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王不守嘉隆王之遗言
一八二○年，安南中兴之主嘉隆王薨，次子福皎嗣位，称明命王。王不喜与外人接纳，对于有再造恩之法人所遣之宣教师亦然。闻诸人言，嘉隆王大渐时，遗言于王曰：“余身后有二事汝宜恪守：一、敬法国，爱法人；二、确守封境，勿失寸土，勿割与法人。”嘉隆王可谓知列国之大本者矣。一八三一年，法国欲寻昔日之盟，遣教正悲柔之徒名塞玉者，为驻安南办理公使，赍国书至荼麟港。明命，王之政府拒而不纳，亦不受国书，同时下令排除在留之外人。自是之后，在留之法人及他之耶稣教徒，遂频被残虐，或斩，或放，或囚禁终身者，实繁有徒。延至一八四○年，法国积怒于安南益甚。翌年一月，明命王暴薨，子福璇立，称绍治王，对于外人，仍酷遇不少衰。时驻清法国公使纳古尔奈派军舰于荼麟港，责其苛待宣教师之故，兼使通商事务官寻前盟，均为安南人所拒绝。翌年，该公使致书于王，遣使谓之曰：“清国之遇外国宣教师也甚优，而安南反却之，是何居心？”绍治王得书益怒法人，置之不复，且却还其使者；然前此所系之宣教师，终被释放。越二年，即一八四七年，法军舰至荼麟港，促答书，港吏不为通于顺化王廷，法人怒，捕获安南之军舰，且毁坏之，是为安南法国交战之权舆。绍治王闻之，尤愤以死。是年十一月，子洪任立，称嗣德王。
塞玉，今通译鲁礼约尔。
阮福皎
克利米亚战争场景
下交趾六州入于法国
残害外人，至嗣德王而益烈。一八五二年，国中悬银粒三十（每粒约洋三十元）以购宣教师之头。法国闻报，势难置之不问，乃遣全权大臣，以责安南之无理。时法国方从事于克利米亚战争，不遑他顾，乃决计扶植势力于印度支那，期与英领香港相颉颃。一八五六年，海军少将鲁礼约尔乘军舰克齐奈号来顺化府，捧呈国书，中有要求四款：一、安南此后对于宣教之衰颓，有扶助保护之义务。二、开市场数处以供给法国商船。三、由法国派遣管理两国交谊事宜之官，驻于顺化府。四、据一七八七年之约，应割荼麟港于法；且为保护往来近海之法国商船计，应附与可建堡砦之岛屿一二处于法。安南悉不纳，直返其国书。鲁理约尔以为大辱，遂以兵一队上陆，毁荼麟之堡砦，投火药于海，所有炮门之钉，悉拔去之。安南则迁怒于法国宣教师，斩其传教首长地亚士，又下令逐杀国中之天主教徒。一八五八年九月，法国之舰队驶行于安南海岸，于荼麟港上陆。荼麟港距顺化府虽只十五英里，而守之实非易易，乃仅留少数之兵于其地，明年二月，弃去之，遂占领西贡。盖拿破仑三世在时，曾欲以兵扼湄公河口，由此上溯，通中国之云南，开为商路，期与英国竞争，此策惜不果行，至是乃稍得其绪。当时英法联合军与满军之战役既终，乃得以多数之兵力，转用于安南，西贡附近，数与安南兵大战破之，进拔湄公河口之堡垒。西贡者，下交趾之首府，为该国第一之富源，府城之傍，有二砦，城与砦均系嘉隆王时仿欧制筑城，总工事者，为法国工兵大尉某。一八六二年六月，安南始准法国之要求，割下交趾六州，订结条约，论者谓安南亡国之祸，盖始于此约云。
克利米亚战争，今通译克里米亚战争，即第七次俄土战争。俄土战争是17～19世纪俄国为向黑海和巴尔干地区扩张而同土耳其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共十次。第七次俄土战争因其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故名。
法商久辟西倡通航红河之议
