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之来北京
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派全权大使伊藤博文至北京，先访总理衙门，晤庆亲王、阎敬铭、福锟、锡珍等。博文首先声明来聘之主旨，在永敦两国之和好，不仅在协商两国之交涉；其实则唯一目的，在解决朝鲜问题也。庆亲王等颇不欲博文之来北京，劝其赴天津，晤直隶总督李鸿章。博文本有此意，然借此可窥知李与北京政府之关系渐疏，一旦交涉既开，恐李之全权不固，乃先宣示来聘之目的于王大臣，以豫防后日之异议。此时吾人所宜注意者，博文屡以东洋大局、两国和好为言，王大臣等辄微笑应之。总理衙门为外交折冲之府，而董其事者，大半皆满大臣，无一人能通外情者，诚不知其何所用意也。彼王大臣等，唯知施防栅于紫竹林之上流，以阻外国船及西洋式船之北溯，遇有交涉，一委之天津李鸿章而已。盖当此之时，清国殆有两政府，一为北京之满人政府，一为天津之汉人政府。然语其实力，则北京逊于天津，故北京政府对于李鸿章，不免常存猜疑也。博文知之深而筹之熟，故先强要王大臣，然后赴天津与李交涉，识者谓其最得对付此时清廷之法。彼英公使者，不谙情形，昧然欲当居间调停之任，宜乎其无成矣。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近代政治家，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明治维新元老。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1894年，伊藤博文参与策划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
伊藤博文像
李伊之折冲于天津
一八八四年八月，朝鲜之变，日本公使竹添之处置失当，吾人不能曲为之讳。盖日本之驻兵朝鲜，系原本于《济物浦条约》所得之权利，其目的不过保护在韩日人及公使馆而已，竹添乃溢出于权限之外，岂非不思之甚耶！兵力微弱之时，而欲骤行此非常之手段，宜乎其失败矣。因一朝之不慎，致劳大使口舌之争，虽卒归胜利，竹添要不能无过也。兹记博文与鸿章初晤时之辩论于左：
本大臣谈判之主要目的，在巩固贵国与敝国之和好。为欲达其目的，可分案件为二种，其一属于过去，其一关系将来。兹将关于将来之事，从敝国驻兵朝鲜述起，惟阁下注意及之。距今四年前，朝鲜乱民加暴行于敝国公使，焚我使馆，敝国是以与该政府结约驻兵。然此约非永久存续性质，故当时撤去之兵过半，所余仅一中队，此情想在洞鉴之中。客岁京城之变，不幸贵国之兵，与敝国驻军冲突，两国之间，遂成嫌隙。继是以往，倘两国之兵，仍如前驻札，势必至损及国交，为害滋大；倘以两国之和好为念，则贵国驻札朝鲜之兵，望速引退。区区之意，诚非得已，谅蒙鉴及。尚有一事，可为阁下参考之资者：客岁之骚乱，敝国为应变计，曾添派驻兵，至今犹仍其额，比之变乱以前，其数更增也。
博文分事件为将来及过去两种，论将来尚未完竟，忽舌锋一转，论及过去之处置。今揭其概：
属于过去之事为何？当朝鲜变乱时，敝国公使应该国王之请求，率兵入卫。时贵国将官，知敝国公使在王宫，乃率大兵突入，不幸两国之兵偶生冲突，贵国将官当时处置未得其当，竟向敝国公使及卫兵，加以攻击。敝国公使及卫兵，时已屯于王宫，贵国之兵系从宫外闯入，即此一事而论，贵国之兵处于进攻地位，敝国之兵处于防守地位，可不烦言而解。此番攻击，于敝国国威，实蒙非常之损害，是以敝国政府，不得不将贵国处置失当之指挥官，要求贵国政府，处以相当之罚。此外贵国驻兵，惨杀在朝鲜之敝国臣民，或掠取其财物，种种暴行，今后更望有以制止之。以上所要求者，非敢阻遏贵国将官当行之职权，特以兵士恣其凶暴，发踪者必有其人。尚望阁下亮其不得已之苦衷，施以圆满之解决为幸。
