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汗是奥斯曼帝国进军欧洲的先锋，而穆拉德一世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位伟大的苏丹。他在14世纪的后半段统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穆拉德一世有着永不倦怠的战斗热情，并用他充满激情的领袖气质鼓舞着他的军队。他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版图扩张到了极限，并且成功地巩固了帝国在这些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使其可以在帝国的版图内留存长达五个世纪。同时，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和政治敏锐性的统治者，他颇具政治家风范，为帝国的未来构建了宏大的政府架构。这样的政府架构终将把拜占庭帝国的残余领土整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新生，帮助奥斯曼帝国填补上拜占庭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而这一点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一个崭新的奥斯曼文明在冉冉升起，这个文明成功地将其治下隶属于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操着不同语言的各个群体融合在了一起；而正是穆拉德一世，宣告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崛起。
此外，奥斯曼帝国向东欧扩张的时代又恰逢西方世界的收缩。在欧洲人于13世纪中叶彻底丢掉了耶路撒冷和蒙古人突然入侵小亚细亚半岛之后，封建制度下的基督教世界再也无力向东方拓展其疆界了。随着曾经支撑十字军东征的战争冲动转向内部，拉丁国家的基督徒们开始争吵不休，相互攻伐。曾经开拓了利润丰厚的东方贸易并资助历次十字军运动的意大利银行家家族一个接着一个地败落了。财政和经济方面的衰退导致了全面而漫长的社会危机。缺乏弹性和生命力的欧洲社会陷入了低谷。农民频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僧侣，城镇里的工人则时常站出来向商人发起抗争。
从东方传入的黑死病（腺鼠疫）摧残了地中海沿岸和整个西欧，导致人口锐减，而新大陆的发现将让欧洲的年轻人把注意力投向了大西洋彼岸。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末期，启迪的曙光即将出现，整个社会处于转折之中；而新生的奥斯曼奥斯曼帝国只会是这一切的受益者。
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早在穆拉德即位之前就已经在准备中。1360年，穆拉德一世甫一即位，就立刻派遣得力的将领统率大军入侵欧洲。战争的第一阶段进展十分迅速。在15个月的时间里，奥斯曼人就占领了色雷斯地区全部重要的堡垒和延伸到巴尔干山脉脚下的富饶平原，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在乔尔卢，奥斯曼军队将该城守军屠戮殆尽，并将其指挥官斩首示众，以此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散布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恐惧情绪。阿德里安堡的守军献城投降，这座城市也很快取代了布尔萨，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接着，奥斯曼军队向西进发，绕过了君士坦丁堡。早已名不副实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与奥斯曼人签署和约，同意不做任何试图夺回色雷斯失地的尝试，也不去联合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同抵抗奥斯曼人的进攻。不仅如此，他还要帮助奥斯曼人对付小亚细亚半岛上不友好的土耳其同胞。10年之后，约翰·巴列奥略将彻底沦为穆拉德的附庸，不仅要承认他的宗主地位，还要在奥斯曼军队中效犬马之劳。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越来越深入欧洲，先后入侵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随后又进犯了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在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的主持下，基督教国家试图团结起来，帮助希腊人保卫基督教世界，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1363年，匈牙利军队第一次出击土耳其人。他们联合了塞尔维亚人，在没有希腊人支援的情况下，渡过了马里查河（River Maritza），兵锋直指阿德里安堡。未经阻拦就顺利渡河的他们，在夜晚举行了庆祝活动。而就在第二天，土耳其人就对这支睡眼惺忪的大军发动了突袭。用土耳其历史学家塞阿代德丁（Seadeddin）的话说，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联军如同“野兽被堵在了兽穴里”。他们像“被狂风驱赶的火苗一样”被赶进了河里，几乎遭到全歼。
而类似的“十字军”式的远征尝试则往往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之间的矛盾而作罢。两个教会之间的敌对情绪，在彼特拉克（Petrarch）[1]写给教皇乌尔班的信中就可见一斑：“奥斯曼人只不过是我们的敌人，而那些分裂了基督教会的希腊人要坏过敌人。”为了寻求支持，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向罗马天主教会许诺说，希腊人将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地位。他在秘密出访匈牙利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承诺，结果在回国路上被保加利亚人扣留在一座城堡里。此举引发了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Amadeo of Savoy）[2]的干预。1366年，阿梅迪奥发起了一次十字军远征，并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加里波利。然而，阿梅迪奥并没有留在这一地区继续对抗土耳其人，而是率军驶入黑海去对付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在解救了拜占庭皇帝之后，阿梅迪奥像匈牙利人一样要求约翰·巴列奥略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地位。然而，拜占庭皇帝这一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阿梅迪奥转而开始攻击希腊人。
