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为内地人之避难所
蒙古人典卖土地于汉人，遂至不能赎回，前已言之。而内地之扰乱不断，益使汉人流出长城以外，因失其安固之生活，遂成一种流民，移住于比较的平静之蒙古。足迹所至，见广阔之活土，不胜歆羡。活土者何？即封禁之北部满洲及满蒙交界地方是也。“封禁”之意，因满洲朝廷保护其发祥地，且恐采捕丰富之天产物，故严禁汉人之侵入。当时除奉天省有仅少之民地外，吉林、黑龙江两省，举为旗地及官府之属领。乾隆盛时，以百万未满之人口，领有六万方里余之广土，实不合于理势。故满洲以关隘之废弛，官纪之紊乱，中央财政之逼迫，遂破除封禁，而先从满蒙交界之地始。
郭尔罗斯公之招流民
土地上所起蒙古人与汉人之关系，如土默特、喀喇沁等地方，乾隆中，政府尝干涉之，或束缚汉人，或为蒙古人代行偿还。然政府财政余裕，不难实行；不然，政府之命令训示，属于无效者亦甚多。就蒙古人方面观之，以广漠土地，与其委为牧场，不若使汉人耕种，征其收获之几分，较有利益。此法乃于吉林西边之郭尔罗斯公之旗地试行之。嘉庆四年，吉林将军秀林之报告，谓郭尔罗斯许可流民开垦，事在乾隆五十六年，尔后逐年发达，不出十年，丈量得既耕地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四十八亩，蒙古课此等既耕地，每亩粮四升，约征银五百七十八两余云。自是之后，开垦之地益增加，而无限制矣。
郭尔罗斯公，指蒙古科尔沁郭尔罗斯部首领固穆，清初被封为郭尔罗斯部辅国公。
长春厅之建设
由乾隆末期至嘉庆初年，因内乱之关系，多数流民排出山海关外，移住于接近吉林之蒙古。然吉林之满洲将军，不知利用此气势。嘉庆五年，将军秀林请将蒙古内地之汉人，负纳租之义务，居住长春堡界内之蒙古人，徙于别处。北京廷乃发谕文曰：“郭尔罗斯地方，例不准汉人开垦，惟蒙古人不甘游牧，招垦汉人，既经多年，蒙古人又因征收租税，可得利益，为保护彼等起见，业已许可。长春堡界内，本系蒙古人游牧之地，岂有使彼等转徙之理，纳租又非是”云云。由此观之，政府保护蒙古人之地上权明矣。惟宜注意者，此新开垦地发生之民事、刑事等，一般行政之执行权，皆在新设定之长春厅，而其官以汉人为之是也。长春堡俗名宽城子，一跃而为保护新殖民地之官厅所在地，以统辖该地方之流民。
长春厅时期的土地执照
流民又入吉林
长春厅特别官厅设定以后，愈足以促进移住民之气势，政府苦其抑制，遂命多数汉人无论何时，得以移住吉林。此等移住民，或从郭尔罗斯旗地而来，或由中国本部而来。而从中国本部来者，大都为处流刑之汉人，在该地方已有一定之资产，虽彼等之处流刑也，多分配于满洲驿站，在站长旗人之下，服从苦役，然彼等一旦至满洲，即出自己之资产以赎罪，实际服苦役者不多。就旗人等方面言之，与其使役彼等以贾其怨，不如与以自由，且得免管理上所生经济之负担。然此官纪废弛之一事，原为违法，故嘉庆十一年，政府发谕，严禁此习惯。但政府徒下严令，不讲究善后之处置，安能望下之实行耶？则亦空文而已矣。
双城堡之开拓