鸿章意中豫想博文必有重要之要求，及与接谈，所求者只此，殊出意计之外。先是日本遣使来聘之时，上海报章喧言日使之来，要求朝鲜撤兵之外，琉球问题及添开商埠问题，势必同时并及，而偿金之额，必在八十万以上。然博文于偿金不确言其数，于琉球及开港问题，未尝一语涉及，宜乎非鸿章意料所能及也。盖此时清法之战方终，日使之来，表面似乘机要求者然，鸿章最初之想象，固犹是情理中事也。
李鸿章与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人谈判
朝鲜伪诏之辨论
鸿章对于博文之提议，其反对之理由有四：一、朝鲜国王亲书日使入卫之诏，伪诏也；二、竹添公使当入卫之时，何以不通知于朝鲜统理机务衙门；三、清国将官于进兵之前，曾致信于竹添公使；四、清国将官并未先发铳炮。盖鸿章于提议之先，已命吴大澄等向朝鲜王征集关于此案之咨文，以作相当之准备矣。于是鸿章提议曰：“大使许我将此强固之理由提出乎？此事原系关于朝鲜之事，故以朝鲜国王之陈述，为此事之证据，于法理上不能云无效，贵大使想亦有同意也。”鸿章乃出朝鲜王之咨文以示。博文颇以此咨文不能为此事之确证，亦深知朝鲜王之不可信赖，盖鸿章之意，在追究祸首，至事之结果，付之不问。鸿章之言曰：“朝鲜国王为乱党金玉均所卖，而竹添又为乱党所卖。国王性柔弱，少决断，今日之事，实不能辞其责。至竹添之言，更不足信，其处事亦属冒昧，恃才傲物，不肯与人商酌”云云。谈判如斯，愈生枝节矣。
谈判之关节及归结
伊藤博文知局面至此，宜稍变计，乃于四月八日午后，命榎本武扬单独访问，以为次回谈判之地步。今引博文复命书中所载者证之：
于是本使（榎本）在总理衙门抗论三日。本使力言务使鸿章之责任稍轻，以移其责任于王大臣，鸿章笑颔之。于是本使暂时无言，以待明日谈判时鸿章之持论如何。乃鸿章知本使来访之本意，不仅如前件所提出者，遂不言，相持不语者良久。
李鸿章故居
上述记事，为此次谈判之关节，征诸“鸿章知本使来访之本意不仅前件”及“鸿章笑颔之”云云，则日本要求之内容，鸿章必已深悉。此时日本之目的，主张双方撤兵，而置损害赔偿于不问。双方会得此意，故谈判进行甚速，以四月十五日会晤告终。关于处罚清将一事，博文欲依赖美国大总统审判，鸿章不从，且言曰：“顷日回国之袁世凯，亦将官之一，本大臣已革去其职务。贵大使宜将此事转陈于贵政府。”又曰：“袁禀性敏捷，有才能，故本大臣使之驻札朝鲜。顷以处置失当，遂召还”云云。博文当时亦表示满足之意。以上谈判之要旨如次：
一、清日两国，自条约调印之日起，于四个月内，双方撤兵。
二、朝鲜练兵，尔后不由两国派遣。
三、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件，须清日两国出兵时，两国须于出兵前互相知照，事定即行撤退。
伊藤之才干
此次谈判，日本对于朝鲜，始获得对当之权利，后此十年清日战争之主张，实托于此谈判而起。盖日本欲合并朝鲜，必使之离清廷属国之关系，表示其独立之资格于世界而后可也。博文当时语其随员某曰：“朝鲜之属清非属清，直属于直隶总督李鸿章而已。日本从来解释朝鲜问题，多置重于北京朝廷，殆亦昧于审势之甚者矣。博文窥见其蕴奥，故将来对清之交涉，甚得肯綮云。”鸿章于事后颇推服博文之态度，曾密陈于总理衙门，大概如下：
该使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取短舍长，实有治国之才。专致力于通商睦邻、富国强兵诸政，不欲轻开战衅、并吞小邦，十年之内，日本之富强，必有可观。此乃中国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早留意于此是幸。伊藤亦以竹添为非，谓回国之后，即别派妥员，以充朝鲜驻使，是即撤差之意也，勿庸再事力争矣。
伊藤博文全家像
以上密陈，殆出于鸿章之真意无疑。日本尔后专以植势力于半岛为务，而清国则内政不修，鸿章之对韩政策仍如故，两国遂不能不以兵戎相见矣。
韩廷之派遣使臣问题
