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后汉人之位置
发乱既平，大势悉归于汉人，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尚不自觉，宁得谓之智者？彼等被妒嫉、被中伤之事实，前已述其梗概。其中负中兴重望之曾国藩，暮年据两江总督之重地，亦专以避嫌疑为计，曾无建中兴大业之雄图。据吾人所闻，曾于晚年，托于道家之卑弱生涯，讲明哲保身之道，遇事谦逊，不敢断行其胸中之所学，亦可怜矣。次于曾者为左宗棠，伊犁事件，曾建赫赫之功，然所谓同治中兴，彼实一筹未展。次于左者为李鸿章，李诚不如曾、骄不如左，而二人既死，中兴之元勋惟李一人，又承曾之后而为直隶总督，威望薰灼于中外，然中兴之业，殊不足观，亦彼一生之设施，不过继承曾、左而已。盖当时汉人对于北京朝廷，服从甚恭谨，不知汉人等何所惮忌，不肯取北京政府而代之以号令四方也。凡百改革之政，因此一事，遂不能见诸实行。日使伊藤博文评李鸿章在天津之位置曰：“李鸿章苟有异图，则北京咄嗟可办，而李竟不敢发，宁不令人诧异。”副岛种臣亦曾向李切言扑灭太平党之失计，无如李终不纳也，惜哉！
国防经营之寙败
同治中兴，满人曾无何等建白，而汉人之代表，如曾、左、李者，其设施犹有可观。彼等设施之先着，即经营国防是也。兹引东邦协会报告三十三号所载陂志特烈夫之著于下：
东邦协会，日本亚洲主义的标志性团体，1891年成立。发起人为小泽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诚等。机关刊物为《东邦协会报告》（后改名《东邦协会会报》）。
中国人对于欧罗巴人之大体关系，概言之，始而蔑视，继而嫌忌。自经鸦片战争，北京陷落，及东京战争之后，中国人始渐知欧罗巴之实力，故其待遇欧人亦稍善。当时中国人之意，以为中国男儿，蒙此耻辱，受此羁绊，怨恨实不忍言，故欲卧薪尝胆，以雪洗之；惟势无可乘，只有饮恨而已。顾志虑如此深远，虽一时屈服于欧人，断无终立于下风之理。故今则孜孜以谋改良进步，欲以争雄长于世界。盖上述之战争，不啻示中国人以剀切之实例。中国人设一旦对于欧罗巴人注意不怠，积久必为欧罗巴诸国之大患。现在中国之国势，虽逊于欧洲，然观其最要之首图，则在输入欧洲兵事上之进步于本国，考其进步，诚可惊叹。自一八七五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创设机器局八所：一天津，二上海，三广东，四兰州，五福州，六哈密，七吉林，八芜湖。此外小铳制造所，重要各府，莫不有之。（下略）
清国此时不仅陆军之设施也，又编制南、北两洋舰队，一八七五年以后，中国稍得挂于欧洲人眼角者实以此。惜此种经营，徒流于浮夸，遂不免为识者所嘲笑。一八八六年，上海机器局铸成四十普脱之安士特伦炮十二尊，九时口径之炮五十尊，而吉林之兵器局，一日能出弹药三万粒，进步之大，令人惊愕。惟于募兵之制度如何，军人之精神如何，兵粮如何，训练如何，凡此重要问题，悉不措意。约言之，只知扩张兵备，而内政不能同时整理，其成绩之不良，宜也，恶足以御外侮哉！
西太后画像
西太后之揽大权
同治帝殂落，皇后殉帝，其事前已言之。或曰皇后之殉死时，已有孕云，然同治帝无嗣子，已成事实。故东西两太后（尤以西太后为主），乃以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之第二子载湉，为咸丰帝之承继子，以嗣大统，此一八七五年一月事也。清朝一代，皇帝之无子者，以同治帝为始。承继子又出于一时之不得已，故载湉入嗣，以次第而论，恐不得为公平之处置。其第一理由，则违背乾隆朝所定之皇室典范是也。何则？同治帝讳载淳，则次帝不当求之“载”字之辈行，而当求之“溥”字之辈行也。其第二理由，则为同治帝之次帝者，自当继承同治帝，而西太后则推载湉为其夫咸丰帝之继承者，是实出于爱憎之私而不顾体统者也。盖同治帝虽为太后之实子，但不为太后所悦，大婚之后，母子间尤分离如鸿沟，西太后以帝为不孝之子，故不愿其有后耳。进而言之，太后欲巩固自己之位置，故求之妹父醇亲王家，而可以应选之稚儿，适有载字辈者，遂以为咸丰帝之承继子耳。光绪五年，死谏之吴可读之遗疏有曰：“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立子，而不为大行皇帝（穆宗）立嗣，既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之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而受之文宗者，而非受之于大行皇帝，然则将来大统之归于承继子，自不待言。臣以为不然，今日虽无异议，百将来之纷纭难测。”是言也，实弹劾皇太后之擅行继承也。此其弊至一八九八年之政变，而事实乃不可掩矣。一八八七年，光绪帝年龄已达十六岁，西太后之撤帘，要亦一时之休息耳，其擅揽大权之志，仍未戢也。
