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代也曾设想过自己将来会选择的职业，什么都好，唯独新闻记者我自认为是难以胜任的。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在报社工作的，对于报社是个怎样的地方，新闻记者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实在一无所知。在我的印象里，所谓新闻记者，不过是哪里发生了大事件就往哪里跑，然后不阴不阳地写篇报道就行了。这样的工作，我生来就注定不适合。
事实上，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新闻记者的生活。在报社干了近十五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工作。我终日待在学术文艺部的一角，只知道本本分分、按部就班地完成别人交给我的任务。
我既没想过发什么独家报道，也没打算干出什么引人瞩目的业绩。战争期间我也没报名去当随军记者，报社方面其实也没打算送我去大陆。当然，关于随军的事，上头还是象征性地找我谈过一次话。想到自己难以胜任，我便果断拒绝了。就这样，我参加了好多次同事的壮行会，嘴上说着羡慕他们的话。其实心里哪里有半点羡慕之意？甚至还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呢。
尽管如此，做新闻记者的经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首先，我原本性格内向，若不是特别亲近的人，我绝对无法与对方说说笑笑。这个性格进了职场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个毛病现在偶尔还会犯一犯，在进报社之前更是严重到几近病态的程度。结婚之后，我有时会去妻子的娘家，和自己不太熟的人一起吃个饭，那简直是一场悲剧。
我既不会说漂亮话，附和、应答也极不自然。因为我自幼便离开家人，一直过着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生活，应酬交际压根与我无缘。
这样的我，在当了新闻记者之后，无可避免地，每日要和许多陌生人打交道，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也肯定会有工作上的往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不太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每当有求于人时，往往在开口之前我就已经预测到了自己的失败。
直到二战结束，这样的性格才终于有所改变。我能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从容交谈了，也能把报社完完全全地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在社内心安理得地走动了。也就是说，我是个自卑怯懦到几乎病态的人，要改变这一点，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报社这样的单位，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不少。我说这样的人不少，意思是这种人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自己性格的他们能够苟延残喘，而这样的空间，报社或许会比其他的单位稍微更多一点。像报社这种单位，通常有两种人共生共存：一种是野心勃勃的实力派，一种是毫无上进心，用麻将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不跟了”的，混日子的人。从我进报社的那天起，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已经注定“不跟了”。
其次，新闻记者工作还让我有了另一项收获，那便是养成了写文章时喜欢查资料的习惯。我一直在学术文艺部任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接手一点严格按照时间表办事的社会部的工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地查阅资料，撰写新闻报道。一开始我负责宗教栏目，后来又负责美术版，再后来，但凡是和学术文艺相关的，无论哪个领域的报道都难不倒我了。我每日在资料库进进出出，借阅的书籍之类也不少。
我进社时，学艺部的部长正是井上吉次郎[19]先生。现在想来，这于我是多么的幸运。先生博学多识，我等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副部长则是创元社出版的《茶道全集》的编撰者，在茶道和古典美学上都造诣颇深的高原庆三[20]先生。另外还有一位副部长，是前两年自杀的渡边均先生。关于渡边均先生这个人，我在《楼门》这部小说里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有这样一群人做自己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随随便便写几篇报道来糊弄。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此外，保举我进每日新闻报社的正是当时的京都分局局长岩井武俊先生。他同时也是《京郊居民家谱》的作者，与其说是记者更像是一名学者。有这么几个人在身边，我在工作中总感到无形的压力，甚至背上了思想包袱。
