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藩属问题
清国对于朝鲜之宗主权，历历可数者，曰册立王国，曰受其朝贡而已，所谓奉正朔者，不过徒存其形式，不能强行于民间也。乾隆以来，鸭绿江及豆满江之各地一带，两国之移民益众，因之时起交涉，然未尝以此而涉及于内政。自千八百六十年以降，朝鲜因虐杀法国天主教徒，遂致外患。时国王之父大院君摄政。大院君名李昰应，豪迈卓荦，锐气盖世，欲挽回国权，而昧于世界大势，严斥外戚，图王权之发展，卒以此酿众怨。彼之虐杀宣教师也，据西人罗都士之解说，则亦有故：一八六五年，俄舰至其国东北部之元山，求通商，大院君乃命法宣教师伯尔纽劝俄舰退去，伯尔纽不之应，大院君遂疑宣教师必为洋夷之间谍，乃决意屠之以绝患。大院君忧国虽切，而对外知识之浅薄，竟至如此，亦可哀矣！当排外最烈时，建碑于京城钟路，文曰：“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不图江华湾之法舰，至翌年（一八六六年）全退，遂以攘夷为得计，大院君之威望乃益发扬。当大院君虐杀法宣教师时，法驻清公使伯罗力曾责问清廷，清廷答云：“朝鲜曾为中国之附庸，今非中国之属邦。”兹引伯罗力当时致清廷之照会于次：
大院君（1821～1898），李氏朝鲜第二十六代王高宗李熙生父。名李昰应。大院君本为李朝旁系王族即位后对其父的封号，高宗继位时因年幼不能亲政，由李昰应摄政。李昰应成为朝鲜历史上唯一掌握政权的大院君，曾三次执政。
大院君李昰应
法国皇帝陛下之使臣伯罗力谨奉书恭亲王殿下：
据令旨，“韩国旧为清国之附庸，今君臣之义已绝”。本官敬悉斯义。窃维韩国不过一小弱邦，乃敢肆其凶焰，戮吾法民，至不得不嘐嘐陈辞，上扰清听，实为遗憾。事在去年三月中，我法教正二名，宣教师九名，及韩人奉天主教而充我僧官者七名，此外尚有老少男女之教徒，均被韩王下令虐杀。我皇帝之政府，对于此残酷之举，讵能默尔而息！
曩者殿下有言，清国皇帝怒韩王暴戾无道，已取消其封册，若然，则是韩国当肆虐于吾法时，即已退去王位矣。本官爰于本月本日，将韩国王位空虚之旨，布告于天下，不日即举兵向韩，声罪致讨，土地人民及王位等处分之权，悉由我英武之法国皇帝专断之，他国不容置喙。
清国政府屡告本官曰：清国无干涉法国内政之权。本官前此曾要求清国政府，欲应用《天津条约》于韩国，清国政府严拒之；又曾为宣教师请求旅行韩国之护照，清国政府亦未允照办。今者我军欲有事于韩国，清国政府虽意图干涉，本官等决不能承认其有此。
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十三 法国代理公使伯罗力
清廷不能干预和战
江华湾战争之岁，大同江畔亦因夏满号虐杀事件，与美国新起葛藤。虐杀之动机，虽不至如美人所言之甚，然美国正欲借此谈判，迫以订结条约，故先向清国欲其负责任。清廷当时应之曰：“朝鲜虽奉中国正朔，而宣战媾和，一任其自理，中国向不干预。”盖清国自被英法军陷北京以来，内政紊乱无纪，不欲轻开衅于欧美各国，故遇事不免委卸，况此事不发生于境内，而发生于附庸国，一忽意之中，冒昧为此“朝鲜非属邦，不干预其外交”之宣言，遂为他日列强之口实也。或有谓欧洲各国，幸朝鲜独立，可以遏某国之发展，清廷信其言，故宣言若斯，未知孰是。然日本则利用此形势，缔结日韩修好条约，其第一款云：朝鲜为自主之邦，与日本有平等权。事在明治九年。此时吾人所宜注意者，清国之王大臣，凡事关朝鲜者，对外务以不负责任为得计；而韩国之摄政大院君，则自言系清国属国，缔结条约之权，北京实主之，盖大院君亦欲以此免外交上之责任也。