吴可渎（1812～1879），清代大臣。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吏部主事等职。1879年以死谏慈禧为太皇太后而废垂帘听政殉国。著有《携雪堂诗文集》。
下关条约之缔结
清国对于朝鲜半岛，励行其属邦主义。一八九三年至九四年，以镇抚朝鲜内地之东学党为名，李鸿章出兵于朝鲜，冀欲实现其属邦主义。然以有《天津条约》之故，乃知照日本曰：“中国之属邦朝鲜有内乱，朝鲜政府之力，不能镇压。今应其请求，发兵剿之，此保护属邦之旧例也。”日本以此知照为不满足，复答曰：“贵国出兵朝鲜，已知悉矣。以朝鲜为属邦，敝国所不能承认也。”于是日本以保护居留之官民为名，派遣混成旅团，自仁川进至京城。清兵屯于牙山，日兵屯于京城，形势甚急，东学党为之解散，而兵祸仍不弭。七月二十五日，日兵受韩国政府之请托，破清兵于牙山，同时清海军炮击日本军舰于丰岛冲。日本宣布开战，其诏敕曰：
日版《中日丰岛海战》绘卷
丰岛海战，1894 年7月25日清晨，在朝鲜丰岛海面发生的一次日本与清朝之间的海战。日本首先挑起战役，因此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
我国启诱朝鲜，使之为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阴干涉其内政，适有内乱，便以救拯属邦为言，出兵朝鲜。即依朕明治十五年之条约，出兵备变，更欲免朝鲜永远之祸乱，保将来之治安，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先告清国以协同从事。清国托辞拒之，我于是劝朝鲜，革其秕政，内固治安之基，外全独立之权。朝鲜业已肯诺，而清国终百方妨碍之，托辞左右，借缓时机，以整水陆之兵备；一旦兵备告成，直以武力达其欲望，派遣大兵于韩土，击我军舰于韩海。可知清国之所图谋者，使朝鲜治安之责无所归。我国所欲提携朝鲜于独立国之地位，及表示此意思之条约，均付诸蒙晦之列，以损伤我国之权利及利益，而使东洋永久之平和，不能担保。熟察其所为，实不外欲牺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如此，朕虽始终愿以平和表示帝国之光荣，而要亦不得不宣战也。
日本乃水陆并进，陆军先破清国之大兵于平壤，进渡鸭绿江，取九连、凤凰诸城。一支队自大孤山上陆，陷金州、大连、旅顺，占领辽东半岛，其由山东之荣城湾上陆者，一举而占领威海卫。海军更拥护此等兵站线，即于海洋岛附近及刘公岛边，破灭北洋舰队。日军意气益壮，更欲进冲北京。此时清国气衰力尽，意欲媾和，由美国告知和意于日本，日本诺焉。然清国派遣之张阴桓、邵友濂两人，无全权大使之权能，故为日本所拒绝。清国不得已，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日本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两人为全权，会见于日本之下关，缔结和约。但此和约上日本所主张之割让辽东半岛一事，则以俄、德、法三国之干涉而放弃，仍还清国。日本于是屏除中国在朝鲜之势力，南割台湾，且开放清国内地之数港云。
张阴桓（1837～1900），今通称张荫桓，清代大臣、外交家。字樵野，广东南海人。历任按察使、户部左侍郎等职。1885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办理华工被害各案交涉事宜。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与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1897年又出使英、美、法、德、俄诸国。著有《三洲日记》。
