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对于英藏通商之论
光绪十一年（西纪一八八五）七月，驻英公使曾纪泽致书于李鸿章曰：“英人欲开印度与西藏通商之路，其经始在百年以前。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欲入觐北京，先晤印度总督赫士丁格之使者博格尔，与言曰：‘英廷还我布丹，感谢不遑。顷又使足下来议印藏通商事宜，甚善。然此事非我所敢擅专，今请足下回印度，由水路赴广东候命，我当面奏大皇帝，召足下入北京，共议通商之事。’”后班禅果以此入奏，博格尔亦被召入京。会班禅额尔德尼患痘，殁于北京，英使博格尔亦殁于广东，此议遂寝。今英人重申前议，势在必行。然两藏共为中国属地，故先遣印度总督之秘书马科蕾入北京，有所商议。窃思西洋各大国，近日专以侵夺中国属国为事，而以“非中国真属国”为口实。盖中国之待属国，不问其内政，不理其外交，本与西洋各国以实力经营其国土者，迥然不同。西藏、蒙古，乃中国之属地，而非属国，然我之管辖西藏，较西洋之待属国为尤宽；西洋各书，亦称西藏为中国之属国而已，不肯与内地各省同视。我若于此时，对于属土，总揽其大权，明示于天下，则主权庶几确定，外人无所借口。英人本无侵夺之念，但以通商为主，在我宜慨然允诺。商务苟臻繁盛，则并可以弭兵，此天下之通论也。据英人之纪载，亦云博格尔入藏，与曾纪泽所言合。一七八一年四月，博格尔死，赫士丁格又遣塔达那于西藏，重敦旧好，英藏问题乃再燃。
赫士丁格，今通译哈斯汀士。
博格尔，今通译波格尔。
布丹，今通译不丹。
波格尔像
芝罘条约与马科蕾之奉使北京
英人之势力，既发展于哲孟雄方面，则印藏通商，愈不容缓。当时印度之英人，多尽力于其事，驻北京之英公使惠脱复为之策应。一八七六年，因虐杀马噶利事，清英缔结《芝罘条约》，其附加一条云：
英国政府拟于来岁派探检使，由北京经甘肃、青海，或经四川入西藏，再由西藏归于印度。总理衙门宜考其情况，至期发给护照，并照会地方长官及驻藏办事大臣。若探检使不由上述之路而由印度入西藏，则总理衙门接到英公使照会后，应即咨行驻藏大臣，考其情况，派遣吏员保护一切，探检使之护照，仍由总理衙门发出，俾不致有碍其行程。
马噶利，今通译马嘉理。
然此约因种种妨碍，至一八八五年夏，始经批准。是年秋，马科蕾遂奉使入北京。
1904年，入侵中国西藏的英军抵达拉萨
西藏人拒绝英使
马科蕾抵北京，为探检西藏之准备。其事传于拉萨，西藏之守旧派，不喜开放门户，群谋乘马科蕾未发北京之前，筹所以抵制之方。李鸿章颇协赞马科蕾之议，格于总理衙门王大臣，事竟不成。当时王大臣之言曰：“得拉萨驻藏大臣之报，藏人汹汹反对，皆欲维持其从来闭关自守之策。果如是，则发出之护照将无效力”云云。盖因驻藏大臣受喇嘛党之诱惑，报虚情于北京，王大臣信之，故有是言也。马科蕾者，有经验，洞悉此中情隐，宣言曰：“西藏人民最初并无反对此举之事。当拉萨之报告初来时，人民曾向余言，此番妨碍，清国实主张之。”因示以清人国境上所揭禁止交通之榜令。王大臣闻之，即宣言对于此呈，不负责任，且如马科蕾之请，发给护照，对于拉萨，发出公平亲切之公文。先是哲孟雄境上达吉林地方，有加入与马科蕾同行之人员，业已准备，然未起行，转瞬之间，即得北京飞报云。清人满心希望使者之奏效，然使者此行，恐遭人民之反对，可得由印度来之报告云。藏人震骇，欲图抵拒，因之大为前进之阻挠矣。