琉球列于日本藩国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欲吞并琉球，而琉球此时，对于欧美各国之态度，亦不殊于朝鲜，美、法、荷兰等国，均与之订结商约，往来频繁，俨然以半独立国视之。顾琉球虽受清国册封，明治政府急欲挥其机智，解决此国之附属问题，以攘为己有。当一八七一年，日本国内皆废藩立县，政府乃于是年，先下令于琉球，置其地于鹿儿县管辖之下。翌年，琉球王尚泰如京致谢。此计出自外务副卿副岛种臣，当倡议时，政府内部多反对此策，谓因此必损清国之感情，副岛悍然不顾，断行其策，并促尚泰王入朝，遂县琉球。是年（一八一二）九月，琉球正使伊江子尚健、副使宜野湾亲方、向有恒等来，陛见天皇。其王尚泰亦上王政维新之贺表，进贡方物，诏封尚泰为藩王，列入华族。琉球既收入于日本版图，乃废去中国福州之琉球馆，置于厦门日本领事权内，所有清廷之册封，及一切交涉，均移于日本外务省。琉球人当时颇不满足。是年，日本政府接到美国照会，谓合并琉球，日本宜任其维持条约之责，日本政府当即以照办复之。欧洲各国对于此事之异议渐息，未闻有以处置不当而反抗者，惟清国以遽失藩篱，反对之声甚急。一八七九年，值美国卸任大统领格兰顿东来，清政府提出割岛分隶之议，请美前统领居间调停；而琉球之事大党，亦不乐于合并。无如日本民族之实力发展，图南之志甚坚，台湾、九州间，断不容有清领之存在，故虽遭阻碍，壮志不少阻也。自并有琉球后，清人之视线集于日本，朝鲜问题，遂生几多之障碍矣。
事大党，李氏朝鲜大院君执政时期的亲华派别。反对日本侵略。
朝鲜高宗李熙及其官员
李鸿章之对韩政策
日韩缔结修好条约后，日本派花房义质为办理公使，光绪三年，始就任，驻劄韩京。由表面观察之，不过日韩之间，重敦旧好而已，惟此约既成，殊惹列强之视听，美国亦欲乘此时机，借日本之力，开通商之门户于朝鲜，读史者不可不注意及之也。日韩和约告成，日本不啻已得通于大陆之关键，而清廷惩于琉球之合并，对于日本，愈猜疑亦愈戒惧。当时之议者云：“朝鲜问题者，非半岛问题，乃东三省问题也；非东三省问题，乃肘腋间之利害问题也。日本苟据有半岛，则后患方滋，防不胜防”云云。此种解释，不为无见，惟清国谓朝鲜非属国，宣言已久，势难反汗，不得已乃欲引进欧美诸国之势力于半岛，以杀日本西渐之势。北京政府，持此策甚力，其先被引进者，美国也。当时美国欲与朝鲜交涉，派北京公使馆附属武官薛非尔往，清廷竟以军舰卫之行。薛非尔结约以归，自后各国与朝鲜订结条约者，皆以此约为先例模范，而此约之草稿，即成于李鸿章。闻诸人言，李曾致书于大院君，劝与各国交通，谓缔结条约为救外患、安社稷之良法云。美韩条约既成，英、德亦相继立约。原夫李之尽力于美韩条约者，欲再置朝鲜于属邦也。观于李所起草之条文云：“朝鲜者，清国之属邦也，而内政外交，均得自主。今兹立约以后，大韩国君主与大美国伯理玺天德俱平等相待，两国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侮之事，宜彼此援助，或居间调停，永保安全。”顾草案虽如此，华盛顿政府实未尝承认，曾另立草案云。当时李之意向，即清廷之意向也。迨至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韩京起大政变，李之锋芒，遂不觉乘时毕露矣。
伯理玺天德，英语President的译音，意为总统。
李鸿章像
清国执大院君
日韩条约既成以后，五六年间，日本之势力及于朝鲜，遂有开化党大现头角于京城。未几，此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董其事者，为李载冕、金宏集、朴定阳诸人。彼等曾亲赴日本，目击其国力之发展，自与守旧之大院君不相协。开化党之改革方针，以兵制为入手，聘日本军人崛本中尉，施以新式训练。然求效过急，被裁之兵士，常发嗟怨之声。同时又因册立王太子妃于闵家之事，致令守旧党激发。闵家者，前王妃之所出，今太子妃又选自闵家，虽不啻姑表联姻，然此国之习俗如是，无足怪也。惟闵家以两妃皆为所出，声势赫然，大院君之一派，殊不能默视。一八八二年七月，旧式兵之一派，因月饷不发，叩大院君诉其不平。