进报社不过一年，部长井上吉次郎先生就让我负责宗教栏目，命我写一些介绍和讲解宗教经典的文章。此话一出，于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的我，对井上吉次郎先生简直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事实上，原本对宗教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的我，能有机会翻阅和品读宗教方面的书籍，这都要感谢先生的安排。那时，我每周都要读一篇经文，再对照着读一篇与之相关的解说类文章，再把它们写进宗教版。从《般若心经》 到 《华严经》，再到 《碧岩录》[21] 《瑞岩录》、“净土三经[22]”，甚至还囫囵吞枣地读了些 《叹异抄》[23]《教行信证》[24]之类。宗教经典有的像草台戏，有的像传说怪谈，有的又像散文随笔，这一点我也是那时才知道的。
一周只出一次的宗教版，虽然只是在完成学术版、文艺版等其他栏目之余的附加工作，为了写好它，我却已殚精竭虑。宗教版写了一年左右，我又兼任了美术记者，这同样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的意思。
“写写美术评论吧。既然是评论，最好还是署个名吧。”
先生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在我听来同样有如晴天霹雳。我大学所学专业虽是美学，却一直觉得美术评论这玩意儿纯属胡说八道。
我真的开始写美术评论，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石川欣一[25]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那位石川先生，已经接替井上吉次郎先生做了新一任的部长。在那之前，为了避免自己动笔写美术评论，我尝试了各种办法，要么请画家自己来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要么将几位评论家的不同观点同时刊登出来。
后来，我特意托石川欣一和下田将美两位先生帮忙，给了我一个进京大大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这段读研的日子，我不过只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纯粹只是浪费生活费。但在植田寿藏博士的建议下，我竟产生了翻译德沃夏克[26]（Dobor⁃shack）、李格尔[27] （Riegl） 等人的著作的想法。只有在这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在孜孜不倦地翻查着词典。一边又在写着美术评论，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在报纸上。俨然真的要当一名美术评论家了。
最终，宗教也好美术也罢，我都只学了个半吊子，便没有再继续接手这两项工作了。但是，如果当初井上吉次郎先生没有当部长，那么无论对宗教还是对美术，恐怕直到现在我仍是一窍不通。就像我从未接触过音乐所以现在对音乐永远一问三不知一样，若没有半点宗教或美术的相关知识，我也不能够在这些方面提取创作小说的素材。
古典美学方面，给我启蒙的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春秋两季的周日，我曾多次和先生结伴去奈良。在奈良的山野间寻找和品鉴石佛的时候，我一度真的非常怨恨先生。
——您当真觉得它们美吗？
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心里话。
——谁说它们美了？只是没准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毁掉，所以赶紧来看上几眼。
先生这样回答。奇怪的是，他的这番话我竟然现在还记得。后来，也多亏先生和岩井武俊先生引荐，我又有得到了河井宽次郎[28]先生的垂青。在河井宽次郎先生的启发下，我打破了对所谓杰作、名作的固有观念，在先生的引导下领悟了什么才是真正有格调的作品。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他曾着了魔一般无数次带我去法隆寺，终于令我也由衷地爱上了它。我们去法隆寺，也只去五重塔和金堂。其他的建筑都是后来重建的，只有这两个建筑，当时仍保留了原来的风貌。法隆寺的全部魅力，它的古色古香、美轮美奂，都体现在这两个建筑上。要问我为什么对法隆寺如此着迷，其实我也说不清。
它的魅力，去过多次的人必然无法抗拒。啊，又来到法隆寺了——那一刻那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怀，而今在我心灵深处，又一次被对往事的回忆所唤醒。
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让我有机会涉足宗教和美术方面的工作，无论我喜欢与否。但这却并不属于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在埋首于本职之外的工作的同时，我在报社也彻底被边缘化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去工作，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太过特立独行。每天，不到下午我是不会出现在报社的，即便是下午到社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两点、三点，有时候甚至是四点。当然，压根不上班的时候也不少，却从未有人因此责备过我。
对于报社的薪酬，我从未有过半点不满。若按我的工作时间来算，这报酬已经算是相当可观了，没什么理由抱怨。
所幸，随着战事吃紧，渐渐地，除我之外的其他社员也不能按时出勤了，我自然就显得没那么特别了。可是战争一结束，我又成了那唯一的一个异类。
战后，我开始回顾和审视自己——这个长久以来一直沉湎于“不跟了”的状态的新闻记者。我突然意识到，是时候做出抉择了：要继续做新闻记者，那就正正经经地好好做；如若不然，就该另谋出路。
我突然产生了很强的自我表现欲。像我这样长期躲在报社的角落里生存的人，迟早会有这么一次头脑发热似的改变。这也许是在新闻机构中长期压抑着不表达自己的小角色们对自我的一种反抗吧。战后，我开始写起了诗和小说，尽管我既不想做诗人也不想当作家，这不过是我的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