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非勤王之师
曾国藩奉朝命，练兵湖南之乡里，然并非勤王之师。何则？彼当时服母丧退居，咸丰二年中在乡时，作《保守平安歌》三首，以警告乡人。第一首《莫逃走》，谓湘乡在蓝流如碧之湘江支流，宜保此洵美之江山，勿离安乐乡为第一义。第二首《要齐心》，所以要求乡党之一致。第三首《操武艺》，言保安乡土，在武器熟练。以上三歌，皆七言俚歌之体，彼先以之要求乡党之自卫，并无一字及于勤王。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考其与友人书云：“郭嵩焘十五日夜来我家，劝予至长沙帮办义勇兵事务。予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且恐长沙之人心惶惧，故思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出发。”又观其前后之家信，亦未见有勤王之意。咸丰四年，颁布讨粤匪檄，此檄为湘军之精神与其信条，前已言及，其旨不外对于社会民生之秩序，中国固有之宗教道德，指摘发贼之行为。王闿运亦谓彼自云行军用兵非其素习，初无出湖南以从战之志也。
田间之曾国藩
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后改涤生。清初有曾孟学其人，由衡阳移居湘乡，孟学生元吉，元吉生辅臣，辅臣生竟希。竟希生玉屏，字星冈，为国藩之祖父；彼所谓祖训、祖泽云者，即指星冈公之言行。曾氏由明代以来，世世业农，积善而不显于世。玉屏少时好任侠，尝云：“予少时，耽游惰，尝于湘潭市上，与裘马少年相征逐。某日酣寝于市上，有长老讥为轻薄必覆其家者，予闻之自责，即沽去乘马，徒步归宅。由此未明即起，毫不懈怠。”又曰：“予三十五岁始讲究农事，耕耘之田土，大概在山岳丘陵之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予凿石决壤，一开十数亩，然后耕夫从事，稍稍容易。予每朝夕行水，听虫鸟之鸣声，知季节之变，观朝露之上禾颠以为乐。又种蔬菜半亩之地，晨则耘，予任之；夕则粪，佣保当之。入养豚，出饵鱼，一切杂职无所择。蔬菜由手植手摘，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食之弥安也。”曾国藩在阵中，由长沙亲雇园丁，一则曰“蔬菜不茂盛，即家道衰亡之兆”；一则曰“施粪耕作，为我家之祖训”，则可知公私生活之趣味，始终不出农家之生活。此所以湘军兵卒，必由田间募集欤？
宗族之曾国藩
星冈公又以曾氏之祖庙不可不大，其说曰：“予宗族由元明时代，居衡阳之庙山，久不设祠宇。予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以十月为致祭之期。迁湘乡以来，至曾祖基业始宏，故予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每岁以三月为致祭之期。世人徒礼神求福，予思神灵之明显，无若祖考之较著，故他祀姑阙，专奉祀祖先。后世虽贫，礼不可坠；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又云：“予早岁怠学，及壮时深为耻辱。望吾子孙，监吾之过，勤求学问，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也。”此外遗训甚多。曾国藩恪守之，或谋于兄弟以改筑祠堂，或为维持祠堂而增设田亩，并附设图书馆，其设施，皆不外祖训也。
不好官吏生活之曾国藩
国藩壮年，作吏北京，甚恶官场臭味，去京以后亦然。此次骚乱以来，知官吏之不足恃，一切不乞彼等之助力。当创设湘军之时，订不用市民与官吏之规定。咸丰六年中，由江西寄家信于其子纪鸿曰：
由家中来营者，多称汝之举动，可为成人，听之稍慰。凡人多望子孙之为大官，予不愿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此君子也。予在官二十年，不敢染官宦之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之家风。极俭亦可也，略丰亦可也，太丰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与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识字，不可有间断。早晨要早起，决勿堕高曾祖考传来之家风。吾父、祖黎明起床，汝知之乎？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为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与天命不相干涉。尔宜举止端庄，不妄发言语，则入德之基也。
曾国藩故居
此为剑影枪声之间，从容不迫，执笔所修之家书。由此观之，彼为可敬爱之君子人也。星冈有二子，长曰竹亭，即国藩之生父。国藩兄弟五人，彼居长，次为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国华与湘军名将李续宾同阵殁于三河，国葆于攻围南京时病殁，国潢身体比诸人劣弱，不离桑梓，国藩与四弟国荃，均全身以成大功。曾国藩之家庭，整齐至极，在乡党亦有声望。彼遇太平之乱，先图一家庭一宗族之安固，渐及于乡党，遂出征四方，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矣。
湘军如宗教军
国藩兼采汉宋两学，然趣向实倾于宋学者，实由于前辈倭仁及湖南之先进者唐鉴二人之著书主教也。当时宋学衰废，世非汉学，不能启口。彼在乡党之间，与同学友罗泽南善，常交换军事上之意见。泽南之学问，修得于贫苦之中，解义理，重廉耻，维持固有之名教，讲究实际之伦理，最否认太平党之行为。湘军非勤王主义，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维持名教，其最终之目的，即恢复异宗教之南京是也。是故湘军可称为一种宗教军。
彭玉麟七言对联
彭玉麟公之生涯
彭玉麟为长江水师之指挥者，三十余年之久，与曾国藩相提携。先是国藩求同志于衡阳，有人推荐彭有胆略，彭居母丧不欲出，国藩使人说之曰：“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欲长守丘墓耶？”彭闻之感奋，遂应湘军。彭不过县之附学生，国藩不问资格，直拔为湘军水师三千余人之指挥官。彭当从军之初，立二誓约，其一曰不私财，其二曰不受朝廷之官。咸丰十一年，授安徽巡抚，彼辞不受；同治三年，克复南京，赏一等轻车都尉世爵，加太子少保衔，续任为漕运总督，朝赏频至，彼亦不受。彼上痛切之辞表曰：“臣本寒儒，傭书养母。咸丰三年，母物故，曾国藩谬用虚名，强之入营。初次臣见国藩，誓必不受朝廷之官职。国藩见臣语诚实，许之。顾十余年来，任知府，擢巡抚，由提督补侍郎，未一日居其任；应领收之俸给及一切银两，从未领纳丝毫。诚以朝恩实受，官犹虚也。”又曰：“臣素无室家之乐、安逸之志，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常请一日之假；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诚以亲丧未终，出从戎旅也。既难免不孝之罪，又岂敢为一己之图乎？臣尝闻士大夫之出处进退，关于风俗之盛衰，臣从军志在灭贼，贼既灭而不归，近于贪位。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伏惟皇上建中兴之大业，宜扶树名教，振起人心，臣岂敢犯不韪，伤朝廷之雅化哉？”当时有弹劾彭不应朝命为不逊者，然上谕仍允其自由云。彼扩张长江水师，使至一万余人，一切兵饷，以盐税及长江厘金税充之，不烦户部，乱平后尚余六十余万，报告两江总督，寄托于盐道之手，取其利息，加水师公费。彼曰：“予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也。”观以上之事实，湘军组织之动机，非对于朝廷之义务，又不为赏爵所激动，全由自卫之必要而起。然则洪军之平定，枢纽于湘军，与朝廷无涉，而朝廷之设施，直隔靴搔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