朝鲜既与欧美诸国缔结修约，则派遣使臣于缔盟国，亦当然之权能也。一八八七年，韩廷任朴定阳为美国公使，清国驻在官袁世凯，承李鸿章之命，照会韩廷曰：“派遣使臣应先谋于清国，得承认而后行，乃属国对于宗国当然之道也。兹何以置清廷于不顾，而擅派使臣？加之朝鲜在外国，无一贸易，无一商贾，徒耗国帑，无益于事。望再三筹思，不可冒昧从事”云云。韩廷奉此照会，意颇为所动，而美国不能缄默不言。当时驻北京美国公使殿毕（Charls Denby）向清廷抗议曰：“韩美条约之成立，曾得清廷之斡旋，两国互遣使臣一节，已规定于此条约中。清廷今兹容喙，其用意果安在？”驻朝鲜之美国公使，又诘责袁世凯曰：“前年朝鲜派使臣于日本，曾不加以干涉，今派使臣于我国，而有异议，是清国之视日美，显有轩轾亲疏之不同也。待前者何其厚，而待后者何其薄，愿明白示复。”顾美国虽如此抗议，而韩在满廷积威之下，不能自振者，匪依朝夕，于是韩王乃卑辞乞请清廷准其派使，满廷始允之。惟以所派之使，降清使一等，其资格同于办理公使，以示不敢与宗国抗衡之意，无论何事，不能派遣全权公使；并云此乃优待属国，出自特恩，非寻常所能援例。逾数日，更电传条件三：第一，其使臣抵驻在国时，应先谒清国公使，即由清国公使介绍，访问驻在国之外务部；第二，凡遇公会、宴会，席次均在清国公使之下；第三，遇有重要事件，必先谋于清国公使，承其指示。韩廷对于此条件，悉承认之，使臣乃于是年十一月，向美国进发，而美国不顾清廷追加之条件如何，直以独立国之使臣待遇之。清廷闻之，殊不满意，屡屡诘责韩廷，韩廷不得已，乃召回朴定阳，及至中日战后，朝鲜始再派使臣也。于此有吾人所宜注意者，李鸿章表面上绝不言朝鲜为其国之附庸，而实际上强加压迫，日甚一日。荐德人穆麟德以为外务顾问，然穆不为鸿章谋，而反为俄人谋，鸿章知之，急召穆于天津，以美人殿梨（O.N.Denny）代之，事在一八八六年五月。殿梨先充鸿章幕府，其入韩也，鸿章之力。讵殿梨任朝鲜顾问后，见清国袁世凯权力之大，积不能平，乃著《清韩论》（China and Covea）以泄郁愤；俄韩陆路通商条约之成，彼实与有力焉，
殿毕，今通译田贝。
殿梨，今通译德尼。
袁世凯朝服像
清廷大院君之护还
李鸿章拘系大院君于保定，历三寒暑，盖此等处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乃闵妃一族，素为大院君敌者，势力益增进，遂与清代表袁世凯不协。及穆德麟、殿梨入韩，复引俄国势力于宫廷，而闵氏一族，适欲假他国之力以免清国之压迫。袁世凯洞悉其情，乃建议放还大院君归国，其名义则曰大赦还乡，一面则利用大院君之势力，以杀闵氏之权力。大院君居清久，知其谋最稔，乃以积极图韩之策进，其言曰：“元代曾有征东行中书省，今日宜仿行之。”征东行中书省者，元世祖忽必烈为统治半岛而设者也。大院君又曾说鸿章之幕府曰：
今日小邦之危，非小邦一国之忧，实为东三省将来之大患。（中略）国政日非，贿赂公行，差除官职，非闵族之亲戚，即以财进者。王妃干政，倒行逆施，纵蒙中朝曲庇之恩，不逾数年，必难以长保。若下严旨，不准王妃干政，特派大臣留驻王京，综核大小事务，支持国政，则民心庶几得安。今各国视线，集于小邦，稍有踌躇，顾小失大，否则三韩一区，必非中朝所有。在昔高丽曾有如今日之事，元朝特降严旨于大臣吴祈而拘致之，流于西安，况今日之时势，远非前时之比哉！
李鸿章非如大院君之盲目无识者流，故对于上述之策，屏不见用。然袁世凯放归大院君之计，实获鸿章之心，乃归大院君于韩，以兵卫之而行，韩人亦颇不怿云。
俄国之觊觎朝鲜