法既战胜，安南不逞之徒益狂喜。一八五八年，东京又乱，叛徒之首领，求援于法军者殊众。法国已据下交趾六州，并吞之意益急，乃转其锋于东京方面。东京地肥沃，称为安南之府库。当是时，有法国商人久辟酉（Dupuis）者，为人刚毅果决，好冒险以图功名，曾以事溯扬子江，居于汉口，调查中国内地颇详；而最注意于云南方面，盖云南矿脉极富，清国货币，均仰给于此。久辟酉知其然，欲占其利，乃百方计划，以谋通运之便。先是云南富源，已为英法两国所注目，英人尝欲由印度、缅甸以通云南，事终未成。一八六六年，法国遣海军中佐弗兰西斯噶尔厘（Garnier），与委员数人同溯湄公河而上，欲探云南之路，亦未奏效。一说谓法国探险于湄公河，出于拿破仑第三之意。海军大佐脱纳古列曾与其事，因此一举，乃发见湄公河终不能航行巨船，中途因陆行入于中国国境，下扬子江，抵于上海，脱纳古列因长途疲劳，竟死于云南之东川，噶尔厘代任指挥探险队之职。当其过汉口时，与久辟酉相遇，畅谈之下，始知由安南以通云南，初不必由湄公河，溯富良江（Song Ka，即红河）而上，亦可达也。
东京，今越南北部。
马如龙以输入兵器谋于法商
先是同治七年，云南之回教徒作乱，势甚猖獗，提督马如龙讨之，无功，逾年，粮械亦告罄。久辟酉目击其事，请于马如龙，为之运供粮械。然由汉口至云南，道路险恶，匪惟不能图利，恐将以此蒙害，久辟酉至是不免气阻，然百计图维，终得一大捷径，即红河是也。红河者，发源于大理湖附近，经东京而注于东京湾，盖有人曾以此河之详情语久辟酉，故能知之如是其稔也。久辟酉既知红河通航之利，乃面谒马如龙，说由红河运输兵粮之事，且云欲通航此河，不可不先检其河流。马允其请，给以通航红河之护照。初，清国之制，安南虽为其附庸，而两国之交通，必先经两广总督，不能直接于北京政府，他省之总督提督，尤与安南无直接交涉之权。然马如龙之给护照于久辟酉者，因军事紧急，不遑通知两广总督，事属创例，故安南政府，亦不能抗也。久辟酉以清兵一队护之，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发云南，出蛮耗，舣舟于此。下红河约六百里许，遇清国制之巨船一只，询诸人，知系往来于东京湾与云南间者。久辟酉见如此巨舶，可以上下自如，则轻汽船断无不能航行之理，乃不问下游，直返云南。久辟酉既归，谒马如龙，称红河水量，可通巨舶，请受命运输粮械于军门；马即照前约，命以运输之事。久辟酉遂辞云南，经汉口，至上海，终归法国，事在一八七二年。法国闻其事，一般之有识者，莫不注意于红河通航之事，然推原其始，不过一商人得云南提督之特许，准其通行而已，法国并未尝得有航行之权利也。吾人对于当时之红河，有不可不知者三事：其一、黎氏之余党，尚骚扰于东京地方；其二、安南官吏，素不喜法人；其三、长发之余党，尚据有红河上流之老开是也。法国欲得此河之航行权，则不能不先除此三种之障害。
蛮耗，今属云南。
老开，今越南保胜。
越南顺化古都建筑
据于老开之黑旗党
太平军既丧失南京之根据地，余党四散，就中窜匿于广东、广西及东京之山中者，最宜注意。彼等之首领曰吴鲲者，率兵三四千，侵入东京，渐迫河内。安南拒之，不能敌，终请援于清，仅乃破之，吴鲲乃回奔云南山中。未几，吴鲲死，部将二人代领其众，且招其余党，于云南与东京境上，沿红河之老开府，袭而取之，以为根据地。二人旋不协，互相竞争，遂分两党，一留守老开，一下红河入兴安府。据老开者曰黑旗党，入兴安府者曰黄旗党，皆以所用军旗著称，互相仇视；此外尚有白旗党云。当黄、黑两党扰乱时，为安南心腹之患，诚不待论，而安南官吏，皆苟且偷安，不闻设一策、加一矢，以相讨伐，兴安去首府河内甚近，为黄旗党所据，且安之若素，况老开之远在数百里以外者哉？老开当时之户口三四百，居民千余人，然富于金谷，地形亦多要害，土人之言语，与东京、安南全异，而颇类于广东、广西之语，故黑旗党据之以为得策也。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久辟酉发海防府，向河内府，与安南官吏接见。安南官吏以黑旗党为口实，阻止其前进。
