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我们总是凌晨五点就被叫起来，跟着本家外祖父去神宫参拜。我们摸黑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有时还会踩到路沿上结的霜柱。小河边还挂着一道道冰凌。
说是参拜神宫，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不过是去村里神社的正殿上作个揖。我强忍着睡意，在冷风中瑟缩着身子一步步往前挪，心里不停默念着：过年了，过年了……在去神宫的路上，不断有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因为太黑，也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听见人家问：——小少爷今年多大啦？
或是，
——小少爷，过年了，开心吧？
现在还不是恭贺新年的时候，因为天还未大亮，谁也不会把黎明前的神宫参拜算作正月里做的事。
回到家，吃了煮年糕，换上正月里出门见客的衣裳，做完这些，新的一年才算是真的开始了。
等太阳出来了，孩子们便都跑到大街上，个个都穿着出门见客的新和服，光鲜靓丽，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们一时间竟有些难为情，不敢靠近彼此。不过，谁家的孩子不盼着过年呢？眼下正月真的到了，盼了又盼、等了又等的正月终于姗姗而来，又有哪个孩子不欢欣鼓舞呢？
很快，聚集在街头巷尾的孩子们逐渐分成了两帮人。一帮人是上了小学的孩子，另一帮人是还未上学的更小的孩子。不过，不一会儿，上了小学的一帮人又会回到方才碰头的街口来。
正月里，日子与往常也没多大不一样，不过又是寒冷的一天。在北风呼啸的街头巷尾，孩子们被寒风吹了一整日。
平日里，我们追追打打、嘻嘻闹闹，没一刻能坐得住。可是这一天，因为穿了出门见客的新和服，反而被拘住了手脚。
孩子们只能怀着满心期许，在寒风中静静等待，坚信这一天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趣事发生。
可是，正月的第一天却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寒冷而静谧的傍晚如约而至。孩子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常言道：“正月乐三天”，这不还有两天嘛？我们安慰自己：接下来的两天，一定会有什么趣事发生的。
如今回想起儿时过的正月，只记得大伙儿守在街头的大风口喝西北风的傻样儿。一个个穿着光鲜的新和服，怀着莫名的期待，靠着一股子新鲜劲儿，在寒风中一吹就是一整天。
第二天，我们依旧会聚在街口，像木桩子似的杵上一整天，喝一肚子西北风。虽然冻得缩成了一团，心中的期待却并没被寒风吹散。并不是想再买个新玩意儿，也并不是想吃什么好吃的。只是固执地认为，正月就应该和平常的任何一天不一样。这可是正月啊！是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或者，至少应该是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所谓儿时过年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份莫名却执着的期待。大人们年下不用干活，整日猫在围炉边，甚至大白天就喝起了小酒。我们小孩子可没这些乐子，只有换上新和服，同时也换上一副好心情，怀着满心期待去街口吹一天冷风。现在的孩子，虽然生活环境大不相同了，可是迎接新年的心情应该没什么不同。同样充满了懵懂的期待，同样在这种期待的驱使下蠢蠢欲动。真想发自内心地对这些孩子们说一句：
——过年了！新年快乐！
原来，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是在一心一意、有声有色地度过属于他们的正月。
直到正月初二的午后，孩子们才终于恢复了孩子们该有的本来面貌。新和服穿着也不那么别扭了，虽说是正月里，也不能老这么安分守礼地待着。我们想骑竹马了，也想放风筝了，当然拍纸也是不能不玩的。
放风筝，我们总爱去田野里。地里的土都冻住了，我们在上面奔跑着，手里牵着的风筝起起落落，越飞越高。一不小心谁和谁的风筝线缠在了一起，总不免引起一场小小的战争。一转眼，原本光鲜亮丽的新和服早已沾满了尘土，罩衫的扣子也被扯得七零八落，正月的新装算是彻底玩完了。
在我关于儿时放风筝的记忆中，偏偏是自己的风筝怎么也放不上天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不管我怎么努力，风筝始终飞不上天。总是在半空中打几个转，就呼啦啦地直往下坠，一头栽进地里，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三四年前，我偶然忆起儿时放风筝时那种绝望而无助的心情，曾作过一首诗。诗里说：年幼的我一次又一次想放飞的，并不是风筝，而是“死”；而我一次又一次在空旷的田野上拾起的，也不是风筝，同样也是“死”。
