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访问中国——上海——新英国城镇——穿上中国服装——走进内陆——剃头——嘉兴府及其古老的坟地——湖泊和菱角——采菱的方法——丝绸主产区——出口量增加——石门县城——防贼——杭州府——中国后花园——杭州城及其郊区——穿着华丽的杭州人——城中冒险记——彭埠——作保——中国客栈——雇船前往徽州——杭州在商业和关税征缉中的重要地位
1848年九月，一个晴好的下午，我搭乘一艘中国船，又一次来到黄浦江上，驶向上海这座古老的城市。船只靠近上海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首先是一片林立的桅杆，不像以前只是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帆船桅杆，现在也包括一些相当大的外国轮船的桅杆，这些外国轮船主要来自于英国和美国。那天就有二十六艘大货船停泊在港口中，这些货船满载着我们工厂的产品而来，再满载着丝绸和茶叶而去。但更让我吃惊的不是这些轮船，而是河岸上呈现出的一片新貌。我听说有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把房子建在这儿，实际上我上次离开中国以前就有那么一两所房子正在建设之中，但现在一个崭新的、规模相当大的市镇取代了以前那些破旧的中国茅草屋、棉田和坟地。中国人则带着他们的家庭、财物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逐渐退守到农村，这让人不禁想起美国西部土著居民的迁徙，其间的重大区别在于，中国人通常都是自觉自愿地离开，而且他们也从外国人手中得到了充足的财产赔偿。相较于其它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把死去亲人的尸骨迁出去，这些尸骨通常就葬在房屋附近的自家土地上。因此，路上遇到一些苦力或亲朋抬着棺材西去，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很多时候，当棺材打开时，里面的尸体都已经完全腐烂了，没办法移动。 这种情况下，某位中国人也许就会拿出一本书，书里面罗列着一系列骨头的形状，以此指导人们搜寻死者残留下来的最后遗迹。
一群群中国商人，他们从远方的内地前来上海参观，其情其景让人感到非常好笑。他们徜徉在河边，脸上挂着吃惊的表情。河中那些密密麻麻的横帆的船只、岸上洋人的房子、洋人的马和狗，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吃惊，甚至比看到洋人还更惊奇一些。比尔先生[1]拥有这儿最好的一所房子，那些体面尊贵的中国人不断地向他提出请求，迫切希望能到这英式住宅中看个究竟。比尔先生总是非常和善地同意这些请求，让人们在参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希望通过参观我们舒适而又精致的住宅，能让这些“文明”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些“蛮夷之人”的印象有一些改观。
市里面建有一座漂亮的英式教堂，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之一。人们还从中国人手中购买了一个小小的墓园，墓园四周砌有围墙，中间则是一个小礼拜堂。我们也许可以向中国人学习，最终把这个地方变得比现在更宜人一些。比如说，铺上一些人行道，种上一些垂柳、青柏、松树以及其它一些合适的观赏树种，这将使这个全世界最关心墓地的民族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这次我来到北方，是为了给皇家东印度公司设在印度西北部省份的种植园 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我应该从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中采集这些茶树和种子，这一点至关重要，我现在着手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宁波附近的各个茶叶产区，出产适合中国人饮用的优质茶叶，但这些茶叶却不是很适合外国市场。也许宁波的茶树品种与最优质茶叶的茶树并无二致，其差异不过是气候、土壤的不同所导致的，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但谁又说得准呢。就我所知，还没有外国人访问过徽州的茶叶产区，也没有人从那儿的茶山上带回来茶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只是从宁波的茶叶产区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然后假定宁波的茶树品种与徽州茶区的完全一致，那我此行就将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要是从宁波附近的茶区采集茶树与种子，那就太容易了。外国人获准访问舟山群岛，比如舟山和金塘，这两个岛上都种了很多茶叶。也可以到名刹天童寺去，天童寺离海边大概二十英里，寺庙周边也大规模地种植着茶叶。但是徽州茶区却在内陆之中，离北方港口无论是上海还是宁波都有二百英里之遥。对欧洲人来说，那儿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除了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没人踏进过徽州[2]这一茶叶圣地。