乾隆年间，试行北京八旗之移住，虽无成绩，然吉林将军富俊，仍于种种口实之下，希望此方法之续行。实际上京旗之户口增加，国库无余力辅助，以此方法补救时艰，亦为适切，但政府虽百方劝说，而应募者寥寥，无论如何，不能至豫定之十一。应募者舍多年之北京生活，一旦赴吉林开垦地，未免不耐塞外之风霜，种种借口，再归北京，较之汉人之服从耐劳，驯而易治，其难易大为悬绝。而富俊尚以素来招募之拉林、阿勒楚喀二地为不足，又主张新于拉林东北之夹信沟，起三屯以移住京旗。嘉庆二十年，政府从富俊之议，开放夹信沟一带沃土，移民之足，争踵其地，不出数年，双城堡变为汉人之部落。至设立双城堡官衙，流民得将军富俊之保护，愈益发展，伯都讷、五常厅一带之地，无处不见彼等之踪迹也。
移住鸭绿江溪谷之流民
鸭绿江之溪谷，南由凤凰边门出叆阳，至兴京东北旺清边门，划为一线，而佟家江及宽甸之平野，则为中立地带，清、韩两国人，皆不能利用此沃土。然因法度之废弛，流民多数，随时侵入此地方。道光二十二年，由朝鲜对于奉天将军抗议，谓上土、满浦两镇隔江近处，上国（清国）有构舍垦田者，照乾隆十三年之例，应行毁撤云云。上土、满浦两镇之隔江，即鸭绿江沿岸，今之辑安县地方。清国对此抗议，曾有答复。然道光二十六年，再由朝鲜抗议，谓流民之移住，毫不禁止，江界府及上土镇等，上国人越边而来，已有四十余处居舍，结帐幕而从事于伐木垦田，由我种种开谕，终不撤还。奉天将军答复曰：
本将军曾派遣官吏于该地方，拿捕犯人，焚毁窝棚，预期净尽。今未几年，又有结庐垦地之事，是本国之人民，愍不畏法，大干例禁，必须从严究办。现派官兵，严密搜查，不准留寸椽尺土。惟思鸭绿江沿岸一带，山厂辽阔，草森丛茂，虽派员搜捕，恐致查勘不周。故本将军发遣委员，会同贵国之地方官，望无遗漏为要。
美丽的鸭绿江
此往复之结果，北京朝廷因有统巡会哨之制，春秋二季，两国委员出发，齐至鸭绿之上流头道沟会合云。
朝鲜之要求不行
会哨之制起，似乎流民之开垦，大受打击，然所谓禁止者，徒与官吏以私肥之机会而已。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移民之多数，实可惊异，通化、怀仁、宽甸之平野，不待言矣，更进由辉发江之平野，向长白山之山麓，到处下锄。同治六七年间，代表移民团体之汉人何庆名，以开放旺清边门外六道河一带地方，并照吉林五常厅之例，要求奉天将军。风气之一变，于此可征。案当时将军衙门发表之意见曰：“沿边设门，定制森严，孰敢轻议历朝之旧章，妄献展边之策？况叆阳、凤凰等边门，与朝鲜各浦堡接壤，关系太巨。康熙年间，曾对于沿道流民之建家屋、垦土地者，严行禁止。乾隆年间，于凤凰城边门之外，特保留空地一百里，使隔截内外。但今观何庆名等之陈情，若固守旧制，严行驱逐，则数十万之移民，一朝失多年之基业，衣食困穷之结果，必相率而为匪类。今日之事，宁可从顺舆情”云云。朝鲜得此报，大惊，于是由凤凰门至旺清门，边门外既垦之地，又骤增几万方里矣。
豆满江流域之开拓
南达长白山，北至吉林东部，在此潜行之流民，又出豆满江之中立地带，自然之趋势也。此地方早成都市，珲春地方，大约于道光末年，有流民之足迹，尔后移住者颇多；延吉厅地方，同治初年已有移住者。更进而蔓延于泛指海参威之西北，此地方与朝鲜北部之都市接近，朝鲜人之移住者，极占多数，至光绪朝，遂惹起边界上所谓间岛问题者。
黑龙江省之民垦地