大院君时居云岘宫，乃利用之，即指挥暴徒犯宫阙，袭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之官吏，一时之狂焰甚炽。守旧党又加入之，其锋遂一转而为排日，先攻其公使馆。日公使亲自督战，亘七时间，遂突围出，奔于仁川，又为暴徒所袭，乃潜航于月尾岛，翌日，英舰救之得不死。是为著名之大院君之乱。盖韩廷之愚暗，至是而极矣。国王李载晃闻变，先遣急使驰告北京之鱼允中，使乞援于清廷。李鸿章当时亦知日韩搆隙，必无良结果，乃决计乘日本海军未集之时，速定内乱，使日本无可借口，且恐首祸之大院君为日本挟去，或日本与之通谋以图废立，于是命马建忠、吴长庆率陆军四千入京城，命丁汝昌率超勇等北洋水师入南阳湾。阴历六月十七日，马、丁、吴三将同入京城，直往拜大院君。午后大院君来答拜，吴等与之笔谈，延至日暮，先遣归大院君之从者，丁汝昌亲率小队，载大院君于肩舆，冒雨夜驰百二十里，十八日至南阳湾，即幽于军舰，解赴天津。当时以马建忠之布告朝鲜，其意如左：
朝鲜向为中国之藩属，比年以来，权臣窃柄，政出私门，积毒既久，遂有今年六月之变，弑妃、辱王、戕官，同时并举。顷变告上闻，道路流传，皆言尔国太公，实知其事，用先命尔太公入朝，一俟罪人斯得，再申天讨，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廷旨严切，敢不懔惧。今统领北洋水师丁军门，暂以尔国太公航海诣阙，我大皇帝自有权衡，必不深责尔太公。但事出仓皇，诚恐尔上下臣民，未谕斯意，妄生猜疑，姑为尔等详言之：昔元时曾执高丽之忠宣、忠惠两王，其后皆邀赦免。倘以从前从逆谋乱之故，妄欲再逞异谋，则目前之大兵，水陆并进，已有二十营，相继而发者，遍于海上。尔等自度其有抗拒王师、可以一战之力，则请严阵以待；否则鉴于祸福之机，早自悔悟，慎勿执迷，自速诛夷也。天朝视尔朝鲜之主臣，谊犹一家。本军门奉命而来，雷霆日月，备闻斯言，特谕。
丁汝昌
自经此变乱以来，清廷以防制朝鲜内乱为示恩之作用，遂进而干与内政，使马建忠屯陆军于京城，以袁世凯为朝鲜总领事，李鸿章又荐穆麟德（P.G.Mollendorf）为外务顾问，以英人赫德（Sir Bobert Hart）为总税务司监督税关，兵制亦多所改革。是年九月，与朝鲜订定《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清韩之有条约，以此为嚆矢。次年，又定《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二者皆非对等条约，不过宗主国对于藩属所许之特典而已。
穆麟德（1848～1901），德国汉学家。1869年进入中国海关，后任驻天津领事。又被李鸿章荐为朝鲜国顾问。在海关任职期间，曾监印了几种中国古典邮票，集邮界称为“莫伦道夫万寿票”。
《济物浦条约》
日本党之激动
由仁川退去之日本公使，以是岁八月十二日回任。三十日，再结《济物浦条约》，中国视朝鲜为属邦，而此约则大书特书曰“大朝鲜国开国纪元”，而朝鲜之国旗，至是复翱翔空中。其后数月，韩廷以朴泳孝为大使，金晚植、金玉均为副使，赍谢罪书于日本。彼等睹日本之进化，又广与朝野之士相接纳，知革新之不可缓，归国后，数进言于国王，劝其取法日本。一八八三年正月，日本派竹添进一郎为办理公使，同时附步兵一中队，使当守备京城之任，是皆根于《济物浦条约》而生之事件也。此时韩廷之大僚，隐分为中国、日本两党，各不相下。翌年十二月四日，日本党金玉均等，欲一举以偿其素志，乃派遣刺客，狙击反对党。事不成，而起事之处，系邮政局，主局事者又曾以事受日本人之聘约，时论遂谓日本公使曾阴助其事，虽百喙亦莫辞矣。扰乱既起，金玉均及朴泳孝等驰赴王宫，告王曰：“中国兵作乱，闵氏已为所毙。”王大惊。出寝殿，宫阙之前门，轰然一声，已爆裂，王益恐，急亲自作书，并钤玉玺，致日本公使，请其入卫。竹添公使即率兵谒王，劝移于景祐宫，时夜已三更矣。翌日，日本党组织新内阁，发表改革政纲，延见各国公使，然改革终未见诸实行也。