拜占庭皇帝屈服了，并于1369年启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公开宣布弃绝东正教会的谬误观点，以此换取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帮助他对抗土耳其人的承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帮助，还在回国的途中因为债务问题被威尼斯人扣留。他的长子安德洛尼卡拒绝支付赎金，但他的幼子曼努埃尔（Manuel）为他支付了赎金。不过，君士坦丁堡完全不接受约翰·巴列奥略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效忠。因此，在重获自由之后，拜占庭皇帝只好作为附庸臣服于穆拉德。
巴尔干基督徒和拉丁国家的天主教徒在宗教、政治和种族等层面的相互仇视，对奥斯曼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奥斯曼人正式承认了东正教会，而拒不承认天主教会。这样一来，不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都更愿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而不是被他们的邻国统治，尤其是不愿意被匈牙利人统治。他们的这种心理，再加上黑死病在巴尔干地区肆虐后弥漫整个社会的低落情绪，都使得穆拉德在取得军事胜利后面对的政治挑战的难度大为降低。从人数上看，奥斯曼征服者处于劣势。欧洲被征服地区的人口要远远超过奥斯曼人在亚洲征服地区的人口，而且前者在种族、宗教和政治品性等方面的特征也更加纷繁复杂。要如何才能同化这些人呢？这正是摆在穆拉德面前的问题。随着他的军队赢得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愈加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因此很难指望他们会像亚洲的基督徒那样主动地皈依伊斯兰教。奥斯曼征服者也不可能彻底消灭这些基督徒。抛开其他原因不说，至少奥斯曼人找不到足够的穆斯林来填补消灭基督徒后留下的人口空白。另外，由于穆拉德还在不停地征战，他也抽不出足够的人手来靠高压政策维持当地秩序。因此，奥斯曼人不可能强迫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此举势必引发基督徒的反抗，增加基督徒带来的威胁。于是，穆拉德对巴尔干附庸国的基督徒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政策。他把成千上万的当地基督徒士兵招募到自己的麾下，通常还把指挥权交给原本就统领这些士兵的贵族和领主，以此将当地的军事阶层为己所用。作为回报，这些军人获得了免除赋税的承诺，还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的使用权。
然而，同化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形式多样的奴隶制度。土耳其人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也曾经沦为奴隶。现在，土耳其人则把被征服地区的战俘和居民掳为奴隶。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土耳其士兵对被他俘获的人员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除非被俘者宣称自己改信伊斯兰教，并同意从此遵从伊斯兰教规。土耳其士兵可以让不肯改宗的俘虏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农业劳动，也可以把他们在公开的市场卖掉，不过需要向政府支付相当于市场价格五分之一的税金。对希腊人来说，沦为奴隶是难以承受的奇耻大辱，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君主们曾大力解放奴隶。这样一来，允许掳掠奴隶的这条奥斯曼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很多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们宁愿改变信仰，也不想失去自由。
不过，这套体系也是有弹性的。很多希腊人获得了不必改宗但要花钱赎买人身自由的机会。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城市被奥斯曼军队攻破之时，有时会作为投降的前提条件得到认可。而且，穆拉德的军队通常也更愿意接受赎金，而不是在进攻的路上还拖着一群累赘的奴隶。在偏远的地区，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躲藏在山区里，而进攻中的军队也没有时间进山搜寻。有些被征服的土地依然归其以前的主人所有，但是他们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税金作为报偿。而在另一些地方，刚刚夺取了土地的奥斯曼地主们需要人手干活，其中的许多人都没有改宗伊斯兰教。
但是，对于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女性来说，不论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妇，还是年轻的女孩，她们往往会沦为征服者的妻妾，因为这些征服者都没有带本族的女人同行。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奥斯曼民族的血统变得日趋复杂，但也变得越发健康而朝气蓬勃。奥斯曼人的身上本来就流着东方人——鞑靼人、蒙古人、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现在又混入了巴尔干各民族和欧洲更遥远地方的民族的血统。于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人就创造出了一个可以比肩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世界性的多元化文明。
