宋代理学的四个学派。“濂”指濂溪周敦颐，“洛”指洛阳程颢、程颐，“关”指关中张载，“闽”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
胡居仁故居牌楼
学问之趋古
自清初考证之学风发达，由类书纂修之气运，一转而为山经、地志、别集、野史类之研究，故驯成一杂驳不统一之学风。今乃不然，所谓朴学者流，接踵而起，各就一途施以精密之研究，遂有汉学之大流行。汉学者，即前节所述，行于汉代之学是也。其在当时，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经籍至稀，仅由口授传世，《易》有田生，《尚书》有伏生，《诗》有申公培、辕固生，《礼》有高堂生，《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等，守一经，重师法，产出专门之学风。清朝纯然研究汉学者，由江苏元和三惠始。三惠者，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之父子孙三代。自乾隆四库全书开馆以后，即自乾隆末年至嘉庆朝，为斯学之极盛时代，而六书（文字）、九数（算学）、声韵、金石之研究，亦达极点，此可谓清代学术之大成时代。由此以降，师法所趋，渐启党同伐异之风，经学则有魏源之《诗、书古微》，力翻旧说；文章则有桐城之义法，墨守一师，不顾先贤著述。然要之，皆为专门的研究之进步，渐次进于科学的研究之态度矣。
浙西学派为学术之渊丛
浙西即钱塘江之西。浙西学派始于著名之顾炎武（亭林），及阎若璩（潜邱）继出，著《古文尚书疏证》，颇耸动一世之视听。若璩以前之学者，对于《书经》之《孔安国传》，信而不疑，而若璩则以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五十八篇之中，其三十三篇有郑玄注者为可信，其余二十五篇，加以考证，断为伪作。是实前人未发之新说，开拓尊汉卑宋之气运者也。学风之盛，分吴派与皖派。吴派由三惠所起，惠栋之门下，有余萧客、江声。余著《古经解钩沉》，门下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标明汉学旗帜，对于宋学，有肉薄敌阵之概。又此学派之别支，有扬州学派，汪中、刘台拱皆为健将，而阮元集其大成。汪中文章，以六朝骈俪体为主，如《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深为世人所赞赏。属于吴派者，如王鸣盛、钱大昕等，皆有名之学者。皖派由江永传于戴震，殆立于集合诸儒成说之地位。出其门者，为段玉裁、王念孙，及念孙之子引之，声韵六书之学，为前古未曾有之大发达焉。此学派之特色，不仅博学而已，立一家之系统，以其家法，为取舍折衷之点。后代如俞樾、孙贻让，大体亦属此学派云。总之浙西学派，由汉学引伸之，研究古代之制度、文物、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六书、声韵、金石文字，实可称为清代特别学问之渊薮也。
颜李学流再起
清初崛起北方之颜元（习斋）一派，至此时而复兴。颜说学术为人才之本，人才为政事之本，而政事为民命之本。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因而无治平、无民命矣。尝曰：“程朱之道不熄，则孔周之道不著”，划然区别程朱与孔周为二——孔周之道礼乐也，程朱之学禅道也。所著有《存治编》、《存生编》、《存学编》、《存人编》。《存治编》录政治、经济、兵制、贡举等事，论当日之学校，徒习文字，不能与古人之小学、大学并论，即进退洒扫应对之训练，修身治国之明智，亦尽非所习，如此而欲人才之辈出，王道之隆兴，不可得也。《存生编》立论，本孟子之性善，凡人之气质，纵有清浊厚薄之别，而总归于一善，恶者乃其后起之习染也。《存学编》以学为士之事，《周官》取士以六德、六行、六艺数，孔门之人以礼、乐、兵、农，即心身一致加功者为正学，反之则皆浮学也。《存人编》所以唤起沉溺于佛道二教者，使入我圣人之门，指摘韩愈、程、朱、阳明，为异端所欺，或不免与之通气脉云。要之颜元之学，在忍嗜欲，苦筋力，勤家养亲，以其余习六艺，讲世务，以备天下国家之用。使弟子讲习六艺，加之以兵学、农学，学堂之中，陈列器具，使习揖让进退之礼，讴歌舞蹈之节。其门下有李塨、王源。李塨博学能文，曾辅其友治剧邑，政教大行，名重公卿之间，遇李光地荐举，辞而不就，著有《恕谷集》、《大学辨集》、《小学辨集》、《圣经学规》等书。颜李没后，继承学统者无人，有爝火将灭之状态。同治八年，戴望作《颜元学记》，煽扬其学风，有复兴之姿焉。又有刘献廷者，著书散逸，仅传《广阳杂记》一书，其所企划者，实为清朝学界之新机轴，即创造一种本于梵语之新文字、新韵谱，及地文学与人文地理学之新研究是也。
