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以来传教之概况
雍正一代，处置传教事业之酷烈，已述于前。然当时之西教，已蔓延于各省，全国信徒约二十万而强。今表列当时宣教师之散在各省者，各以其宗派而分担地方之状况如左：
（一）拉札厘士特派（北京及南京）
（二）法兰西斯堪派（陕西）
（三）巴黎布教练习所派（四川）
（四）度果尼堪派（福建）
（五）葡萄牙宣教师（澳门）
雍正帝崩后，其压抑传教之手段仍如故：一八一四年，巴黎布教协会之铁夫力被戮于四川；一八二○年，拉札厘士特派之波尔波依，又被戮于湖北。又凡受洗礼之中国人，被戮者无算。当此之时，欧洲各国以内部之多事，对于清国布教事业，不遑顾及，遂有此厄也。
传教事业之公认
鸦片战争以后，清国形势遽变。一八四四年，法国派遣全权委员拉古勒于北京，将《黄埔条约》盖印，该条约之第三条曰：若法国人出开港场之境外，或进入清国之内地，决不得虐待之，惟得引渡之于驻在最近港内之领事云。而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道光帝又据盖印《黄埔条约》之全权委员之奏请，准自今以后，凡奉天主教者，不问内外国人，苟不违背清国法律，决不处以刑罚。然此奏章及上谕，却不公布，凡宣教师之不得许可，而欲于开港场以外布教者，仍被禁止。又前此《黄埔条约》及全权委员之奏章与上谕三者，凡关于设立教堂与公然得行礼拜之事，均无一言之提及。故拉古勒复向北京政府，提出谈判，其结果，则以一八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之上谕，许可此二事云：
拉古勒，今通译拉萼尼。
《中法黄埔条约》
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又称中法《五口贸易章程》，1884年签订。
按清国政府，仅将此上谕，公布于广东及浙江之数县，并不公布于全国，故地方官多不遵奉。道光十八年，处处有虐待教徒之事。至咸丰朝，则官民之嫌忌西教，更甚于前，政府竟将先帝所许拉古勒之特权，悉行废止，下密旨于地方官，对于教徒，严重处置，无所用其假借。于是巴黎布教协会之牧师露透尔度，禁锢于广东，经法国公使福耳脱安之抗议，始得解放。时当《黄埔条约》后十二年，以法国方为哥里米战争之故，不遑回顾远东。至一八五六年，法国宣教师削普特伦，被捕于广西，不堪苦刑而死，而道台某犹命刎其首，于是欧洲乃再注意于清国之传教事业。拿破仑第三，命公使特克绥向北京政府交涉，要求赔偿，不得要领。既而清国人又杀法国海军之武弁，于是法国乃与英联合而伐清国，所谓英法联军者也。
哥里米战争，今通译克里米亚战争。
削普特伦，今通译马赖。
天津条约与法兰西之特权
一八五七年九月，英国公使叶耳景占领广东，翌年，与法国果罗所率之法国舰队相合，迫直隶，溯白河至天津。清国乞和，六月二十六日结清英条约，翌日结清法条约，其第十三条之规定如下，
一切基督教会员，凡关于其身体、其财产、其宗教上惯例之自由执行，均受完全之保护。又发一种之旅行券（即照会），对于内地旅行之宣教师，与以有力之保证。清国国内人民，或改宗基督教，或袭用基督教之典例，既公认其有自由信仰之权利，则清国官吏对于此项权利，不得有丝毫之障碍。而向来清国政府所发之命令，凡反对基督教，或记述，或宣言，或印刷品，自今而后，清国国内，无论何地，全然废止。
然清国政府对于此条约，延之一年犹未批准。至一八五九年，英国公使布尔士，为欲达批准交换之目的，以舰队入北京，却被炮击于大沽，于是英法联军乃进袭北京。二十五日，《天津条约》批准，追加四条，其关于布教者如下：
依道光帝一八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之诏敕，其从来向基督教徒所没收之教堂及慈善建设，均由法国公使，各返还之原有之主，而附属于此等之埋葬地及建筑物，亦均返还。
英法联军攻击大沽口炮台