在这种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赎买、要么沦为农奴的普遍性制度之外，穆拉德还在基督徒中招募士兵，把他们编制成一支经过精挑细选、具有很强的纪律性并且只向苏丹本人效忠的步兵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作“耶尼切里”（Janissaries, the Yeni Cheri）或“新军”。[3]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在奥尔汗在位时期建立的，但是当时他们只是苏丹本人的卫队。而到了穆拉德手中，近卫军被发展成一支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军队不同的部队，用来维护和保卫奥斯曼帝国新征服的欧洲领土。本来，不愿意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可以通过支付人头税的方式免除兵役，但是奥斯曼帝国规定，特定年龄的来自基督徒家庭的男孩不享有这种免除兵役的待遇。奥斯曼帝国在各个被征服的地区征募条件合适的男孩，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服务苏丹，他们的一切都仰仗苏丹，苏丹则付给他们高于其他军人的待遇。被选中的男孩都有着出色的活力、体格和智力，随后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让他们服从铁一样的纪律，并且适应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像僧侣一样，他们不准结婚，也不得拥有财产或从事其他工作。在苏丹的指挥下效命行伍就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内容。
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要接受拜克塔什教团（Bektashi order）灌输的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奥尔汗本人就曾是这个托钵僧教团虔诚的赞助者，他在布尔萨为他们修建了拥有一个个单人房间的修道院。领导着拜克塔什教团的谢赫哈吉·拜克塔什（Haji Bektash）为这支新军祈福，并亲手把军旗交给了他们。在他们的军旗上装饰着绯红的新月和奥斯曼苏丹的双刃剑图案。哈吉·拜克塔什将他的衣袖拂过最前排的一名士兵的头顶，为这支部队命名，并预言了它的未来：“它的士兵闪亮夺目，臂膀强健，刀箭锐利；他们每战必胜，不胜不归。”在接受了祝祷之后，近卫军在他们的白色毛毡帽子（类似于兄弟会领袖们戴的帽子）上添加了象征谢赫衣袖的帽尾，并且在本应装饰帽球的地方加上了一只木勺。这支部队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象征他们的生活待遇要优于其他部队。军官的头衔名称也都来自厨房：从首席汤厨到主厨，再到首席送水使。部队里的圣物是炖锅，他们不仅聚在炖锅附近吃饭，还聚在这里商议事情。
欧洲人或许会对这些来自东方的土耳其人的不人道行为感到义愤：他们对基督徒强征“血税”，把年幼的俘虏掳为奴隶，逼迫他们与父母分离，强迫他们接受其他信仰，并且擅自决定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人们衡量事物的标准与今天不同。在那时，与敌人作战是生活中十分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世纪的基督徒也经常毫无人道地对待其他人，不管对方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不仅如此，巴尔干地区本身也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在那里，基督徒士兵经常会站在土耳其人一方参加战争。在穆拉德的穆斯林大军中，永远能找得到由基督徒指挥官统领的基督徒士兵，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对手也是基督徒，但依然参加了战斗。在穆拉德的军中，这样的部队数量远远超过了近卫军的数量。尽管近卫军的规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扩大，但他们仍然只是土耳其的全部武装力量中的一小部分。在穆拉德在位时期，近卫军的人数差不多只有1 000人。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会十分现实地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以免他们本应留在农田里干活的健壮儿子被军队征召，白白浪费掉。这样一来，近卫军的人数就减少了。
一旦获得征召，这些年轻人也会有许多收获，包括高强度的身体训练和技巧训练，以及有助于提高其作战能力的教育。在军营里，不仅有严格的纪律，也有适当的消遣。而且，他们还就此获得了一份终身职业。出于对所属部队的骄傲之情、对君主的忠诚和对有着同样宗教信仰的战友的手足之情，在他们之间会萌发出一种集体精神，而这构成了近卫军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他们还将获得超乎寻常的巨大权力。
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军事奴隶体系让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但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土耳其人自己——对此却司空见惯。在土耳其人的早期历史中，他们曾经从这种军事奴隶的身份中获益匪浅。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就有来自中亚草原、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被带到阿拉伯帝国，他们或是俘虏，或是贡品，或是买来的奴隶，但都被作为穆斯林养育成人，并在巴格达经受训练，成为士兵和行政人员。“军事奴隶的地位天生就高于为私人提供服务的家政奴隶，”克劳德·卡亨（Claude Cahen）写道，“而这种奴隶的供应似乎一直源源不断，突厥人自己似乎也从未对身为奴隶表示过反感。在那个时代，奴隶制不像后来那样会引起每一个人的强烈抵触。”沦为奴隶的突厥人，往往会通过晋升成为高级的军事指挥官或行政官员。