邵友濂（？～1901），清代政治家、外交家。字筱春（一作小村），浙江余姚人。曾任台湾巡抚、总理衙门汉章京等职。1875年出使俄罗斯，在曾纪泽与俄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
睡狮之中国
因清日战役失败，李鸿章遂失势。一八九六年五月，李鸿章请至俄都，贺俄皇尼古拉二世之加冕，时年七十五。东方大伟人之名，久喧传于欧美，至是出聘欧洲，各国君相亦忘其为战败国之老宰相，所到之处，无不欢迎。归国之后，出为两广总督，而前此在直隶总督任上时之新式事业，亦从此而有退步之倾向。而欧洲人之观察中国，亦从此而洞见真相，盖前此欧洲人以中国为不可思议之国，或以为有何等实力，一八九五年与日本一战，以极大之国而败于至小之日本，于是共知中国国防之薄弱。即中国人亦方知前此李鸿章之练海军、兴洋务，未免虚夸。二十年前，曾纪泽曾对欧洲人曰：“中国一睡狮也。”至此而欧洲人乃始知睡狮之声价矣。
甲午海战图
德国之割据胶州湾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山东省兖州府，法国天主教会之德国教士二人，名曰希克司与齐克来者，为暴徒所毙。而其原因则山东巡抚李秉冲，转任至四川，其未出发以前，曾煽动暴徒故也。报至柏林，德帝大怒，十七日，先派军舰数艘，占领山东省东岸之胶州湾；同时派亨利亲王至北京，要求重大之赔偿。而北京德国公使之谈判，先是已开始，如李秉衡之免官，教堂之建筑费，山东铁道敷设权，矿山采掘权等，均在讨论之中。及亲王到北京，则提出租借胶州地九十九年之要求。清廷大为惊愕，虽咎其无理，而无实力与之争衡。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此条约遂由李鸿章、翁同龢与全权公使轰哈肯缔结之。前者清日战争时，清国依俄、德、法三国之力，而辽东半岛得不割让，当时张之洞曾言与其割地于日本，无宁割地于欧洲，至此日而其言验矣。
广学会之北京游说
李鸿章失势，汉人已不能握有力之政权。先是，同治十一年以降，由曾国藩、李鸿章之献策，派遣留学欧美学生数十人，归国之后，多在李之幕府，故得利用其地位，以尝试其革新之事业，今则各归乡里，而此文明之知识，遂向各地方而传播其革新之种子，遂激发而成一种之民论。约而言之，李之幕府，实一政府，凡百政治，皆发源于此间，彼一旦失势，于是由满洲朝廷直接与汉人开交涉，而大局一变。此时在上海之外人，乃对于民间风气之革新而乐为助力，其最著者则广学会也。
广学会者，一八八八年，在中国之英美宣教士及学士及领事等，集合而组织于上海者也。其中知名之士，以林乐知、丁韪良、慕维廉、艾约瑟、李佳白为最著。其目的在启发中国之文化，辅翊中国之自强。其最初之手段，在翻译新书，发行杂志，以力除中国人自骄自慢之风。如《泰西新史揽要》、《文学兴国策》、《治国要务》、《自西徂东》、《列国变通兴盛记》、《万国公报》等，皆有唤醒中国之价值，而林乐知所著之《中东战纪本末》尤有功，此则中国人所不得不感谢者也。广学会知中东战后，中国渐有觉悟，乃派李提摩太于北京，周旋于名公巨卿之间，讲善后之策。当时推李提摩太为官书局教习，李固辞，其言曰：“官书局教习之地位，虽亦属教导中国人士，然所成就，不过数十百人，其效甚寡。不如为广学会尽力，扩大其规模，以培养将来中华之人才，赞助智德之发达也。”而翰林院学士文廷式等所首倡之强学会，要亦受广学会之劝说而起。于是内之则工部尚书孙家鼐，外之则湖广总督张之洞，协力赞助。而上海支部之强学会会员，黄绍基、汪康年、屠守仁、黄遵宪、康有为、张謇、陈三立、岑春煊、陈宝琛等，皆有所尽力焉。
李提摩太（1845～1919），近代在中国办报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万国公报》主笔。在维新运动期间，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接触频繁，利用清政府赔款创办山西大学堂。著有《七国新学备要》、《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西铎》、《留华四十五年记》等书。
康有为像
强学会之发展