我决定好了，如果有可能，就从这一著名的茶乡采集茶树和种子。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其一是雇佣中国人前往这一地区，采集茶树和种子，然后把它们带回来；其二是我亲自前往。乍一看上去，似乎别无选择，只有第一种途径是可行的，当然也是最容易的。但第一种途径有几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假如我为此雇了一些中国人——肯定有很多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怎么才能保证他们带给我的茶树和种子都是从徽州茶区采集到的呢？指望中国人的诚实是靠不住的。我这样说似乎有点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雇来的中国人出于自己的方便，他们会到邻近几英里远的内陆，找一个最近的茶乡——我自己也能很轻松很安全地找到那儿——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等上一两个月后，他们会带着采集来的茶树和种子，跑来见我，如果问到的话，他们会打赌发誓，说茶树和种子都是从我指定的地点采集来的。他们也可能确实去到我指定的地方，但既便如此，我还是不能确信那便是事实。于是我放弃了这第一种途径，决定亲自前往徽州做一番刺探。这样我不仅可以采集到真正出产最好品质的绿茶的茶树，而且也可以获得一些有关徽州茶区的土壤特性以及栽种方法等信息。
这次我找到了两个徽州人作我的仆人。我派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是否有可能深入到徽州去。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是想去徽州，很容易，他们愿意陪我一道前往，条件是我要脱下自己的英式服装，换上中国人的服饰。我知道如果我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很爽快的答应了他们。
我的仆人给我找来了一套中式服装，还有一根发辫，这根发辫我前几年戴过，是由一个理发师给我精心编结的。所有的东西很快都准备好了，只有第一段航程的船还没雇好。这个时候要想雇船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刚刚严惩了几位船主，他们带着三、四位外国人前往内陆探访蚕丝产区。这几位外国先生穿着英式服装就闯进去了，很自然，这引发了蚕丝产区官员们的抗议，抗议随后转到上海官员这边，结果就是外国人再也不可能雇到船了。于是我指使我的仆人用他的名义去雇船，仅称还有两个人要与他同行。仆人同意了这一主意，很快他就带着一个协定或者说租约回来了，他和另外一个人约定，由这个人把我们载到杭州府去。
至此一切都很顺利。但现在我雇来的这两个徽州人开始互相猜忌，每个人都想由自己来管事，他们相信，管的事越多，就能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钱，情况也确实如此。其中一个仆人主要做一些跑腿和翻译的事情，另外一个更像是通常所说的搬运工。我于是把事务更多地交给前一个人处理，这引起了另一个年纪更大的人的不快。通常情况下，我应该把他们中的某一位打发回家，但由于我对他们俩都缺乏信任，我想，他们这种互相猜忌的状态也许会对彼此形成一种制约。前路漫漫，而且又都是我不熟悉的路程，如果他们串通好，在抢劫我之后逃走，把我扔在遥远的内地，那我可就处在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中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猜忌，我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一种防卫措施。
因为我想尽可能地保守此行的秘密，所以我打算趁着夜晚坐轿子离开上海的英国租界，前往上海县城的东门，我雇来的船就停泊在那附近的河里，我可以从那儿登船。但大大出乎我意外的是，我注意到有一艘船，就是我已经雇定的那种，停在英国租界的码头边上，看起来像是在等待我的到来。“那是你雇来的船吗？”我问王姓仆人。“是的，”他说，“搬运工已经把整个事情都告诉船主了，说有一个英国人要来坐他的船。”“那船主还愿意走这一趟吗？”“哦，当然，”他回答道，“如果你愿意增加一点船费的话。”我答应了这一条件，然后，又经过长久的拖延后，启航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因为船主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所以我上船的时候还是穿着英式服装，而且在第一天的航程中都穿着它。