俄国前由北京条约，获得沿海州一带地方，一八六○年后，领地遂与朝鲜相连接，然此时尚无经略半岛之意。一八九二年，曾充驻清公使馆书记官之韦贝（C.Waepen）被任为驻韩公使，俄国之经营半岛，遂进一步，无他，即陆路通商条约缔结之要求是也。该条约之主眼，第一，图们江之两岸百韩里一带地方，俄韩两国人民，准其自由贸易；第二，朝鲜政府于他处商场外，特将距图们江二百韩里之富宁地方，援他处商场之例，开为俄国商场，以供俄人贸易及居住之用。此草案所载，沿图们江一带以至富宁，悉入于俄国势力，在韩廷曾不若是之遇；然草约之成，穆麟德实为之尽力。宜乎出其立约之苛而损失之大也！韦贝任为公使，自必据约以相要求，然不幸适有巨文岛之事件发生。当一八八五年，中央亚细亚之英俄关系，濒于危机，阿富汗斯坦。将为两大国角逐之场。而英国政府欲握东方关门之锁钥，务使俄人不能出对洲之海峡，是年四月十五日，下令于其东洋舰队，命占领巨文岛。然俄国讵能默视，而独立抵抗，势亦有所不逮，乃以英国占领该岛之违法，清廷不应承认，来相诘责；且照会清廷，言俄国倘至不得已时，亦将占领该岛之一部。然清廷此时对于俄国殊表满足，竟欣然承认俄国之照会；同时又有一风说，谓清英之间，先已有密约成立。清廷既承认俄国照会，乃命其驻欧洲公使曾纪泽，对于英国政府，以半抗半认之照会行之。而英国东洋舰队司令官亦报告英政府，力言占领巨文岛，得不偿失。故其结果，仍由英廷通告清廷，言英国退出巨文岛后，无论如何，俄国亦不得占领朝鲜土地。至翌年二月，英国国旗遂不再见于该岛，而韦贝之政策，因此亦未能奏绩。阅一年，仍向韩廷开议追加条约问题，韩廷不得已，命赵秉式为全权委员，于一八九四年八月成约。翌年十日，开庆兴为商场，是为俄韩边界通商条约。唯前草约之中，俄人占利过优之点，则曾经李鸿章之修改，如草约所载开放图们江两岸百韩里之土地之一条，改为开咸镜道庆兴府一所为商场是也。草约中“特为俄人允准”等句，其后尽削除之，是不独鸿章之抗议，亦由于英国之掣肘。而俄国南下之势，至此又进一步，乌拉几密尔所著Russia on the Pacifie一书，起于俄韩交涉，迄于清日战事，言之甚详。今录其一节于下：
巨文岛事件，英国为防止俄国南下，威胁自己的在华利益，于1885年4月占领朝鲜南端的巨文岛。此举遭到俄日的共同反对，后经李鸿章多方斡旋，英国撤出。
巨文岛风景
乌拉几密尔，今通译弗拉基米尔。
《爱珲条约》既成，莫拉维哀夫即下令占领浦盐斯德港及薄石西耶德湾，至是俄韩始接壤，时为一八六○年。当此之时，朝鲜内政紊乱，朋党相阋，在在皆可为干涉之口实；而半岛之南部，又多不冻良港，可为将来海军之根据地。何以四十年间，俄国向东亚南下之势，竟寂然无所闻也？（中略）俄国至与朝鲜接壤二十余年，其间对于半岛，曾无何种之经营。当时韩民避地方官之虐政，及内乱饥馑，弃故国而入俄领者，其数不知凡几。俄国曾不能乘此时机，以植势力于半岛，其与朝鲜开国际关系，反在日、美、意等国之后。（中略）俄国在此时期，对于朝鲜之态度，恰与自《尼布楚条约》以来至《北京条约》成立之时，百五十余年间，对于壤地相接之清国之态度相同。故观于当时对于清国之态度，及前述对于朝鲜之态度，则俄国尚不能列于霸国，利用其地位而与世界争雄长也。
当清日战争时，清国声言朝鲜为其附庸，而日本则以实力经营，握朝鲜于手中。俄国对之，一若无关系者，甚至日本保证朝鲜跻于独立国之林，俄国竟表示满足，曾不少加以抗议。及日本之政策不振，寻起王妃事件，俄国之势力，始充满于韩廷，他日并吞半岛之根基，至是始肇其绪。然韩廷之衰微，达于极点，朋党轧轹相继，对韩经营之困难，实在于此。日本前此已费多数之代价，以买得其经验，俄国不鉴其前车，竟使日本视俄国为不共戴天之仇，而俄国犹悍然不顾，惟以操纵朋党为得计。幸此时山东教案发生，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至是始乃获得素所希望之不冻港之机会。（中略）其后俄国遂占领旅顺，对于朝鲜半岛，不啻暂时抛弃，日俄间所积恶感，因是亦渐消。至最近两帝国间，复订条约，于解决一切困难问题，尤为有力。惟两帝国国民之感情，殊相背驰。晚近以来，两帝国更扩张军备，不遗余力，以防他日不可避之事变。盖条约之力，虽可以决困难问题，惟此背驰之感情，欲融和而调剂之，恐非期年三月间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