久辟酉之强航红河
久辟酉不听安南官吏之阻止，竟发河内，途中迭遭障碍。翌年二月，达老开府，府即黑旗党首领刘义之根据地也。三月四日，入蛮耗；七日，入蒙自；十六日，达云南府。其三日前，已将所赍之品，致诸马如龙之军门。初，久辟酉经东京时，其地之无赖，受地方官吏之嗾使，欲加胁迫于久辟酉等，途中施种种防御，仅免于难。此时所宜注意者，安南之地方官吏，虽嫌忌法人，而土人则甚亲爱之，若以法人之来，为能即除其压制者。故久辟酉所到之处，皆蒙土人之厚遇，久辟酉亦因土人之指示，而知金银铜矿之所在者不少。久辟酉既将粮械输于云南，马如龙大喜，以铜一万二千包偿其值。久辟西载铜块于船，计四只，下红河，归于河内，时一八七三年四月也。外商闻其事，相语曰：“久辟酉为红河通商之鼻祖，凡欲得利于东京云南者，不可不依赖彼。”然久辟酉则不欲以通航之利益，多分于外人也。久辟酉又欲购海盐于东京，输于云南，而安南之制，海盐不准输出，亦不准外人贩卖，久辟酉乃散巨金以买土人欢心，其结果竟购得精盐。是年十月，再由河内向云南进发，途中暴徒之加害也益甚，彼乃于中途易其志，使他人代赴云南，而自归河内。红河之通航，实于此次告终。安南政府见久辟酉之横暴，不能忍，乃诉于西贡之法国交趾总督，要求放逐久辟酉。
西贡，越南胡志明市的旧称。南北越分裂时，曾为南越首都。
噶尔厘之战死
西贡之法国交趾总督，遂容安南之要求，命久辟酉退去，其意盖不欲与安南轻启事端，而欲别成有利条约，以为东京事件之报酬也。是年十一月，总督命噶尔厘率炮舰二只入河内。噶尔厘忽与久辟酉遇，按其事情，与闻诸西贡者大异，乃决意占领河内，先致书于西贡总督曰：“今日之势，不假一卒，不费一兵，一举而陷东京之首府，于法国决无所损失。况吾法若欲并清领云南之利为己有，则占领东京之举，又恶可忽诸？阁下慎勿以此举为暴行也。”然西贡总督，对于此种提议，仍不能容，中间与顺化政府几经交涉。至十二月，与安南官吏通谋之黑旗党一队，遇噶尔厘于山西，噶尔厘陷伏，战死。此时西贡尚不闻战事，只知噶尔厘谋占领河内，大惊，乃遣书记官喜纳士脱尔于其地，责其不法。及喜纳士脱尔入河内时，噶尔厘已死，即命久辟酉退去东京，因迫安南政府捺印于所计划之保护条约，以为报酬，事在一八七四年三月。此约既成，安南遂全入于法国之保护；同时对于外国，并证明其为独立国；而红河之航行权，亦于此时获得。然安南者，清之属国也，今缔结此约，未免蔑视清国之宗主权，故清国不能同意；又红河之航行权，虽载于约章，而究用何等兵力以保护此权利，亦未经规定。故安南政府，仍然利用黑旗党之势力，以阻碍法商之通航。
刘永福像
黑旗党之势焰益张