在继承了阿拔斯王朝部分领土的萨曼王朝，身居高位的突厥奴隶成了王朝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最后，突厥奴隶推翻了萨曼王朝，代之以他们自己的王朝。出身奴隶的突厥人还在埃及先后建立了图伦王朝和马木留克[4]王朝，后者的统治阶层曾经是服务于萨拉丁（Saladin）和阿尤布王朝的奴隶，但后来推翻了阿尤布王朝，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样根植于奴隶制度的王朝。这样的奴隶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此时，穆拉德一世治下的奥斯曼人面对着一项挑战。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这样写道：
来自大草原的民族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环境，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水源干涸的问题，但面对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如何统治其他族群。
面对这个挑战，其他的游牧族群选择的方法很简单：“把自己从牧羊的人转变成‘牧人’的人。”
然而他们都失败了。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的统治仅仅持续了50年，匈人对匈牙利人的统治随着阿提拉（Attila）本人的死亡而瓦解。蒙古人建立的一系列帝国都很短命。这些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方式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被他们视作“牲畜”的被统治者，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因此也就仍然具有经济上的生产能力；而来到定居环境下的“牧人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生产能力的寄生虫，如同“压榨工蜂的雄蜂”。于是，被统治者早晚会联合起来，要么赶走那些“牧人者”，要么就将他们同化。因此，对大多数游牧民族帝国来说，它们的命运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刚刚开始了定居生活的奥斯曼人，将成为历史上的特例。他们的办法是，挑选并训练“看家狗”，用他们来管理好君主的“牛群”，同时防止邻居来捣乱。这些帮手就是基督徒奴隶。穆拉德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为奥斯曼帝国开创了依赖于奴隶制度的统治体制。在他统治的时期，这些对苏丹本人忠心耿耿的奴隶还只在军事领域里发挥作用。很快，他们还将在帝国政府的各个分支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此以后，为奥斯曼帝国管理基督徒子民的行政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也将是出身于基督徒家族的人员。简言之，这开启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漫长传统，穆斯林君主决定通过基督徒代理人来管理他的子民，不论被统治的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像当年的罗马禁卫军一样，奥斯曼近卫军是一支精锐的常备步兵部队。在同时代的基督教国家里，完全找不到与奥斯曼近卫军相类似的军队。在穆拉德和他帐下将军们的指挥下，无论是在巴尔干地区后续的征服战争中，还是在其后彻底平定被征服地区的过程中，近卫军的表现都十分活跃。正如吉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对付那些偶像崇拜的同胞的时候，带着新改宗者的狂热”。
随着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他们还可以经过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在息兵数载以消化征服的成果之后，穆拉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上一任保加利亚沙皇去世后，他的长子希什曼（Sisman）和另外两个儿子相互为敌，将国家一分为三，以致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都被称为“三个保加利亚”。而这种情形恰恰有利于穆拉德。不仅如此，在教皇的支持下，匈牙利人发动了针对保加利亚西部的“十字军远征”（虽然他们的远征目标也是基督徒）。结果，来自方济各会的传教士迫使大约20万名信仰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改行拉丁式的礼拜仪式。在这样的迫害之下，许多人转而欢迎穆斯林征服者，认为可以借此重获信仰自由。
从1366年开始，奥斯曼军队用了三年的时间占领了整个马里查河谷，从而据有了保加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像约翰·巴列奥略一样，希什曼也沦为穆拉德的附庸。在得到不必改信伊斯兰教的许诺之后，希什曼的女儿嫁入了苏丹的后宫。希什曼在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下，成功赶走了匈牙利人，但是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夺取他弟弟占据的那份国土。1371年，希什曼取得了塞尔维亚人的支持，趁着奥斯曼军队西进的时机，开始反对奥斯曼人。然而，他在萨莫科夫（Samakov）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随后逃进了山区。于是，土耳其人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都城索非亚（Sofia）前面的大平原。
不过，穆拉德并不急于夺取索非亚。他不仅是一名战士，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他总是认真计划他的战役，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实施他的计划，但是他也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在进攻索非亚之前，他要先确保左翼的安全。他打算夺取斯特鲁马河（Struma）和瓦尔达尔河（Vardar）的河谷，杜绝塞尔维亚人的威胁。于是，他下令入侵马其顿，向着瓦尔达尔河进发。