英军炮轰西藏乃宁寺
排外之实质及英使之态度
英使之事，拉萨群起纷议，事在西藏，曾不足怪。盖西藏从来对外交际，仅有中国及尼泊尔而已，今一旦而与印度大国交，群情之疑惧，自不待论。然闭关之策，非西藏人全体之意，喇嘛之中，亦有持开放主义者，只以制于多数之喇嘛，遂不克奏效。西藏之喇嘛，其腐败诚不可思议，表现上为神圣之教士，实则垄断中国与西藏之贸易，利之所在，虽锱铢亦所必计。英人哈谷论其贪婪之性质有曰：“西藏教徒之寄附金，强半为喇嘛所吞噬，而寡廉鲜耻之中国人，又从而剥蚀之，致富巨万，胥由此术。即如此次印藏交通问题，反对之主动者，定在此辈中国人，可不言而喻。”至英使一般之态度，未免失于夸大，正使之外，有书记葡尔，有测量师坦连大佐；考查地质学者，有博士俄尔丹；考查博物学者，有博士克利哈；任医事者，有博士利赫；又有通译官乌哈烈，领导者巴普士脱强特，皆有名之士。原来此行之目的，在使印藏之间，贸易之关系复活。印度次官曾以此旨于英国议会言之，然次官更有言曰：“此次使节，实带有不可言之妙用，故以不遣贸易事务官为得策。”又有英人之批评曰：“马科蕾之使节，其作用在对付无知人民，盖此辈见经纬仪，较之大炮犹为恐怖。又随员之中，悉皆警兵与军队，是以和平交际，而为武装的态度矣。”当时西藏舆论，对于英使一辈，未免言过其实；然观于英使之态度，则应招物议，诚无足怪。
英使之撤退
英使入藏，喇嘛虽早备对抗，尚不敢自信，因遣使迎英使于境，与之约，先止于半途之江孜地方，以图开条约之谈判。英使不得已，姑应之以待时机，乃忽焉而得解任之报。是盖由于清、英两政府，闻拉萨之风传，而清政府复加以警戒，故有是命也。命既下，乃招还卫兵，解散从者，携带之币物，一任喇嘛之掠取。其后一八八六年七月，清英缔结缅甸及关于西藏之条约，调印于北京，其第四条即将前述派遣使节之事取消，其文如左：
清国政府对于《芝罘条约》别款定遣使西藏之事，认为有碍，英国政府允将该使撤退。英国政府为图印藏间之贸易发达，清国政府有鼓励其人民之义务，并可审议其贸易规则；若有不可制之妨碍时，英国政府亦不得强以必行。
英军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
据表面观之，《芝罘条约》已得之权利，不啻由此约而放弃，然缅甸之英国主权，实由此约协定，于英国殆无丝毫之损失也。自马科蕾撤退以来，西藏人遂添筑炮台于境上，而哲孟雄王，亦逃于西藏二年之久，不还本国。英国之政策，殆未尝奏功，清政府尝窃笑之。其后英人排除万难，继前规而图进取，西藏问题，于今尤烈。此与印度贸易之盛衰，实有至大关系，留心世事者，恶可忽诸。
西藏闭关之真因
西藏者，佛国也；拉萨者，圣地也，故除尼泊尔人常与贸易交际外，他国人之入境者，概不许遍历。一八六八年，英人库巴尔之被拒绝入藏，亦由喇嘛献言，是盖由于宗教上之偏见者居多。然哲孟雄方面之西藏人，颇持开放主义，莫不谓闭关主义，清国官宪实主之。综当时各种之报告以观，反对外人之气势，不出于札什伦布，亦不出于一般藏人，盖大半发于拉萨，即以“佛陀灵地，不容有外人足迹”之主张而论，当须一费考查。何则？拉萨之地，虽为人民崇拜之大本山，而大小喇嘛之贪婪无厌，甚于俗人，垄断宗教之利益，已为世人所公认，兹所持排斥外人之理由，不过一种口实，其中必别有重要事实在。所谓重要事实者，不在因外人之遍历，坠其宗教上之威权；亦不在因开放门户，与外国搆衅，酿成兵祸。其主要原因，殆不涉于政治、宗教，不过喇嘛之财源，恐因印藏通商，减少收入，故不惜为强顽之抵抗也。西藏贸易，以阿萨姆输入之砖茶为大宗，当时伦敦《泰晤士报》所论，可称详尽，兹节译如下：