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船已经离开上海较远了。船主建议我该按照约定，脱下英式服装，换上中式衣衫了。换衣服是小事一桩，可是我还必须把头发剃光，这就需要一个理发师了。在我雇来的两个仆人中，王属于较为活跃的，可是那天早上，他因为发烧和疟疾而病倒了，于是理发的任务便落到了搬运工身上。这位搬运工骨架粗大，笨手笨脚，他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是我将要前往的那个茶区的当地人。在拿来一把剪刀后，他把我脑袋前面、后面和两侧的头发都剪掉了，只剩头顶的一小块头发。在用热水给我洗过头后，他拿出一把小剃刀，开始给我剃头。我想，我应该是他手下的第一个顾客，出于仁慈的考虑，我也满心希望自己将是最后一个。实际上，他并不是在给我剃头，而是在我那可怜的脑袋上刮来刮去，我疼得眼泪顺着脸颊直流，疼得大叫起来。他口里一直说着：“哎呀，糟糕，糟糕”，手上继续他的工作。更糟糕的，也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船老大还不时往舱里偷看，很显然，他很享受这一切，似乎是在欣赏一场一流的表演活动。如果不是因为身负时刻需要小心谨慎的使命，如果不是相信这位可怜的搬运工已经尽力而为了，我想我会设法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可笑。剃头最终结束了，我换上中式服装，我的仆人和船主都说效果非常好。
上海以西的农村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和人工运河，坐着航船，人们可以到达这个省区的任何一个市镇。有些运河连通到大城市，比如松江府、苏州府、南京等，通过大运河北上的话，还可以通向首都北京。还有一些运河则通向西边以及西南的地区，形成一条条通衢大路，通往乍浦的八旗兵营、杭州府，以及其它密布在这一广袤平原上的众多市镇。
我们向西南方向进发——我的目标是杭州府。第一天顺风，我们的船一直驶到了泖湖[3]，离上海大约120-130里[4]远的地方。在这我们停下来过夜，我们把一根杆子砸进长满青草的湖岸，然后把船系泊在杆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午前到达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镇子，叫做嘉兴县，再往前不远，则是嘉兴府，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大城市。
嘉兴府看起来和上海差不多大，居民数量大概也相同——27万。它的城墙和外廓曾经破败不堪，但当英军占领了乍浦——离这儿并不太远，这儿的老百姓受到很大的惊吓，他们出钱出力，把护卫城市的城墙修得十分牢固。这就是船主讲给我听的故事，向我解释为什么这儿的城墙状态如此之好。城边的运河里停了很多废旧的运粮船，考虑到这儿的水深，这些船的规模都很大，很显然这些船现在都被本地人当作住房在使用，但有些船已经半沉入水，看起来已经被彻底废弃了。大运河沿线大一些的市镇边上都停了一些这样的船只，当这些船只太破，无法再供政府使用时，它们似乎就被拖到最近的城市，或者被政府用做住房供人们居住，或者卖给出价最高的买者。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杭丝产区，运河的河岸上种了很多桑树，田野里也到处种着一行行的桑树。
在嘉兴府西边，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墓地，墓地景象让我觉得大为惊奇。这片墓地范围很大，让人可以想见这个城市人烟稠密的状况，很显然，这片墓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头了，很多墓碑都已断成碎片，和死者的骨灰混杂在一起。但这个“骷髅地[5]”却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像我们英国大一些的镇子里看到的教堂墓地那样，在这儿，埋葬死者的坟墓周边种着垂柳、桑树以及一些杜松、松树等，野玫瑰和各种各样的攀爬植物爬满了坟墓，整个地方因此呈现出一派既神圣又悦目的气象。
告别了古老的市镇，我们继续西行，进入到一片相当宽广的水域，也许这儿就是著名的太湖的一部分，至少它也是流入到太湖当中去的[6]。水很浅，大部分水面上都长着菱角，当地人直接叫做菱。菱角的外形很奇特，像公牛的脑袋和牛角，全中国的人都很喜欢吃它。我见过三种不同的菱角，其中一种菱角的果肉是红色的，很漂亮。
湖面上到处都是往来航行的女人和男孩子，他们坐在木盆里，其大小、形状类似于我们通常用做洗澡盆的那种，往来采摘着菱角。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种简陋的木盆更适合用来采摘菱角的，木盆里面坐着人，还装着那些采来的菱角，它们很轻松地穿行在大片菱角植物之中，同时对这种植物又不造成任何伤害。看到这么多人在湖上游来游去，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木盆里，整个场景实在是很滑稽。