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内讧比保加利亚还要严重。1355年，斯泰凡·杜尚在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死去，他的儿子继位。然而，这位被臣民称作“Nejaki”（软弱的人）的新君却让曾经的“帝国”陷入了无政府和内战的状态。1371年，历史重演了。塞尔维亚人再一次进军到马里查河，并且和上次一样被奥斯曼人彻底击败。在这场发生在切尔诺门（Cernomen）的战斗中，有三位塞尔维亚领主或淹死，或被杀。
于是，马其顿的东部被奥斯曼人征服了，其迅速程度堪比十年前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人在兹拉玛（Drama）和塞雷斯（Serres）这两座城市进行殖民，并把那里的教堂改建成了清真寺。斯特鲁马河河谷内和附近的城市、村庄都宣布承认奥斯曼人的统治权。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作为奥斯曼人的附庸，继续统治着当地。1372年，奥斯曼军队渡过了瓦尔达尔河。他们将河谷东侧的居民奥斯曼化，河谷北侧则交给已经沦为奥斯曼帝国附庸的拉扎尔大公（Prince Lazar）管理。拉扎尔大公原本被选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者，但是此时支持他的臣民已经寥寥无几。这就是斯泰凡·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的结局。
在取得这一战役的成功之后，穆拉德认为入侵匈牙利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开始了十年的巩固期，并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安纳托利亚。然而，很快他又不得不回到欧洲。他那个让人痛恨的儿子均图兹（Cuntuz），非常可耻地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的长子安德洛尼卡结成了同盟。安德洛尼卡曾遭到弟弟曼努埃尔的羞辱，现在又被他取代了自己共治皇帝的位置。于是，均图兹和安德洛尼卡一起在色雷斯作乱，反对各自的父亲。在德莫迪卡遭到围困之后，他们很快被迫投降，接受穆拉德的残酷报复。叛军中的希腊人被绑在一起从城墙上扔了下去，落到马里查河里淹死。接着，穆拉德挖掉了儿子的双眼，并将其斩首。他命令其他参与叛乱的土耳其年轻人的父亲效法他的做法。几乎所有人都照办了，只有两位父亲下不了手，结果他们自己被处决了，替他们的儿子赴死。穆拉德坚持要求拜占庭皇帝也把他参与叛乱的儿子和孙子弄瞎。这一刑罚使用的是烧烫的醋，但是效果并不好，他们后来都恢复了视力。拜占庭皇帝叛变的儿孙活了下来，这对穆拉德是有好处的。他很害怕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作对，但是留安德洛尼卡一条活路，让他继续跟他的父皇作对，这是符合奥斯曼帝国的利益的。
不久，拜占庭皇帝的幼子曼努埃尔也受到了羞辱。作为萨洛尼卡的总督，曼努埃尔被牵扯进了一桩旨在推翻穆拉德在塞雷斯城统治的阴谋。阴谋败露后，奥斯曼人围攻了萨洛尼卡，曼努埃尔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由于惧怕穆拉德，曼努埃尔的父亲拒绝他入城。于是，他只好前往布尔萨恳求穆拉德的宽恕。苏丹仁慈地赦免了他，并重新让他做其父的共治皇帝。
然而，曼努埃尔的兄长安德洛尼卡却找准机会逃出了其父囚禁他的高塔。他联合了热那亚人和奥斯曼军队一起围攻君士坦丁堡，并在入城后把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关进了同一座高塔，随后将自己加冕为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四世。三年后，父子俩也逃了出去。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起恳求苏丹相助。此时的穆拉德已经十分善于操纵拜占庭皇室内部的矛盾了。他要求赦免安德洛尼卡，并让他负责管理萨洛尼卡和其他一些城市。同时，他帮助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恢复了皇位，但他们每年都要献上丰厚的贡品，并且同意让大量的拜占庭士兵在奥斯曼军队中效命。另外，他们还要把拜占庭帝国在亚洲拥有的最后一座城市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当地的居民反对割让，结果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加入了奥斯曼大军，迫使他们的基督徒同胞臣服于穆斯林统治者。至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仰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仁慈和青睐才能够维持其统治。
穆拉德要想巩固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还需要三座城市。首先是索非亚。得到这座城市就可以让他的帝国版图扩张到保加利亚北部，直抵多瑙河河畔；其次是尼什（Nish），这座城市是打开塞尔维亚的钥匙；第三座城市是莫纳斯提尔（Monastir），得到这里就可以确立奥斯曼帝国在瓦尔达尔河以西的统治，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劫掠者曾经深入这一区域。在穆拉德把目光从亚洲的战场挪回到欧洲之后的短短六年里，他的将领们就达成了上述全部目标。莫纳斯提尔和位于其北方的普里莱普（Prilep）一道，在1380年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城堡。尽管奥斯曼人还未曾尝试征服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Epirus），但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在当地王公贵族的邀请下去帮忙对付他们的敌人了。
要想进一步地深入塞尔维亚，奥斯曼人必须先占领索非亚所处的平原地带。这一区域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心脏地带，此地汇集的三条山脉控制着三条重要河流的流域，这三条从北到南排列的河流分别汇入多瑙河和地中海。索非亚城就毗邻蜿蜒汇入多瑙河的伊斯克尔河（River Isker）。1385年，索非亚未经抵抗就告陷落。该城的指挥官被一名深得其信任、为他养隼的年轻土耳其逃亡者勒死在了城外。这样一来，通往摩拉瓦河（Morava）上的尼什城的道路就打开了。第二年，塞尔维亚人在进行抵抗后丢掉了尼什，统治当地的拉扎尔大公被迫增加了每年向奥斯曼人交纳的贡金，并且同意为奥斯曼大军提供部队。