强学会稍稍发展，而广东、广西之人，又早组织桂学会，以康有为为领袖。康有为率其高弟梁启超等，往复上海、北京间，气势颇盛。桂学会虽为一八九五年所创立，然距此数年前，已讲究政治革新之事，一八八八年，曾上变法急务之奏。康有为乃乘此潮流而大逞其生平之怀抱，而在朝廷上保而助之者，则孙家鼐也。强学会在北京既渐盛，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以为开处士横议之风，光绪帝下旨审问，北京之强学会遂被封。然孙家鼐又向光绪帝力陈其善，而强学会之事业又扩张。上海分设之支局，一变而为《时务报》馆，梁启超为之主笔。时梁仅二十三岁，善属文，议论明鬯，故不一年而变法自强之思想，四方勃兴。学会遂一时流行，各地簇起：桂林有圣学会，长沙有湘学会，苏州有苏学会，北京有集学会、格致学会，陕西有陕西学会，武昌有质学会；其余算学会、农务会、天足会、不缠足会、禁烟会等次第起。是等诸会，虽曰组织有强弱，规模有大小，要皆各地有志之士发愤而成者也。于是一般之倾向，渐次蝉脱学会之性质，一变而成为政社矣。一八九八年三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一书，冀以调和激烈之思想，一时流传颇广云。
重要之著书
此时重要之著书，如康有为之《孔教论》，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当首屈一指。自曾国藩时代所创始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医学、法律各种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至此二书出而思想界一变。《天演论》发挥适种生存、弱肉强食之说，四方读书之子，争购此新著，却当一八九六年中东战争之后，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若以近代中国之革新，为起端于一八九五年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孔教论》之著者，即桂学会领袖之康有为。康之学术，渊源于广东南海之朱九江。朱九江者，南海之先辈也，以经世实用为本领，好研究历史制度。但九江专主程朱，间及陆王，而康则尊信公羊。康之公羊学说，实出于其师四川资州之廖平；廖平之学说，又出于湖南之王闿运。然自吾观之，康之尊信公羊，乃为其自己变法自强之张本，不过假此以立论耳。盖公羊学乃清末学界之最流行者，所谓登高一呼，则众山皆响也。康所著之《孔子改制考》，以为孔子之位置，等于王者，其所笔削之《春秋》，即孔子之宪法，其微言大义，散见于《公羊传》、《穀梁传》、《春秋繁露》各书，并谓中国亦当如西洋之以耶稣降生为纪元，而用孔子降生为纪元。康有为者，殆隐然孔教之马丁·路德其人也。其论著又得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之，风靡一世。然反对者之论，亦随之而起。
严复译作《天演论》书影
保国会之组织
新学研究，与变法自强，二者并为一谈，各地各学会，皆以此为宗旨，其气焰蓬蓬勃勃，有一日千里之势。而湖南本为最顽固之地，昔同治时，曾国荃坐汽船回乡，为乡里所痛骂，而此日之湖南，则为新学最盛之地，南学会、湘学会勃然而起，非但开港场邻近之地方为然也。而中央之北京，亦当张之洞著《劝学篇》之时，康、梁诸人更组织保国会。保国会之章程，则曰因国地日蹙，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欲振救之，故遵光绪帝二十一年闰五月之上谕，以保全此三者为目的。其宣言书之主要，曰保国家之政权及土地，曰保民种民族之自主自立，曰保孔教之不失，曰讲内治革新变法之宜，曰讲外交之原因结果，曰仰体朝旨以讲经济之学而助有司之治。于四月十七日，北京城南之粤东会馆，开第一回大会，席上有康有为之演说。越数日，开第二回大会于松筠庵。当其时，北京为会试之期，各省应试上京之举人，其数八千有余，然第一回之来会者，仅百二十七名，第二回之来会者，不过十二名。彼等会试之举人，果何故而不敢入保国会乎？无亦不信任康梁之徒乎？然年少气锐之光绪帝，则于此年六月引见康梁，听其言论焉。但有一事不可不注意者，则该会之所谓保国保种，一经推究，渐觉汉人之所谓保种者，其所拥戴之满洲朝廷，实不同种，殊与保国之说相矛盾，此亦其破绽也。
三合会及哥老会
