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之占领满洲
义和团事件，至一九○一年九月，渐见归结，然中国与各国之议定书，于俄国之满洲军事行动，未及防范，实大失策也。俄国之欲吞满洲，由来已久。中东战后，俄公使贾西尼曾说李鸿章，欲得该地之利权及铁道敷设之优先权，及缔结巴普洛夫条约，则租借旅顺、大连二港二十五年，又得筑东清铁道，连接至旅顺、大连等。及团匪事件起，俄国又置满洲于军事占领之下。其占领之理由，则以一九○○年七月清国官兵袭爱珲对岸之普拉哥西恩斯科，杀俄人数名，俄国直进兵，至八月，取营口，即于其地之道台衙门揭俄国国旗焉。俄国之本意，实欲越巴普洛夫条约范围之外，而占领东三省一带。日本公使，曾欲将此问题，纳入媾和事件中，不幸而其事不成，殊为遗憾。而俄国之巧妙外交政策，则对于公使馆袭击之事，轻其条件，以见好于清廷；而独于普拉哥西恩斯科事件，则单独对于清国，为立于交战者之地位，以实行其满洲之占领。
日俄战争及影响
北京媾和谈判，尚未订结，而中俄密约，已暗中进行，是亦列国之不注意也。密约之内容，果属如何之分量，虽一时不可得而知，然俄国以满洲之撤兵为名，而欲将其权利扩充于满洲或蒙古全地，则亦无容疑者也。密约屡屡撤回，屡屡提议。李鸿章又力欲恢复其过去之失败，及将约款上奏，不蒙谕旨之允可，于是忧劳万状，其结果遂于北京贤良寺之寓所，咯血而薨逝，时一九○一年十月也。李鸿章既薨逝，密约破弃之训电，自行在而下。虽然，俄国岂以清廷恫愒之虚声而遂撤兵哉！东清铁道，于翌年忽已全部竣工，军队之输送，愈益容易。俄国之野心，渐次蔓延于鸭绿江各地，且将进而夺朝鲜半岛。于是进逼中国之外，一面又进逼日本，日俄交恶。一九○四年至次年，日俄国遂交战，日本战胜，满洲问题解决。清廷于此时，亦并无何等之策划，唯唯诺诺，一任诸人；惟有一事可言者，则以日本之小国而能战胜大国，一般以为立宪之效果，而清国立宪问题起矣。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现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寺庙建筑已基本不存在。明朝时为诸王府，清初为康熙帝之子怡亲王允祥府邸。怡亲王死后，改建为佛寺。旧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乾隆十二年（1747），迁建于今所。
仅存的贤良寺东塔院
蒙古问题之发生
俄国于满洲方面，既被抑制，而其对于清国之压力，乃折而入于西北，于是内外蒙古，又起矣。先是清国政府，以蒙古积弱之余，不足为边防，故改其从来使汉人与蒙古隔绝之策划，而专使汉人选蒙古之沃地，从事于移住及开垦；其理由则以为于蒙古王公之债务偿还，极有便宜也。政府又设垦务局、办荒局等之诸机关，奖励实边政策，其效果则内蒙古先见，于时乃展开直隶及东三省之行政区域于北方。据吾人之批评，虽不必以此政策，为政府之善于设施，然清末之实边问题，断为汉人显著之发展，似不谬也。一九○六年，岑春煊等上奏，谓“热河、察哈尔、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阿尔泰、西藏各地，可设与内地相同之行省；各地之将军大臣，改称巡抚，加陆军部侍郎衔，防备边疆，一举两得”云云。政府从其言，豫备整理，增设府县。一九○七年，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巡视蒙古，其如何之报告及解释，虽不得而闻知，然清末之筹蒙事业，于此得一进步，可度而知耳。抑此时蒙古王公中，如喀喇沁王者，虽云赞成开放，然汉人入居地，形格势禁，为蒙古人之所不便，或亦不免反对。俄人静待时机，思有以离间而利用之，亦兼以欧洲问题繁多，姑缓其压迫蒙古之手段，及一九一二年，乘中国革命内地混乱之机会，乃又与库伦格根之政府，施其得意之活动矣。
考察宪政大臣之派遣
“宪法发布”、“国会开设”等语，直如一种之福音，为全国上下所欢迎。阻挠新政之西太后，知大势所迫，无可如何。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端方五人为考察政治大臣，出游日、英、美、法、德、奥、意、俄、比九国，考察其政治。五大臣将出发，于北京之停车场，革命党有投炸弹者，载泽、绍英二人伤焉，出洋考察之举，一时中止。后以端方之上奏，乃以李盛铎、尚其亨二人代徐、绍二人。而五大臣出发，先至日本，即送书于北京朝廷，甚称扬日本之立宪政治，以为日本所行之宪法，乃参考欧洲之宪政，几经切磋，而后有如此之完全致密，暗寓中国立宪不可不学日本之意；又盛称日本之义务教育，谓为日本所以强盛之原因。而同时又有清国驻在外国之各公使，联名上奏，谓立宪乃君主与人民共利之事；且又论地方自治之必要，集会、言论、出版之不可不自由；最后又述海外各国之大势，与清国危险之理由，当此之时，求宗社之安全，与国祚之无穷，非立宪不可。此一九○六年四月事也。及至七八月之交，出洋考察之大臣，先后归国，端方以为宜效日本维新之例，先宣布六条之誓文；载泽则以为欲防革命之危机，舍立宪无他道，而满人之对于立宪，恐有不利而抱杞忧者，实为陋劣之极云云。于是清廷之意遂动。