在欧洲，穆拉德已经拥有了六座关键的巴尔干城市，从而控制了从君士坦丁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古罗马大道的五分之四，以及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洛尼卡的一段道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亚得里亚海的道路，只有最后一天行程的那一小段不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内。现在，从奥斯曼帝国的最东端走到最西端，算上在小亚细亚半岛上从安哥拉（Angora）[5]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路程，需要42天的时间；而在穆拉德于27年前继位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最东端和最西端之间只有三天的路程。
早在1365年[6]，穆拉德就已经得到承认，成为拜占庭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地位的继承者。当时，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向奥斯曼帝国请求签订商业协议。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大量的类似协议。拉古萨人同意每年支付一大笔贡金，以此换取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经商、在公海上不受奥斯曼军队骚扰的权利。这一协议需要穆拉德签字。由于穆拉德不识字，他就在协议上面按了拇指的指印。这成了“花押”（tughra）的起源。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位苏丹都会有一个书法形式的花押作为他的官方印玺。
20年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盟约，约定帮助皇帝对付一切敌人，但特别提到“穆拉德贝伊和他的土耳其人除外”。随后，热那亚人又和“辉煌伟大的众王之王穆拉德贝伊”签署了正式的友好条约。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热那亚人就加入了一支联军，去进攻“土耳其人穆拉德贝伊，不义与邪恶之子，圣十字之敌，基督教世界难以容忍的威胁”。
穆拉德一直在欧洲和亚洲两线作战。通常他会在完成其中一线的进攻之后，再在另外一线发动进攻，以避免同时应付两条战线。在亚洲，他需要对付位于内陆的其他土耳其人国家，以扩大并保卫他的领土。随着位于边境地带的加齐势力的不断扩张，以及穆拉德实力和名声的不断提高，这一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穆拉德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夺取了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安哥拉，然后把他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在了欧洲。他当时就十分精明地意识到，唯有依靠他在巴尔干地区获得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被他招入麾下的基督教军队，他才能有十足的把握去兼并整个小亚细亚。而且，在那个时候，在他面前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威胁，要远远超过来自身后的伊斯兰国家的威胁。而现在，巴尔干地区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基督徒的反攻了。南部的斯拉夫人正与匈牙利人交恶，保加利亚人缺乏领袖，拜占庭帝国则苦于内部斗争。而且，穆拉德的手中还拥有向他称臣的基督教诸侯派来助战的军队。于是，在接连征服了色雷斯、保加利亚南部和马其顿之后，穆拉德认为挥师返回亚洲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回到小亚细亚之后，他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甚至无须他使用武力。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Bayezid）在布尔萨迎娶了盖尔米扬（Germiyan）公国埃米尔[7]的女儿。穆拉德不仅因此收获了面积不小的作为嫁妆的一片土地，还借此确保这个邻国的大部分国土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城市屈塔希亚（Kutahya）从此都处于他的掌控之下。由于奥斯曼人渐渐开始采用拜占庭宫廷的一些礼俗，这场婚礼十分奢华，与穆拉德先辈的朴素作风大相径庭。接着，穆拉德从夹在盖尔米扬和大国卡拉曼尼亚（Karamania）之间的哈米德（Hamid）公国的埃米尔那里购买了一片土地，这位埃米尔在奥斯曼人控制了屈塔希亚之后感到十分不安。而为了获得南方的泰凯（Tekke）公国的土地，穆拉德就不得不动用武力了。在夺取了湖区附近的高地之后，穆拉德感到心满意足，把南部的河谷以及托鲁斯山脉（Taurus）和地中海之间的低地留给了泰凯的埃米尔。
这时，穆拉德的国土已经与面积更大、国力更强的卡拉曼尼亚接壤了。为了对付卡拉曼尼亚，穆拉德在屈塔希亚集结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左翼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和其他一些欧洲的统治者根据条约提供的部队，由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并由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统领。1387年，战斗在科尼亚前面的大平原上打响。我们并不清楚这场战役的结果，参战的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穆拉德没有能够拿下科尼亚，没有得到任何领土和战利品，也没有得到任何纳贡或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他所得到的，不过是与卡拉曼尼亚埃米尔的和解，后者顺从地在他的手上亲了一下。在欧洲面对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连战连捷的穆拉德，碰到了实力与他旗鼓相当的穆斯林王公，因而未能进一步扩大他在亚洲的版图。