穿过这片湖泊后，我注意到，运河的河岸上，实际上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上，栽种的都是桑树。显然，丝绸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在这两天的行程中，这段时间我应该航行了一百英里左右，除了桑树我很少看到别的树种。这些桑树照料得都很好，非常茂盛，生长出来的桑叶又大又好，同时还很有光泽。我是沿着一条直线横穿这一地区的，知道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丝绸产区的面积大小，也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直径至少100英里的圆圈那么大。而且，请记住，这还只是中国众多丝绸产区中的一个而已，当然，它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以下数据有助于商人和丝厂厂主们对中国消费的丝绸数量有更好的了解：战后开埠的上海港，在两三年内，其出口的生丝数量由3000包增加到了20000包。我想，这一数据可以表明，中国市场的生丝产量必定非常之大，它才能轻而易举地满足这额外增长出来的需要。就像茶叶市场一样，在丝绸市场上，用来出口的产品数量与中国人自己消费掉的产品相比，只占了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 每年用以出口而额外多出来的这17000包生丝，对市场上的生丝价格或丝绸价格没有带来一点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了。
石门县[7]，一个位于杭州府东北大约140里远的镇子，是一路上接下来值得一提的地方。很明显，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但没什么商业，而且整个城市都已破败不堪，城墙上长满了野生灌木，很多地方已经倾圮塴塌。它过去显然也曾繁华兴旺过，但这些早就成了历史陈迹。船员们告诉我，这一带充斥着小偷与强盗，所以晚上大家不能都去睡觉，否则天亮之前船上有些东西肯定会被偷走。
我们大概是下午三点到达这个城市。当天早晨的时候，天气较冷，还下着雨，船员们全身都湿透了，这时候他们都不想再往前赶路。于是我只好决定当晚就留宿下来，在石门，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挨的夜晚。夜幕降临以后，我的仆人和船员们讲述了一些江洋大盗的故事，讲到后来，他们自己都觉得害怕，这已经足以让我感到环境的险恶了。而大风在塴塌的城墙间呼啸而过，发出凄厉的声音，风声中更兼着雨声，雨点敲击着船顶，不断滴到我们的床上，那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就寝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安排，我的搬运工和一位船员晚上不睡觉，由他们守卫放哨，防止贼人偷盗。搬运工在船舱里守卫，与我呆在一起，另外那位船员则在船尾守卫，那儿也是船上做饭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两个“哨兵”放了多久的哨，但是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也就是黎明前的一点时间，发现这个地方的危险性被他们彻底抛到了爪哇国，也可能是被他们抛进了自己的梦乡，他们都睡得死死的。别的人也都睡得很香，看起来没人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来骚扰我们。我把他们都叫醒，这天早晨天气晴好，我们向着杭州继续赶路。
在这三天的航程中，我们经过的都是一片非常平坦的土地，只在松江府附近看到过三、四座小山。但是现在，风景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这片开阔平原的西部、西南边缘，出现了一些山岭。我们路过了一个叫塘栖的镇子，就在我们经行的大运河旁边，熙熙攘攘的，规模很大，离杭州东北大概几英里远。这儿的土地很平整，看起来很肥沃，也很美。地势高一些的土地都种满了桑树，低田种的则是水稻。
快到杭州的时候，比起我曾留意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一些，培植得也更好一些，这倒让我想起英格兰某些大城市的郊外，也栽种了很多东西。杭州附近有很多漂亮的果树林，枇杷、杨梅、桃子、李子、桔子，以及所有其它产自中国中部的水果，都种了很多。
杭州府周围一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花园”。大运河以及它众多的支流，不仅给这一带提供了灌溉水源，也提供了便利的航运条件，可以很方便地将这一带出产的名品运到外地去。远山，紧邻城市又远远伸向大海的美丽海湾，汇入海湾的钱塘江，这些都使得这儿的风景格外迷人。
十月二十二的夜晚，我来到了杭州府郊外，杭州坐落在中华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又是这一地区中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接近或进入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一种提防心理，原因除了他们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天生的反感以外，还因为他们在杭州设有一所海关，对外国的进出口货物课以关税，而这是违反《南京条约》的。官员们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外国人获准来到这个城市，这一敲诈勒索的行径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从而被迫中止。