英商入藏，大为英清谈判之纠葛者，砖茶之专卖权是也。而清国之护惜西藏，与西藏之反对英商，咸由于是。苟审乎此，护惜与反对之理由，可不言而解。西藏人民，有生来之癖，即好茶是也，其生存于世，以得茶饱足为幸。所嗜之茶，与欧洲市上所供给者全殊，乃一种酿造物，多兴奋之质，少麻醉之资。产于四川省之西部，塞罗河堤上，叶长至一吋时采之，润以唾液，团为圆球，如茶碗大，然后使之发酵；发酵后，更入于砖形之模型，加以压榨，以炭火干之，即成砖形。在清国此茶为政府专卖，输出岁额八百万斤，常托于雅硕商人贩卖，年收税额甚大。西藏之零卖，在法律上一任喇嘛为之，人民全为喇嘛所左右，然以所嗜者在此，往往取赀虽昂，不能不俯首就范。当茶之输于市场也，则装成小箱，每箱约二十斤，以人负至坛香露，约二百英里；由此至巴桑，约六十日程，以犁牛驮之。至西藏后，其上品一斤，约值英金四先令，下品约一先令。今西藏闭关自守，国境上之贸易未通，砖茶之利，无与竞争，而其专卖之利益，不啻为清政府、雅硕商人、喇嘛等所专有。然据亚桑地方种茶者所计算之利益，则运砖茶于雅鲁藏布江之斯吉雅地方者，稍得机会，每斤获利四安那（一卢布四分之一）至六安那不难。由是观之，若有便利之道路，前此六十日至巴桑者，能以二十日达之，则不难尽逐清人于市外。此种情由，必为北京与拉萨所洞悉，故其对于英商及旅行者，多方阻遏也。
阿萨姆，印度最东北的邦。同中国、不丹、锡金、孟加拉国、缅甸等国相邻，是印度最大的产茶区。
被英国俘虏的藏族民兵
茶与西藏之历史
上述茶与西藏之关系，尚未详尽，兹更引库哈尔之言曰：“茶为西藏人生活上不可缺之要件，清人征略东西藏，克奏肤功，胥由于此。吾人试考清初历史，准噶尔人及蒙古人入藏见喇嘛，必施熬茶礼，视为至敬。由此更可以推见茶与西藏之关系，非伊朝夕也。盖熬茶之礼，乃西藏以外之信徒，依归喇嘛时相见之礼；或欲由喇嘛锡予特别徽号，亦执此礼，即布施贵重之茶是也。喇嘛既得多茶，则分卖于西藏人，以撄其利益。如此种种关系，必不始于清代，欲求其源，殊难考见。”库哈尔又曰：“茶者，不廉之奢侈品也。何则？喇嘛之以零售商自专，亦如清人之以贩卖自专，凡欲得茶者，不惜以劳力或制造品相交换，终至使彼依赖于己。若谷，若犁牛，若羊，若马，皆为换茶之品，甚至有以自己之儿童，与贪婪之僧易茶者。然喇嘛所得于茶之利益，转移之间，必复输于中国人之手。观于今排斥外人之声，发自拉萨，其故可不烦言而解矣。一八八五年以来，英国曾请北京政府，谋融和西藏通商之事，且求撤退西藏境上驻兵，交涉亘十八月，迄未解决。至一八八五年，英命大佐格拉汉占领藏境堡垒，西藏兵始撤营而退，乃据懈烈普之险隘，其地甚高，据海约一万三千尺云，
明代之茶马市
明代制茶为官业，监督颇严。太祖之时，禁民间蓄茶，不得过一个月之用。有茶马司者，设于河西、洮州、西宁等处，其职在以茶应青海、西藏之需要，而兼采西域之军马。其关系至清代不改，遂起后世西藏、印度间之问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