不过，这场战役却间接地让他卷入了另一场在巴尔干地区的大战。穆拉德为了避免与小亚细亚的穆斯林结怨，命令他的部队不得抢劫和滥用暴力。这个命令激怒了他手下的塞尔维亚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劫掠战利品是效命行伍的士兵应得的报偿。于是，一些塞尔维亚人没有遵守穆拉德的命令，结果被当场处死。剩下的人满怀愤懑地返回了塞尔维亚。这就给了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一个煽动塞尔维亚人起来反抗奥斯曼人的机会。毕竟，在奥斯曼人夺取了尼什之后，塞尔维亚北部的剩余地区和波斯尼亚都面临着威胁。在获得了控制范围远达亚得里亚海的波斯尼亚大公的支持后，拉扎尔组建了一个泛塞尔维亚联盟。于是，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瓦尔达尔河，入侵了波斯尼亚。但寡不敌众的奥斯曼人在普洛奇尼克（Plochnik）被击败，部队损失了五分之四。连战连捷的奥斯曼人始有一败，让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欣喜若狂。于是，来自各边境省份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8]和匈牙利人前所未有地聚集在拉扎尔身边，决心要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穆拉德仍然留在小亚细亚，没有表现出急于为普洛奇尼克之败复仇的意思。他选择等待。一方面，他需要时间来重整旗鼓；另一方面，他也要看看，在最初的自信和充满希望的热情消退之后，他的敌人们还能将团结维持多久。以他过往的经验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他确信这些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团结往往都很短命。
于是，在穆拉德再次去面对塞尔维亚人之前，他先在1388年发动了一场战役，旨在彻底征服保加利亚。战端刚开，希什曼王子就撤退到多瑙河河畔的一座城堡，并且向穆拉德乞和。然而，在接受了穆拉德提出的条款之后，希什曼王子又改变了主意，决心抵抗到底。但他低估了奥斯曼人的实力，很快战败被擒。奥斯曼人从此确立了在保加利亚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其版图直抵多瑙河河畔。奥斯曼人在多瑙河沿岸控制了一连串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从而控制了翻越巴尔干山脉的各个山口。作为苏丹的一个附庸，希什曼王子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帮助斯拉夫同胞新近组建的大联盟了。
在解决了保加利亚之后，已经70岁高龄的穆拉德亲率大军，与塞尔维亚人决战。有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和两支塞尔维亚军队背叛了同胞，加入了穆拉德的军队，此外还有第三支塞尔维亚军队许诺将前来投奔。这场决定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命运的战斗在荒凉而广阔的科索沃“黑鸟平原”打响。这里是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边境的交会处。奥斯曼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在信心和士气上都要优于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盟友。穆拉德成竹在胸，甚至十分有远见地命令士兵在战斗中不得毁坏这一地区的城堡、城镇和村庄，因为他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这片富饶的土地，而大肆破坏或与当地人民不必要地结怨将有损于他的利益。
而塞尔维亚人则早有了失败的预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军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背叛变节的迹象。在大战前夜拉扎尔大公发表了演说，一直缺乏权威、此时更显得缺乏自信的他公开指控他的女婿米洛什·奥布拉维奇（Milosh Obravitch）是叛徒。穆拉德本人则有些忧心风的因素。当晚，风正从敌阵的方向刮来，他担心风可能会在第二天把尘土吹进土耳其士兵的眼中。据记载，穆拉德祈祷了一整夜。他祈求真主的保护和垂青，表示愿意为正信牺牲成为烈士，从而让自己的灵魂永享喜乐。
第二天早上，风小了。奥斯曼军队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列阵：中路是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与骑兵卫队；右翼是由穆拉德的长子巴耶济德统率的欧洲军队；左翼是由其幼子雅库布（Yakub）统领的亚洲军队。奥斯曼军队先用由2 000名弓骑兵组成的前锋部队发动了攻击；随后，塞尔维亚人发动了一次冲锋，击破了奥斯曼人的左翼。为了救援左翼，右翼的巴耶济德发动了猛烈的反击，亲自挥舞着沉重的铁质钉头锤英勇杀敌。此时，奥斯曼人仍然处于守势，鹿死谁手还殊难预料。但是，或许是早已与穆拉德串通好了，拉扎尔的另一个女婿武克·布兰科维奇（Vuk Brankovitch）突然带领他手下的1.2万人撤离了战场。[9]这些人的临阵脱逃导致塞尔维亚人阵脚大乱，相继奔逃。
事实证明，穆拉德对斯拉夫人在战场上的不团结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战斗前夜向真主的祈祷也完全应验了——他在战场上丧了命。关于这场极具戏剧性的悲剧，有着多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最接近真相的说法是，在战斗进行中或结束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杀死了穆拉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到其岳父拉扎尔的指责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决心证明自己的忠心。他佯装叛逃到奥斯曼一方，然后要求面见穆拉德。获准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跪在苏丹面前，假装向他臣服，接着猛然将一把匕首刺进了穆拉德的胸膛。据人们后来的描述，他“刺了两下，刀刃穿透了穆拉德的后背”。米洛什·奥布拉维奇试图逃走，但随即被土耳其士兵杀死。穆拉德在临终前命令把预备队投入战场，为奥斯曼人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他在死前的最后一个举动，是叫人把拉扎尔传唤到他面前，随后判处他死刑。