太平党占领南京之时，三合会之别动队匕首党，占据上海，以太平党不与之联络，忽被驱逐，其事已记之于前。自此之后，彼等向福建、广东，稍有活动，然大多数则去母国而至海外。其中势力最著者，则为海峡殖民地，其地之各头目，抗政厅之压迫，互相庇保罪犯，互相扶助贫病及死生。总而言之，三合会者，以反清复明为目的者也，中国移民之发展，即彼等会员之发展也。于是三合会之势力，自菲列宾而暹罗、印度、澳洲、太平洋沿岸，无不发展。一九○○年，其头目郑某，与兴中会之首领相约，于广东之惠州实行革命，于是始为世人所注意。然三合会向海外而发展，而哥老会则向扬子江流域而发展。哥老会亦称哥弟会，其成立在乾隆年间，同治初年，曾国藩兄弟撤湘勇之时，其久在行间之兵士，不愿为卖剑买牛之生涯，而转投入哥老会者亦不少。一八八一年，彼等之一派，有在扬子江下流者，与镇江之税关吏梅森相结，托其向外国购买武器，而梅森更推荐六名之外人，为之参赞密谋。由香港购得多数之武器，方输送至镇江，不幸事机败露，哥老会之首领，被缚者甚多。哥老会原皆不逞之徒，初不必有一定之目的，特至清末，则与革命党相结交，于是又带有革命之色彩矣。
菲列宾，今通译菲律宾。
兴中会之组织
广东更有可注意之事，则兴中会之首领孙文是也。孙文，香山人，早年入香港之博济医院，从英人康德利学医，业成之后，开医院于澳门，施医于贫民，颇得士民之信用，而葡萄牙医生忌之，澳门政厅乃发布法令，凡无欧洲修学之文凭者，不得在澳门行医。先是孙文本纠合同志，鼓吹革命主义，至是乃慨然抛医业，归广东，与陆皓东、杨飞鸿等创立兴中会，时一八九三年也。彼大致与三合会联络，中东战役起，乘机密购武器弹药，募兵于汕头、西河、香港三处。既而中国战败，李鸿章至日本议和，孙文欲一举而夺广东省城，不幸于举事之前夜，阴谋败露，同志数人俱就擒。孙文独逃入澳门，更自香港至日本之横滨，断发变服，经布哇，航美国，转至伦敦。某日，孙文在街上散步，忽遇一中国人，问曰：“足下非中国人乎？”孙答曰：“然。我广东人也。”其人曰：“我亦广东人也，盍过我寓所一谈乎？”及至则一大厦，是即清国公使馆也，其人即侦探也，孙文于是被囚。时孙之旧师康德利归伦敦，闻之极力营救，此事遂成清英外交问题。英首相沙士勃雷与清国公使交涉，卒放宥之。而孙逸仙之名大著，爰乃去英国，再至日本。
康德利（1851～1926），今通译康德黎，英国外科名医，曾为孙中山的老师兼朋友。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清使馆绑架，康德黎全力营救，使其脱险。
布哇，今通译檀香山。
沙士勃雷，今通译沙士伯雷。
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成立
光绪帝朝服像
开国进取之上谕
光绪帝见国运之日否，社稷之日危，欲乾纲独运，以一追康熙、乾隆盛时之景运，而激烈派之言论，至诋之为痴儿。是实不然，帝目击中东战后之失败，胶州湾之割让，忧心不能自禁，一八九八年六月，发上谕，明示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以开国进取之大方针。其谕文如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之讲究时务者，多主变法自强。近来屡降诏书，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新设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而后施行。然我国风气尚未大开，国中之议论尚未统一，或托老成忧国之言，以旧章为必应墨守，以新法为必当屏斥，众喙喋喋，往往虚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兵则不练，财则有限，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隔如此，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哉？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之积习，毫无裨益，反有大害。抑以中国之大经大法论之，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兹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下，至于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道义之学，植其根本。又须择西洋学科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阔之弊，尚其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袭其皮毛，勿竞腾其口舌。总之化无用为有用，以造成通经济变兼备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首之倡，尤应首先革新，以为标准。