又宣教师内地旅行所携之旅行券，则于法国公使馆交付。并欧洲牧师，为基督教会之故，得于清国内地，有购买土地权；此等之事，亦经规定。此项权利，非但法国之宣教师享有，凡欧洲各国之天主教徒，亦均得享有焉。则以规定之明文，为广义的欧洲牧师，而非狭义的法国牧师也。
此时在清国布教之天主教宣教师，不问国籍为何国，皆受法国公使之保护，罗马教皇亦公认法国所得之权利，意大利更不必论，其余各国为欲得中国布教之便利，皆训令其教徒，使之服从法国公使。此实为法国国家公然代表天主教之权舆，法国公使同时负两种资格，对于本国则代表本国，对于教皇则代表教权。故至后日一八七○年，天津有仇教之暴动，虐杀宣教师，烧毁教堂，由法国公使独当谈判之冲，遂结《天津条约》，赔偿损害者，此其事实之明征也。
罗马教皇致书于清廷
一八八四年五月，清法战争起，清国天主教之布教事业，又受一大打击。盖法人在中国南部之行动，强暴不法，颇招清国官民之怨恨，故其郁积之愤气，遂宣泄于一般之天主教徒者，亦自然之势也。广东、贵州以至其他各地，辱害教士，焚烧教堂，所在而有。法国以与清国正在交战，不得开谈判，于是罗马教皇，以一八八五年二月一日，托意大利国宣教师懈理亚奈利，提出交涉之书简于北京。其书中首先感谢清帝于开战之初，亲下敕令，禁止虐待法国宣教师之事；复述清国各地所来之宣教师，不论何国国籍，要皆为教皇之所派遣；复举基督之教旨，系为辅助中国民之道德起见，决无恶意。终乃请求以清帝之威力，保护宣教师及信徒，幸勿加以危害——此其大旨也。懈理亚奈利，颇受清国政府之厚待，得清帝之答书，以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复命于教皇，清廷与罗马教皇之交通由此始。
德意志加特力教会竞争
当法兰西在清国，获得保护天主教之权利时，虽无利用宗教以达特别目的之意，然自德意志亦欲向清国获得此项权利，冀利用之，以达政治上之目的，于是德法两国之竞争起。
苟一览德国近世史，便知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间，俾斯麦之对于加特力徒教，举其政治上之权力，剥削殆尽，凡不从政府命令之教士，皆严重处分之。此时教士之避刑远祸而逃奔他国者，实繁有徒。其中有尚森其人者，逃至荷兰，在斯泰依耳市，创立布教学校，主意在训练宣教师。在此学校毕业而布教于清国者有二人，即近年有名之山东省南部牧师长安察耳，及牧师富剌南特美士是也。二人于一八七九年至清国，当时山东全部牧师长，为意大利之法兰西斯堪派教长科西斯，由科西斯委任，以管辖地内之一部分。二人非常致力，从事布教，遂得多数之信徒，复由斯泰伊耳招致数名之辅助者。于是罗马教皇于一八八六年下命令，分山东省为南北二布教区，而安察耳即为南部牧师长，然从此而德国宣教师，应否居于法国公使保护权力之下，遂成一问题。依法律，则清法相约保护天主教徒，理应受法国之保护，然以德国人而受法国之保护，要亦势之所不能，故不得不转而为独立之计谋。时俾斯麦亦自一八八三年以后，采取殖民政策，正在利用宣教师之际，故隐然赞助德国天主教会之运动矣。
加特力徒教，今通译天主教。
尚森，今通译杨生（约1837～1909）。
斯泰依耳，今通译斯泰尔。
安察耳，今通译安治泰（1851～1903）。
富刺南特美士，今通译福若瑟（1852～1908）。
福若瑟塑像
然德国天主教会，却不为正面之竞争，先欲设法使教皇之公使，驻在北京，以破坏法国保护之专有权，其事实如下：