于是，就在奥斯曼人打赢了这场历史性的战役，并将失败的一方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堪称伟大的苏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穆拉德一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将他从父辈手中继承来的奥斯曼国家打造成了一个将长久傲立世界的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只有两位苏丹的成就比穆拉德一世更加辉煌——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10]和立法者苏莱曼（Suleiman the Lawgiver）[11]，而穆拉德一世开疆拓土、苦心经营打造的帝国基业，正是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
穆拉德不仅仅是一名战士。不错，他精通战争的艺术，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在战场上无情而残酷；他对手下的将领充满信心，总是放心地把指挥权交给他们。不过，穆拉德在战场之外也同样能干。他是一位有着卓越政治智慧的统治者。每当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之后，他就需要考虑如何让被征服的基督徒在伊斯兰统治者的治下继续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地减少奥斯曼征服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奥斯曼人既有的政治传统都不能很好地适应欧洲的情况，他们就必须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时间、空间和习俗等方面的条件，创建出新的行政体制。而这一任务正是在穆拉德统治时期完成的。穆拉德像信任他的将军们一样信任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并且创制出一套尽可能有效而公正的行政体制。
不论是他的臣民还是敌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穆拉德对他们的性格和心理都有着敏锐的判断。尽管他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对他的崭新帝国内信仰基督教的“异教徒”十分宽容，这种宽容与天主教徒对待东正教徒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赞成迫害基督徒，并且除了对近卫军采取的措施之外，他也不强迫其他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1385年，东正教大牧首在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曾提到，苏丹给了东正教会完全的行动自由。
在扩张其帝国的过程中，穆拉德一世播撒下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社会的种子，而这个社会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良好地运转下去。这个帝国在广阔的地域里实现了“奥斯曼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ica）。假以时日，其繁荣将堪比“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如果我们着眼于本质，奥斯曼帝国凭借其兼容并蓄的政策，将成为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奥斯曼帝国像罗马帝国一样，将公民权赋予外邦人，用它自己的方式去同化他们，并且鼓励他们利用各种机遇去增进个人和整个帝国的福祉。如此，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国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国民一样，可以不受歧视地向上攀升，直至成为帝国的高官。在汤因比教授看来，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且正是这一点“让罗马人建成了他们的帝国，他们的帝国也可以借此一次又一次地实现复兴”。他认为，也正是凭借这一点，奥斯曼人“在近东和中东构建起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可以看作罗马帝国的第五次复兴”。而这个帝国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
[1]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2] 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1334—1383），即萨伏伊的阿梅迪奥六世，他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的表弟。
[3] 为了符合一般的阅读习惯，在下文中将称呼“耶尼切里”为近卫军。
[4] 此处的马木留克（Mamluk）指的是曾经效忠于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奴隶兵，后来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集团。
[5] 安哥拉即今天的安卡拉。
[6] 原文为1335年，应为原著错误。因为下文提到的拉古萨共和国的独立时间是1358年，而穆拉德一世1362年才即位。此处疑为1365年。
[7] 埃米尔是一些伊斯兰国家君主的称号。
[8] 瓦拉几亚的位置大约相当于今罗马尼亚的东南部。
[9] 武克的撤离是塞尔维亚民族历史中最具争议的悬案之一。这里的说法只是作者的观点。武克·布兰科维奇为塞尔维亚保存了一部分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并且开创了塞尔维亚的布兰科维奇王朝。
[10] 即穆罕默德二世。
[11] 即苏莱曼一世。