黑龙江省从来创设之城堡，为防御边境旗兵之屯城，并非正式之田赋，亦非民垦地。咸丰十年中，将军特普钦，开放呼兰城所属之蒙古尔山地方百余万方，以招致流民，是为此省民垦之始。蒙古尔山受通肯河之灌溉，气候较暖，土地沃腴，冠于全省，故开放未久，而吸收移民殊众。时黑龙江省之当局者，渐知以广漠之土地，委弃于不知稼穑之旗人为可惜，乃主张移殖汉人开垦，课以租税，兼以备俄国之侵略云。
通肯河风景
开拓满洲者及山东人
前述多数人移住民，究竟来自中国本部之何处，殊为世人所注意。日本人所著《满洲地志》中，有“满蒙西伯利亚与山东人”一节，足资参考，揭之如下：
山东人沐孔子之遗泽，受管仲之教化，朴讷寡文，重乡土，视迁徒出境者，不啻投入蛮夷，谓之违反人道；而父母在时，若出游四方，则以为悖于孝道，为道德所不许。至清康熙年间，复禁止山东人入北满洲，载诸国法，垂为训典。然山东地本硗确，益以生齿日繁，故虽有禁令，仍不免侵入于满洲之沃野者，乃生活上自然之趋势也。其始入满洲者，不过采取人参及行商而已，积久遂有拓地耕种者，采金伐木者。举满洲之利，已足以欣动贫瘠之山东人，加之清朝国法有名无实，虽有禁令，可以视若弁髦，故移住满洲者，遂澎湃如潮，一发而不可遏矣。
《满洲地志》，清代地理书。日本学者守田利远著。
上述之观察，诚为卓见。关于山东行商之事实，虽无确证，然衡诸两地今日之实况，颇可识其大概。盖山东人与满洲之关系密切，自古已然，固不必以一事一物推测也。当洪杨方盛之时，北方之捻匪逢起，满洲之防卫因之废弛，山东人遂乘势侵入，先据松花江下流一带，进而据鸭绿江之沃土，而辽河之上流地方，豆满江之下流地方，亦皆次第开垦，倏成膏腴。当时满洲朝廷，虽视此为心腹之患，然绌于财力，竟不能制，数十年间，满洲之沃壤，殆全入于山东人之掌握。然满洲者，清廷发祥地也，今为山东人所据，是不啻丧其故土，而客寄于中国本部也。有心人处此，能勿为杞人之忧乎？关于山东人此后发展之事，《满洲地志》中，更有一节，足资考证，兹揭于下：
近年来俄国在东部西伯利亚之经营，有待于此等山东苦力者殊多，故山东人趋之如蚁附膻。当时俄国有囊括满洲之志，欲占领辽东半岛，故先经营东清铁路，赫赫之业，将告成功。而东部西伯利亚之经济的势力，仍未少展，实权仍握于山东人之手，如筑炮台，采矿伐木之利，通航转运之业，莫不操于山东人之手，旅人之初经是地者，不啻有误入山东之感。盖山东人之社会团结力最强，守秩序，重条理，无或紊乱，尤工于实业之技能。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彼俄人者，恶足以制胜哉？
又曰：
山东人励精克己，勤俭耐劳，富于团结力，劳动者互相扶助，商人互通缓急，恰如一大公司，其各商店则似支店，互相补给商品，以资流通，而金钱上尤能融通自在。故虽有起而与之争者，奈山东人制胜之机关备具，终不足以制之也。满洲人及俄国商人固无论矣，即德国人之精于商者，亦退避三舍，不能与山东人抗衡。是以山东人在满洲西伯利亚一带经济上之势力，足以凌驾一切，握商业上之霸权；又能应该地之需要，供给劳动，故势力日益张大。最宜注意者，彼等皆富于独立生活之力，能胜强剧之商业竞争。曾有俄人某，见中国人侵入西伯利亚荒原者日众，乃著论警告其国人。又昔年中俄缔结条约时，李文忠曾语人云：“他日西伯利亚成中国人之殖民地时，则俄国必追悔今日占领满洲之失计。”亦可以想见山东人之势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