北京城内皇宫左右，隔花岗石桥，有天主教会，称曰北堂，乃拉札厘士特派教徒，为纪念《天津条约》，以法国政府之公费建筑而成者也。会堂高耸云霄，左右有钟塔，每日至午后，则日光所映，而此巍然之塔影，竟倒落于宫中；又每至日曜日，祈祷唱歌之声，喧然聒于禁内，使人感想一八六○年之败绩。故一八八六年之冬，西太后正欲设法除去此塔，而此意则为德国公使所探知。德国公使风普兰，向李鸿章献策曰：“建立北堂之拉札厘士特派，本为罗马教皇所直辖，欲去此塔，但须向教皇交涉可也。然贵国与教皇，无直接交涉之机会，可先使教皇之公使，驻在于北京，任以天主教徒之保护，则著手有方矣。”当时清国政府，为保护宣教师之事，屡受法国公使严重之谈判，正以为苦，而罗马教皇则无军舰、无陆军，故以为假如由教皇保护，则即使偶不周到，而谈判之时，可以折冲于樽俎，遂纳德国公使之献策，而命总税务司赫德部下之英人名但者，携密旨，到罗马；且素来不满意于法国之保护专有权者，如英、意、奥各国，亦均暗助，但以期其成功。罗马教皇闻世界最古最大之中国，一旦而其布教事业归其直辖，喜何如之，虽法国素称为教会之长子，夺其特权，似乎不便，然教皇以为派遣公使于北京，常与法国公使相提携，则亦未始不足以贯彻法国之意旨，而初于法国之实权无损也。
北京天主教会北堂
白亨之劝说罗马教皇
此时法国之特权，已危如累卵，而巧窥枢纽、转败为胜者，则法国公使白亨之劝说罗马教皇也。白亨公使死后，其遗稿出版，中有“教皇立俄十三及俾斯麦”一篇，颇详其颠末，其言如下：白亨受本国外务大臣富力西奈之训令，云教皇派公使至北京，颇害法国之特权。其理由则以为世界各国之天主教，普通为教皇所直辖，然教皇与清国，素不为直接之交通，故由法国政府代罗马教皇，与清国结保护布教之条约，而即代教皇保护各国之宣教师，其事已久，非一朝一夕矣。今若教皇直接与清国派遣公使，则各国将别立一教皇而拥戴之，以各保护其国民之布教事业，则我法兰西亦只能保护我自国之宣教师耳。是岂非教皇自丧失其地位，而使我法国之特权，亦因而破弃哉？法国政府本此理由，是以对于教皇之派遣公使，断然不赞成也。当时教皇因法国为罗马教会之唯一保护者，不敢拂其意，而派遣公使之议，遂宣告中止。此一八八六年事也。
俾斯麦与山东之布教事业
教皇之派遣公使，事虽中止，然至翌年，即一八八七年，德国俾斯麦，欲与加特力教徒接近，以制国会之多数。适当其时，探险家维斯曼乌耳夫之徒，称扬布教事业，于领得殖民地有大功，因之国民之膨胀热，一变而为传教热。于是往年为剥夺加特力教会政权而制定之“五月诸法律”，皆以改正法废弃之；且制定新法一条，定保护布教学校之事，于德意志帝国各地牧师长年会，议决以曩年安察耳出身之斯泰依耳学校为模范，创立同样之传习所六个。而此时山东南部之牧师长安察耳，亦适自罗马归伯林，俾斯麦即接见安察耳，厚加礼貌，与之约束，云今后德国政府对于布教事业，当加以热心之保护；并云别举一人以接任山东南部之牧师长，以置之德国管辖之下。安察耳本以受教皇之任命为不然，本不承认与教皇有协商之义务，遂以独断而应俾斯麦之命。由是法国专有之保护权，其一部分，已为德国所破坏。自是以后，德国宣教师，不向法国公使领受旅行券，而于德国公使馆内领受旅行券矣。经此一变化，后日遂生重大事之事实。一八九七年，山东省杀害德国之宣教师二名，德国遂不依赖法国政府，自进而与清国政府开谈判，其结果乃至租借胶州湾。
各地续生之教案
数十年来，法国专有之天主教保护权，山东省之一部分，虽为德国所破坏，而其他各地方，法国之特权，则依然如故也。自后清国仇教事件，屡屡发生，而每发生一事件，则清法谈判一次，而法国之特权，巩固一次。试举其一例，光绪十七年，即西历一八九一年，扬子江流域所起之仇教事件是也。此事件先爆发于湖北省之南部及江南地方，芜湖宣教师之住宅，悉数破毁，镇江、丹徒、舒塘诸地方之教徒，皆在万死一生之危境，南京则遍贴布告，将烧宣教师之居宅，危险万状。两江总督颇忧之，发严重之命令，惩戒暴徒；一方面则以外国军舰之来集，示威运动，而秩序乃渐得保持。事闻，北京之法国公使为首，集合诸国公使，强迫清廷取缔不逞之徒，结果乃有一八九一年六月十三日之上谕。上谕之大旨，谓“外国人传教之本意，在以文化导人民，俾增进人民之福祉，倘加以虐待，则罪等大逆。地方官吏宜尽力保护外国商人及教徒。著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江苏、安徽、湖北诸官吏，督励其部下之文武官员，严缉凶徒，以绝后患”云云。然此实法国公使之主动也。
广东石室天主教堂
孚尔里事件