随着我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近，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大运河又宽又深，河面上成百上千条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忙忙碌碌，干着各自的营生，很多船与我们的船驶往同一方向，另外一些船则驶离杭州，赶往苏州、湖州、嘉兴以及其它市镇。大运河又分出很多小运河，通往各个方向，组成了这一地区的一张交通网。
到达这一段航程的终点以后，船员们起身把船停靠在数千条同样的船中间，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决定就在这儿过夜休息。第二天黎明，我花了一点时间，考查我们的方位所在，我发现我们停在大运河终点处一个很宽很大的池塘边。因为我在杭州城里并没有什么事要处理，而且只想继续上路，前往徽州茶区，所以我不想冒险进城。在离开上海以前，在我查看地图并确定路线时，我问手下的那些人，我们是否有可能绕过杭州城，到达钱塘江江口。他们都告诉我这很容易，而且强烈反对我进入杭州城。他们说我们可以从西湖边经过，在那儿，我们可以舍弃上海租来的船，然后步行或坐轿，走上一段30里的路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取道杭州郊区，到达我们事先计划好的目的地。这一计划看起来相当可行。所以，当我们到达杭州郊外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方位所在，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正在杭州郊外的西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日出后，我就派王上岸去雇一顶轿子，同时雇一些搬运工来搬我们的行李。王回来以后告诉我，他已经在附近的一家客栈把这些都安排妥当了，我们现在必须往客栈那儿去了。下船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街道行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然后走进这家刚才谈到的客栈。没人注意我，哪怕是一丁点的注意也没有，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说明我穿着得体，很像个中国人。
我们的上海船员们提着我们的行李，陪着我们一道前往，实际上，我估计我们是被他们当作客源介绍给这家客栈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立刻就告诉他们的朋友，那位客栈老板，说我是一个外国人。在结清了租船费用后，他们不再指望从我这儿能得到什么，所以我想，我的身份秘密是再也保不住了。我以为在雇轿子方面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麻烦，一是因为中国人对官府的恐惧，二是他们可能会因此向我多敲诈一些钱财。那位靠出租轿子和出售茶水为生的老人，他不动声色地办着这些事情，似乎对每一位顾客都一事同仁，哪怕这位顾客是个外国人。轿子很快就雇好了，我可以继续上路了。客栈老板把第一段路程——大约全程的一半——的脚力钱付给了轿夫们，同时还给了他们另一笔钱，用来雇另一顶轿子，好接着走剩下的一半路程，直到一个叫彭埠[8]的地方，彭埠就位于钱塘江的岸边，这条大江在杭州汇入杭州湾。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坐进轿子，我的两位仆人则跟在后面，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迅速地前进。这样走了一英里之后，我原以为很快就能来到开阔的乡村，但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发现我们越来越深入到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里面。这时候我开始怀疑我的仆人在骗我，我们最终要穿过杭州城。这些怀疑很快就被城市的城墙和堞楼证实了。但这时候提出反对已经太晚了，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听任他们的安排。
我们穿过城门来到城里。杭州城看起来很古老：城墙和堞楼都很高，保养得也很好。城门口照例有一些士兵在把守。我们经过的一些主要街道，与欧洲城市的街道相比要窄一些，但马路铺设得很好，让我想起宁波的主街。但杭州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商业角度来看，都比宁波重要得多。它是浙江省的首府，城里面住着很多政府的高级官吏，还有很多大商人。当与上海和宁波作对比的时候，人们经常说，上海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宁波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而杭州则融合了前两个城市的优势，而且，杭州还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它在浙江省的地位就如苏州府在江南省的地位。DU HALDE曾引用过一句谚语来说明这一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座地上的天堂，城墙周长有四十里，也就是八英里左右。尽管城墙里面还有很多花园和空地，但整个城市的范围还是相当大，很多地方的人口密度也很高。杭州郊区的范围也非常大，居住人口肯定也很多。斯当东爵士[9]推测整个城市和郊区的人口加起来大概和北京差不多，杜赫德[10]则估计有一百万人左右。