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
立宪预备之上谕
以上之报告，颇制胜于御前会议。一九○六年九月，遂发表立宪豫备之上谕。此谕文关系至大，录如下：
我朝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因时损益，无不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之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则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谓国势之不振，实因上下相朦，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因共遵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是以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所以有由来也。时至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之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耳。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自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绅民明晰国政，以豫备立宪之基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以力求立宪之成效。待数年之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之成法，妥议立宪实行之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与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备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书影
政府乃公布新官制，翌年又派达寿、于式枚、汪大燮于日、英、德三国，以考察宪政。开设资政院，以为中央议会之基础；开设咨议局，以为地方议会之基础。宪法之豫备，已略略完成矣。
宪法大纲之发布
然民间颇切望国会开设之日期。西太后之胸中，终不释然，以为立宪者，要不过汉人政治之谓耳，要不过满洲朝廷之灭亡耳。会达寿自日本归，极力解释，始于一九○八年八月，发布立宪之谕文。而宪法大纲，亦同时发布如下：
宪法之大纲
（细目由宪法起草之际定之）
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议院协赞立法，政府辅弼行政，法院遵守司法。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之宪法，以期遵奉于永远，不许逾越。
君上之大权
一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遵戴。
一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一 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之议决，而未奉诏令、未曾批准颁布者，不得施行。）
一 议院召集、开闭、延期及解散之权。（解散之时，即由国民再选举新议员。被解散之旧议员，与一般之臣民无异，若有抗违之时，量其情状，以相当之法律处罚。）
一 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官之权。（用人之权，君上握之，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一 统率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之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之。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一 宣战媾和，订立条约，派遣使臣，及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君上亲裁之，不俟议院之议决。）
一 宣告戒严之权。（紧急之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 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典自君上出之，非臣下所得擅专。）
一 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权君上操之，审判官本由君上之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钦定法律为准则，以免纷歧也。）
