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起于湘乡
常备军废弛已久，不能为用，太平军之士卒，皆以年壮气锐者充之，湖南失陷数城，武昌省城亦委于敌手，此皆常备兵之废弛致之也。王闿运之《湘军志》，言其略如下：
自军兴，绿营将帅虽统率几千调发之兵，然武器窳钝不堪用。彼等以地方州县之人夫，搬运其武器锅帐，己则拱手乘车马，征地方之公馆为宿舍；兵卒或步行而不担武器，徒征发民家旅店，使居人惶怖，而恨其不去。其遇敌也，先作低矮之垒壁，居于其中，而营门之负贩，则往来杂糅焉。诸将帅虽欲画一而不能。唯满蒙军稍整齐，而骄傲贵倨，虽督抚不能易置。无已，多使用绿营，而其弊又如此。
《湘军志》，湘军史专著，近代颇受争议的史学著作。清代学者王闿运受曾纪泽之邀而作。
曾国藩像
北京朝廷知八旗亲贵之无用，乃起湘乡家居之侍郎曾国藩，命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先是湘乡有练局，为义勇兵之团体，曾请国藩主事，彼以居母丧，不可与闻军事，且行军用兵，非其素习，固辞不出。及朝命下，受友人郭嵩焘、弟国荃之赞襄，遂投袂而起。
募集义勇兵
团练为自治之必要，嘉庆民乱之际，均被解散，此时复行召募。太平军之入湖南也，知县江忠源在副都统乌兰泰指挥之下，募乡勇三百人，号为楚勇。湖南义勇兵之外出，以此为始。敝衣槁项之楚勇，与威仪赫赫之常备军为伍，不能禁满人之失笑。然至临战，则彼等之勇气数倍官兵，乌兰泰目睹战况，曰：“君等蔑视楚勇，今何如也？”由是楚勇之声价，为官兵所嫉视，勇与兵之感情益恶，往往在驻屯之地私斗，战败又不相救援，无节制之勇，与军纪废弛之兵，又何所择焉？咸丰二年冬，湖北解散横恣之潮勇（潮州人充勇者），归途剽夺良民，焚掠街市，故人人皆言官兵毕竟不若长毛，人心之归向，于此益失。
曾国藩劝告乡党
曾国藩应朝命时，大要言之如下：“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非不多，调集大兵非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尝转战；兵器皆用大炮、鸟枪，远远轰击而已，未曾长短交锋，其故何也？兵未练习，而无胆无艺故也。今省城设一团练，先募乡民之壮健朴实者，有一人之教练，则收一人之益；行一月之教练，则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会匪，太半附贼而去，然啸聚成群者犹不少，地方官吏亦知之，特不欲其祸由自己之地方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而已。彼等今见发贼之猖獗，遂觉法律长官之不足畏惧，故处今日，须用严刑峻法，除根本的不逞之志”云云。于是立三等之法，不经过府县狱，直接处罚。以手书劝告乡党之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以对等之礼。布告皆采书状之式，自署其名，以招致地方之贤俊。自咸丰二年十二月起，曾国藩乃实际练兵矣。
曾国藩和湘军首领
湘军始战于江西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弃武昌南下，幸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练，经三月，捕杀不逞之徒五十余人。五月，太平军包围南昌，江忠源要求援兵，国藩使罗泽南出发，附以湘勇千二百人，忠源之楚勇亦同行。国藩以为绿营将卒积败不可用，倘纯以书生为营官，则忠诚可恃，但彼等未曾临战；楚勇虽身经百战，而营制不免疏略，罗泽南之行也，彼颇踌躇云。七月，湘军至南昌，书生争先搏战，敌阳退，袭其后方，五六营官战死，罗泽南收众入城，国藩得报，谓湘军果可用，彼等虽败，犹敢深入，官兵毕竟不如义勇兵云。
书生与农民为湘军之基础