杭州的房子与宁波、苏州，以及其它北方城镇的房子惊人地相似。如果被蒙着双眼放到这些中国城镇的大街上，甚至是某个我熟悉的城市大街，取掉眼罩之后，我肯定很难判断出我究竟置身在何处。它们之间肯定有差别，只是我们这些“夷人”看不出来而已，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差别却是显而异见的。
我注意到杭州城里不少地方都建有牌坊一样的建筑、大人物的纪念碑，以及巨大的佛寺；尽管这些建筑也能吸引人们的一些兴趣，有不少也很新奇，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们还是无法与我们在英国见到的同类建筑相比。
白天的时候，大街上的商店把它们前面的门板都下了下来，这样行人就可以看到、知道店里卖的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很多卖金、银饰品和玉器的商店。古玩店也很多，里面有中国人珍视的各种玩意儿，比如古代的瓷瓶、青铜器、竹雕、玉石雕刻的瓶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物品。我也路过了很多大的绸布店，从城里面穿着丝绸衣服的人数来看，这些绸布店的生意肯定很兴旺。实际上，触眼所及，一切景象都表明杭州是个富裕奢华的地方。就像我到过的所有中国城市一样，这儿也有大量的面向中产阶级和穷人的茶馆和饭馆，里面似乎不缺顾客，总是挤满了上百个本地人。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花上一点钱，或者说，几个铜板，就可以得到一份健康而且份量又足的食物。
除了政府官员、商人、店主以及与上述行业相关的普通劳动者外，杭州城里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丝织业便是最主要的一个行业。杜赫德估计从事丝织业的人口大约在六万左右。我注意到有很多人从事纺线工作，其他人则忙于从事漂亮的刺绣，整个中国的这一部分地区都以刺绣而闻名。
杭州人的衣着都比较华丽，在中国，他们一直以时髦而著称。除了那些最底层的劳动者和苦力，大街上那些高视阔步的杭州人都穿着那些丝绸、缎子、绉纱一类的衣服。有一天，我的中国仆人将杭州人与他们老家的人在穿着上做了一翻比较，他们说，在他们乡下也有很多有钱人，但他们穿得都很平常、很朴素，而杭 州人，不管有钱没钱，不穿上那些华丽的绫罗绸缎就觉得不舒服。“实际上，”他们说，“在杭州，你很难判断谁有钱谁没钱，因为一个杭州人很可能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穿在自己的身上。”
在我们穿越了大概半个城市之后，轿夫们把我放了下来，告诉我说他们不走了。我从轿子里钻了出来，四处寻觅着我的仆人们，希望他们给我一个解释，因为按照我的理解，我们已经给轿夫们付过钱了，他们应该负责整个这一段的行程。但我的仆人们，这时候却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们可能是走了一条别的什么路，更有可能则是，一旦发生纠纷，他们就故意躲开我。处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出来。然而，让我惊讶和欣慰的是，这时另外来了一顶轿子，让我坐着它继续前行。我到这时才明白我们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客栈老板已经将一笔足够的钱付给了第一拨轿夫们，让他们为我们第二阶段的行程雇一顶轿子。 但一路行来，他们挪用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用来喝茶、抽烟，于是第二顶轿子的轿夫们不干了，剩下的那点钱不足以让他们接下这个送人的活。两拨轿夫间现在开始争吵，声音非常大，但这在中国实在是太平常了，看起来没什么人注意他们，这对我倒是一件幸事。我现在置身其中的情境很特殊，绝对没什么可称羡的，如果让人知道一个外国人现在就站在杭州府的市中心，我身边很快就会聚集起一大群人来，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冷静行事，勿嗔勿怒”，所有想到中国来旅行的人都应该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变化，十有八九你终将走出像我现在所处的这样的困境；但如果你试图强行干预，可能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一向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但在这个事情上，我却没办法听任事态的发展。