一 发命令及使发命之权。（但既定之法律，非经议院之协赞及钦定，则不得以命令改废之。法律为实行君上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一 议院闭会中，有紧急事件时，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措置必要之财用；但于次年度之会期，须经议院之协议。
一 皇室经费君上判定常额，由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一 皇室之大典，督率皇族及特命大臣议定之，议院不得干涉。
臣民之权利义务
一 臣民中合法律命令所定之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一 臣民非据法律，不得逮捕、监禁、处罚。
一 臣民得请司法官，审判其呈诉案件。
一 臣民专于法律所定之审判衙门为限，而受审判。
一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得侵扰。
一 臣民据法律之所定，有纳税兵役之义务。
一 臣民现纳之赋税，不以新定之法律变更时，悉照从前之数纳付。
一 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逐年设备事业，应俟办理完竣，由此年起算，至九年之后，开设议院。然而狂热之民论，果以如此之犹豫期间为满足耶？又万世一系云云者，果又为民论之所许耶？越二月，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殂落，乃以帝弟醇亲王之长子溥仪，为同治帝之承继子而即位，时年六岁，明年改元宣统焉。
袁世凯之放逐
光绪帝之死，在西太后前一日，其时民间不无揣测之辞。然光绪帝之赋禀，颇不强健，实一虚弱之质。一八九八年政变以来，虽曰在位，不过废帝而已。帝有宠姬曰珍妃，帝奉太后奔西安时，妃不得从行，投井而死。或曰妃之投井，宦官崔某、王某实下石焉，帝虽知之，而不能置之于法。及帝病，二人侍左右，帝欲去二人，太后问故，则俯首良久曰：“我见此人，便尔作恶。”帝自政变后，或居于颐和园之玉润堂，或居于宫城海子之瀛台。瀛台四面皆水，设浮桥，帝行过后，即撤去以为常。帝常独居，自珍妃之亡，始无家室之乐。宦官待帝甚薄，据传说，帝在宫中，欲设电灯而不能得，欲设电话而不能得，窗帘累岁不换，帘之下端，已如犬牙之交错，内务府大臣，方注全力于太后，熟视之而若无睹。帝实凄凉而过此三十四年之生涯耳，不亦可怜也哉！又或曰，帝死后，张之洞拟谥号曰景，拟庙号曰德宗。侍郎宝熙欲以孝宗为庙号，张曰不然，此中自有难言之隐在也，遂不从。闻帝在颐和园时，尝望见明景泰帝之陵，问左右，左右答曰：“景泰也。”帝即命南书房之翰林，进景泰事略。帝览毕，凄然久之，曰：“我即异日之景泰也。”因命内监修景泰陵，曰：“勿为皇太后所知，若知之，则可托言汝辈之作功德也。”而德宗死时，有最大之一事，则摄政之醇亲王，于宣统帝即位之初，免去军机大臣袁世凯是也。袁既被逐，乃出都门，归隐于其乡里。据当时传闻，则摄政王欲置之于死云。
景泰帝（1428-1457），即明代宗朱祁钰，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明英宗朱祁镇弟。明英宗被瓦剌兵俘去之后继位，在位八年，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
袁世凯罢官后寓居的河南彰德别墅养寿园
财政之窘迫
衰亡期之初期，即道光、咸丰两朝混乱之财政，吾人以不得详语之机会为憾。同治末至光绪初，疮痍渐愈，而财政又不得骤然膨胀，然每年尚有些少之余裕，得设七八百万两至一千三百万两之预备金。中东战争（一八九五年）之前三年，上海英总领事都米生之报告，谓平均岁入合计八千八百九十七万九千两，岁出八千八百七十九万七千两。中东战后至团匪事变，约六年间，前二年因赔偿日本兵费，更负二亿五千万两之义务，后四年则因外国要求铁道敷设、土地租借、矿山开掘等之权利，且创立学校，兴练新军，增设电信铁道，内外之经费，甚为膨胀，故财政顿告穷乏，支出常超过于收入，不得不募集内外债以拾补其缺漏。然户部亦不将年年收支之状况，布告国内，计前后六年间，曾有一回布告，而谬误亦不少。兹据帕嘉氏搜罗各种报告之结果，岁出入合计一亿零一百五十六万七千两之谱。自拳匪乱后至光绪三十二年六个年间，国内虽疲弊，而经费颇膨胀，财政之困难远过于前期。因拳匪之乱，而北清国一带邑里之萧条，固不俟论；而列国又要求四亿五千万两之赔偿金，自一九○一年起至一九四○年止之四十年间，每年须解本利一千九百万两至三千三百万两之巨额。先是政府以收支不抵之故，每年尚募集六七百万两之公债或义捐金，今则收入大减，支出大增，财务当局者，又大费踌躇，乃节减政费以期收入之增加，然支出之超过收入者，仍有一千二三百万两之数也。一九○一年三月，赫德所调制之岁计收支概算，凡岁入合计八千八百二十万两，岁支一亿零一百十二万两内外。尔后国家平和，虽无大事，国力似渐次恢复，特以政务扩大，而财政终不能顺调。或行加税，或创新税，尚告不足，乃至公许赌博，发行富签，搜括官吏中饱之陋规，策亦可谓穷矣。而支出之超过收入，年甚一年，每年终有三千余万两之缺额。光绪三十二年，中央改革官制，政府编制豫算以提出于议会，各省派监理官以清理财政。彼等清理各省财政二年，至宣统二年，始查出光绪三十四年之岁出入，以报告于中央政府。故政府于宣统三年所提出于资政院之豫算，原本于清理官之报告，颇为可信。该提出之原案，岁入二亿九千余万两，岁出三亿五千万两，岁入不足额五千四百万两云。