中国人仇视外人之心，自上谕发布后，一时虽屏息，然未几，即又发露其锋芒。光绪二十四年及五年（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仇教之乱又起。此实起于仇教有名之油蛮子（Yumantse），于一八九一年之事变，亦有关系。其结果则以法国公使之请求，北京政府乃宣告油蛮子之死刑。经过六年，始被捕下狱，然地方官有庇护此凶汉者，遂得出狱。彼乃愈发泄其生平仇教之戾气，遂于四川省，捕法国宣教师孚尔里而幽禁之。据法国政府发行之黄皮书，一八九八年八月四日，驻在清国之公使披西勇，报告外务大臣特耳喀塞者如左：
据重庆府之领事之急报，云有二名之宣教师，在荣昌地方，为凶徒所捕，其一人幸逃虎口，已负重伤。重庆府之教堂，在在劫掠破坏，总理衙门犹力辩其无。然其余一人尚为凶徒所拘禁。该凶徒于十年前，曾宣告死刑，今虽由地方官吏逮捕，然至此时，以宣教师尚在彼等之手中，恐为彼等所害，且更引起地方之大骚乱，因而总理衙门之意见，责成地方绅士，保证凶徒之归顺，以释放宣教师；其他之条件，则在北京就近协定。本公使曾发电报，征集重庆领事之意见焉。总之此次之事变，荣昌知县与四川总督，不得不负重大之责任。本公使昨日致书总理衙门，请其将该知县免职；若宣教师之生命不保，则凶徒不得不处以严刑云。
孚尔里，今通译毕方济。
由法国公使强硬之谈判，往复论难，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孚尔里乃得释放。但释放之理由，不过清国政府与凶徒油蛮子一种调和之手段而已，此事讵不足怪哉！然试观察中国地方政治之状态，则此事亦不足怪。何则？四川之富甲天下，乃中国人之素所夸称者，加以境域之广，民气之强，故清政府特别重视之也。当时亦以不得已之故，以甘言怀柔地方人士，乃始出此怯懦之政策欤？
修缮后的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
法国之占领广州湾
与孚尔里事件相先后者，则一八九八年，广东教会之宣教师西雅奈，在北堂（教堂之名）与多数之教徒，为暴徒所袭击而殒命是也。于是法国公使向清廷交涉，提出救济之方法。适广东总督与法国人之间，又生争执；及法人占领广州湾，而争执益烈，几至大决裂。然结果则清国让步，租借广州湾与法国，严罚凶徒，偿广东教会抚恤金八万元，事乃渐解，同年十二月，天主教宣教师比利时人特耳普罗，被杀害于湖北，法国公使又与总理衙门交涉，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二日，清国政府处凶徒以严刑，出巨额之抚恤金，事又结局。
宣教师之厚遇
各地所起之仇教之暴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驻京之法国公使，因与宣教师等熟议，遂请求北京朝廷，欲与宣教师以最大之便宜，其结果则有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之上谕。先是，住于北京之加特力教大司教，其受任之际，须得罗马教皇之恩命，故北京朝廷，叙彼以二品之职衔，赠以头等赤色双龙宝星勋章，是实殊遇异数也。而预此恩典者，则以有名之大司教法维哀为始。彼于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举行大司教受任式，直隶总督及总理衙门各大臣并宗室十余人，俱临场道贺。其后数月，北京拉札厘士特教会之察路林，又叙二品职衔，授以头等绿色双龙宝星勋章，得自由出入总理衙门，以与大官会见。从此加特力教徒之地位愈固，气焰愈高。而从来仇教之地方人民，见中央政府之如此处置，愈不满意。而最仇教之山东人，遂以为因一教案之故，而致德国有胶州湾之租借，且英国有威海卫之租借，而戾气遂有大爆发之征象，此后日所以有义和团之大乱也已。
法维哀（1837～1905），今通译樊国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