我本来已经坐进了第二顶轿子，正耐心地等待第一拨轿夫们对挪用第二拨轿夫的脚力钱用于喝茶抽烟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这样的尝试并不成功，第二拨轿夫们威胁着要把我从他们的轿子上赶下来。我知道这样可不行，靠着我那蹩脚的汉语，我很难找到另一顶轿子，而且我对于前面要走的路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只好被迫卷入到这场争吵中，答应在到达目的地后给轿夫们补齐所差的钱数，才结束了这一场争吵。这显然是第一拨无赖轿夫们算计好的，但总算是结束了进一步的扯皮，轿夫们抬上轿子，一颠一颠地继续前行。
从大运河终点处的池塘走到城市另一头的江边，一共是28到30里左右，也就是五到六英里之间。离开城市以后，我们又穿过一片高低起伏的美丽乡村，这段路程大概有两英里，然后进入彭埠镇，这个镇子就沿着钱塘江的江岸而建。钱塘江又叫之江，就在这儿流入杭州湾，彭埠是杭州的海港。
一路上我都没见到我仆人的踪影，以至于我都开始设想这段行程结束以后将会面临怎样的一种冒险情景。轿夫们说着一口古怪的方言，我很难听懂，只好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推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能听懂的是，他们要把我带去一个叫HONGLE[11]的地方，但HONGLE是什么，我想象不出来。
奉行自己的行事原则，信任眼前的人和事，这似乎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也很少担心结果将会是怎样。最终我听到轿夫们说HONGLE到了，我正想看看HONGLE 是什么呢，轿子已经放下来了，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一段行程已经结束了。让我大为惊喜的是，原来HONGLE是一家既安静又舒适的客栈，里面住着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游客。从轿子里钻出来，我静静地走到客栈大厅的另一头，在堆在那儿的很多箱子中寻找自己的行李。自从我离开上一家客栈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我的行李以及我的仆人了。但它们确实是被安全地送到了这儿，由一位走在我们前面的搬运工送过来的。几分钟后，我的两位仆人也露面了。
我们告诉客栈老板，说我们想沿江上溯到徽州去，并且向他打听租船的事情。我们很快发现，原来帮人作保，或者雇请船员，也是他客栈业务的一部分。中国的所有事情都是按照如下办法来办理的：当要雇请一位仆人，或者租一条船时，上述仆人或者说船东都要花点钱，请来一位有家有产的体面人，让这位体面人在租约上替自己居中作保，然后将这份租约交给仆人的东家，或者说船只的雇主，由东家或雇主保存这份租约直到合同圆满结束。中国人通常都这么做，看起来他们对社会下层的人一点也不信任。
我很快就吩咐王去租船，让他把船主带到客栈来，起草一份租船合同并签上双方名字。另外一个仆人也跟着王一块出去了，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留在这个全是陌生人的陌生地方。
我所在的客栈是一所很大的老房子，就坐落在钱塘江的江岸上。房子随地势而一头高一头低，较低的那一头用做棚舍或库房，用来存放各种物品和客人们的行李。较高的那一头房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供房东和客人们在上面用餐。桌子四周坐着五、六个体面的中国商人，他们正用长长的竹烟竿吸烟，谈论当天的新闻和生意情况。这些人很有礼貌地在桌旁给我让了块地方。我坐了下来，开始像邻座一样吸烟，而且吸烟的节奏快慢也与他们一样。在客栈的另外一些地方，这些商人的仆人们，或其他一些搬运工，都懒洋洋地倚靠在椅子上或货物上，有的则睡着了，睡得很香。似乎没人特别地关注我，我坐在那儿，很快就变得意定神闲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我稍微有些不安，但事后想起来总是让我自己大笑不已。这时候开始准备吃中饭了，客人们相继起身离开桌子，在房子的其他地方踱来踱去。时间已是中午，因为没有吃早饭，我感到相当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来上一顿午饭，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对我来说，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用过筷子了，对于使用筷子我一点信心也没有。我以前一直没想到过这个严重的问题，否则在从上海来杭州的路上我就会做些练习，到这时候肯定已经用得很纯熟了。看到一个人把筷子用得别别扭扭，对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稀奇的呢？我敢担保，这样他们就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于是我那天只好，尽管我得承认，我并不情愿，放弃吃饭的念头。