曾国藩惩常备兵之腐败，转而求之募兵，彼曾说明募兵之制度曰：“为兵勇者，年少力强，朴实有农民之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则可知彼以朴实农民，为湘军之基础也。物色统兵之人，得同乡人罗泽南及其群弟子。泽南讲朱子学，亦贫书生也。国藩当时致江忠源书中，以为“今日极可伤恨者，在兵败不相救。盖调发之初，征兵一千，自数营中或数十营中抽选，卒与卒不相知，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遂乖然不相入。至官兵与义勇兵，尤相嫌恨。如今日之组织营伍，虽圣者亦不能得一致之协力。足下前征云贵湖广之兵六千，加以义勇兵三千，合为一万。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镇将统之，但其势力不相下，而将官中又多卑庸，不足与语。予不好此种编制，予教练一万人，求吾党质直通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言战”。忠源不幸，不及用此意见，楚勇之健锐者皆去彼，故是岁九月，败于田家镇也。当时湘军三百六十人为一营，中营罗泽南统之，左营弟子王珍统之，右营邹寿璋统之，参将塔齐布率兵勇二营，周凤山、储玖躬各二营，曾国葆一营。以上之中左右三营，实为湘军之基础。
曾国藩讨贼之檄
曾国藩作保守平安歌，其中分“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三章，意在鼓舞其一致心与义勇心，可见用意之周到矣。咸丰四年，颁布讨粤匪檄，其文如下：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壕；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有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有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酥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圣庙，指孔庙。
文昌，指文昌帝君，旧时以为主持文运的神明。
曾国藩手迹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以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人民。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吾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震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以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不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檄文之批评
檄文数洪军之罪恶如下：一、破坏中国固有之人伦；二、破坏从来之风俗；三、搅乱社会之安宁秩序；四、强迫人民信仰天主教；五、束缚生产之自由；六、焚毁偶像；七、破坏寺庙。其所指摘之条项中，无一可视为太平军之罪案；不特非罪案，例如禁止妇女缠足，且可视为善政。至云保障社会安宁，则洪军之起，皆因行政不善、人民涂炭之结果，应由政府负责。清军行动，乱暴过于洪军，所谓保障安宁秩序者，又何在也？洪天王至南京之途上，发布宣言，大意以为无论何处，官吏贪婪，较盗贼尤凶，官军之腐败，与虎狼何择？总裁国务之君主，邪恶昏迷，恣行赏罚，驱良民于边地，亲佞臣于左右，卖官职以收其利，故忠言不能入耳；贪欲之心日炽，以收贿之多寡，定官阶之高下，故富者强者可以无罪，贫贱者虽欲救济其罪过而不能，言之令人发指。强征地租，近来更甚，一时虽有三十年免纳之说，顷刻即变，今也人民之资财，不使罄尽不止。此等眼前之不幸，吾人岂可坐视不救乎？处今日之途，惟有将各地虎狼，由根柢驱逐之一法而已。今当进军，凡农商职工，仍从职业，保护其和平；富者出其贮蓄，以供军饷，由出资之多寡，与以凭证，以便他日之偿还。更望贤者出山，翼赞吾人之大业。如有地方匪徒，乘机暴动，可即报告，以兵剿除云云。以上所言，就实情判断，政治之腐败，军纪之弛废，无论如何，不能辩护也。然则曾国藩之檄文，毫无影响乎？曰“是不然”。湘中主将，皆系书生，只知中国固有之学问名教，曾之檄文，实湘军之精神，彼指摘洪军，焚郴州之学宫，毁孔子之木主，及十哲之两庑等，谓孔子、孟子当痛哭于九原，此语最为紧要。后日洪军之政策，亦许读孔孟书，以冀人心之和缓矣。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