颜元像
桐城派之学风及其文章
此学派用以汉学参加于宋学之学派也，接续汉宋，实为应时而兴。其开祖为方苞，显于康熙、乾隆间，其文法则以明代归有光为宗，极尽呼应顿挫之妙。其学经刘大櫆传于姚鼐，以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相离为标准。其文大行于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皆安徽省之桐城人，故世人目之为桐城派。当时汉学大行，以考订名物象数为实学，以身心性命之说为空疏，姚鼐乃著《九经说》、与《古文辞类纂》以矫正之。门下有管同、梅曾亮，同里之门下则有方东树，从孙则有姚莹。江西桐城派，有鲁仕骥、吴德旋；广西之桐城派，由吴德旋之友人吕璜所传流；在湖南有杨彝珍、孙鼎臣、郭嵩焘，最著者则为曾国藩。桐城派之文章，于是如日中天矣。桐城派对于汉学者抗争之意，由方东树所著之《汉学商兑》发明之，此道光初年事也。汉学者之常言曰：研精汉儒之传注，及《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求训诂，由训诂求义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云云。方东树乃引古圣人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加以痛驳，云彼等欲贪名望、占地步，故推重汉代之郑玄、许慎，又取诸经中难解之三礼之名物制度，以自炫耀也。后曾国藩战胜洪杨，建大勋业，桐城派由是复流行，然以张裕钊、吴汝纶为桐城派之殿将焉。
常州学派公羊学之勃兴
江苏省自常州孙星衍、洪亮吉以后，多出工绮文、精词曲之人。庄存与更提倡公羊学，此学至清末乃大流行，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要之学派。庄存与为乾隆十年进士，读《尚书》最信阎若璩之说。当时有人以若璩指摘之《古文尚书》，请由学官除去，存与以为古籍至今日，多所湮晦，转赖伪书仅存；且《古文尚书》，关系天下之风教也。其所著有《春秋正辞》。从子述祖、孙绶甲。述祖有二甥刘逢禄及宋翔凤，并受公羊学于存与。逢禄著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穀梁废疾申何》，《左氏春秋考证》、《箴膏肓评》、《论语述何》等。彼有名之龚自珍，由逢禄受学，著有《春秋决事比》、《五经大义始终论》，《答问九章》等。其友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公羊微》、《董子春秋发微》等。此二人之文章，非无人目为伪体，然至清末，其文章大行，可见公羊学之大彰矣。抑所谓公羊学者，何也？孔子《春秋》，凡有三传，即《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是也。据公羊学派之说，西汉今文之学，与东汉古文之学大异，以公羊为西汉今文之学，传孔子之微言大义，其意曰：孔子作《春秋》，自即素王之位，行褒贬赏罚之大权。凡孔子之经籍，皆当以此意解之，可知经籍为孔子经营天下之具，系自撰述，决非由古代所传也。抑所谓西汉今文与东汉古文者，何也？秦始皇焚书以后，当汉之兴，经籍再出世，伏生等老儒口授所传，以当时所行之隶书（今文）笔记之，即西汉今文之学也；其后由孔氏壁中，发见科斗文字（古文）之经籍，其经籍出自西汉之末，至东汉而研究之，故称为东汉古文之学也。《公羊传》，今文也；《左氏传》，与《周礼》等，古文也，故以《左氏传》为学则之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起争端也。近来湖南之王闿运、皮锡瑞，四川之廖平，皆属此派有力之学者。戊戌政变之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极端鼓吹公羊学之特色，而反而兴，文学派，如刘文淇一家，即文淇及其子毓崧、孙寿曾、曾孙师培等。相继以其。门下之章炳麟。亦据左传立一家之言，又如张之洞之不喜公羊家，孙文）皆不为气运所转移者也。