发此上谕后，即召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诸人。康有为见帝时，具陈改革之意见，奏对大为称旨，以特旨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康专为帝主持译述欧、美、日本书籍，或编辑等之事务。旋即下上谕，废八股。总之康有为所以动光绪帝者，在其第五回之上书，大意如下：
在今日列强角逐竞争之中，图中国保全自存之策，无他，惟在变法自强耳。抑此事自中东战后，谈时务者异口同声，倡之既久，然徒腾诸口舌，终未见诸实事。日言变法，日谈自强，而其法未曾变，其弱日益甚者，何也？君臣隔绝，互不相通；在朝大臣，皆咸丰、同治以前之旧学，狃其旧说，为耳目所蔽，以自苟安，故闻用新法者，则瞋目而斥之，有谈变政变法以自强者，则掩耳而避之；公卿士庶，偷生苟活，以待欧洲列强之奴隶。——此近数年中国之实况也。中国衰弱，如此其极，然尚有三策：
第一策（上） 取法俄日两国，以定国是。
第二策（中） 大集群才，谋变政改革之事。
第三策（下） 听任地方督抚，各省各自谋革新。
第一策即发愤而法彼得大帝，行非常之大革新；且学明治维新之规画，以改革国政也。且曰：“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自强；能行其中，犹可以转弱而为强；仅行下策，亦不至于即亡。惟皇上择而行之。”
而康有为谒见之际，所开陈之要领如左，
其一 统筹全局以图变法。
其二 皇帝亲御乾清门，集群臣，大誓众庶，以示断行新政之决心。
其三 仿日本之例，开制度局于宫廷内，选天下之通才而任用之，任以全局规画之事。
光绪帝之幽囚
革新之声，国内弥漫，同时守旧派之反对的激烈运动，亦随之而起。皇帝见康有为时，有言曰：“我不忍为亡国之君，若不与我以大权，我宁逊位。”则可知光绪帝之热心改革矣。然而帝之亲政，已十余年，而尚云大权不在握，则岂非可怪之事欤？无他，退政而居于颐和园之西太后，抱其无穷之欲望，今不异昔，尚思再为翊坤宫里之人，虽梦寐亦不忘也。光绪帝政治上之位置，不过一傀儡，康有为诸人，对此傀儡而要求以种种之难问题，此其所以偾也。此年九月，光绪帝携改革意见书，亲见太后于颐和园，欲得其许可。太后勃然震怒，以帝为躁急轻佻，紊乱祖法，面叱其误谬。帝大惧，退还宫，忧愤之余，终夜不寐，急召杨锐亲授衣带密诏于康有为等，命其救驾。事为太后所知，九月二十日，太后召见帝于颐和园，即监禁之，后幽之于北海之瀛台。西太后又垂帘听政，而革新党之一派逮捕处死，罗织不少；康梁等数人走日本，得不死。谭嗣同就戮时，慨然曰：“中国数千年，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清自嗣同始。”
翊坤宫，紫禁城内廷西六宫之一，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建成。始称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清沿用明朝旧称。
瀛台宫殿内景
革新顿挫之原因
于是守旧党得意时代又至矣。此次革新派之失败，实由不识北京政局之情形，而其意见又不为一般识者所欢迎。试举一例，康梁革新之第一手段，即为废止八股，此急遽之措置，适足召全国士子嗟怨之声。其他如一般文教之刷新，吏治之清肃，新闻言论之洞开，译书局之保护，淫祀之破毁，冗官之淘汰，固无一而非善政。然枝枝节节，于统筹大局之事，既无何等之设施，亦不表示其意见，西太后之所谓“躁急轻佻”者，或亦不免也。当时日本人之议论，曾评彼等之设施，谓“俨如学校内讲堂上一场之演讲而已”。而当时朝廷之多数大臣，或冷眼以观之，或借端以阻挠之，或与委蛇以搪塞之；至于各省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更无论矣。