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整个高中时代，都在金泽阴郁的天气中过着禁欲式的生活。因为加入了柔道部，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像别的学生那样尽情享乐、挥霍青春。当时的金泽高中 （四高） 柔道部素以训练严苛著称，与冈山高中 （六高） 齐名。当时的高中校际联赛，第一场到第七场通常是四高获胜，而第八场到第十三场获胜者便换成了六高。我们念书那会儿，除了四高和六高，还有一个松山高中的实力也突然增强。这三所学校一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个个对总冠军志在必得。
我们执着地以为，所谓的柔道，就是训练强度决定一切。我们坚信，哪怕多训练一小时，也就一定能多一分把握打到对手。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和体专的专业学生比起来毫无身体优势的普通高中生，要想在比赛中获胜，这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必须相信。
此外，比起立技，我们更重视寝技。因为若用立技，成败就全凭体能说话，且天分也占了很大比重。我们这些进了高中才第一次穿上柔道服的家伙，要想战胜那些体格强健又有天分的专业选手，就只能避开立技，将训练的重心放在凭训练强度说话的寝技上。对日本柔道的寝技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并非是什么专家，而是我们这些高中生。
我考入四高的那年夏天，在武德殿[18]举行的高中校际联赛上，我靠一招立技放倒了松江高中三位选手，之后便被学长严令禁止使用立技了。
——你不过是运气好，恰巧碰到了比你还要瘦弱无力的对手，所以才能把他们摔出去。若是碰上比你强壮的，那么，被摔出去的就该是你了！这种危险的比赛技巧趁早放弃，以后绝不能再用了。记住！每次都要压低重心，专攻对方下盘，靠寝技克敌制胜。寝技这种技巧，训练强度决定一切！
我那时对这番话也深以为然，此后便严格按照他说的来做。我们的训练时间比京都武专还要长，精心制定的时刻表比他们的还要严格。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无论清晨还是深夜，道馆都能见到我们刻苦训练的身影。就连暑假，也只有我的自我形成史·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几天假期可以回家一趟，剩下的时间便全用来训练。那时候，我们甚至常常互相激励：别想着我们是来学知识的，我们是来练柔道的。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高中柔道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高中一毕业便会放弃柔道。似乎学习柔道的唯一目的就仅仅是为了在高中校际联赛上取胜。
就这样，一年、两年，我们当真是夜以继日、不分昼夜地在练习柔道。到了第三年，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不再有新生愿意加入柔道部了。我们甚至不得不暂停训练，全体出动去招新，却仍然没能招来新人。显然，新生们都不是来练柔道的，而是来学习的。
为了能为柔道部招来新成员，我们认为有必要缩短训练时间，并适当修改部里的规章制度。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改革。不过是考试前减少训练时间，或者缩短春假时的集训时间之类的修改方案。谁知，此事却惹怒了部里的前辈们，他们认为这破坏了四高柔道部的优良传统。事情一闹大，作为主谋的我首当其冲被退了部。到最后，甚至发展到所有三年级的柔道部成员都得跟着我一起退部的地步。而逼我们退部的，则是当时已经毕业进入社会的柔道部的前辈们。
我和这些前辈们至今仍常有来往，每每聊起这些往事，还会彼此感叹一番。可是当时，我和他们却彼此横眉竖眼，好似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件事是四高柔道部的一件大事，最后还是以我们这帮人背着恶名，被迫退部而告终。
不过，也多亏了这件事，高中生活的最后半年，我终于不用再穿那套散发着浓浓汗臭味的柔道服了。仿佛被开除了军籍的士兵，我们整日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退了部的一帮人每日凑在一块儿，在镇上、郊外闲逛。
我们从没有坐在书桌前学习的习惯，不去道馆训练的时候，就只能四处走走。我们仿佛在遥远的孤岛上得知战败消息的士兵，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痴痴傻傻、呆若木鸡，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和体力。因为除了沉思之外无事可做，所以只能选择沉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放弃柔道的我爱上了作诗。毕业前的每一天，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看起来像诗的文字。
那几年四高柔道部的生活，或好或坏，都对我这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我烟酒不沾，只因抽烟喝酒都对训练无益。长久以来我极度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每日高强度的柔道训练早已把我累得半死，哪里还有力气想别的？
除了宿舍的大妈，我们不认识任何异性。看着别的学生和异性朋友肩并肩走在街头，我们也并不觉得有多羡慕，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自己只是冷眼看着。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在道馆刻苦训练——这便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能让二十一二岁的年轻小伙子产生这样的想法，柔道部的生活还真是不简单。我在训练中曾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又因内出血损伤了耳膜，最后是被人用门板当担架抬回家的。
可是对于这种事，我却不以为意。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消耗在了与别的学生截然不同的事情上。若要论及校园体育社团的存在形式、体育活动的开展方式之类的问题，那么我在四高柔道部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有诸多方面值得批判。但在我看来，也不可全盘否定。我们练习柔道，并不是为了在技术上有多精进，也不是为了成为顶尖的选手。那完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一种度过青春的特殊方式，也是高度自律的一个时期。后来所经历的部队生活当然更为残酷，但却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完全是迫于强权，而前者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进的柔道部就好比是一座修道院。
四高毕业之后，我考进九大的法学部做了两年学生，不过这两年我几乎都待在东京。我借住在驹込一家盆栽植物店的二楼，平日里去驹込中学打打网球，随便读几本喜欢的书，或是写写诗，悠悠闲闲地过了两年。我和高中时代相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又重新过上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个年代，就算大学毕业也多半找不到工作，所以根本不用考虑就业问题。在大学里完全无需为自己的前程忧心，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吗就干吗，这样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而是当时大学生的普遍想法。那真是一个精神上无比奢侈的年代。我甚至打算毕业的前一年再回福冈写论文。对于我如此放纵的生活，父母却从未指责过一句。对他们，我只能心怀感激。
后来，我又进了京大。原本我的志愿就是京都大学哲学系，只是因为高中读的是理科，除非招生人数不足并无入学资格，所以我才勉为其难选择了九大的法学部。可是，大学念到第三年，我突然获知当年的京都大学哲学系报考人数不足，就算是学理科出身的学生只需写一份申请书也同样能报考，于是便萌生了转学去京大的念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大学生活又延长了三年。
在京都的生活，仍然与高中时代截然不同。我极少去学校，成日只和三五好友尽情玩乐，足足虚耗了三年甚至四年。虽读了大量的书籍，却种类庞杂、毫无章法，除此之外便只剩一个“懒”字。在此期间，我娶了妻，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毕业之后，我进了每日新闻报社，直到昭和二十三年 （1948年） 底都一直生活在大阪。
幼年时，我在家乡伊豆生活了七八年，后来又在沼津念了四年初中，金泽念了三年高中，再后来又先后在东京和京都度过六年大学生活，最后去大阪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这其中，伊豆、沼津和金泽这三个地方于我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意义，是别的地方所无法比拟的。若是把这三个之中的任意一个换成别的什么地方，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豆、沼津和金泽，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京都、大阪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但对这两个地方却始终熟悉不起来，也没有因为在那里生活过而发生什么改变。京都腔、大阪腔，我都一点也没染上，所谓的关西方言我一句也不会说。其实也并不是我故意不学，可不知为何，在关西待了这么些年，竟从未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关西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