阎若璩像
合自佛教入中国以来，虽儒佛之争甚烈，然宋学勃兴，与佛教有关系，也金代之王嘉唱三教归一之说，其流风遂及于明代，赵贞吉（大洲）公然以及李贽（卓吾）则包括三教。别出新意，与西儒利玛窦往来，并参入天主教焉。赵贞与李贽，同属阳明学派之人，此流派乃一转而为彭绍升（尺木）所主张之儒佛混合说。彭绍升称际清居士，为清朝佛教界之大人物，乾隆以后，信奉佛教者，殆悉闻其遗风而起。尺木之时代，恰当雍正帝自命得临济之正脉，以钳制学人之后，当时佛教稍有兴起之状。浙西吴派之余萧客，参道义于元妙观，阅佛教于南禅寺；其友薛起凤（香闻）、汪缙（爱庐）等，由阳明学而入佛教，绍升亦与以上诸人同行径。绍升为兵部尚书彭启丰（芝庭）之第三子，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初慕汉贾谊之为人，中以程明道为标的，致力理学，既而沉潜佛义，知所谓大我者，在舍己为人为世，以成救济之业。于是作《一乘决疑论》，以撤儒佛之障壁；作《华严念佛三昧论》，以解禅净之诤论；作《净土三教论》，以发挥净土教中未明之奥旨。欲以念佛之一法，统一全佛教，而持戒坚固，多慈善行为，薰化所及，过于僧侣焉。关于儒教之著，书有《论语集注疑》、《大学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注疑》等。所著之《居士传》，取舍甚严，不取作《楞严经疏蒙抄》之钱谦益，而取殉难烈士之金正希、熊鱼山等。引“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语，以证明真佛弟子，可见其对社会之思想，则取儒教也。绍升有友人罗有高（台山）。儒佛混合，亦与有力云。
临济正脉，临济指唐代高僧义玄，号临济，为佛教禅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宗后来成为在中国和日本影响较大的佛教禅宗。
《龙藏经》经版
公羊派之佛说
彭绍升殁后十余年，常州学派之龚自珍，驱使瑰丽之文辞，发扬公羊学派之势焰。自珍私淑绍升，绍升称“知归子”，彼自称“怀归子”，著有《龙藏考证》等书。观《定庵文集》所收之《释魂魄》、《阐告子》、《发大心文》等，可知其思想之倾向。晚年读天台宗之书，颇信从之。与自珍并称之魏源，亦信奉佛教，著书有《净土四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及华严之《普贤行愿品》），据其总说，则唐之永明、明之云棲所胚胎之思想，以彭绍升所发明为多云。王闿运以佛教之趣味丰富闻，其门人廖平以素王（孔子）、空王（佛陀）为一致，曾研究佛教，自不待言。康有为视孔子，与教主耶稣同等，更将廖平之说，无痕换骨矣。龚、魏以来，公羊学派多公然为佛弟子以研究佛教者，实最近八十年以内所起之现象，此为公羊学之一变化。所以然者，尊信公羊，势不得不尊孔子为教主也。且微言大义，必借谶纬以神其说，谶纬之学不足以服人心，公羊家之采佛说，或亦其力求捷径欤？
研究墨学
公羊学盛行，尊崇孔子之念愈高，其反动则研究诸子之风亦炽。就中以研究老子、墨子为最盛。墨子之说，与西洋理学相类。至以墨子与孔子受同等之尊敬，鼓吹者之第一人，当推孙贻让。孙受公羊学派戴望之学术，与俞樾、黄以周等交，不从今文之学，而修古文之学。所著《周礼正义》，言周礼者，极赞赏之。著《墨子间诂》，谓墨子行谊极贤。《墨子》多古字古言，本难读之书，古来学者著述甚少，贻让集众说，以己意裁之，可知贻让研究《墨子》之深矣。贻让殁于光绪三十四年。
钱谦益
诗风之变迁