当时以朝廷之实权，不在宫廷而在颐和园，帝之上谕，虽如何之雷历风行，彼等直视之若无睹耳。而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尤多反对，御史文悌曾上疏弹劾，以为学术之诡谲，至不足信。其实清末之思想界上，公羊学已达于绝巅之地位，不如别求生面，以厌天下学者之心，则康有为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且其保国会之宗旨，虽有“保教”之语，然所保者乃孔教，而道、佛两教，则弃之如遗，是亦思虑之不齐也。虽然，自是以后，满洲朝廷，前歌后舞，以为守旧派之胜利，充其极端，此北京拳祸之所由起也。且守旧胜利之意见，亦不过北京一带之地方则然，而南方所播种之革新分子，则潜滋暗长，且因康梁蹉跌之故，或转而与革命党通声息，此革命之所以告成功，而清之所以退位也。
《孔子改制考》，近代思想家、改良派代表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著作，宣传变法“改制考”的思想。
对于革新诸派之评论
一八九五年以降，各地簇出之学会，既渐次带有政社之色彩，而其怀抱则自分两派。一派即依康有为之政见，以保国、保教、保种为标榜，其实并不欲保存爱亲觉罗氏之社稷，以实际而论，宁取明末清初时代黄宗羲之学说，以润饰其政见之根本主义，此其大较也。其一派即张之洞之革新策也。张之《劝学篇》一书，因身居督抚之地位，其议论自不得不辅翊朝家，故要求国民之同心，鼓吹忠君之精神。《劝学篇》中薄赋、宽民、救灾、惠工等十五节，皆演述清朝历代卓越之仁政，斯生育于其惠政之下之人民，安得不以忠爱之心，致之于其君上乎？此又一派也。其实自嘉庆朝以来，恶政累累，人民亦未必以张之洞之言为然。即彼康有为，挟其保国保种之政见，思利用满洲政府而卒至失败者，其事亦人人之所共见也。《劝学篇》出版后，广东之何启、胡礼垣两人，共著《辨惑》一篇，以为张之志固足嘉，而张之识见则大谬，此书不废，将与十年前曾纪泽之“中国先睡后醒论”，同为误人。何、胡二人之意，以为与其言中国革新，不如言国民革新，决不能以革新之事，而仅恃一微弱之朝廷也。二人尚有《新政始基》、《新政论议》等卓越之著作。先是，张之洞屡次保举之于北京朝廷，均以年老不仕为言，则其操守之坚卓，又有可以共信者矣。
《劝学篇》，清末重臣张之洞撰，其基本思想为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然后再以西学中有用的东西补中学之不足。
戍戌六君子图
义和团之猖獗
河南、山东交界之地，有一种结会，称曰义和拳，其起原盖在嘉庆初。是等之人，习拳法，修道术，其体有神灵附之，云能避洋人弹丸。一八九九年以降，彼等见中国人民，排外热极其剧烈，乃以扶清灭洋为标榜。其首领姓张。及一九○○年，一月，英国宣教师于山东旅行中，为义和团所杀害，于是祸乱告始。教民之被杀害者，日见其多，清国政府受外国公使之要求责备，或撤换地方官，或发兵镇抚，皆无效，而其势益增盛，直蔓延于直隶省。四月，又发上谕，严禁人民之入义和团，仍无效。团匪乃于保定府之三村，大行掠虐，杀天主教徒六十一名，且毁英国教堂；而云南之英法宣教师，亦有危险之报告至。最早知其形势之将大发展者，为法国公使。法国公使曾于各国公使会议时，报告大乱之将起，北京外国人身命之可危。意国公使以为然，俄国公使则不之信，而德国公使则言清国之国家已将瓦解，决不能信赖清国政府而望其平定匪乱。此等协议之结果，乃由英国公使马克拿特面谒庆亲王，然满廷惶惑，不知所为。此月二十八日，各国公使，限定一国三十名，因使三百十七名之水兵入京以为防卫。六月之初，北京静谧，一时破坏之铁道亦复旧，避难于公使馆内之各国宣教师及家族亦归家；然所谓团匪者，亦终不弹压。
马克拿特，今通译克劳德·麦当劳。
义和团团民
端王之用事
咸丰帝之次子，有曰端郡王载漪者，庇护义和团，形势益恶，然此其间有宜特别注意之事在焉。端王于皇位继承上，久抱不平，彼为光绪帝父醇亲王之长兄，顺序则已当先承大统，否则亦当以己之子上继帝位，西太后乃以妹父之子为承继，此端王所嗟怨者也。及义和团大起，彼乃思援之以攫权势，西太后亦即以端王之子溥儁，立为光绪帝之大阿哥（皇储之意），而端王乃居总理衙门之首班。六月一日，义和团于北京西南四十英里地之拱长，扑杀英国宣教师数名。二日，欧洲人三十三名，将由保定逃天津，途中为团匪所袭击，幸自天津赴援之可萨克兵一团，相遇激战，乃退去。此为义和团与外国兵最初之冲突，由是义和团凶焰日张，断电线，毁铁桥。九日，西太后乃决用甘肃总兵董福祥，以实行攘夷。