黑旗党前曾斩法国将校五人，函其首于顺化政府，顺化政府大喜，以老开地方之田租酬之，黑旗党之首领刘义，又亲赴顺化谒王。刘义字永福，广西锦州人，体格矮小，面丰满，时年已垂六十，须发如银，而勇壮豪迈，富于才略，好术数，尤长于治御之术。尝从太平党之首领吴鲲，转战于安南东北部，众望多归之，彼亦招致四方之士以相结托。吴鲲既死，彼乃率其余党，据老开府。时安南国力孱弱，不能制，因表示欲遣使招抚彼等之意，以为苟安旦夕之计，黑旗党亦恐安南与中国合而谋己，乃佯喜而从之。安南王不知刘义之深意，遇之渐厚，多予以耕牛耔种，刘义亦以容身有所，屡进尽谋，大得安南王之欢心，至尚安南王之二女。刘义窃于此时，招集同类，施以恩惠，侠义之名，藉藉于人口。黄白两旗之人，亦多闻风来隶其麾下，刘义悉授以田土，生齿日繁，拓地至七百余万里，遂成一繁盛之都邑。彼乃渐逞骄意，距盟约未经七年，复不肯纳税，安南王始悔前此之失计，无可如何。刘义乃与安南断绝关系，专决其地方之政，设官分职，兴教劝业，兵制亦整饬有绪；又置文武官僚于各市府，使监督军民各政。未几，部下皆知文字，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迥非安南柔弱之比。盖刘义多年之远计，至是始告成功，眼中殆不复有安南矣。老开府当未为刘据之先，树木丛杂，溪谷幽深，山中多虎狼，樵夫须结伴始能行，及黑旗党繁殖以来，各地已不复荒凉。老开素多猿猴，黑旗党所植之粟谷，常为所扰，猿群咆哮田中，即数十吨之茅草，一夕可以拔尽，防制无策，党人乃设法狙击之，积久，其害遂绝，而收获益丰，衣食富饶。人数亦大繁殖，计黑旗党八万余人，黄旗党六万余人，白旗党三万余人，其他二万余人。综刘义所隶者，不下二十万人，皆面黑身轻，越林超渊，强捷若猿猴，据于今东京东北部中，俨然若一强国云。
冯子材像
冯子材（1818～1903）晚清名将。字南干，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历任广西提督、贵州提督等职。1885年率军抗法，取得镇南关大捷。
李扬材之扰东京
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东京又大乱。渠魁李扬材，本广西豪族，为人豪迈负奇气，不修小节，尤好乱。初出乡，年二十余，尝从太平党，为其偏裨，转战各地。后降于官军，冯子材擢用之，累进至副将，率兵数营，屡入安南，戍于北宁、太原诸州。及清军退，彼亦解任归，进总兵，又出为浔州镇将。任满，有诏赴广东，事在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五月。彼乃叹曰：“朝防于东京，夕戍于浔州，征鞍甫息，又将他往，诚辕下驹之不若矣！”遂蓄异志，招亡命，挂冠归乡，悉售其赀产以求粮仗。率徒数百，突占东京，据之。飞报达顺化，上下震恐，速告急于北京。清廷此时得两广总督奏报，拟派冯子材，而冯迟迟不至，李扬材愈猖獗。北宁陷于重围，顺化政府乃檄黑旗党，使援北宁，不知黑旗党已与李扬材通谋在先，约两不相犯，遂不之应。后冯子材大军至，李扬材遁于太原州之北鄙。自经此乱，红河之流域，全入于黑旗党之手。地方无赖，又群起而附和之，匪惟商品不能航行，即只身外人，亦绝迹于红河矣。法国之西贡总督，睹其危机，乃请于本国政府，增加东京之卫兵，以为防备。
北宁，越南北部城市。
太原，越南北部城市，北太省首府。
属国之意义及其实质
清国与安南之宗属关系，至是遂不能不为适当之解决。先是一八七四年，缔结条约时，法国早已注意及此，所谓安南为法国保护国之议，已载诸草约，而安南之全权大臣尚书黎循不肯认，曰：“保护国者，内政外交不能自专之谓也。我安南自古迄今，均为独立国，无受制于他国之事。”力争不从，色甚厉，法少将裘普列诘之曰：“卿言安南向为独立之国，既已闻命矣，然则朝贡于清廷者，果何说耶？既可称藩于清，何独靳受保护于吾法？”黎循与阮文祥辩之曰：“安南决非清朝属邦，不过因彼与我邻，而强于我，数发兵以略我边境，御之不能敌，乃定朝贡之例。