南京孔庙
兵与勇之冲突
常备兵与义勇兵各不相能，各处屡行私斗，长沙为湘军发展之区，此等事发生尤多。曾国藩为侍郎，本一文吏，在长沙之满洲武官及绿营诸人，不肯受命于地方之绅士，故满洲武将塔齐布，辅国藩治军，满洲人咸骂塔齐布为谄媚，常备兵轻侮湘军，骄慢益甚。某日湘勇演习放枪，误伤营兵，营长得报大怒，出旗队以攻乡勇，国藩不得已，鞭放枪者以谢罪。而辰勇又与永顺之兵私斗，辰勇系辰州之义勇兵，为塔齐布所教练，常备兵列队以讨辰勇。国藩以为内斗无已时，若长此放任，恐此地之吏民，益轻朝廷，不若移文提督以捕之，提督即缚送国藩，任其处罚。国藩欲斩所缚者，尚在犹疑之际，常备兵早包围国藩官舍，突入杀其使丁，几伤国藩。巡抚得报，阳为惊骇，即还所缚者以谢，乱兵之举动，付之不问。国藩之幕僚颇愤怒，均主张出奏，国藩叹曰：“时事方急，为臣子者，既无弭定大乱之能，何敢以己事渎君父之听也，予宁避之。”即日移驻衡州。
发见战船之需要
洪军在湖南益阳夺收民船，军势骤加。咸丰二年冬，洪军包围武昌时，巡抚常大淳，曾主张调集湖南、江苏之炮舰，阻遏敌势，并以断其粮道。此所谓炮舰者，全系空名，不过以商船载炮而已。北京朝廷所征之山东登州水师，亦不过召募商船，即洪军由武昌东下数千之船舶，亦系商船，而两方均称为战舰，名实殊不相符云。咸丰三年春，九江陷，大臣向荣主张调外海战船至江南。五月，洪军北渡淮河，南围南昌，御史黄经乃上书请命东南各省督抚，各造战舰。北京朝廷指湖南为造船地，巡抚骆秉章不甚注意，然长江既为战地，此等内河适用之战舰，殊为当时之急务也。
威海水师学堂
创设长江水师
长江水师之创设，因湘军见洪军在南昌之战船，郭嵩焘遂以之说江忠源，此实权舆也。先是曾国藩闻湖北战船破于田家镇，乃连系木筏于湘水，载炮其上，横于水面，以为防御。及其移驻衡州也，就地遍访造船术。咸丰三年十月，北京朝廷命彼率战舰出征，以援武汉。羽檄旁午，一日数至，国藩不出发，人人疑其逗留，国藩叹曰：“今敌人横断江湖，若无舟楫，难与争利害；且一旦出师，当为东征不归之计，九江以上数百里，一城未为我有，如何以仓卒召募之众，残缺不完全之武器，徒步数百里，而当百万之强敌也？”既而国藩博访之余，参以己意，改造商船，试验发炮，船果不动摇。造船经费，即取供给江南大营之饷银八万两。仿照广东船式，增置桨坐。又由广西招致褚汝航、夏銮等，分设一厂于湘潭。船成后使长沙黄冕观之，冕曰：“予阅船多矣，从无如此整齐者。然长江港汊纷歧，敌船容易隐匿。江南小战船有名舢板者，每营添设十艘，可充搜索窥探之用。”国藩即采其说，更改营制。四年二月，舰队告成，大小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水兵五千分十营，设粮饷本部于舟中，器物、食用、工匠毕备。合陆军五千，由衡州出发，浮湘水东下。
靖港之失败
水师已过洞庭，至岳州城下，适当别将王珍溃走，敌弃船上陆，夺靖港据之，遂陷湘潭，省城长沙陷于敌中。水师十营皆至，推彭玉麟定计，彭曰：“率五营直向湘潭，明日请国藩率五营继之。”当此时，国藩不履行彭约，轻向靖港，立令旗于靖江岸上，声言退步者斩。然毫无效力，兵皆绕旗侧而退，国藩愤而投水，从者救之得不死。既而还长沙，接湘潭水陆大捷之报，然国藩以此回战争之经过，知弊在不精练，遂裁汰其一半焉。
武汉恢复之战
长江水师之利，于恢复武汉见之。国藩渐次由洞庭驱逐敌船，恢复岳州，收嘉鱼，遂图武昌。水师勇敢，直下武汉之中流，破坏沿岸之敌砦，与由西南包围省城之罗泽南军相呼应，最为有力。敌人顾虑水师，约有二点，一、破坏彼等退路之船舶；二、目击湘军之勇猛是也。湘军乘舢板，突击之时，皆露立而进，若俯首避弹，则以为耻。水师之首将，彭玉麟以外，尚有杨载福。八月，湘军收复武昌。十月，与太平军之前哨，会战于田家镇。
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湖南湘乡人，湘军首领之一。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
田家镇之战