清初之诗风，继续明代，而于前后七才子主张盛唐外，中唐、晚唐亦可，宋元亦可者，则有钱谦益（牧斋）；以中唐、晚唐之艳柔为主者，则有冯班（钝吟）兄弟；不问盛、中、晚唐至宋元，以风韵为主者，则有王士祯（渔洋）。此等诗风，亘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初年皆盛行。王渔洋称为一代正宗，比于宋之苏东坡、元之虞道园、明之高青邱，然不免有才力薄弱之讥耳。其所选之《古诗选》、《唐贤三昧集》，绝力鼓吹其神韵说。神韵者，句中不下断语，使读者自入其境之谓也。又有吴伟业（梅村），长于歌行，情韵与风华兼具。又有朱彝尊（竹垞），长篇险韵，有纵横自在之妙。其他如施闰章（愚山）、宋琬（荔裳）、赵执信（秋谷）、查慎行（初白）等，各皆一时之选。沈德潜（归愚）显达于乾隆年间，著《古诗源》、《唐诗明诗别裁》等，以导后进。同时有袁枚（随园），谓诗写性灵，人人以发挥性情为归的，世人靡然向风。此二人之诗风，当时实所谓二大潮流，互相排斥。沈门之王昶，著《湖海诗传》，其实不外对袁枚《随园诗话》之意耳。同时有蒋士铨（藏园）、王文治（梦楼）、赵翼（瓯北）、吴锡麒（穀人）、洪亮吉（稚存）、黄景仁（仲则）、张问陶（船山）、阮元（芸台）等，嘉庆时有舒位（铁云）、陈文述（云伯）、杨芳灿（蓉裳）、吴嵩梁（岚雪）、郭麟（频伽）等群起，或细致，或缛丽，或飘宕，或流利，或织春花于锦绣，或竞秋草之芬芳，清诗之特调具备矣。至道光朝，张维屏（南山）、朱次琦（九江）、汤成彦等出，此时受桐城派之影响，发动复古的气运，如苏东坡、黄山谷之磊落兀傲之诗风，遂至复兴，而学苏者尤不如学黄者之多。此诗派之流行，直至清朝之末焉。
文章之变迁
清朝以科举制度，登用官吏，制举之文谓之八股文。股者，对比之谓也。清朝三百年间之人才，多在其中消耗精力。汉学勃兴，浙西学派之文章家，及常州学派之文章家等，均以六朝骈俪之文为正宗，斥唐宋八家之古文为伪体。汪中（容甫）以文章之衰，为起于韩昌黎；阮元著《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于是清朝之骈体，发达至极。桐城派对之，传唐宋八大家之散文派。又合二派以开一派，如王闿运之文章其一也，谭献又其一也，可称为骈散合一体。
画风之变迁
清初画风，亦汲明末南宗之流。清初之代表者，首推四王、吴恽。四王者，王时敏（烟客）、王鉴（廉州）、王翚（石谷）、王原祁（麓台）之四人；吴系吴历（渔山）；恽即恽寿平（南亩）。烟客少时，与董其昌、陈继儒相知，而与董更亲爱。烟客系明代著名江苏太仓王锡爵相国之孙，家本富于收藏，若遇名迹，不惜重金购入。好黄大痴之笔法，晚年益极其闲奥焉。而常熟之石谷，则师事彼者也。王鉴与烟客同乡，为王弇州（世贞）之孙，最得力于董源与巨然。石谷学烟客，后见王鉴，自悟古法，遂并得二王之粹。世传“画有石谷，诗有王渔洋”，其为人所推赏如此。麓台为烟客之孙，康熙帝嘉赏其画，使供奉内庭，为帝画《南巡图》，又画《万寿盛典》。清人之著录，谓彼与黄大痴有独绝之妙云。概观四王之画风，为明末苏州、太仓、常熟一带盛行之吴派之承继者。吴、恽二人则不然，乃清代特色之写生派也。吴历江苏吴县人，亦汲大痴之流，然彼又于南派画之上，加以新画法，即画设色山水是也。中国之绘画，素无西洋趣味，自彼肆力于西法，乃开拓一段之新境。尔后此法益进步，及有唐岱者出，与同在内廷供奉之意大利人郎世宁合笔，乃更大成矣。恽南田亦江苏武进人，工诗文，好画山水，及见石谷，谓不能出其右，乃弃从来之画法，专习花卉。南田材质不及石谷，知其已达绝顶，不愿为天下第二手，故遂独开生面，为写生之正派。厥后汲其流而揭其波者，为吴兴之沈诠（南）。南田专绘花鸟，南更推广范围，绘画动物。西历一七三一年，曾至日本长崎，留二年始去，画风盛传东瀛，日本受其影响者不少。清朝之内廷供奉，即所谓画院者，其画风承继前代，原不脱南画之范围，而清朝画院，实由南画与西洋画混合而成。就吾人所知者言之，焦秉贞以画苑之笔，参用西法，绘《耕织图》，仍得康熙帝之鉴奖；唐岱亦然，沈源亦然，金廷标亦然。郎世宁之流，既画《准噶尔贡马图》、及《阿玉锡持矛荡寇图》，意大利人艾启蒙，更遍绘动物，鼓吹西法焉。
康熙南巡图
戏曲之变迁
清初之戏曲界，推吴伟业（梅村）与尤侗（西堂）。吴有《秣陵秋》，尤有《钧天乐》。此外则李渔（笠翁）为喜剧家，著《十种曲》。以曲文之华美称者，有洪昉思（稗村）之《长生殿传奇》，孔尚任（云亭）之《桃花扇传奇》。《长生殿传奇》，流布一时，顺治帝皇后之忌日，某家亦演此戏，当时观者如赵执信（秋谷）、查慎行（初白）等，均以此落官，传为文艺界之悲惨事云。清代诸帝中，乾隆帝尤好戏曲，命张照制诸院本进呈，亦有御制者。而音律家如庄亲王，又有《九宫大成》、《南北宫谱》等之著作焉。蒋藏园《九种曲》，夏惺斋《六种曲》，接踵而起。其余有作十种或十种以上者。且戏曲流行，批评亦随之而盛，如李调元（童山）之《曲话》，梁廷枏（藤花主人）之《曲话》，多行于世。道光以后，不出作曲之大家，南北宫词，遂亦颓废。至清末戏剧改良之声渐高，遂至演翻译西洋之戏曲焉。