我脑海中关于风筝的记忆竟悲惨至此，令我不禁吟出了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我的风筝就飞不起来呢？我在空旷的田野上玩命似的奔跑着，只为了手中那只注定飞不起来的风筝。那或许是我人生第一次体味到了绝望的滋味。
正月初三初四，我曾跟着阿叶姥姥去几户父亲那边的亲戚家串门，他们住在离我们稍远一点的地方。那也是上了小学之后的事了。这几家亲戚平日里与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阿叶姥姥不过是想让他们看看，你家交到我手上的孩子，如今长得壮实着呢！
各家亲戚都有自己的名号。比如，“西平的大房”便是指住在西平字的安腾家；“持越的磨坊”则是指住在持越字的一家姓“福井”的；而“门原的崖壁”则指的是住在门原字的石渡家。其他的亲戚家，也各有各的叫法。
因为我和阿叶姥姥常年住在土仓里，便总被人称作“土仓小少爷”和“土仓婆婆”。当然，这倒算不得什么名号。
西平、长野等几个较近的字走路就能去。可月濑、门原等较远的村落，就必须得坐马车了。无论去到哪家，父亲那边的亲戚们，尤其是几个伯母婶娘，总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话的口气也怪怪的，总像在冷嘲热讽。就连年幼的我也感觉得出来。
她们有的说：
——这都几岁了？怎么还是这么一副瘦巴巴的样子？还真是个“娇少爷”呢！不好好吃饭可不行啊！
还有的说：
——人都说“长子多败儿[36]”，我看你呀，还真是个败家少爷呢！
甚至还有人说：
——不在父母身边，少爷还真是有福气呢！长在爹妈身边的孩子，哪个的脸会皴成这般模样？
听了这些话，阿叶姥姥总是带着一肚子气回家。
不过，不管她们说了什么，对父亲老家的这些伯母婶娘以及她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却怎么也讨厌不起来。她们虽然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却个个都是热心肠，总能让我感到血浓于水的温暖的亲情。我们回家时，她们总会送出老远。过几天，还会专门派人送些土特产来土仓。
同样是血脉相连的至亲，男人们却一贯地不爱说话，不苟言笑，令人觉得不敢亲近。不过，这些男性亲戚也一样是热心肠，只是轻易察觉不到他们对你的关怀和疼爱。
——长大了，怕是和你爹一个样！
这样的话，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不知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刚说完这句，对方早已把脸转到另一边，嘴里也不知在念叨些什么。
正月里走亲戚，只有去父亲老家门原村的石渡家时，无论是我还是阿叶姥姥都高兴不起来。那是继承了祖业的我父亲的大哥家，在父亲一边的亲戚中最是不能不去的。话虽这么说，我们也不是年年都去。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只去过一次。除了正月之外，我还曾去他们家住过一晚。关于这件事，我在前面写洗澡的那一章里已经提到过，不过只剩下些许模糊而零碎的记忆而已。
——是时候去一趟门原了。
阿叶姥姥念叨了好几回之后，这才鼓足劲动身了。
阿叶姥姥带着我坐马车来到门原，把我送到石渡家之后便扭头回去了，说好第二天再来接我。
——就一晚，只需要忍受一晚。甭管有多难熬，过了这一晚，一觉醒来就能回土仓了。
阿叶姥姥是这么安抚我的。可是，我其实并不觉得有多难熬。当然是有些不自在，不过我也算是稀客，人家待我也算是热情周到。
大伯带着我翻过一座小山丘，去了吉奈公共浴场。一路上，大伯只顾埋头赶路，虽然偶尔停下来等我赶上他，却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只是默默地跟在大伯的后面。到了公共浴场，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
——洗身子。
——擦干净再出来。
顶多就是嘴里蹦出这么几个字。然而，和大伯的这次吉奈之行，其实是他特意为我精心安排的。
刚从吉奈回来，大伯母就笑着露出一口亮晶晶的大黑牙，说：
——可委屈我们小少爷了。也不知倒了什么霉，要跟这么个凶神恶煞的大伯伯去泡澡呢？对吧，小少爷？
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把我心里想的话全都说出来了。时不时地，她甚至还会说：
——只消忍耐一个晚上，明天就能回土仓了。
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从哪儿听来了阿叶姥姥说的话。
虽然大伯母的每句话似乎都带着一丝嘲讽，可嘴上虽这么说，她手里却一刻也不闲着。又是给我烫甜酒，又是给我做安倍川饼[37]。另外还有一个叫阿忠的孩子，同我一般大，我俩却始终没有交谈过一句。到了晚上八点过，大伯突然说：——好了，该睡了。睡前漱漱口，把脱下来的衣裳叠整齐。