是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恶得以藩属称？况吾国使臣往复，亦只进方物，而内政外交，初不受清朝之干预，尤可为独立自治之证。”裘普列乃削去“法国保护”等字，而代以独立之名。吾人征诸两国全权之辩难，则清国对于外藩宗主权之实质及意义，可以推测而知矣。据安南全权之言，则中国之宗主权，不过于全盛时代粉饰帝王之威仪而已。然及其衰也，徒为购患之具，此则征诸尼泊尔、朝鲜及安南，莫不如是者也。然竟谓清朝历代对于外藩之用意，止于如斯，则又不然。试一检视康熙、雍正、乾隆间之上谕，可知清国视此等属国为其屏藩，其意甚明。屏藩本非“坚壁”之义，一旦与欧洲势力相触，不免倾圮，然较之全体破坏者则有间。直言之，“屏藩”云者，所以免中国本部边境受直接之侵蚀耳。故虽不足以言保障，而为外势侵入之障碍物，则无庸疑也。一八七五年五月，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通告前年西贡条约于总理衙门，并提议开放云南，清廷果有异议，至六月，复书曰：“谨收到安南与法兰西两国盟约之副本，然盟约中有‘独立’字样，敝国诚所不解。安南自古即为中国属邦，此项盟约，敝国决不能承认。”而当时法国公使馆之译官某，误译此回书中“安南自古即为中国属邦”一语为“昔之外藩”，遂酿成双方之误解，而纷争以起。是时清国尚未置公使于法京，加之因伊犁事件，方与俄国抗议，一时暂寝其事。至一八七七年，安南朝贡于清廷；翌年，有李扬材之乱，又请援军于清廷。越二年，再遣朝贡使于北京，上表称藩，并请每四年一贡。时法国欲阻其朝贡使之出发，已不及，乃以兵力迫安南，实行一八七四年之条约。盖至是而安南与法国之关系，遂一变而为清国与法国之关系矣。
孤拔像
法国之积极进行
一八八二年四月，法命提督李威耶拔河内，据之，进迫顺化政府，实行条约。清国公使曾纪泽，屡言法国蔑视中国之宗主权，清国之舆论，因之嚣然，两国和好，濒于危殆。是时安南又请保护于北京，会清国有内乱，不能出师。是年九月，法国弗列西勒内阁交卸，兜谷列尔内阁成立。十一月，下训令于法公使普勒伊，命与李鸿章会于上海，置安南于两国保护之下，划红河左岸为清国保护区域，红河右岸为法国保护区域。然此种姑息之条件，法人颇不满意。一八八三年二月，柔菲利第二内阁成，政策一变，招还普勒伊公使，对于此问题，执积极的态度。其五月，以久尔阿曼为安南方面之理事官，命交趾屯驻军司令官布耶将军统东京远征军，又另编东京舰队，使提督孤拔（Admiral Counbet）为司令官。以代中国舰队之派遣队。
弗列西勒，今通译甘必大。
兜谷列尔，今通译弗雷西内。
柔菲利，今通译朱尔·费里。
孤拔（1827～1885），法国海军将领。1883年被任命为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率军攻入越南，强迫越南订立第二次《顺化条约》。年底又升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攻打驻扎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刘永福部。
第一顺化条约之捺印
安南之当局者，欲依赖清国及黑旗军以击退法人，匪惟未奏寸效，且蒙巨害。法理事官阿曼，深知此中情隐，乃主张欲取东京，先迫顺化。时安南嗣德王薨，国内起继嗣之争，阿曼乃乘机定讨顺化之策。八月，迫王城，新保护条约二十八条遂捺印，是为《第一次顺化条约》。阿曼于媾和前数日，曾致书于安南宰臣，大意如左：