清日两兵之冲突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六日凌晨，清兵一队，进于宫门，以枪炮内拟。至午后，枪声隆然发于宣仁门外，日本兵乃戒备，而守卫宫门之朝鲜兵则相继逃窜，弃军器于途。日本兵据宫阙之正门及北壁，清兵来袭，逆击之，毙数十人。此时王已不知去向，竹添公使得袁世凯函，其略云：“闻乱民袭阙，贵大人笃于邻谊，率兵入卫，守护国王。弟等亦奉命天朝，有弹压之责，焉能坐视？即当带兵入宫，与贵军协力镇乱。惟希查照是幸。”下署袁世凯、张有光、吴兆有三人之名。是时日本党失败，中国党胜利，洪英植被杀，金、朴二人遁于日本。日本政府闻报，乃以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公使，率高岛、桦山二将所统之兵一队，以翌年（一八八四年）正月三日入韩京。八日，订结善后条约，是为《汉城条约》。当磋商条件中，清廷所派之吴大澄等，多方阻抑，尝突入两全权会议室内，面斥日使。日本恐约成无效，是年三月，遣全权大使伊藤博文于清国，以解决朝鲜之一切问题。
台湾生番虐杀日本漂民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日船古宫岛及八重山，各满载粮食，向那霸港进发。古宫岛遭风，流于台湾之南端，触礁，船员六十九人，溺死者三人，余悉上陆，乞救于番地之牡丹族。番民不惟不施救，反肆虐杀，被害者五十四人，余十二人，幸脱虎口。当即诉于清国官吏，官吏救之，送诸福州之琉球使馆，然后还日本。是时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在天津，未几，清廷得福建巡抚之奏报，柳原乃抄致其事于日本外务省；同时，日本驻琉球官伊地治贞馨亦报告其事于外务省。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闻之，请大兴征讨之师，西乡隆盛、桐野利秋、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赞成之，台湾之生番问题，遂为日本之内阁问题。此时日本欲利用时机，伸其国力于南方，故早已并琉球而册封其王，及虐杀事件既起，而征讨之声，遂洋洋盈耳矣。
征番问题之归结
日本对于征番问题，阁议亦不一致。延至翌年正月，备中之村民四人，因风漂流，抵于台湾之东南岸，由此上陆，几遭生番之残害，幸脱危难，由清官送交于驻上海之日本领事。日本朝野人士闻此，大激昂，多主张不待公命，自讨生番。或曰：“朝议如仍不决，吾辈将只身入番地，拾吾国人之遗骸以归。”外务卿副岛种臣乃婉慰之曰：“战，大事也。苟名不正，则师出无名，不几与寇等？幸勿徒为暴虎凭河之勇。吾人对于此事，宜深虑者有三：各强国莫不觊觎台湾，一也；清政府教化所及，只及于台湾之半偏，而妄称全台皆为所有，二也；生番之性好胜而不惜死，三也。吾愿先除此三虑，然后与诸君子同取此地，使为我有”云云。盖前此副岛大使访问北京，正欲解决此问题，不意与清国王大臣相交涉，得有“番地在清国化外”之口证，遂决计征番。及副岛归国之时，正值征韩派失败，副岛诸人退归田野，征番论遂为文治党之大久保利通所利用。一八八七年，都督西乡从道率萨长人编制之军一队，深入番地，受其降。清廷抗议，日本遂以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使，派遣北京，协定生番事件焉。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对内改革发展资本主义，镇压农民运动，对外侵略扩张。
日本侵占台湾后，大肆搜捕台湾抗日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