饭菜这时候已经摆到桌子上了，客人们都被叫着名字，邀请到桌前坐下。“SING WA, SING WA”（这是我与中国人交往时用的名字），“来来来，坐下吃饭。”我很想违背我的决定，坐到桌前去，但最终还是觉得谨慎些为好，我回答道：“不，谢谢，我等会再吃，等我仆人回来再说。”我想，客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吃饭的安排有所不同，这再正常不过了，我的拒绝因此看起来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时间不长，我的仆人就回来了，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船主。我们与他签了合约，客栈老板则是他的保人。这些手续都顺利完成后，我们离开客栈，下到停在河边码头旁的船上去。其它几位客人也到了，我们都要睡在船上，因为船要到第二天日出的时候才出发。对我来说，这真是让人既兴奋又刺激的一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一点遗憾也没有。然后我们都躺下休息了。
我现在所在的钱塘江，其源头远在西方的大山之间。其中一支源头发源于徽州的山岭之间，另一支则靠近与江西省接壤的常山镇，第三支则发源于武夷山北麓。这几支源头在东流的过程中合流，流经杭州，注入杭州湾。所有的绿茶、红茶都顺着这条江运往上海，这些茶叶到杭州时要转一次船，从钱塘江里的船转到往来于大运河上的船。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杭州府非常重要。南部和西部各地的货物都必须经过杭州，才能运往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比如苏州、松江以及上海等地。同样，所有外国进口的货物以及平原地带的一些产品，诸如丝、棉之类，要销往南部和西部，也要经过杭州。杭州看起来就像是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门户，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允许和承认，什么东西都送不出去，也运不进来。
我们通过上海进出口的货物，在经过杭州时，当地的地方政府便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对这些货物百般刁难，他们扣留我们的货物，向货物非法征税，种种敲诈勒索，来自于商人们的各种抱怨不绝于耳。终有一天，那些有关外国人不能越过租界活动的愚蠢规定会被清除干净，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地贸易、旅行，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这一天不会离得很远。但现在，随着这些税额的逐步增加，我们的政府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该争取把杭州府也变成对外开放的码头，或者在杭州派驻一个领事，以鼓励并保护我们在此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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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即上卷所述颠地洋行，也就是宝顺洋行的合伙人T. C. Beale ，1840年代， T. C. Beale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后至上海发展。
[2] 写下这段文字以后，有人告诉我，神父麦都思先生曾经到过这一地区的部分地方。
[3] 译者按，原文作Maou lake，具体指哪个湖，疑不能明，从谐音以及下文地理方位的描述来看，疑即上海松江与浙江嘉兴交界处的泖河，泖河水面宽阔，作者把它看成是湖。
[4] 一里通常认为相当于一英里的三分之一，但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一英里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可能更接近事实。
[5] 译者按，原文作“place of skulls”，语出《圣经》。
[6] 译者按，作者以为是太湖的一部分，误。按其行程，疑为今嘉兴市城西的南臼湖一带。
[7] 译者按：清朝石门县，民国时改为崇德县，后崇德与桐乡两县合并为今天的桐乡县。清朝石门县县城在今桐乡市崇福镇。
[8] 译者按：原文KANDU，不知今在何在，或者即彭埠？疑不能明。
[9] 译者按：即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2nd Baronet；1781年5月26日－1859年8月10日），父亲是外交官兼东方文化研究者乔治·伦纳德·斯当东。1792年伴随着身为副使的父亲与乔治·马戛尔尼一同前往中国庆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俗称小斯当东，英格兰旅行家及东方文化研究者。
[10] 译者按：即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年－1743年），法国神父，著名汉学家。虽然他终身未曾到过中国，但却出版了非常详实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著作，1735年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
[11] 译者按：Hongle即商行，作者误以为是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