我仿佛被施了魔咒，变得异常乖巧听话，按他说的一一都做好了。睡前乖乖漱了口，由大伯母领着进了早已铺好卧具的里间，又亲手把自己穿的和服叠得整整齐齐，搁在枕边。
——真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好了，快睡吧。
大伯母说完，拿着蜡烛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待在一片黑暗中。我原本不怕黑，也不怕一个人睡。只不过这里和土仓不一样，房间要大得多，一个人睡在里面，还是有点发慌。
我在被窝里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白天浑身不自在，到了睡觉时也丝毫没有放松。可是，我还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自从来了石渡家，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是真的累了。
半夜，我被叫起来上茅房。手拿蜡烛的大伯母看起来跟恶鬼幽灵没两样。
——快！起床小解。
大伯母一开口说话，满嘴黑牙更是让人心里发怵。“小解”这种说法，在我听来也怪稀奇的。走到廊下，看到阿忠正睡眼惺忪地站在那儿，他也是被叫起来上茅房的。我俩先后进了茅房，硬挤出几滴尿来，这才被允许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
等我再次钻进被窝，手持蜡烛的女鬼居高临下地看了看我，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我身上的被子，说道：——好了，睡吧。
身上的被子被她这么一拍，我仿佛感到自己被封印在了这个被窝里，一辈子也别想从里边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久久躺在被窝里，不知道该不该起床。所幸没过多久廊下的挡雨板就被人打开了，屋子里亮堂起来，大伯母的声音也随之传来：
——少爷，起床了！
我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自己穿好衣服，去了有围炉的堂屋。刚一进门，就听见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大伯的声音：——快去河边洗把脸！
于是，我一把接过大伯母递过来的毛巾，穿过土间[38]，出了院子，来到了门前流过的小河边，看到阿忠正在那里洗脸呢。
我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依然没有任何交流。既然人家对我不怀好意，我也没必要主动伸手向他示好。
回到家，我又被大人叫去神龛前行礼。
——拜神时都说了啥？
坐在围炉边的大伯一边喝茶一边问我。
——说了我想快点回家。
我回答道，这句话很自然地就从嘴里蹦了出来。
——想回家？原来求的是这个啊。
大伯依然面无表情地咕哝了一句。一旁的大伯母却露出一口黑牙，笑着说：
——要是少爷喜欢，就再住个两三天吧？
我可不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若是真要让我再住一晚，我一定二话不说，当下就回去。
早饭之后，我也跟着去了位于后山半山腰的石渡家墓地扫墓。大伯依然一脸严肃，走在队伍的最前端，我和全名忠治的阿忠紧随其后。我拿着竹水杓，阿忠捧着盛满水的水瓶。
我们走过两三块梯田便来到了墓地，一片枯草丛中掩隐着十三四块墓碑。我和阿忠在每块墓碑前站上一会，拜一拜，我再用水杓从水瓶中舀一瓢水，浇在墓碑上。
墓碑大致排成一行，也有几座在后面另成一行，前面的墓碑比较大，后面的墓碑都偏小。墓碑大都长满了青苔，上面刻的字也都模糊不清了。也有的墓不过随意压上一块石头，算不得墓碑。我们正打算越过不拜，耳边却响起了大伯的训斥：
——别想偷懒！后面的墓也得拜！
只见大伯正站在墓地的边缘，双手抱在胸前眺望远方呢。真奇怪，我俩的一举一动，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难不成是后脑勺长了眼睛吗？
现在回想起来，大伯是想让我给父亲家已故的先祖们扫扫墓。当年的我，自然体会不到他的用心。我只是听从大伯的吩咐，在每一座长满青苔的墓碑前行个礼，再用竹水杓满满地浇上一瓢水。
如今看来，大伯当年为我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当年未能引起我丝毫触动的那份良苦用心，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却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万千波澜。