武汉之革命
西太后殂落之时，揣测者以为清朝最大之危机，而当时竟于全局毫无影响，世人皆自疑其揣测之差，然形势究因此变动，故摄政王遂有宣统五年开国会之公约，此则比之于前而又缩减三年矣。自古幼主，最为祸国。摄政王先配置宗室亲贵于要路，以强其威望，又欲掌中央集权之实力，与兵权之统一，然徒与革命党以口实，而革命之运动，又自此而发展。革命党自北京停车场抛掷炸弹以来，表面视之，似无踪跻，其实党员尚进行不已。摄政王府左右，屡埋炸弹，党员亦有被捕者。广东地方革命党又暗杀提督，袭击总督衙门，乃渐渐向长江地方发展，无端而于四川铁道国有之反对运动，遂为爆发之媒介。政府欲镇抚之，命端方带湖北兵一营，向四川进发，民论以为压迫，骚乱愈形激烈。先是，四川之人，未必有革命之思想；革命党从而煽动之，亦未必有效果。何则？四川人实共祀光绪帝之灵位，以为先帝若在，决无如此之暴政，此乃宣统三年六七月间之形势也。十月十日，湖北武昌之兵士，与总督、统制起冲突，潜伏于对岸之革命党员，即暗结此等不平之兵士，拥陆军协统黎元洪为叛兵首领，一举而占领武昌。黎元洪以革命宣言书，通告汉口列国之领事。而当湖北省城占领后，湖南之长沙，亦落于革命党之手；四川之暴徒，又相呼应。由是革命军之势，日盛一日，扬子江一带无论矣，自沿海地方诸省远至云南、贵州地方，无不起应。政府急召集资政院，筹议方法，其多数之主张，则曰须宗室亲贵不问政治，制定宪法须求人民协赞，须解党禁。然即依其所言，亦不足以挽革命之潮流。会滦州之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资政院相联络，为国政改革之提案，以威吓政府，政府益怖。
黎元洪像
退位之上谕
武昌兵变后不数日，即有袁世凯起用之议；而革命党亦早向袁说明，“如公倘起而用事，请为我等之首领。”袁世凯于今，已三年不鸣、三年不飞矣，彼曾装一著蓑苙钓寒江之老渔夫，为一摄影，以绍介于世上。彼又以别墅前某水之桥名，定名为《圭塘唱和诗》，以公之于世。养寿园中一诗人容庵者，即失势之袁世凯之真面目也。其诗有曰：“昨夜听春雨，披蓑踏翠苔。人来花已谢，借问为谁开？”袁之苦心不亦可见哉？当是时，袁先提出条件，要求北京朝廷之同意，十一月十三日，乃威仪堂堂而入京。袁既入京，于是摄政王退位——摄政王退位者，皇帝退位之前提也。北京朝廷，由袁世凯组织新内阁。此时官、革两军颇有冲突，卒由唐绍怡、伍廷芳之议和。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由皇太后下懿旨，有退位之谕文，爱亲觉罗氏二百九十六年之社稷遂亡。谕文分三项，兹录其第一项如左：
朕奉隆裕皇太后之懿旨：曩者民军起事，各省响应，国内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派委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公决政体之事。两月以来，尚无确实办法，南北犄角，互相支持，商贾失业，兵士露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生民一日不安。今全国人心，倾向共和，南部、中部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省，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朕又何忍因一人之利害，拂亿兆人民之希望乎？兹特外观大势，内审舆论，将皇帝统治权公之大众，定全国为共和立宪政体。近治内乱，远协古政，天下之公议也。袁世凯曩经资政院之选举，为总理大臣。方当新旧代谢之际，宜为南北统一之计，即以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以期人民之安堵，海内之泰平，即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保全领土，成一大中华民国。朕既退隐，悠游岁月，永受国民之优礼，亲见良政之恢兴，岂不懿与！
袁世凯于彰德垂钓像
据此谕文而观，则新创之中华民国，即所以承继清国，而临时共和政府，实由全权袁世凯组织者也。但吾人有宜注意者，此民国殆非革命党之实力所创造，而由宣统帝之意旨特许其承继者与。此虽不过形式上之事，然此解释不能不于将来有影响也。宣统帝既退位，离去政权，然尊号如故，民国待以各国君主之礼，其岁费由民国供给之，其资产则由民国保护之，皆有约，其文如下：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清帝退位诏书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