曾国藩恢复武昌，欲一举而复太平军根据之地，乃舍武昌，赴田家镇。此地为张亮基、江忠源战败之地，当扬子江之北，诸山峻立。江南有大山，名半壁山，三面斗绝；山下有富池口，江水南趋，绕山东折，故舟行由田家镇，以避急湍之危险。先是咸丰三年，官兵失半壁山，太平军设坚固之要砦，北方由田家镇至蕲州约四十里之间，筑垒于长江沿岸，以铁索横江面，由半壁山以连田家镇。此计划原在防御湘军水师，有众十万守之。其主将为英王陈玉成，闻曾国藩东下，防御益严，即由江面横过之铁索，连系以舟，更作大筏，上列炮，以炮舰守之。其下流有五六千之船舶，是皆捉商船以运输粮食者。十月，罗泽南攻半壁山，大破之，由崖缒下，砍断江锁之一节，然至翌日铁锁复续。曾国藩令曰：“我水军为蕲州敌人所牵制，蕲寇与舟师相犄角，宜分船冲其下流，至半壁山，能与陆军合则破敌必矣。”彭、杨二将领命，顺流而下，敌人由岸上发炮，水师死伤不少，蕲州之敌船，果乘西风走守田家镇。彭、杨二人乃入陆师塔齐布之军，聚议合攻，以截断江中铁锁为目的。
彭玉麟像
彭玉麟（1816～1890），清末湘军将领。字雪岺、雪琴，湖南衡阳人。曾参与镇压太平军。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刚直。著有《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集》。
彭、杨二将截断铁锁
新锐之湘军，乃遇最后努力之机会矣。彭玉麟先备炉鞴、椎斧、炭剪之属，使刘国斌、孙昌凯领之。昌凯本系铁工，习锻冶术，使专事于断铁锁。彭又戒昌凯曰：“发炮勿仰视，直趋彼筏上，予亲为公等防御敌舟。”国斌近筏，推锁下之钳，钳落筏离，昌凯乃鼓鞴冶铁锁，锁断缆开，筏上之敌人溃走，溺水者甚多。杨载福即率三队冲入，突进下流。杨进至武穴，回船，掷火烧之，彭又烧敌船而下。会东风大起，杨乘风，彭乘流，敌益不利，几至全灭。翌日前军至九江，田家镇遂破。然湘军陆兵围九江，罗泽南之一队已攻击湖口，曾国藩统率一队方侦察鄱阳湖、湖口，敌人以坚固之浮桥连接两岸，湘军水师，一半被封锁于湖内，外江与内湖，遂致离隔亘四年之久。太平军置要砦于石钟山，屹立江岸，湘军形势，一时颇窘。
罗泽南死于武昌
内湖、外江两水师分隔，湘军之行动，不能一致。咸丰五年，太平军三陷武昌，则其时省城守备之薄弱，可以想见。汉阳上下，再入洪军之范围，清巡抚之号令，不出三十里。当是时，李孟群率水师一队，驻武昌附近，塔齐牵制九江，曾国藩驻屯南康，形势颇为涣散。罗泽南虑之，请曾国藩救武昌，其说曰：“武汉，东南之枢纽也，形势百倍九江。今两城久为敌据，崇阳、通城方面之敌，可自由出没于江西湖南矣。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入。”泽南遂以十一月，占领武昌西面之洪山阵地，然以敌人九江之援军方加入武昌，陷之不易。六年三月，援军又来，泽南要之，追及城门，城兵开门突击，泽南兵破，身亦中弹而死，弟子李续宾代领其众。十一月，湘军攻武昌，敌遂遁走，湘军乃再东下而占领九江城左右之地。
胡林翼像
武汉之固守与胡林翼
名将罗泽南未竟之志，今由胡林翼起而赓续之矣。胡谓平寇之要，不在攻战。彼自恢复省城以后，免附近四十六州县之租税，而复牙帖税，征盐税，收厘金，借以补充军资。胡当时献言之大意曰：自古用兵之地，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其咽喉也。武汉有警，邻疆震惊，南服均阻，无控制之术。昔周室征淮，先出江汉；晋武平吴，豫谋荆襄。据扼长江，惟鄂为要。今也四年之中，三陷武昌，四陷汉阳。夫善斗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武汉特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器粮饷之供给不绝，伤卒病兵之休养得所，平吴之策，必在保鄂也明矣。又彼就地方行政，言之如下，曰：“湖北地方官，多不得人。被扰乱之三十余州县，元气伤残，良莠不分；未扰乱之三十余州县，官仇人民，人民仇官。吏治不修，兵祸之所以起也；士气不振，民心之所以变也。上下交接，委之幕僚，官民之事，诿之门下。州县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谓小贼，即明日之大贼也。予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不待发贼之再至矣。”林翼以考察之所得，经营湖北，幸总督官文为满人，听胡之言，大小事任之不疑。薛福成以此为胡之权略，巧于操纵满人云，然而湖北之屹然为重镇，则自胡林翼之保障始。