正月从石渡家做客回来，阿叶姥姥是这样向本家的外祖母汇报的：瘦是瘦了一点，不过也不见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总算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关于父亲老家的一切，如今只留下了美好舒心的回忆。扫墓、打扫前院、自己整理床铺、去河边汲水……每天不得不干很多很多活儿。饭前要说“我不客气了”，饭后要说“多谢款待”……这一切与我和阿叶姥姥两人在土仓的生活是多么地不一样！就连在母亲的本家，我也不曾受过这样的待遇。本家的外祖母也同阿叶姥姥一样，从不让我动手做任何事。年复一年，我每天都生活在万千宠爱之中。唯有这短短的两天，我被扔到了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约束和历练。那种心情，就好比被送去寺里苦修的小和尚。
孩提时代，这样的经历不过只有一两次。等我去沼津上了中学，不管我情不情愿，都不得不常常去叨扰父亲老家的大伯一家了。我常常被指使着干这干那，动不动就挨训。到了暑假，他们更是取代了土仓的阿叶姥姥，管起了我功课和考试成绩。大伯和大伯母都不是好对付的，可是他们身上却有一种别的亲戚所没有的独特魅力。那时，大伯还是汤之岛小学的校长。那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之后便从教学岗位上功成身退，过起了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洋堂龙骨、独醒书屋主人，都是他的笔名。他时而做几首汉诗，时而吟几支俳句。最令我头疼的，便是自己的大伯是个通今博古的读书人。我最怕他突发奇想的提问。儿时紧绷的神经长大后也并未得到放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你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
——真是一问三不知！
这便是我和我大伯之间最常见的对话。的确，无论大伯问我什么，我都答不上来。那副如龙骨般瘦骨嶙峋的身板，那道独醒书屋氏所特有的凌厉目光，简直可以说是我中学时代的噩梦。但是，我却从大伯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可贵的东西。
大伯于昭和二十四年 （1949年） 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昭和二十八年 （1953年），大伯母也以八十七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他们没有葬在儿时曾带我去过的那座墓园里，而是长眠在离那里不远的一座新建的墓园中。
在这座新建的墓园里，还安息着另一位我所认识的人。
那便是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我与这位祖父接触不多。大正五年 （1916年），也就是我九岁的时候，这位祖父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他后半生都致力于栽培香菇的研究工作，自我懂事起，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一座叫做棚场山的深山中度过的。因此，我的关于祖父的所有记忆，只有一件小事。
祖父人称“香菇爷爷”，因为他在香菇的栽培和普及上的确功绩卓著，可算实至名归。年轻时，他还曾历任相邻几个村的户长 （村长）。四十七岁之后，他便辞去了一切公职，全身心地投入到香菇培植的研究工作中。还自费创立了“石渡香菇培植传习所”，向全国各地推广其栽培技术，并提供研究方面的指导。祖父所建的传习所究竟吸引了多少人前来学习，我不得而知。根据现有的记录，爱知县有九名，岐阜县有二十五名，山梨县有十一名，可见其影响力遍及全国各地。传习所创立于明治二十九年 （1896年），一直持续到祖父去世。不仅限于香菇栽培技术的传授和指导，甚至多少还带有一些修身养性的宗教性质。
在我的脑海中，与祖父相关的唯一一份记忆，就发生在我和阿忠，就是石渡家与我同年的那个孩子，一起去祖父的香菇传习所的时候。
祖父去世那年我才九岁。那一年，受东京府所托，传习所迁到了伊豆七岛的神津岛。所以，我们去传习所探访应该是在我八岁那年。从汤之岛到持越村，徒步要走上一个小时，从持越进山还要再走上三十来分钟。这段旅程，是仅有我们两个孩子结伴去的，还是由大人带着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在大山中的独栋小屋里，在温暖的炉火边，我和阿忠与祖父相对而坐。除了祖父之外并无他人。那一晚，祖父和两个孙子之间，究竟曾有过怎样的对话呢？我记得我们吃了祖父亲手做的香菇饭，他爱整洁讲卫生的生活习惯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孩子的心中，独居深山的祖父，多少有些神秘莫测，但也让人觉得脱俗而高洁。祖父那穿着工作服的瘦小身躯，莫名让人感到沉静而踏实。大伯晚年时越来越像祖父，我父亲晚年时也颇有祖父的风范。想必，我也会越来越像我的祖父吧。
在《白婆婆》一书中，我把造访祖父的传习所的事，写在了小学五年级那一年，与事实略有出入。因为我想把祖父的形象和与他相关记忆，印刻在更加成熟的少年时期的自己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