今日我法兰西所要于安南者非他，不过略行问罪耳。兹举其概：安南无故阻我法人之入交趾，其罪一；百方密谋，使我法国之威力，不行于交趾殖民地中，其罪二；煽惑法领交趾接壤之平顺州之民，以妨害交趾之治安，其罪三；妄犯一八七四年之条款，其罪四；官吏之意，莫不蔑视条约，其罪五；号召浮浪之徒，名曰黑旗党，以供己用，其罪六；法国领事之在老开及望溪等处者，频蒙黑旗党之残害，其罪七；在西贡之安南领事，屡起阴谋，煽动土人，以扰法国之治安，遂使交趾知事，疲于奔命，其罪八；与暹罗百府密谋，抗我法人，其罪九；清国君临安南，不过有此传说，决非真为其附庸，今乃引中国人以为己援，其罪十。我法国不惮征讨之劳，大兴问罪之师者以此。
清法战争
阿曼迫安南政府捺印之条约，于一八八四年，经巴徒诺尔（Patenotre）再申明之，安南政府无异议；独东京未能如法国之愿，顺化政府之命令，亦不能行于此方。此盖有二原因，一由于清政府之意，欲以此妨法国之行动；一由于黑旗党尚受安南政府之嗾使故也。一八八三年，曾纪泽再致抗议于法政府，求撤退东京远征军，而法国反不认清国于东京事件有容喙之权，并宣言占领山西、北宁、兴安之旨。曾纪泽大怒，破外交之惯例，公表其与本国往复之文书。十月，发最后之通牒于法政府，曰：“东京之法军，若侵中国之阵地，则中国政府，即视为开战之原因。”法国亦复宣言曰：“若发见中国兵于东京，则法国不得已而开战，其责清政府任之。”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二月，法兵二万五千人到东京，三月，与清兵二万人冲突于北宁，法兵占其堡垒。清兵多逃于兴安方面，法军追至，围之，至九月，据其地，清兵悉退于红河上流。法国在东京之地位，经此战而后确定，然清国对于安南，尚不甘放弃也。
巴徒诺尔（1845～1925），今通译巴德诺，法国外交官。
友谊关
安南永脱清廷之羁绊
一八八四年，缔结《天津条约》，承认法国之安南保护权，并撤退清兵。不幸谅山堡垒受授之际，两国之兵偶生冲突，法兵之死伤殊多，法国遂以违反条约为口实，战端再开。是年七月，提督孤拔溯福建之闽江而上，封锁其江口；八月，炮击基隆，转攻福州船厂，轰沉南洋水师军舰十二只；翌年二月，封锁扬子江口，以绝南北之联络。此时东京地方，亦在战争中。当时谅山为黑旗党所据，将军布里耶攻之，不图敌殊强悍，至翌年二月，法军之死伤甚众。巴黎频得法军败报，人心动摇，六月九日，乃命公使巴徒诺尔与李鸿章新结条约，以为此事之终局。条约之大概如下：
（一）清国承认法国与安南所结之一切条约。
（二）开老开、谅山两处为商埠。
（三）法兵之在基隆、澎湖者，均撤退。
（四）南清铁路敷设时，应聘用法人。
清廷虽不偿一金，不割一地，结对等条约以终局，而安南自是遂永脱羁绊矣。
清、法在安南之势力冲突，实导源于久辟酉之航行红河，蕴酿既久，遂成东京事件。当云南回教徒骚扰时，清国官吏本无求援于外人之必要，马如龙昧于情势，引外势以入国，致成安南独立之事，由今追论，可谓祸由自取矣。东京事件所以纷而难解者，其故在黑旗军之加入。黑旗党者，太平军之余孽，其初据老开，清廷不能肃清内乱，驱虎狼以出境，遂为破坏外藩之端，盖清之衰微，胥由于此也。而安南王昏臣庸，不知立国之计，妄开衅端，驯至亡国，自一八八五年以后，法人视顺化政府，不啻俎上之肉，亦可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