周室征淮，指周朝同淮夷的战争。淮夷是商周时期生活在我国东部的黄淮、江淮一带的少数民族，即今苗族的祖先。周朝曾数次同淮夷交战，著名的有周公东征、成王践奄、宣王东伐等。
晋武平吴，指晋武帝司马炎灭孙吴统一全国。
天京之内讧
天京即南京也。内讧之起，在天王之猜疑心，与东王杨秀清之跋扈。先是，南王冯云山死于全州，西王萧朝贵毙于长沙，入南京者，不过东、北、翼三王，及丞相秦日纲。就中东王杨秀清，威压全朝，内外机务，总揽于其手，不但北王不喜，即天王亦不快意。咸丰六年八月，捕东王杀之。或云系北王韦昌辉所刺杀；又按李忠王之口供，则云杨秀清要求与天王有同等之位置，故天王命北、翼二王捕杀之也。此事件之起也，不止杀杨秀清一人，并置全家徒党于死，一时所杀之男女，多至二万人以上。翼王石达开在安庆，见韦昌辉之虐杀，大怒，命其部下至南京，捕韦杀之。于是五王之中，前二王死于战役，后二王死于内讧，所余者翼王石达开一人而已。石为桂平县白沙人，家富，好读书，巧于用兵，或谓兵略出东王上。北王死后，彼代视朝务，众心悦服。天王忌之，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洪王长兄仁发，福王其次兄仁达也。二人擢用，朝中颇觖望。据李忠王口供，则彼等二人无才智、无识虑，徒崇奉天王而已。彼等每事挟制翼王，翼王遂弃南京而远征。李忠王口供有云：翼王出京之后，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主上尝以被弄于东、北、翼三王之故，未敢信任外臣，唯专信同姓而已。当时人心有解散之势，所以不遽解散者，因清将声言捕杀广西人不赦，否则天京解散已久矣。此言亦颇有理也。
石达开塑像
安徽北半之形势
咸丰九年秋，江西、湖南二省，渐不见太平军之旗影。湖北有胡林翼，热心计划，粮饷充实；而前年由湖南入广西，转入贵州之翼王石达开，今又将北窥四川。当时湖北之盐由四川供给，胡林翼以所课之盐税，为收入之大宗，意欲曾国藩往剿之。而曾国藩以为建国号之敌，与流贼不同，今洪秀全踞金陵，陈玉成踞安庆，私立正朔以称王，此窃号之贼也；石达开由浙江至福建，由福建至江西，以入湖南、广西、贵州，是流贼也！捻匪亦流贼也。流贼则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可耳；窃号之贼则不然，必先剪其枝叶，而后拔其老巢。观彼等自洪杨内讧，凶焰久衰，唯陈玉成往来江北，与捻匪连结而已。安徽省之北半，糜烂日广，敌人粮饷，供给不断。予以为廓清诸路，必先攻南京；攻南京，必先占领安徽东北部之滁城、和州；欲取滁、和，必先围安庆。诚能围安庆，攻卢州，略取附近之州县，则何有彼之北窜乎？据其所云，则以占领安庆，为当务之急也。同时实行四路进取之策，第一路由宿松窥安庆，国藩亲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多隆阿、鲍超任之；第三路由英山取舒城，胡林翼任之；第四路由商城窥卢州，李续宜任之。以上诸路，皆属安徽北半之地带，作南京之前卫阵地观可也。咸丰十年三月，曾国藩待其弟国荃之来营，驻于安徽之集贤关，适此时南京东侧之和春之江南大营新溃，国藩乃委其弟国荃攻取安庆，自引兵至江西、安徽之境上，驻屯祁门县。
曾国荃像
曾国荃取安庆
曾国藩之屯祁门，防敌之侵入江西也。敌果悉众围绕祁门，一时粮饷、通信之道几绝。有人劝国藩退师，国藩不听，以剑悬帐外，自矢曰：“去此一步无死所。”坚忍数旬，乃渐得脱云。曾国荃之安庆攻围军，当敌之正面，敌军来袭之猛烈，非诸路比：去年冬，受英王陈玉成之攻击以后，至三月又来袭。至七月，又率辅王、章王、干王等十余万众，以一半援安庆，以一半守桐城，由背后以胁国荃之军，攻扑亘六昼夜，力战却之，八月一日，湘军遂克复安庆省城。此城陷于洪军者九年，至此始得占领焉。而自江南大营溃后，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控制东南四省，不别置大营。当大营陷时，左宗棠闻之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疲，岂足讨贼？得此一番洗荡，后来庶可以措手耳。”据此批评，可见江南大营之有损无益，而综合前后事情，则曾国藩未任两江总督以前，约七八年之间，颇在困难之境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