清廷要求各国公使之退京
西太后既主张攘夷，则团匪之猖獗，如火燎原，不可向迩也，亦何足怪？！不论为官，不论为民，凡居于北京者，无不为团匪所感染。团匪之所忌斥者，不特洋人、洋教已也，凡有涉乎洋者，即日用杂货之末，无不受彼等之排击。以吾人所目见者而论，尝在紫竹林地方，见一中国人，曾戴外国制之眼镜，忽来义和团之一兵卒，突然以剑打落其眼镜，则其如醉如狂之态度，亦可想见矣。六月十日，由英国公使之电招，而提督西毛亚，率英、美、奥、意及日本之联合兵约七百余人，出发天津；总理衙门以无庸进兵为辞，劝各公使退兵，各公使不允。是日也，西山之英公使别庄被烧，日本公使之书记生杉山，被董福祥之兵所杀。十四日，西毛亚所统率之联合兵，行至天津与北京之中途朗坊地方，不得前进。清国政府决议派官兵拒联军，而公使馆之哨兵，亦屡被袭击。越四日，总理衙门派二三大臣至英公使馆，诘问联军攻拔大沽炮台之无理，且曰：“吾人接得此报，大为惊异。我清国与各国之间，素来亲交，曾无间断。今各国突然有如此之行为，是故意破坏平和，而表示其有对敌行为之意也。今京都之内，义和团之势正盛，人民亦甚为激昂，诸君及家族及随员等均在此，公使馆倘有危险，清国政府殊难与以有效之保证。故总理衙门，要求诸君于二十四时间，率公使馆护卫兵出发。为保意外之事，尤望诸君对于该卫兵，为适当之监督，安然而至天津。”当是时，二十日午前，各公使尚未接到大沽陷落之报，尚欲以二十四时间退去，时候过速，提出抗议。德国公使开脱尔男爵正欲前往谈判，讵于途中为团匪所戕杀，清国政府乃决意攻击公使馆。午后四时，铳火开始，尔后凡有八周间之攻围云。
西毛亚，今通译瓦德西。
朗坊，今廊坊。
开脱尔，今通译克林德。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西太后之蒙尘
七月二日，总税务司赫德，以密使报告曰：“外国人被围于英使馆，事情绝望万急。”然列国之救援军，尚迟迟不到者，何哉？则以彼等之主张，宁牺牲京津间被围之少数同胞，而借此以逞其国家的野心也。八月十五日，联军苦战之后，入北京，救出公使馆之难民。西太后与光绪帝，出北京，至山西之太原；十月，至西安。仓皇遁走，自招之祸，备尝艰苦，宁不可怜？胡延所著之《长安宫词》，其记事如下：
京师七月之变，两圣乘车至沙河，岑春煊以师迎之，随扈而西。有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臂力过人，步行扈驾，不离跬步，溃兵乱民，有来犯者，辄手刃之，日亘杀数十人。在长安行宫，为余言曰：“圣驾出居庸关时，匪党四出，枪弹如雨，两圣共乘一车，皇上坐车内，慈圣坐辕上以蔽焉。皇上固请易位，泰清亦跪而请之，慈圣泫然曰：‘皇帝关系重大，何可临锋镝耶？予老矣，无忍也！’鸣呼！患难之际，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须髯奋张。延闻之，几痛哭失声也。
胡延（约1862～？），清代大臣、学者。字长木，号研孙，四川成都人。历官山西平遥及永济县知县、江苏江安粮储道等职。有《苾刍馆词》、《长安宫词》等。
岑春煊（1861～1933），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壮族。历任光禄寺少卿、大理寺正卿等职。著有《乐斋漫笔》，与崂山太清宫道长韩太初合编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云》。
胡延所记又云，近支王公之随扈者，惟贝子溥伦一人，两宫侍女不及十人。其给银则由粮台支给之，每日膳费不过三四十金。西安之百工皆劣，貂皮又远不能致，皇上冬日犹御绒檐之秋帽。岑春煊遍觅丰貂不得，仅得敝貂幕之。北京王大臣所贡献者，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献太后履袜数色。胡延尚记内监之话一段如下：
内监高四，年六十八，自言昔隶宫中乐部为生脚，旋改隶后宫给事，庚申之变，曾侍慈安皇太后幸热河，后复隶乾清宫。每夕挑灯至直庐，叩以旧事，颇能道始末。又自言历事三朝，两度播迁，衰病侵寻，思归至切。回忆五十年前，圆明园中，红氍毹上，绿鬓簪花，不知是真是梦。言次悽惋欲绝，无异上阳宫人，说天宝遗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