孔尚任像
小说之变迁
清初流行之小说，首推蒲松龄之《聊斋志异》，书中记狐鬼与人之关系，大约四百余条，文章极绮缛，使读者如身入其境、目睹其事焉。蒲松龄号柳泉，其所著之《聊斋文集》，有关于学术者，有关于时务者，亦非以妖怪谭为游戏三昧也。乾隆时纪昀（晓岚）著《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其说颇多狐鬼，亦受《聊斋志异》流行之影响者也。其次有钮玉樵之《觚賸》，余澹心之《板桥杂记》，张山来之《虞初新志》等，盛行于世。又诨词小说，有李渔之《十二楼》，一名《觉世名言》，共十二篇，多则六回，少则不过一回之短篇。又抱瓮老人所选之《今古奇观》四十种，颇行于世。《品花宝鉴》，写俳优之情事，《儒林外史》，表书生之状态，皆具特殊之笔致与情调。《儿女英雄传》者，清朝一大名著《红楼梦》之反动也。《红楼梦》为人情小说，与《金瓶梅》之写市井委巷之琐猥者不同，此书专写上流社会之状态，入微入细，文章又绮缛沉丽。此书一出，当时之上流社会，即满洲贵族腐败之状态，尽皆暴露于外。后有《红楼续梦》、《红楼后梦》、《红楼梦补》，并《红楼梦诗》、《红楼梦词》、《红楼梦评赞》、《红楼梦谱》、《红楼梦图咏》等，不遑枚举，即所谓《红楼梦传奇》，亦有三种之多焉。而其受西洋交通频繁之影响者，则有《镜花缘》云。
诨词小说，也称话本、平话，为宋代民间通俗的白话文学。
批评小说之金圣叹
圣叹名采，字苦采，与李渔同时。好评书，评者有《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水浒传》，名《六才子书》。曾踞贯华堂之高座以讲经，谓经为圣自觉三昧，最喜《易》，讲乾坤两卦至十万余言。其解杜诗时，有人由梦中语曰：“诸诗皆可说，惟古诗十九首不可说。”圣叹因戒之。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之一章，未几即罹惨祸，临刑叹曰：“斫头是最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圣叹评《西厢记》、《水浒传》，以自家之见，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如跃，句如舞，真可谓鬼才也。圣叹教人以读书之法，云“大凡读书，必先知作者是何种心胸。如《史记》是太史公发挥一肚皮宿怨。所以他于《游侠传》、《货殖传》，特地著精神；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之旨意。《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发挥宿怨之必要，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墨，寻个题目，写出自家之锦心绣口，故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之字，遂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之例，正是使不得也。”圣叹以特别之见识，批文章之妙处，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西厢》有烘云托月法、移堂就树法、月渡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不遑枚举。圣叹之才，可以想见。清初之士，多奇节，多才略，多轶出轨范，此皆由遭遇国变，怀抱痛愤，借此以遣其残年，金圣叹与李渔皆其人也。
贯华堂，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好友韩住的书斋名，也是金圣叹最常居的批书之所。后人多以贯华堂为金氏书斋名，实为误传，金圣叹书斋名唱经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